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辨证法研究杂志

挖掘根源，铲除形式主义滋生土壤来源：人民论坛网 作者：李志勇形式主义，是作风建设一大顽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近期，中央和各地密集出台一系列反对形式主义的举措，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形式主义呈现出不少新情况新特点新变种，甚至出现“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严重阻碍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落地生根。因此，破除“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深挖其背后的体制机制根源，系统诊断、辨证施治。形式主义花样翻新，出现“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在反对形式主义的大背景下，形式主义花样不断翻新，小路迂回包抄，卷土重来，形成一些新的变种，甚至出现“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同一般的形式主义相比，“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表现出隐、急、乱等新特点。“隐”，即隐形变异，应付上级要求。一曰化整为零。譬如开会，一网打尽的大会少了，无关群众陪会的小会多了，浪费了基层干部大量做实际工作的时间；譬如调研，过去轰轰烈烈层层陪同的大场面少了，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场面，但依然走形式走过场，抓不住关键性问题，看不到实质性内容。二曰改头换面。时下，各级部门都提出了减少发文数量的要求，于是红头文件少了，白头文件多了，内部通知多了，口头指示多了。实际上只是减少了红头文件，基层负担并没有减轻。三曰隐身网络。微信工作群越来越多，如单位群、部门群、工作小组群、专项工作群等，基层干部手机里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工作群已不鲜见。不分昼夜的各种信息和指令，已然模糊了工作和休息的界线；领导同志发条指示，“照办”“遵从”之声此起彼伏，点赞不绝，俨然永不停息的会场；上面发通知，下面呈汇报，永不消逝的信息流，成为基层工作的一道别样风景。地方性、部门性评选，动辄发动网络投票，而投票人与此毫不相干，投票结果竟成为一些评选活动的重要依据。网络在方便工作的同时，也成为形式主义的隐形场所，工作群还引发了不少网络舆情。“急”，即急功近利，不注重实际效果。一曰极端表态。为了表达做好工作的决心，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任务要求，在应急、维稳等工作中调门越来越高。脱离客观规律，甚至违背基本语言规则造病句，结果是基层无所适从，无法执行，坐等追责。二曰来去匆匆。一些地方，今天发通知部署工作，明天就要求报告落实情况，甚至深夜提要求凌晨要落实；有的今天要方案，明天要实施情况报告，基层部门则直接将方案措施转型升级为落实情况。如此文字游戏，“稿来稿去”，实际工作并没开展。三曰遍地留痕。近年来，留痕主义开始流行。开个会、组织个学习、下个乡、入个户，凡事要求留痕，凡事检查台账。乡村干部的工作本应在田间地头、在院落炕头，现在却忙着在办公室应付各种文本，“战斗堡垒”躲进了“堡垒”中战斗，离群众自然就远了。假痕迹在一些地方时有出现，假会议、假活动等假新闻堂而皇之见诸网站。“乱”，即乱作为，违背党纪国法。一曰急而生乱。平时不注重常态化治理，一旦被约谈追责，就不顾法律政策、不顾民生疾苦，不顾下级工作实际，采用所谓“非常规”手段，急功近利，胡乱作为，一旦出现网络舆情就向基层“甩锅”。有的搞得“官不聊生”，有的搞得民怨沸腾，既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又侵害企业和群众利益。二曰无度追责。有的地方为应付上级，违背相关条件和程序乱追责，把严肃的党内法规搞成儿戏。有的地方为了让责任人规避更为严重的处分，竟然轮流排班被追责，既达不到警示的目的，又失去了公平正义。三曰我行我素。有的地方对中央三令五申置若罔闻，依然长篇大论念稿子，依然层层开启动会、层层搞调研、层层听汇报，依然要求下级写简报、写周报、写月报，依然搞形式主义的整改清单和运动式治理。凡此种种，危害极大。一是消蚀中央决策部署效力，致使改革空转、发展虚化、党建流于形式；二是侵害群众利益，导致企业无端停产、就业艰难、群众生活困难；三是挫伤了基层工作积极性，干部昼夜加班，应付文山会海，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具体工作；四是损害党委政府形象，导致群众对其不信任。深入挖掘形式主义产生的体制机制根源“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究其实质，仍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义之所以顽固不化，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党员干部个人原因，也有体制机制原因。只有深入分析形式主义产生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治本之策，建立长效机制，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压力型体制是形式主义的体制成因。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压力型体制，即各级党政组织为了实现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特定工作任务，把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落实到下级组织以及个人，限期完成，并根据完成情况给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对关键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这一体制，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下达工作任务，用政治动员的方式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因而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我国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行之有效的工作落实体制。然而，这一体制也有其固有弊端。一是层层开会发文。压力型体制是一种“动员——命令”体制，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动员下级完成任务，检查考核完成情况，都离不开开会发文。任务越多、层级越多、分解越细，会议和文件自然就越多，甚至导致文山会海。二是层层加码。为进入先进之列，寻求“轰动效应”，层层加码现象屡见不鲜。在经济增速、财政收入、精准扶贫、招才引智、城乡居民收入等数据指标上，一级比一级要求高，逼得基层弄虚作假；在工作要求上，为了表示落实上级指示的坚决，显示自己要求严、标准高，层层压缩完成任务时间，有的甚至异化任务内容，乱规划瞎指挥，祸害百姓；在纪律规定上，把“不准公款大吃大喝”演变为“私人聚会也要报批”，把“基层调研不安排宴请”演变为“自带干粮和方便面”，把“提倡开短会、讲短话”演变为“无会周、无会月”，把“不准乱发钱物”演变为“追缴值班津贴”，层层曲解、变相加码，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三是导致媚上之风。由于考核监督的权力主要在上级，一些地方和官员为取悦上级，在领导面前不报实情、不讲真话，报喜藏忧，把领导的喜好作为行事的准则，形式主义也就愈演愈烈了。运动式治理是形式主义的治理方式成因。运动式治理，即在党的领导下，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秩序或完成专项工作，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某些突发性事件或久拖不决的社会疑难问题进行专项治理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参与式治理方式。运动式治理打破条条块块分割，调动方方面面力量，时间短、见效快，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造成轰轰烈烈的巨大声势，是不少管理者情有独钟的治理方式。时下，在一些地方，它正以“集中整治”“专项整治”“百日会战”“集中攻坚”“统一行动”等名义，广泛应用于创城、创卫、治污、治霾、治安等基层工作中。然而，运动式治理的弊端也很明显。一是破坏法治。有些地方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譬如，为了治霾，动辄无条件关停企业，甚至查封百姓锅灶；为了市容，“一刀切”更换沿街商号牌匾；为了绿化，强行刨旧树栽新树……这些行为，在损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法治。二是人海战术。对紧急的、被上级约谈的事项，组织干部全体出动，不分工作岗位和性质，集体下基层包村蹲点。“白加黑、五加二”的“熬命式”工作，既影响了常规工作开展，也剥夺了干部休息时间。三是难以持续。这种非常规的治理方式，缺乏持久性，往往是检查验收一旦过关，就万事大吉、不再过问，致使问题卷土重来，为以后工作埋下隐患。可见，运动式治理将日常的治理演变成一种系统的形式主义。被动型执行是形式主义的机制成因。在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式治理下，基层干部群众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甚至休息权缺失，被动应付工作，疲于奔命，这是滋生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被动执行的根源，有的在决策层面，一些决策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不够，或因部门利益掣肘，导致不符合基层实际，不具备相应的价值、能力和支持，执行过程中又缺乏来自基层和群众的反馈和修正机制，致使执行过程中产生形式主义现象。有的在执行层面，责任划分不清，激励机制缺失，执行者缺乏主体地位，自主权不够，能力不足，压力大、动力弱，致使执行保障措施不力，层层往基层“甩锅”。有的在监督层面，考核主体、内容、形式存在问题，来自下级和群众的监督不够，利益相关方参与不足、评价权缺失，致使形式主义得不到充分的纠正。保官帽思维是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一些领导干部，权力观错位、政绩观扭曲，一切围绕官帽转。有的心中无党，把个人升迁和利益看得比党和国家事业重要；有的心中无民，为个人权力不惜牺牲百姓合法利益；有的心中无责，只重权力无视责任、缺乏担当；有的心中无戒，权力运行缺乏党纪国法敬畏、乱决策乱作为。这种错位的权力观和政绩观在实践中有各种表现。如不注重常规性、见效慢的日常治理，只把功夫下在立竿见影、领导看得见的工作上；不敢担当、不敢负责，迈虚步、推太极，上下推诿，贻误工作；不守规矩、不循规律，甚至为了个人升迁而大搞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说得多、干得少，习惯于摆样作秀，搞花拳绣腿，表面上热热闹闹，实则收效甚微；等等。治理“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需对症施策，铲除形式主义滋生土壤要系统审视权力运行全过程，抓住决策、执行、监督、用人等关键环节，对症施策，治理“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铲除形式主义滋生土壤。把好决策关。决策不科学、不合乎实际，甚至不可执行，是滋生形式主义的源头。一要坚持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努力提升调研质量。通过深入调研吃透上情下情、内情外情，创新决策信息采集、分析、综合等技术手段，利用网络、市民论坛、公民听证、专家咨询等形式，努力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二要破除部门利益掣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一些决策不科学，往往与部门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加强教育引导，强化内外监督，努力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引导规范决策主体从大局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进行决策。三要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反馈修正机制。从决策到执行，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要畅通决策反馈渠道，加强决策执行追踪调查，根据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调整决策，努力实现决策者与执行者、基层群众良性互动。把好执行关。执行不到位、不精准、不踏实，偏离了政策初衷，是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为执行者提供必要的条件，坚持“钱随事走”，在部署任务的同时为执行者提供相应支持；注重激发执行者的内在动力，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对踏实干事、勇于作为、实绩突出者加大激励力度，对敷衍了事、弄虚作假者加大惩戒力度；优化监督问责，注重物质、政治、精神方面的正向激励，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氛围；在任务指标、时限、方式等方面适度增加弹性，赋予执行者更为灵活的自主权；明确各级权力责任边界，防止责任层层“甩锅”，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把好监督关。治理形式主义，监督评价机制至关重要。推行第三方评估，防止决策者自定标准、自说自话；注重考核实际效果，防止事无巨细的查询痕迹，力求客观、独立、公正；注重群众和社会参与，不仅上级考核下级，也要加大基层和群众对决策部门考核的话语权；加强决策的合法性审查，防止权力任性，杜绝随意决策，把决策权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好用人关。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要优化选人用人机制，综合考量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工作实绩等因素，把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务实的干部用起来，在一线实践中培养干部、识别干部，加大干部上下交流力度，切实防范“只有唱功、没有练功”的网红式干部。此外，在决策、执行、监督、用人等各环节把好关，离不开治理现代化。只有努力推动治理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实现工作常态化，才能把广大干部从会议、文件中解放出来，凝神聚力做好实际工作。（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编者按】梁启勋是梁启超长弟，追随兄长，深受其影响与提携。梁启勋存世的著作，涉及多个领域，而其中尤以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词曲的研究专著最能体现其学术水准。近日，《梁启勋文集》三种《曼殊室随笔》《稼轩词疏证》《词学（外二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其中的《稼轩词疏证》一书即为梁启超所辑、梁启勋在兄长去世后“继伯兄未竟之业”，疏证而成。梁启勋文集（三种）本文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词学研究学者昝圣骞结合文集，为我们深入介绍梁启勋词学研究情况及成就的专稿。青年梁启勋梁启勋，字仲策，号曼殊室主人。梁宝瑛子，梁启超长弟。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876年4月16日）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幼年伴长兄启超就家学。1893年入康有为万木草堂学习。因“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强列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梁启勋的知识面大为扩展，为日后成为学兼中西的知名学者打下了基础。1895年随兄进京，结识夏曾佑、曾习经、谭嗣同等人。1896年继赴上海，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担任编辑，负责编审译稿。1902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后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勤工俭学。毕业后来到日本，襄助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刊物，翻译有《世界近世史》（松平康国著），由梁启超校订且增加案语百余条。1912年回国，供稿《庸言》、《大中华》等杂志，进行经济、金融研究，同时协助梁启超开展政治、社会活动及处理家族事务。他曾在《庸言》上开设“专论“，撰写了《加拿大之国民银行》《美国南北战后之财政》《说银行公会》《国民银行制度说略》《复体之立法机关及两院之关系》等文章，还编译有《美国政党之组织及其运用》《美国政客与政党》《罗斯福自传》。1914年起，历任北京中国银行监理官、币制局参事等。1928年脱离政界后，曾先后执教于青岛大学、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致力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词曲的研究。1951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参加国庆国宴时，曾应周恩来的约请，撰写《万木草堂回忆》一文。1965年病故于北京。著作有《中国韵文概论》《词学》《稼轩词疏证》《曼殊室随笔》《词学权衡》《海波词》等。作为情深意笃的同胞兄弟，梁启勋深得长兄梁启超的信任和关照，是后者在政治文化活动和料理家族事务上的得力助手。从万木草堂时期开始，一直到梁启超去世，二人共同进退，双星闪耀，时人比之苏氏昆仲。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梁启勋在才学和影响上尽管不能和梁启超比肩，仍不愧为学兼中西、识贯古今的学术名家。除了本行是经济学，且编译有多部英日著作外，其学术笔记《曼殊室随笔》（下文省称《随笔》）写作历时二十余年，包括词论、曲论、宗论、史论、杂论五卷，博涉文学、经学、史学、文献学、地理学、历法学、美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多个领域，时有精见。梁氏最为擅长且用力最多的是词学。他自言十七岁以张惠言《词选》启蒙，“渐觉选本之取舍由人，悉凭主观，殊未足以见其真”，于是遍读唐宋名家词，“追及于晚唐五代，下逮金元”；且又好戏文传奇，一目十行，博闻强记，“曲文之能背诵者不下一二百折”（《海波词自序》），具备词曲打通研究的深厚学养。是以梁启勋自民国时代就以词曲专家擅名于世，留下来的著作也多集中在这一领域，其在词史、词艺特别是词体上都有深湛的研究。然而，在眼下的近现代词学史著作中，梁启勋或被遗忘，或仅被视作梁启超的附庸，关于其词学成就的专门研究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同时也彰显出本次梁启勋文集整理的重要意义。以创变为主题的词史观梁启勋词史观的核心理念是“变”，他援引《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格言，来说明文学的发展必须靠不断变化、创新来维持生命力，“欲持久必要善变”（《随笔·曲论》）。梁氏指出，词在中国韵文发展史上处在文体变化创新的链条中，词史自身也正是不断求新求变的过程，堪称划时代的名家无不是力矫流俗，创为新变。《曼殊室随笔》在梁启勋看来，词是中国古代韵文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是“由新乐府之浪漫复变而为谨严”的结果，“曲则又由词的谨严而变为解放”（《词学铨衡·绪论》，下同）。梁氏所谓“新乐府”，指的是古乐府于“盛唐以后，渐将长短句杂用法扩而充之，名曰新乐府”，其特点是篇章、句法皆无定律，格调可任意为之，也无所谓调名，是近体诗由“过分的谨严，解放而为浪漫”的结果。词相对于“新乐府”而言格律上严格很多，“韵、协、句、逗，条规井然”；曲虽然在音律上比词更复杂，但毕竟可以连多个曲牌而成套，又可以增加衬字扩充容量，又可以平仄互协，故而较词为大大“解放”了。之所以会出现从“新乐府”到词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通行文体发展成熟后不得不变，“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王国维《人间词话》），“不变则无以易之”，这是“文体变迁之总因”（《中国韵文概论·赋》）。另一方面则由于风气所会。当隋唐以来“西凉龟兹之乐及吴歌楚调”“已荟萃于一炉，悦耳之新声既起，谁复能安于四五七言呆滞之歌曲哉！”何况“长短句参伍错综自可变化无穷，厌故喜新人之常情，爱复杂而厌简单亦人之常情，喜悦耳之声尤为人之常情”（《中国韵文概论·词》）。词变为曲亦然。梁氏认为词至南宋已陷入沉闷晦涩的困境，“入元乃大起反动，由独奏之北曲，再进而为酬唱之南曲，单调之场面，一变而为繁复……歌词则回复五代北宋之活泼，而排场又复革新……此固循穷则变之原则以递嬗，而新民族冲入之激刺，亦有以致之也。”他还引用陆游关于晚唐五代词“精巧高丽，后世不及”的看法，认为南宋人已不满于南宋词，词体革新之机已在酝酿之中，“纵临安之钟簴不移，而词坛亦将起革命”（《随笔·曲论》）。对于词的形成与演变，梁启勋善于将它放在韵文发展史中加以考察，重视它与前后相关文体的异同和变化轨迹，视求新求变为乐府、词、曲递嬗的内驱力。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梁氏的词史观颇有可商榷之处（如词在盛唐时即已流行，词和声诗的关系更紧密等等），但在当时不失为把握住文体内部规律的新警之论。《曼殊室随笔》手稿如果说词与声诗、乐府、南北曲相比变的主要是“结构”，那么词史内部不同阶段间变的就主要是“修辞”了。梁氏多次表达了唐宋词史是由“五代之自然，进而为北宋之婉约，南宋之雕镂，入元复返于本色”（《随笔·词论》）的观点：词起于唐，历五代至宋而集其大成，南宋称极盛，然而极盛亦即衰落之起点。南宋诸贤，自觉循轨以进，难迈前人，刻意欲觅新途径，而不能辟新意境。循至末页，徒事堆砌，已成弩末。（《词学·总论》）词由五代之自然，进而为北宋之婉约，南宋之雕镂，入元复返于本色。本色之与自然，只是一间，而雕镂之与婉约，则相差甚远。婉约只是微曲其意而勿使太直，以妨一览无余；雕镂则不解从意境下功夫，而唯隐约其辞，专从字面上用力，貌为幽深曲折，究其实只是障眼法，揭破仍是一览无余，此其所以异也。（《随笔·词论》）词至北宋，犹有五代遗风。造意以曲而见深，乃文章技术之一种。北宋词人，虽曲其意境，犹不失其天真，‘天然去雕饰’一语，可作总评。……期间虽有苏辛一派，力返自然，欲以雄豪尅浓艳，然而矫枉过直，难免有剑拔弩张之嫌。故南宋词人目之为别派，仍相率尊耆卿之作风，以渐入于堆垛之穷途，意境日以窘，唯赖人为之雕琢，貌为深沉，则舍堆垛更有何法。是故南宋末流之晦涩，亦势使然也。（同上）五代词言简意深、天真自然，为词史的顶峰；北宋词在技术上逐渐丰富，“造意以曲而见深”，造婉约之意境，虽不及五代词自然，“犹不失其天真”；南宋词家想要摆脱前人的笼罩，却不能开辟新境界、创造新意境，只能在雕琢字句上做文章，故最终流为晦涩。梁氏在这里表达了鲜明的重五代北宋而轻南宋的词史观。联系到他在著作中屡屡称引王国维《人间词话》，其中不无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在内。不过细究起来，王国维并重五代北宋，未作轩轾，且于五代推重李煜、冯延巳，而不喜《花间词》；梁启勋则不然，他特重五代词之天然（如激赏皇甫嵩小令之“灵妙”，如《天仙子》“踟蹰花开照水红，鹧鸪飞绕青山嘴”），北宋词“趋向于过度之婉约，邻于象征”，反不及五代“轻清自然”（《随笔·曲论》）。总而言之，梁启勋认为唐宋词史就是由五代之自然，一降而为北宋之婉约，再降而为南宋之雕琢，最终将在元词（曲）中复归本色，螺旋上升的历史。唐宋词家力图求新求变、突过前人，但大多只在技术（修辞）上用力，无法改变文体衰落的大势，只有等到词变为曲，由体制上的“解放”带来表达上的“自由”了。每一种文体都有一个由繁荣期的朴茂真浑到衰落期的靡弱纤仄的过程，这是梁启勋《中国韵文概论》所秉持的基本观点之一。如唐代近体诗的演化与六朝时期古体诗的演化轨迹近似，“温飞卿之靡弱，李长吉之纤仄，与陈隋之江总、庾信正复相同。作品非不佳，唯厚重之气则已消磨殆尽矣。”《词学（外二种）》尽管在梁启勋看来两宋词总的发展趋势是渐趋柔靡、品格日下，但三百年间并非没有超脱时流、飘然独立的大词人。他引用宋代汪莘《方壶诗馀自序》的宋词三变说，拈出苏轼、朱敦儒、辛弃疾三人称：“汪叔耕曰‘词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自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云。’独推三家，可谓巨眼。词学以此种为别派，谓非正宗也。然而派别自为一问题，佳否又自为一问题，正宗之劣品，恐更难堪耳。”（《词学下编·融合情景》）从整个宋词的风格倾向和后人的总体评价来看，三家词无疑是别派、变调；也正因为如此，三家词才迥出时流之上，各树新帜，成为划时代的大词人。试读梁氏对三家词的评价：东坡之词乃变旖旎为雄奇，鄙调情而重意境，化曲子而为文章，提高词之地位，使在文学上占一较重之位置，东坡之力也。王国维先生谓李后主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吾将以此语移赠东坡。东坡实词学转变之枢纽人物也。（《中国韵文概论》）《樵歌》（朱敦儒词集名）风格，向‘大众语’方面发展，一洗过分含蓄、晦涩、无聊的气味，独辟蹊径，允可称为豪杰之士。（《词学铨衡·词在文学上之地位》）刘后村说：“稼轩之词，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浓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周止庵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南宋诸贤，无不传其衣钵。”这些评语，可谓推崇备至；我们也可以因此而对于稼轩词的品质得到一个概念了。（同上）苏、朱、辛三人在词史上并不属于同一个流派，贡献和地位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那就是都能冲破婉约词风的笼罩，开拓出新的境界和发展方向。三家的“变”，虽未改变宋词的整体进程，却极大地提高了词的品格，开后人无数法门。所以三家看似是别派、变调，实则为“词流光宠”（《词学下编·概论》）。梁氏于宋词独推苏朱辛三家，一方面固然是源于他崇尚新变的词史观，另一方面也有同时代学者的直接影响在内。梁启超曾在《方壶诗馀》上做眉批曰“独推三家，可谓巨眼”（《词学权衡·词在文学上之地位》），还在信中自称作词“皆学《樵歌》，以此词可辟新国土也”（梁启超《与仲弟书》）；王国维《人间词话》重北宋轻南宋，推重冯延巳、李煜、苏轼等人，于南宋仅认可辛弃疾一家；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在所编《词选》中大力揄扬辛弃疾和朱敦儒词，二人以入选46首和30首分列第一、二位。梁启勋继承了以上几位著名学者的看法，又从词史新变的角度加以阐扬，几位“北方”的词学名家显示了与南方沪宁地区彊村派词家重南宋、尊梦窗完全不同的思路。应当指出，对创变的重视和鼓励贯穿在梁启勋的词学著述中，是他词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之一，词史观是其大端而已。如创作上梁氏反对过度模仿名家名作，甚至反对步韵，认为这近乎剽窃，因为“调名既同，而韵脚亦同，故痕迹愈显”（《随笔·词论》），更要引为大戒；在意境营构上，要力求翻新出奇，“若意境虽非不佳，但仿佛曾在某人集中见过，则无味矣”（《随笔·词论》）。以意境为核心、情景为两端的词艺观梁启勋的词艺观和批评观是围绕着意境这一范畴展开的。他认为文艺的本质“首要是在意境和表情技术”，至于辞藻、情趣、神韵、气味等是次要的（《词学铨衡·余韵》），而且“婉约之作品，首重意境”（《随笔·曲论》），所以意境是词艺的重中之重。南宋词之所以逐渐衰落，也是因为词家无法开拓新的意境或者说境界。对于意境的内涵，梁氏称“所谓弦外之音，所谓纳深意于短幅，即意境是已”（同前），强调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惜未作具体分析；综合其相关论述可知：意境是通过情、景两端相互作用而呈现的，其中情感居于主导地位，同时需要一定的艺术技巧；而要了解词作中的情感，必须做到知人论世，摒弃主观的臆断而展开客观的考索。如果说词艺以意境为中心，意境包括情景两端，那么情与景在词中是怎样呈现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梁启勋在《词学下编·概论》做了如下分类研究：不难发现，梁启勋的分类方法，继承了梁启超的名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对情感表达的分类探讨，又加入了自己的创造。梁启超文分为“奔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象征派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和“写实派的表情法”等，梁启勋则主要继承了二、三两种，因为其他在词中并不普遍或者并不典型。其创造性主要体现在补充了“摹描景物”这一类，是对词体功能认识的拓展，实际也是对意境的表现不能离开景物描写的强调。这其中不难发现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的影子。当然，客观而言以上分类系统性并不是很强，情感的呈现状态和表现手法也混杂在一起，其价值在于为情感在词中的表达解开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束缚，而赋予其审美价值。梁启勋不但对词体意境的表现进行了分类，还具体指出了意境特别是新意境的营造有哪些技巧，这一点为梁启超、王国维所无。他首先强调“作品须有意境，尤须有新意境”，但是下笔便作未经人道语实在不易，所以唯有翻新出奇。其具体方法有：一曰取景时变换观察角度。如周邦彦“午阴嘉树清圆”，清圆二字，能将赤日当头之夏景表现，且深得“午”字之神髓。二曰动词活用。如柳永“梦觉透窗风一线”，透字与一线等字，能把户牖严闭之寒夜景象刻画出来。三曰观察时移主观为客观，实即拟人法。如稼轩“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白石“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四曰以消极为积极。愈消极，愈积极，此之谓加倍写法，意境亦可翻新。如“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五曰画龙点睛。即通篇描写景物、渲染意境，只一句点出情致。如晁元礼《绿头鸭》，通篇写月，至“共凝恋”一韵而中秋对月之情绪乃尽量涌现。六曰取巧法，“曰闹中取静，曰忙里偷闲，曰苦中作乐”。如梦窗“隔江人在雨声中”，闹中取静；李后主“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忙里偷闲；张炎“恨西风不庇寒蝉，便扫尽一林残叶。谢他杨柳多情，还有绿荫时节”，苦中寻乐也。七曰调和法，即“援用几种不调和之事故，强扭合以行文”。如杜甫“可怜王孙泣路隅”，洪升《长生殿·弹词》“只得把霓裳御谱沿门卖”。所谓“强扭不相调和之事故，以不伦不类为当行，使读者之心目猛觉异样，叹为得未曾有，而意境自新。”（《随笔·词论》）以上举例可谓深得作词三味，是传统词艺品评法与现代词体美学理论框架的成功结合。《稼轩词疏证》就作词者而言，营构意境固然有以上诸多技巧；对读词者而言，对意境的把握除了艺术感悟外，还须知人论世。因为意境由情与景相互作用，其中情感占主导地位，而要了解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就需要了解词作本事、作者本人和所处时代环境。这是梁启勋隐含在对词中意境的申说中的重要词学批评观念。一者梁氏在举例说明词中种种或曼声或促节的情感时，每每首先点明作者身份与词作本事。如举李后主《浪淘沙》《虞美人》词说明“敛抑蕴藉”之情时，点出三词作于国破后囚居汴梁之时；举欧阳修《蝶恋花》词四首，认为其皆为韩琦、范仲淹而作，并排列韩、范、欧等人迁黜年表以佐证。这种类似于本事词一类传统词话的写法体现出作者对于知人论世的看重。二者《词学铨衡》第七章《余韵》论意境专门设有“辨惑”一节，指出词家效仿唐五代词，以无题为当行，不但可能令读者不明其意，还会埋没作者的苦心。不但如此，“有时因为不知道作者的本事”，“不知道作品的历史关系”，还令读者“在了解上发生模糊影响”。所以梁氏反对王国维“词有题而词亡”的看法，并且认为“有题还不够，更要知道本事，才可以得到他的回荡精神”。可见了解词作本事的目的就在于领会作者的精神和感情。这个范围比常州派词学的“寄托”要大得多。三者梁氏认为环境对人的情绪影响甚大。“同是一太阳，朝暾则令人发皇，夕照易令人沉闷”；“同是一片明月，心境怡悦者见其可爱，若离人思妇则见其凄凉矣”（《随笔·杂论》）。所以他曾将东坡词分作徐州、杭州、黄州、惠州四部分，又将稼轩词分作上饶、铅山及宦游三部分，“用察其情感之变化”（《随笔·词论》），后来编纂《稼轩词疏证》，致力于词作编年，也是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见人之思想变化“迁移之痕”（《稼轩词疏证序例》）。很明显，在梁启勋的思想体系中，要把握词中回荡的情感，进而体味词之意境，必须细致了解作者本人和词作本事。而要做到这一切，非进行严谨、科学的文献研究不可。《稼轩词疏证》底本《稼轩词疏证》一书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运用现代文献学方法研究稼轩词的结晶。梁氏兄弟对于辛弃疾的英雄事迹和《稼轩词》的英雄气概都极为推崇，称得上一种“稼轩情节”。为了“提出整个之辛弃疾，以公诸世”，先是梁启超编纂《辛稼轩先生年谱》，惜未竟而卒，随后梁启勋编《稼轩词疏证》，“继伯兄未竟之业”（《稼轩词疏证序例》），还在卷首撰写《稼轩先生之特殊性格》一文，“列举客观之事实”，“表现先生之全人格”（同前）。他以信州本为底本，参以吴讷《百名家词》本等版本，共辑得辛词623首，在当时已允称赅备。全书分为六卷，以年为序，卷一、二为淳熙丁未以前词，卷三为戊己庚辛四年词，卷四、五为壬子至辛酉之十年间词，卷六则为壬戌以后四卷本所未收之词，每卷先标出年岁及所在地，每首之下先录梁启超校勘与考证语，次录梁启勋案语。虽然梁启勋自谦不敢称编年，但其结构体例已开创了词集编年笺释之法。是书在辛弃疾生平考辨上也有很多创获，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据洪景卢《稼轩记》和辛敬甫《稼轩年谱》，证新居落成于淳熙十二年，移帅隆兴府也在十二年。林志钧认为是书“大之足以补史传、方志所不备，次之则稼轩生平志业、遭际出处踪迹，俱略可悉”（林志钧《稼轩词疏证序》）。要之，《稼轩词疏证》是梁氏昆仲辛弃疾研究的结晶，是现代词学文献学的重要收获，也是梁启勋以意境和情感为核心的词艺观和批评观的集成式成果。独树一帜的词体观与词史、词艺研究深受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影响不同，梁启勋的词体研究主要靠的是个人的辛勤探索，最终也取得了以余力治词的梁、王等大家所不及的成就，奠定了他近现代词学名家的地位。陈声聪作论词绝句，称他“讨源斠律辛勤甚，一事栾城过老坡”（陈声聪《兼与阁杂著》），洵非过誉。在梁启勋看来，词和诗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词的长短句体制，而这种体制缘于词中衬音的存在。其《词学铨衡·词曲韵律之由来》称：“词之特殊面貌，在于变易句法整齐的四、五、七言诗而为错落的长短句……整齐的诗句在歌唱的时候，有些地方要加入衬音才能圆转；久而久之，把衬音填成实字，因此而句法便化整齐而为错落。”他还认为历来关于“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张炎语）的种种说法，如泛声说、散声说、和声说，其实关注对象也都是衬音。单就词体起源而论，梁启勋的衬音说大概并不比泛声、散声诸说高明多少，更不要说他也忽略了唐人早就有“依曲拍为句”（如刘禹锡《忆江南》）而直接填词的情况；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用衬音来解释词家之律与歌者之律和词曲体制衍变等问题。衬音是联接词乐音律和文辞格律的关键环节，它是词家为了“倚声”而加入的，深深影响了词体形成和声律表现。其《词学·衬音》篇认为：曲有衬字而词则无，此曲之所以为进化也。然而歌曲，或曼声，或促节，抑扬徐疾，变化由人。若但照曲文直读，必难成腔。可见词虽无衬字，然既可歌，则衬音自不能免。又《随笔·词论》：词之伸缩力原甚强，加衬字也可，七字句添一字而成两四字句，亦无不可。只要无碍于按拍，即歌者亦未尝不可以变更原文，是在知音。明乎此，则词曲递嬗之消息及其原理，亦可以知其概矣。可见歌者在唱词时会根据需要加入衬音，只要无碍于按拍，按谱行腔是不必与词句节奏相吻合的。《琵琶记·念奴娇序》“归来飞琼”一句四平声连用，王骥德认为必须“用截板间之，否则几不可歌”，这就是要加入衬音；顺着这个思路，宋词中如周邦彦《浣溪沙慢》“水竹旧院落”连用五仄声，史达祖《寿楼春》“裁春衫寻芳”连用五平声，也一定有衬音才能合拍。周、史这样号称通晓音律的词家都如此填词，只能说明词在演唱时自有一套“歌者之律”，而与“词家之律”在离合之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嘉道以来词坛孜孜研究四声、五音以求复原词乐而最终失败的重要关节之一。到民国时代，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汪东曾提出“歌者之律”与“作者之律”的分别：“辨其宫商、曲度、抗坠、徐疾而定之，曰孰为某宫，孰为某调，是为歌者之律。讽其字句、声势、阴阳、清浊而定之，曰孰者宜仄，孰者宜平，是为作者之律。”（汪东《词学通论》）将那些“或曼声，或促节，抑扬徐疾”的衬音填实，词就衍变成了曲，填实的部分即是衬字，那么曲在容量、规模、表现力、与音乐的配合度上都比词更自由更进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既然歌者可以变更原文节奏，那么词体文本格律该如何自处呢？后世填词者在词与乐已分离的情况下又该如何把握词体格律呢？对此，梁启勋有一个总的观点，即“严韵脚活句读”，也就是说韵叶须严而句读则有灵活处理的空间。梁氏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最初在《词学·断句》篇中，他关注的对象是“逗”，认为“逗与按拍有极重大之关系，最宜注意，不容轻略，实词之关键”。据随后的例证来看，梁氏所谈的“逗”其实是句子节奏，如七言句有三四、四三、二五多种节奏，时有一定之规（如《踏莎行》第四句，名作十有八九作二五结构）随着对词体的体悟逐渐加深，梁启勋在《随笔·词论》中提出“严韵脚活句读”的观点，即一韵之内不妨有灵活伸缩或改变节奏的余地。既然号称声律严整的梦窗词，同调之词相同韵位的断句都可以大不相同，那么就不能以句读有异来判定东坡词疏于格律，词谱也不能据韵句内部断句存在简单变化就轻易列为该词调的“又一体”，万树《词律》就犯了这个错误。不过初学者不应以此为口实而不守绳墨，待到“深得此中三味而达到游行自在之境界” （《随笔·词论》）后，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梁氏在这里谈的其实是一韵之内复句内部的组合情况，和《词学》中所论句读其实是两个问题。到了晚年撰写的《词学权衡》中，梁氏将两者综合起来，提出“词在同一调名同一韵脚当中，断句可以活动……但句中的逗号，最为谨严，一点也不能随便”（《词学权衡·词之变化》），可视为梁氏关于词体句律基本规则的最终定论。今天看来，研究词律，当于整齐中不回避纷乱，于纷乱中归纳出整齐，是变与不变的辨证。梁启勋的看法称得上千剑千曲后的圆熟之论。研究词体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发掘其在文学审美上的价值。现代词学的奠基者之一龙榆生早有定评：“词虽脱离音乐，而要不能不承认其为最富于音乐性之文学”（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所以词调声情的研究最不宜忽略。在这一点上，梁启勋是龙氏少有的“同道者”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龙榆生开创词体声调学，从字、句、韵的组织形式上研究词体声情，取得重要突破，是为从格律探讨声情；梁启勋则另辟途径，在音谱基本已不传的情况下，秉持由曲通词的思想，利用曲学文献，从宫调切入探讨词调声情。他从五代两宋词人专集——主要是温庭筠、张先、柳永、周邦彦、张孝祥、姜夔、吴文英七家——中摘出注明宫调的作品，按宫分类；又将《中原音韵》所标举的各宫调情趣韵味的四字考语，分别附注。通过细细咀嚼所举诸名家例词的音节情韵，“从多方面反复寻绎，用归纳法综覆之，觉其神韵与宫调宛然相合”（《随笔·词论》）；即便是蝶恋花这样可以隶属于商调、小石调、歇指调等多个宫调的词调，词家填制起来也的确“遵照”了各宫调声情上的差别，散发出完全不一样的神韵。可见，《中原音韵》为十七宫调的声情所标举的一系列四字评语确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并不是穿凿武断的评价，而是我们体察隶属于这些宫调的词调之声情的重要参考标准。梁启勋的研究尽管还只是对前人成说的主观验证，仍不失为词与乐已分离、歌词之法已难知的严峻现实下的有益工作。梁氏还谈到词体长短句体制对修辞乃至审美的重要影响。句度的多样性导致了句法的多样性，进而为修辞手段的运用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以叠字为例。当可以二字、四字或六字单独成句时，叠字运用起来就比较容易。在这一点上词显然比近体诗更有优势。近体律诗五十六字只限写八句就显得“无伸缩之余地，呆滞而不灵变，缺乏活泼”（《随笔·词论》）。抛开作家自身创造力不论，倘若声声慢起调不是四四六结构，自然也就不会有李清照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精彩的十四连叠。形式的进化究竟怎样得影响了内容的表达并带动了文学的进步，至今仍是词学领域内鲜见系统研究的论题，梁氏的看法无疑是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我们总结梁启勋词学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应看到他对古代词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对于当前词学尤其是词体研究意义更加重要。首先梁启勋双修词曲，传承了以曲学通词学这一词曲研究中的优良学术传统。近现代词学史上，从陈澧指出“词失求诸曲”（陈澧《唐宋歌词新谱序》），刘熙载提倡“词曲合一”（《艺概·曲概》），到吴梅实践词曲双修，任二北专门撰写《词曲合并研究概论》，以曲通词的思想逐渐完善为重要的词学研究方法。从以上我们对于梁氏词史、词体研究的总结不难看出，他擅长以曲为参照物来研究词，取得了突出成绩。其次，梁氏在词体研究中广泛运用了音韵学和乐律学知识，这是他深厚学养的体现，也是对词体特性的深刻把握，更是学术勇气的表现。“音韵之学，实为格律之原。”（杜文澜《憩园词话》卷六）清代以来词韵之学复兴的背后，是清代小学的繁荣。同样道理，清人孜孜以追步大晟、恢复词乐相提倡，实得益于经学昌明所带动的乐学兴起。然而到今天，随着学科体系的日益精严，音韵学早以成为专门之学，乐律学甚至号称“绝学”，两者已基本不再是词学研究者的基本素养，这或许是新时期以来词体研究迟迟未能取得突破、展现时代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总结梁启勋词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他对近现代以来优秀词学研究传统的传承。此次《梁启勋文集》的出版，势必将成为重估梁氏词学价值和地位的良机。来源：澎湃新闻

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6月13日。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非遗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文化和旅游部集中开展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今年遗产日非遗活动主题为“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重点围绕传统体育、传统医药和餐饮非遗项目，开展非遗宣传传播等活动。九塞雁门第一关，代县无处不文章。坐落在山西代县的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1923年（民国12年）六月，代县亨利石印局印刷并发行了针灸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针灸传真》，该书由山西陆军骑兵第二团团长孙祥麟与部下王秉礼、三晋名医赵熙一道切磋针术、互加参证、风雨秉笔共同完成。李少亭1915年山西大学预科读完，25岁的李钦熙（李少亭原名，1889-1973年）身患疾病，不能继续学业，就医于代县城内孙祥麟处，被针而愈后深感金针奇妙，针术邃密，遂于1915年至1919年潜心四年跟师孙祥麟，得孙翁口传心授之真经。青年李钦熙多才多艺、讲吐风趣、夙所究心，加之受过高等教育，以悟性和热爱使“针纯金质、其软如绵、其细如发、其效如神”的岐黄针术得以传承。三十而立，少亭出师，意气风发即往太原行医，因长于金针手法，取穴少而精，手到病亦除，声誉鹊起，人称金针李少亭。代县老乡、时为晋绥军炮兵营长周玳（1887-1972年，后为晋绥军炮兵司令），与少亭在太原代县会馆一见如故，且悉其针术师承孙祥麟，针法之妙有口皆碑，故屡邀其为家人、友人施针。在晋、绥行医年间，李少亭跟随周玳军队，周先后以军械长、军械官、副官等名义，为李少亭支军械处的待遇，实为虚职，主要是为士兵和周玳的家人看病应诊。自传“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若将针灸视为枕中秘，不肯授人，必令针术几绝。祥麟在《针灸传真》为序：“医者活人术也，活一人，不如活众人；活众人，不如活天下之人。我一人活人，又不如使天下后世医者，皆能活人。秉彝自学得针灸以来，即抱此活人之念，不敢秘其术而私其所得。故前后传授针诀，不下十人之多。”不秘其术、献诸社会、传之后世，是神针孙祥麟撰写《针灸传真》的初衷和婆心。解甲归田后，孙祥麟从山西到河北，从天津到北京，为众多军政要员和庶民百姓施医，享有“神针孙”的盛名。民国时期，针灸医师主考官就是孙祥麟。“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踏进京津，国人过卡要脱帽鞠躬，搜身盘查，孙祥麟乘车过前门，为避哨卡掉头绕行。他说，中国人为什么要向倭寇低三下四！回故乡探亲，对老幼他咸以礼相待，步行进村，遇村民便脱帽抬手致意。2015年，“孙氏岐黄针法”入选第三批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结束晋、绥十余年的兵营行医生涯，抗战时期，48岁的李少亭仍随周玳到洛川兵营，为驻地民众、军营士官、周玳家人看病。几十年的行医中，他金针绕指不离、针术炉火纯青，广传针术乐于授徒，闲暇时仍手捧孙祥麟所传《针灸传真》一部，百读不厌。国医当溯本，针灸贵传真。李少亭知《针灸传真》所言，承《针灸传真》之真，行《针灸传真》之技；本内经之理想，参针灸之秘奥；举认病辨穴诸法，进针前之按摩，进针后之手法，一切迎随补泻深谙“神针孙”之道，在晋、绥、陕一带，处方最少、针灸最多、技术高超、并未挂牌，却声名远扬。49岁李少亭到西安行医，仍以扎针为主。解放后才结束了东食西宿的颠沛流离，妻女团聚，始得温暖安定。1951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给他颁发服务优良、热忱可嘉证书，后经同道王新午介绍，他加入了西安南四府街民康中医联合诊所执医。1955年经西安市卫生局中医科介绍和王新午力荐，金针李少亭在西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工作，1959年他在中医杂志发表“针灸治疗半身不遂20例疗效观察”一文。60年代，年过古稀李少亭年老体衰，但仍上临床为病人服务，由衷感激党和政府给他的优厚待遇，1973年金针李少亭病故，享年84岁。 “金针细与发丝同，应手回春一瞥中。抛却武功谈技术，精能不让狄梁公。”李氏金针技艺，以纯金针具为施针工具，其针刺补泻手法、临证注重脾胃以及定时取穴法为独特针灸技艺。李氏金针术行针，深究补泻手法，以“运用金针，双手并用，针不离手，手不离针，测知正邪，掌握迎随，施以补泻”为行针之式；治法侧重脾胃，意在后天，以“见肝之病，先实脾，实脾先调胃，调胃足三里”为辨证论治思想；取穴法为依据脏腑与经络的不同，分别采用子午流注及灵龟八法。李氏金针技艺传承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先祖李少亭为西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创始人之一，其针灸传人多工作于此（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区浓厚的传统医药交流氛围有利于促进李氏金针技艺的传承发展。独特施针技艺对于治疗半身不遂、疼痛、口眼歪斜等病症具有显著的疗效，后代均以针灸诊疗为业，计划开展规模性带徒活动，不断地挖掘保护此项技艺，以造福社会。李氏金针技艺自先祖李少亭（1889—1974）行医起，共计传承四代。先祖李少亭，山西代县人，18岁拜晋北名医孙祥麟先生（长于针灸，著有《针灸传真》）为师，尽得其针刺手法之真传，后即以金针行医于秦晋，救人无数，被誉为“金针李”。后于1954年调西安市中医医院任针灸科主治医师、针灸科主任，中医院研究室副主任，影响颇大。二代传人李普世，为李少亭之子，幼年随父跟师学习，颇得真传，返回山西老家行医；三代传人李慧卿、胡碧莲为夫妇，共同钻研金针术，发扬光大；四代传人李济自幼耳濡目染，以学习家传技艺为主，临床不断精进李氏金针术。李氏金针技艺，以纯金针具为施针工具，其针刺补泻手法、临证注重脾胃以及定时取穴法为独特针灸技艺。李氏金针术行针，深究补泻手法，以“运用金针，双手并用，针不离手，手不离针，测知正邪，掌握迎随，施以补泻”为行针之式；治法侧重脾胃，意在后天，以“见肝之病，先实脾，实脾先调胃，调胃足三里”为辨证论治思想；取穴法为依据脏腑与经络的不同，分别采用子午流注及灵龟八法。李氏金针技艺传承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先祖李少亭为西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创始人之一，其针灸传人多工作于此（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区浓厚的传统医药交流氛围有利于促进李氏金针技艺的传承发展。独特施针技艺对于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半身不遂等病症具有显著的疗效，后代均以针灸诊疗为业，计划开展规模性带徒活动，不断地挖掘保护此项技艺，以造福社会。李氏金针技艺传承至今已延续了一百余年，后人在继承与发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李氏金针术施针技艺及诊疗思想，成就斐然。其主要体现在针刺补泻手法、临证注重脾胃以及定时取穴法三方面，治疗病种不断扩大，对内、外、妇、儿、五官、骨伤等科多种病证有较好或很好的疗效。一、针刺补泻手法方面：李氏金针术行针，深究补泻手法，以“运用金针，双手并用，针不离手，手不离针，测知正邪，掌握迎随，施以补泻”为行针之式。每对病人先行辨证之后，选定穴位，拇指甲切按之，避开血络，左手食指、中指挟持针体，右手拇、食、中三指持针进针。气已至要，明辨正邪。如邪气，要迎气捻转，行六六数（即左手指按其穴边三十六次，为泻一数。泻二泻三，视疾而定）。或用紧提慢按法，从地部提至人部天部，使邪气自内达外，此即所谓从营置气。也可用白虎摇头法，挟其针，摇转针头，振动六次，欲气前行按之在后，欲气后行按之在前。如刺癓瘕，不论男女老幼，必先问苦切脉，别块物之部位、大小，系属何经，聚散情况，冲逆方向，首尾何在，因于七情，亦或六淫，以及虚实寒热，胸有成竹，然后循经取穴，按法施治。二、临证注重脾胃方面：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脾胃为后天之本，生化之源。《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平人之常禀气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先祖李少亭认为，“人若患病，只要能食，大病会减轻，小病可抵抗而退。如果脾胃失调，运化失常，脏腑经脉失去濡养，病必由轻而重。”李氏金针技艺故有“见肝之病，先实脾，实脾先调胃，调胃足三里。”临床针刺足三里，男女不同，针刺各异；男以气（左）为主，故先针右侧（客）；女以血（右）为主，故先针左侧（客），先客而后主也。三、定时取穴法方面：子午流注食一种定时取穴法，是根据人体气血流注盛衰，时穴开阖将五腧穴按天干、地支排列，用来按时取穴（开穴气血旺盛之时），治疗脏腑疾病的。灵龟八法亦为定时取穴法，是将奇经八脉，配属九宫八卦，并按其交会变化，相互配用。故李氏金针法，脏病取原，腑病取合，经络病取原别交会；脏腑病用子午流注，经络病用灵龟八法。

何水法，1946年8月生于杭州，祖籍绍兴。1980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画研究生班。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常委，第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西安市人民政府文化顾问。第七、八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美术家协会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何水法：抒写自然花卉的鲜活气与生命感尚辉《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博导如何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没骨花鸟绘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并将没骨和写意两种技法熔于一炉，无疑是一条非常艰难的探索路径。而作为一位勤修苦练、成就卓然的没骨写意花鸟画家，何水法的艺术创作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没骨与写意之间的完美结合，而且使没骨写意花鸟画呈现出了独具时代性的气象与风韵。综览何水法的花鸟画作品，他尤其擅于在鸿篇巨制的画面中展现繁密的花卉形态，例如长势茂盛、堆叠成簇的桃花、桂花、梅花等，同时也包括许多与自然花卉相似却又有所区别的特殊形象，例如何水法根据生活经验而用笔墨创作的“兰草”“黄花”等。当然，这些自创花卉的原型究竟隶属哪一纲目并不重要，关键是他运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把自然界中的花卉形象重新嫁接和整合，并演化成为当下审美思潮中普遍向往和喜爱的状貌。事实上，何水法也非常注重对于实景写生的深入观察，特别是对各类花卉形态的表现并非趋于概念或程式，而是重点把握和强化了从花卉的根茎、枝叶到花苞、花萼、花瓣等局部在植物学上的生长规律，并且在造型特征上与传统的笔墨章法相互结合，不仅精致呈现了花卉物象各个部位之间的穿插叠影关系，而且充分展现了花卉植物天然具备的鲜活气和生命感。此外，何水法尤其喜欢表现丛花和丛叶，并在整体的画面结构与布局中显示出一种既稀疏又繁密的视觉感受。例如他的画面往往会先入为主地给予观者一种以繁密取胜的定义，但如果仔细品味又可发现在繁密的物象之中又散布着稀疏的虚白空间。因此，欣赏何水法的艺术作品，可以非常精微地体会到没骨写意花鸟画中特有的色墨韵致，但又不像其他文人绘画作品中流淌着柔媚纤弱的情愫，而是外露着一股苍茫刚劲的力量感，这显然与何水法在中国美术学院深造期间汲取和传承了潘天寿一脉雄强霸悍的绘画风格具有密切联系。尽管何水法的没骨写意花鸟画呈现着一派繁密茂盛的气象，但并不像中国传统大写意绘画一样往往以大面积的淋漓墨色组合形成，而是通过泼墨的语言技法来涵盖笔墨之间的虚实关系，同时也在中锋用笔的过程中将没骨绘画的彩与墨进行了有机地融合与表现。总而言之，图示的繁密视觉与墨彩的精妙运用是何水法没骨写意花鸟画中最为突显的个性化符号。因此，从当代花鸟画的探索与创新来讲，何水法在创作中所呈现出的繁盛与丰茂恰恰是当下时代审美潮流中追求和欣赏的视觉感受，而不是中国传统文人画中孤傲冷寂式的自我欣赏或情感抒发，所以说何水法的没骨写意花鸟画是属于当下时代的艺术形式，完美呈现了当代人喜欢、欣赏并且十分需要的一种审美品格。花间豪士 意之大者——何水法及其大写意画价值探析王平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所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报》社长、总编辑在当代中国画坛，何水法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画家。O型血的他，属于热情奔放的那种，大胆、率真、热心，“青春宝”拉他做广告，他挥洒着丹青就上了电视，他还热衷公益，关心教育。其大写意花鸟画往往放笔大写，色墨交辉，大气、饱满、奔放，霸悍中不失韵味。喜欢他作品的人，有的叫他“何大师”，有的喊他“何牡丹”，他都照单收下；不喜欢他的人对他作品风言风语，他只当作耳边风，也不多追究，豪气冲天，自有大家气度，可谓是花间豪士、意之大者。一很多人认识何水法是从他画的牡丹开始的。何水法画牡丹，好似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虾。一来牡丹他画得多，二来大家喜欢他的牡丹，无意中形成这样一个“品牌”。牡丹是富贵花，何水法又是用艳丽的色彩去表现它，这样阳光灿烂、富丽堂皇的作品，在很多人看来，审美取向上与传统文人画的“萧淡简远”拉开了很大距离。但何水法希望画出时代的强音，画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画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见地。他认为艺术不能人云亦云，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艺术是要表现自我的，他就想与前人、同辈人在形式上拉开距离。在何水法看来，很多人只是简单地认为牡丹富贵，事实上，高贵的气质和热烈的生命是在他看来牡丹最为可贵的地方。同时，他画的牡丹在审美范畴上也根本没有滑出“文人画”的传统， 虽然与明清之际徐渭泼墨大写意、恽南田没骨小写意画的牡丹在表现形式上确实有所不同，但他固守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神。他画牡丹强调用笔、用墨，乃至用色要雅。色难，艳而不俗更难。颜色要用得亮，要透明，要雅，要大气，一入俗眼就不行了，在这一点，他很注意。他还是走在“传统出新”的路上，只是明清以前的东西更多一些而已。对于何水法的艺术底色，关山月先生看得很清楚。有一次何水法到广州美术学院去，关山月先生讲：“你从宋元出来，黑夜行路都不会偏。你给我们学校带来了一股新风，引了一个正路。你吸收了外国人的用色，外国人的用色你有了，但传统的手法他们没有。”很多人只看到了何水法大胆的一面，而没有像关山月先生那样看到他的艺术核心。他们从狭隘的传统角度看，觉得何水法画的牡丹有问题，事实是何水法用现代手法处理，这是一种开拓精神。今天的画家与前人所处的时代、环境都不一样，怎能固守古人的形式呢？二当然，作为大写意画花鸟画的一代大家，何水法除了牡丹这个拳头产品，他还在大写意花鸟画的时代发展上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对传统大写意花鸟画的独到认识，对大写意花鸟画语言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拓展，对大写意花鸟画时代精神的把握，来自于他全面的艺术修养，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家为传统增加的高阔。具体而言，他坚持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线，传承大写意花鸟画的正脉，敢于大胆而创造性地设色，富有个性的团块性构图，不仅造就了他强烈的个人面貌，也为大写意画创造了时代新风。1.传承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正脉大写意几百年下来，现代人比较向往的，也就青藤、八大、吴昌硕、齐白石，当然，也有扬州八怪、赵之谦等。这几位的作品，有气势，有震撼力。何水法传承了这一正脉，但又辨证地认识他们的短长。他曾很具体地谈他对各家的理解，他说，青藤主要是大气磅礴，但内涵的东西少，有些剑拔弩张，用笔上不如八大到位，八大比较含蓄；他们俩相比，徐青藤以气取胜，八大以韵胜。接下来是吴昌硕，他以“书法入画”胜，东西更浑厚一些；齐白石取胜于“天趣”和他的平民意识。还有潘天寿先生，他的画，推敲多，严谨，任何事情都是两分法，他太经意，灵动不如齐白石。但几位大师都有共同点，他们画的东西没有程式化，一个艺术家程式化了，就没有发展的余地。同时，他们的东西都很松动，很灵秀，不是木笃笃的，很耐看。有些东西是矛盾的，厚重的东西往往易于呆板，灵动的东西往往易于纤弱，既要灵动又要厚重很难。何水法很明确地继承大师的可取之处，继承传统的表现手法。如书法入画，这是中国画的长处，他认真继承了下来。继承传统离不开临摹，何水法认为个性鲜明的画家的画不能临，一临就进去了，就死了，没法变。临帖应之于手，读帖得之于心。读画时，他的心在画，在悟。他认为，学古人，还要学古人强调的要有“自我”。一个画家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一花一木，一定要到生活中，不能一味地摹仿吴昌硕的穿插。有些前辈晚年为什么不变，他们的修养不高吗？功力不深吗？当然不是。但他们对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心想达到他们的境界，可能认为非这样不可。他们认为，他们学习的路子非常完美。还有的不敢变，怕变差了，惧怕风险。一个画家到了中年有了一定的成就，不变，到老了，就更加抱牢了不放。李可染讲“可贵者胆”，艺高人胆大。一个画家胆子要大，见识很重要，这是成功者的一个基础条件。2.大胆而有创造性的设色青藤、八大主要是水墨。齐白石用固有色，吴昌硕用中性颜色。何水法的颜色用得比较丰富，单纯中求不单纯，达到单纯不单调的丰富的效果。何水法用色，除了吸收西洋画，更从黄宾虹那儿学到一些东西，1991年，他在浙博古荡裱画间里看见黄宾虹的画在裱，正好其中有黄宾虹的花鸟画，画得很冷艳，其中有一张牡丹，因为笔没有洗干净，掺了一些花青，别有韵味。黄宾虹可能是无意的，但何水法有心，悟到了一些东西。他把所悟首先用在画牡丹上。这以后，他画牡丹开始用鲜艳的红色、亮丽的黄色中掺和着属于冷色调的花青，使得他画的牡丹浑厚，设色艳而不俗。而他的用色是用色彩来固守传统文人画的笔墨，古人说“墨分五彩”就是“五彩即墨”。他用色彩时专注的还是见笔，以笔运色。这就不同于有些所谓“创新”者，革了笔墨的命，只是用色“涂”，只是“敷色”。3.团块式构图与丰富的笔墨中国画有中国画的观察方法，西洋画有西洋画的观察方法。山水画有山水画的观察方法，花鸟画有花鸟画的观察方法。山水画的观照方法一般是画远景，花鸟画一般是画近景。传统的画是折枝的多，所谓“赏心只有两三枝”，何水法以前也是比较关注一花一木，但1997年以后，他开始转向全景式的构图，团块式的全景构图里，阴阳调和、起承转合都在里面了。这使得他的大写意画整体视觉上具有雕塑般的力量。远观有势，但近观，笔墨又很丰富，笔墨结构处理得很好。他坚持认为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线，他一直坚守这个生命线。现在他画的东西拘泥形的东西少了，越来越倾向于画自己的感觉，画整体的感觉，视觉上不是近景，是远景，考虑气势为主。他在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换。不变的是他依然强调线条的书法品质，注重构成、泼墨、泼色的运用，尤其注意淡墨的表现，因为淡墨能起到调和的作用。三同样一朵花，每个摄影家拍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同样一朵花，每个人画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这就涉及一个悟性的问题。悟性高的人，眼力就高；眼力高，手才高。否则，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那不行。现在画家多于牛毛，但有所成就的寥若晨星。艺术越往上越难，难在才气，难在悟性。基本功再熟练，没用，功力是简单的，可以学到的，画到一般的水平是不难的。陆维钊先生曾说，潘天寿先生也不过是高出了一点点。但这一点点不容易，这一点点，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靠的是才气，靠的是悟性。何水法能够在大写意花鸟画上有这些创造，与他多思善悟分不开，茫茫大海中，要学的东西太多，惟有多思善悟才能事半功倍。一个人行万里路，破万卷书，名山大川要多看，但多看还不解决问题，看了要悟，不悟等于零。而一个人的悟性来自哪里？有人说来自天赋，有人说也来自勤奋。就何水法而言，应该来自他把天赋与勤奋结合起来打造的全面艺术修养。何水法善书，尤其楷、行卓有面貌；于画，他兼工擅写，能水墨又长于色彩；他注意以诗意入画的传统又勤于写生。正是这样厚实与宽博的艺术修养，才使得他能够放笔之际左右逢源。作为今天以大写意花鸟画名世的画家，何水法早年是以工笔为主的，且法度、境界都很好。1973年以前，他画的主要是工笔，一起手就是宋元，1971年认识陆抑非先生，经常前往请教；从1973年，他开始画意笔，当时是陆抑非先生要他画意笔，他自己并不想画，后来，他于1978年考入浙美读陆抑非先生的研究生，1980毕业。从1973到1983年这10年，他主要学陆抑非的兼工带写。但工笔画他并没有放弃，只是画得少了。何水法还重视写生，足迹北到黑龙江，南到广州。他曾经八到菏泽，牡丹的写生画稿上千；杭州的花圃更是常来常往，即便是酷夏，他也经常去画荷花。他看花，阴晴雨露都去观察，下笔眼前就有形象。现在的画家很少画写生，即便出去写生，也多是拿着相机咔嚓咔嚓拍照片，这远远比不上当时寥寥三五笔的速写说明问题。何水法的作品得益于写生，得益于生活。写生多，还要会用，写生再多，不会用，也等于零。有些画家的写生稿很多，但不会用。好比银行里存了很多钱，不会用，也没用。四在刚刚送走的20世纪，中国画好像一直是个“病人”。20世纪中国美术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给中国画开出的有一定疗效但好像又都有一些“副作用”的“药方”。20世纪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那些开“药方”的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论调，中国画行进的轨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在概念和实践上已衍生出水墨画、现代水墨、实验水墨、抽象水墨等等。而且，现代水墨、实验水墨、抽象水墨有点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可以说，在争论中发展，在怀疑中前进，是20世纪中国画的生存状况。在这个大环境下，一些与何水法同辈的画家都转向现代一些的水墨画创作，但何水法选择了坚守。对于他来说，中国画在20世纪无疑也是一个类似春秋战国那样群雄竞起的时代，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都是比肩前贤的重要人物。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来说，战术上虽然各异，走的路不同，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战略指向仍然是为中国画拼杀出一块生存的空间的问题。他依然认为中国画还是要强调传统。他坚持文人画书写的表现方式，从不用制作之类的手法。他认为，当下中国画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新的语境下，用新的形式固守传统文人画的精神。这也是他一生的守望。现在，中国画坛有从两个方向背离这种传统精神的倾向：一是高调“创新”，为新而新，这是以抛弃的方式背弃；一是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是以貌似保护的方式背弃。我们需要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守望，用现代的形式来固守传统文人画的笔墨与精神。我们处在21世纪，整个社会是信息社会，好多情况无法预料。作为视觉艺术，中国画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变很重要，变则通。对于何水法来说，中国画一定要变，要用变的形式来固守和弘扬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何水法：明豁通透，儒雅蕴藉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自20世纪发展至今，中国画坛涌现出诸多重要的花鸟画大家，近现代美术史中经常提及的传统派四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潘天寿，其中三位皆为写意花鸟画大家，足以看出写意花鸟画在中国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历程中的重要性和典范性。尤其是从传统章法到现代图式的转换过程中，花鸟画能够最为集中和深入地体现出中国画本体的时代变化和视觉转向。因此，如何处理花鸟画中色与墨、章法与笔墨、主观意识与客观物象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花鸟画家在创作、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作为当代写意花鸟画大家，何水法在艺术创作中观照表现的自然万物形态与艺术风貌特征，早已为当代画坛和研究学者所熟悉。在我看来，其绘画作品中典型的语汇风格和技法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何水法经常在花鸟画的章法构图中，选取并放大某个自然花卉的局部,而这种构图方式多见于南宋时期以马远、夏圭为代表的“边角式”山水画，以及近现代画家潘天寿的“雁荡山花”题材名作中。而何水法常把几缕翠枝、一簇兰草、一丛花束、一池荷塘等场景，转化为近距离、定焦式的视域去观照局部景象，从而给观者带来一种触目性的现场感，从这些微妙的风格转向中可以看到画家独特的匠心与智慧。其二，何水法十分注重传统笔墨的现代形态转向，且在笔法中聚合了墨法和色彩的综合呈现。例如，他往往会放大笔墨在宣纸上逐渐洇渍和渗化的视觉感受，使得观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投放到笔性的质感形态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何水法试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然花卉通透亮艳的属性特征，即花卉物象在自然光线下的明豁感，其中既追求传统笔墨的蕴藉、含蓄和文雅，又凸显自然色彩的响亮、明快和真实，甚至主动融入西方现代派和印象派绘画中之光影感和即兴感的表现方式。实际上，明豁感是一种非常不易表现的语言风格，它与传统绘画中提到的“雅俗”观念以及对笔法、笔性、笔质的具体评判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何水法通过笔法转化、浓淡互破、色墨互融等一系列方法所解决的问题，即是如何在生与熟、雅与艳之间找到一种恰切的平衡感和结合点，以强化画面的节奏感和通透感。其三，何水法花鸟画中最为典型的艺术特点之一，是能够主观放大自然花卉的色彩冲击力。自古以来，色彩素来不是传统文人花鸟画着力表现的因素，唯有晚近“海派”的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吴昌硕诸位大家，尝试从金石入画的角度去改造传统笔墨时，才开始将明艳的色彩乃至西洋色彩赋予画面之中，例如以前极少使用的西洋红、藤黄和赭石等各种矿物和植物颜料，使得画面更加响亮的同时，在色与墨之间形成了一种圆融无碍的视觉效果。因此，尽管何水法小品绘画的画面十分简洁，但依然能让观者感受到其中既蕴含着民间情味的烟火气，又不失儒雅自然的文人气。因此，何水法写意花鸟画的高妙之处，就是将色彩表现通过明度、对比度和饱和度等不同层面的丰富性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面貌。其四，何水法在花鸟画创作中尤其注重发挥诗文题跋的表现力。无论是何种尺幅的作品，他都会题写自创或引用的诗句，这也是中国当代绘画创作中许多艺术家不再具备的素养。此外，何水法的书法艺术一方面融合了隶书、行楷以及“瘦金体”的章法特征，使得题跋与绘画相得益彰，自得诗意之美；另一方面又追求舒朗的方折结体和稚拙的韵味变化，使其题跋与花鸟之间形成了构成性的设计美感。尽管何水法没有过度地放大或刻意凸显这种特点，但在其描绘的桃枝、竹丛、墨梅、荷塘等物象中都能感受到一种“切割留空式”的视觉美感。也就是说，在看似不经意之间，何水法在线条与块面、色彩与笔墨、题跋与物象的结合上创造出一条崭新的路径。正因如此，何水法的写意花鸟画既具有强烈的可识别性，同时又带给我们一种传统文人雅意和当代生活情韵的感受，这也正是何水法在运用彩墨、没骨和章法构成，去展现故园风物乃至客观世界时，给予当代花鸟画坛的重要启示和艺术贡献。长期以来，何水法的写意花鸟画创作风格已被当代美术界熟稔与认同，但从他近年来的作品又能看到焕然一新的艺术语言和风格突破。更重要的一点是，何水法花鸟画的创作个案，展现了写意花鸟画从传统花鸟画向当代花鸟画的跨时代转化，及一位当代画坛名家不断自我建构、自我创新和自我蜕变的才华与智慧。艺术家作品何水法 武大探樱写真情 中国画 96cm×90cm 2020年何水法 二月连翘满枝金 中国画 180cm×96cm 2020年何水法 傲骨凌风斗冰雪 中国画180cm×96cm2020年何水法 黄鹤归来 中国画138cm×68cm2020年何水法 看见春天 中国画138cm×68cm2020年何水法 利剑出鞘斩妖魔 中国画138cm×68cm2020年何水法 聊作黄莲慰我心 中国画 68cm×68cm 2020年何水法 留得清气满乾坤 中国画138cm×68cm2020年何水法 试将枇杷熬成膏 中国画180cm×96cm 2020年何水法 岁寒之友 中国画138cm×68cm2020年何水法 迎得春来共芬芳 中国画 138cm×68cm 2020年中国画所追求的不是客观的形似，而是展现气韵、生气、神等等！美术研究｜莫晓松：敦煌壁画艺术的渗透与浮现！美术研究｜写意绘画最大的难点在于一笔下去要蕴含丰富的笔墨韵味美术研究｜陈永锵在花鸟画中采用了极具生活性的铺满式布局！美术研究｜朱良志｜《石涛画语录》中的“蒙养”与“生活”！

1投稿总则1.1性质《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Nursing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杂志是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专业学术期刊，创刊于2015年9月，2017年加盟中华中医药学会。是一份同行评议和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的学术出版物，中英文双语种出版，CN 31-2114/R，ISSN 2096-0867。1.2宗旨适应现代护理模式转变的需求，报道中西医结合护理领域的最新护理理论与经验，为国内外护理交流提供学术平台，促进中西医结合护理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向世界宣扬中西医结合护理学术特色和文化。1.3范围主要刊载中西医结合护理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临床实践、最新研究、学术成果或相关内容。1.4栏目设有护理专题、论著、中西医结合护理、技术与方法、专科护理、护理教育、护理管理、调查研究、综述、讲座等栏目。1.5收录美国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PD；美国艾博思科期刊文献库EBSCO；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COAJ；解放军医学图书馆；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CMCI；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平台；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网；超星域出版平台。1.6荣誉本刊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联盟期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会员期刊，入选“2016期刊数字影响力100强”（学术期刊类）称号，获“第四届2017年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站奖”，2018年获“中国高校优秀期刊”称号。2论文撰写要求2.1 题名2.1.1题名应以准确、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使用能充分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短语，不应使用具有主、谓、宾结构的完整语句。2.1.2附有英文摘要的论文应有英文题名，并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2.1.3题名应避免使用字符、代号、简称、俗称，以及非公知公认的缩略语，也不应将原形词和缩略语同时列出。2.1.4一般不设副题名。确有必要时，宜使用区别于主题名的字体或字号排印副题名，或副题名前加破折号“——”。2.2 作者2.2.1 作者应是对论文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人或组织，即作者应是参与选题和设计，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内容，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在学术上进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2.2.2 文章均应有作者署名。作者姓名置于题名下方，多位作者间用逗号“，”隔开。2.2.3 多位作者通常以贡献大小依次排序，由论文署名作者在投稿前共同商定，投稿后原则上不得变更。确需变更时须提交该论文产出单位以及全部作者同意署名变更的书面文件。2.2.4 通信作者指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对选题的先进性、首创性、实验设计和方法的合理性、结论的可信性、严谨性等负首要责任；在投稿、同行评议及出版过程中主要负责与期刊联系的人。2.2.5 通信作者应由全体署名作者在投稿前自行确定，按照国际惯例，未标注通信作者的论文第一作者即为通信作者。2.2.6 集体署名时，作者成员姓名可标注于文末。2.2.7 作者工作单位应按照作者署名顺序依次著录，应注明单位全称及所在省（自治区）、市（县）名和邮政编码。2.2.8 多位作者分属不同单位时，在作者姓名右上角按顺序分别加注阿拉伯数字序号，并在其后以对应的序号注明工作单位。不同单位之间用分号“；”隔开。同一作者分属不同单位，应按出现顺序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在姓名的右上角，其后以对应的序号注明工作单位。2.2.9 通信作者应标注工作单位全称及所在地址、邮政编码，为便于读者联系，可以著录通信作者的电话号码和电子信箱地址。2.2.10 作者特殊身份需标注时，可在论文首页地脚或文末注明，如“本文第一作者王某为×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2.2.11 英文摘要以英文标注作者姓名和单位。2.2.12 英文作者单位著录项目应与中文一致，在邮政编码后加注国别。2.3 摘要2.3.1为便于读者迅速获取信息，本刊研究论著编排摘要和英文摘要。2.3.2 摘要是提供论文主要内容梗概的短文，应着重反映研究中的创新内容和作者的独到观点，不加评论和解释说明；详略可根据论文的类型、内容实际需要而定。2.3.3 中文摘要和英文摘要置于题名和作者之后、正文之前，中英文摘要前应分别冠以“摘要”“Abstract”字样。2.3.4 研究类论文摘要一般写成冠以“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小标题的结构式摘要。一般以200-400字左右为宜。2.3.5 英文摘要一般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研究类论文的英文摘要一般为由“Objective”“Methods”“Results”“Conclusion”组成的结构式摘要。2.3.6 英文摘要中的中药、方剂、中成药名称及剂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医药学名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等权威机构发布的译法为准。2.4关键词2.4.1关键词是指论文中最能反映主题信息的特征词或词组。关键词包括主题词和自由词。2.4.2关键词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MeSH数据库（http://www.ncbi.nlm.nih.gov/mesh）、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编译的《医学名词与主题词（MeSH）对应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编印的《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中选取。2.4.3 关键词应为全称，不能使用非公知公认的缩略词。2.4.4 每篇论文选取3个以上（含）关键词，多个关键词之间以分号“；”隔开，例如：中风；补阳还五汤；益气活血。2.4.5 有英文摘要的文章，应标注与中文对应的英文关键词。英文关键词以“KEY WORDS”作为标识排在行首，各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2.5 正文主体2.5.1 研究类论文一般分引言、资料（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和结论等部分。2.5.1.1引言主要概述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思路、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等。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应标注相关参考文献。一般以不超过300个汉字为宜。2.5.1.2资料（材料）与方法1) 研究对象为患者，需注明研究对象和对照者来源及时间范围，明确诊断标准、纳入标准、排除标准和退出标准（给出依据，并标注参考文献），以及分组方法、各组基线资料等。2)依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时，研究报告需说明所采用的试验程序是否经过国家的或所在机构设立的伦理委员会的评估与批准, 并注明批准文号。3) 如果所在机构没有正式的伦理委员会，作者需说明研究是否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和世界医学协会最新修订的《赫尔辛基宣言》（www.wma.net/en/30publications/10policies/b3/index.html）的相关规定。4) 研究对象为实验动物，需注明动物的名称、种系、等级、来源、动物许可证号、数量、性别、年龄、体质量、饲养条件、健康状况和实验中动物处死方法。动物研究伦理指南详见国际兽医学编辑协会《关于动物伦理与福利的作者指南共识》（http://veteditors.org/ethicsconsensusguidelines.html）。5) 药品及化学试剂使用通用名称，并注明来源、批号、规格、剂量和单位。仪器和设备应注明名称、型号、生产者。6) 实验方法部分应详述创新的方法及改良方法的改进之处，以供他人重复。采用他人方法，应以引用文献的方式给出方法的出处。明确说明各组所采用的干预方法。7) 采用中药汤剂、中成药，应列出组成药物的名称、剂量、炮制方法、服用方法；针灸及其他非药物疗法，应明确说明所取穴位名称（治疗部位）、针刺方法、治疗频次，或非药物疗法的相关内容，明确疗程。分组对照不应只介绍观察组的方法，而忽略其他组的干预方法。8) 观察项目要分别列出，特殊的检测指标及方法要详细说明。9) 描述统计学方法时应说明所使用的统计软件的名称及版本号。在进行统计描述时，如果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如果资料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在进行参数估计时，如果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值和标准误表示，如果资料不服从正态分布，采用百分位数表示，并根据临床实际情况，给出最高/最低值；在进行假设检验时，应明确说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等），明确检验水准。2.5.1.3 结果叙述应实事求是、简洁明了。结果应与观察指标对应。以数据反映结果时，不能只描述相对数（如百分数），应同时给出数据的绝对数；统计学处理结果写出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3.450），并给出具体的P值（如P＝0.023）。用表或图表示时，一般应先用文字简单介绍，引出图表，但应避免图、表、文字三者内容重叠。2.5.1.4 讨论应着重讨论研究结果的创新之处及从中导出的结论，包括理论价值、实际应用价值、局限性，以及其对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也可通过讨论提出建议、设想或改进意见等。应将本研究结果与其他有关的研究进行比较，指出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的异同点。将本研究的结论与目的联系起来讨论，不应重述已在前言和结果部分详述过的数据或资料。2.5.2 经验总结类文章宜简要介绍作者的实践历程，即获得经验的背景；如系整理名老中医经验，则需有名老中医的简介，以及作者与所介绍的名老中医间的学术继承关系、学术渊源。典型病例的介绍应突出辨证论治过程。2.5.3 医案类文章取材于临床案例，作者评论以“按语”形式表达。医案记录应详尽、准确，包括就诊日期、中医四诊资料及西医理化检查资料（如有）、诊断、辨证思路、治疗过程、结局。按语应点评案中关键点及值得读者借鉴之处。2.5.4 理论探讨、文献综述等论文分别依照GB 7713―1987《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T 7713.1－2006《学位论文编写规则》及GB/T 7713.3－2014《科技报告编写规则》进行撰写。2.6参考文献2.6.1研究类论文均应附参考文献。2.6.2作者引用的参考文献应为亲自阅读过的、发表于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避免引用摘要、简讯等文献。2.6.3正文中参考文献的标注2.6.3.1 按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并将阿拉伯数字序号置于方括号中标注于相关文字后。文献序号作为语句的组成部分时，不用角码标注（如示例1）；指明原始文献作者姓名时，序号标注于作者姓名右上角（如示例2）；正文未指明作者或非原始文献作者时，序号标注于句末（如示例3）。示例1：参照文献［2］方法制备类风湿关节炎模型。示例2：吴中平等[1]研制了“古今医案查询统计分析系统”。示例3：中药具有显著的抗疲劳效果[1,3-5]。2.6.3.2 图中引用参考文献，按其在全文中出现的顺序在图注中或图题上标注引文序号，图中不出现引文标注。2.6.3.3 表中引用参考文献，按其在全文中出现的顺序在表注中或表题上依次标注引文序号，或在表中单列一栏说明文献来源。该栏应列出文献第一作者姓名，在姓名右上角标注引文序号。2.6.4文后参考文献标注2.6.4.1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执行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2.6.4.2各篇参考文献应按正文标注的序号左顶格依次列出。序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与正文中的序号格式一致。只有1条参考文献时，序号为“[1]”。2.6.4.3每条参考文献著录项目应齐全。3 论文编排格式3.1层次标题及编号3.1.1层次标题是对本段、本条主题内容的高度概括。各层次的标题应简短明确，同一级别层次标题的词组结构应尽可能相同，语气一致。3.1.2层次标题的分级编号，执行新闻出版行业标准CY/T 35－2001《科技文献的章节编号方法》，采用阿拉伯数字。3.1.3层次标题不宜使用非公知公认的缩略语。3.1.4层次标题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4级，即“1”“1.1”“1.1.1”“1.1.1.1”。3.1.5语段中出现多层次接排序号时，可依次用圆括号数码“1）”“⑴”“①”。3.2图的编排3.2.1图应具备自明性和可读性。3.2.2图应按正文中出现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依序编号。只有1幅图时标注“图1”。图应有图题，并置于序号之后。图序与图题之间应留1个汉字的空隙。图题连同图序置于图的下方。宜将图中的符号、标记、代码等以最简练的文字作为图注附于图下。3.2.3图序、图题、图例、图注及图形中出现的文字字号应小于正文字号。3.2.4图中的量、单位、符号、缩略语等应与正文中所写一致。中文期刊图题、图例及图内其他文字说明可以使用中文，也可以中英文对照。3.2.5 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图中出现的数值应标明量和单位，出现缩略语宜在图注中注明中文名称。3.2.6 照片图应具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人体照片只需显示必要部位，但应能辨识出是人体的哪一部分。面部或全身照片，若不需显示眼部和阴部，应加遮盖。使用特定染色方法的显微照片应标明染色方法。显微照片中使用的符号、箭头或字母应与背景有很好的对比度。涉及尺寸的照片应附有表示目的物大小的标尺。3.2.7 图宜紧置于首次引用该图的正文之后排印，也可集中排列于正文的适当位置。通栏图宜排在所在页的顶部或底部。需要印在插页上的插图，应在正文引用处标明图所在插页的页码，并在插页中图的上方标明文章的题名和所在页码。3.3表的编排3.3.1 表应具备自明性和可读性。表的内容不应与正文文字及插图内容重复。3.3.2 表应按正文中出现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依序编号。只有1个表时标注“表1”。表应有表题，并置于序号之后。表序与表题之间应留1个汉字的空隙。表题连同表序置于表的上方。3.3.3 表序、表题、表注及表中出现的文字字号小于正文字号。3.3.4 数据表采用国际通行的三线表格式，按统计学制表原则设计，力求结构简洁。表的编排一般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至右横读，数据依序竖读。3.3.5 表中的量、单位、符号、缩略语等应与正文中所写一致。3.3.6 表中各栏应标明标目词，参数栏的标目词一般为量或测试项目及其单位。表内参数同一指标保留的小数位数应相同。3.3.7 表中同一栏的数字应按位次上下对齐。统计表中应列出样本数。3.3.8 表中不设“备注”栏。宜将表中的符号、标记、代码以及需要说明的事项以最简练的文字作为表注附于表的下方。出现缩略语宜在表注中注明中文名称。3.4量和单位3.4.1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3100－1993、GB 3101－1993及GB 3102－1993（所有部分）中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定及其书写规则，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三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年出版）。3.4.2图表涉及量和单位时，单位符号均应使用国际通用符号。3.4.3引用古籍文献时，应按原文中的表述方式使用汉字单位。3.5数字用法3.5.1 选用阿拉伯数字在使用数字进行计量、编号的场合，为达到醒目、易于辨识的效果，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已定型的含阿拉伯数字的词语应采用阿拉伯数字。3.5.2 阿拉伯数字的使用，多位数分节方式参照GB 3101－1993《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的规定执行。3.5.4数值的修约执行GB/T 8170―2008《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3.6 标点符号应根据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正确使用标点符号。3.7 统计学符号3.7.1 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3.7.2 医学期刊常用的统计学符号：样本的中位数用大写M；标准差用英文小写s；t检验统计值用英文小写t；方差分析用英文大写F；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χ；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自由度用希文小写ν；概率用英文大写P。4 文字和名词术语4.1 用字规范4.1.1 中医药期刊中均使用规范的简体字。严格执行《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以2013年6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4.2 中医药期刊名词术语使用原则4.2.1 医学名词术语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医学名词》和相关学科的名词。外文新名词尚无统一译名时，可自译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注出原文。4.2.2 中医药学名词术语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中医药学名词》和相关学科的名词。暂未公布者，可使用国家标准GB/T 20348―2006《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 1675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GB/T 30232―2013《针灸学通用术语》、GB/T 12346―2006《腧穴名称与定位》、GB/T 13734―2008《耳穴名称与定位》。英文翻译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和相关学科的名词，暂未公布者可参考《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4.2.3 中西药名以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为准。药物名称一般不用商品名，确需使用商品名时应先注明其通用名。4.3西医名词术语4.3.1名词术语一般应用全称，不宜使用临床口语简称，如“人工流产”不宜简称“人流”，“先天性心脏病”不宜简称“先心病”，“慢性肝炎”不宜简称“慢肝”。4.3.2已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可不加注释直接使用，如DNA、RNA、HBsAg等。若为外文可于文中首次出现时写出中文全称，在圆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不超过4个汉字的名词不宜使用缩略语。4.3.3 冠以外国人名的体征、病名、试验、综合征等，人名可以用中译文，但人名后不加“氏”。4.4中医名词术语4.4.1 中医、西医共有，但有不同含义、容易混淆的医学名词，应分析其词义加以区别使用。4.4.2 中医学对症状的描述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和相关学科的名词。4.4.3 凡文中出现古籍书名、篇名，应当写全名，一般不可写缩略名、简称或代称。4.4.4 文中出现的古代人名，一般应用“姓＋名”的方式，也可用其表字或别号，圆括号内注明姓名。4.5中药名称及名词术语4.5.1 中药名称应以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为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未收载的品种可依次参照团体标准ZGZYXH/T 1－2015《中药学基本术语》、新版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中药学》。地方及少数民族药物可遵照其习称。4.5.2 中成药名称按国家药典委员会《中成药通用名称》为准，暂未公布者可依次使用国家药品食品监督局批准的中成药通用名、新版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方剂学》。4.5.3 中药学名词术语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和相关学科的名词。暂未公布者可依次使用团体标准ZGZYXH/T 1－2015《中药学基本术语》、新版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中药学》。4.6 其他名词术语4.6.1 中国地名以最新公布的行政区划名称为准，外国地名的译名以新华社公开使用的译名为准。文中出现的古代地名，应考证其具体位置，并在后面加圆括号标明，如长安（西安）、金陵（南京）、彭城（徐州）等。4.6.2 外国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公开使用的译名为准。5 辅助信息5.1 基金项目5.1.1 基金项目指论文产出的资助背景，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5.1.2 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论文应在文章首页地脚以“基金项目”字样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来源，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5.1.3 基金项目来源应与项目任务书一致，多项基金间应以分号“；”隔开。例如：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271269）；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1BA719A10）。同一基金连续资助而有2个编号时，编号之间用逗号“，”隔开，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271269, 30273027）。5.1.4 基金资助项目的英文翻译以资助机构官方网站发布的名称为依据。来源：医技无忧医学研究院更多资讯信息请关注 医技无忧（yijiwuyou）微信公众号

新兴人权困境及其辨证《人权》是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国内第一份人权学术期刊，创刊于2002年。伍科霖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人权》2020年第2期　为方便阅读，脚注从略。内容提要：新兴人权是一种顺应社会发展而逐渐扩张的人权表达形式，理论界对此褒贬不一。它既表达着每个国家现实性的利益需求，又承担着“人权概念偏狭”“可欲性与可行性相分离”以及“人权价值减损”等风险。从开放视野出发，新兴人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反映出多元的人权哲学观，同时其可欲性与可行性并不必然相关，且呈现出对传统道德原则的扬弃。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新兴人权所衍生的对人权的道德想象与事实经验，代表了不同文化对人权概念的贡献，并不会造成人权价值的减损。新兴人权观丰富了人权的内涵和外延，并塑造了一个开放、全面、共享的人权概念。关键词：新兴人权 人权泛化 可欲性 可行性 多元化我们正处在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结构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促进了民众权利话语意识的觉醒：陌生人社会打破了家庭的血缘依赖，权利义务关系被重新规范；风险社会下人类面临着诸多潜在的不确定风险，需要通过制度框架去化解风险；流动社会导致从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的转变，因工作、学习、家庭的移居势必出现诸多新问题；多元社会削弱了习惯的力量，传统权威被质疑且分散；信息社会下不同阶层的人可以自由表达和发展人格。正是社会结构的变革引起了民众对人权解决纠纷、实现利益的期待和需求，而当需求促使人们选择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人权的视角去观察和发现社会现实问题，人权话语就被强有力地激活了，并成为国际社会的流行话语系统。由此，每个国家都将国民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人权话语予以表达，民众的诉求越强烈，国家制度更新的速度就越快，新兴人权的数量就越多，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际人权活动充满了虚伪、欺骗、双重标准和对苦难的漠不关心，人权问题被过分简化，利益需求被无限夸大，就连人权的坚定支持者也怀疑能否为实现人权带来实质性希望，人权概念是否被曲解、偏狭和滥用”。这似乎是对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表示质疑。理论界对此也认为有必要限制新兴人权的数量并提高质量。但这也表明，准确界定“人权”概念在复杂多元的国际社会更为困难。然而，新兴人权的出现势必造成人权概念偏狭、道德祛魅、价值减损吗？是否有必要给予人权一个普遍、确定的概念？应如何看待每个国家基于多元表达所产生的新兴人权这一现象及其可能存在的价值增量？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一、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二、新兴人权面临的理论困境梳理三、新兴人权理论困境辨析四、塑造开放、全面、共享的人权概念一、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人权与人权概念不是一回事，人权是一个抽象的一般命题，而“人权概念是人权观念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本质进行抽象化的产物”。也就是说，人权属于观念性的范畴，是人们对人权的感受和认知，而人权概念则是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上，人为创建的实践性范畴。现代国际人权体系是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构建起来的，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则系统回应和扩展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规范性宣言、公约，虽然有其明确性和稳定性，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导致人权概念呈现出多维面相。尤其是在数字化信息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各种新兴人权以新的姿态广泛出现在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或官方文件中。但需要说明的是，新兴人权并不等同于新兴权利，“人权是权利的最一般表现形态”，其与权利所不同的是加入了尊严和价值这一特定意蕴。而本文所说的新兴人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时间和空间为核心的形式标准来判定，另一方面则是从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为核心的实质标准来判定。其形式标准范围主要是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各国家和地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新兴人权；实质标准范围则是对人权主体、客体和内容的扩展。因此，新兴人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概念，也不是实证法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层面的概念，而仅仅是伴随着社会发展，每个国家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需求通过权利化、制度化方式向国际社会予以呈现，并希冀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一种人权表达。它代表了一系列新兴的、具体的“人之为人”的权利主张，是一个复杂的权利束。（一）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提出的新兴人权虽然某些新兴人权是由联合国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文件或宣言确认，但其最初的倡导者以及积极响应者，则是来自某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或主权国家。此外，这些国家对新兴人权的提出都有自己特定的理由，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具体见表1。表1国际组织提出的新兴人权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首次提出继承权、进入或利用任何供公众使用的地方或服务的权利，主要源自于“波兰地区德裔移民问题”“波兰公民待遇问题案”。对此，常设国际法院重申了禁止种族歧视原则，包括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歧视，这对于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产生了重要影响。1969年12个美洲国家组织成员签订了《美洲人权公约》，首次提出答辩权，是为了保护在公开普遍声明中受损害的任何人；将姓名权的主体资格从仅限于儿童扩大到每个人；且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规定为逐步发展权，尊重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首次确立了“妇女人权”，虽然无法证实谁第一次提出了妇女人权的概念，但它反映了全世界妇女的共同利益诉求。非洲统一组织于1981年制定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基于非洲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将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意义的集体人权观规定在其人权文书中，首次确立了一切民族生存权与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权，以加强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1990年《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提出禁止高利贷，其根据是人人有权获得合法权益，没有垄断、欺诈或损害自己或他人；规定个人生活体面权，国家应保证个人及他需要赡养的人的一切需要。1999年《性权宣言》提出性权利是一项人权，这份宣言于1997年在西班牙发表，1999年在中国香港通过。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将旅游权宣布为一项人权，其来源于1980年《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该宣言明确提出“度假、旅行和旅游自由的权利”，即所有人平等发现和享有地球资源。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确认了促进和保护所有残疾人的人权。这一公约源于1983年实施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要求对残疾人的保护采取一种“全球整体性战略”。2015年《享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决议，宣布“享有安全的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是一项独立的人权。2016 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认为，全世界有大量移民和难民被迫流离失所，这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权产生巨大的跨界影响，必须以人道、敏感、同情和以人为本的方式管理难民和移民的大规模流动问题，尊重和保护其人权与基本自由。（二）各主权国家提出的新兴人权新兴人权不仅来自联合国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倡导，还来自各主权国家对人权的现实需求，并试图向国际社会提出自己的人权概念。具体见表2。表2各主权国家提出的新兴人权1968年《德黑兰宣言》提出“生育权”的主张，认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赋予父母生育自由的权利。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确立了“环境权”，这一新兴人权主要源于《东京宣言》，其明确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致力于人类免受环境危害的、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确认了“共同遗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这一主张最早得益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对埃及阿布辛贝神殿等古迹的联合保护行动。1986年《发展权利宣言》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最早源自1972年塞内加尔提出将发展权作为人权的主张，呼吁消除发展障碍。2017年第1期。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根源在于土著民族的特殊性造成了土著人民无法真正享有人权。2011年，约翰·鲁格在参与起草工商业与人权的综合性提案时认为，跨国企业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加深，需要强调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责任追究，并提出“保护、尊重和补救”的指导原则。跨国企业已是国际法律体系的“参与者”，有能力承担国际人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2012年欧盟颁布《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保护互联网时代下的个人隐私和个人权利，提出“被遗忘权”“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等新兴个人权利。2016年《和平权利宣言》宣布“和平权”是一项人权，其来源于1975年美苏及西欧各国签订的《赫尔辛基宣言》，并认为“尊重人权及自由是和平、正义及福利的基本要素”，“要通过法治和人权，缓解国家内部脆弱性和外部压力，保障相对和平权”。2019年中国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主张基于当前世界还有几十亿人民处于贫困之中，生活缺乏尊严，希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消除贫困以实现更多人的美好生活。（三）各国学者提出的新兴人权除了联合国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或官方文件提出的新兴人权之外，各国学者也从科技进步与社会治理转型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人类发展所应有的人权主张和保障。学者提出的几项新兴人权，见表3。表3学者提出的若干新兴人权1986年尼尔·弗里德曼（Neil A.Friedman）提出无证工人的劳工权利，认为在美国有200万300万的无证外国人不能享受更好的经济发展，其工资与劳动不成比例，国家也拒绝向其提供社会服务和法律保护，这样大规模的不平等现状理应得到遏制，无证工人应当享有与劳动相关的人权保护。2006年，徐显明著文提出“和谐权”的主张，依托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2006年卡罗琳·德雷斯勒（Carolyn Dresler）、斯蒂芬·马克斯（Stephen Marks）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认为，公共卫生健康关涉人权问题，不应忽视由烟草导致的流行病对人类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影响，而控烟权作为一项新兴人权，其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和并发率。2019年，卓力雄著文认为，数据携带权是欧盟确立的一种新型个人权利，这一个人权利糅杂了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相关内容。2019年，马长山著文确认了“数字人权”的概念，认为数据和信息不仅是人们数字化生活的重要资源，也是新时代人权发展的新型载体和价值表达。2020年，谢正山著文认为，自动化决策如果缺乏任何有意义的参与，都将导致人们的无力感与脆弱感，从而产生“非人化”状态，而赋予人们算法“解释权”这项权利不仅不会影响社会及伦理价值，反而是对人的自主、尊严及人格的尊重。二、新兴人权面临的理论困境梳理新兴人权是不同国家、学者以本土语言和文字对人权需求、观念、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表达，也是反对西方唯一真理、保护本国文化价值的体现，试图通过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正如斯蒂芬·马克斯（Stephen P. Marks）所言：“人权概念并不是排外的，或本质上是西方的，所有文化和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尊严、正义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上规定了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也带来了诸多理论挑战，存在“人权概念偏狭”“人权泛化”“人权价值减损”等危险，导致人权就像凭空臆造的权利修辞，不仅失去了道德魅力，还使得其名声不佳。鉴于此，理查德·比尔德（Richard Bilder）强调：“在人权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对宣布某一价值观为‘人权’是否恰当应表示怀疑，甚至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一）一元化理论导致人权概念的偏狭人权需求的激增主要以人权的哲学基础为论证依据。自然权利论者讨论自然的、天赋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从天性、人性角度提出了新的需求。正如非洲国家强调民族权，以及自我决定和发展的权利，并指向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伊斯兰国家提出个人生活体面权，将生活体面作为人性需求的一部分，主张国家保障其基本需要；中国在人权白皮书中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实则是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积极应对现实中的人权问题。功利主义论者则从法律实证的角度，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核心，要求一些更高层次的物质权利和精神权利，从而不断满足人的自我完善。比如，将性权利、旅游权宣布为一项人权，就是将人的需求升级，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体验。政治功能论者则纯粹从人权的政治功能出发，严格将人权定义为限制国家主权的权利。就像艾丽斯·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对工商业与人权的坚持：“寻求救济的不公正事件是许多间接行为的产物，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加以纠正”。换言之，不同国家会根据不同的哲学基础对利益需求进行论证，并向国际社会提出一种有说服力的理由，进而在宣言或法律中确认这种权利需求或利益，使之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性的、获得正式承认的新兴人权。然而，正如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所言，尽管《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对人权达成一致理解，并确立了共同的人权基本原则，但其只是在观念层面，而非实践意义上的认同。这意味着人们并没有将“权利潮流”限定在“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中，就像美国《独立宣言》认为人权是“造物主赋予”的权利，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认为人权是“自然的”和“神圣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二者皆是权利世界语言中的一种“地方方言”。由此，每个国家都在试图从本土文化中找到新兴人权的伦理传统，以满足其实际需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对人权概念的核心意义缺乏真正的一致性和包容性。同时，这也反映出以西方为主的人权哲学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将人权话题的焦点窄化到国际政治方面，并作为制约各国政治的合法化手段而被滥用。尤其是自1989年以后，西方人权话语的政治功能凸显，与传统人权概念中的道德精神相对立。塞缪尔·莫恩认为，西方的人权哲学只是从基督教的历史中偶然浮现出来的，用以顶替诸多业已破产的政治乌托邦的道德替代品，是一个最后的乌托邦。其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一元化、绝对性的人权理论持批判态度，也对人权所承载的道德乌托邦表示合理怀疑。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尽管是一国的主张和需要，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西方国家人权话语中的“平等自由”“弱者正义”“意志自由”等思想在本国予以贯彻，不仅附庸于西方的人权概念框架，还侵蚀了本国的核心文化和主流人权观。安东尼奥·卡塞斯（Antonio Cassese）质疑新兴人权倡导者的动机，认为他们试图通过权利话语来掩盖真正的问题，歪曲人权概念，进而摧毁之前所存在的人权共识。同时，发展权利的概念和用语存在误导和歪曲，发展中国家改变方向的尝试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基于各国的人权哲学观来论证新兴人权只是人权的一个侧面，并非其全部。人权实则代表了一种反对权力滥用和提倡权利保护的立场，是对个人自由、尊严、自决能力认同的标志。这些共性和全球化的推动力一道给每个地方的人权话语带来了“表面统一却内在有别”的景象，即每个国家的人权宣言都有各自的偏好。由此，尽管人权的哲学基础多元化，但各个国家必然会根据地方文化与现实国情，秉持着一元化的人权基础来看待新兴人权，也就难以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与接受，从而囿于自身的人权话语范式。这极有可能造成人权概念的偏狭，阻断人权概念的开放性与全面性。（二）新兴人权的可欲性与可行性相分离如果从只考虑抽象的人转变到充分考虑具体的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即从抽象的个体观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观，必然会衍生出更多对新兴人权的需求。无疑这种需求会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增加，使得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新兴人权的态度过于理想化，导致其对责任话语的缄默，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具体而言：其一，人权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重，过度关注新兴人权的绝对性与可欲性，而缺乏现实考量和基础，甚至边缘化或消减其可行性问题。人权与道德原则相关联，其为新兴人权的自我证成提供了充分理由，从而使得新兴人权成为强有力的道德主张。然而，这种道德主张并不是某人作为某个社会成员而随意享有的权利，而是一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或能力所具有的优点而享有。这就意味着，新兴人权并不具有绝对性和随意性，其正当性与可欲性追求必须有所限制。同时，人权的符号化特征和人权本身的预设功能，为人们所认定的事实、行为或追求的事物，予以一种抗争与保护的正当性根据。换言之，个人权利成为政治王牌，拥有人权意味着拥有对抗一切力量的正当根据，从而使得人权成为凌驾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人权理论的框架，缺乏现实维度的考量，使人权话语成为粉饰无限制主张的空洞的伪善。比如，每个国家现有的体制如何在冲突的新兴人权中公平合理地分配稀缺资源？对分配不正义的行为该如何进行救济？正如学者所质疑的：这些可欲性价值是国际人权和国际法规则的适当主题吗？这些价值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与监督，并在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它们是作为国际法律秩序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国际人权法案的一个宣言主题？其二，新兴人权引发“成本难题”，导致其可行性存疑。霍尔姆斯和桑斯坦认为，权利具有预算成本和社会成本，“权利的成本意味着提取和再分配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实质上影响着权利的价值、范围以及可行性”。不论是促进平等的积极社会权，还是免于被侵犯的消极自由权，都涉及对政府作为与公共资源分配的隐含主张。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是对政府行为和社会合作的本质依赖，以保障集体和个人的福利。但受制于各国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任何国家都难以同时满足所有的权利诉求，而新兴人权的扩张意味着对国家资源或成本的进一步要求和分配，不仅赋予国家以更大的权力来对社会生活予以强制介入，还会阻碍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权利之间的关系强度随执行质量而变化，实施质量较低的权利无法为其他权利提供支持，而保障高质量的权利在发展中国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同时，越来越多的权利需求被纳入人权的范畴，人权成为人类将欲望需求转化为权利话语的利器，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将引发人权诉求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进而陷入社会与道德，权利设置的目标与实现相矛盾的境地，造成权利的“乌龙效应”。其三，新兴人权忽视责任话语和义务话语。人权话语将会导致更加自私的个人主义，权利文化已经在政治上使利他主义、相互关心以及相互协助的责任与义务感降低。但权利不是纯粹的利益主张，不是每个人的利益主张都能转化为权利，甚至上升为人权。人权也不同于日常的利益主张，利益是可衡量、可妥协的，而一旦将主张上升为人权，则具有不可权衡、不可妥协的原则性意义。而新兴人权承载着民众的利益需求，具有话语权力的属性，进而也就抬高了捍卫利益的正当性门槛。但这可能会造成权利的滥用，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并无限制地寻求政府的救济和保护。这样一来，对某些新兴人权的承认会助长民众的依赖心理，使其缺乏自怜心和责任心。同时，人权使得个人欲望公开化和法律化，并扩展了社会的边界，导致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权利主张作合理的辩护，将社会的理想目标通过人权的形式确立为国家制度，而我们拥有的权利越多，不安全和不自由的感觉就越强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对义务感的侵蚀。一方面要求别人向自己尽责任，以个人自由为名忽视家庭与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对他人不负责任，以某项新兴人权为优先主张而逃避责任与义务。（三）新兴人权导致道德崩溃与价值减损当所有人都在诉诸人权为其争取更多权益，并将人权表述为个人的、与责任、义务毫无相关的东西时，也就缺乏了对自己和相对人的责任与义务的清晰认识，忽视社会所应具有的道德原则和内涵。如果过度强调人权话语对个人利益的迎合与满足，将会导致公共道德感在社会缺失和蔓延，形成一个不关心公民福利、不道德的社会和政府，而这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所倡导的人权精神相违背。反过来也会削弱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热情，阻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人成为孤立无援的原子式个体，丧失其社会性。此外，人权的道德重要性业已降低，某些新兴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对抗传统道德体系的特征。比如生育权、特殊主体的婚姻权、基因权等，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即使是权利的时代，也不可滥用权利，不可借用人权之名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而降低人权的重要性。相反，人权在实质上只能提供某种道德原则，启发和影响人类良知，远不能完全支配人们的实际行为。它只能有助于诊断社会和政治的病症，但不能完全救治。换句话说，人权是道德权利，民众的现实需求不应是无节制的欲望，不是所有的利益主张都能成为一项权利或人权。为此，诸多学者呼吁对人权清单进行降格，如英国学者米尔恩从普遍道德原则中推导出七项最低限度的人权；纳斯鲍姆提出人权的十项核心能力以实现人的尊严；格里芬从人格和实用性角度设定了人权的两个标准；罗尔斯开出了四项人权清单：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形式平等的权利。雅各布斯（F.G.Jacobs）提出了新兴人权的一般标准：权利必须是基本的；权利必须是普遍的；权利必须能够作出足够精确的规定，使国家承担法律义务。菲利普·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建议新兴人权应符合以下标准：反映一种根本重要的社会价值；不同价值体系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有资格获得认可；与现行的国际人权法保持一致；能够达成高度的国际共识；与国家的一般惯例相容；权利和义务足够精确；并且还必须建立实质性或程序性的要求，以确保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标准。此外，我国学者黄金荣将人权概念界定为个人基于尊严而享有的，主旨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权利。这些人权清单和定义表明，人权固然是目前为止最具道德性、广泛性的价值尺度，但与人权相关的人类利益一定是重要的、道德的、不可忽视的，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利益都会成为一项人权。某些利益可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很重要，其实际重要性也超过很多人权问题，但这些利益也并非一定需要转化为人权话语。如果把所有主张都贴上“人权”的标签，并与相应的道德目标或价值联系起来，将会导致人权的扩散范围或形式大大覆盖现有的人权体系，不仅不会有效保障人权，还会降低民众眼里传统的人权观念，甚至造成人权道德崩溃和价值减损的风险。三、新兴人权理论困境辨析新兴人权的扩张现象表达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权话语意识的觉醒，然而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方面是要在维护人权传统的完整性和可行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另一方面，必须采取有力的办法，充分关注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并对人类尊严和福祉所面临的新威胁作出反应。由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挑战，但也不能囿于这些困境而持狭隘、封闭、甚至对抗的态度。人权作为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社会事实和理念，具有时代开放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应持有开放视野，从理论、实践和价值等不同层面来审视这些挑战。（一）新兴人权反映出人权多元哲学观的融合趋同新兴人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反映人权的多元哲学观，且存在融合趋同的现象，有利于对偏狭的人权概念进行反思，为人权概念的理论基础贡献增量。1.人权的理论基础具有地方性克利福德·吉尔兹强调，地方性知识不仅与时间、空间、阶级相关，还是一种将本地认识和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本地特征。新兴人权就是在特定的处境下，依其特定的历史价值，课以特定规则和义务的地方性知识。首先，它具有地域性，新兴人权的生成受制于地方固有的文化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制度等情境，这种地域性是新兴人权提出的重要背景，进而使得抽象性人权在现实环境下得以具体应用。其次，它具有建构性，不同国家的新兴需求与宗教、习惯、风俗等诸多地方性要素相关联，而每一个新兴人权概念的提出，必然融入宗教、习惯、风俗等地方性特色，代表着国家尊严和地方自信。比如，《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就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他们对民主与自由的概念解释是在真主的意志下作出的，并象征着伊斯兰国家的尊严。最后，它具有群体性，新兴人权的提出代表着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群体价值观，是特定地域下所形成的集体的、同一的态度、立场等。譬如，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享有生育权，并全面推行二孩政策。这一倡导性政策受制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按照西方国家所言，它似乎与妇女的自由选择权相违背，但这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权制度，秉持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这恰恰是对妇女权益的保护。由此，基于地方性知识而产生的新兴人权也许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是解构普遍性。但是，“看似普遍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经过标准化过程而导致的表面的普遍性”。因此，新兴人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可进行宣传与对话，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以实现跨文化的地域融合，重构人权概念的普遍性。2.人权的文化视阈具有多元性新兴人权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人权概念表达，是文化塑造了新兴人权的产生。在特定文化下的人们建构了象征性符号，正是通过这些约定俗成的符号，社会产生了同一的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地方性的权利宣言。而文化是各民族对其所处世界的经验理解，根植于具体的生存环境，不可能脱离地方实际而成为某种纯粹的抽象，其必然蕴含着国家的特殊情感、心理、宗教等复杂意义。比如，非洲国家面临民族生存权困境，进而把民族生存权利作为集体人权予以宣示；伊斯兰世界则把伊斯兰教法解释为唯一渊源，权利和自由受伊斯兰法管辖；在南非和波兰，重申了对移民和难民禁止歧视的原则，并把“进入任何供公众使用的地方和服务的权利”作为一项人权；某些西方国家只关注个体人权并排斥集体人权。然而，尽管新兴人权是地方文化的产物，但某一项新兴权利在某个阶段可能会被别的地区赋予新的内涵，或积极承认、践行这项权利并逐渐确立为人权。比如，欧洲国家倡导的政治权利，在我国被转化为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具体人权；而我国所提出的集体人权，也得到欧洲国家的认可，并将人权主体扩大到妇女、儿童、穷人等。换言之，当人类需要解决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时，以往所有的实践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由于受文化视阈的局限，某项权利在当时的环境和现实状况来看，未必是一项人权，或者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但不可否认这项权利也许在未来就是一项合理的人权主张，并能够适用于本地方特定环境，解决特定问题。3.人权的实践经验具有趋同性在人类社会的现实环境中，尽管新兴人权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且地域性较为固定，但文化却是可以被接受与改变的。不同文化朝向人权发展的同一终极目标前进，不过是或早或晚的差别。虽然普遍性是一个难以满足的特性，但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一些核心问题和规范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趋同，并且现代社会对基本人权的不同意见显然没有那么强烈。一是科学技术层面的趋同，科学技术能有效改善生存权、发展权，进而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二是规范技术层面的趋同，即使文化差异明显，但人之尊严作为人权的核心，仍需借助于法律、规则、机构这些社会规范和制度工具。由此，人权虽然是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存在本土人权文化和“人权方言”，但本土的人权文化可按照符合人权规范的方式相互融合。这并非试图达成一种社会共识，也并非掩盖差异或冲突，而是通过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相互借鉴规范和制度工具，进而实现目标意义上的趋同。比如，中国推进人权法治化保障，就是将欧洲国家的法治观念和民主建设融入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中。至此，新兴人权不仅是一种理论创新，也是一种实践创新，一国的新兴人权理论可成为他国保障人权的方式和手段，两者共同致力于实现全球人权事业。（二）新兴人权的可欲性与可行性相互结合1.人权的可欲性并不意味着权利的绝对性首先，从成本的角度而言，人权的实施依赖于政府有限的公共资源，而各国的财政限制则排除了所有基本权利在同一时间被最大限度执行的可能性，其必须寻求人权的重要性与手段的适当性之间的衡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权并非是绝对的。其次，人权的普遍法理是回应人的道德基础，即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可以从宗教学、道德哲学或社会学、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解读，但新兴人权在社会学意义上更具有现实性。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人的尊严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一国国民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真切感受到来自于他人、群体和社会给予的认可和尊重，此时，人们对人的尊严从社会身份中才能得到心理体悟。同时，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新兴人权并非来自纯粹的形而上学，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没有任何一种人为构建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作为社会中有理性的人们必须对社会实践不断反思，才不会囿于人权的可欲性和绝对性而忽视人权的可行性。正如在信息化时代，公民数据权的提出不仅具有正当合理性，还逐渐成为维护人性尊严的一种世界性趋势。对此，国家和社会必须作出反应，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实施保障，尊重和保障这项新兴人权。2.新兴人权具有宣示性、辅助性、派生性意义新兴人权的可行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保障性功能。如果只是从权利保障这一侧面就否定权利本身，而没有充分发挥人权的防御和救济作用，必然会陷入权利过度受限制的困境中，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新兴人权还具有宣示性、辅助性、派生性意义。其一，它承载着特定的“宣告性意义”，不仅能导向和建构新的人权，还具有谴责和对抗政府忽视民生利益的功能。其反过来也表明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及时回应民众的强烈诉求，并将此新兴人权作为政府的行动目标来看待。其二，布莱克斯通认为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就是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安全权、自由权、财产权这三项基本人权。如果宪法仅仅是刻板的法律条文，而不提供任何措施以保障这些权利，那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宪法必须额外确立附加的权利作为辅助，以保证这三项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按照英国学者布莱克斯通的观点，新兴人权是为了帮助和实现这三项权利而作为辅助性权利出现的，其具有正当性和现实意义。虽然权利之间存在紧张与冲突，但可优先承认并保障一批具有现实急迫性的新兴人权，并延缓或否决另一批不那么关乎人性的权利，进而使得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不因法律规范或制度的滞后性而被忽视，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其三，格里芬将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派生性人权。基本人权是以“人格和实用性”为根据，而派生性人权则是将基本人权应用于特定的具体环境中，将抽象性的概念从全局性的词汇过渡到地方性的词汇。这种过渡到地方，应用于具体环境产生出来的、普遍性较低的权利就是派生性人权，其存在着广泛的理性判断、认知与共识，并具有实践意义。3.新兴人权与责任义务话语并非对立事实上，新兴人权的产生可理解为对社会责任原初失效的补偿性回应。当良性的社会规范运作良好时，通常证明法律规制是不必要的；在良性的社会规范失效时，权利主张则日益迫切。无论是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新兴人权，还是普遍性的人权观念，其实都与责任、义务相关联，不是完全对立，也并非完全对应。“尽管在概念上否认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并不碍于在实践上权利和义务经常关联的这个事实”，许多新兴人权在得到有效保护时也有助于增加利他主义和负责任的习性，权利与责任不是“零和博弈”。那些权利得到保障的人，会积极遵守授予他们平等尊重的体制，使其更有可能成为道德公民。而那种认为人权走得太远而忽视责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此外，没有新兴人权的出现，则意味着国家在思想、技术、行为方式等方面没有很大的进步，也可能产生完全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弊端。实际上，新兴人权赋予了各方责任和义务，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必须负责任地使用从负责任的公民那里获取的资源，并根据民众诉求来确定哪种新兴人权可能给予社会最大的利益。（三）新兴人权为人权概念贡献价值增量新兴人权是对传统普遍道德原则的扬弃，而非彻底冲击传统道德体系，且不会造成人权概念的贬值和道德减损。尤其是面对多元社会，更需要通过新兴人权来加强全球合作以维护国际人权秩序。1.新兴人权是对道德原则的积极回应米尔恩认为，人权是普遍的道德权利，《世界人权宣言》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保障，其所列举的权利是自由主义民主权利，而大部分人类并未经历过自由民主，在将来也不可能经历。由此，这些权利也就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权。而严格意义上的人权是包含在共同道德原则中的权利，适用于任何民族共同体，米尔恩谓之“作为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其包括生命权、公平对待的公正权、获得帮助权、不受专横干涉的自由权、诚实对待权、礼貌权、儿童受照顾权等七项权利。他认为，即使存在文化差异，但由于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是根植于社会生活本身的道德要求，应当获得普遍承认与尊重。如果说米尔恩所列举的建立在普遍道德基础上的七项人权清单，是基本的、低限的，那么目前的新兴人权则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超越低限的普遍性人权。进一步而言，某些特殊群体的新兴人权，比如囚犯、同性恋的婚姻权，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突破了传统道德的束缚，使得内心压抑的关乎人性的道德权利得到讨论与扬弃。正如芦部信喜所言：“《宪法》中的人权规定只是列举了在历史上遭受国家权力侵害较多的重要的自由权利，并不意味着已然网罗和揭橥了所有的人权”。但人权在未来可扩张出哪些具体的权利，以及用怎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权利是否可作为一项新兴人权而被承认，则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而作为自律的个人具有社会发展性和道德性，其在人格意义上所不可或缺的利益主张，也可作为“新兴人权”而被理解与接受。因此，既不可让人权概念的负担过重，也不可否认新兴人权的现实价值，要把握好其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度”。2.新兴人权丰富人权概念的内涵新兴人权的提出并不会造成人权概念贬值，反而代表着国家的贡献和尊严。这些具有宣示性、辅助性、派生性的新兴人权，反映了地方文化的特色、视阈、经验，极大地丰富了人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非洲国家贡献了发展权，中国提出了美好生活权，西方国家致力于民主自由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权。这意味着，人权具有共时普遍性，并不存在古今中外都适用的个人权利，权利内容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正如格里芬看来，在“人格价值”的根据上必须要增加“实用性”作为人权的第二个根据，不仅强调纯粹的人格价值，也强调人类社会的实用性经验信息。既然它是来自社会的经验信息，那就必然带有地方色彩，并非所谓的普遍性建构。尽管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广泛接受的人权概念，但仅从权利需求层次而言，不管是生理、安全这样的低级需求，还是自尊、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都属于基本的、自然的人的本性，不会异于或违背人性。再者，从新兴人权的增长趋势来看，这是一段人类追求自身需要的历史，也是人权不断进步的发展史。每个国家都处在人权事业的链条上，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必须积极应对全球人权的现实问题，为实现社会公正、人性尊严创造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在为人类繁荣和人性尊严而斗争。而新兴人权的出现不仅不会造成人权概念的贬值，恰恰相反，人类繁荣和人性尊严可以支撑和宣传对新兴人权的呼吁。四、塑造开放、全面、共享的人权概念尽管新兴人权的扩张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人权应受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成为国家间攻击与对抗的武器。即使人权概念只是流于当前社会的直观感受，无法形成一个得到正确运用的、可被普遍接受的清晰标准，但也并不会削弱人们对人权所应具有的道德内涵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或导致人权沦为一种浅薄的口舌之争。因此，对于新兴人权的扩张，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人权泛化”“权利滥用”“人权贬值”的体现，而应以包容、辩证的态度来看待新兴人权，进而塑造开放、全面、共享的人权概念。首先，我们应转变观念，不再把人权看作一个封闭的概念。应尽可能在全球化过程中，打破人权概念的封闭性，并把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对人权的道德想象与事实经验，视为每个国家对人权概念的贡献。同时，其他国家也可以各取所需，移植能适用于本地方的新兴人权。“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国家，不能只将欧美的‘人权干涉’作为‘干涉内政’来排斥，而必须向国际社会积极主张自己的人权观，通过思想的争搏和交流来使人权真正获得普遍性”。也许，西欧文化对人权有比较清晰的界定，但并不代表着印度教徒或丛林土著对人权的理解就是模糊错误的。即使他们所经历的路线不同，提出的主张有别，地方的差异明显，但都是在朝着人之为人的终极目标前进。其次，新兴人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可以在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实现共享。正如《和平权利宣言》的颁布，其是由不限名额政府间工作小组来起草的，并由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逐步沟通的方式进行拟定。对于什么是人权，人们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它、认识它，甚至被用来维护某种利益需求或反对某一事物。然而，没有任何单一文化的人权概念可以被称为人权，也没有一种单一的人权理论能够全面描述人权。也许，普遍人权的理念存在虚无性、理想性，人权的地方性经验和客观事实也并非得到全部的承认，但“人权”这一伟大名词是各个国家都值得追求的社会事实，且是被所有人迫切需要的。《世界人权宣言》已被译成百种语言和方言版本，在全球已有466种不同的译本，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人权不仅是一个地方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概念。最后，将人权与技术结合，通过技术变革丰富人权概念的理论和实践。“人权不仅是超验意义上的，还是经验存在的”。全球化的技术变革伴随着新兴人权的提出，带动了人们权利需求的巨大变动。基于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的目的，提出了个人隐私权、数据安全权等新兴人权。甚至对于传统人权的内容也有了较大改变，如“住宅不受侵犯权”，其中“住宅”一词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住宅，侵犯也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进入某个空间，还包括在没有个人亲自行为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侵害。同样，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不再囿于传统地域上的教育平权问题，慕课、互联网公开课使得乡村教育有了与城市教育平等的可能性，技术的变革为人权概念注入了更多新的内涵。因此，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应用等技术手段，对于发展人权概念，促进人权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权概念未来是什么样，将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不仅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现实需求，也取决于技术。但不可否认，我们只有将人权概念放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开放的认知世界中来辨析，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其扩张现象，并坦然面对其未来的发展。

遗产日非遗产活动的主题是“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重点是传统体育、传统医药和餐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级九塞雁门，代县无处不在文章。位于代县山西，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符号。代县亨利石印局印刷出版了针灸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针灸传真》，本书由山西陆军骑兵二团长孙祥麟与部下王秉礼和三晋名医赵曦共同完成，讨论针灸、补充证据、风雨兼备。李少亭山西大学预科班上，25岁的李钦熙（李少亭，1889-1973）病了，无法继续学习，他被针灸治好了，觉得金针妙不可言，针法深邃，从到他花了四年时间和他的老师孙祥麟并得到了孙翁口头和心连心的教学。年轻人李钦熙多才多艺，机智机智，研究已久，此外，他还接受过高等教育，他的理解和爱使岐黄的“针纯金质、其软如绵、其细如发、其效如神”针法得以传承。邵婷开始学徒时，兴高采烈地去了太原，他擅长金针技术，取的点数越来越少，疾病也就一手一个地治好了，他被称为金针李少亭。戴县人，时任晋绥军炮兵营长周戴（1887-1972，后任晋绥军炮兵司令员）在太原代县会馆认识了邵亭，得知他的刺法师承孙祥麟很有名，于是邀请他给家人和朋友打针。在晋和绥行医期间，李少亭跟随周戴的军队，周先后以军械指挥员、军械官和副官的名义为李少亭支队的军械部治疗，这是一种虚拟的任务，主要是为士兵和周戴的家人服务。自传“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如果针灸被认为是枕头里的秘密，并且拒绝给别人，他将使针灸有几种独特之处。《针灸传真》中祥麟的序言“医者活人术也，活一人，不如活众人；活众人，不如活天下之人。我一人活人，又不如使天下后世医者，皆能活人。秉彝自学得针灸以来，即抱此活人之念，不敢秘其术而私其所得。故前后传授针诀，不下十人之多。”是孙祥麟写《针灸传真》的初衷和心意。在解甲归田之后，从山西到河北，从天津到北京，他在许多军政官员和老百姓中享有“神针孙”的美誉。民国时期，针灸师主考人是孙祥麟。在“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进入京津，中国人在通过这张牌时，应该脱下帽子鞠躬，搜身，孙祥麟开车穿过前门，转身避开哨兵。他说：“为什么中国人要对日本海盗卑躬屈膝！回到老家探亲，他礼遇老幼，走进村里，他见到村民时，摘下帽子，举起手来。“孙氏岐黄针法”入选第三批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49岁的李少亭到西安，针灸仍然是主要的方法。解放后，流浪、流浪的吃住生活才结束，妻女团聚带来了温暖和稳定。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授予他优秀服务和热情证书可嘉，在王新经同事介绍，他加入了西安南四福街民康中医联合诊所。经西安市卫生局中医科介绍，王新推荐，金针李少亭在西安市中医院针灸科工作，他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针灸治疗半身不遂20例疗效观察”。20世纪代，他年逾李少亭，但他仍在临床服务，他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的慷慨款待，金针李少亭去世，享年84岁。“金针细与发丝同，应手回春一瞥中。抛却武功谈技术，精能不让狄梁公。”李氏金针技术是一种独特的针灸技术，他以纯金针为针刺工具。李氏金针刺法是研究补泻法，“运用金针，双手并用，针不离手，手不离针，测知正邪，掌握迎随，施以补泻”为针刺法；治疗以脾胃为主，以“见肝之病，先实脾，实脾先调胃，调胃足三里”为辨证论治思想；选穴方法是根据不同的脏腑经络，分别运用子午流注释与灵龟八法。李氏金针技术的传承已有的历史，祖先李少亭是西安市中医院针灸科创始人之一，其继任者大多在这里工作（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区传统医学交流氛围浓厚，有利于李氏金针技术的继承和发展。独特的针刺手法对偏瘫、疼痛、口眼歪斜等疾病的治疗有显著效果，后人以针灸诊疗为职业，计划开展大规模的见习活动，不断挖掘和保护这一技能，造福社会。从祖先李少亭（1889-1974）开始，金针技术已经传承了四代。始祖李少亭，山西出生于代县，18岁拜访晋北名医孙祥麟（擅长针灸，并写《针灸传真》）为师，之后，他在秦晋时期用金针行医，救人无数，被称为“金针李”。调到西安市中医院任主任医师、针灸科主任、中医院研究室副主任。第二代李普世，是李少亭的儿子，年轻时和父亲一起学习颇得，回到山西家乡行医；第三代李慧卿，胡碧莲结婚并一起学习金针技术，第四代李济受童年影响，主要学习家庭技能，不断提高李氏金针技术。李氏金针的工艺是用纯金针制成的，其独特的针灸手法包括补泻手法、注意脾胃、选穴时机等。李氏金针刺法是研究补泻法，“运用金针，双手并用，针不离手，手不离针，测知正邪，掌握迎随，施以补泻”为针刺法；治疗以脾胃为主，以“见肝之病，先实脾，实脾先调胃，调胃足三里”为辨证论治思想；选穴方法以脏腑经络的不同为依据，分别使用子午流注释和灵龟八种方法。李氏金针技术的传承已有的历史，祖先李少亭是西安市中医院针灸科创始人之一，其继任者大多在这里工作（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区传统医学交流氛围浓厚，有利于李氏金针技术的继承和发展。独特的针刺手法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偏瘫等疾病的治疗有显著效果，后人以针灸诊疗为职业，计划开展大规模的学徒活动，并不断挖掘和保护这项技能，造福社会。李氏金针技术的传承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后人继承和发展了基础上，并不断改进李氏针灸技术和诊疗思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针刺补泻手法、临床偏重脾胃、取穴时机法三，疾病的治疗范围不断扩大，对内外医、妇科、儿科、五官科、骨科等多种病证有良好或非常好的疗效。一、在针刺补泻手法方面，观察了以下几个方面采用李氏金针技术进行针刺，“运用金针，双手并用，针不离手，手不离针，测知正邪，掌握迎随，施以补泻”作为针刺方法。辨证后，每对患者选穴，剪按拇指指甲避开血管，左手食指和中指托住针体，右手大拇指、食物和中指将针头托入针头。气已经到了分清善恶的地步了。如果是邪气，就要迎气捻转，做六六个数字（即左手手指按36下穴位边缘，即泻数。腹泻取决于疾病）。或缓慢按法将人间的邪气升入人体的天堂，称之为“营中之气”。你也可以用白虎摇动头法，握住针，旋转针，振动六次，如果你想往前走，就按后面的，如果你想的话，先按一下。例如，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先问另一个街区的位置和大小，属于哪个通道，聚散情况，冲逆方向，头尾在哪里，因为七情六欲，以及虚实、过剩、冷热，胸有成竹，然后根据法选择经络穴位进行治疗。二、临床应重视脾胃五脏六腑是胃里的气，脾胃是生物化学的获得基础和源泉。《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平人之常禀气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祖先李少亭认为“人若患病，只要能食，大病会减轻，小病可抵抗而退。如果脾胃失调，运化失常，脏腑经脉失去濡养，病必由轻而重。”李氏金针技术在足三里有“见肝之病，先实脾，实脾先调胃，调胃足三里。”临床针灸，男女不同；男性以气（左）为主，所以右侧（客人）优先；左侧（客人）女性优先，所以左边（客人）是第一根针，然后客人就是主人。三、在选穴方法上：这五个穴位是按照天干地支排列的，用于按时（当穴位充满气血时）取穴治疗脏腑疾病。灵贵八法也是一种定时取穴的方法，他是将八个经络与九宫八卦相匹配，并根据他们的交点变化相互使用。因此李氏金针法是取脏腑病源，取脏腑病结合，经络病分交；内脏病用子午流注射液，经络病用灵贵八法。

夏天快到了，大家也在渐渐地减衣度夏。有些朋友臃肿的体型也将暴露在众人面前，都知道减肥最好的办法是运动。但是如果你实在是懒，或者没时间，这里教你一招操作简便，无成本的极简瘦身法。 那就是站立。站立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吗？我来和你聊一聊。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曾经发表过相关的研究，这个研究表明站立比坐着，每分钟要多消耗0.15卡的热量。如果一天能站着不坐，持续6个小时，一个130斤体重的成年人就能多消耗54千卡。在不增加食物摄入量的前提下，相当于站着比坐着，一年你能多减掉5斤肉。英国公共卫生部曾向全国发出过健康倡议，要想身体健康，请每天站立办公一小时。消耗热量1.保持站姿，就必须动用所有反重力的抗重力肌。所谓抗重力肌指的大多是那些大块的肌肉，比如大腿的股四头肌、背部的背阔肌，他们是身体里数一数二的大肌肉，站立的时候这些大肌肉必须参与做功，而只有在肌肉做功的过程中，才能增加对你身体的热量消耗和脂肪的消耗。2.为了帮助血液克服地心引力而回流到心脏，身体会调快心率，人站立的时候比坐着的时候，心率平均每分钟要加快10次左右，而每次心跳可都是要耗能的，这就是人体每分钟能多耗0.7千卡的热量。同时为了把血液、推回到心脏末梢血管也会收缩，而全身的末梢血管加在一起收缩，消耗的能量也是不小的。缓解椎间盘压力因为坐着的时候，担负你体重的主要是脊柱。坐着的时候，脊柱承受的力量是站立时候的4倍。之所以现在颈椎病、腰椎病问题多多，是因为人们坐的时间太长了，肌肉的功能得不到锻炼，没有了肌肉对体重的分担，脊柱只能单独承重，椎间盘就是这样坐着被压成了突出的。因为肌肉的分担，体重对脊柱的压力减轻了，椎间盘的各种问题得以缓解。健脾，增强抵抗力肌肉是归中医说的脾所管的。锻炼肌肉的时候也就是健脾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卧床的人一卧床免疫力直线下降，就是因为他们的肌肉缺少了站立时候的承重，也就失去了健脾的机会。增加肺部换气量站立的时候，胸腔的活动更顺畅，氧气更能充分的被摄入。与坐姿相比，站起来的时候，一分钟的肺部的换气量能提升大约20%，而氧气进的多了，代谢加快，脂肪燃烧自然也就加快了。什么是尊荣人体质？中医辨证体质的时候，过去有一种叫做尊荣人的体质。所谓尊荣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富态相，这种人由于缺乏劳动锻炼，平时生活优厚，所以筋骨柔弱，肌肤肥盛，抵抗力弱，易于生病。这种尊荣人就是典型的脾气虚导致的。他们因为身份尊贵，所以少有劳作，也就少有站立，因此才有了这种尊荣貌。这种人除了胖，还非常容易感冒，是因为他们缺少站立，缺少劳作，脾气虚了，而脾气虚导致了卫外的功能不足。最后，用古时药店的对联赠予大家：但愿世上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尘。祝福每个人都健康平安。欢迎转发关注。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期名医：黎少尊全国名老中医 主任医师每晚入睡时您可曾有过翻来覆去的无奈？您可曾有过彻夜难眠的痛苦？您是否焦急地想要快速入睡却又被失眠所困扰？您可曾尝试着找大夫帮忙调理？您可曾为选择哪位大夫而感到困惑和迷茫？本期郑东老药铺将为您介绍全国名老中医——黎少尊主任他出身中医世家自幼受中医药文化的熏陶跟着家族长辈研习医术成为一名赤脚医生，为患者治病疗疾他酷爱医书，潜心学习1973年通过自己的辛苦付出和不懈努力进入河南中医学院（现更名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执教《中医诊断学》并在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坐诊他桃李满天下培育医者无数对待学生他倾囊相授除传授学生理论实践知识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医学的兴趣和热爱他说：“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宝藏需要我们用心去传承和挖掘我们要切切实实地为患者解除病痛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医，喜欢中医。”在学生心目中他是备受尊敬的良师也是求学路上的益友一路耕耘，一路收获1990年业有所成的黎少尊返回故里担任罗山县中医院副院长、院长但他初心不改，醉心临床始终坚守在一线，为百姓健康服务“首先我是一位医者，其次才是一位管理者作为大夫，救治患者是我的职责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有为病人看好了病我的内心才会觉得安宁。”2012年他被评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作为全国名老中医除给病人看病外他从未间断学习他常说：“中医药文化里埋藏着无尽的宝藏活到老，学到老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炼就过硬的医术救治更多的患者。”对待病人，他和蔼友善看诊前通常会以轻松的方式跟患者沟通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他会通过望闻问切细心捕捉每一个细节发现疾病根源，辨证施治在他心目中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他经常站在患者的角度替他们考虑，很少开大方“能少花钱看好的病，没必要让人家多花钱。”正因为他有着高尚的医德和过硬的医术获得了众多患者良好的口碑作为北京同仁堂郑州中医馆的特邀专家每周二会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被失眠折磨的患者对于顽固性失眠黎少尊认为：中药治疗和行为治疗是治疗失眠的重要手段睡眠乃人生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人的一生有将近 1/3 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失眠虽不似疼痛之苦极为难耐但也严重地影响身心健康及工作、学习和生活失眠多因思虑劳倦,内伤心脾阴阳失和,心肾不交阴虚火动或肝阳偏亢上扰心神或心胆气虚以及胃中不和等所致而总属心脾肝肾阴血不足阳盛阴衰, 阴阳失交治疗总以补虚泄实,调整阴阳为大法常以归脾汤、温胆汤、黄连阿胶汤安神定志丸、酸枣仁汤投之多能获效然而这些方剂按常规服法对失眠日久顽固者,则往往难以奏效黎少尊认为凡顽固性失眠,经年累月难愈者必有其特殊成因及错杂之病理必属多因并存,多邪同扰多脏受累,虚实夹杂乃本虚标实之证如瘀血、痰凝、气滞、肝郁等并存杂见心、肝、脾、肾诸脏皆病气血阴阳俱虚等等按常法治疗当扶正祛邪同施,阴阳气血俱补平调受累诸脏而宁心安神则又为首务当此之时需攻(祛邪)的多要补的多需调的更多,治面广,治则杂攻邪安神与滋阴养神同施扶正宁神( 益气温阳) 与重镇安神兼备动、静合剂，诸药共熬一时同服,一法(方）多图诸效俱要,诚为难哉试用阴阳分调之法分而图之阴阳分调正是遵循经旨按阴阳运行周始规律及人之寤寐时间而拟法投药在辨证施治前提下调阴与调阳分别实施昼调阳,夜调阴白昼阳行于外阳得阳助阳气较盛人亦活动不睡此时益气温阳,养血滋阴化痰活瘀,理气解郁平调脏腑,鼓舞阳气扶正祛邪而重镇安神药物一概不用调阳一法重在祛邪扶正,扫除病因实是治本之法所谓调阴实是养阴助阴,引阳入阴“阳入于阴则寐”阳静神安使人入眠此法选在夜晚阳入于阴际实施重用宁心安神或重镇安神药辅以滋阴清热,养血之品使在阴旺之时更助其阴,制阳敛阳不使浮动同时重安其神,使守其舍,使人入睡丨服药方法阴阳分调法治疗顽固性失眠能否取效,关键在于必须严格按阴阳消长运行规律以及人的睡眠—觉醒周期规律来确定服药时间调阳:服药时间为早、午饭后半小时各服1次,每日1剂夜晚绝不能服否则必碍阳藏,更难入眠调阴:服药时间为晚饭后半小时(18～19时)及睡前(21～22时)连服2次，每日1剂正是阳入于阴和阳藏阴收之际药力集中，所图专一此法用药每日服2剂以上服药方法仅供学习交流，请以医生医嘱为准一阴一阳,日调阳阳得阳助而振奋夜调阴,阴得阴辅而化生阴阳分调而达弛张有道、阳生阴长,平垣协调循环遵序,顽疾自愈之目的正所谓:“阴 平阳和, 精神乃治”(《素问·生气 通天论》)失眠者也可通过以下方式来自我调节！1、睡前调节：睡前可适当饮用温牛奶，避免进行紧张和兴奋的活动。2、调节情志：保持精神舒畅，睡觉前尽量放松、顺其自然。3、起居有时：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保证到点起床，建立有规律的作息制度。黎少尊主任医师，全国名老中医、博士生导师原信阳市罗山县中医院院长曾任中华中医学会河南分会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会会员中华中医学会肿瘤分会会员陕西中医药杂志特约编委信阳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河南省中医养生学会专家组成员省、市科技成果三等奖两项2003年被评为首届信阳名医2012年被评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出版著作《中国当代腺体学》《高等中医诊断学自学辅导》《漫话瘀血证》《漫话诊法》主要论文1.张国启,汪有强,黎少尊,熊明月,刘晨.腹部手术后通气汤的临床应用研究[J].中原医刊,2003,(20):19-202.黎少尊,龚建刚.阴阳分调法治疗顽固性失眠[J].河南中医,2003,(04):46-47.3.黎少尊,李琦.安胃利胆散治疗胆汁返流性胃炎[J].河南中医,1997,(04):36.地点北京同仁堂郑州中医馆-金水东路店坐诊时间周二 上午认可中医传统文化的理念一定要点击底部「在看」或者分享朋友圈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哦！部分图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