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开发研究院

2020年1月5日下午，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支持下，由马洪基金会主办的“问势2020理事报告会”举行。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首先致辞，他表示，樊纲院长和唐杰教授每年联袂搭档的问势理事报告会都能产生很多精彩的思想火花，带给现场嘉宾很多重要的启示。尽管2019年风云激荡，但通过问势报告会希望对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有更透彻的了解。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郭万达主持了报告会。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发表了题为“大变局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他从全球化讲起，以世界格局、经济、政治、贸易格局、宏观经济走势为切入点，阐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就中国转型的中长期趋势进行精彩的分析点评。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更趋复杂，一些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全球经济形势逆转，经贸摩擦此起彼伏，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从国内看，虽然中国政府加大逆周期调节，积极实施“六稳”政策，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全球经济的走向如何？中国经济走势和政策趋势将何去何从？如何有效应对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和战略博弈？ 对此，樊纲指出，贸易战会继续谈谈走走，但会有反复，因为美国不可能消除与我国的逆差，贸易战可以达成一些协议，但美国还将长期继续遏制中国。但中国依靠后发优势，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通过对外开放使大量的知识外溢进来，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樊纲认为，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但早来比晚来更好。贸易战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我们重视其他市场、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着力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樊纲特别指出，中国经济主要采取软着陆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样的“市场出清”或已接近尾声。加之目前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会使预期稳定一段时间，投资会有所恢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策调整，特别是城市群的建设，也会拉动经济的增长。在几大利好因素的推动下，明年我国经济会企稳向好。樊纲院长演讲完后，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经管学院唐杰教授进行了点评，他表示从中国经济转型的中长期趋势看，潜在增长率阶段性下降是各国发展转型中不可避免的挑战。相较于历史上日韩转型时期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快调”，我国利用快速增长的杠杆率开始“慢调”，将有利于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展望未来，唐杰教授认为新的经济增长主体将围绕“认知”和“平台”两个概念展开。“认知”可以简单解释为“机器取代人”，表现在经济增长模式上，指以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化为以创新创造为主的科学化增长模式。强调以“认知能力”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将主导未来国家和城市的竞争。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来看，唐杰教授认为另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主体——“平台”，指公开、透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结合深圳的发展定位来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要坚持改革开放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经济创新转型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法治化“平台”。接下来的互动环节，现场听众围绕就融资难、房价持续波动等热点问题与樊纲院长、唐杰教授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文/宋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近日应邀赴河南安阳考察了被称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的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甲骨文遗址，这里以出土了15万件刻辞甲骨而风靡世界，这里作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理应万众瞩目，人气爆棚。然而，和我将近20年前来时看到的情景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常规而静态的博物馆、妇好墓、车马坑和甲骨碑林，稀落的游客。我打听了一下，这里每年的门票游客量大约30万人次，平均每天都不到1000人，这个游客量与殷墟拥有的无以伦比的历史文化价值相比，显得极不协调，令人叹息。我们知道，世界公认的最古老的三大文字体系分别是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甲骨文和埃及象形文字，只有甲骨文在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和发展中得以传承和强化，并沿用至今，其他两种都在当代文字体系中消失了。与此同时，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古文明和中华文明，也只有中华文明的发展未曾断裂，顽强地生存和传承到今天，显然，源于殷墟的中国文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传承作用。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大一统国家文化形态起始于秦朝的统一，其重要标志就是：书同文，车同轨，显然，统一的文字对于创建和维护中国国家的统一同样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距离殷墟不远处的曹操高陵，在其被发现和认证过程中，一直存在很大争议，而最终被国家文物局权威确认为曹操高陵的核心依据也正是陵墓出土的多块石牌上明确的文字表述。可见文字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世界文化的传承和交流，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对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说，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历史长廊中的皇冠级瑰宝。然而，如此重要的文物古迹地，竟然呈现出如此低迷的旅游形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其实，殷墟的这种状态和困局在全国并不是孤例，太多的考古类、历史文化类景区景点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除了少数特别的文物古迹景区景点（例如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山东曲阜等）获得比较理想的经营成就外，大多数此类景区景点的经营状况并不如意，不少地方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不得不持续依赖财政补贴维持。上个月我去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山西解州关帝庙考察，发现那里的文旅形势和殷墟很相似，也是不太景气。殷墟这一类的历史文物类景区景点的困局，背后反映的是三种长期以来难以化解的矛盾关系：第一种，文化（文物）与旅游的关系。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文物大省陕西就发生过文物局和旅游局的矛盾甚至对立，文物局以文物保护为宗旨，坚决反对旅游业对文物古迹地的旅游式渗透，严防文物古迹遭到旅游式破坏，而旅游局则坚持文物文化资源的社会化普及政策，坚持让广大民众有更多机会贴近文物古迹，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了解决文化与旅游的相互融合问题，国家已经把文化部和旅游总局合并，但文物局和文旅部的关系仍然微妙，例如殷墟，就是文物保护有余、旅游发展不足的典型案例。第二种，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产品的关系。任何考古类、历史文化类景区景点，其旅游的核心依托都是历史文化资源，问题在于，大多数此类地方都是把资源直接拿出来与旅游接驳，忽略了资源需要向产品转化这个关键步骤。当资源本身被直接当做产品推向市场、而缺乏资源向丰富的深度产品链延伸的背景下，大多数历史文化类景区景点的旅游就只能停留在对静态遗址资源进行初级性的观光式利用，无法实现从文化资源形态向旅游产品形态的合理转型。第三种，文旅供给与文旅需求的关系。殷墟面临的困局，说到底，还是没有解决好文旅供给和文旅需求的关系。当代文旅市场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以80、90、00后为主体的文旅消费者对文旅资源的接纳方式更多地呈现为动态化、活化、体验化的现实需求，而大多数文旅供给方却仍然停留在资源本体直接对接的、静态的、参观式的文旅模式上，导致供需关系的裂变。我已经从安阳市、殷墟所在的殷都区以及殷墟管理部门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希望改变现状的急迫心情，也看到了宏伟的规划蓝图，动作是很大的。然而，从最新的规划思路看，仍然没有走出就殷墟考古资源做文旅、就甲骨文本身做文旅的局限性。殷墟的核心资源无疑是甲骨文，但它的核心价值是文字，是对世界文化做出超级贡献的中国文字。殷墟所有的文化旅游拓展，不能停留在对甲骨文本身的考古解读上面，而是沿着文字主题实施多元延伸，从古向今延伸，从中国向世界延伸，从单一资源向多元产品延伸，从静态参观向深度体验延伸。在这样发散性的大文旅思维引导下，回头再看安阳这座城市，就不仅仅是殷墟甲骨文资源的所在城市这么简单直接的定位了，而是世界文字文化的宝库性城市定位。由此我建议，安阳应该确立以殷墟甲骨文为核心文化基石、以世界文字宝库为主体的城市品牌，这个品牌就叫“中国字都”。作为中国字都的安阳，当然要首先在充分保护的基础上，向游客展示殷墟和甲骨文的辉煌，但更要积极探索殷墟未来发展的突破方式，例如现代科技AR、VR、AI等支撑的沉浸式、体验性项目，以文字为主题的文化传承类项目，如围绕文房四宝的场景活动、文字典故演绎等，中国文字类商品博览会，殷墟中国趣味文字活动节，大型实景殷商甲骨文主题演艺，世界语言文字交流论坛，魅力文字酒店，等等。总之，要让来自全中国、全球的游客都能在殷墟以丰富的路径和模式，多角化地感受和体验到人类文字的超凡魅力，从而呈现出殷墟不同于其他文旅目的地的独特价值。殷墟的困局一定是暂时的。面对殷墟这样的世界级、划时代的历史文化价值资源宝库，一定要跳出思维的传统定势，一定要破除文物资源和旅游产业之间的传统屏障，一定要以文化创意IP为引领，一定要实现文旅供给和文旅需求的无缝对接。只要这些关键问题都实现了深层次的突破，殷墟的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就是充满希望的。

文/彭坚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发展和城市规划中心主任日月经年，世事无常。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袭来，给正在加温升腾的鼠年新春喜庆氛围浇了个凉凉。“葛优躺”瞬间变得高大上，“家里蹲”的防疫贡献不可估量。分秒必争的职场人，在“被放假”的打发时间中左右挣扎，阴阳转化迅雷不及掩耳。所以，此时即使探讨一下从疫情看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学术话题，可能也不会显得太过枯燥。一、疫情折射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应关注的现象（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框架因疫情而快速调整在社会常态运行时，政府工作以服务和引导改善市场为导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开展且相辅相成。当本次疫情将全国带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时，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成为首要目标，政府与市场关系迅速调整，转成一种新的关系框架。政府作用升居主导地位，病患隔离治疗、物资保障、武汉封城、军队接管、条块协作、信息公开、社会动员、暖企行动等在全国一盘棋下紧急部署推进。市场作用暂处辅助地位，围绕防疫目标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生产保障、供需组织和技术支撑，加强危机应对和自救。疫情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框架，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则在一种极端场景中的具象体现。（二）、疫情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缺乏精细化处理面对不断快速变化的防疫形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仅限于框架调整远远不够，进一步精细化处理才是时局急需，且更考验治理功力。从武汉市、湖北省的情况看，伴随着政府作用占主导地位且防控策略由“内紧外松”走向疫情爆发后的“封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精细化程度不足，突出问题在于笼统地将行政配置资源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划上等号，这在疫情爆发初期表现尤为明显。一是行政配置资源没有很好地采用市场机制手段。伴随疫情快速发展，面对以医药卫生为核心的全方位工作要求，及随时出现的综合性新情况新问题，传统条块式、专业能力有限的行政资源短期内重度承压。在此时空矛盾下，政府不仅未能及时利用政府采购等机制将社会力量灵活调动起来，甚至在一些关键时节与现有成熟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形成割裂。例如，在抗疫一线最急需医疗物资的时候，大量捐赠财物在武汉红十字会形成分送梗阻。一些市场上较为成熟的数字经济、物联网等技术资源缺乏针对性的及时应用，技术性信息公开、防疫工作效率未得到质的提升。二是行政配置资源没有对市场配置资源形成引领和协同。防疫作为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处理好一线防治与社区防治、医用物资保障与生活物资调配、医院床位资源最大化利用与可改造收治的社会闲置场所应急递补、社区防治与居民基本生活、病患隔离与老弱幼家属安置、防疫与科研创新等一系列重要关系，每对关系都需根据实际开展行政、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机结合，确保各种措施主次得当、灵活优化，否则缺乏方向性和敏捷性，就是打乱仗。实际上，很多关键工作细节要么行政资源长时间缺位，要么主动参与救灾防疫的市场资源缺乏指向明确的行政统揽，产生了大量疑似病患无法收治、居家老人小孩无人照料、社区居民基本生活不便等使局内外人、线上线下都焦急不堪的问题。（三）、更加利他的“理性人”成为社会微观基石疫情向来是面镜子。本次疫情爆发后，尽管仍有不少囤积居奇、坐地起价、制假售假等利益至上的所谓狭义“理性”行为，但更大的洪流是“义字当先”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民众与社会力量内在的利他、互助品质迅速激发成抗疫实际行动。作为个人，有力所能及奔走呼吁、慷慨解囊的热心肠，更有“不记报酬,无论生死”的吾辈楷模。无论央企、民企，无论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主流都是积极捐赠，承担社会责任。各地均有重要企业联合承诺关键医疗物资与食品“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甚至不惜零利润供应和亏损生产。银行业、物业业主纷纷支持中小企业战“疫”，形成全产业链、全产业生态地守望相助，构建了非常时期主动相互让利的市场机制，政府的倡议引导成为其中的重要助推器。在特定的国家利益大局下，社会各方实实在在的互助真情和自觉行动，为微观层面的“理性人”赋予了注重利他、更加进步的思想和行为内涵。回溯历史，义利之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孔子讲仁，孟子崇义。在长期的自然与社会进化中，“义利合一”的思想潜移默化地驻守在一代代国人的内心深处。当某一历史阶段的政策重义轻利时，民众内心的义利观将外化为与政策呼应的主流思潮与行动，反之亦然。荀子有言“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讲的就是针对义、利结构调整的政策权衡之道，相应带来的长期治理效应更是值得警醒。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将“义”摆在更优先位置，社会主义的利他、互助精神深耕发芽，产生了一批批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成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建设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将“利”阶段性调整至相对更重要的位置，主动性创造性被激发的“经济人”成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支柱力量，助推了经济体制转轨。伴随社会财富快速增加，居民衣食足而知荣辱；更加注重狭义自利的“经济人”，与时俱进地向广义上物质自利与精神利己相结合的“理性人”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持续建设，加强了这一转变的自觉性。面对崭新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引导推动利他权重更高的社会主义因素融入“理性人”的时代内涵，人性中的低级本能向高级本能加速升华。再品荀子所言可见，在70年的建国历史轨迹中，正是一以贯之将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义利权衡下政策导向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引导民众思潮中的义利权重不断优化，“理性人”的行为内涵持续进步升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石日益增厚，使得宏微观行动无论短期内的义利结构如何变化，终能确保大方向、长期内“利不克义”，因此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最大奇迹是未出现危机，很好地控制了泡沫”，在全球独树一帜。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三个重要启示（一）、追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均衡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方法论，精细化处理两者关系应成为政策思维和工作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追求政府与市场关系动态均衡的市场经济。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面对崭新的形势和工作目标的重大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框架、权重则需要因时因地调整，或者说阶段性地调整，而非一成不变。在每一个重要阶段，力争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达到一种微妙、动态的均衡，以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之义和关键之策。这与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理查德塞勒教授所主张的“自由意志的家长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精细化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应成为动态均衡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扎实调研下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一再强化，以精细化治理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困局。发挥政府作用的主要着力点应是定方向、屡职能、大协调、守法治、强监管，引导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既要规避向行政配置资源绝对化的倒退，也要防范对行政配置资源弊端的机械僵化理解。宜结合实际适当发挥行政配置资源的优势，并更多注重以市场化手段加以实现。针对转变政府职能的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性的配套市场资源的数据库建设和共享，提高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精准性与敏捷性。（二）、坚持利己与利他有机结合的政策导向，推动“理性人”的“跨期偏好”和“跨域偏好”，构建更加宏大的利益循环机制，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更强互信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利他与利己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应继续坚持和强化“义利并举”的政策导向，引导社会“理性人”逐步走出对极端片面强调利己的辩护和崇尚，更加倡导和弘扬利他互助精神，显著提高“理性人”时代内涵的进步成分，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基石更加厚重。换言之，引导提高“理性人”的跨期偏好和“跨域偏好”，在微观层面逐步达致短期与长期、物质与精神、个体与整体利益平衡的“满意解”，最终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以“理性人”的进步升华为依托，在坚持过去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围绕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探索政府引导与社会自觉下“主动让利市场机制+政策补贴嘉奖兜底”的市场经济崭新模式和利益大循环机制，防范只讲企业让利和奉献而带来的不可持续性，打造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尖锐挑战的新型举国体制。以“理性人”的进步升华为依托，引导加强政府与市场、公众的信任基础与机制，支撑形成政府与市场和谐互促、响应敏捷的关系。政策制定既要站在市场、公众立场换位思考，市场、公众也要强化公共政策研究和对政府公共责任的认知，为政策制定提供真知灼见和专业知识。行业发展应加强自律和伦理道德规范，规避市场主体滥用信任，误导政府并谋取自身特殊利益。（三）、携新时代“理性人”之利，推动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由冲突走向融合，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多专业支撑和多领域协同当“理性人”更多强调自利乃至自私时，经济学与崇尚人文关怀和利他的其他社会科学形成价值冲突，存在“庸医治驼背”之嫌。当新时代“理性人”拥有更多的利他互助主张时，经济学就具备了与其他人文科学无缝融合的价值导向基础。时至今日，每一项重大的改革任务都是围绕某个核心主题的全方位工作，高度的复杂性综合性使得改革系统集成异常必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新时代“理性人”内在的利他共生精神，改变了唯利是图的冰冷形象，尽显人文关怀和温度。为此，应抓住此契机推动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深度融合，强化专业协同，促进体制改革协调并进和系统集成，更好地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宋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01、罗湖：推地大动作毫不含糊真的没想到，万众期待的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刚刚过去，深圳大地上就立刻掀起了一股深度改革的旋风；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股旋风率先掀起发展大浪的不是那些网红城区，而是这些年来常常被市场忽略的罗湖！不禁让人联想起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肇始阶段的那场旋风，也正是从小渔村的东西两头同时发动的，西面的蛇口一声开山炮响，启动了产业市场化改革的大幕，东面的罗湖一桥贯通深港，引发了城市现代化改革的大潮。罗湖就是罗湖啊，在深圳特区40周年的关键时刻，再次高调出山，来真的，不含糊！请看:10月22日，也就是40周年庆祝大会刚刚开完8天之后，罗湖区就隆重召开了“产业空间推介暨招商大会”，高调宣布：一次性推出 24.4 万平方米优质产业土地和 93.4 万平方米优质产业空间面向全球招商。其中，产业土地主要集中在清水河片区。清水河？是那个远离繁华主城的仓库区吗？有人发问。我会这样答复他：这是谁还在翻腾陈旧的老黄历？如今的清水河已经成为罗湖未来三大交通枢纽之一，深汕高铁、深汕城际在这里汇集，地铁14、17、25三条轨道线路都将在清水河交汇，打造新的站城枢纽，形成独特优势。结合笋岗片区的金融发展、成熟配套，将成为引领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增长引擎。如今站在清水河的地头上，仿佛回到了40年前罗湖崛起时刻那激情燃烧的不眠岁月。 更厉害的是，罗湖在未来还将陆续拿出180公顷的土地用于全球招商，累计新增约99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99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50个万象城的空间，按照每个就业者需要10㎡的工作空间来计算，这意味着能容纳将近100万人工作！这是那个一直被认定为深圳老城区的罗湖吗？这是那个一直以来给人印象是“没土地”、“没空间”的罗湖吗？这是那个被所谓“一路向西”的口号砸得没了脾气的罗湖吗？没错，就是它，总是拿出上世纪80年代那个“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说事而让人听得耳朵都要长茧子的罗湖。现在，请听清楚（放心，这次决不会让你听得耳朵长茧子！），一次发出陆续供地将近两平方公里的信号，新增将近1000万方产业空间，这个“老”罗湖，简直是“新”得可以，潮得不要不要的！不就是几块地嘛，有那么厉害吗？这你就不懂了，你以为深圳是北上广啊，是隔壁的惠州啊，随便可以祭出大把土地去玩！作为深圳的先发性城区，罗湖总面积虽然达到78平方公里，但由于“一半山水一半城”的格局，实际建设用地只有35平方公里。经过四十年的开发，罗湖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不要说罗湖这种貌似土地已开发完毕的先发城区，就连光明、坪山等这些后起城区也都拿不出太多的土地了。正是在这样的土地匮乏的大背景下，罗湖这次的供地爆款行动，里面包藏着罗湖再立潮头的勃勃雄心啊！02、罗湖雄心，厚积薄发罗湖的雄心，40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一直如此坚定。这次招商大会大手笔推地高举高打，看似很突发，很偶然，但仔细研判之下，原来是长期积淀，水到渠成。罗湖的破局性变革，其实早就在布局谋篇，眼下已经是风生水起。我们就来稍微检索一下近年来罗湖在改革方面的若干大动作：2015年，深圳选择罗湖区率先开展城市更新事权下放改革试点；2015 年至 2020 年，罗湖通过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共释放了 51.3 公顷的土地；罗湖区高起点、大手笔规划了“一主两区三带”：总部经济主廊道（一主）；国际消费服务核心区、文化生态休闲区（两区）；深港口岸经济带、大梧桐新兴产业带、红岭新兴金融产业带（三带）；围绕“一主两区三带”布局了4大投资超过千亿的“重点片区”：笋岗-清水河、蔡屋围-湖贝、笔架山河以及深港口岸经济带。2015年 8 月 29 日起，罗湖率先开展城市更新改革试点。5年来，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累计720亿元，年均占全区总额约60%。目前罗湖区登记在册项目117个，列入更新计划项目83个，完成规划审批65个，已竣工项目32个，在建项目40个，为再造一个新罗湖迈出了坚实一步。蔡屋围、湖贝等地将形成罗湖新地标建筑区域，将刷新罗湖的空间新高度、产业和效益的新高度，同时也将强力助推罗湖展现新的城市价值新高度。罗湖棚改、强区放权试点等改革举措也在不停地推进。2014年至2019年，罗湖共完成国家级、省级、市级改革任务12项，完成率100%，推出51项区级重点改革和491项微改革。在深圳改革创新绩效考核中，罗湖区连续6年排名全市各区第一。而在传统优势的金融领域，罗湖也表现得相当抢眼。除了早已名声在外的红岭路金融一条街和蔡屋围金融商贸中心的强劲启动外，近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罗湖在数字货币上领先全国的卓越表现：10月9日，深圳市政府联合人民银行在罗湖开展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191万余人踊跃申请，2.6%的中签者尝到了数字人民币的“头啖汤”。罗湖率先开展的这次数字货币“红包试点”，成为国内数字货币试点操作的第一城区。所有这些重磅改革和发展动作都令人信服地证明，罗湖从来没有老化，它一直在创新求变；罗湖从来没有停顿，它一直在砥砺前行。03、城市空间统筹，资源高效配置这次的产业空间推介暨招商大会圆满举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签约率高，12个重点招商项目签约，总投资金额为373亿元，年产值为1225亿元；其二，签约项目品质高，总部建设项目占签约项目的近7成，反映了罗湖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总部经济、加快推进总部经济廊道建设的政策导向；从产业角度看，本次招商项目高新产业众多，主要聚集在人工智能和生命健康领域，占整体项目的近6成，反映了罗湖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这次的产业空间推介暨招商大会，罗湖还让各界人士意外收获了一份特殊的惊喜，那就是，在国内同类活动中首次全面实施5G网络覆盖，采用裸眼3D、全息和AR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对罗湖的土地、空间、政策进行立体化解构，全方位呈现出一个勇立科技竞争力潮头的新罗湖，充分体现了新罗湖的时代感和未来感，对罗湖的产业转型提质升级以及打造新兴科技城区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当然，无论是推地大动作，还是3D裸眼示范，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在我看来，罗湖的这次“土地大餐”绝不仅仅是核心资源的常态化展示，更是罗湖抢抓机遇、积极落实深圳“探索城市空间统筹利用”、“提升城市空间统筹管理水平”要求的高效跟进，是在市场要素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三大重点领域率先发力的集中表现，是罗湖决心甩掉“老城区”帽子、剔除“没土地”、“没空间”等固化标签的实力举措，也是罗湖区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以及面对国家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艰巨而光荣任务的关键时刻集体做出的一次精彩亮相。与土地供应的超强动作相匹配的是，罗湖还公布了新版《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政策》，简称“1+3”政策体系。从空间支持、资金支持、人才支持、配套服务等多方面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新版产业政策资金投入超7亿元，这个数字是2012年2亿的3.5倍！政策的力度之大，还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得到。首先，大多数项目支持力度在全市位列第一梯队，例如总部企业购房支持从最高6000万提高至最高8000万，为全市最高；其次，这次政策针对性更强。主要针对罗湖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总部经济、金融业、商贸业、商务服务业、工业、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建筑装饰）、产业链关键环节给予支持；再次，这次政策覆盖投资的全周期，企业从落户初创、到成长壮大、到服务社会，全生命周期都能申请到政府的资金扶持。罗湖动作之快，让人刮目相看！罗湖效率之高，让人刮目相看！罗湖决心之大，让人刮目相看！我之所以感触这么深，是因为这些年来，感觉深圳的发展有点拘谨了，很多应该改革的东西改不动了，甚至想要放弃了。紧接着，罗湖破题式的改革动作出山了。这让我那种略显负面的担心明显地退潮了。罗湖在产业空间推介暨招商大会展现出来的卓尔不凡的供地气派，一方面是因为罗湖客观上具备了坚实的供地底蕴，这几年来罗湖的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的力度都是超强的，罗湖事实上是原关内四区新空间供给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罗湖迫切希望改变目前存在的城区价值潜在高地、现实价格洼地的不对等错象，要体现出罗湖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和土地空间价值，体现出罗湖在营商成本方面具备的高性价比和强竞争力的优势，更要体现出罗湖坚定不移的深化城市改革的决心和气势。04、罗湖诚意，不打折扣类似这种大会式的招商活动，全国各地都有，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然而，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太懂得要透过轰轰烈烈的招商场面，看清招商方在后续漫长的投资过程中能否持续释放出来让投资者满意的软性服务。罗湖基本做到了，不能说所有投资项目都可以在服务上打百分，但的确有很多投资案例可以证明来自罗湖政府的诚意和优质服务行动。这次产业空间推介暨招商大会从始至终，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刻在骨子里的政府诚意。罗湖区委领导在招商大会上公开做出承诺：“只要是符合我们产业方向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好企业好项目，罗湖一定有土地、有空间、有政策。”数位发言主官都是脱稿演讲，没有套话空话，更没有假话，句句都是实货干货。罗湖政府各界都在践行着这样三句话：用最大的诚意共谋发展，用最优的环境共同成长，用最好的生态共创未来。这三个“最”释放出来的诚意是可以触摸得到的，对投资者来说可谓贴心贴肺，让投资者吃下一颗颗定心丸。需要更多关注的是投资者的切身感受。我引用几位投资者的话吧：——罗湖是能够承载且集中体现目标深圳文化传承的区域，是首选、佳选；——从立项到最终在罗湖落地并签约只用了20天，期间无数次被罗湖打动了，真正体现了“深圳速度，罗湖服务”，我们怎么会不来呢！——我们和罗湖携手走过了28年，罗湖区在政府服务企业方面越来越好、越来越深入，充分体现出改革不止步的精神；还有很多很多投资者都有着同样感受，尤其是那些已经在罗湖打拼了多年的投资者，他们的感受并不仅仅是来自招商现场的濡染，更多地是来自多年的罗湖投资实践，这更生动、真实。这是罗湖能够坦然应对的根本原因。05、建言罗湖，百尺竿头再向上罗湖大招商成功的背后，彰显出罗湖作为先发城区多年来积累的改革发展的坚实底蕴，同时也昭示了罗湖的美好发展前景。在罗湖刘区长看来，罗湖将是深圳未来最具潜力、最有投资价值的城区之一。以罗湖既往多年的城区发展成功实践看，区长的话是可信的。罗湖收到了几乎所有参会者传递出来的对罗湖美好未来的期盼。然而我想，罗湖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更想要的是关于未来改革和发展的真诚意见和建议。我在这里不妨提出几点，当然，限于我对罗湖的皮毛观察和认知，这些建议很粗浅，仅供罗湖参考：第一，不要怕人家说罗湖老，因为“老”不压“潮”！人家说你老，说你旧，说你过气，这不奇怪，毕竟，40年前，你改革弄潮、风光无限的时候，人家还是万亩农田时代呢。风水轮流转，如今，人家处在你当年的高调崛起中，崛起的日子总是激荡人心的。但罗湖，你早已不是一位刚刚入伍、稚气未脱却热血满膛的新兵，而是一位身经百战、成熟于胸的将军，是扛大鼎的年龄，何不在深圳急需深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的当下，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具备更深刻使命的表演舞台，再次高位弄潮呢？要知道，“命”不盖“气”，“老”不压“潮”，有些使命，需要积淀和底蕴背书，这些，你都很丰沛，而这恰恰是那些新区缺乏的，所以，虽“老”却“潮”的新罗湖，你能！第二，强力供地也只是深度改革的一小半，大半是你如何让土地利用最大限度落定改革的多重红利。当我们为罗湖大手笔推出土地而欢呼的时候，我想罗湖的决策者们一定是把更大的关注投放到这些新增开发土地究竟能给罗湖带来什么更有价值的贡献上去了。比如，土地的出让方式、产业配置、土地开发的创新型管理、土地附加效益的增值空间、土地开发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土地的持续性增值、单位土地更大数量和更高品质的增量效益，等等。我期待有关这方面的政策出台和消息反馈出来，毕竟，腾挪这些土地出来太不容易！第三，供地再紧张，也要为市民的生活多争取一点优质空间。招商大会提供的是产业用地，我不清楚会有多少居住用地和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用地与其匹配。但大家都知道，对于深圳这样一个严重缺地却又要保持高昂的发展势头的全国领军城市，把更多的土地用于可持续增加GDP和财政收入的产业上面，这几乎是无法规避的选择。当然，市场的罚则并不客气：目前深圳写字楼的平均空置率高达将近30%，与此同时，住宅严重短缺，拥有自有红本住房的常住人口仅仅不到30%。罗湖的房价低于福田、南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房供应量日益萎缩。罗湖未来的成功，除了产业升级外，城市升级同样重要，这就包含合理增加新房供应。能否考虑在新增产业用地中间，给住房开发腾挪出一定的空间？第四，锁定改革不动摇，不怠滞，不耍滑。改革开放是深圳的生存命脉，更是罗湖40年来的核心动力。就拿停滞了十年的木头龙旧改来说，不少人都觉得回迁无望了，罗湖坚持法治思维和创新思维，通过整备中的零星房屋征收破解困局，木头龙将变身集生活、商业、科技、文化、娱乐于一体的都市综合体。当人们以一种成见性的思维在某个角落揶揄罗湖的时候，罗湖能做的就是一件事：创新改革，用改革的优秀成果抹去任何对罗湖的怀疑和偏见！好了，关于罗湖，说的实在不少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刮目相看！老罗湖的身影渐渐远去，一个生机勃勃的全新罗湖正在大踏步向我们走来，那里有着深圳特别适配的环境，特别新潮的机会，特别诱人的目标，那里正在百尺竿头探求更进一步。大家一起到罗湖走一走，看一看，找一找，机会就在大家手里。想起我29年前来到深圳的那一刻，落脚地就是罗湖，那时的感觉，罗湖就是大海，就是人生，就是前程。今天，这种感觉又回来了！

文/曹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韦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逐步扩大开放领域，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我们通过更好发挥内需潜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要全面准确把握新时代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坚持更大力度的开放，更高质量的开放，更加包容的开放，更加安全的开放。一、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新要求（一）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体现新理念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价值引领。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长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庄严宣誓了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也为提高我国开放发展有效性和增强发展内外联动性提供了行动指南。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引领，不仅开放发展是应有之义，也要在开放发展中兼顾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目标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庄严承诺与目标追求。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发展进程中，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共赢的方向前进，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开放发展既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开了世界大门，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在开放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挑战和威胁。特别是经济领域中，我国金融系统不够健全、产业链水平仍有待提升等问题，在开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社会、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因此，在开放发展过程中，要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高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更好地统筹开放与安全、增长与风险，做到既实现高水平开放发展、合作共赢，又切实维护国家安全。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大循环，在本质上也是开放的，它要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在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边界前提下，经济循环可以分为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没有绝对不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与世隔绝的国家。我国现阶段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转为扩大内需，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更好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形成新格局新时代开放发展要形成更高水平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开放新格局。在过去开放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拓宽开放领域、丰富开放主体、提升开放层次，最终形成新时代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一是实现全方位开放。一方面体现在区域上，不再将开放区域局限于沿海、沿边等部分区域，而是在全国范围整体开放，内陆地区也要建设开放发展新高地。另一方面体现在产业上，一二三产全面开放。我国制造业是较早开放的产业领域，相对发展较快，竞争力较强，但服务业等产业的开放程度相对滞后，开放范围相对狭窄。因此，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不单是要进一步拓宽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开放的范围和深度，还要加快推动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和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结构调整，提升开放水平。二是实现多层次开放。多边贸易体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对外开放也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不断完善发展的。一方面，近些年，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遭受不少阻碍，如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加强等，但另一方面，区域性经济合作沟通成本较低，开放水平更高，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很多国家更注重发展区域性或双边贸易制度性安排，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我国开放发展要兼顾多边开放的支撑性和区域开放的灵活性，这既是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体现，也是拓展自身开放空间的客观要求。多层次开放新格局还要注重国内开放区域更加协同，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区域优势等实际情况，通过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沿边和沿江地区以及内陆省区等不同区域进行不同形式的开放，总体形成全国范围内分层次的开放发展格局。要重点建设开放发展新高地，深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开放发展新高地的带动效应，打造经济引擎，带动经济腹地的扩大拓展，最终实现全面开放。三是实现多元化开放。一方面，强调进出多元，不再单向；另一方面，强调方向多元，降低风险。要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开放新格局，“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能够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不再执行单向对外开放，而是有意识地推动国内产业“走出去”发展，内外联动，有利于培育壮大我国优势产业。从贸易加工大国到进口投资大国，是产业升级发展的必由之路，商品生产销售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投资与输出是经济发展高水平的体现。同时，高水平的开放发展要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实现投资贸易伙伴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进口来源多元化，进一步降低开放发展的风险。（三）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注入新动力一是新科技革命激发新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会带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市场扩大等多方面效果，能够有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放发展从客观上带来了科技产业等一系列链条的交汇融合，科研、投资、设计、生产等多环节在开放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带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孕育和成熟。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5G技术快速推广普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技术也同样快速发展，这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将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市场需求和投资方向。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远程会议、在线教育、无接触智能零售、智慧医疗等新业态迅速发展壮大，加速推进社会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世界的开放与联动也因此更加便捷和普及，这些变化都将激发新的开放发展动力。二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新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复苏缓慢，加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使世界经济尚未走出疲软增长的调整期，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得到解决。因此，新旧动能能否顺利转换，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客观上需要新旧动能转换，只有新动能才能注入开放发展新动力。新动能并不是单纯的新技术新产业，而是包括新经济结构、新开放格局、新发展战略在内的整体。培育打造新动能要通过培育市场主体、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就业、保障民生兜底等一系列组合型举措，来推动经济增长，避免回到单纯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老路上。三是新思想观念带来新动力。高水平开放的新动力来源于开放发展思想观念的同步更新升级。社会实践的开放与思想观念的开放要兼容并重，才能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扫清体制机制障碍，冲破思想旧俗束缚。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开放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只有在思想上有了全面开放的意识，坚持思想开放和实践开放兼容并重，才能扫清一切障碍和束缚，实现全面开放新格局。二、新时代高水平开放面临新挑战尽管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各国对我国市场有较大的依赖。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带动新产业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世界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国内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实施更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举措，使得我国经济拥有足够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了先机，在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掌握了主动，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中把握住了节奏，“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也给我国开放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要实现新时代高水平开放，依然面临许多新的严峻挑战。（一）高水平开放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当今世界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重塑，“逆全球化”思潮逆势上扬，大国博弈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复苏迟缓，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增大，世界不稳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强，使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一是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新兴经济体逐步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愈发重要，对于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和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等方面话语权的诉求也会愈加强烈。国际力量对比中“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态势趋于明显。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不匹配不平衡状况，给国际格局稳定带来隐患，单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在当下尚能共存，但未来是否打破平衡难以预测。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冲突有加剧倾向，南北经济之间的差距缩小趋势不够显著，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发展缓慢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和调整，对我国开放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二是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中美经贸摩擦并不是偶然发生，也不会是短期现象，只要中国持续开放发展，综合实力继续提升，与美国的竞争与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中美经贸关系中，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以及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美国整体并没有在中美经贸往来中吃亏，但是美国国内的分配不公平，没有照顾到在全球化分工格局下的产业工人，部分政客利用民众对自己境遇的不满，不断将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外“甩锅”给中国，这是博弈趋于激烈化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从经贸摩擦到科技制裁再到军备竞赛、金融战等，将会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需要面对。三是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以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助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而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但是经济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十分明显。虽然近年来全球贸易深化带来的贸易链延伸，使得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所凸显，但这样的拓展目前仍受到诸多阻碍，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自身改革迟滞等。所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逆全球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美国优先”战略、英国“脱欧公投”等。逆全球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化的大趋势，但使我国开放发展的环境更为复杂。四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经济增长面临诸如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程度加快、环境保护约束严格等诸多挑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随后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苏趋势，这主要是政府短期经济刺激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在没有出现大的技术革命的前提下，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有效提升，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仍然是治标不治本。而老龄化问题的突出，使得在供给侧方面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和需求侧方面市场规模的拉动力都会减弱，经济增长更难实现大幅提升。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下挫与震荡也会影响经济复苏水平。（二）高水平开放面临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重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不断优化，新经济新动能快速增长，经济的量与质同步提升，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质量和效益替代了规模和速度，成为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过去的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人口红利效应，以及引进消化国外技术等，但在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呈现出新特征。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压力增大。过去依靠生产性要素的简单扩大型高投资、高消耗发展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从土地资源角度来看，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短缺的现实叠加过去几十年大开发，造成了土地资源约束紧张。从劳动力角度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2011年由正转负。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另一方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单纯的“物质文化”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与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水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也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这种不平衡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等区域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经营管理者、普通职工、农民、农民工、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的不平衡。由此可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有更高要求。三、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着力点从国际上看，对外开放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从国内来看，对外开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面对新阶段新要求，新时代高水平开放需要在几个方面重点发力。（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的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的经济体制，要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战略，以对外开放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1. 进一步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这也为新时代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一些高水平建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了一批有样板意义的改革成果，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要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现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并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压缩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基本体系，加大制度创新，继续做好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经验带动新的地区和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工作的带动效应。2. 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表明国际间开放通融、互利合作依然是主旋律，“一带一路”倡议在统领区域性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20年1-7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4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2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2%。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统领效应，统筹推进，协调布局，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引领推动作用。3. 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新时代高水平的开放应该是规则制度环境上的深度开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有效提供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环境。无论境内外市场参与主体，都需要享受高水平的生活环境、投资环境、法治环境、规则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要素之一，更是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抓手、提升对外开放层次的标志。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革新不适应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旧做法、旧规则、旧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开放发展也能倒逼改革，深化改革后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推动开放发展，这是一种螺旋式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旦改革突破关键节点上的梗阻，便容易进入正向发展循环之中。4. 进一步发挥深圳先行示范作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进程中，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一方面，要把深圳建设成为高水平开放发展的示范区、主阵地。充分利用数字产业集群效应优势，大力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在深圳落地，让政务服务搭上数据化顺风车，减轻行政审批等公共事务负担，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开放发展。另一方面，要把深圳这一新时代开放高地作为打造世界级现代化大湾区的发展驱动引擎。着力完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抓牢抓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开放发展。通过深圳先行示范区的高水平开放发展，形成示范效应，波浪型带动全方位开放区域建设。（二）持续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1. 优化产业升级布局从产业链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带来了重大冲击和负面影响，让各个国家强烈意识到产业链布局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进而使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局部性、区域性特征。因此，我国要积极应对，重视国内产业升级布局。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补齐短板，锚定高新技术方向不松懈，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依托，助力突破部分诸如集成电路等基础产业瓶颈。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研发力度，以举国之力提升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水平，补齐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重点薄弱环节；另一方面，要竭尽全力锻造长板，壮大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和核心企业，促进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企业提升竞争力，适当给予劳动用工、财政金融，以及国内区域市场和海外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政策和战略支持，鼓励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世界经济复苏的先机，扩大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稳固并提升其产业链和行业地位。2. 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在产业链的建立、成熟、转移等过程中，伴随着资本、人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性要素的流动。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首先要从源头做起。要素的流向，决定了产业链的转移。产业链转移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从微观上看是企业生产地址进行转移；从宏观上看是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变化，导致产业从较低优势地区迁移到较高优势地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特区搞“三来一补”，利用引进的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做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进行合作经营，就是充分利用了自身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设备等途径，带来了深圳的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供给基本面发生变化，需要我们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这样全世界的生产性要素才愿意进来。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力越发达，产业内部分工就越细致，这会导致产业内贸易产生，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性要素的跨国或跨区域流动，更加注重流动性。其中金融领域是重点方向，资金的流动带来了效益，人才、物流、品牌、信息、数据等方面要素，才会在与资金结合融通中创造效益。3. 优化地理区位分布根据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分布规律和地理区位优势，合理引导产业园区专业化集中化，对产业聚集区进行有效整合，发挥产出规模效应和配套叠加效应，打造新兴产业园区成为吸引全球高精尖要素的产业集群平台。发挥我国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发展关联产业集群。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产业集群形成之后，可以通过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等方式降低企业成本，通过原材料零部件等高效匹配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研发部门联动生产等方式刺激创新开发，这种产业集群方式能够有效提升产业聚集区的竞争能力，最大化发挥产业地理区位分布优势。（三）在开放合作中培育新竞争优势1. 在开放合作中发挥国有企业竞争优势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在开放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开放发展水平的重大举措，也是开放合作的新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引导国内企业“走出去”，支持国有企业作为龙头带动国内企业到海外集群发展。加强对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的引导，扩大市场渠道、提高创新能力、打造国际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内优势产业对外投资合作，扩大服务业领域的双向投资等合作开发机制。2. 注重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我国在面临国际不确定性因素时提供了充足有效的回旋余地，也为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强力支撑，更为对外开放赢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四）提高贸易发展水平1. 扩大货物贸易竞争力外贸进出口反映了国家开放发展水平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态势。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货物贸易水平不断提高。货物贸易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要从过去依靠成本优势、规模优势转向技术、品牌、服务推动竞争力提升。在巩固传统制造业商品竞争优势的同时，需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货物出口主导产业要逐渐从轻工、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培育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新兴贸易产业，提高贸易外汇收支结算等便利化水平，试点数字贸易管理，打造贸易产业新业态。2. 瞄准服务贸易新趋势服务贸易是当下全球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驱动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新引擎。2019年我国贸易总量达到31.54万亿元（单位：人民币，下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4152.9亿元，只占17.2%，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要瞄准服务贸易新趋势，加快实施服务贸易保障和引导措施，才能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以服务贸易为主导的贸易强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推出更多细化政策举措，诸如批准成立合资保险资管公司，扩大沪港通、深港通证券交易额度，放宽养老、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市场准入条件，出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清单”，打造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探索金融服务业开放负面清单制度等，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推动服务贸易领域持续开放，着力打造面向国内外企业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大市场。（五）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进一步拓展开放空间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针对形势变化的又一重大举措。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拓展向外空间。1. 以扩大内需创造开放空间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经济逐步将发展引擎从出口转向投资和内需上来。现在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吸引外资、跨国企业参与到国内经济循环活动中来，创造开放合作的空间。2. 以制度创新拓展开放空间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进一步拓展开放空间，需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升级，打造开放程度高、制造业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善、消费能力较强的经济循环体系，创造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3. 以畅通内外联动赢得开放空间经济上的互联互通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国际经济大循环需要有一系列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和设施作为保障，要强化交通枢纽建设、畅通商品物流通道、促进贸易投资便利、汇聚产业企业集群、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这些制度和设施的完善，既有利于我国顺畅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也有利于衔接国内大循环，同时畅通内外联动，将外循环制度设施在内循环使用，做到制度规则衔接、生产要素畅通、人员往来便利，内外双赢。（六）积极参与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1. 坚持现有治理框架内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是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为主要载体构成的。我国是现有框架的重要参与者，要积极发挥大国影响力并承担大国责任。加强多边合作机制，促进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完善，增强我国在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利用好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平台，如二十国集团（G20）等，发挥好“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版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影响力，维护国际多边规则和现有国际秩序，创造更好条件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2. 主动引领治理体系变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参与并努力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积极主动提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方案和多边贸易规则，打好发展权益保卫战，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垄断。

文/王国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没有一个时代会像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样，专注力变得如此稀缺，不仅跟互联网让我们进入碎片化时代有关，而且跟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有关，大量的电视剧、综艺节目、电影以及各种社交活动，无时无刻不在掠夺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大多数人还把他们的专注力耗在日常事务、紧急事态、四处救火，要么偏离自己当初的目标越来越远，要么早就屈从现状，真正专注思考的时间很少，所以我们管这种状态叫穷忙、瞎忙。再强调一次：专注力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比黄金，比石油，比金钱，比时间，更重要多得多。在人人常常感到焦虑的时代，人们甚至不知道在焦虑什么，焦虑不够时间？焦虑再不努力就被同龄人抛离？其实，无论是这种穷忙的状态，还是这种焦虑的心态，归根结底就是，他们无法专注思考，去把自己的事情想明白了。所以，今晚我们就来聊聊专注思考这个话题，也许在这短短的10分钟阅读中，没法让你立刻学会专注思考，因为专注思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通过长期刻意练习才能学会的东西。但我希望，通过今晚这个话题，能把你拉回专注思考的轨道。通过上周末的广度思考和今晚的专注思考，你会在横向和纵向建立一个思维大厦的地基。【我的书一路在读，也会一路分享。】-01-专注思考的优势成功，取决于你的专注度。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有志者，事竟成。对“志”的专注，才是成功的前提条件。因为专注会形成“思想流”，为你的“志”吸收一切能够迈向成功的资源。1/ 让精力集中到期望的目标上当我们的注意力足够专注，再难懂的数学题，只要花足够的时间就一定能学会。2/ 专注思考提供了将分散的思路整合成型的时间3/ 专注思考使目标更加清晰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接着全力以赴。例如，市场竞争中，新品上市总有对标的竞争对手，这让市场策略更聚焦如何超越对手。打高尔夫最基本的是要知道旗杆在哪、Par是多少4/ 专注思考将你带到下一个高度-02-你的思考应该专注到哪里？确定重点：80/20法则-80%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关键的20%上发现你的天赋造梦：伟大的成就需要伟大的梦想-03-如何让自己保持专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在讨论他的新书《注意力商人》的时候，把自己的新书称为“一部商业模式史”，这种模式就是“转售人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集聚眼球或接近大众思想，然后把它卖给广告商。”早在19世纪初，美国第一份成功的商业报纸《纽约太阳报》就通过超低的价格——一便士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但大多数群众当时不知道这份报纸的创始人本杰明打起了贩卖注意力的生意。如今，我们更是受到广告360度的包围，包括各种垃圾短信，垃圾邮件，骚扰电话等等，加上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媒体的轰炸，到最后我们的注意力几乎消耗殆尽。这里，有5点保持专注力的建议：1/ 排除干扰：永远记住排在第一位的一定要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是通过便签纸来提醒自己，还是制定每天的job list，或者把最重要的事情写进行程表中并给自己一个deadline。从今天起，你应该有意识的跟生活中的广告、媒体、社交、娱乐等等争夺你注意力的东西对抗到底。2/ 为专注思考留出时间：当你决定把什么时间段留给专注思考的时候，不妨考虑一下：什么时间段干扰最少？什么时间段你的精力最充沛适合专注于深度思考？这两个问题的交集，就是你得出什么时间用来专注思考的答案。例如，清晨，就是一个受到干扰较少，同时身体恢复元气的好时段。有些人的情况可能不同，但顺着这些问题的方向，你总能找到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3/ 将要专注的事摆在眼前：把需要专注的事情可视化，让专注力能够聚焦，让分散的元神能够迅速被拉回来，例如，写在纸上、放到台面。4/ 设定目标：目标，就是你行动的蓝图，它必须足够清晰、能够获得、足够改变生活。5/质疑进程：专注思考是一种需要刻意锻炼的练习，因此必须阶段性的给自己一个反省的机会，看看你在专注力思考上有没有进展。-04-要放弃什么才能专注？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由于时间有限，鱼与熊掌很难兼得。所以你必须学会放弃一些东西，让自己的专注力能够更加聚焦。有几点，你必须意识到的：我不可能认识所有人我不可能做所有事：10-80-10法则，我只做前面和后面的“10”我不能哪都去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 生活中99%的知识我可能都不知道-05-舍与得正如我们前面说的，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专注力。为了这份专注力，我们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可能是你的泛社交关系，可能是你的娱乐时间，或者其他东西。确实，我们的生活被很多东西填得满满的。佛教中常说：舍得舍得，不舍不得。除了“布”与“施”的内涵外，对我们生活的取舍不也是一种启示吗？日本作家山下影子创作了一本书《断舍离》，很快这种生活哲学受到日本社会的空前欢迎。断舍离的这种哲学观，用在专注力的舍与得，再贴切不过了，只有舍得断，舍得离，才能换来最终的得啊。今日思考我有没有排除干扰专注于目标清晰的思考？

宋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近日一则消息给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带来强烈震动：最高层刚刚对深圳工作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圳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核心引擎！这四个字可谓字字珠玑。最高层在对基层的用语表达通常是非常谨慎的，这次对深圳提出这个战略要求，意义非同一般。我思考了几天，想到了五个问题，现在提出来和大家共同研讨。问题一：这个特殊时刻提出深圳的核心引擎地位，用意何在？现在是什么特殊时刻？2019年刚刚到来，这算是个特殊时刻；但更重要的特殊时刻是，指拖延了一年多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即将出台，在这个深刻影响大湾区未来发展、甚至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文件即将出台之际，高层给深圳做出如此重要的战略定位，显然会对大湾区规划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罕见的是，这里由南到北聚集了香港、深圳、广州三个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大都市，去年以来，关于大湾区规划里对这三座城市在规划中的定位问题，有多种说法传播，总体上看，对香港、广州的定位相对要高，而深圳相对弱一些。这实际上并不是反映着三座城市的真实能量，而是反映着三座城市在大湾区规划上的话语权分量。现在权威定位下达了，深圳在大湾区规划即将出台之前被赋予了“核心引擎”的最强定位，振聋发聩，铿锵有声，必将成为大湾区规划最后定稿前的关键性决策要求。问题二：深圳真的有资格和能力做大湾区核心引擎吗？大湾区有11座城市，为什么提深圳做核心引擎，而没有提其他城市？深圳有什么特长能脱颖而出，去做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深圳真的有这个资格和能力吗？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有着坚实的依据的。最直接的理由当然是去年折腾了大半年的中美贸易战，这个事对产业界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震动。中美之间表面是贸易摩擦，背后的核心利益显然是高科技。看一下美国增加关税的十大类产品，统统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美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就是害怕中国形成高科技突破，害怕中国制造2025，因为，美国在全球称霸近百年，最终靠的就是高科技，有了这个，才有强大的军事，才有金融美元的霸凌。中国痛定思痛，回望国内，哪里高科技发展最好？未来最具引领潜力？当然是深圳！就看一下贸易战美国人恶斗的两家中国企业中兴、华为，都是深圳的企业，这不是偶然的。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实力，特别是科技企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能力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未来和美国竞争，必须首先依赖深圳这样历经考验的城市。问题三：香港、广州不是“核心引擎”吗？让深圳做大湾区的核心引擎，那香港和广州这两个深圳的老大哥呢？人家也是非常厉害的城市啊！香港是排名全球第三的国际金融城市，仅次于纽约、伦敦，也是著名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广州则是国家中心城市，中国南方最大门户城市，广东省会，岭南文化荟萃之地，说起来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但为什么没有把“核心引擎”这个关键词用在香港、广州身上呢？我想这个应该事出有因。关键是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核心思维视角变了。未来中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最关键、最核心的依托是高科技，中国必须依赖科技创新形成新的战略突破，从这个视角看，香港和广州显然比深圳滞后一些，也就是说，未来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引领，必然是由深圳作为第一引领者，目前大湾区内部正在形成一条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深圳在其中的地位就是领军城市的定位。深圳在高科技创新领域的核心引擎地位其实并不是要改变、也不可能改变香港明显高于深圳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不会改变广州高于深圳的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三座城市事实上仍然会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共同引领大湾区迈向辉煌的未来。问题四：除核心引擎外，还有非核心引擎吗？我们注意到提法是“核心引擎”，其实“引擎”本身已经包含了核心价值的概念，比如，一架飞机的发动机，也称为引擎，这当然是整架飞机的灵魂所在，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其动力所在。说深圳要做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引擎，在表达上似乎已经够了，但还是加了“核心”这个词汇，这是否意味着，除了核心引擎外，还有一种引擎，可称为“非核心引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高科技创新这个核心领域，深圳是核心引擎，香港和广州是非核心引擎，搭配形成一个国际创新经济引擎组群；在国际金融领域，香港是核心引擎，深圳和广州是非核心引擎，搭配形成一个国际金融引擎组群；在大型产业制造领域，广州是核心引擎，深圳和香港是非核心引擎，搭配形成一个国际新型制造引擎组群。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长项，由此使得这个城市成为该领域的核心引擎。深圳之所以被最高层授以“核心引擎”，关键是国家急需在高科技创新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形成中国的战略突破，这已经成为全中国在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战略。问题五：深圳做大湾区核心引擎，能带动大湾区成为中国核心引擎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定会。让深圳做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未来的大湾区必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创新基地，可以说是直接对标美国旧金山硅谷的意图。我认为大湾区在未来超越硅谷难度非常大，但这是必然趋势。大湾区在深圳的“核心引擎”作用下，必然走出一条坚实的高科技国际创新之路，成为全球高科技创新最大基地。在这个过程中，大湾区必然成为引领全中国参与国际高科技创新竞争的核心地带，这是大湾区既定的神圣历史使命。

租房，是千万来深建设者到深圳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他们在深圳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高租金的背后，除了深圳不断增加的人口流入，与住房供给之间的供需矛盾之外，近些年大规模出现的“二房东”现象也成了一个很大的推手，成为城市里的“灰色部落”。“二房东”究竟在深圳城市住房市场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如何破解“二房东”所带来的住房供需矛盾？记者专访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二房东”现象是租赁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当前许多人把“二房东”妖魔化，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客观的、正常的现象，是租赁市场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的产物。“二房东”的出现不是不应该，而是不规范，导致出现两头压价、哄抬租金、高额差价等乱象出现。以正规的开发商身份介入的城中村改造进而整体打包出租是合法合理的，但在房价和租金都居高不下的深圳，一些个人“二房东”和操作不规范的小运营商扰乱市场发展，影响了正常的租赁秩序，使得不少租赁人群无法满足正常的租赁需求，这才是“二房东”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二房东”也好，长租公寓也罢，在把房子推出市场之后都面临一个价格发现的过程，还有可能是供需对立的，目前看来是有需求断档的问题。原来在这片区租房的人是因为房租、位置等性价比高，且可支付，但倘若这些衡量的因素出现了变化，租房人群未必会买单。“二房东”现象的催化剂是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做的“鼓励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使得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泥沙俱下，烧钱也要挤进这个受政策支持的市场。“二房东”都看到了深圳的租赁市场之大，也看到了在深圳租金基础之上的利差，但问题在于缺乏监管，也没有清晰的供需脉络，价格被急速拉升使得市场反抗强烈。这可能需要供需双方经过几年的市场博弈，最后找到价格的平衡点。即使是大开发商的介入，租金价格的拉升也照样影响市场需求。在宋丁看来，虽说有市场就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大量出现操作不规范，价格迅速膨胀，租客利益受损等问题出现，势必会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目前看来，人才外流、产业外溢，都与租金、房价的极速上涨脱离不了干系。对于深圳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城市，高租金对吸纳更多的年轻、优质人才和产业进入是一种很大的阻碍。长远来看市场会进行博弈调节，但短期内还是会有价格的震荡。

文/宋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长三角各市均衡、强势发展的印象对我刺激如此大？就是因为我所生活的珠三角（现在常常以“粤港澳大湾区”称呼）乃至广东省各市的发展竟然如此不均衡，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马太效应凸显。广州、深圳GDP都是2万亿+，佛山、东莞是1万亿上下，而在1万亿—5000亿之间竟然真空，除了惠州攀上了4000亿，其他绝大部分城市都是3500亿以下，个别连1000亿都达不到。这就是所谓“灯下黑”现象，广深太亮了，反衬得粤东、粤北、粤西地区城市很弱很弱，整个广东的区域发展特别失衡，和长三角地区的均衡发展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广东这种发展不均衡现象当然与广东长期以来的市场动能更强有关，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人也好，钱也好，哪里强往哪里走，于是，广州强大起来了，深圳强大起来了，甚至毗邻的佛山、东莞也比较强大了，而这些城市统统都在大湾区的核心地区。而其他城市落差就大了去了，连地处大湾区边缘地区的肇庆、江门等，整体发展都与上述城市差距非常大，更不用说大湾区以外的广东各市的情况了。近日，由国家发改委编写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9》中多次点名广州、深圳都市圈，某种意义上，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因为在广东，真正能配得上大都市的地方恐怕只有广州和深圳这两座巨无霸城市了，以广州、深圳分别命名并担纲来组成两大都市圈，符合实际，也会让进入都市圈的各个城市心服口服。但是，广东似乎并不满足把都市圈的概念仅仅留在广州和深圳头上。在最近公布的《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和《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的文件中，提出了要建设五大都市圈，分别是：——广州都市圈，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清远、云浮、韶关；——深圳都市圈，包括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汕尾；——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包括珠海、中山、江门、阳江；——汕潮揭都市圈，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湛茂都市圈，包括湛江、茂名。广东可谓雄心勃勃，可是，国家发改委报告中却只提到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没有提那三个，到底哪个说法更合适呢？我更认可国家发改委的说法。在广东，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圈恐怕只有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这两个，其他三个真的都做不了都市圈，道理很简单：那三个所谓的都市圈中间，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都没有，它们都太弱了，没有一个具备都市圈龙头老大的资格和影响力，根本无法和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相提并论。在中国，真正的大都市就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和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的特大城市，还有，这些大都市的GDP在当今标准下，起码要有1万亿以上的规模，起码要有这样的龙头城市做引领，来建设都市圈。按照这个标准，广深当然够格，就连佛山、东莞也沾边了，可惜它们紧邻广深，只能屈就在广深都市圈里面了。而那三个所谓都市圈显然远远达不到建设都市圈的条件，称它们都市圈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原来有珠中江一体化的安排，但多年来也难以一体化，根本没有谁能扛得起大梁，其中2019年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珠海，也不过区区3436亿GDP，比中山和江门高不了多少，形成势均力敌态势，加上阳江，这最多就是一个小城市群，无法达到紧密型的都市圈的程度，缺乏龙头带动增长极。珠海尽管毗邻澳门，但澳门本身也不够强大，珠海几十年来也难以像深圳借助香港那样获得高速发展，除了经济总量偏小外，人口才区区167万，对周边辐射力很小，无法被西岸各个城市认定为珠江口西岸地带的龙头。湛茂都市圈：周边的阳江划归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云浮划归广州都市圈后，粤西地区就剩下湛江和茂名两座城市了，于是，干脆把这两个城市整到一个都市圈里面去吧。但是，茂名的GDP3252亿，湛江是3065亿，几乎相当，又是一对“欢喜冤家”，多年来就是各发展各的，这么用行政力量撮合成一个所谓的都市圈，究竟谁是龙头呢？谁带动谁呢？这个湛茂都市圈真是有点浪得虚名了。汕潮揭都市圈：汕头、潮州、揭阳这三个城市本来就是粤东潮汕文化辐射中的一家人，论都市圈的紧密度，这个都市圈理应是最好的，后来三家分“潮”，又总也分不清楚，个中的纠结大家都明白。当然，作为都市圈，汕潮揭的最大问题也是缺乏龙头，本来当年给了汕头一个经济特区的机会，然而多年来的发展似乎并不理想，撑不起粤东老大的门面。只可惜了孵化了大量精明有成就的潮汕商人的根据地却难以让“汕潮揭”成为一张靓丽的名片，现在，又安上一个都市圈的概念，粤东靠这个空头名片这次能飞起来吗？说到广东推出的这五大都市圈，还让我有一个没弄明白的地方：原来的粤东城市群中还有梅州，但这次都市圈的认定，怎么就把梅州给拉下了呢？的确，五大都市圈收了广东21个城市中的20个，偏偏把梅州搁置在外。这是什么神操作？难道有什么神秘任务，让梅州只能特立独行，不能借助都市圈发展？由上可见，广东提出的五大都市圈，事实上只有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是货真价实的，都是以龙头城市命名的，而其他三个都是指令上位的，至少目前不具备都市圈的基本特征，也无法按照都市圈模式获得应有的发展。如此走下去，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仍与广深都市圈有巨大的差距，仍然呈现出广深外围的“灯下黑”格局。广东的都市圈道路应该如何走？最好还是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认定，全力以赴推进广深两大都市圈的发展，因为它们要代表广东在全国继续领先发展，甚至引领广东迈向国际化。而其他三个所谓都市圈，我的看法，就先不要随便冠以都市圈的概念吧，还是回到区域合作的概念上来，这样更贴切，更适中，不造作，不矫情，不虚假。但是，对这三个地区并不是无所作为，反而要在政策上给予这三个片区更多发展的扶持和机会，努力缩小与大湾区核心城市的差距，并鼓励区域内城市间的互动合作，特别要积极给其中的重点城市赋能，例如珠江口西岸的珠海、粤东的汕头，粤西的湛江或茂名，让它们拥有更加强大的中心城市基础，能够担纲起作为都市圈龙头城市的责任，到了那个时候，这三个片区也许才会真正产生出令人信服的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