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革安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红网时刻张家界9月23日讯(记者 张红)9月2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革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调度张家界市新经济发展和总部经济发展,研究并审议相关发展规划和激励政策。市领导曾超群、王光明等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张家界市新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送审稿)》《关于加快新经济发展十五条措施(送审稿)》及《支持总部经济发展八条措施(送审稿)》。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新经济发展和总部经济发展,与现有相关政策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相关文件,围绕落户、税收等方面建立激励机制、制定激励政策。要深入研究,加强新经济发展和总部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突出重点领域支持新经济和总部经济发展,依法依规制定既符合国家政策又有利于张家界市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要加强领导,组建专门的班子深入研究相关政策法规,提升张家界市制定相关政策文件的科学性、严谨性,实实在在推动新经济和总部经济发展。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发展总部经济的关键在于错位发展。一场关于总部经济的争夺战,正在各大城市间上演。近日,深圳发文鼓励跨国公司入深设立总部企业;南昌出台政策支持总部经济发展;长沙则公布了首批总部企业名单。此外,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也陆续发布政策,支持总部经济发展。对于总部企业的争夺态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城市意识到,只有高净值产业,才能留住高净值人才。在白热化的企业总部争夺战中,谁会是新一轮获胜者?各地热捧总部经济总部经济争夺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白热化。3月27日,深圳市发布《深圳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总部企业办法》,对在深圳设立总部的跨国公司给予丰厚的奖赏。根据此次发布的办法,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2000万~3000万美元之间的,深圳市将给予300万元人民币奖励;在3000万~5000万美元区间的,将给予500万元人民币奖励;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可获得600万元人民币奖励。同一天,广州市天河区也发布重奖总部企业的相关政策。比如,规定软件业的“链主”企业最高奖2亿元,高端专业服务业最高2000万元奖励。除一线城市之外,二线城市也加入到这轮总部经济的争夺之中。南昌市3月发布的《南昌市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显示,自注册之日起,两年内在南昌实缴注册资本在1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按照实际到位资金的3%给予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落户奖励。除高管外,不少城市还将奖励延伸到普通员工。3月,长沙市发改委公布了首批总部企业名单,共计55家。根据2020年发布的《长沙市关于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被认定为长沙总部企业的员工,可享受长沙户口同等购房政策。长沙市一向严控地产市场,相关政策无疑潜藏了可观福利。2020年底,西安市发布的《西安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若干政策(修订版)》,在落户政策、人才引进政策、员工医疗保障政策、员工子女教育政策、住房等方面也为总部企业员工提供众多奖励。此外,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也陆续发布了支持总部经济的重磅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研究员张文魁表示,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争抢企业总部,不仅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回流,还是促进本地经济升级转型的重要举措。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产业分工方面,过去国内二三线城市主要以制造环节为主。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各大城市都期待转型升级,拥抱研发、营销设计以及高端的商务活动等环节,把制造环节的工厂,向城市的外围或开发区迁移。近年来,总部经济之所以被热捧,重要原因在于信息技术和高铁网络,为这种“异地办公”提供了便利,比如实时的视频会议。分析认为,随着高铁网络逐渐完善,上述分离还将继续加速。小米武汉总部。图/图虫创意二线城市的机遇?值得注意的是,在《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的榜单中,我国二线城市可以说毫不起眼。即便是以高校众多、产业基础雄厚著称的武汉、成都,上榜的企业总数也寥寥无几。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总部,并非高度集中于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在2018年的美国财富500强中,达拉斯和双子城这些美国的二线城市,企业总部数甚至高于旧金山、洛杉矶等超大都市。美国的二线城市亚特兰大,不但汇集达美航空公司和可口可乐这样跨国公司的总部,近年来随着科技公司的迁入,获得“南硅谷”之称。而美国近几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图,聚集了波音、微软、亚马逊的总部,以及谷歌、英特尔、IBM的研发中心,房价均价不过纽约的40%。与此同时,昔日汽车行业霸主通用汽车,因受困高房价高成本,把IT中心搬到了沃伦、奥斯汀和亚特兰大。随着企业总部的散点化扩撒,美国的一线城市人口出现流失。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几年,纽约每年有大约20万人流出,洛杉矶有大约11万人流出。发展较为均衡的欧洲,高科技公司呈点状分布。欧洲最大航空发动机企业罗尔斯-罗伊斯总部位于距伦敦183公里的小城市德比。大众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人口仅12.4万。世界闻名的光刻机公司阿斯麦(ASML),总部位于仅有四万多人的荷兰小镇费尔德霍芬。位于德国小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总部。图/图虫创意而发展中国家印度,不论是跨国公司总部还是本土大型公司总部,都高度聚集于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本国超大城市。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多家顶级VC机构联合发布的面向中国早期企业的薪酬调研报告显示,与过去两年相比,2019年参加调研的B轮公司在公司总部分布和人员分布上,有近14%的公司总部和30%的员工分布在除“北上杭深”外的其他二线城市,办公地点明显下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严格人口控制政策下,北京、上海也出现人口减少现象。以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观之,国内二线城市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机会即将来临?张文魁分析,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情况看,二线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迎来契机。一方面国内不少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日益缩小;另外一方面二线城市本土企业快速崛起,这些公司的总部功能慢慢从原来生产厂家的产区中分离出来。角力“第二总部”巨大机遇让不少城市二线城市摩拳擦掌。大型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更成为不少城市最重要的目标,在吸引政策上的偏重显而易见。比如,南京出台的《2019—2020年新增100家总部企业行动计划》中对总部企业有明确的认定标准:母公司须为世界500强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大型央企、中国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对跨国公司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分别设定不低于3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资产总额标准,对行业领军企业设定行业排名前十且资产总额不低于10亿元的标准。不过,近年来不少知名的新经济产业,仍然选择落户北京、上海,比如世界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公司特斯拉。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陈及分析,从世界500强企业选择看,北京、上海仍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北京、上海聚集了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张文魁也直言,在总部选择上,企业决策者会综合考虑各种成本。尽管二线城市在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方面占据优势,但在集群效应和配套优势方面,一时仍然无法与一线城市较量。张文魁分析,对于二线城市而言,发展总部经济的关键在于错位发展。“即使谋求行政总部、管理中心不现实,但可以谋求功能性总部。”他说,比如不少大型公司,即使行政总部在北京、上海,也会考虑将研发总部放在高校资源集中的武汉、西安等城市。另外,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不少大型公司会设立西北总部、东南总部等区域性总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大型公司开始谋局第二总部和区域性总部,且入局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在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顺丰被同时认定为当地的总部企业;而在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认定名单中均可找到苏宁的身影;映客也在长沙打造起它的第二总部。此外,小米将第二总部设立在武汉,并且定位为“超大研发总部”;华为在武汉设立研发中心,在西安、南京等城市也相继落子。总部经济vs成长型企业区域性总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即使吸引来大型企业区域性总部,对本地新经济整体发展,又有几分助力?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不少互联网头部企业乐于在省会城市设立区域性总部,享受当地优惠政策,但与本土崛起公司的规模不能同日而语。招聘网站BOSS直聘在招岗位显示,在武汉,本土互联网公司斗鱼在招岗位367个,腾讯武汉分部则是55个岗位;在长沙,本土互联网公司兴盛优选在招职位427个,芒果TV 371个,而腾讯长沙分部则是14个;而在成都,本土互联网公司极米在招岗位339个,而腾讯在成都分部招聘岗位则只有8个。张文魁分析,争夺总部企业拼的并不是一次性的补贴,而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陈及也直言,二线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真正的机遇在于“成长型”企业。这些企业所处的阶段,正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在新一轮竞争中,地方政府一定要考虑本地产业特色是什么,本地能够吸引什么样的总部企业,然后在培养这些总部方面下功夫。“像在武汉建立第二总部的小米,属于典型的科技成长型企业。最近小米要造车,武汉本身强大的汽车产业基础可以成为小米强大的助力。”陈及分析。对新经济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产业集群和需求市场。在吸引,培育成长型产业集群方面,近年来合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以目前备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仅2020年到现在,合肥布下一系列“大手笔”。2020年10月,蔚来中国总部在合肥正式启用。2020年9月,安徽省人民政府与吉利控股在合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吉利新电动汽车公司或入驻合肥。2020年8月,威马在合肥设立威马智能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不久后,合肥参与了威马的D轮融资。2020年5月,大众入股合肥本地企业国轩高科与江淮汽车,进一步扩张新能源产业版图。同年12月,大众合肥制造基地正式开工,这里将开发基于MEB平台打造的全新纯电动产品。而今年1月,合肥与零跑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再次布局新能源汽车,零跑或将在合肥建设第二工厂。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市政府官方信息显示,仅2020年初至2020年9月,合肥新增户籍人口12.3万、流动人口14.2万。“吸引新经济企业区域性总部固然是一条捷径,但是吸引、培育城市内生的总部产业集群,才是最好的出路。”张文魁分析。
20世纪80年代,由于制造业、仓储物流发展需求各种工业园区应运而生。90年代,由于研发需求科技园兴起。21世纪以后,由于总部经济、业务整合、研发需求影响,商务花园出现。因产业集群需要,集研发设计、商务办公、高端制造、综合配套等符合功能的产业综合体出现。产业综合体是指某个特定区位上,一组相互之间存在技术、生产和分配等多方面联系的经济活动,这组经济活动能够共享外部规模经济,提高整体活动的经济效率。根据承载产业内容的不同,产业综合体可以分为城市产业综合体、工业产业综合体、文化旅游综合体、生态农业综合体等不同的类型,其中城市产业综合体已成为城市经济、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工业产业综合体已成为工业园区中“园中园”、“分园”的重要发展形态。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产业综合体的发展,中商产业研究院特推出《2020年中国产业综合体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报告》从产业综合体基本概述入手,普及了产业综合体基本定义及发展历程等,接着从中国产业综合体发展环境分析、产业综合体发展现状、产业综合体典型案例分析以及产业综合体重点企业分析五大方面剖析我国产业综合体发展现状,最后分析了我国产业综合体发展规划以及投资建议,为产业综合体相关研究人员和爱好者提供参考信息。以下是报告详情:PART1:产业综合体基本概述产业综合体是指某个特定区位上,一组相互之间存在技术、生产和分配等多方面联系的经济活动,这组经济活动能够共享外部规模经济,提高整体活动的经济效率。产业综合体事实上就是集群的一种类型。20世纪80年代,由于制造业、仓储物流发展需求各种工业园区应运而生。90年代,由于研发需求科技园兴起。21世纪以后,由于总部经济、业务整合、研发需求影响,商务花园出现。因产业集群需要,集研发设计、商务办公、高端制造、综合配套等符合功能的产业综合体出现。PART2:产业综合体发展环境分析2月20日,2020年金融市场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侧重强调“因城施策”,落实好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而在此之前,多部委则强调强调“房住不炒”总基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3-12月,房地企业信用债到期偿还量合计为3960.9亿元,同比增长15.8%。土地政策指的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内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和管理方面规定的行动准则。它是处理土地关系中各种矛盾的重要调节手段。一般包括地权政策、土地金融政策和土地赋税政策等。PART3:产业综合体发展现状分析2020年2月商业综合体品牌因疫情影响,全国人民“宅家”,商业综合体项目也基本处于关店状态,行业短期“停摆”。2月全国商业虽持续受到疫情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府持续出台帮扶政策,商业品牌方与商户抱团取暖。PART4:产业综合体典型案例分析大悦城,是集大型购物中心、甲级写字楼、服务公寓、高档住宅等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实现购物、娱乐、观光、休闲、餐饮等功能,节约资源,高效运营城市生活,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大悦城已成为中粮集团城市综合体的核心品牌。以18-35岁新兴中产阶级为主力市场,以年轻、时尚、潮流、品位为特征,以购物中心为主体,组合公寓住宅、写字楼、酒店等多业态形成的全服务链城市综合体。PART5:产业综合体重点企业分析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房地产和酒店板块的平台企业,于2007年8月17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HK.00817)。基于对城市潜能的远见,中国金茂整合国际领先的优质资源,引进合理互生的城市规划理念,实现区域功能和城市活力的全面提升。目前,公司已稳健布局四十余座核心城市,并成功打造了以“金茂”品牌为核心的高端系列产品。截至2019年末,中国金茂已成功进驻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高速发展区域,公司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49个核心城市,开发持有200余个项目。PART6:产业综合体发展规划及策略分析分析产业综合体规划设计要贯彻“三高”(高起点、高品质、高品位),体现“三性”(独特性、体验性、可进入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综合体开发思路也随之发生转变。(文章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中国网1月6日讯 (记者李金秋)5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央商务区蓝皮书:中央商务区产业发展报告(2020)》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央商务区创新发展已成为区域转换新动能、拉动经济新引擎的重要途径。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CBD发展研究基地主任蒋三庚教授组织编著的《中央商务区产业发展报告(2020)》是中央商务区蓝皮书系列的第三部报告。蓝皮书以“以创新转型推动CBD发展”为主题,构建了中央商务区综合发展指数、区域辐射指数、楼宇经济指数和营商环境指数分析框架,由总报告、指数篇、专题篇和区域篇四个部分组成,共收录12份报告。蓝皮书表示,我国中央商务区产业发展正呈现六大趋势特征,即产业高端化、管理智慧化、服务精细化、结构生态化、产业融合化和产品共享化,而这些发展趋势的背后,是要解决金融业创新、驱动楼宇经济水平提升、环境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等问题。蓝皮书对我国主要中央商务区产业发展、创新驱动撬动中央商务区升级等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结论表明中央商务区在金融改革创新、提高楼宇经济水平、创新提升商务区活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报告对中央商务区创新推动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鼓励创新平台建设、引进成果转化创新机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等对策建议。蓝皮书称,总部经济、现代金融、高端商务、现代商贸四大支柱产业体系支撑CBD抗击新冠疫情影响、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大数据和云计算服务、新兴产业服务、智能制造业服务四大引擎加快CBD经济新动能转换。营商环境、开放格局、人才集聚、公共服务四大软实力提升CBD对外竞争力。蓝皮书指出,我国中央商务区综合发展长期向好趋势未发生改变——北京、上海、深圳CBD综合发展居前三。受新冠疫情影响,CBD经济增长放缓,但受益于经济基础好、韧性强、潜力足等因素,长期向好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同时,CBD经济逐渐改变原有增长路径依赖,转向新的发展方向和实现新的发展理念。蓝皮书对中央商务区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态势进行科学、全面地综合评价。总体而言,我国城市CBD发展平稳,但一线城市CBD综合发展水平高于新一线城市CBD。经济发展、经济驱动、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区域辐射的共同上升推动了一线城市CBD发展。新一线城市CBD中经济发展、经济驱动分指数呈上升趋势。各CBD城区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区域辐射对所有城区的影响都非常显著。科技创新是北京朝阳CBD、深圳福田CBD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驱动对上海浦东新区CBD、天津滨海新区CBD的贡献较大,社会发展对广州天河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另外,在一线城市中,经济发展分指数和经济驱动分指数得分最高的是上海浦东新区;科技创新分指数和社会发展分指数得分最高的是北京朝阳区,且领先地位稳固。新一线城市中,经济发展分指数和经济驱动分指数得分最高的是天津滨海新区;科技创新分指数得分最高的是武汉江汉区;社会发展分指数得分最高的是重庆渝中区。来源:中国网
一场关于总部经济的争夺战,正在各大城市间上演。近日,深圳发文鼓励跨国公司入深设立总部企业;南昌出台政策支持总部经济发展;长沙则公布了首批总部企业名单。此外,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也陆续发布政策,支持总部经济发展。对于总部企业的争夺态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城市意识到,只有高净值产业,才能留住高净值人才。在白热化的企业总部争夺战中,谁会是新一轮获胜者?各地热捧总部经济总部经济争夺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白热化。3月27日,深圳市发布《深圳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总部企业办法》,对在深圳设立总部的跨国公司给予丰厚的奖赏。根据此次发布的办法,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2000万~3000万美元之间的,深圳市将给予300万元人民币奖励;在3000万~5000万美元区间的,将给予500万元人民币奖励;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可获得600万元人民币奖励。同一天,广州市天河区也发布重奖总部企业的相关政策。比如,规定软件业的“链主”企业最高奖2亿元,高端专业服务业最高2000万元奖励。除一线城市之外,二线城市也加入到这轮总部经济的争夺之中。南昌市3月发布的《南昌市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显示,自注册之日起,两年内在南昌实缴注册资本在10亿元及以上的企业,按照实际到位资金的3%给予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落户奖励。除高管外,不少城市还将奖励延伸到普通员工。3月,长沙市发改委公布了首批总部企业名单,共计55家。根据2020年发布的《长沙市关于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被认定为长沙总部企业的员工,可享受长沙户口同等购房政策。长沙市一向严控地产市场,相关政策无疑潜藏了可观福利。2020年底,西安市发布的《西安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若干政策(修订版)》,在落户政策、人才引进政策、员工医疗保障政策、员工子女教育政策、住房等方面也为总部企业员工提供众多奖励。此外,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也陆续发布了支持总部经济的重磅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研究员张文魁表示,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争抢企业总部,不仅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回流,还是促进本地经济升级转型的重要举措。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产业分工方面,过去国内二三线城市主要以制造环节为主。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各大城市都期待转型升级,拥抱研发、营销设计以及高端的商务活动等环节,把制造环节的工厂,向城市的外围或开发区迁移。近年来,总部经济之所以被热捧,重要原因在于信息技术和高铁网络,为这种“异地办公”提供了便利,比如实时的视频会议。分析认为,随着高铁网络逐渐完善,上述分离还将继续加速。二线城市的机遇?值得注意的是,在《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的榜单中,我国二线城市可以说毫不起眼。即便是以高校众多、产业基础雄厚著称的武汉、成都,上榜的企业总数也寥寥无几。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总部,并非高度集中于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在2018年的美国财富500强中,达拉斯和双子城这些美国的二线城市,企业总部数甚至高于旧金山、洛杉矶等超大都市。美国的二线城市亚特兰大,不但汇集达美航空公司和可口可乐这样跨国公司的总部,近年来随着科技公司的迁入,获得“南硅谷”之称。而美国近几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图,聚集了波音、微软、亚马逊的总部,以及谷歌、英特尔、IBM的研发中心,房价均价不过纽约的40%。与此同时,昔日汽车行业霸主通用汽车,因受困高房价高成本,把IT中心搬到了沃伦、奥斯汀和亚特兰大。随着企业总部的散点化扩撒,美国的一线城市人口出现流失。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几年,纽约每年有大约20万人流出,洛杉矶有大约11万人流出。发展较为均衡的欧洲,高科技公司呈点状分布。欧洲最大航空发动机企业罗尔斯-罗伊斯总部位于距伦敦183公里的小城市德比。大众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人口仅12.4万。世界闻名的光刻机公司阿斯麦(ASML),总部位于仅有四万多人的荷兰小镇费尔德霍芬。位于德国小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总部。图/图虫创意而发展中国家印度,不论是跨国公司总部还是本土大型公司总部,都高度聚集于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本国超大城市。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多家顶级VC机构联合发布的面向中国早期企业的薪酬调研报告显示,与过去两年相比,2019年参加调研的B轮公司在公司总部分布和人员分布上,有近14%的公司总部和30%的员工分布在除“北上杭深”外的其他二线城市,办公地点明显下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严格人口控制政策下,北京、上海也出现人口减少现象。以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观之,国内二线城市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机会即将来临?张文魁分析,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情况看,二线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迎来契机。一方面国内不少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日益缩小;另外一方面二线城市本土企业快速崛起,这些公司的总部功能慢慢从原来生产厂家的产区中分离出来。角力“第二总部”巨大机遇让不少城市二线城市摩拳擦掌。大型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更成为不少城市最重要的目标,在吸引政策上的偏重显而易见。比如,南京出台的《2019—2020年新增100家总部企业行动计划》中对总部企业有明确的认定标准:母公司须为世界500强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大型央企、中国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对跨国公司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分别设定不低于3亿美元和2亿美元的资产总额标准,对行业领军企业设定行业排名前十且资产总额不低于10亿元的标准。不过,近年来不少知名的新经济产业,仍然选择落户北京、上海,比如世界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公司特斯拉。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陈及分析,从世界500强企业选择看,北京、上海仍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北京、上海聚集了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张文魁也直言,在总部选择上,企业决策者会综合考虑各种成本。尽管二线城市在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方面占据优势,但在集群效应和配套优势方面,一时仍然无法与一线城市较量。张文魁分析,对于二线城市而言,发展总部经济的关键在于错位发展。“即使谋求行政总部、管理中心不现实,但可以谋求功能性总部。”他说,比如不少大型公司,即使行政总部在北京、上海,也会考虑将研发总部放在高校资源集中的武汉、西安等城市。另外,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不少大型公司会设立西北总部、东南总部等区域性总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大型公司开始谋局第二总部和区域性总部,且入局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在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顺丰被同时认定为当地的总部企业;而在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认定名单中均可找到苏宁的身影;映客也在长沙打造起它的第二总部。总部经济vs成长型企业区域性总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即使吸引来大型企业区域性总部,对本地新经济整体发展,又有几分助力?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不少互联网头部企业乐于在省会城市设立区域性总部,享受当地优惠政策,但与本土崛起公司的规模不能同日而语。招聘网站BOSS直聘在招岗位显示,在武汉,本土互联网公司斗鱼在招岗位367个,腾讯武汉分部则是55个岗位;在长沙,本土互联网公司兴盛优选在招职位427个,芒果TV 371个,而腾讯长沙分部则是14个;而在成都,本土互联网公司极米在招岗位339个,而腾讯在成都分部招聘岗位则只有8个。张文魁分析,争夺总部企业拼的并不是一次性的补贴,而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陈及也直言,二线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真正的机遇在于“成长型”企业。这些企业所处的阶段,正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在新一轮竞争中,地方政府一定要考虑本地产业特色是什么,本地能够吸引什么样的总部企业,然后在培养这些总部方面下功夫。对新经济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产业集群和需求市场。在吸引,培育成长型产业集群方面,近年来合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以目前备受关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仅2020年到现在,合肥布下一系列“大手笔”。2020年10月,蔚来中国总部在合肥正式启用。2020年9月,安徽省人民政府与吉利控股在合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吉利新电动汽车公司或入驻合肥。2020年8月,威马在合肥设立威马智能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不久后,合肥参与了威马的D轮融资。2020年5月,大众入股合肥本地企业国轩高科与江淮汽车,进一步扩张新能源产业版图。同年12月,大众合肥制造基地正式开工,这里将开发基于MEB平台打造的全新纯电动产品。而今年1月,合肥与零跑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再次布局新能源汽车,零跑或将在合肥建设第二工厂。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市政府官方信息显示,仅2020年初至2020年9月,合肥新增户籍人口12.3万、流动人口14.2万。“吸引新经济企业区域性总部固然是一条捷径,但是吸引、培育城市内生的总部产业集群,才是最好的出路。”张文魁分析。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近日,重庆市生产力发展中心和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2020年重庆经济景气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重庆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景气指数因年初疫情影响短暂下探至趋冷区间和偏冷区间后,在7月回升至适度区间,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展现出良好的韧性和潜力。 该经济景气指数由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研制,选取工业、投资、消费、外贸、信贷、财政收支、消费价格等宏观月度指标合成,主要反映全市宏观经济基本走势。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内经济呈现恢复向好发展态势,但仍面临较大增长压力。报告认为,重庆抢抓“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积极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着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在参与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全市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景气指数因年初疫情影响短暂下探至趋冷区间和偏冷区间后,已于7月回升至适度区间。前三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2.6%,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707.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9%,实现增加值1216.91亿元;第二产业同比增长3.9%,实现增加值7008.62亿元;第三产业同比增长1.2%,实现增加值9481.57亿元。报告认为,2020年重庆经济景气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展现出良好的韧性和潜力,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和制约:一是经济稳定增长内需动力弱,投资增长面临较大压力,消费需求较为乏力;二是产业发展方面,枢纽经济、口岸经济、总部经济等经济新业态发展滞后,关键产业本地配套体系不健全,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创新滞后;三是人才吸引集聚力有待提升,人才政策不够精准操作难度大,企业招人难与招人贵并存;四是高品质营商环境营造不够,政务服务效能仍需提升,城市综合功能配套不完善。 (记者 戴娟)
本报讯 (记者 戴娟)近日,重庆市生产力发展中心和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2020年重庆经济景气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重庆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景气指数因年初疫情影响短暂下探至趋冷区间和偏冷区间后,在7月回升至适度区间,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展现出良好的韧性和潜力。该经济景气指数由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研制,选取工业、投资、消费、外贸、信贷、财政收支、消费价格等宏观月度指标合成,主要反映全市宏观经济基本走势。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国内经济呈现恢复向好发展态势,但仍面临较大增长压力。报告认为,重庆抢抓“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积极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着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在参与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全市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景气指数因年初疫情影响短暂下探至趋冷区间和偏冷区间后,已于7月回升至适度区间。前三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2.6%,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707.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9%,实现增加值1216.91亿元;第二产业同比增长3.9%,实现增加值7008.62亿元;第三产业同比增长1.2%,实现增加值9481.57亿元。报告认为,2020年重庆经济景气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经济展现出良好的韧性和潜力,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和制约:一是经济稳定增长内需动力弱,投资增长面临较大压力,消费需求较为乏力;二是产业发展方面,枢纽经济、口岸经济、总部经济等经济新业态发展滞后,关键产业本地配套体系不健全,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创新滞后;三是人才吸引集聚力有待提升,人才政策不够精准操作难度大,企业招人难与招人贵并存;四是高品质营商环境营造不够,政务服务效能仍需提升,城市综合功能配套不完善。【来源:重庆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梁长玉报道为了正确把握新的经济形势下把握机遇,积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作用,“新形势、新阶层、新发展”—2020年度新阶层论坛暨浙大ZIBS上海论坛10月24日在上海举行,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与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司南研究室的最新研究成果“2021未来之城”研究报告在论坛上首发。论坛由中央统战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10分团联合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和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共同主办,中国农业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上海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上海市市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李霞,上海市奉贤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包蓓英,上海市委统战部、浙江省委统战部相关处室负责人,上海市奉贤区相关领导,以及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创始研究员、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iMF学生等百余位嘉宾应邀出席。论坛上午场为专题讲座篇,由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光华专利事务所执行合伙人余明伟主持。全国金融青联委员、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丁杰率先作《家族信托》主题讲座,丁杰从家族信托的发展历史、顶层设计、主要功能、法律基础等方面为大家解读什么是家族信托,并介绍了华宝信托的服务体系。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天津市政协委员、中金税英特(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所长邢艳萍为大家带来《个人所得税》主题讲座。邢艳萍为大家厘清了新个税的主要变化、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和汇算清缴的区别,并用生动的案例为大家解读专项附加扣除、应纳税额计算、年终一次性奖金计算、汇算清缴政策、申报风险等与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个税知识。论坛上,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发布了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与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司南研究室的最新研究成果——《随事而制,蹄疾步稳——2021未来之城报告(Future Cities 2021)》。报告是“未来之城”系列报告的第二期成果,延续首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完善政府、企业、民众三方指标体系,拓展全国城市样本,在发现未来之城的同时,探寻未来之路。报告评选出了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北京、苏州、南京、武汉、成都及厦门十大未来之城。十大未来之城各有特色,如深圳在五大维度全面领先,创新、协调、绿色齐折桂冠,上海、杭州、北京则各有所长:上海位列开放第一,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稳,成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最佳窗口;杭州位列共享第一,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不断推进,成为数字普惠共享的全国示范地;北京与深圳并列创新第一,总部经济发达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正在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主题分享环节中,全国政协委员、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海佳以赛莱拉为实例阐述了产学研融合对企业创新的贡献。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孔祥清则分享了他对信托行业的价值探索和未来之路的思考。
6月23日,虹口区商务委联合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共同举办首场线上投资推介活动“2020年上海市虹口区投资环境研究报告发布会暨虹口区外资招商推介会(北外滩来福士专场)”。市商务委领导、虹口区领导以及上海银行、浩楷咨询、上海外服集团、金茂律所、北外滩来福士等企业高管参加会议,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位机构与企业代表通过网络直播同步收看会议。为增强海外机构与企业代表在北外滩投资和深度合作的信心,虹口区举办“助力全球投资,共享虹口未来”系列外商投资推介活动,除本次活动外,后续还将举办五场专题分享。德勤中国在会议上发布了《上海市虹口区投资环境研究报告》,全面展现虹口区投资环境优势及发展前景。据介绍,在《外商投资条例(草案)》出台前,虹口区商务委员会委托德勤从客观的第三方视角出发,结合专业的研究方法,就虹口区投资环境进行全面详实的分析,编制了投资环境报告。德勤发布《上海市虹口区投资环境研究报告》德勤在报告中肯定了虹口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指出,虹口区生产总值稳步增长,2019年增速高于全市平均增速。进出口总额增速居全市第三位,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居全市第二位。区商务委向2020年度首批外资服务合作伙伴授牌今年2月份,《北外滩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正式对外公示,提出北外滩将打造成为新时代都市发展新标杆、核心功能重要承载地、新发展理念实践区。虹口区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美好蓝图徐徐铺陈。德勤充分发挥区域研究的丰富经验,结合在服务企业中获得的外资企业真实投资考量,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政府政策与政府服务、商业合作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人居环境这五大维度系统地分析并展现了虹口区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并总结了虹口对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三大特色,即:金融航运双擎共驱,产业发展特色鲜明;聚焦企业精准施策,擘画国际营商高地;商务配套设施齐全,构建宜业宜居新城。报告指出北外滩功能区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双重承载区”,集聚完备的金融服务业和航运服务业发展要素,是中国最有活力、最有特色的国际航运商务区之一。中部功能区重点聚焦商旅文体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全市影响力的公共活动和商旅文体会等消费聚集地。北部功能区则以北中环科创集聚带建设为核心,打造具有虹口特色的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区,并逐步发展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板块。基于对虹口整体投资环境的调研与分析,德勤相信,新时代虹口必将成为文化更加积淀、产业更加发展、实力更加强劲的理想之地。虹口区始终致力于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公平、便利的投资环境。近十年,累计引进合同外资总额116.45亿美元。截至2019年底,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2330家,包括:德国宝马、瑞士地中海航运、法国MSH、日本松下、日本日产、美国运通、美国资本、日本高丝等知名的跨国集团在虹口投资落地。今年上半年商务部门设立专项跟踪小组,提供7*24小时全程指导,着力做好外资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服务,成功引进了香港华兴资本集团、新加坡城市发展集团、全球基金业巨头绿光环球基金公司等一批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知名跨国企业新设项目。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金茂律所、外服集团和上海银行等建立了年度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多领域、全链式投资项目落地服务。外资总部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势头,尤其近三年增速较快,其产业分布涉及航运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现代商贸业、房地产业,母公司都是各行业的全球领军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区商务委负责人表示,未来虹口将积极探索制定外资专项政策,与具有产业链引领带动作用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外资企业引进资源的专业服务机构、外资功能性机构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其落地本区或为本区引进优质外资企业和机构提供资金奖励和政策支持,以市场化机制拓展完善外资招商服务生态链,“十四五”虹口将争取引进1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贸易型总部和民营性总部企业。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对标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以《外商投资法》为推进指导,承接好进博会的“溢出效应”,营造更具便利性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区域经济向更高标准管理、更高水平发展和更高品质生活的目标前进。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杜涛2019年1月18日,第三届长江产经论坛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新书发布会在沪举行,同时,由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江苏省首批重点高端智库——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教授、孔令池博士撰写的《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水平研究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也在此次论坛上发布。该份报告从空间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交通一体化、信息一体化、贸易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和生态环境一体化9个维度构建了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长三角地区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总体而言,报告认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差距持续缩小,经济联系更加活跃,但是,上海作为“龙头”的扩散效应不足,安徽尚未深度融入长三角地区。在市场方面,长三角地区消费品和资本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趋于增强,但是,劳动市场分割指数相对价格方差波动幅度较大,劳动市场一体化走势还不够稳定。在产业方面,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上的差异开始逐渐显现,地区间产业分工趋于合理,产业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长三角地区专业化分工水平依然不高,优势产业重合度较高,尚未充分发挥整体联动效应,尤其是江浙皖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较为明显。在科研、技术方面,长三角地区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R&D经费中企业资金的比重并不高,产学研协同创新空间较大。上海和江苏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创新极,输出技术和吸纳技术的合同数、成交额均远远高于浙江省和安徽省,创新合作能力更高。浙江省输出技术和吸纳技术的增长速度较快,创新合作的活力比较突出。在交通领域,长三角地区网络化的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健全,加快构建纵横交错、便捷发达的城际铁路交通网和打通省际断头路,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应是长三角未来工作的重点。江苏省的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最短,可达性最优,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可为充分发挥江苏尤其是南京作为长三角西北翼的战略中心地位奠定良好基础。安徽省的可达性最差,进一步提升其区域综合交通运输服务和管理能力的潜力较大,这也是安徽省深度融入长三角地区的重要抓手。对于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现状,报告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报告建议要发挥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强化产业分工和协作。借助上海总部经济发达的优势,鼓励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苏浙皖,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和产业链配套。协调发展制造业集群与服务业集群,以产业集群为载体将行政边界模糊化,促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机制在空间上进行激化扩散。其次,是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构筑区域共同市场。报告认为破除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实质是改革政府,改革阻碍共同市场建立的行政权力,促使其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断放松对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种种干预,对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努力形成一个政策无差异的良好外部环境。再次是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构建统一竞争规则。以中国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内需为基础,扶持和培育企业做强做大,鼓励区域内企业进行收购兼并,实现以企业为主体进行产业合作与协调。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转向“平等竞争”。在科技、创新领域,报告建议要构建区域创新网络,推进创新资源共建共享。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以构建区域技术转移体系、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共用为抓手,加快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建设,积极推进前沿科技研究院所的合作创新联盟、大型科技仪器设备的共建共享联盟、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在交通建设领域,报告建议创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提升省际通达力。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港航、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多式联运的集疏运体系能级,推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构建互联互通,管理协同合作、服务共赢共享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最后,报告建议要加强顶层设计,探索更高规格的区域协同决策机制。建立国家层面上以各部委及其派出机构为主体的纵向职能管理模式,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规划,努力形成共同行为准则,深入推进各类规划充分对接。加快形成基于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共同事务处理机制,协调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冲突和纠纷,确保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