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研究投稿

最近发生的种种事件，让我突然惊醒，这个世界竟是如此脆弱。我想起去年冬月在西钓鱼台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时，东南大学一位教授介绍齐泽克的生态思想，这位住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思想家认为生态危机才是常态、生态平衡反倒是少见的。换在此时竟是如此贴切，或许这个世界也是如此，危机才是常态。一道道矮矮的土堆，一株株小小的病毒，竟然让整个所谓的“现代化体系”崩溃。人流、物流、信息流，被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阻隔。这个愈发复杂的体系，却愈发有可能被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击垮，病毒算一个。如果某一天，飞来了小行星甚至外星人，我们人类又该怎么办？战争与科幻电影里，殊死搏斗往往伴随着极富冲击力的视觉效果，火焰熊熊燃烧，大楼接连倒下，到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但未来战争似乎并不是如此，与其消灭非人的物质，似乎把维持整个社会运转的人类击垮来的更容易些。《黑客帝国》剧照我们总说我们在开车，却没想过车是不是在开我们？就像我们在驾驭社会体系，又何尝不似我们充当了这个体系一个又一个微型处理器，被裹挟着奔向某个未知的彼岸。如果在一个日臻完善的体系中人仍是关键，那最容易出问题的还是人，且一出问题就崩塌到底，只有一种可能维持这个体系的完美——取代人——正如《黑客帝国》里那般。这几天看了一部纪录片《蒙古草原，天气晴》，日本的人类学家关野吉晴在环游世界过程中，遇到了蒙古草原上普洁一家。但在那变幻莫测的云雾中，大草原似乎从不同情人类，普洁的母亲在放牧时从马背摔下而亡，普洁在奔向梦想的学校时终结于一辆汽车，普洁的外婆因伤心过度也随之离去……普洁昨天，科比乘坐的直升机坠落山谷，科比及其女儿还有同机的几位乘客不幸身亡，给这个本不太平的新年又增添一笔沉重的血色。世事无常间，我们又该在何处安放人生？在不断变迁的光阴中，我们又该从哪里寻得信仰？那个美好的未来，能否照进现实？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如果有信仰，或许会好一些。那坚信美好的心灵，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是源源不断的力量来源。宗教学，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在下文中，我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数据为参考，整理了国内目前开始宗教学的院系。大家如果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想研究宗教，可以作为参考。此表完全原创，转载请联系我获得授权。原创表格，转载请注明出处

《北冰洋研究》由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办，是国内第一份，也是目前唯一一份关于北冰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集刊。本集刊依托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要刊发北冰洋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及其他领域的研究性文章，同时译介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学术价值重大；同时，本集刊也能够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北极事务提供文化层面的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北冰洋研究》（Arctic Studies）是中国聊城大学主办的学术集刊，每年两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主要刊登北极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文学、考古、历史、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术文章。倡导跨学科研究，展示中国学术界的北冰洋研究最新成果，打造中国北冰洋研究的权威平台。《北冰洋研究》每期设置不同的研究主题，设有“环境史”“考古学者对话”“中国近北极研究”“书评”和“学术动态”等栏目。读者对象为国内外北冰洋研究学者及高校人文学科师生等。《北冰洋研究》编辑部设在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编曲枫，副主编迈克尔·克努佩尔，编委会由国内外资深北冰洋研究专家组成，欢迎海内外学者赐稿。来稿要求：一、来稿需署作者真实姓名，并提供作者简介（100字左右）、工作单位、通信地址、邮编、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等详细信息。二、研究性专题论文每篇字数一般不超过1万字，以8000字左右为宜，请附200字左右中英文摘要和4~6个关键词；书评及学术动态一般在2000字以内。三、研究性专题论文必须是未曾出版的原创文章，不存在版权问题。四、接受中英文稿件，一般不接受英语为非母语作者的英文论文。五、外国人名、地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和《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并注原文。上述译名手册中没有的词可自行译出后注原文，并务请全稿统一。涉及其他专有名词时，请采用国内通译，并注原文。六、来稿注释一律采用页下注（脚注编码制）。具体注释格式请参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学术集刊手册》（2019）。来源：北冰洋研究集刊

海南省博物馆（活动）日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海南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七个全球顶级博物馆与拼多多联手，开启了一场长达八小时的直播盛宴。用户通过直播围观印象派大师的画作、湖南湘绣的技法传承，在汉阳陵触摸汉朝历史，听西汉南越王讲述广州商埠海上丝绸之路，并可购买心仪的文创产品，助力博物馆文化传承。去年9月，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发布《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指出，近几年博物馆文创市场呈高速增长态势，越来越多消费者喜欢在网上购买文创产品，文创已成为链接博物馆与年轻人的新方式。近些年来，文创产业在GDP中占比越来越大，曾一度达到5%左右，甚至带动了规模达5000亿的数字娱乐产业的兴盛。这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给一些社会文化活动摁下暂停键，博物馆作为广义大文旅产业之一环，也未能幸免。将博物馆搬到云端，既是博物馆对冲疫情影响的一种努力，也是一次传统与现代的美妙邂逅、一场文化与商业的大胆尝试。(国学教育）季谦先生直播课《做一个永不叹气的人》29日在WOW课堂开讲，据悉，王财贵先生字季谦，文礼书院院长，全球读经教育首倡者，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自疫情以来，王财贵先生已经多次在网络开讲，在昨日的直播的课程中，季谦先生勉励大家每一个人，立一个心愿，从今以后，对于过去，不再叹气，不再抱怨。季谦先生五十年勤学会通中西文化，五十年体证继承儒家道统，融通老庄智慧，明辨佛家和西学哲理，传续阳明心学，提出“格物致知”新解，发前人所未发。以一元带动多元的理念，提出“全盘化西”的理想，为全人类文化融会及文明发展指出方向。季谦先生就是——“这样无条件地劝人学好，教人读书。以改良社会风气，肩负中华文化自任。”中国文化书院王守常院长《中国智慧》课程网络29日于在谦文化书院网络平台开讲，据国学汇了解， 王守常先生 ，著名学者，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佛教、近、现代思想史等。曾任《东方文化集成》“中国文化编”及著名学界集刊《学人》杂志联合主编、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秘书长等。他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与宗教学学者，作为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三大团体之一“中国文化书院”的早期参与者与现任“掌门人”，是中国新时期“国学”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家庭教育）中国青年报刊文《重视劳动教育是新时代的家庭教育观》，文章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下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推进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重要文件。劳动教育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大量的研究表明，家长重智轻德、重成绩轻素质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提高家长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丰富家庭教育的内容。劳动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好教材”。生活处处有劳动，劳动就在孩子身边，可以“拾来即教”，无需家长再“绞尽脑汁”。教孩子做事情的过程就是劳动教育，小点的孩子学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大点的孩子学习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家长与孩子一起劳动可以增进亲子关系，形成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最大的不同就是融入生活的“润物细无声”教育。（中医）暨大获捐1000枚中药香囊 以中医药为载体传播中华文化3月27日，关爱假期留校研究生活动在暨南大学研究生院举行。此次活动由暨南大学研究生院联合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委会、广东慧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起，为在校的每一位研究生赠送“暨南慧合防疫香囊”。据悉，广东慧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此次一共给学校捐赠了1000枚中药香囊。“暨南慧合防疫香囊”内装有苍术、白术、川芎、白芷、羌活、石菖蒲、柴胡、草果、厚朴等多种中药材成分，香囊上印有暨南大学的LOGO，将中华文化、暨南精神与中医药功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国风）“莫愁海棠花会汉服月”启动，穿汉服者可免门票畅游莫愁湖景区前期的暖冬使南京莫愁湖公园的海棠提早半个多月进入花期。近日，莫愁湖一片片海棠绽放的粉色花海，满目的嫩芽新绿和姹紫嫣红竞相辉映，它们都是春的使者。记者从建邺区了解到，3月21日至4月30日，“莫愁海棠花会汉服月”活动期间，身着汉服者即可免门票进入莫愁湖景区，不限名额，无需预约。随着莫愁湖景区海棠花会汉服月启动，一场绝美的国风盛宴正在莫愁湖畔悄然拉开帷幕。这个藏身在金陵城中的桃花源，有着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古朴雅致的江南庭园、书香四溢的人文情怀、争奇斗艳的满园海棠，如此美景，只等着与汉服的一次相遇。此外，为致敬医者仁心、褒扬人间大爱，莫愁湖景区对全国所有医务工作者实行免费参观游览政策、提供系列免费贴心服务。酷狗直播上线华服日晚会 将“国风”文化吹向年轻世代3月26日,由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等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华服日线上晚会,在酷狗直播等网络平台上圆满举行。本场晚会以“与子同袍,共克时艰”为主题,为广大中华文化爱好者呈献华服走秀和歌舞表演。同时,在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之际,再次向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战疫者”致敬,并弘扬“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民族精神,凝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民族力量。作为本次活动的支持平台,酷狗除了对这场民族文化盛典进行实时直播外,还为晚会节目内容“添砖加瓦”。由酷狗选送的华服歌舞节目《墨书》惊艳亮相——华服翩然、二胡声扬、舞姿曼妙,向网友传递出“汉服+国乐+舞蹈”的三重美感。（就业创业）疫情危中有机 高校毕业生多措并举稳就业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今年即将离开校园的874万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来说，这个春天的确与往年的大不相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节奏，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求职和就业计划。一方面，持续的疫情防控造成一批企业生产和经营出现困难，就业环境不容乐观；另一方面，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原本计划举办的大大小小的现场招聘会纷纷取消，毕业生们熟悉的、传统的求职场景和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都在加快建设“互联网+就业”智慧平台，丰富线上业务办理相关功能，并加快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招聘网站链接与信息共享，鼓励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通过网络进行供需对接。教育部还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更加积极主动作为，根据毕业生求职意愿和用人单位需求，实现人岗信息智能匹配、精准推送。面试和签约是就业的核心环节，为适应疫情防控形势，教育部推动有关方面进行网上面试，实现网上签约，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效率。logo国学日报由国学汇（www.guoxue928.com）与亿国学平台联合运营，为传统文化行业从业者和创业者提供及时，可靠，最新资讯，帮您足不出户了解传统行业重要信息，是国学日报编辑部不变的追求。国学日报已经入驻国学汇官网，亿国学，微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搜狐号，今日头条等多个平台，欢迎各家传统文化机构负责人第一时间投稿，让更多人了解您的机构动态。机构负责人可在国学汇总会微信群内投稿，也可添加国学日报小编私人微信第一时间投稿，为防止出现加载，影响阅读，仅接受文字投稿，不接受图片投稿，各家机构来稿不得多于100字。国学汇微信公众平台用户可选择同步收听音频版，百度国学创业家用户可选择百度朗读收听音频版，其他平台用户可选择文字版。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欢迎您关注国学日报，对国学日报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一位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欢迎有更多有志青年在传统文化领域创业就业！

2019年8月底，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一行出访英国，在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等文化与科研机构进行了短期访问学习。在剑桥访问期间，于殿利出席了商务印书馆与剑桥康河出版社共建国际编辑部的揭牌仪式，并向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赠送了最新出版的《徐志摩全集》，还会见了多位学者、文学家与翻译家。剑桥康河出版社坐落于英国剑桥市，由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艾伦·麦克法兰参与创立，致力于促进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艺术学、诗歌、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类图书的出版与交流，也致力于中英两国跨文化交流项目的发展。自2014年以来，康河出版社及其合作伙伴每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主办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邀请百余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举办国际诗歌论坛、读诗会、音乐会与艺术展，如今已成为英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中英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于殿利总经理向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馆长皮特·琼斯先生赠送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徐志摩全集》。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有着120多年的历史，长期致力于以出版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和文明进步，并沟通世界文明，增进各国交流。创立以来共出版图书5万余种，其中《新华字典》发行超过6亿册，2016年荣获“最畅销的工具书(定期修订)”(The Best Selling Reference Book (regularly updated))、“最受欢迎的字典”(The Most Popular Dictionary)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的语种涉及80多种，是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社。剑桥康河出版社的创始人麦克法兰院士与商务印书馆结缘于2003年，他的著作《给莉莉的信》等，由商务印书馆引进，第一次在中国出版。从2020年开始，10卷本的《麦克法兰自选集》将在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发行。由麦克法兰院士自1983年所创立、现由康河出版社主持的《剑桥-大师访谈录》《剑桥-大师公开课》数据库，包含了数百个小时的视频与录音数据资料，在2019年春引入商务印书馆“知识服务平台”。商务印书馆与剑桥康河出版社共建国际编辑部，是继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后紧密合作取得的又一个新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作为一家年轻的国际性出版与文化发展机构，康河出版社将助力商务印书馆，共建全媒体知识服务平台，让中英两国的读者能够分享更多大师的作品及丰富的数字知识资源，并举办各类具有创新性的文化创意与教育项目，为新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两社共建国际编辑部之揭牌仪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官邸举办。出席嘉宾包括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副院长史蒂文·切利，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馆长皮特·琼斯，英国历史学家莎拉·哈瑞森，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商务印书馆人文艺术中心负责人柯湘，剑桥康河出版社社长王子岚、文学总编辑露西·汉密尔顿、艺术总编辑大卫·帕斯凯特、人文社科总编辑熊灵，以及音乐总编辑王博等。于殿利总经理与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教授亲切会谈。在揭牌仪式上，于殿利特别将由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徐志摩全集》(全十卷)，赠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中国近代诗人徐志摩曾于1921年至1922年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他说过“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也由于他的诗歌《再别康桥》，几代中国人对于剑桥大学怀有不同寻常的情愫，由此也可以见证诗歌的力量。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连续多年支持举办的以徐志摩名字命名的诗歌艺术节，必将成为增进中英人民友谊的新的纽带。于殿利总经理向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馆长皮特·琼斯先生赠送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的卷轴书法，并解释了“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内涵。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徐志摩全集》，除为读者提供完整也较为准确的徐志摩著作的读本之外，也增补了百余篇先前未被收集的徐志摩佚文，融合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十几年来的发现，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编者首创分类编年法，更便于阅读和研究，能系统地看出徐志摩写作的历史、人格成长的轨迹。即将徐志摩的作品，不分单行本与散见诗文，全部按体裁分作七大类(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日记、书信、翻译作品)，每类作品再以发表或写作的年月日顺序编次成集。胡适当年曾经说过，《徐志摩全集》应由商务印书馆来出版，今天终于得以实现。

【编者按】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不久前看的访谈里，几位从宗教学转向人类学的学者提到在田野调查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中国宗教无法全然以“儒道释”的宗教系统来解释。事实上，文献中呈现的更多是社会精英们阐释的宗教义理，而中国民间的宗教却在历史演化中发展出了不同的形态，后者才是中国人真正的信仰生活所在。在那些厚厚的私人生命史中，宗教信仰从来不是固化的教义，而是流动的生活意义。我初次到云南腾冲绮罗水映寺时，对之建立起的正是一种“不正统”的批判心态。之前我曾在都市里某个大寺庙生活过几日，对佛教和佛教徒已经建立起一套期许。可这座乡村佛寺自称承汉传佛教，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地藏殿，但却混搭了玉皇阁和财神殿。更奇怪的是，寺外还专门建殿供着六臂黑面的土主，它是云南密教里的守护神。寺里的师父却有自己的道理，他说其他神明都是佛教里的护法神，不会动摇佛祖的根本地位。水映寺寺门如同许多由书本入田野的观察者一样，我逐渐意识到宗教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合乎“规范”，而在于不同个体的解读与确信，在于宗教如何与他们的生活产生关联。像我常看见寺里法会时，几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不能久站，坚持不住便跪在垫子上，手臂直发颤，直到挨过这几个小时的法会，而实际上她们也听不懂师父诵的经。对她们而言，佛祖的吸引力肯定不是经文的教诲，那她们的信力又是从何而来？玉皇阁藻井女居士腾冲乡村多寺，当地人称“每座寨子都有一间寺庙”。中国佛教多兴盛于东南沿海一带，地方志记载，腾冲虽是西南边陲，但明代军屯之后，已逐渐演变成汉人社会。由于军士多来自江南一带，江南风俗随之扩散到此地。在村里，旧日风俗犹存，譬如土墙上嵌着“泰山石敢当”的石碑，各家家堂内供着天地牌。水映寺是下绮罗的村寺。每月法会时，老居士（一般指在寺院接受了三皈依仪式的在家信徒）们去寺庙念佛吃斋，香客们则去写文疏。此外按当地习俗，每逢重要生日，全家会去寺院诵一天经。村里有些老人去世时，亦是请僧侣做法事。佛寺是村落生活的一部分，做佛事则象征着人生的重要节点。绮罗夏日当地的佛教传统有着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宋代净土念佛兴起之后，佛教日益在社会下层扩散。老居士称，腾冲旧时有一种风俗，女性绝经后会到寺庙诵“血盆经”，以此忏悔前半生流血污染土地的罪孽，否则死后会生活在血海中。之后女性受皈依，每月初一、十五念佛吃斋。这种习俗也见于福建、浙江一些地区，意为女性人生后期的过渡仪礼。诵“血盆经”的传统如今仍在延续，信佛往往被视为属于特定年龄的仪式。上文疏的香客这种风俗传统是由传统社会中女性生命周期构建的。其中有女性在衰老过程中探求的终极关怀，也是对其劳动力身份的经济考量。由于身体衰老无法工作，孙辈已不需照料，做家务的负担往往移给了儿媳，她们终于有了足够的闲暇时间。而吃斋念佛，既是她们老年的休闲活动，同时也是为家庭付出的另一种方式。老居士们说信佛是为了保佑全家清吉平安：“大人身体平平安安，小孩考试能金榜题名。”这其中寄寓了她们对于生活意义的解读，也延续了对家人的关怀。一位奶奶颇感慨地回忆起“文革”时，她作为小学教师参与了销佛运动，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当时对此事并无表示，只偷偷在家中为她念佛忏罪。当地的居士中绝少男性，男性平时也很少进入寺庙。一位老爷爷玩笑似地解释：“哎，她们女的喜欢吃素，我们就是要大口吃肉。”这种心照不宣的性别差异仍然根植于传统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为家庭祈福消灾是女性的内务，而男性则活跃在公共宗教空间内。村里除了佛寺，还有文昌宫、龙王庙，以前为求得风调雨顺，村落会举行“请龙王”的仪式。在这些场合，男性则占据主导地位。绿意盎然的天井念佛过会每月两次的“过会”是寺庙里最热闹的时刻，所谓“过会”指的是各类法会。惯例初一、十五是念佛会，上午围着大殿念阿弥陀佛，下午诵《阿弥陀经》。而在其他佛教节日如观音成道日，师父则诵专门的经文。在当地寺庙中，供香客吃饭的斋堂大抵都是十分气派的，里头摆的桌椅与外头餐馆规格一致。早餐吃米粉，午饭稀豆粉，加数碟酱菜。晚餐最隆重，七八碗当季蔬菜，上菜、洗碗都有专人承担，食客们只用安心等吃。每人十块钱的伙食费对寺里自然是不够成本的。某次街上偶遇一位老奶奶，她热情地招呼我去寺里过会，神神秘秘地说：“这里是最便宜的，只用十块。”对于村里老奶奶来说，她们一天的开销确实只消几块钱。过会时寺内很快分出两处，下头斋堂里城里来的婆婆自带麻将扑克，除吃饭外，便在牌桌上消遣一天。上头观音殿前老奶奶们则三三两两围坐，一边用方言聊家长里短，一边用手给寺里折着纸元宝。自娱自乐的也各得其乐，一位老奶奶摸出一本简陋的民歌谱子，旁边围着几个热心听众。外村过来的一位居士没找到同伴，很有先见之明地拿出毛线开始织毛衣。周围热热闹闹的，比世俗中的宴席还自在。进入佛寺意味着一种老年的人生状态，同时它也打开了一处可以社交娱乐的公共空间。但如今当地的老年女性可以打麻将、看电视剧、参加村文艺队，甚至参与到乡村图书馆的值班中，念佛过会不再成为她们唯一的选择，当地的宗教传统也开始发生松动。过会仪式只有等到师父敲了大磬，悠长的炉香赞和清脆的法器敲击声在大殿里响起，寺里才终于有了宗教仪式的感觉。师父诵经时，老居士们皆默然合掌，时间久了也不免眼神乱飘，毕竟只有少数几位老居士能跟着师父默背经文。侧殿里的柜子里零乱堆着一些经书和册子，很少有人翻看。一位学者曾直言当地信佛的老婆婆都是“愚妇”，不明佛经，对佛教的理解是错误的。很多受过皈依的老奶奶说不清“三皈五戒”是什么，甚至不懂念“阿弥陀佛”的意思。她们只知初一、十五要吃斋，不能再杀鸡鸭，早晨为祖先上香时记得顺便拜一下佛祖。一位奶奶说当年她皈依时，师父只教她们要多念佛，“佛祖会保佑你的”，因此她牢牢记住口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常念佛，念佛不计数，记在西方宝仓库。”作为一个念了这么多年书的学生，我也难免将学识视为衡量一个佛教徒的标准，但老居士笑笑说：“哎，老奶奶不识字，不会读经文就不读了呗，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观音阁李的菩萨塑像佛教徒的信与解某次过会中午，大家依然闲聊打牌。僻静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居士独自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捧着一本《地藏经》看。她声带有些受损，但仍断断续续地跟我说：“学佛能精进自己的知识……治好了我很多毛病……贪嗔痴三毒……”在有些老奶奶看来，受三皈依仪式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居士身份，做居士需要对佛教更深的认同和更多的投入。后来我专门去城里的寺庙，那里的念佛团每月两天念佛诵经。中午在各殿及长廊处有老居士们安静读经，或两三人指着经书讨论。腾冲正午日头灼热，阴凉处却仍凉风徐徐，令人有夏日迟迟之感。一位教师出身的老居士跟我们讲《观世音普门品》，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言语间的热忱令人折服。她说年轻时夜归遇可疑路人，心中慌乱但一路默念“观世音菩萨”，遂平安归家，听众在一旁啧啧惊叹。另一位老居士则专门赠我自印的小册子，标题直接明了——《伟人、科学家、哲学家对佛教的赞扬与肯定》，她一再强调“佛教是教我们为人处世的科学，不是迷信”。村里有位参加念佛会的居士说，她因幼年家贫未有机会上学堂，此后也常抱憾，“没文化，伤心得很。”儿子成家后她开始学佛，当时拿着经文逐个生字问念佛会的姐妹，诵经时跟着师父模仿，回家花功夫自学。后来她便熟读了许多佛经，甚至能在师父不在时领经。我自然叹服，老居士颇为自得地总结道：“学佛就是要钻研，佛菩萨会加持你的智慧。”老居士家中天地牌前供着佛像村里的老居士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三世因果”的概念最为熟悉。一次我见到有位相熟的老居士独自坐在树下发呆，手里摸着一串粗糙的佛珠。后来我才知道无人与她交谈时，她便在心里默念佛号。老居士说，这是在积功德，功德越多，死后阿弥陀佛就会接引她去西方极乐世界。我问：“那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老居士兴致勃勃地描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烦恼，那里人人都是莲花身，不用吃不用喝，没有女人，只有男人。人人都没有差别，没有争斗。”我自然纳闷：“可是我们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她耐心解释：“你觉得不苦，阿弥陀佛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很苦啊，你看现在人每天要上班赚钱，回家还要带娃娃，有很多烦恼。”她跟我回忆起以前在生产队时，粮食产率低，辛辛苦苦一年却还常饿肚子。每天早起地里干完活，回家还要做饭洗衣，夜里给几个娃娃缝补衣服。另一位三十岁便皈依的老居士也这样解释：“以前娃娃多，负担大，苦恼就大。佛教讲来世因果，这辈子这么苦就是前几世罪孽太重，早点信佛就可以早点减轻罪孽，以后老了就不用受罪了。”在居士们的理解中，福报就如同银行中的储蓄，储蓄的多少决定了你现世和来世幸福与否，因此人要努力存福报。这一方面解释了现世烦恼的来源，也为未来的幸福指出了一条可靠的道路。某人生来残疾，某家孩子突然考上名校，在她们熟知的这些奇闻轶事里，诸多家庭的幸或者不幸其实早有命运的伏笔，我们此世的言行也关乎来世和子孙的福祉。村里有位老奶奶手骨折了，一位老居士脸色凝重地安慰她，这是命里注定来磨你的，像观世音菩萨修成正果时也是经历了十磨九难呐。信仰与生命体验交织，诠释着她们眼中好的生活。与我交谈较久的几位老居士大多寡居，甚至多数时间是独居。我记起腾冲旧日，“走夷方”（指去西双版纳、缅甸等地打工、经商）是一时盛景，马帮往来造就了这个边陲小城昔日的商业繁华。那时往往是男性在外打拼，女性和幼子在家支撑，而最终家主客死异乡或是在外另安新家也是常事。很多人认为宗教信仰作为一套意义体系背后不过是虚假的幻觉。但我逐渐觉得，信仰的本质无关真假，而只关乎个体的信或不信。尽管研究者常常熟练地将宗教客体化、功能化，但它对于老居士们而言是真切的生命体验，让她们面对生之沉重时仍有不绝的勇气，在人生的暮年仍然追求个体的改善。

“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1930年2月1日，鲁迅先生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发表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后收入《三闲集》。文中提到二事：一是刘半农在杂文中，误称林则徐被英军捕去，死在印度加尔各答（实为叶名琛）。有读者来信指出，鲁迅将信刊发在下期《语丝》上。刘从此不再来稿，他去世时，鲁迅撰文称“憎恶他的近几年”。二是江绍原来稿被拒登事。江与鲁迅关系密切，在私信中，鲁迅曾将自己对蔡元培、傅斯年、顾颉刚的不满直言相告，鲁迅还帮江谋得“南京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职。鲁迅如此点名，让江绍原也大吃一惊。江绍原曾想回信辩解，在周作人劝说下，最终保持了缄默。1968年6月8日，在交代材料里，江绍原写道：“我虽然一度同鲁迅先生很亲近，自从他留在上海而我回北京长期居住下来以后，却不幸同他逐渐疏远，反而同周作人来往较多，因而在思想上、生活上受了周作人许多影响……”从鲁迅的好友，到周作人的“周门四学士”，江绍原究竟遭遇了什么？■ 25岁便当上北大教授1898年，江绍原（又名）生于北京官宦之家，祖父江韵涛是翰林编修，父江德宣曾任工部员外郎。江家是安徽省旌德县巨族，曾任民国代总理的江朝宗（后沦为汉奸）、江绍铨（即江亢虎，著名学者，后沦为汉奸）均出于此，此外还有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江绍原4岁入家塾，7岁入新式小学。1911年，13岁的他赴上海就读于麦伦书院、浸礼会书院，16岁时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班。1915年，江绍原赴美，到他同父异母之兄江绍铨执教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院就读，两年后，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江绍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旁听生，结识了鲁迅与周作人。据周作人记：“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绍原走来问我日本的什么是什么东西，领我到图书馆阅览室，找出一本叫做《亚细亚》的英文月报翻给我看，原来是什么人译的几首‘Doitsu’，日本人用汉字写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种俗歌。”周作人对江绍原刮目相看。不过在“五四运动”中，江绍原也颇出格，据作家章衣萍记：“北京学生捣碎曹汝霖、章宗祥宅。有一青年当时撞进曹汝霖的卧室（一说，是曹小姐的卧室），把卧床上的锦被一撕，大呼而出，即被警察捉去了。此公即江绍原先生是也。”1920年下半年，江绍原从北大毕业，被选派到美国深造。先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后在伊利诺大学拿到哲学博士，与江绍铨并称“兄弟博士”。回国后，江绍原被北大哲学系录用，25岁便当上了教授。■ 为泰戈尔和林语堂笔战一场回国后不久，江绍原便与林语堂展开一场笔战。1924年4月，泰戈尔受邀访华，因陈独秀指责，一时非议纷纷。江绍原受邀参与欢迎会，可他觉得远望现场“都有一股又黑又浓的妖气直冲霄斗”，未参与。后在《晨报副镌》上分4期撰文，替泰戈尔辩护。江绍原的文章引起林语堂不满。林几年前在德国听过泰戈尔演讲，对泰戈尔倡导东方精神、批评西方文明不满，讽刺说“外国商人赶热闹的本领是不亚于中国的文学界”。当时印度亡于英国，林语堂认为泰戈尔的主张只是“动物所以谋生于新环境”的生存反应，因吃了英国人的牛肉茶，所以不反对英国人。并暗讽江绍原的文章有“汉奸性”。江绍原迅速回击，称林语堂戴了“生物学”和“文学史”双料有色眼镜，分不清动物生存反应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区别。林语堂未再回应。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在家。下午往访适之。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语丝》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以散文为主的文学刊物，顾颉刚提议，用俞平伯诗中“语丝”二字作刊名，得以通过。办《语丝》，因周氏兄弟认为“五四运动”只有批判，创造太少。受此影响，江绍原决心做一点扎实学问，专注于民俗研究，后成为民俗学四大泰斗（另三人为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之一。■ 和鲁迅一起交白卷1925年1月，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征求青年必读书，并“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共收到78份回信，3份是白卷。一个交白卷的是江绍原，他回信说：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须智识”。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的书目而已。同日，鲁迅也交来白卷，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第二天，俞平伯亦交白卷，回应：“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1926年，张作霖准备进北京，知识群体纷纷南下。鲁迅到中山大学后，写信来拉江绍原。1927年4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江绍原来，同至福来居夜餐，并邀孟真（傅斯年）、季市（许寿裳）、广平。”在鲁迅帮助下，江绍原出任“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不久广州爆发“四一五事变”，多名中大学生被捕，鲁迅营救未果，愤然辞职。江“原本想与鲁迅先生同去”，但鲁迅不同意，胡适亦出面劝说，遂暂留。鲁迅出走，与顾颉刚来中大教书颇有关系。顾颉刚曾私下对陈源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盐谷温，陈源写在文章中。顾鼻红，鲁迅私下称他是“朱山根”（古代相书称鼻子为山根）、“鼻”、“红鼻”等，还在小说《理水》中加入“鸟头先生”，说他鼻子红得发紫。江绍原与顾颉刚也合不来，颇觉苦闷。■ 捧到了一个金饭碗1927年4月至8月中旬，鲁迅在日记中38次提到江绍原，离开中山大学后，二人书信不断。在信中，鲁迅颇放松。如8月2日，鲁迅提到“有齐鲁方士夸诞遗风”的“孟德”，显指傅斯年。鲁迅与顾颉刚不睦，而傅、顾曾是同学，傅更偏向顾。且傅斯年当年在北大读书时，便“瞧不起鲁迅和许寿裳，说他们是‘官’”，不是做学问的。10月27日，鲁迅写信开玩笑说：“两日不见，如隔六秋。”此时江绍原已从中山大学辞职，生计无着，鲁迅劝他译文学书卖钱，并几次推荐法郎士的长篇小说《达旖丝》，但江对民俗学更感兴趣，不为所动。在许寿裳帮助下，鲁迅被南京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只拿钱不做事，月薪三百大洋。鲁迅共拿了49个月，计1.47万元，折黄金490两。对于拿不拿这笔钱，鲁迅曾十分犹豫。见江绍原困难，便拉他也去当“特约撰述员”。鲁迅在信中语气活泼，因此事基本办妥。拿了蔡元培的钱，但鲁迅给江绍原写信却说：“我和此公（指蔡元培），气味不相投者也。”可见鲁迅对江的信任。鲁迅与江绍原渐行渐远，一是江绍原当上“特约撰述员”后，生活有保障，便继续学术研究，鲁迅不赞成，却得到周作人支持；二是1928年，鲁迅主持《语丝》编辑后期，受创造社围攻，心情颇郁闷，《语丝》销量倒是“增加了不少”。■ 辩解文最终未能发表1928年，江绍原收到昔日在美同学简又文的一本铅印小册子，是《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希望在《语丝》上刊载。江绍原困难时，简又文曾借钱给他救急，后两次求他办事：一次是到燕京大学演讲，另一次是约他同办《神学季刊》。江绍原都拒绝了，这次不好意思再拒绝，就把小册子转寄给鲁迅。鲁迅看后，立刻退回。一是《语丝》不刊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二是此文太长。江绍原便转投给《贡献》杂志。《贡献》是孙伏园与李小峰闹翻后，与弟弟孙福熙合办的刊物，因有稿费，江在上面期期都有文章。《语丝》是同人杂志，无稿费，故江绍原投稿不多。《贡献》很快就刊出了简又文的文章。江绍原在文前加了一段说明，称此文曾被《语丝》拒载，只好转发到这里来。这本是给简又文看的，说明自己不负托付，没想到被鲁迅看到了，以为是在挑战，遂写下本文开头那段话。其实，简又文的文章被拒后，1929年9月30日的《语丝》上，仍有江绍原的文章，并非“从此没有投稿了”。江绍原不知鲁迅已有芥蒂，还将自己的译稿交给许广平，请她寄给鲁迅推荐，鲁迅给许广平回信中，抱怨道：“我是决不来做这样傻子的了，莫管目前闲事，免惹他日是非。”看到鲁迅的文章，江绍原“只得用两点钟功夫”，写了一封长文，但未发表。江绍原去世后，他的女儿江小蕙找到了该信。■ 去世后才被列入周门1934年7月，在日本探亲的周作人接受记者井上红梅采访。提到弟子，周作人说：“来学校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三位。”即俞平伯、废名和冰心。冰心毕业论文的导师是周作人，冰心曾到八道湾拜访，婚后也曾设宴款待过周作人，但她后来说：“课外他（指周作人）也从来没有谈过话。”上世纪90年代，因周作人与江绍原之间百余封通信曝光，江被列入“周门四学士”。在信中，江尊周为“先生”，周称江为“兄”，二人都喜爱民俗学，戏称研究内容为“礼部”，则“礼部总长”是周作人，“礼部次长”是江绍原。军阀孙传芳举行投壶礼时，江绍原在信中开玩笑说：“孙督军未经我部许可，擅自举行，似宜申饬。”鲁迅拉江绍原翻译文学书时，周作人坚决反对，回信称：“改译文学书，我不很赞成，若自己没有兴趣，专为卖书计，殊不值得，恐怕结果还是事倍功半，不如还是‘固执’之为得。”江绍原晚年在接受学者潘德延访问时，却说：“鲁迅先生在一起时或在通信中，对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从来不置一词。但是，周作人却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与鲁迅久已之绝。’意思是说，你要同我接近，就应该同鲁迅绝交。”抗战期间，江绍原为养家糊口，“在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教书和甚至在敌伪的北大任课（又在师大研究所任导师一学年）”，始终未出任伪职。1949年后，江绍原一直从事学术工作，1983年去世，终年85岁。（原标题：江绍原因何被列入“周门四学士”）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蔡辉编辑：TF001

核心期刊是一般是期刊中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刊物，是进行刊物评价而非具体学术评价的工具。相当一批教学科研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等，都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或若干篇论文。目前，国内核心期刊有很多种。比如“北大核心”、“南大核心”、“浙大核心”、“武大核心”、“科技核心”等。很多单位对核心的认定方式也存在差别，在职称评定中一般认定某种或某几种核心。雅诗论文网根据多年经验，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核心期刊。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众多期刊工作者及相关单位专家参加的研究项目，项目研究成果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此前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六版：第一版（1992年）、第二版（1996年）、第三版（2000年版）、第四版（2004年版）、第五版（2008年版）、第六版（2011年版）。第七版（2014年版）于2015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有效期”问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只是一个科研课题成果，根据期刊的动态发展变化特点定期更新，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期刊采购、典藏、导读等工作提供参考，不是学术评价标准，也不具备任何法律和行政效力，不存在“有效期”的说法，如何使用，由使用单位自行决定。在确定所谓“有效期”的问题上，考虑到本书出版与印制时间及作者投稿到期刊出版之间的时间差等问题，建议使用单位不要采取以《总览》出版年月为界一刀切的做法。目前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为2014版。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CSSCI来源文献检索界面，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CSSCI索引的文献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确定的选刊原则和方法遴选并报教育部批准的来源期刊。来源期刊是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总次数等数量指标与各学科专家意见而确定的。确定之后，每年根据期刊质量的情况，增删、调整有关期刊。具体确定来源期刊的原则有：（1）入选的刊物应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2）入选的刊物必须是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且具有ISSN或CN号；（3）入选的刊物其所刊载的学术文章应多数列有参考文献；（4）凡属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类的刊物不予收入；（5）译丛和以发表译文为主的刊物，暂不收入；（6）通俗刊物，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的各类文体艺刊物，暂不收入。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选用期刊占世界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结合我国社科期刊出版发行的情况，确定CSSCI的来源期刊数量占我国正式刊行的社科期刊总数的8－1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国家图书馆、中科院等众多单位包库使用，并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项目及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名优期刊的评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指标。 目前CSSCI核心期刊目录为2017-2018版。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全称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亦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目录每年都会出现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公布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TIC）是受国家科技部委托，从1987年开始对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统计数据建立了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好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是CSTPCD的数据来源。通过中国科技期刊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考核，CSTPCD每年对收录期刊的范围进行调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4月或10月分两次给当年经过多项学术指标综合评定而被收录的期刊颁发收录证书，中国科技信息所每年年底（11月或12月）都会在北京向媒体召开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并非终身制，有效期三年，三年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将对其进行重新评定，遵守"优入劣汰"原则。因此"统计源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被各学术单位和科研机构接受，用它作为科研论文的学术水平的评价指标之一。统计源期刊与核心期刊均能反映与某一专业有紧密联系的期刊，但在概念上、内容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包括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采用多指标综合筛选的方法，制定出核心期刊排名表。后者仅收录自然科学类，以文献引文数据为依据，选择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筛选，再根据期刊论文引用情况列出排名顺序。两者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提供参考价值比较大的一些期刊，为单位和个人订购、收藏、阅读、投稿选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核心期刊所涵盖的期刊数量多，读者面广，但收录的生物、医药学期刊较源期刊少，且由于4年出版1次，有一定的时差，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当年的期刊状况。而源期刊则收录生物、医学期刊较多。由于每年公布1次，所以能较客观地反映期刊的当年情况。 目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为2017版。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1996年开始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计量研究工作， 建有“社会科学论文统计分析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社科论文摘转量统计库。2000年印制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供有关方面人员交流使用，2004年正式出版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要览”）。“要览”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依据最新和最全的期刊各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突出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在核心期刊的遴选过程中，选用的是有国内统一刊号（CN 号）的正式学术期刊，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 版的类目为期刊论文统计的学科分类基础， 将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分为法学、管理学（含科学学 、人才学）、环境科学、教育学、经济学 、军事学、考古学、 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体育科学、统计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化学、文学、心理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 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宗教学等 52 个学科类目，主要统计数据来源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2020 年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摘转率统计数据库”等3个大型数据库。评价时，先统计出各学科的引证期刊，再确定这些引证期刊的各项评价指标（包括期刊总被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即年影响因子、学科自引量 、学科载文量、引文率 、摘转率），并赋予权重值。然后利用综合评判数学模型算出综合评价值，从而确定各学科的核心期刊预选范围，请专家定性评审。通过上述方法最终评选出了434 种期刊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的核心期刊，涉及52个重要学科。研究人员根据遴选结果分析认为，分学科统计的核心效应比较理想， 综合性核心期刊有较为明显的学科特点，专业核心期刊的学科分布不平衡。目前人文核心目录为2014版。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CSCD）创建于1989年，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目前已积累从 1989 年到现在的论文记录 4496482条，引文记录53810552 条。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内容丰富、结构科学、数据准确。系统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供新型的索引关系——引文索引，使用该功能，用户可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某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入手，检索到一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对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还提供了数据链接机制，支持用户获取全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具有建库历史最为悠久、专业性强、数据准确规范、检索方式多样、完整、方便等特点，自提供使用以来，深受用户好评，被誉为“中国的SC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CSCD出版了我国的第一本印刷本《中国科学引文索引》，199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张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检索光盘，1999年出版了基于CSCD和SCI数据，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制作的《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2003年CSCD上网服务，推出了网络版，2005年CSCD出版了《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2007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与美国Thomson-Reuters Scientific合作，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以ISI Web of Knowledge为平台，实现与Web of Science的跨库检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上第一个非英文语种的数据库。目前CSCD核心期刊目录为2017-2018版。

一年读书总结策划/编辑：许纳不知你是否和我一样，在年初疫情爆发时被一张武汉方舱医院里半卧在病床上阅读“理想国M系列”书籍的年轻人的照片所打动。无论这一年里外部世界怎样改变，至少我们还在坚持阅读、坚持探索，坚持思考生命乃至宇宙的奥秘。疫情席卷全球、年初告别科比年末又辞别马拉多纳、美国大选上演“闹剧”、黑人平权运动于世界各地爆发......在“魔幻”这个词贯穿始终的2020，在这经历太多以致牛津词典都无法用一个词来概括的2020，我们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阅读来逃离。你可能并不想记得2020，但相信你不会忘却2020。以下便是一份特别的年末礼物----来自36氪编辑部记者、编辑们的年度精选图书。正是在有太多意外发生的这一年里，我们感到一种阅读的迫切：或是追溯生命的奥秘和思考存在的价值；或是求诸于他人的言论访谈以加深对所处世界的理解；或是重新审视历史和商业世界，力图在无序中重建秩序；或是躲进文学的乌托邦，用幻想造梦的方式观照当下......这些书籍题材各异，但在这异常困难的一年里，这些书都曾带给我们别样的启发、思考抑或慰藉。在阅读的路上你并不孤单，我们希望能与你作伴。如卡尔维诺所言，“你用刀刃在纸张中开路，犹如用思想在文字中开路”。就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获得解放吧。以下是年度书单，文末还有我们特别准备的赠书福利，不要错过。书名：《大图景：论生命的起源、意义和宇宙本身》作者：[美] 肖恩·卡罗尔译者：方弦图片来源：豆瓣书名：《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作者：[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译者：陈定定、傅强图片来源：豆瓣书名：《非凡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制胜之道》作者：[美] 大卫·史文森推荐人：李洋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意外。假如从实用性出发，我非常想推荐张一鸣在TikTok之战前读一下《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或者，从个人财富出发，我推荐你顺着张磊《价值》的目光，去重读一下他老师大卫·史文森的作品《不落俗套的成功》（新版名为《非凡的成功》）。但是，今年如果有一本书可以安抚某种躁乱，也许就是《大图景》——如果你像我一样，今年在重温了诺兰的《星际穿越》后，会陷入失眠和思考，或许可以试试这本书。很多年前，人类通过哲学来学习科学，而此刻，我们恐怕要从量子力学所代表的新物理学中，重新审视许多哲学问题。上 帝存在吗？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并不是一本可怕而枯燥的科学书。穿越那些晦涩难解的量子波函数理论，作者最终会让你理解莱布尼茨的那句话：“虚无之中，竟然有事物存在。”宇宙无因无果，也从不区分过去与未来，但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意义本身。书名：《幻影术》作者：[美] 保罗·奥斯特译者：孔亚雷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杨轩保罗·奥斯特的小说，是今年我发现的一个小小宝藏。一个想自我了断的鳏夫、一个离奇失踪的喜剧明星、一个忽然出现的神秘邀约……它出奇的好读，就像一部第一幕就有人身亡/有超人飞天/有罪犯奔逃的剧情片，一开卷就很难停止。但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氛围独特的奇怪小世界，剖白了某种主流之外的世界观。并且，直到最后一句，它都在让人颤栗。书名：《呼吸》作者：[美] 特德·姜译者：耿辉、Ent、李克勤、姚向辉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乔芊一位长着中国脸孔的美国科幻作家，只出版了十七个中短篇小说，就捧回星云奖、雨果奖等几乎所有科幻大奖。2016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降临》就改编自他的作品，其中会写神秘文字的外星生物令人难忘，对人类“语言”、“思维”的探讨也一直贯穿他的创作。《呼吸》是一部中短篇集，有穿越时间机器试图自我挽回的故事，有解剖自己大脑发现生命起源的故事，也有平行时空多种人生可能的故事。在特德·姜构建的世界里，人的情感、意志、行动和科学原理、新型技术被大胆而又精确地嵌套在了一起，这种嵌套是幻想的、反常识的，同时又是极其缜密的。这让他的作品拥有了坚固的内核。每篇作品后的作者手记真诚地交代了他的灵感来自何时何处，受到什么人的启发，像一个冷峻却不冷酷的科学家向你拆解他的白日梦境。读特德·姜就是从智识到情感的全方位按摩，尤其适合岁末之时静下心来阅读。书名：《十年轮回》作者：[马] 沈联涛译者：杨宇光、刘敬国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郑怀舟世界经济史上，每十年都会经历一波经济危机，1987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十年后，全球经济再次遭遇了2018年的贸易冲突，以及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后，全球化的脆弱性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每一次遇到金融问题，大家都会说：“这次不一样。”然而，通读《十年轮回》后能发现，每次危机的根源都大同小异，局部问题迅速蔓延成系统性风险。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都一样，通过不停的印钱来度过眼前的危机，再迎接一次更加严重的冲击。政府不过是一次次在重复着同样的问题，并把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想要探寻未来，先要学习历史，《十年轮回》则是最好的入门书籍，其中不少观点值得深思，并且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经济环境。书名：《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作者：[美] 马修·德斯蒙德译者：胡谆、郑焕升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董洁房地产在任何国家都是经济基础般的存在。从60年代经济腾飞的日本到后来的香港、新加坡，几乎每一个国家高速发展背后都伴随着房产泡沫，而这背后则是对于底层社会群体深深的压榨。《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就是这样一本讲述底层人民如何被房产无情压榨的社会学著作，你可以从中看出现代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对资本的控制与分配，构建出整个剥削链条的。国家(控制货币和通胀率) --> 金融机构(控制信贷，提供资本杠杆) --> 有产有房者(控制资本、土地、房产) --> 无产无房者(接受上面所有层的剥削)，而在不同国家，这样的链条“剥削”大同小异。与之前很多探讨城市贫穷问题不一样，本书没有聚焦在贫穷亚文化、公共政策或社会治理等方面，写法上也不同于分析性的田野调查，倒不如说是带着学术敏感的深度访谈，可读性与深度兼具。译笔亦佳，流畅而可靠。疫情爆发的2020，美国原本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在今年被更大程度上激化，因为房产剥削而产生的纠纷也层出不穷，在当下这个节点重读此书可能会收获更深的感受。书名：《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作者：[美] 亨廷顿译者：周琪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尚闻多即便有待论证，这仍是亨廷顿的思想遗产。儒家文明也好，伊斯兰文明也罢，亨廷顿预测国际政治将以文明冲突为主，文化成为了通向政治的路径。但是文明往往是不断演变，并不固守同一的模式，甚至还会相互融合发展，文明不应被狭义固化。文化自信与自我认知的度更像是，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应该平衡的事情。与亨氏悲观相反的是乐观的福山，福山不认为冷战后会有冲突的基础，但是两者都阐述了冷战后一个全新的政治框架，并都承认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冷战已经结束，理性认知冲突的根源与形式的变化，才可推动历史前行。书名：《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作者：项飙、吴琦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张信宇人类学者项飙在二三十岁的青年时期就取得了国际瞩目的研究成就，从“浙江村”到“全球猎身”；而他却说自己在学术圈里是一个读书不多、功底不深的人，也正因此才敢于不因循守旧地做出一些实证性地突破。作者吴琦的数次采访，让项飙真诚而随意地聊了聊成长与求学之路，书里既有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有个人经历的分享。中国当代学者有能力跟公众对话的很少，愿意跟公众对话的更少，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先被利用后被污名化的当下，他们顾虑重重。但放眼全球，学者访谈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最高智慧与时代现实之间的重要沟通方式。书名：《一生的旅程：迪士尼CEO自述》作者：[美] 罗伯特·艾格、乔尔·洛弗尔译者：靳婷婷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方婷罗伯特·艾格可以说是迪士尼史上最成功的CEO，作为职业经理人，他让迪士尼成为今天的超级跨国企业，尤其是推动了迪士尼在上海开园。这本书里当然少不了那种成功人士退休前总结人生的一二三四的各种原则，都非常正确，比如拼死创新、以善待人、在犯错时勇敢承担责任等等，但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最大的原因不是这些其他CEO也说得出来的守则，而是罗伯特·艾格如实说出来的那些成为CEO之前的反复失望，以及自己为此做过的挣扎。实际上，他成为CEO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所在的部门和企业不断被合并的过程，出身平凡的他并不是每次都是领导者的最优人选，但他在成为CEO之后，证明了自己。另外，我认为最打动人的是本书的序言，当他志得意满在上海迪士尼准备开幕式的时候，却得知一个小男孩在美国奥兰多迪士尼园区出了意外，各种状况外和内心震动的综合体，即便是CEO的工作也不能避免。书名：《五万言》作者：韩东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高歌文学是创意的源头。正如书中所言，文学创意是这样一种东西，无论你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或者排成戏剧，或经过翻译，都不会丢失。创意是经得起转换的，有时候它的价值就在于可供转换。无论是图文时代、短视频时代还是直播时代，优质的内容供给永远是稀缺的。一个优秀的内容创作者不仅需要阅读伟大的作品，也需要思考伟大作品是如何炼成的。除了上 帝握住笔者的手写下灵感之语以外，更多的时候是匠人式甚至苦力式的写作方法。“自觉的写作者理应自觉的部分就是去天才，回归理性和制作。”但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之外，建立一种审美。韩东的审美是抑制和朴素，他以胡诺特·迪亚斯的《沉溺》举例，欣赏其“可怕的抑制之美，抑制悲伤、抑制兴奋，甚至抑制抑制本身，那股劲道如无言的破碎”。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举例，朴素如斯不过是“天才无为之时才能成就之，可一而不可再”。对于抑制和朴素的审美，未必所有人都认同，但是没关系。在这个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希望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唤起审美的敏感，建立自己的独特审美。书名：《消费社会》作者：[法] 让·鲍德里亚译者：刘成富、全志钢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潘心怡这是一本枯燥的书，坦白说，我并没有完全看懂，但经常被书中突然跳出来的观点戳中，从而不断进行自我对照——如果商品只是“诱惑链条”上的一环，驱使我不断“买买买”的到底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还是背后那个象征性的符号？我是不是鲍德里亚笔下那个被现代消费模式操纵、甚至患上消费强迫症的人？在被消费驯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大部分需求都被更大生产力范围的主体支配了，也许是大型科技公司，也许是化妆品巨头，也许是贩卖梦想的迪士尼······存量特征愈发明显的经济环境下，销售手段只会更加高明，看完本书，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更加理性地对待自己的消费欲望，但至少可以在被消费引导和控制的道路上多一点“人间清醒”。书名：《叙事经济学》作者：[美] 罗伯特·希勒译者：陆殷莉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彭倩不同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偏好采用量化的方式来分析观察到经济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别出心裁的通过流行病学模型，提供了思考流行叙事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益处之一就是能够通过对这些流行事件的叙事来面对危机，并且能够预测未来，防患于未然。叙事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虽然每个人叙事出于不同的目，并且会采纳自己习惯的方式导致叙事的不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共鸣。按照作者的观点，这种广泛流行叙事传播行为就是一种日常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人们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能够使用这一模型分析的相关经济现象。例如，今年因为疫情影响，人们的日子都很难过，需要节衣缩食维持日常生活，拼多多、1688等主打高性价比商品的平台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它们的折扣信息引发了网友们在社交媒体传播和转发，在这样自发的叙事传播的同时，政府和媒体也在推波助澜，提倡这种“节俭的美德”，这令全社会都开始传播类似的信息，从而影响了整体的经济趋势。书名：《合作的进化》作者：[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译者：吴坚忠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郝鹏程说到博弈论，大众的印象似乎趋向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简单的“囚徒困境”衍生出来的成功学鸡汤，要么就是各种艰深难懂的数字和公式。从社科角度看博弈论，这既应该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必要训练，也可以是普通读者认识博弈论的切入点。《合作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是行为领域的经典著作。作者从重复囚徒困境的计算机竞赛入手，通过科学而不复杂的定量研究，引入了“合作”的概念，并尝试回溯历史，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对推导出的命题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进一步研究了合作的性质，并提出了促进合作的方法。2020 年爆发的疫情让人意识到，越来越多的议题开始超越民族国家这一容器，人类不得不走向全球治理，而“合作”则是发展的唯一答案。本书把时间维度引入囚徒困境，以面向未来的视角表现出了对合作的理性乐观，读者可对过去一年进行更深刻的反思，或许也会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更强的信心。书名：《恶的科学》作者：[英] 西蒙·巴伦-科恩译者：高天羽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张隆锋为什么有的人天性善良，做恶事会无法原谅自己，而有的人生性残忍，残杀亲人都不会感到难过？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是什么？善与恶的本质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我们要如何定义身边的哪些行为是善、哪些行为是恶呢？要用自然科学的视角、社会科学的视角、还是宗教学的视角？看看这本书，相信我，你一定会对上述问题产生新的思考，甚至获得答案。书名：《以纸为桥：日本制纸石卷工厂灾后复生记》作者：[日] 佐佐凉子译者：姚佳意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张歌《以纸为桥》是一本讲述日本灾后重建的纪实类作品。谈灾难，谈复生，总容易带着「讲着小人物，表面上拉近读者，实则吹爆实权」的意味。但《以纸为桥》很特殊，它是一本没打码的书，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照搬到你眼前。所以你能看到极致的残酷，「搬运尸体时，皮肤和肉块都脱落了，只能用毛毯包着」，能看到欣喜，「有人大声喊着“要来电了”，远处的街道啪、啪地通了电，从远及近……真的好开心啊，都哭出来了」。也正因为作者具备了写作者的自觉——清醒且克制、坚决不自嗨，读者才能看到很多时过境迁后才敢被说出口的故事。书中还穿插着讲了一些造纸厂内外、纸与人之间的羁绊。以往读书时，谁也不会去问“这本书的纸是哪里来的”，看过之后，就总会留意一下了。有趣的是，这本书的纸微微泛黄，摸起来有一种暖和的错觉，倒也和书的内容相得益彰。体量上看，这是一本特别好读的小书，揣在羽绒服里，上下班地铁上拿出来看，一周就能读完。书名：《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作者：[英] 戈弗雷·哈代译者：何生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万阳作为一个一直不咋喜欢数学的人，也多少能明白数学在各个领域的地基作用，在我的理解里，它更像是一种应用学，作为物理化学甚至是计算机的基础存在，但华罗庚和拉马努金的老师，哈代的这本《一个数学家的辩白》里，还是试图告诉读者，纯数学的魅力所在。数学家写书，逻辑还是值得称道的，即使这是个相当有争议的逻辑。哈代认为，真正的数学是无用的，而有用的数学是平凡的，他甚至觉得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也毫无用处，但接下来，他用一个数学家的思维想读者展示，纯粹的数学美感何来，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数学如何给数学家们带来“问心无愧”的价值，而数学本身，又为什么“清白而无害”。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重新思考“意义”的意义。书名：《商业模式新生代》作者：[瑞] 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伊夫皮尼厄译者：王帅、毛心宇、严威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杨柳这本书对于商业模式的初学者来说是一本再好不过的指导手册。首先从编排形式上来看，几乎每一页都是由精致活泼的图表、插画、少量文字构成，相较于国内那些教授商业战略的晦涩大部头，这排版简直是美的享受，在你每次因为学习难度而想要放弃的时候，看看这妙趣横生的书页，也会忍不住想：那就再翻一下吧。从内容上说，这本书的最珍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设计和讨论商业模式的共同语言，即商业模式画布，这是理解全书的核心。任何一种商业模式，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九个构造块来拆解：客户细分、价值主张、渠道通路、客户关系、收入来源、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作、成本结构，想想看这实在太有用了，一家大公司或者其中的任何一项业务，我们通过这九个维度一一梳理，便可以展示出其创造收入的逻辑。通过每个构造块的动态调整，还可以探索商业模式的创新思路。最后，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点带货功能的话，那一定是便利贴，作者鼓励把任何商业想法都写在便利贴上，然后在一块白板上排列组合，视觉化的呈现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书名：《技术简史：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作者：[美] 德伯拉·L·斯帕译者：倪正东图片来源：豆瓣推荐人：刘涵《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从本质上说是一部描述科技前沿的书。它从15世纪葡萄牙人的探险开始，讲述了电报和无线电在19世纪中叶的发展及20世纪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故事。它们很迷人，且在学术圈外鲜为人知。通过这些故事，本书把当前科技的发展和它真正的祖先联系起来。它将说明鲁珀特·默多克和比尔·盖茨在很多方面怎样继承亨利王子和塞缪尔·莫尔斯的做法，以及他们还可能从这些前辈身上再学到什么。书名："Around the World in 80 Trains"作者：[英] Monisha Rajesh图片来源：Amazon推荐人：许纳这是一本英国作家Monisha Rajesh和她的未婚夫坐着火车环游世界的笔记，它在2019年被《国家地理旅行者》（英国）(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ler) 评选为2019的年度图书。而在几乎无法出境旅行的2020年，这本书可以作为现实世界的一个出口，带你短暂逃离眼前的生活，踏上一趟长途火车之旅。这一趟从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出发，去到了中国、俄罗斯、越南、朝 鲜、加拿大、日本、美国，于北京胡同之间穿梭，在越南河内的十字路口踌躇不知如何过马路，同火车上的俄罗斯大叔经由翻译谈笑风生的旅行，相信会让你感叹世界的广博，重新回忆和感受长途旅行的独特魅力，在时空转换的巨大差异中重又体会“小小世界”的真谛。从欧洲之星到青藏铁路再到威尼斯·辛普伦东方快车，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交通工具迷，那么这本书也会让你大饱口福。在追求速度和高速铁路当道的今天，我们与慢悠悠的生活以及长途火车旅行也许暌违已久，但是通过作者对在火车上经历无聊与闷热的描写，通过她对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的观察、彼此交换故事的讲述，通过她笔下历史文化的交错，在陌生与新奇的感受或是捧腹大笑里我们会有一份熟悉的慰藉，对他者的世界对别处的生活也会有另一番体味。在疫情仍未消散的当下，尽管此刻不能“报复性”出境旅游，但我们至少还可以“报复性”看书，毕竟书中自有大千世界。推荐阅读：年度书单第一篇：20位专栏作者的年度最爱，带你回顾这一年赠书福利来啦【互动话题】：2020年你读过最值得推荐的一本书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书名+推荐语。我们将从评论区选出5位走心留言的氪友，每人送出一份价值150元的书籍“福袋”，截至时间是2020年12月31日12:00。这些“福袋”都是由36氪领读精心挑选的，里面包含了社会科学类、政治类、经济类、历史类等等多种书籍。每一个福袋都由不同种类的书随机组合而成，你将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我们还会把优质留言整合成一期“氪友书单”推送展示出来。想要让自己推荐的书让更多人看到吗？快来留言吧~

新兴人权困境及其辨证《人权》是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国内第一份人权学术期刊，创刊于2002年。伍科霖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人权》2020年第2期　为方便阅读，脚注从略。内容提要：新兴人权是一种顺应社会发展而逐渐扩张的人权表达形式，理论界对此褒贬不一。它既表达着每个国家现实性的利益需求，又承担着“人权概念偏狭”“可欲性与可行性相分离”以及“人权价值减损”等风险。从开放视野出发，新兴人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反映出多元的人权哲学观，同时其可欲性与可行性并不必然相关，且呈现出对传统道德原则的扬弃。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新兴人权所衍生的对人权的道德想象与事实经验，代表了不同文化对人权概念的贡献，并不会造成人权价值的减损。新兴人权观丰富了人权的内涵和外延，并塑造了一个开放、全面、共享的人权概念。关键词：新兴人权 人权泛化 可欲性 可行性 多元化我们正处在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结构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促进了民众权利话语意识的觉醒：陌生人社会打破了家庭的血缘依赖，权利义务关系被重新规范；风险社会下人类面临着诸多潜在的不确定风险，需要通过制度框架去化解风险；流动社会导致从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的转变，因工作、学习、家庭的移居势必出现诸多新问题；多元社会削弱了习惯的力量，传统权威被质疑且分散；信息社会下不同阶层的人可以自由表达和发展人格。正是社会结构的变革引起了民众对人权解决纠纷、实现利益的期待和需求，而当需求促使人们选择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人权的视角去观察和发现社会现实问题，人权话语就被强有力地激活了，并成为国际社会的流行话语系统。由此，每个国家都将国民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人权话语予以表达，民众的诉求越强烈，国家制度更新的速度就越快，新兴人权的数量就越多，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际人权活动充满了虚伪、欺骗、双重标准和对苦难的漠不关心，人权问题被过分简化，利益需求被无限夸大，就连人权的坚定支持者也怀疑能否为实现人权带来实质性希望，人权概念是否被曲解、偏狭和滥用”。这似乎是对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表示质疑。理论界对此也认为有必要限制新兴人权的数量并提高质量。但这也表明，准确界定“人权”概念在复杂多元的国际社会更为困难。然而，新兴人权的出现势必造成人权概念偏狭、道德祛魅、价值减损吗？是否有必要给予人权一个普遍、确定的概念？应如何看待每个国家基于多元表达所产生的新兴人权这一现象及其可能存在的价值增量？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一、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二、新兴人权面临的理论困境梳理三、新兴人权理论困境辨析四、塑造开放、全面、共享的人权概念一、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人权与人权概念不是一回事，人权是一个抽象的一般命题，而“人权概念是人权观念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本质进行抽象化的产物”。也就是说，人权属于观念性的范畴，是人们对人权的感受和认知，而人权概念则是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上，人为创建的实践性范畴。现代国际人权体系是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构建起来的，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则系统回应和扩展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规范性宣言、公约，虽然有其明确性和稳定性，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导致人权概念呈现出多维面相。尤其是在数字化信息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各种新兴人权以新的姿态广泛出现在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或官方文件中。但需要说明的是，新兴人权并不等同于新兴权利，“人权是权利的最一般表现形态”，其与权利所不同的是加入了尊严和价值这一特定意蕴。而本文所说的新兴人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时间和空间为核心的形式标准来判定，另一方面则是从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为核心的实质标准来判定。其形式标准范围主要是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各国家和地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新兴人权；实质标准范围则是对人权主体、客体和内容的扩展。因此，新兴人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概念，也不是实证法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层面的概念，而仅仅是伴随着社会发展，每个国家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需求通过权利化、制度化方式向国际社会予以呈现，并希冀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一种人权表达。它代表了一系列新兴的、具体的“人之为人”的权利主张，是一个复杂的权利束。（一）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提出的新兴人权虽然某些新兴人权是由联合国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文件或宣言确认，但其最初的倡导者以及积极响应者，则是来自某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或主权国家。此外，这些国家对新兴人权的提出都有自己特定的理由，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具体见表1。表1国际组织提出的新兴人权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首次提出继承权、进入或利用任何供公众使用的地方或服务的权利，主要源自于“波兰地区德裔移民问题”“波兰公民待遇问题案”。对此，常设国际法院重申了禁止种族歧视原则，包括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歧视，这对于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产生了重要影响。1969年12个美洲国家组织成员签订了《美洲人权公约》，首次提出答辩权，是为了保护在公开普遍声明中受损害的任何人；将姓名权的主体资格从仅限于儿童扩大到每个人；且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规定为逐步发展权，尊重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首次确立了“妇女人权”，虽然无法证实谁第一次提出了妇女人权的概念，但它反映了全世界妇女的共同利益诉求。非洲统一组织于1981年制定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基于非洲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将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意义的集体人权观规定在其人权文书中，首次确立了一切民族生存权与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权，以加强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1990年《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提出禁止高利贷，其根据是人人有权获得合法权益，没有垄断、欺诈或损害自己或他人；规定个人生活体面权，国家应保证个人及他需要赡养的人的一切需要。1999年《性权宣言》提出性权利是一项人权，这份宣言于1997年在西班牙发表，1999年在中国香港通过。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将旅游权宣布为一项人权，其来源于1980年《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度假、旅行和旅游自由的权利”，即所有人平等发现和享有地球资源。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确认了促进和保护所有残疾人的人权。这一公约源于1983年实施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要求对残疾人的保护采取一种“全球整体性战略”。2015年《享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决议，宣布“享有安全的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是一项独立的人权。2016 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认为，全世界有大量移民和难民被迫流离失所，这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权产生巨大的跨界影响，必须以人道、敏感、同情和以人为本的方式管理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流动问题，尊重和保护其人权与基本自由。（二）各主权国家提出的新兴人权新兴人权不仅来自联合国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倡导，还来自各主权国家对人权的现实需求，并试图向国际社会提出自己的人权概念。具体见表2。表2各主权国家提出的新兴人权1968年《德黑兰宣言》提出“生育权”的主张，认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赋予父母生育自由的权利。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确立了“环境权”，这一新兴人权主要源于《东京宣言》，其明确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致力于人类免受环境危害的、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确认了“共同遗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这一主张最早得益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对埃及阿布辛贝神殿等古迹的联合保护行动。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最早源自1972年塞内加尔提出将发展权作为人权的主张，呼吁消除发展障碍。2017年第1期。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根源在于土著民族的特殊性造成了土著人民无法真正享有人权。2011年，约翰·鲁格在参与起草工商业与人权的综合性提案时认为，跨国企业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加深，需要强调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责任追究，并提出“保护、尊重和补救”的指导原则。跨国企业已是国际法律体系的“参与者”，有能力承担国际人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2012年欧盟颁布《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保护互联网时代下的个人隐私和个人权利，提出“被遗忘权”“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等新兴个人权利。2016年《和平权利宣言》宣布“和平权”是一项人权，其来源于1975年美苏及西欧各国签订的《赫尔辛基宣言》，并认为“尊重人权及自由是和平、正义及福利的基本要素”，“要通过法治和人权，缓解国家内部脆弱性和外部压力，保障相对和平权”。2019年中国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主张基于当前世界还有几十亿人民处于贫困之中，生活缺乏尊严，希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消除贫困以实现更多人的美好生活。（三）各国学者提出的新兴人权除了联合国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或官方文件提出的新兴人权之外，各国学者也从科技进步与社会治理转型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人类发展所应有的人权主张和保障。学者提出的几项新兴人权，见表3。表3学者提出的若干新兴人权1986年尼尔·弗里德曼（Neil A.Friedman）提出无证工人的劳工权利，认为在美国有200万300万的无证外国人不能享受更好的经济发展，其工资与劳动不成比例，国家也拒绝向其提供社会服务和法律保护，这样大规模的不平等现状理应得到遏制，无证工人应当享有与劳动相关的人权保护。2006年，徐显明著文提出“和谐权”的主张，依托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2006年卡罗琳·德雷斯勒（Carolyn Dresler）、斯蒂芬·马克斯（Stephen Marks）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认为，公共卫生健康关涉人权问题，不应忽视由烟草导致的流行病对人类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影响，而控烟权作为一项新兴人权，其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和并发率。2019年，卓力雄著文认为，数据携带权是欧盟确立的一种新型个人权利，这一个人权利糅杂了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相关内容。2019年，马长山著文确认了“数字人权”的概念，认为数据和信息不仅是人们数字化生活的重要资源，也是新时代人权发展的新型载体和价值表达。2020年，谢正山著文认为，自动化决策如果缺乏任何有意义的参与，都将导致人们的无力感与脆弱感，从而产生“非人化”状态，而赋予人们算法“解释权”这项权利不仅不会影响社会及伦理价值，反而是对人的自主、尊严及人格的尊重。二、新兴人权面临的理论困境梳理新兴人权是不同国家、学者以本土语言和文字对人权需求、观念、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表达，也是反对西方唯一真理、保护本国文化价值的体现，试图通过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正如斯蒂芬·马克斯（Stephen P. Marks）所言：“人权概念并不是排外的，或本质上是西方的，所有文化和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尊严、正义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上规定了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也带来了诸多理论挑战，存在“人权概念偏狭”“人权泛化”“人权价值减损”等危险，导致人权就像凭空臆造的权利修辞，不仅失去了道德魅力，还使得其名声不佳。鉴于此，理查德·比尔德（Richard Bilder）强调：“在人权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宣布某一价值观为‘人权’是否恰当应表示怀疑，甚至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一）一元化理论导致人权概念的偏狭人权需求的激增主要以人权的哲学基础为论证依据。自然权利论者讨论自然的、天赋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从天性、人性角度提出了新的需求。正如非洲国家强调民族权，以及自我决定和发展的权利，并指向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伊斯兰国家提出个人生活体面权，将生活体面作为人性需求的一部分，主张国家保障其基本需要；中国在人权白皮书中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实则是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积极应对现实中的人权问题。功利主义论者则从法律实证的角度，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核心，要求一些更高层次的物质权利和精神权利，从而不断满足人的自我完善。比如，将性权利、旅游权宣布为一项人权，就是将人的需求升级，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体验。政治功能论者则纯粹从人权的政治功能出发，严格将人权定义为限制国家主权的权利。就像艾丽斯·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对工商业与人权的坚持：“寻求救济的不公正事件是许多间接行为的产物，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加以纠正”。换言之，不同国家会根据不同的哲学基础对利益需求进行论证，并向国际社会提出一种有说服力的理由，进而在宣言或法律中确认这种权利需求或利益，使之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性的、获得正式承认的新兴人权。然而，正如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所言，尽管《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对人权达成一致理解，并确立了共同的人权基本原则，但其只是在观念层面，而非实践意义上的认同。这意味着人们并没有将“权利潮流”限定在“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中，就像美国《独立宣言》认为人权是“造物主赋予”的权利，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认为人权是“自然的”和“神圣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二者皆是权利世界语言中的一种“地方方言”。由此，每个国家都在试图从本土文化中找到新兴人权的伦理传统，以满足其实际需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对人权概念的核心意义缺乏真正的一致性和包容性。同时，这也反映出以西方为主的人权哲学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将人权话题的焦点窄化到国际政治方面，并作为制约各国政治的合法化手段而被滥用。尤其是自1989年以后，西方人权话语的政治功能凸显，与传统人权概念中的道德精神相对立。塞缪尔·莫恩认为，西方的人权哲学只是从基督教的历史中偶然浮现出来的，用以顶替诸多业已破产的政治乌托邦的道德替代品，是一个最后的乌托邦。其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一元化、绝对性的人权理论持批判态度，也对人权所承载的道德乌托邦表示合理怀疑。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尽管是一国的主张和需要，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西方国家人权话语中的“平等自由”“弱者正义”“意志自由”等思想在本国予以贯彻，不仅附庸于西方的人权概念框架，还侵蚀了本国的核心文化和主流人权观。安东尼奥·卡塞斯（Antonio Cassese）质疑新兴人权倡导者的动机，认为他们试图通过权利话语来掩盖真正的问题，歪曲人权概念，进而摧毁之前所存在的人权共识。同时，发展权利的概念和用语存在误导和歪曲，发展中国家改变方向的尝试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基于各国的人权哲学观来论证新兴人权只是人权的一个侧面，并非其全部。人权实则代表了一种反对权力滥用和提倡权利保护的立场，是对个人自由、尊严、自决能力认同的标志。这些共性和全球化的推动力一道给每个地方的人权话语带来了“表面统一却内在有别”的景象，即每个国家的人权宣言都有各自的偏好。由此，尽管人权的哲学基础多元化，但各个国家必然会根据地方文化与现实国情，秉持着一元化的人权基础来看待新兴人权，也就难以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与接受，从而囿于自身的人权话语范式。这极有可能造成人权概念的偏狭，阻断人权概念的开放性与全面性。（二）新兴人权的可欲性与可行性相分离如果从只考虑抽象的人转变到充分考虑具体的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即从抽象的个体观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观，必然会衍生出更多对新兴人权的需求。无疑这种需求会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增加，使得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新兴人权的态度过于理想化，导致其对责任话语的缄默，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具体而言：其一，人权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重，过度关注新兴人权的绝对性与可欲性，而缺乏现实考量和基础，甚至边缘化或消减其可行性问题。人权与道德原则相关联，其为新兴人权的自我证成提供了充分理由，从而使得新兴人权成为强有力的道德主张。然而，这种道德主张并不是某人作为某个社会成员而随意享有的权利，而是一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或能力所具有的优点而享有。这就意味着，新兴人权并不具有绝对性和随意性，其正当性与可欲性追求必须有所限制。同时，人权的符号化特征和人权本身的预设功能，为人们所认定的事实、行为或追求的事物，予以一种抗争与保护的正当性根据。换言之，个人权利成为政治王牌，拥有人权意味着拥有对抗一切力量的正当根据，从而使得人权成为凌驾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人权理论的框架，缺乏现实维度的考量，使人权话语成为粉饰无限制主张的空洞的伪善。比如，每个国家现有的体制如何在冲突的新兴人权中公平合理地分配稀缺资源？对分配不正义的行为该如何进行救济？正如学者所质疑的：这些可欲性价值是国际人权和国际法规则的适当主题吗？这些价值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与监督，并在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它们是作为国际法律秩序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国际人权法案的一个宣言主题？其二，新兴人权引发“成本难题”，导致其可行性存疑。霍尔姆斯和桑斯坦认为，权利具有预算成本和社会成本，“权利的成本意味着提取和再分配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实质上影响着权利的价值、范围以及可行性”。不论是促进平等的积极社会权，还是免于被侵犯的消极自由权，都涉及对政府作为与公共资源分配的隐含主张。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是对政府行为和社会合作的本质依赖，以保障集体和个人的福利。但受制于各国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任何国家都难以同时满足所有的权利诉求，而新兴人权的扩张意味着对国家资源或成本的进一步要求和分配，不仅赋予国家以更大的权力来对社会生活予以强制介入，还会阻碍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权利之间的关系强度随执行质量而变化，实施质量较低的权利无法为其他权利提供支持，而保障高质量的权利在发展中国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同时，越来越多的权利需求被纳入人权的范畴，人权成为人类将欲望需求转化为权利话语的利器，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将引发人权诉求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进而陷入社会与道德，权利设置的目标与实现相矛盾的境地，造成权利的“乌龙效应”。其三，新兴人权忽视责任话语和义务话语。人权话语将会导致更加自私的个人主义，权利文化已经在政治上使利他主义、相互关心以及相互协助的责任与义务感降低。但权利不是纯粹的利益主张，不是每个人的利益主张都能转化为权利，甚至上升为人权。人权也不同于日常的利益主张，利益是可衡量、可妥协的，而一旦将主张上升为人权，则具有不可权衡、不可妥协的原则性意义。而新兴人权承载着民众的利益需求，具有话语权力的属性，进而也就抬高了捍卫利益的正当性门槛。但这可能会造成权利的滥用，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并无限制地寻求政府的救济和保护。这样一来，对某些新兴人权的承认会助长民众的依赖心理，使其缺乏自怜心和责任心。同时，人权使得个人欲望公开化和法律化，并扩展了社会的边界，导致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权利主张作合理的辩护，将社会的理想目标通过人权的形式确立为国家制度，而我们拥有的权利越多，不安全和不自由的感觉就越强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对义务感的侵蚀。一方面要求别人向自己尽责任，以个人自由为名忽视家庭与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对他人不负责任，以某项新兴人权为优先主张而逃避责任与义务。（三）新兴人权导致道德崩溃与价值减损当所有人都在诉诸人权为其争取更多权益，并将人权表述为个人的、与责任、义务毫无相关的东西时，也就缺乏了对自己和相对人的责任与义务的清晰认识，忽视社会所应具有的道德原则和内涵。如果过度强调人权话语对个人利益的迎合与满足，将会导致公共道德感在社会缺失和蔓延，形成一个不关心公民福利、不道德的社会和政府，而这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所倡导的人权精神相违背。反过来也会削弱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热情，阻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人成为孤立无援的原子式个体，丧失其社会性。此外，人权的道德重要性业已降低，某些新兴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对抗传统道德体系的特征。比如生育权、特殊主体的婚姻权、基因权等，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即使是权利的时代，也不可滥用权利，不可借用人权之名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而降低人权的重要性。相反，人权在实质上只能提供某种道德原则，启发和影响人类良知，远不能完全支配人们的实际行为。它只能有助于诊断社会和政治的病症，但不能完全救治。换句话说，人权是道德权利，民众的现实需求不应是无节制的欲望，不是所有的利益主张都能成为一项权利或人权。为此，诸多学者呼吁对人权清单进行降格，如英国学者米尔恩从普遍道德原则中推导出七项最低限度的人权；纳斯鲍姆提出人权的十项核心能力以实现人的尊严；格里芬从人格和实用性角度设定了人权的两个标准；罗尔斯开出了四项人权清单：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形式平等的权利。雅各布斯（F.G.Jacobs）提出了新兴人权的一般标准：权利必须是基本的；权利必须是普遍的；权利必须能够作出足够精确的规定，使国家承担法律义务。菲利普·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建议新兴人权应符合以下标准：反映一种根本重要的社会价值；不同价值体系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有资格获得认可；与现行的国际人权法保持一致；能够达成高度的国际共识；与国家的一般惯例相容；权利和义务足够精确；并且还必须建立实质性或程序性的要求，以确保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标准。此外，我国学者黄金荣将人权概念界定为个人基于尊严而享有的，主旨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权利。这些人权清单和定义表明，人权固然是目前为止最具道德性、广泛性的价值尺度，但与人权相关的人类利益一定是重要的、道德的、不可忽视的，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利益都会成为一项人权。某些利益可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很重要，其实际重要性也超过很多人权问题，但这些利益也并非一定需要转化为人权话语。如果把所有主张都贴上“人权”的标签，并与相应的道德目标或价值联系起来，将会导致人权的扩散范围或形式大大覆盖现有的人权体系，不仅不会有效保障人权，还会降低民众眼里传统的人权观念，甚至造成人权道德崩溃和价值减损的风险。三、新兴人权理论困境辨析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表达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权话语意识的觉醒，然而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方面是要在维护人权传统的完整性和可行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另一方面，必须采取有力的办法，充分关注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并对人类尊严和福祉所面临的新威胁作出反应。由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挑战，但也不能囿于这些困境而持狭隘、封闭、甚至对抗的态度。人权作为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社会事实和理念，具有时代开放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应持有开放视野，从理论、实践和价值等不同层面来审视这些挑战。（一）新兴人权反映出人权多元哲学观的融合趋同新兴人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反映人权的多元哲学观，且存在融合趋同的现象，有利于对偏狭的人权概念进行反思，为人权概念的理论基础贡献增量。1.人权的理论基础具有地方性克利福德·吉尔兹强调，地方性知识不仅与时间、空间、阶级相关，还是一种将本地认识和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本地特征。新兴人权就是在特定的处境下，依其特定的历史价值，课以特定规则和义务的地方性知识。首先，它具有地域性，新兴人权的生成受制于地方固有的文化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制度等情境，这种地域性是新兴人权提出的重要背景，进而使得抽象性人权在现实环境下得以具体应用。其次，它具有建构性，不同国家的新兴需求与宗教、习惯、风俗等诸多地方性要素相关联，而每一个新兴人权概念的提出，必然融入宗教、习惯、风俗等地方性特色，代表着国家尊严和地方自信。比如，《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就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他们对民主与自由的概念解释是在真主的意志下作出的，并象征着伊斯兰国家的尊严。最后，它具有群体性，新兴人权的提出代表着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群体价值观，是特定地域下所形成的集体的、同一的态度、立场等。譬如，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享有生育权，并全面推行二孩政策。这一倡导性政策受制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按照西方国家所言，它似乎与妇女的自由选择权相违背，但这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权制度，秉持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这恰恰是对妇女权益的保护。由此，基于地方性知识而产生的新兴人权也许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是解构普遍性。但是，“看似普遍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经过标准化过程而导致的表面的普遍性”。因此，新兴人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可进行宣传与对话，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以实现跨文化的地域融合，重构人权概念的普遍性。2.人权的文化视阈具有多元性新兴人权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人权概念表达，是文化塑造了新兴人权的产生。在特定文化下的人们建构了象征性符号，正是通过这些约定俗成的符号，社会产生了同一的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地方性的权利宣言。而文化是各民族对其所处世界的经验理解，根植于具体的生存环境，不可能脱离地方实际而成为某种纯粹的抽象，其必然蕴含着国家的特殊情感、心理、宗教等复杂意义。比如，非洲国家面临民族生存权困境，进而把民族生存权利作为集体人权予以宣示；伊斯兰世界则把伊斯兰教法解释为唯一渊源，权利和自由受伊斯兰法管辖；在南非和波兰，重申了对移民和难民禁止歧视的原则，并把“进入任何供公众使用的地方和服务的权利”作为一项人权；某些西方国家只关注个体人权并排斥集体人权。然而，尽管新兴人权是地方文化的产物，但某一项新兴权利在某个阶段可能会被别的地区赋予新的内涵，或积极承认、践行这项权利并逐渐确立为人权。比如，欧洲国家倡导的政治权利，在我国被转化为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具体人权；而我国所提出的集体人权，也得到欧洲国家的认可，并将人权主体扩大到妇女、儿童、穷人等。换言之，当人类需要解决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时，以往所有的实践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由于受文化视阈的局限，某项权利在当时的环境和现实状况来看，未必是一项人权，或者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但不可否认这项权利也许在未来就是一项合理的人权主张，并能够适用于本地方特定环境，解决特定问题。3.人权的实践经验具有趋同性在人类社会的现实环境中，尽管新兴人权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且地域性较为固定，但文化却是可以被接受与改变的。不同文化朝向人权发展的同一终极目标前进，不过是或早或晚的差别。虽然普遍性是一个难以满足的特性，但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一些核心问题和规范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趋同，并且现代社会对基本人权的不同意见显然没有那么强烈。一是科学技术层面的趋同，科学技术能有效改善生存权、发展权，进而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二是规范技术层面的趋同，即使文化差异明显，但人之尊严作为人权的核心，仍需借助于法律、规则、机构这些社会规范和制度工具。由此，人权虽然是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存在本土人权文化和“人权方言”，但本土的人权文化可按照符合人权规范的方式相互融合。这并非试图达成一种社会共识，也并非掩盖差异或冲突，而是通过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相互借鉴规范和制度工具，进而实现目标意义上的趋同。比如，中国推进人权法治化保障，就是将欧洲国家的法治观念和民主建设融入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中。至此，新兴人权不仅是一种理论创新，也是一种实践创新，一国的新兴人权理论可成为他国保障人权的方式和手段，两者共同致力于实现全球人权事业。（二）新兴人权的可欲性与可行性相互结合1.人权的可欲性并不意味着权利的绝对性首先，从成本的角度而言，人权的实施依赖于政府有限的公共资源，而各国的财政限制则排除了所有基本权利在同一时间被最大限度执行的可能性，其必须寻求人权的重要性与手段的适当性之间的衡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权并非是绝对的。其次，人权的普遍法理是回应人的道德基础，即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可以从宗教学、道德哲学或社会学、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解读，但新兴人权在社会学意义上更具有现实性。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人的尊严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一国国民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真切感受到来自于他人、群体和社会给予的认可和尊重，此时，人们对人的尊严从社会身份中才能得到心理体悟。同时，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新兴人权并非来自纯粹的形而上学，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没有任何一种人为构建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作为社会中有理性的人们必须对社会实践不断反思，才不会囿于人权的可欲性和绝对性而忽视人权的可行性。正如在信息化时代，公民数据权的提出不仅具有正当合理性，还逐渐成为维护人性尊严的一种世界性趋势。对此，国家和社会必须作出反应，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实施保障，尊重和保障这项新兴人权。2.新兴人权具有宣示性、辅助性、派生性意义新兴人权的可行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保障性功能。如果只是从权利保障这一侧面就否定权利本身，而没有充分发挥人权的防御和救济作用，必然会陷入权利过度受限制的困境中，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新兴人权还具有宣示性、辅助性、派生性意义。其一，它承载着特定的“宣告性意义”，不仅能导向和建构新的人权，还具有谴责和对抗政府忽视民生利益的功能。其反过来也表明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及时回应民众的强烈诉求，并将此新兴人权作为政府的行动目标来看待。其二，布莱克斯通认为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就是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安全权、自由权、财产权这三项基本人权。如果宪法仅仅是刻板的法律条文，而不提供任何措施以保障这些权利，那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宪法必须额外确立附加的权利作为辅助，以保证这三项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按照英国学者布莱克斯通的观点，新兴人权是为了帮助和实现这三项权利而作为辅助性权利出现的，其具有正当性和现实意义。虽然权利之间存在紧张与冲突，但可优先承认并保障一批具有现实急迫性的新兴人权，并延缓或否决另一批不那么关乎人性的权利，进而使得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不因法律规范或制度的滞后性而被忽视，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其三，格里芬将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派生性人权。基本人权是以“人格和实用性”为根据，而派生性人权则是将基本人权应用于特定的具体环境中，将抽象性的概念从全局性的词汇过渡到地方性的词汇。这种过渡到地方，应用于具体环境产生出来的、普遍性较低的权利就是派生性人权，其存在着广泛的理性判断、认知与共识，并具有实践意义。3.新兴人权与责任义务话语并非对立事实上，新兴人权的产生可理解为对社会责任原初失效的补偿性回应。当良性的社会规范运作良好时，通常证明法律规制是不必要的；在良性的社会规范失效时，权利主张则日益迫切。无论是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新兴人权，还是普遍性的人权观念，其实都与责任、义务相关联，不是完全对立，也并非完全对应。“尽管在概念上否认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并不碍于在实践上权利和义务经常关联的这个事实”，许多新兴人权在得到有效保护时也有助于增加利他主义和负责任的习性，权利与责任不是“零和博弈”。那些权利得到保障的人，会积极遵守授予他们平等尊重的体制，使其更有可能成为道德公民。而那种认为人权走得太远而忽视责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此外，没有新兴人权的出现，则意味着国家在思想、技术、行为方式等方面没有很大的进步，也可能产生完全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弊端。实际上，新兴人权赋予了各方责任和义务，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必须负责任地使用从负责任的公民那里获取的资源，并根据民众诉求来确定哪种新兴人权可能给予社会最大的利益。（三）新兴人权为人权概念贡献价值增量新兴人权是对传统普遍道德原则的扬弃，而非彻底冲击传统道德体系，且不会造成人权概念的贬值和道德减损。尤其是面对多元社会，更需要通过新兴人权来加强全球合作以维护国际人权秩序。1.新兴人权是对道德原则的积极回应米尔恩认为，人权是普遍的道德权利，《世界人权宣言》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保障，其所列举的权利是自由主义民主权利，而大部分人类并未经历过自由民主，在将来也不可能经历。由此，这些权利也就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权。而严格意义上的人权是包含在共同道德原则中的权利，适用于任何民族共同体，米尔恩谓之“作为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其包括生命权、公平对待的公正权、获得帮助权、不受专横干涉的自由权、诚实对待权、礼貌权、儿童受照顾权等七项权利。他认为，即使存在文化差异，但由于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是根植于社会生活本身的道德要求，应当获得普遍承认与尊重。如果说米尔恩所列举的建立在普遍道德基础上的七项人权清单，是基本的、低限的，那么目前的新兴人权则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超越低限的普遍性人权。进一步而言，某些特殊群体的新兴人权，比如囚犯、同性恋的婚姻权，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突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使得内心压抑的关乎人性的道德权利得到讨论与扬弃。正如芦部信喜所言：“《宪法》中的人权规定只是列举了在历史上遭受国家权力侵害较多的重要的自由权利，并不意味着已然网罗和揭橥了所有的人权”。但人权在未来可扩张出哪些具体的权利，以及用怎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权利是否可作为一项新兴人权而被承认，则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而作为自律的个人具有社会发展性和道德性，其在人格意义上所不可或缺的利益主张，也可作为“新兴人权”而被理解与接受。因此，既不可让人权概念的负担过重，也不可否认新兴人权的现实价值，要把握好其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度”。2.新兴人权丰富人权概念的内涵新兴人权的提出并不会造成人权概念贬值，反而代表着国家的贡献和尊严。这些具有宣示性、辅助性、派生性的新兴人权，反映了地方文化的特色、视阈、经验，极大地丰富了人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非洲国家贡献了发展权，中国提出了美好生活权，西方国家致力于民主自由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权。这意味着，人权具有共时普遍性，并不存在古今中外都适用的个人权利，权利内容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正如格里芬看来，在“人格价值”的根据上必须要增加“实用性”作为人权的第二个根据，不仅强调纯粹的人格价值，也强调人类社会的实用性经验信息。既然它是来自社会的经验信息，那就必然带有地方色彩，并非所谓的普遍性建构。尽管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广泛接受的人权概念，但仅从权利需求层次而言，不管是生理、安全这样的低级需求，还是自尊、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都属于基本的、自然的人的本性，不会异于或违背人性。再者，从新兴人权的增长趋势来看，这是一段人类追求自身需要的历史，也是人权不断进步的发展史。每个国家都处在人权事业的链条上，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必须积极应对全球人权的现实问题，为实现社会公正、人性尊严创造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在为人类繁荣和人性尊严而斗争。而新兴人权的出现不仅不会造成人权概念的贬值，恰恰相反，人类繁荣和人性尊严可以支撑和宣传对新兴人权的呼吁。四、塑造开放、全面、共享的人权概念尽管新兴人权的扩张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人权应受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成为国家间攻击与对抗的武器。即使人权概念只是流于当前社会的直观感受，无法形成一个得到正确运用的、可被普遍接受的清晰标准，但也并不会削弱人们对人权所应具有的道德内涵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或导致人权沦为一种浅薄的口舌之争。因此，对于新兴人权的扩张，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人权泛化”“权利滥用”“人权贬值”的体现，而应以包容、辩证的态度来看待新兴人权，进而塑造开放、全面、共享的人权概念。首先，我们应转变观念，不再把人权看作一个封闭的概念。应尽可能在全球化过程中，打破人权概念的封闭性，并把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对人权的道德想象与事实经验，视为每个国家对人权概念的贡献。同时，其他国家也可以各取所需，移植能适用于本地方的新兴人权。“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国家，不能只将欧美的‘人权干涉’作为‘干涉内政’来排斥，而必须向国际社会积极主张自己的人权观，通过思想的争搏和交流来使人权真正获得普遍性”。也许，西欧文化对人权有比较清晰的界定，但并不代表着印度教徒或丛林土著对人权的理解就是模糊错误的。即使他们所经历的路线不同，提出的主张有别，地方的差异明显，但都是在朝着人之为人的终极目标前进。其次，新兴人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可以在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实现共享。正如《和平权利宣言》的颁布，其是由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小组来起草的，并由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逐步沟通的方式进行拟定。对于什么是人权，人们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它、认识它，甚至被用来维护某种利益需求或反对某一事物。然而，没有任何单一文化的人权概念可以被称为人权，也没有一种单一的人权理论能够全面描述人权。也许，普遍人权的理念存在虚无性、理想性，人权的地方性经验和客观事实也并非得到全部的承认，但“人权”这一伟大名词是各个国家都值得追求的社会事实，且是被所有人迫切需要的。《世界人权宣言》已被译成百种语言和方言版本，在全球已有466种不同的译本，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人权不仅是一个地方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概念。最后，将人权与技术结合，通过技术变革丰富人权概念的理论和实践。“人权不仅是超验意义上的，还是经验存在的”。全球化的技术变革伴随着新兴人权的提出，带动了人们权利需求的巨大变动。基于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的目的，提出了个人隐私权、数据安全权等新兴人权。甚至对于传统人权的内容也有了较大改变，如“住宅不受侵犯权”，其中“住宅”一词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住宅，侵犯也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进入某个空间，还包括在没有个人亲自行为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侵害。同样，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不再囿于传统地域上的教育平权问题，慕课、互联网公开课使得乡村教育有了与城市教育平等的可能性，技术的变革为人权概念注入了更多新的内涵。因此，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应用等技术手段，对于发展人权概念，促进人权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权概念未来是什么样，将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不仅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现实需求，也取决于技术。但不可否认，我们只有将人权概念放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开放的认知世界中来辨析，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其扩张现象，并坦然面对其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