做研究

对于研究生来说，无论是攻读专业学位还是学术学位，总要进行一些学术研究，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进行学术创新。没有创新，学术就没有生命。培养创新型人才，不仅是研究生教育的目标，也是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没有创新，一个民族就没有希望。创新的重要性或许谁都懂，但关键是如何进行学术创新？一、培养批判性思维，进行独立思考能不能进行学术创新，首先与能否进行独立思考，能否进行批判性思维有关。而要独立思考，既需要学术勇气，也需要学术真诚。但有时候，人们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做不到这一点。这就会妨碍创新。举例来说，在我们读一本书之前，可能对作者已经有所了解，知道这是一位大师，于是先被他的威名压倒了。预先设定他写的书，他说的话，就应该是正确的，不可怀疑的。这样读书，就是缺乏学术勇气的表现。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不仅没法进行独立思考的，也很难发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读权威学者的书，发现他们在某一问题上的看法或许并没什么新意，甚至存在着错误。但由于说那些话的人是学术权威，或者是你尊敬的前辈、老师，你明明知道他错了，却不敢或不好发表不同的见解。有时不但不敢或不好发表不同的看法，甚至还跟在他后面附和，这就不仅是缺乏学术勇气而且是缺乏学术真诚了。这种缺乏学术勇气、学术真诚的态度，会导致学术研究中的虚伪盲从，使人没法进行独立思考，难以进行学术创新。所以，学术创新首先需要有独立的学术人格，需要有“真”“诚”为学的态度。要对学术有敬畏之心，要把学术当回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或许会宁愿触犯学术权威，也要表达出自己认为是对的学术观点。只有这样具有学术勇气，学术真诚，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能够进行独立思考，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学术创新不是为了出名而有意识地去标新立异，我们只是为了学术的那个“理”，说得大一点，是为了 “真理”，才不得不与别人的观点发生碰撞。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发现别人的观点确实存在问题，也不要以气势汹汹的、甚至是以攻击性的语言批评别人，当受到别人的反驳时，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并客观公正地加以论辩。《荀子·正名》中说：“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我们应以此自勉。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什么阻力也没有，既没有惧怕谁，也没想维护谁，读书不少，就是没什么想法，没什么发现，或者问题明摆着就是看不到，那可能是与我们“先天地”或 “后天地”缺乏一种批判性思维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有意识地多动动脑子，不要轻信任何一个断言。当我们看到一些触目的、又感到有兴趣的论断时，要认真理清作者的思维过程，看看他得出这一结论是否有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如果感到他的证据不足，论证存在问题，与你观察到的事实或与你的知识前设存在着冲突，就可以试着进行批判质疑。批判性思维是可以有意识地加以训练和培养的。随着批判性思维的加强，创新能力便会提高。二、培养问题意识，减少“学科焦虑”任何学术创新的不竭之源都在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现实中有了新问题，就需要有人来解决，如果谁的研究最先或比较早地关注甚至解决了新问题，谁的学术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原创性。因此能不能进行学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冯友兰先生曾经说，一流的大学问都是从现实问题中生发出来的。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就自然来说，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就人来看，存在着许多精神心理疾患等。面对现实世界中的这些问题，作为一名研究者也应该思考我们的研究能否为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或改善做些什么。如果研究者具有这样的现实关怀，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有许多理论或许应该由中国学者而不是由西方学者率先提出来。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生活世界同样构成一切学问的总根基，应该关心生活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但对于阅历和知识都有待进一步积累的研究生来说，现阶段还需要更多地关注专业实践活动中的现实问题和专业理论研究中的现实问题。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或专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不是由我们的学者在理论研究中率先提出来的，哪怕这些问题是公共的问题。不能原创性地提出问题，自然也很难原创性地解决问题，那也就难以进行理论的创新。阻碍我们创新的因素或许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原因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学科焦虑”。所谓 “学科焦虑”，是指当研究者为自己的研究找不到学科归属时或者是自己所认同的学科边界被别人打破时出现的一种焦虑状态。研究者一般认为人们属于哪个学科就应该研究哪个学科里的学问，每个学科都有一个预设的研究对象，如果自己或别人所研究的对象不属于研究者自身所属的学科，甚或哪个既有学科都找不到这样的研究对象时就会出现一种个体或群体性的焦虑状态。“学科焦虑”还有一种更可怕、武断的表现，就是要求别人的任何新提法，新研究都必须是一个“学科”，否则这种研究就不成立。这种焦虑导致的结果是，即便我们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在专业实践或专业理论研究中发现了问题，却认为这一问题已超出了特定学科的范围，或者不属于任何已有的学科，因而不能对它进行研究，从而错失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良机。在当今时代，研究领域不像国家的领土，它本来也没有什么实体性的物理疆界，没有谁对一个学术领域拥有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即使设立了边界，也不意味着别人不可以跨越。不是说完全不要有学科意识，而是不要让过度的学科焦虑成为一种束缚，我们应该焦虑的不是这个问题是否属于这个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或者从学科角度来判定一种研究是不是成立，而是我们这个学科能否研究得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如果能够克服这种过度的学科焦虑，就会发现我们的研究领域会开阔很多。而那种交叉跨界地带的研究，也更容易产生创新性成果。三、更新方法视野，减少材料堆积新观点往往来源于新视野。因为看到的东西永远是视野之内的东西。学术视野不一样，人们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来的面貌就不一样，人们所认识到的那个事物的“本质”也不一样。因此，要想进行学术创新，方法视野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方法视野的重要性，尼采曾有过谈论。在尼采看来，自然规律的本原不可知，或者说就不存在本原的、统一的无矛盾的自然规律。我们所认为的所谓的“本质”，只不过是各种关系，是主观的效果，人类表面上认识了客观世界，但人类最终认识的是人类自己，再具体一点说不过是人类自己的视野。他说：“镜子本身并不是什么外在于事物本质的全然不同的东西。相反，它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事物本质成分。”这里不是说尼采的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是正确的，而是想透过尼采的话来说明方法视野的重要性。方法视野就像镜子一样，它是外在于研究对象的东西，但实际上，研究对象什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看它的方式。观点是由视野决定的。因此观点的创新是与理论视野的更新直接相关的。所以做学问，必须要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这里所说的方法意识，不只是指运用新的方法，也指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意义上的方法创新要比观点的创新更具有生产力。如果就某一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往往只能影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如果能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可能影响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如马克思主义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对于我们认识整个世界、认识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都具有革命性意义。当然，方法与观念是无法完全分开的，有时，人们提出的一种观念，同时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无论如何，方法视野的创新对于学术研究的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一般说来，学术研究的创新，表现在新领域、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几个方面，但由于新领域的开拓，新观点的提出，新材料的更好的利用，也都往往离不开一定的新的理论方法，因此方法的创新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对新的理论方法的有效利用，有时堆积再多的新材料，也是很难提出新的观点的，因此要说，少一点材料堆积，多一些方法视野的更新。四、学会表达自己，减少话语借用一些研究生毕业论文，满篇都是引文，读起来感觉特别不顺畅。看不出他个人的观点，也看不出他个人的感情。写论文引用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自己观点，是帮着自己说话，而不是代替自己说话，因此不能靠步步引用别人的话来推进自己的论文，这样做的害处一是让行文不流畅，二是让作者自己的观点淹没在材料之中，三是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失去了一个表达作者自己生命感悟的机会，让文章缺少一种灵魂或精神，同时，也降低了文章源于作者个性气质的独特性。学术创新不仅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要有新的方法视野，还必须让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材料。同样的研究对象，同样的理论视野，同样的问题关切，也可能写出不同的文章，这其间的差异，就是个体生命的感觉方式的差异。因此在做学问时，应该多一点生命感悟，学会表达自己，少一点话语借用。以自己的生命感悟不断地濡染材料，为材料注入灵魂。每个人的生命感觉都是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差别的，说出的话也是不同的，因此个体的生命体验、生命感悟也是创造性的一个来源。实际上，做研究并不是所有的创新性观点都来源于对材料的积累，有时会有一些基于生命体验或生活经验的直觉或灵感，让我们在一瞬间获得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看法。生活的体验谁都有，对于一些生活现象的那些灵光一现的看法都可能经验过，关键是要珍惜它、抓住它，让它作为火种慢慢点燃，终究发出灿烂的火光，照亮我们思想中的其他暗区，并把看似散乱的东西终究连成一体。这些体验、经验，可把它看作学问的 “内证”。这就要求我们在读书时，做一个有心人，发现了类似的材料随时进行积累记录。这些宝贵的材料，就是那些“内证”的“外验”。创新是需要“内证”与“外验”并重的。尼采曾经说，“引导一个科学探索天才的是正确的预感。他所看到的正是尚未得到充分支持的可能性。”“没完没了地进行实验和搜集资料，而结论却在少数几个例子的基础上就可以迅速得出。”要想进行理论创新，也是不能光靠学习理论、光靠学习概念的，还要注意从生活中，从隐喻思维、从直觉思维中汲取创造性灵感。五、追求终极价值，不要急功近利对学术研究来说，学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但这里要说的是，创新固然重要，但不能急功近利地加以追求，并且它也不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学术研究不能单纯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应与价值追求相结合。所有研究都应该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让人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否则研究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让我们，让人类这个物种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要让其他生命、其他的物种和我们一起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甚至也不能仅仅是让所有生命存在物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应让所有存在者，包括那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物”，都一起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也就达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了。海德格尔的这种诗意栖居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天地境界”是相通的。庄子曾经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冯友兰先生也曾经把人生境界分成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宇宙或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或“宇宙境界”不是不讲道德，它只是扩展了道德关怀的范围，让一个人尽可能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达到一个更大的宇宙整体，让人类不仅仅为人类社会的利益做事，而且要为一个更大整体的利益，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这种关怀整个宇宙的境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关怀整个宇宙的道德是一种最大的道德，这种道德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伦理”。这说明中西方思想在最高的部分是相通的。我们的学术创新应该与中西方哲学的这个最高目标，这个终极价值追求，这种天地境界、宇宙境界结合在一起。写在最后，对于学习教育的学者或研究者而言，更是如此，要有独立的学术人格，要有真诚为学的态度，在学习和研究中多一点真诚批判，少一些虚伪盲从；要多一点问题意识，少一些学科焦虑；要重视方法的生产性，多一些方法自觉，少一些材料堆积；重视学问的“内证”，多一些生命感悟，少一些话语借用；要与终极价值追求、与天地境界相结合，不能急功近利地加以追求。就像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经济大学校训中说的那样，“WE TEACH HOW LEARN ， TO THINK AND TO WORK”（学校的教育在于教给人们如何学习、如何思考和如何工作）。如今，这所历史悠久的国立大学，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为促进中乌两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沟通交流，替两国储备懂语言、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已经开始面向中国招揽高等教育的人才，期待大家的加入。好了，由于篇幅原因，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更多资料详情获取步骤：1.点击头像进入主页并关注，2.再点击发消息即可

【图文由“中国科学家”（ID：Chinses_Scientises）公众号原创，转发请申请授权。】考博不容易，要博士毕业更不容易。《2020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延毕率已达到64%，发论文成了博士生必跨的一大坎儿。然而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有机所），从来不将发表论文定为毕业条件，硕士生、博士生没有论文也能毕业。即便在几十年前，这都是全国罕见的。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熙炎。他也是一直这样要求学生的。陆熙炎在办公室在2010年上海有机所建所60周年之际，有一份统计结果表明：陆熙炎课题组毕业的研究生人数是全所最多的。其中，硕士13人、博士30人，并且这些研究生均由他亲自指导，没有与人合带，更没有挂名带徒。亲力亲为带学生，还徒弟最多，并不意味着陆熙炎放松了要求。相反，他的要求非常严格，这种严格有传承下来的，也有发展中补充的。20世纪80年代，上海有机所所长黄维垣从哈佛大学引入了累积考试制度。这是终极考验学生专业知识积累的考试模式。它培养了学生阅读文献的习惯，还提升了他们获取、分析文献的能力。如今业界盛传，上海有机所毕业的研究生一般都能阅读大量文献，形成良好的科研习惯，靠的就是这个传承。1993年，陆熙炎与黄维垣当时，积累考试由4位老师组成的命题组和考核组，其中就有陆熙炎。在那之后，陆熙炎更是负责所内的研究生培养工作20多年，而要人才济济的第一把“密钥”就是延续积累考试。积累不是临时抱佛脚，需要学生有更长期、强烈的主动性。在陆熙炎看来，有必要将“要我学”“要我做”变成“我要学”“我要做”，让学生自主去探索奥秘。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文章只是做学问的副产物，能学到东西、主动学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做研究是为了把某个问题弄清楚，成果出来了，文章就跟着出来了，他们根本不愁我这个学生不会毕业，不是因为没有文章，而是说，我这个文章是早晚的事情。只要你工作做了，发文章是顺带的事情。”换句话说，不仅在陆熙炎组，在整个上海有机所里，都真正贯彻了“我要学”。安下心来钻研，沉下心来积淀，想发论文还会困难吗？这也就有，“不发论文的博士也能毕业”一说。更何况，发论文虽不是硬性要求，但懂得“我要学”的学生从不拿这当偷懒的资本。在上海有机所一众老先生几十年营造的氛围下，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都发表了高质量的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并且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2006年陆熙炎在苏州比如，陆熙炎的学生雷爱文。刚从国外回来组建实验室时，他的管理极其严格，结果学生们工作效率、质量却适得其反。遭到陆熙炎的“一通骂”，雷爱文彻底转变了思路，把“我要学”理念融入管理中，使学生们有了主动性，有意识将实验室和团队当成需要共同推动和维护的平台。陆熙炎还坚持，要使一个小组有活力、有生气，组内成员彼此关心工作。他始终认为要记住唐有祺先生的一段话，“足球被踢进球门，不是踢球的那一个人有功，把球传到门前的人也有功劳”。为了保持小组的活力和生气，让小组成员互相了解、促进并激发彼此的工作热情，陆熙炎采取开组会和交月报两种方式。月报不交给导师看，而是传给每位成员相互看。这种方式让同学受益匪浅，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其他同学也有启发。陆熙炎坦言，正是通过自我总结、思考和交流，小组才有可能作出深入的研究，学生对研究的兴趣才能被激发，能力才能得以培养。此外，陆熙炎还认为做研究有三境界——“安、钻、迷”。安就是安下心来，不受外界纷纷扰扰的影响，在陆熙炎看来是最基本的；钻自然是钻研，深挖自身的业务潜力，学到的东西，研究的课题，是万万不能放过的好素材；至于迷，对科研着迷，这是陆熙炎认为的高境界。“不是要我学的，而是我要学的，就是要迷了，真正是自己有内心的爱好或者是怎样，要做到那个程度，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挺难的，这确实是要求蛮高的。”向高要求靠拢，将高层次视作标准，正是这股心气让陆熙炎和他的学生成为中国教育史的一段佳话。想了解更多科学家故事，请参考《但求深精新：陆熙炎传》朱晶、高烨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参考资料：1.《但求深精新：陆熙炎传》朱晶、高烨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题：面向未来做研究——聚焦2020未来科学大奖获奖科研成果新华社记者温竞华、萧海川日前，备受业界关注的2020未来科学大奖揭晓，其中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亭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振义院士获“生命科学奖”，山东大学教授彭实戈院士获“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因发现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式维甲酸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作用，张亭栋和王振义共同获得了2020未来科学大奖的“生命科学奖”。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曾经是最凶险和致命的白血病之一，化疗曾经是国际上的主流治疗方法，患者的5年存活率只有10％到15％。而近30年来，由于张亭栋和王振义的研究，APL治愈率已达到90%。上世纪70到80年代，王振义首创用诱导分化理论让癌细胞分化为正常细胞的方法，并最终发现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为正常细胞。几乎在同一时期，上世纪70年代初，张亭栋开启了他使用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研究。那时，黑龙江省林甸县一个卫生院采用砒霜、轻粉、蟾酥几味剧毒中药配置的药物医治癌症，因效果好引得不少患者前往求治。这引起了时任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长、哈医大一院中医科主任张亭栋的注意。作为中西医结合的血液病医生，张亭栋很想在“血癌”上打开缺口，便开始对这一民间中医药方进行探索研究。在经过多次试验论证后，他和同事首次明确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APL。在此基础上，王振义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又创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疗方法，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从10%提高到95%。张亭栋和王振义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验证和推广，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式维甲酸成为当今全球治疗APL的标准药物，拯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今年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授予山东大学教授彭实戈院士，则是为表彰他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非线性Feynman-Kac公式和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中的开创性贡献。三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研究项目，在金融数学学科领域却有着相当厚重的分量，成为学科的理论基础。它们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和作用，引领了金融风险控制的潮流。彭实戈也被视作中国金融数学的开拓者。在彭实戈看来，许多科学研究都是立足现在、向未来演化，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从未来开始、向现在演化呢？他顺着这一思路，在随机控制研究领域形成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开拓金融数学，则源于1992年法国同行的一句提醒。经过查证比较，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确实与金融领域关系密切，在量化投资、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品等方面大有可为。而后彭实戈在金融数学和经济学的相关领域获得重要应用，为我国进一步开放和规范金融市场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如今，彭实戈依然在金融数学领域孜孜以求。他希望自己的理论能为所有的投资者提供风险保护，但在实践中却总会发现新的问题、新的变量需要纳入计算。“一支智能手表，收集再多心跳数据，也无法预测下一秒的心跳情况。”彭实戈说，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就是希望帮助人们在大数据时代，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科学进展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科学的未来，就在于人们保持对科学的向往。这本身就会推动科学的发展，也是设置未来科学大奖的初衷。”彭实戈说。（完）

有些研发部门的领导会强调企业是追求利润的。你们研究生时候做的课题都是做学术研究，而我们现在是要做产品，以结果导向为主。那么企业的技术开发到底是做产品呢还是做研究呢？其实这个答案取决于公司的规模，也更取决于公司特色产品的多样性。如果公司的产品型号有几十或上百个时，且不同产品间的性能差异也不是非常大时，该企业的研发是做研究。因为该类企业通常会为客户定制某些产品，这就需要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影响因素有一个量化的概念，就像做论文时一样，你考察的点会取得很密。而有些企业不太愿意给客户定制产品，如果客户提要求，他们会根据要求进行推荐已有产品。如果客户适用后不是特别满意，他们也不会改进。因为他们对产品的定位是该产品已能满足市场的大部分需求，如果不能满足你的，说明你属于小众，我花大精力去专门为你去调整是不值得的。我个人而言，两种企业并无孰优孰劣之分，各有优势。相对而言，我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在实际过程中，过多产品种类易引发较为复杂的质量管理问题以及部门间的相互推诿问题。

如果你研究的是，解决一些生活中的是，比如你去哪个牌子物品，更适合你，那你不用去图书馆，在比如你要解决一些简单的工作问题，你可以不用去图书馆，因为你去了也有可能，找不到你想要的书籍，和解决方法，但你如果要研究的是学术方面的，那你一定要去图书馆，因为学术方面需要系统的性，信息量，以及大量的文本支持，单纯靠互联网，收集的碎片信息不能满足。对于一般的第一研究，你也可以先从互联网上去查，但对于学术研究的你应该先去图书馆，当图书馆的资料不能满足你支撑大量的学术研究，地系统和信息时，你可以进一步去，互联网获得信息，在这有个先后顺序，因为，从互联网获取的信息和文本支撑，和从图书馆获取的信息与文本支持，两者有三点只差。第一从互联网道现在，才过去了一二十年我，我们大多数的信息都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可见信息，更新，更快了，但这不是互联网对图书馆的压倒性的优势，为什么？那么多图书馆任然活到今天，没有被全面互联取代，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从图书馆可以活得更可靠的信息，图书馆收藏的都是正式出版，正式出版的有一定相对的可靠性，它们的文字严禁性“向好”的仪式感营造欲望之下，也在出版社编辑的专业监督下，一定比在网上，那随心所欲地在互联网，写点，什么高出一大截，互联网上的言论，即时是学术，也是时效的时效性的，另一方面，就是缺乏推销敲，以及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第三如果你是做学术研究的互联网上的信息，支持，其实相对哎言，很少，在国外的网站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有专家才能看懂学术文本，而你要找地，信息，文本，都在图书馆里，所以你要做学术研究的话，互联网给你信息十分有限。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在英国论文应用标题，90%以上都是来自正是出版的书籍，也就是说，周刊，和互联网引用不超过10%，从这个要求能看出，在图书馆获得的信息，比在互联网上获得的更可靠，你可以想想，一人一本书，一本学术的书籍都没看过，而仅仅是在互联网上，搜素一些信息，引用到自己的论文中，这样的论文会被视为毫无价值的。通过以上三点比较，我们可以认清学术，在互联网中获得信息，更快，跟新，但是可靠性差，信息价值不高。而从图书馆获得信息，可信度高，这也是做学术和做一般研究，比较大的差别了。

众所周知，做研究一定要有选题，好的选题是论文撰写成败的关键。在达晋编译看来，选题很重要的是要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要能找到可以值得研究的地方。“问题意识”不但能促使人们不断发现问题，还能促使人们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直到有新的发现。一篇好的论文离不开一个好的研究选题。而如何选择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题目与一个人的学术积累和科研意识密切相关。因此建议初学者在平时应关注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多与他们交流沟通，及时了解他们的研究焦点和热点，提高自己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平时要关注与自己的专业和研究方向相关的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论文，从中得到论文选题的“灵感”。同时还要养成定期阅读论文的好习惯，至少每周或每月有计划地阅读一些论文，日积月累、厚积薄发，为自己以后写论文和做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还要经常阅读相关领域的经典著作和论文，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在阅读别人的论文时，不仅要认真研读其内容，同时还要学习作者是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好的论文的写作方法。只有通过读文章，我们才能学会写文章，这对初学者尤其如此。积极参与或关注跟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及时了解学术研究动态，主动争取一切机会多与同行专家交流学习。“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就是这个道理。总之，选题要有价值，要有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学术价值。选题要新颖，而且要有可行性。一般来说，论文选题最好具体一些。要在研究中体现出创新，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前期一定要有扎实的学术积淀。笼统来讲，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和方法上。就是能提出经得起考量的新的论述和观点，能贡献出经得起推敲和验证的研究方法，能提出经得起推敲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想法。这些都要建立在前期扎扎实实的积累和大量的阅读之上的。具体来说，选题从观点、题目到材料，论证方法全是新的。也可以以新的材料论证旧的课题，从而提出新的或部分新的观点。还可以以新的角度或新的研究方法重新论证已有的课题，从而得出全部或部分新观点。也可以对已有的观点、材料、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启发人们重新思考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人们对信息的检索和收集也越来越方便，研究者可以用新的材料来论述过去的观点，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研究从观点、材料直至论证方法全是新的，并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如研究中被人忽视的领域或被人忽略的环节，当然，这对研究者来说要求就比较高了。总之，学术研究要有创新，首先需要前期学术积累，这是实现研究创新的前提。一个好的研究者需要经常关注国内外本领域的研究期刊，了解当前该研究的趋势和热点话题。有时，研究初学者对发现问题的过程认识不够，往往急于求成，而忽略了研究内容或题目的确定是一个反复探索反复论证的过程。要想选题创新，研究者需要在扎实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有研究价值的选题。选题没有研究价值，创新无从谈起，这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资料图做研究就要发论文吗500年前，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说后，没发论文（当时也没有学术期刊可以发论文），却把他的发现写成一本书，在临终前正式出版。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卡米林·昂内斯首次发现了超导之后，实验结果发表于莱登大学的学报。尽管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已发行了世上首个学术期刊《哲学汇刊》，卡米林却没把稿子投过去。有了研究成果就马上发论文的习惯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论文数量的快速增加跟写作方式的技术进步有关。20世纪70年代前期，论文手稿要用打字机一个个字敲出来，所以，“高产”的物理学家每年只出几篇论文。每年出七八篇或更多文章，是1970年代末个人电脑普遍化之后的事情。在现代的私人企业，比如IBM，有些研究成果只在内部刊物发表，有用的重要成果根本不发文章，只申请专利，更重要的成果为了严格保密甚至连专利都不申请。所以，有了研究成果不一定要发表。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曼很多硏究结果，做完就放在抽屉里，不发表（他认为这些结果不够重要，发这种文章是浪费时间和生命）。系里有些学生兴高采烈去找费曼，告诉他自己刚做出的得意结果；费曼慢条斯里地从抽屉里拿出来几页纸，说自己早做过了，学生只能败兴而归。可见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自然界的秘密，而非发文章，发文章只是做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这个来自古希腊关于科研目的的传统，是国外绝大部分优秀科学家的共识，然而，1980年代以后，国内由于老将凋零，人才断层，这一传统逐渐鲜为人知。发论文也是双刃剑从事科学研究，为什么要发论文，一般人以为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这是错的。发论文其实是为了获得“首发权”，抢得作者在学科发展上的历史定位。当然，论文发表后能促进学术交流，但只是副作用，而不是发论文的目的。如果发论文只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卡米林为什么不把他的超导结果发表在发行量更广的《哲学汇刊》上？当前，很多科研领域中同行人数众多，竞争激烈，如果获得研究成果就立刻在期刊上发表，很可能在自己尚未做深前，就被同行赶超了。所以，为了抢得首发权的同时给自己争取更多深入研究的时间，作者往往故意把论文发表在发行量较少的期刊上。比如，穆勒和柏诺兹在发现铜基超导体后，就故意把成果发表在ZeitschriftfürPhysik期刊上，而不是发表在更快、读者更多的《自然》《科学》《物理评论快讯》上。近年来，国外出现了预印本的电子平台，科学家把论文放上去，好像可为作者取得首发权，事实上不一定算数。在数学界，有一个极端的反例：俄罗斯的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把他关于庞加莱猜想的简要证明，仅发表于arXiv上。最后，同行组织了两个小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证明他是对的，并授予他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他拒绝领奖）。但这是数学界，不是物理界或自然科学的什么界。所以，国内科学家把《自然》《科学》《细胞》作为投稿首选，不一定是取得首发权的最佳策略。在中国之所以如此，是关于科研评价错误政策的必然后果，起源是1980年代南京大学出于本校“脱颖而出”的目的，引进了“数文章”的方法，进而为发在《自然》《科学》等期刊上的文章给予奖金，其他学校和科研单位纷纷效仿。后果是种瓜得瓜，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总数已列世界第二，而过去30年，虽然中国研究经费飞速增加，科研创新成果却未符理想，这是目前科研创新的一个困局。要打破这个困局，正本清源，就要废除“数文章”的做法，因为发文章需要时间和精力，多发文章有害创新。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华社记者叶平凡/摄）屠呦呦等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发表于《科学通报》，国外几乎无人知晓，但临床实践效果奇佳。38年后，经过介绍和诺贝尔奖基金会调查验证，屠呦呦最终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奖，这就是首发权的重要之处。一个反例是，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尔费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的论文则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退稿有种种理由，不一定是国别歧视，但是，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是有优势的。比如，在特殊情况下作者可以与期刊总编直接电话沟通。需要培育期刊里的好国货《科学》是美国人为美国科学家而办的非牟利期刊，《自然》是德国人在英国办的牟利期刊。两者为了达到其所设的目的，办法是最大限度地把期刊办成一份国际性的、公正快速的期刊，其国际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据此，国内科学家把自己最好的论文投到《科学》《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为他人做嫁衣”，客观上伤害了国内的科研期刊。究其原因，除了受上述“数文章”错误评价政策的激励，还有国内期刊审稿不够严格公正、缺乏科研诚信的问题。要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和质量，促进创新，我们建议：一、尽快废除“数文章”的陋习。由科学共同体（如中国科协及其下属学会）倡议，科研单位不得在年报、提职审查、奖金发放时“数文章”；科学家在网上自我介绍、项目申请时，不得提到出了多少篇《自然》《科学》的文章等。取而代之，科研单位和科学家应该强调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发现发明了什么、获得了什么重要的奖项。要取消“数文章”，前提当然是要有一个公正、及格的判断科研水平的办法。与1980年代不一样，目前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及格的科学家或评审专家，可担当同行评议的重任。当然，亦要鼓励进行国际评估。二、国内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于arXiv的预印本平台——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我们建议，ChinaXiv开辟一个栏目，规定刊登于国内期刊的中文或英文文章，都要把英文题目和详细的摘要发上去，这样的平台才有权威性，才能吸引国外同行经常浏览。当他们对某篇文章感兴趣，可直接联系作者，甚至找人把中文翻译为英文。在1980年代，德国有名的出版社Springer曾经出版了一本英文期刊，叫ChinesePhysics，把中国重要的物理文章从中文翻译为英文。可见，如果文章重要，中国人自己不翻译，外国人也会去翻译。三、为取得首发权，文章应在国内期刊上首发，并同时在上述国内预印本平台发布英文标题和摘要。如结果确实重要，可尽快在国外发一篇补充性文章，在参考文献中引用在国内首发的文章。四、国内期刊要自我提升，严格审稿，减少人情稿和垃圾文章。当国内文章投稿数目大大增加时，必然会倒逼期刊改革。像环境污染一样，把垃圾文章这种科研污染尽量限制在国内，以减少贻笑国际的丑事。做研究不一定要发论文，不重要的不要发，想保密的不要发；要发就要发得聪明，对于那些重大原创、高度竞争的科研成果，应尽量在国内期刊上首发。这样也符合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的愿望。事实上，虽然科学家是国际共同体，但科研期刊却是国际间互为竞争的商业组织。当国内期刊较弱时，如果国内科学家都不买单，好文章不往囯内投，国内期刊就不可能做大做强。道理跟手机的国际竞争一样，没有足够的国人买早期较差的国产手机，就没有后来出色的华为手机。这是一个支持民族企业的问题，要做到这点，就要提倡爱用国货，评估制度不能鼓励大家把好文章都往国外投。此外，允许民办科研期刊，增加市场竞争。国家通过奖励措施，可以让论文总数大大增加，也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让论文总数减少，从而提高质量。创新的未来，寄望于“数文章”的终结，让科学家有充裕的时间思考、探索。这是有例可援的：400年前，在宗教意识形态管治严格的意大利，伽利略做出了惊人的创新，成为现代科学之父、一代宗师。除个人因素，这要归功于当时选题自由、无人数他文章的客观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作者林磊系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刘立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楠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来源:科技日报)

每个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博士后，甚至工作以后，都会遇到做研究、写论文这个差事。论文通常是对现有工作的一个总结和展示，特别对于博士和做研究的人来说，论文则显得更加重要。那么该如果做突出研究，并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呢？本文整理了著名人工智能学者周志华教授《做研究与写论文》的PPT(时间比较早，但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其详细介绍了关于为什么要做研究？如何做研究，选择研究方向、选择研究课题(Topic)，学习领域知识、选期刊投稿、稿件处理过程、写高水平论文的方法与技巧等方面的知识，是一份非常优秀的做研究和写论文指南，值得每个人细读！周志华个人简介他于2001年1月留校任教，2002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3年获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随后被聘任为教授，2004年获博士生导师资格，200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南京大学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主任、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多项科研课题，出版《机器学习》(2016)、《Ensemble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Algorithms》(2012)、《Evolutionary Learning: Advances in Theories and Algorithms》(2019)。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编辑 ∑Gemini来源：CVer版权声明 1、本文来源于网络，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2、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保留版权信息。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请随时与我们联系删除

开栏的话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中国共产党的蓬勃成长，始终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融为一体。今天，“十四五”大幕初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踏上新征程。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仰的力量，都更需要以强烈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战风斗雨，勇往直前。即日起，本报推出《誓言》栏目，回顾风雨激荡的奋斗篇章，记录那些平凡而又不凡的奉献故事，传递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敬请关注。“我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诚挚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虽即将进入期颐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病救治事业奋斗终身!请党组织考验我吧!”2016年底，在北京友谊医院门诊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入党宣誓仪式。95岁高龄的“战麻斗士”李桓英对着党旗吐露自己的心声。如今，作为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百岁高龄的李桓英已为中国卫生事业奉献了60多年。追忆起四年前党旗下的誓言，老人慈祥的脸上仍然会露出骄傲的笑容。“能够以党员的身份奋斗余生，我很欣慰。”她说。“1958年，我辞去了世界卫生组织聘任的专家职务，告别了已迁居美国的父母，毅然回国。我对投报祖国感到无比光荣……”回国那一年，李桓英37岁，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首批官员已工作7年。遍访多国的她，看到许多亚非国家贫病交织的情形，对祖国的惦念尤为强烈。为此，她毅然只身回国。上世纪70年代，李桓英在江苏省一个“麻风村”第一次见到了麻风病患者，疾病带来的凄凉给她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震撼。1978年，已年近花甲的她调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从此将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1983年，李桓英带着从世卫组织申请来的新药，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3个偏远的“麻风村”试点“短程联合化疗”。这一方法的推广使全国的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消除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实现了麻风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追忆往事，李桓英说。为了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李桓英许多年来一直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两次翻车，两次翻船，两边的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老人笑着追忆在崎岖山路中的几次“历险”。“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若要计较，就什么也干不成。”说这话时，她语气平静，仿佛这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为什么年逾九旬才申请入党？“还不行，我还不合格。”李桓英之前总是这么说。她一生用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科研，对于入党，同样自我要求严格。“服务了快60年，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2016年，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获得了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这之后，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入党申请书中，李桓英写道，“在多年的社会生活和医疗工作中，我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正是在党的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为广大麻风病患者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又给了我很多荣誉和鼓励。”“其实，在入党预备期那一年，我还曾准备再去云南。”那时，90多岁的李桓英仍义无反顾地奔波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一线。不过，由于身体原因，老人再上云贵高原的心愿，始终没能实现。这几年，在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还经常能看到她伏案钻研的身影。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云贵川交通图，上面插了20多面三角旗，都是她的足迹所到之处。“中国虽然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李桓英始终关注着麻风病防治方法的进展。她说，麻风病的疫苗至今还是空白，自然疫源也不清楚，从基因水平揭示麻风病的发病机制还没人涉及。“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我们面对党和人民必须肩负的责任。”李桓英多次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学生和后辈。在李桓英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她的多项研究解决了国内外麻风病防治领域重大策略和技术的关键问题。她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麻风病专家委员会成员，并多次担任国际麻风会议主席和副主席。她还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楷模”等荣誉。但说起一生中最让她难以忘怀的一刻，那还要数2016年底，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幕。“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百岁老人李桓英，却是个党龄四年的“年轻党员”。她忘不了入党那一刻的激动心绪，“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希望在我葬礼的那一天，身上能盖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本报记者 孙乐琪)寄语2021年将迎来建党100周年，我很荣幸自己是党的同龄人。从医80多年来，我做得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只要我还有精力、有力量，我愿意为党和人民奉献终生。——李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