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实验研究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项目申报至关重要。项目申报流程如何操作？如何选择合适自己的申报项目？这都是技术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科研项目与课题申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01项目VS课题课题，是人们从事研究前人或同时代的人还未认识或解决的问题，它具有较为单一而又独立的特征。项目，是指事物分成的门类或者说是由若干个彼此有联系的课题所组成的一个较为复杂的、带有综合性的科研问题。课题与项目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课题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单元，课题的有机组合形成项目；另一方面，课题与项目的划分标准也是相对而言的。对某一个研究者或研究群体来说，也可以从单个的课题入手，不断深入，形成系列的课题，从而组成项目，或者承担一个项目后，分成若干个课题逐一进行研究，最终取得较大的突破。02如何申报项目？一、提前了解项目申报的信息。获取信息的主要有两个途径：关注、搜集政府部门网站信息。搜集政府部门网站信息（发改委、科委、经信委、商委等），国家级到区县级都要关注，做成信息简报。包括：来源网站、发布日、链接、截止日等信息。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可以及时了解信息；第二是每年项目申报季节都差不多，可以为明年的申报工作提前做计划。加入行业协会或者联盟。有时候可以联合申报项目与科技部门相关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往往能在网站更新之前得到信息，及早准备有的行业龙头企业可以在政府立项之前影响指南所指向的领域，这需要企业高层去攻关了。二、项目可行性初步判定，这要根据自己的科研实力确定。三、决定报之后，就要先了解项目指南，把所有要准备的资料列好清单，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协调工作内容和时间，比如，查新、研发专项审计、报价单等工作要提前，项目预算要尽量贴近真实。四、准备资料、送审。五、关注相关网站看公示。（没成功就要了解失败的原因，认真总结，归档资料）。六、申报成功——立项——开启动会——跟科研和财务部门沟通工作细节，及时划归财务数据和科研进展中期报告等。八、项目验收——科研和财务准备审计材料。九、结题——奖励相关人员——归档资料。03如何申报科研课题？1、怎样选择课题？课题的选择不是空想出来的，自己主观想什么样的课题好，押宝式的选题，很难评上。申报课题应有三个条件：第一，你对申报的课题已经开始或正在研究的课题，应有前期成果。我们在评审时是先看申报者是否有前期成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除了自己的前期成果外，还应了解国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如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基地，把国内发表的有关农村问题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然后把这些文章按内容分成几类，掌握这些情况，对申报这个领域的课题非常有利。第二，对申报的课题有实地调查的资料，或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资料。也就是说，申报的课题要有特点，没有实地调查的资料就没有特点，如湖北省一个单位申报的一个课题：《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他们除调查了湖北省山区的情况外，又调查了四川、湖南、江西等省的山区的乡镇政府情况，有这些实际资料，谁也拿不到，只有这个单位才能拿到，这就说明有特点，必须批。西北师范大学王宗礼申报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意识研究)，他把西北牧民的政治观念、意识资料情况掌握了，就评上了。此外，广东中山大学及一些教学科研单位有关“珠江三角洲”各个方面的研究；江苏省的教学科研单位关于“苏南模式”的研究等课题都容易被评上。这些都说明，申报课题，要有实际调查。到实际中去，有实际调查的资料才能申报出你所报课题的特点，否则你的课题就不能打动人。第三，申报的课题要符合“课题指南”的要求。当然不是说，我们申报课题，要用“课题指南”题目作为课题，而是说，申报的课题要符合“课题指南”的范围。全国社科基金是每年制定一次指南，教育部的课题是每个五年规划，委托各学科学者制定五年规划的咨询报告，提出五年内各学科应研究的主要问题。为什么必须符合“课题指南”的要求呢?因为，“课题指南”所提出的题目都是当前需要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和现实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重点课题是国家急需研究的问题。如我们政治学科提出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过几次行政机构改革，但哪次也不彻底，原因是没有正确的符合国情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做指导。所以，我们申报的项目一定要不脱离指南，不是说必须和指南上的一模一样，但也要围绕指南来选题。2.课题论证课题论证非常重要，论证好坏是决定你能不能被评上的前提条件。怎样论证?我们看论证的主要几点：第一：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第二：你所研究的课题，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三：解决主要问题的难点是什么，怎样解决，如何突破；第四：前期成果。所以，在论证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周到，能让评委很清晰地知道你这个课题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难点是什么，表明你可以解决。3.课题组成员课题组成员的材料是衡量课题组成员的水平能否完成课题任务。为什么对课题组成员这样重视?因为当前的课题研究应当是集体研究，一个人或两三个人，很难研究出精品的。只有大家合作，互相讨论，发挥集体智慧才能出精品。如我们组织几位博士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管理理论。经过初步合作讨论，都觉得收获很大。一个人单独研究是不行的。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论证得非常好，课题组成员仅一两个人被拿掉的。研究实际问题的课题，成员中除理论工作者外，应包括一些实际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便于调查。研究基础理论的课题，成员中应有这方面造诣较高的教授，还要有从事这领域理论研究的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4.教师的课题观念问题我们要树立课题观念。我是经常到国内一些学校去，遇到很多教师同我交谈，主要谈他们现在做什么课题。有的是国家、教育部或省、市被评上的课题，多数是在从事自己学科领域自立的课题，无论问哪位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他们都有课题，课题观念很强。我希望，我们文科教师要增强课题观念。把课题研究作为一项重要职责，这对有国家、教育部或省、市课题的教师完成课题是必要的；对没有课题的教师，应自立课题，这对今后申报课题是重要的。同时，还应认识到教师进行课题研究是提高我们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教学质量、指导研究生所需要的。如果教师自己没有进行过课题研究，怎么会指导好研究生?因此，我衷心希望我们文科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增强课题观念，多拿课题，多做课题，根据课题进行研究，推动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发展。04课题与科研项目常用的研究方法很多老师在申报课题时，对研究方法的名称写得不规范，故发如下内容以供参考：研究方法不出“硬伤” :1、常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教育观察法、经验总结法、个案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实验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叙事研究法等。2、研究类型或途径、或某种提法口号不等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实证研究，调查研究、理论研究不能与具体的研究方法并列；理论联系实际、以点带面、上下结合等不是研究方法。3、准确把握每种研究方法的概念特征、步骤方法。文献研究法：A.概念特征：主要指围绕某个教育问题，搜集、鉴别、整理相关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阅读与研究，形成对教育问题及其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B.主要渠道：1）书籍；2）报刊；3）档案（含文件）；4）非文字资料（图片、音像、实物、歌曲等）；5）网络数据库，如中国国家图书馆：http://opac.nlc.gov.cn；北京大学图书馆：http://www.lib.pku.e.cn；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http://lib.hunnu.e.cn；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C.查阅核心：1）代表著作和论文；2）研究问题的程度和主要观点；3）存在的不足或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D.成果形式：文献综述、研究述评或研究背景等。教育观察法A.概念特征：是指主持人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感官和辅助工具，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教育现象进行系统观察，从而获得关于某一事物或者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并得出分析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B.研究步骤：①明确观察目的；②编制观察量表；③组建观察团队；④实施观察过程；⑤整理观察材料；⑥分析观察结果。C.案例描述：观察目的、过程描述、观察数据表、事实描述、结论分析；D.成果形式：观察日记、观察笔记、观察报告。个案研究法A.概念特征：是对单一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个人或者团体机构）进行深入而具体研究的一种方法。又称“解剖麻雀法”和“个案追踪法”，其特征是个案的典型性、深入性、全面性。B.研究分类：1）追踪法：确定追踪研究的课题、实施追踪研究、整理和分析资料、提出改进意见。2）追因法：确定问题、假设原因、设置对比、数据检验、结果分析。3）产品分析法：通过分析学生的活动产品，如，日记、作文、书信、作业、自传、绘画、特长等，以了解学生的能力、倾向、技能、知识、情感等。C.研究步骤：①确定研究对象；②搜集个案资料；③分析个案资料；④实施个案指导；⑤追踪指导研究；⑥撰写个案研究报告。经验总结法A.概念特征：是指通过调查、总结、归纳、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特征是经验的新颖性、普遍性、实践性、发展性、实用性。特别注重经验的转化。B.研究特点：概括主题、归纳要素、形成观点、揭示规律、验证理论；C.基本步骤：①确立总结对象；②搜集相关材料；③现场相关调查；④分析关键资料；⑤撰写总结报告。叙事研究法A.概念特征：是指通过描述和分析有意义的教学事件、师生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来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工作、事件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从中发现教育问题，探究教育思想，揭示教育活动特点和规律的一种方法。B.研究特点：以“故事”为研究载体，以叙事为主要研究途径，采用口述、现场记录、日记、开放式访谈、自传等方式开展研究。C.基本步骤：①确定研究问题；②选择研究对象；③记录教育故事；④分析得出结论。行动研究法A.概念特征：是指由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教学管理者共同参与，从教育工作需要中寻找课题，在实际教育工作中进行研究，使研究成果为教育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实施，从而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方法。B.方法缘由：始于英国的“教师即研究者运动”，强调行动与研究的结合，“为行动而研究、在研究中行动，在行动中研究”。C.基本步骤：第一轮：①计划：比如问题：学生认为科学只是回忆事实，而不是探索事实！怎样才能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和研究？计划：改变课堂提问策略。把提问的中心转移到鼓励学生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寻找答案。②实施：在课堂教学中，经常设计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能够使他们主动说出自己的想法，能够自己尝试归纳答案和结论。③观察：通过录像和录音，记录孩子们在这样的问题情境下，各自的表现，特别留意学生与以往不同的行为，关注那些利于达成目的的行为。④反思为了使全班学生按照教师的意图走，我认为还要适当地加强引导，适当加强情景控制，但是，过分的控制会破坏探索性提问。第二轮：① 计划：继续贯彻原初的基本设想和计划，适当减少控制性陈述；② 实施：在以后的课堂中减少控制性陈述；③ 观察：记录学生在控制性陈述减少的情境下的表现和行为；④反思。实验研究法A.概念特征：指借鉴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在教育实践中采取的“假设→求证”的方式，来揭示教育规律的过程。教育实验只能是准实验。B.教育实验与自然科学实验的比较；C.基本步骤：①提出研究假设假设：对数学作业题结构进行调整，即每次作业模仿性练习和创造性练习题的比例为7：3或8：2，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完成作业的兴趣和质量。自变量：原因变量；因变量：结果变量；无关变量：教师、学习内容等②选择实验对象：高一（1）班为实验班；高一（2）班为对比班。两个班级平时的数学学习成绩相近。③进行实验前测：实验前，运用有关心理测试量表、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测试量表，对两个班级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学习水平等进行测试；④ 严格组织实验：高一（1）班的数学作业题结构进行调整，即，每次作业模仿性练习和创造性练习题的比例为7：3或8：2。高一（2）班仍用以前的作业布置方式；⑤进行实验后测：实验结束后，运用有关测量工具，对两个班级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学习水平重新进行测试；⑥ 分析检测数据：对实验前测和实验后测所获得的各种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⑦ 撰写实验报告：实验报告的要素：问题的提出、研究的假设、实验的设计、实验的过程、实验的结果、分析与讨论、实验结论、参考文献。

演讲嘉宾 | 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整理 | 德状日前，在2019腾讯科学WE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分享了中微子与光电倍增管探索及实验进程。他提出，中微子振荡模式在21世纪初只有认定的两种振荡模式，而中国进行的实验验证了第三种震荡模式的存在。就光电问题，他谈到过去光电倍增管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垄断，现阶段通过实验，以及优秀企业支持，中国不但可以制造而且还开始展望下一代光电倍增管的发展。以下为王贻芳演讲内容实录，AI科技大本营（ID：rgznai100）整理：今天和大家谈一谈中微子、光电倍增管和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中微子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从宇宙大爆炸到我们身处的地球、附近的太阳等等都有中微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体也是中微子源，每一个人每天会发射出三亿四千万个中微子。中微子在整个物理学世界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构成物质世界的12个最基本的粒子当中，中微子占了其中的3种，所以说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单元，我们需要把它研究清楚。但是非常不幸，我们对中微子的了解非常少，到现在为止我们甚至连中微子质量到底是多少都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因为它在宇宙当中数量非常多，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大约有300个，所以中微子如果有一点点质量，它对我们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以及宇宙大结构的形成都会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微子：理解宇宙的关键大爆炸早期，整个宇宙是非常均匀的，有一点点所谓的质量密度涨落，才能形成大的宇宙结构。宇宙大的结构形成以后，才会有银河系、太阳、地球，以及在座的各位。所以，在座的各位能否存在跟中微子质量到底是多少非常有关系。如果中微子质量为零，这个宇宙里不会有一个有密度涨落的结构，没有这样一个结构，自然银河系和在座的各位就不会存在。中微子是1930年由著名科学家泡利提出来，它是为了解决在微观世界的能量和动量不守恒问题，因为我们在实验当中发现能量动量不守恒，他就说因为有中微子这种基本无法探测的粒子，使得最后你看到的好像是不守恒，但其实它是守恒的。1956年，我们真正在实验中发现了中微子，发现者得到了诺贝尔奖。1962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不只有一种中微子，还有另外两种。在1958年、第二种中微子发现之前，有一位科学家就建议中微子和反中微子可以发生振荡，这样可以从一种中微子变成另外一种中微子。有两种中微子以后，大家修正了这个想法，就是电子中微子和缪子中微子也可以发生振荡。1998年，日本科学家发现在大气中微子当中可以有中微子的振荡，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日本超级神冈实验。到了2002年，加拿大的SNO实验发现太阳中微子也可以振荡。这两个实验由于发现中微子振荡从而得到了诺贝尔奖。江门中微子实验及光电倍增那时我们看到有两种中微子振荡，从物理上来说，三种中微子应该是有三种振荡，所以当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中微子振荡模式，我们把它叫做θ13，从物理上来说其实有很多所谓对称性的希望，说这个θ13也是可以为零的，作为物理学家就希望知道到底是真的为零还是不为零。我们在2003年提出实验，到2012年得到了结果，结果告诉我们中微子真的是有第三种振荡模式，这个振荡不为零。我们目前正在推动的一个新实验叫江门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们在2008年大亚湾实验完成之前就提出来的。它是为了研究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精确测量中微子的振荡参数和天体中微子，比如说超新星中微子、太阳中微子、地球中微子等等。同时，我们也希望寻找一种完全新的衰变，叫无中微子双β衰变，确定反中微子到底是中微子自己本身，还是中微子、反中微子是不一样的粒子。在粒子物理学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大探测器以及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我们刚才介绍的大亚湾实验里面液体闪烁只有20吨，这差了将近1000倍。2万吨的探测器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液体闪烁探测器还要大20倍，日本实验是1000吨，我们是20000吨。同时，需要把探测器的光收集提高5倍，这与过去相比有巨大提高。为此我们要把探测器液体的透明度提高将近2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要求，就是要把探测光子的设备——光电倍增管——探测效率提高2倍，也就是和过去超级神冈实验获得的日本滨松公司生产的光电倍增管的效率相比提高2倍。所有的技术要求加起来产生的一个巨大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或者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人能够做这个事情？事实上在我们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国际上有很多怀疑，认为这样的实验做不出来。回顾一下这样类似的实验，成功因素主要是什么？虽然设计思想、方案执行、国际合作等因素都很重要，但我们认为突破关键技术的能力在所有因素当中应该是最重要的。关键技术需要长期的积累，并不是你想做就一定能够做出来。所以发展、积累关键技术，在基础研究中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那我们看看大亚湾实验有哪些关键技术？第一，液体闪烁体。当时因为国际上有很多类似的实验，失败很多，所以发展出自己的液体闪烁体技术是我们大亚湾实验最重要的要求，非常幸运我们当时做成功了。第二，光电倍增管。如果你从滨松公司买的话指标差2倍，不够，价钱也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大概是我们能够承受价格的2倍以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实验要想成功的话，一个核心关键问题就是要自己发展光电倍增管。光电倍增管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光子转换成电子，再把电子放大差不多10的7次方倍。这种设备实际上是在上世纪30年代发展出来的，它被广泛的应用于医学、核研究、空间科学方面。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中国当时有两个工厂能够生产光电倍增管，但是非常可惜，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市场经济大潮当中，它们都失去了竞争力。中国应该说生产5吋以上的光电倍增管能力是完全没有的，日本的滨松公司也是50年代、60年代开始建立的，和当时中国生产光电倍增管的工厂几乎同时起步，到80年代的时候，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光电倍增管，是20吋的光电倍增管，这个光电倍增管引领了整个光电倍增管技术的潮流，使得日本滨松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光电倍增管生产企业。20吋的光电倍增管成功研制并有效使用，实际上也是日本的神冈和超级神冈两个实验的最核心、最关键的成功因素，这两个实验分别获得2002年、2015年的诺贝尔奖。日本的小柴昌俊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奖，在他的推动下，20吋的光电倍增管在日本发展起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中国发展出全新的20吋光电倍增管呢？实际上在这个研究领域，很多人都非常希望发展全新的光电倍增管，特别是提高它的探测效率。这里面有一些例子，应该说一直到2010年，我们准备开始这个实验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成功的。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技术方案，采用一种所谓的微通道板，来代替一般光电倍增管当中用的电子放大器件，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提高光的探测效率。我们第一次找了一家研究所，应该说过了3年时间，这个探索完全失败，做出来的管子没有达到要求。我们后来找了另外一家企业，叫做北方夜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技术能力其实当时并不是特别强，但是它有意愿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不在于你前面有多少技术、有几个科研人员，核心在于你是不是真的下决心愿意做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组成了合作组，建立了全新的合作模式，我们制定了章程，预先讨论了未来的收益分配方式，通过这个我们避免了后来可能的一些争议。同时在整个项目管理当中，我们有每周、每月的会议，经过各种各样的失败以后，最终获得了成功。右边这张照片都是我们做废掉的光电倍增管，都是尸体。从我们最开始算起，经过了8年的努力，得到了全新的、非常好的、达到要求的样管。在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达到要求的样管对这个企业来说也只是样管而已，它有没有能力做批量生产，能不能把我们需要的两万个20吋的光电倍增管都做出来？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从南京的北方夜视购买15000个，从日本的滨松购买5000个，这样的话我们在价格、性能、风险的各个方面能做到平衡。通过这样的竞争，我们得到了最好的光电倍增管，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价格。如果没有竞争，大概不会有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我们15000个光电倍增管差不多将近是3亿人民币的产值。最终的效果非常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获得了1万多个满足要求的光电倍增管，北方夜视也得到不断地发展，现在在给其它实验提供光电倍增管，同时也在给空间和核探测的应用方面提供微通道板和光电倍增管。最近它建设了一个很大的研究中心来研究新的光电倍增管，用于医疗仪器设备和工业应用方面。北方夜视从原来纯粹的生产微通道板的一个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很好研发能力的一个高科技公司。跟我们的科学家合作，他们学会了如何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训练方面有本质的不同，两者结合是最理想的技术发展模式之一。在我们江门中微子实验以后，其实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高能物理是不是能够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是不是在研究、探讨、解决粒子物理当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粒子物理现在的核心问题在哪里？超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新规律在已经完成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建立，所有的粒子都被发现了之后，我们其实面临一个转折点，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从很多迹象看，需要一个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体系，到底哪一个是对的，理论应该向哪个方面发展，实验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是面临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建设一个大型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它能产生一百万个希格斯粒子。这个想法在国际上得到很好的认可，成为未来发展的首选。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理想选择，是能够引领世界基础物理研究最好的机会。因为：第一，希格斯粒子是目前粒子物理研究未知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第二，希格斯粒子质量不是特别重，环形对撞机是一个理想的希格斯粒子工厂，相对于直线对撞机来说，这是效率更高的一种设计；第三，国际上很多竞争对手像欧洲、美国、日本的手上都有其它正在进行的项目，暂时腾不出手来做环形希格斯粒子工厂；第四，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刚好是我们会做的，我们有30年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验。同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样一个装置也会在技术上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首先，这会推动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包括精密器械、真空、自动控制、计算机等等。其次，会使国内现在空白的一些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比如说大功率微波器件、大型低温制冷设备、超导磁铁、专用集成电路等。这些方面国内要么是空白，要么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影响力，我们希望自己的大型科学装置成为国产设备的第一个用户，来给它一个机会，让它成为国际领先的企业。最后，有可能发展出一些革命性的全新技术。比如说高温超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大规模应用，主要还是因为性价比不够。我们需要把这个技术发展起来，使它在最后能够工业化、产业化，能够走入千家万户。还有一个是等离子体加速，会使得未来的加速器更小、更便宜。国际上等离子体加速器还没有真正的应用，我们希望第一个把等离子体加速器给用上，事实上我们在CEPC设计当中已经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等离子体加速器用上的加速系统。在CEPC的发展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像刚才介绍的光电倍增管一样的成功案例。事实上我们和工业界的合作已经开始了。我们的CEPC产业促进会目前有将近70家企业，我们合作开发各种各样的技术、发展各种各样的新手段和能力。最后总结一下，从刚才的介绍中学到了什么？首先我们可以做世界上最好的科学，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可以产生最好的技术，大型的科学设施实际上是技术发展的最好触发和推动。科学家如果能够和工程师工作在一起，可以使得技术能力大大加强和发展。国内的需求是我们高科技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初始推动力。没有第一步，很多高科技企业将没有机会去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产生更多国内的需求，在国内做更多更好的科学，推动技术的发展。对话王贻芳院士问：我们一直在讲基础科学是无国界的，需要多个国家、多所科研机构来协作，但现在我们国家很多机构都在强调要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自力更生。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王贻芳：你说的自主可能更多的是指技术，而基础科学研究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国际性的，我们当然要有自己的基础科学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能力、水平、队伍、成果，这些都需要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GDP大国，如果不能按份额对国际的基础科学研究有相对应的贡献，那在国际上是没有领导力、没有说服力，也没有影响力的。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甚至更多GDP的发展，也会有负面的影响。问：很多基础研发大都时候是看不到未来的，但我们还想要提前布局、提前投入，你怎么来看布局、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王贻芳：基础科学研究不可以简单地度量，或者可以说度量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发明什么办法，比如说凭借文章、成果等等，最后都是有偏差的。所以它实际上存在于国际科学界，存在于大家的心目当中，存在于大家对你的评价、认识和尊重中。所以，我们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应该是让我们更多的科学家在国际舞台能有话语权和地位、有影响，即学术界互相之间的认可。我觉得政府或者社会、媒体、大众也没有必要经常问，今天投的钱，明天会出什么成果，这是没有办法回答的，也是不可能回答的。所以，社会大众、政府应该相信我们的科学家是有追求的，如果没有追求是不会去做科学的，所以应该让科学家去组织科学活动，让他们自己去判断。科学共同体之间互相也会有评价，只是这个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是存在于大家心里，不太好量化。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应该给我们更多的空间，相信我们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让我们自己组织，不要太多的来评价我们。问：您之前一直在支持建设下一代粒子对撞机，现在的观点有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外界对这个东西的质疑还挺多的，好像不应该花费太多的资金去建设这个东西，最后却没有什么成果产出。此外，最近量子波动速读的出现，更像是一个骗局，就是说小朋友们学习了这个以后，一本10万字的书可能只要1到3分钟快速看完，您怎么看？王贻芳：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大家能够信这个，这就说明我们公众的科学素养有待提高，对科学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再说第一个问题，大型对撞机科学上到底是不是重要，应该交给科学界来评价，而不是普通大众。举个例子，我们经过5年的努力，全世界最终得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未来的大型加速器就是我们提出的这种正负电子环形对撞机，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日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未来的高能物理发展规划，欧洲的规划明年就会出来，大家就会看到规划写的是什么，都是科学家讨论的关于未来高能物理发展的方向。未来在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大型对撞机，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们科学界需要回答的最中心、最关键、最核心的基本问题。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有没有勇气、能力，以及得到社会和公众的支持，来做未来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的科学发展到今天，实事求是讲，我们绝大部分研究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所谓竞争的成功点，打个比方，有点像游击战，边缘上搞一搞，空档上搞一搞，容易的弄一弄。最难、最核心、最关键的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做过攻坚战。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一个最核心、最难的问题，敢不敢做代表着中国未来科学发展能否走到舞台中央，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先地位靠的是在最核心、最困难、最重大的科学问题在国际领先。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我们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世界第一GDP的时候做的科学永远是二流的、跟踪式的、别人不愿意跟你竞争的方向，你应该在最核心、最重要的地方去跟别人竞争。问：现在公众对于某一项新产品、新技术的热情都非常大，但基础科学由于离我们太远，反而可能不太意识到。但是我们其实知道基础科学的一小步，可以推动应用科学一大步，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公众更好地意识到基础科学的价值，以及科学家有没有科普的义务，您觉得呢？王贻芳：公众应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中国有4000多年的文明，曾经在技术上有很多先进的东西。但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去问更多的为什么。因此我们没有发展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无论是数学、物理、化学，基本上是没有的。而西方问了很多听起来毫无意义的“为什么”，最终它搞清楚了比如我们引以为豪的火药的基本原理，能够发展出更强大的火药。理解了指南针的工作原理，能够发展出现代的引航技术，理解了地球的磁场，理解了整个物理学的规律。所以，如果不掌握基本科学，最终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掌握了规律以后发展空间是无限的。大部分中国人功利心太重，每件事都要问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这种习惯是深入骨髓的。几千年来改变也许有一点，但我觉得不够，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仍然不断地面对这个问题。所谓的功利心不仅仅体现在对科学的态度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觉到这种极端或者是短视的功利心。如果不改变的话，天天讲基础科学有多重要也没用，因为免不了“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人们如果看不到有用，就觉得不值得投入。这种心态很常见，无论是从孩子的教育拔苗助长，到日常生活上的小事情，都能感受到。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更应该反思我们灵魂深处过度的功利心，应该更多地想一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到最后会落后？如果这些想清楚了，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发展就不会有那么多障碍了。我国的基础科学投入是人家R&D投入的三分之一，我们是5%，人家是15%，我们呼吁了多年，希望把这个占比提高到10%，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的这个根没有解决，再呼吁也没有用。真的非常感谢腾讯作为一个企业愿意投入基础科学研究。我们跟国外差了三倍，国外的基础科学投入里有5%是由企业和社会投入的，我们的企业和社会投入几乎是0，这反映了我们社会对这件事的认识。如果社会和企业对这个没有认识，完全靠中央政府，那是不可能的，从5%到提高到15%要靠中央政府、地方和企业及大众的共同投入。当然中央政府的投入比例可以提高，但不可能提高三倍，这么大的幅度是要靠地方政府、要靠企业、要靠社会大众。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应该是国际上大科研、大合作的一个样板，它吸引了全球数千名顶级物理学家，也产出了一些独一无二的成果，比如确认higgs粒子的存在。我们希望站到世界科研舞台的中央，去搞这样一个大的工程、大项目。但这种大科学、大合作的趋势，在您看来还会持续吗？因为国际环境风云变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大工程建设周期非常长，投入也非常大，您怎么看这个大科研问题？王贻芳：科学的发展从早期的手眼并用，到后来利用显微镜、望远镜等各种各样的设备，发展到现在大型的空间望远镜、地面大型望远镜、地面大型加速器等等。因为我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难，研究的对象要么越来越大、要么越来越小，都是人力极难触及的，所以借助仪器，借助越来越大的仪器，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所以未来的发展，不可避免还是会需要更大的设备。谁有能力建这个设备，谁最终就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东西越大越难建造，各种风险就越大，可以想象，最终谁能建谁就是领导者，你想做你就是领导，你不想做你就只能跟着别人做。中国有没有决心成为一个世界的领导者，还是仍然希望延续过去200、300年的发展模式，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只能被别人打败。问：大科学装置有一批是专用装置，想问一下中国在专用装置上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在政治博弈的情况下，专用装置上的未来规划会有可能改变吗？王贻芳：中国现在大科学装置应该说可以分三类，一类是所谓社会公益的，比如说授时台这种的；一类是通用的，比如说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还有一类就是专用装置，需要得到政府支持的。总体来说我们的通用装置跟国际水平已经相差比较小了，当然真正从建设上来说还是有差距的，因为通用装置一般所需要的技术要求和特殊的技巧都比较少，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做到和国际水平持平是相对容易的。技术上常遇到困难的是专用装置，因为专用装置就是你这一小部分科学家自己用，它反映了一小部分科学家的科学思想、技术积累、队伍、能力，所以这是真正显示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能力水平的标准。实事求是讲，我们跟国际上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目前为止国内最大专用的科学装置的建造费用大约在10亿左右。国际上这种大型专用装置，比如说专用的科学卫星、大型的加速器、专用的中微子实验装置、引力波的探测等，都是在几十亿美元的水平，我们跟他们相差大约1到2个数量级。我们在专用装置的技术水平、规模和科学能力、科学的领先性等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比如说大型加速器价值这么多钱，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投过这么多钱的装置，但国际上这么多钱的装置却有很多。我们说大型加速器360亿人民币，5个billion（美元）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20年前就是5个billion（美元）了，20年前的5个billion（美元）跟今天的5个billion（美元）能一样吗？所以我们即使10年后把大型加速器建起来，也很难说我国在国际上是全面领先的，因为我国在整个投入水平上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也就是说10年、20年以后，中国应该至少有3到5个百亿的基础科研项目。根本问题首先是解决思想问题。百亿的项目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专用的装置几十个总是有的，中国一个都没有，你觉得合适吗？问：您刚刚提到这个项目它涉及资金规模非常大，怎么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其次是前面您也在讲专用机和通用机的差别，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分离方法？比如我们在建造这个设备，它是只能用来检测某一种粒子的存在，还是说它是比较通用的，比如说它是不是今天可以测试中微子，明天是不是可以测试其他的粒子？最后就是关于运营方式，欧洲的粒子对撞机像您提到是专用的，还是说它是会通用？未来它的运营方式会怎样？王贻芳：可能大家对通用和专用有不同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通用是指的来使用的人，不是某一特定类型的科学家。比如说同步辐射光源，有做地质的、做化学的、做材料的、做环境的等等来应用这个装置，所以这个叫通用的。这里的专用是指例如只有粒子物理学家用，别人用不了的，这个区分叫专用跟通用。至于在粒子加速器上我们说是专用，实际上它也是开放的，全世界的粒子物理学家都可以来用中国的装置。那么欧洲核子中心的装置，实际上全世界的粒子物理学家都可以去用。当然，你要做出你的国际合作投入，你要有一定所谓贡献的承诺才可以去使用、共享，国际合作越广泛，体现装置的先进性越高。这个装置如果是建在中国，中国自然要出大部分的资金，但是国际科学家（机构）来参加也都会有自己的投入。忽略政治因素，最终看你这个装置是否优秀，标志之一即为是不是有很多的粒子物理学家来用。如果大家都不来用，只有自己用，那它所谓的卓越性肯定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专用装置应该而且必须要有国际合作。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在论证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偏差。国际政治环境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会是短期的，而对科学的追求，全世界科学家的共同目标是长期的，只要这个装置好，最后大家都会来的，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至于具体的研究目标，你刚才问能不能做中微子，能不能做其它的，这是很难解释的。CEPC的科学目标是用500页的一本书来阐述的，发表给全世界，社会大众在理解它的时候会有困难，也不太容易简短的解释清楚。简单的说，我们立足物理学，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解决最基本粒子世界的物理规律。大众问你是不是要发现一个粒子？，发现什么粒子？如果说这个装置不能发现，大众就会认为这个大装置不重要，这样的判断就过于简单化了。我们粒子物理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发现了粒子，但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有很多人没有发现粒子，却得了诺贝尔奖。我们最终关心的是有没有发现粒子物理当中新的规律、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具体讨论大型对撞机的话，是要在现有的标准模型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下一步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的规律是什么，在哪里？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窗口是希格斯粒子，这已经是全球公认的。细节也许大家不关心，但是已经跟全世界的粒子物理学家达成了共识。当然我不能说100%，免不了1000个人里面有3个人是不对的，我希望做那个，这种事情总是有的。我们看的是整个科学界绝大部分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最终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会形成自己的粒子物理发展规划，他们在这里面对于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重点都会有非常清楚的阐述。问：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的带头人，您其他的课题组比如说一些博士后或者基层科研人员，他们对项目的进展或者应用性，会不会产生一些动力不足或者是信心不足的问题，您是怎么调节整个团队信心的？现在科研界会有一种说法，以论文为导向成为一种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以及有没有改进的空间？王贻芳：我们的博士后群体是真正喜欢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他们是有追求的，有他的目标和理想，愿意投身去做，所以不需要推动。当然工作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些人毕业后也不见得会继续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会尊重他们的想法，不是说一辈子都得做这个，有的人做了5年、10年以后，他觉得他更喜欢别的东西，我觉得也很好，我们也支持。在工作当中我们对他们有严格的专业训练，当然对论文也有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怎么写论文，怎么发表论文，论文应该达到什么创新高度才能发表，这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们对他们是有要求的。但我们从来不是以论文为唯一指标，我们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创新性，有些创新性不能完全从论文当中体现出来，这个我们自己通过专业的评价，对他有激励、指导、帮助等等。当然我们也承认社会上的论文导向是非常明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评审，大家的评判标准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解决的办法还是要改进我们的评估体系，更多的尊重小同行，或者说减少大评比。社会大众应该相信我们科学家做这个事情是有追求的，我们是能够凭自己的专业学识、组织做好这件事情的。演讲嘉宾简介： 王贻芳，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由他所领导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测得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斩获多项国际殊荣。大亚湾实验曾入选美国《科学》评选的“2012年十大科学进展”，他也因此成为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首位中国科学家。未来他或将负责牵头中国大型对撞机建设项目。（*本文为AI科技大本营整理文章，转载请微信联系1092722531）◆◆2019 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BDTC）再度来袭！豪华主席阵容及百位技术专家齐聚，15 场精选专题技术和行业论坛，超强干货+技术剖析+行业实践立体解读，深入解析热门技术在行业中的实践落地。6.6 折票限时特惠（立减1400元），学生票仅 599 元！

一天之内，瑞德西韦的 3 项重要研究同时揭晓，然而结论却令人困惑。4 月 29 日，美国吉利德公司官网发布信息称，在一项开放标签的3期试验中，新冠重症患者显示出临床改善，且越早接受瑞德西韦治疗的患者临床改善情况越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网站同日公布消息称，一项 1063 名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的初步数据分析显示，重症患者中瑞德西韦组的康复速度快于安慰剂组。而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则同日发表来自中国的研究显示，这项 237 名重症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瑞德西韦组患者的临床获益与安慰剂组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没有降低病死率。这正是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泄露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图 | 新冠病毒电子显微镜照片。（来源：NIH）全球 6 项瑞德西韦研究已经有了 3 个结果，如何解读呢？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曹彬在接受DeepTech采访时称，中国研究和NIH研究不可比较，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研究。中国研究样本不足早在世卫组织泄露的数据中就显示，在这项中国研究中，2 月 6 日到 3 月12 日有 237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参与了该临床试验，其中 158 名患者进入瑞德西韦试验组，79 人在对照组，对于重症患者，接受瑞德西韦的试验组病死率为 13.9%，而接受标准治疗的对照组为 12.8%，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柳叶刀》的论文结论与世卫组织数据结论一致，即与安慰剂相比，重度患者的静脉瑞德西韦不能显著改善临床改善时间，死亡率或清除病毒的时间。不过，对于发病在 10 天及以内的患者，瑞德西韦组的临床起效时间表现要优于安慰剂组。图 | 中国试验中，瑞德西韦表现并不显著。（来源：柳叶刀）《柳叶刀》发表的这项研究题为《瑞德西韦的成人新冠重症研究：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多中心试验》。通讯作者是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按照最初的设计，在中国的重症患者临床试验计划招募 453 名患者，他们在出现新冠肺炎症状的 12 天内开始接受双盲试验，进行为期 10 天的韦德西韦药物治疗或安慰剂治疗。试验方案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患者入组第 1 天给予瑞德西韦 200 毫克负荷剂量，之后每天静脉注射 100 毫克，持续治疗 9 天；对照组患者入组第 1 天给予安慰剂 200 毫克，之后每天静脉注射 100 毫克，持续治疗 9 天。主要结局指标是 28 天内的临床改善时间。研究是在湖北省的 10 家医院进行的，试验由合同研究组织（ CRO）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控。由于 3 月 12 日之后没有适合标准的新患者入组，数据与安全监察委员会（DSMB）建议根据临床试验方案的标准而中止了本项临床试验，并于 3 月 29 日揭盲开始了最后的统计分析。在 155 名瑞德西韦组患者中，有 5 人用药时间不超过 5 天。安慰剂组中有 2 人用安慰剂不超过 5 天。瑞德西韦组中，患者中位年龄 65 岁，男性 56%，女性 44%。安慰剂组中男性 65%，女性 35%。最常见的合并症是高血压，其次是糖尿病和冠心病。在住院期间，有 155 名患者（66％）接受了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18% 的受试者在入组前服用了匹那韦–利托那韦。最终随访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0 日。有 102 名用药组患者发生了不良反应事件，占比 66%，其中 18 例中止了用药，而 50 名对照组有不良反应，占比 64%。两组的 28 天死亡率相似，瑞德西韦组 22 例死亡，占比 14％，安慰剂组 10 例，占比 13％。现场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观察期内所有死亡均与瑞德西韦干预措施无关。作者分析认为，与此前瑞德西韦同情用药情况相比，本来是预期此次研究有更加积极结果的，因为此次研究介入时间更早，且从氧气治疗措施看，入组患者症状更轻一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统计室主任姚晨认为，瑞德西韦被国内舆论称为“人民的希望”，这或可能带来期望偏信。曹彬的研究在全球首次采用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设计，保障了试验结果科学性和可靠性，可有效避免来自研究者和受试者因对瑞德西韦期望所产生的各种偏倚，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控制临床试验期间其它治疗措施的影响。他同时也是中国研究的数据与安全监察委员会成员。姚晨告诉 DeepTech，如果招募到计划中 453 名患者的话，曹彬试验的统计功效为 80%，而 237 名患者入组让统计功效降到了 58%，这就意味着其研究说服力有所下降。姚晨说，曹彬的研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瑞德西韦研究，试验设计很有挑战性，一些参数如指标改善时间不确定，只能估计。有业内看法称，该研究的结论并不意味瑞德西韦无效，其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个设定的目标人群中未达到预期的临床效果，其有效性的确定需要多个临床试验的验证。对于曹彬等人的研究，纽约时报引述杜克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埃里克·彼得森（Eric Peterson）看法称，中国研究的入组人数太少，不过如果瑞德西韦是特效药，也应该在此研究中显示出来。他认为，瑞德西韦应该用于轻症患者。斯坦福大学全球卫生专家米歇尔·巴里（Michele Barry）则称，中国研究有样本不足的缺陷，不过如果在研究中使用高剂量或更早给药，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与曹彬等人在论文中的看法接近，他们认为，由于入组患者不足，那么这项研究就不能充分评估瑞德西韦在早期介入的临床获益情况。同时，此前的老鼠研究和灵长类研究显示，瑞德西韦的干预应该在感染早期，而武汉的研究中由于当时床位紧张，大量患者入组时已经较晚，这些都可能影响了研究结论。美国研究的结论为何？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官网消息，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这项研究结论来自 1063 名患者，是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这也是美国发起的第一项重症患者研究项目。数据与安全监察委员会在 4 月 27 日进行了中期分析，结论是从主要结局指标看，瑞德西韦组的患者康复更快。接受瑞德西韦治疗的患者中位恢复时间为 11 天，而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为 15 天。对于病死率的比较，瑞德西韦组的病死率为 8.0％，而安慰剂组的病死率为 11.6％。该试验的第一位受试者是一名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美国人，他自愿在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参加试验。最终这项研究囊括了 68 个研究中心，其中美国有 47 个，欧洲和亚洲国家有 21 个。试验已经于 4 月 19 日停止患者招募。白宫首席传染病专家、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对瑞德西韦表示看好。据纽约时报报道，他说，美国研究证明了瑞德西韦可以阻断病毒侵袭人体，可以帮助重症患者更快康复。福奇说，NIH 这项研究中，瑞德西韦组病亡率较低，但没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不过这不是该研究的主要评价指标。曹彬在接受 DeepTech 采访时认为，中美两国试验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终点的设置不同。曹彬说，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研究。”我们的结局评价是一个综合指标，打个比方就像考大学要看综合表现一样，更全面、更充分“；NIH 研究对康复划定的标准不适用于中国，比如住院无需吸氧即可作为康复标准之一，这在中国则不可行。曹彬说，尽管 NIH 研究有上千样本，但因其没有经过同行评议，目前病人年龄、轻重症比例、从入组到用药的时间是多少天、病人随访时间等数据缺失，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项研究目前也是不能比较的。中国研究经过了非常严格的研究质量控制，提交到严格的医学期刊经过顶尖专家放大镜式的评议，“你有一点瑕疵，他都给你无限地放大”。吉利德公布的这项研究则是开放标签的随机试验，是一项 5 天和 10 天疗程的比较，没有安慰剂对照，共有 397 名重症患者入组。结果显示，两个组临床结局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治疗后第 14 天评价看，发病 10 天内接受治疗的患者有 62% 出院，发病 10 天以上接受治疗的患者 49% 出院。也就是说，瑞德西韦更早介入会表现更好。图 | 吉利德的研究结论：5 天疗程和 10 天疗程没有明显差异（来源：吉利德）按照该临床研究的首席研究员之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阿鲁纳·苏巴拉曼（Aruna Subramanian）的说法，该研究的主要积极意义在于可优化瑞德西韦治疗方案，即将临床病程缩短，因为 5 天疗程和 10 天疗程没有明显差异。据悉这只是吉利德这项研究的初步结果。按照计划，该研究将招募 5600 名患者，在全球 180 个试验中心进行研究。吉利德公司的研究仅仅是剂量研究，而非药效试验。美国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赵文乐在接受 DeepTech 采访时表示，吉利德公司发表的是商业信息，并不是完整的研究结果。其开放性试验仅比较用药的剂量，跟其它两项双盲随机对照试验不同，“彼此不存在直接的可比性”。姚晨告诉 DeepTech，没有安慰剂对照的研究就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在治疗中会有太多干扰因素。如果没有设立对照组，即使在一个药物治疗之后有 80% 患者康复，也不能说明该药物有效。曹彬也在一次直播节目中表示，只有安慰剂对照，才能有效地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如果不设盲，就容易误把病人的疗效归功于研究成果，把病人的恶化归咎于疾病的进展。美国 FDA 或紧急批准瑞德西韦最新的消息称，美国 FDA 可能会紧急批准瑞德西韦的临床使用。据纽约时报和 CNN 称，FDA 官员正在和吉利德商谈将瑞德西韦提供给临床患者。截至 4 月 30 日，美国新冠肺炎病亡人数已经超过 6 万，确诊超过 105 万。曾长期担任美国 FDA 新药审评员的思路迪医药首席执行官龚兆龙认为，这个审批可能是有条件批准，也“应该会批”。福奇承认 NIH 的结果还需要同行评议，不过他看好瑞德西韦成为新冠药物。华尔街日报引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重症监护医生蒂莫西·艾伯森（Timothy Albertson）看法称，生存率是重症监护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目前瑞德西韦治疗尚未实现这一目标，不过让患者早日康复也是很积极的试验结果了。纽约时报引述前美国心血管疾病学会 (ACC) 主席、克利夫兰临床中心史蒂文·尼森（Steven Nissen）批评称，这项研究尚未公开数据，在没有同行评议的前提下，在政治背景下公开试验结果是非常做法，科学家需要看到数据而不是如此草率地发表评论。曹彬也认为，“他们稍微有点急，至少应该把研究做完，踏踏实实的把所有的数据都核准、再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完了之后再发布”。CNN 则引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玛利亚·范·科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的说法称，现在对瑞德西韦下结论为时尚早，世卫组织通常会收集多项研究来进行审查。曹彬等人在《柳叶刀》论文中建议，需要进一步瑞德西韦用于早期发病患者和高剂量研究，以及与其他抗病毒药物或抗体药物联合用药的研究。吉利德发布消息的时间点让一些业内人士心生疑问：为何三项研究会同一天发布？有看法称，吉利德可能是提前获悉中国研究即将在《柳叶刀》刊发，于是选择抢先发布或可冲淡中国研究非积极结论的负面影响。至少从吉利德目前股市表现看，该公司是 4 月 29 日瑞德西韦研究新闻的获益者：当天吉利德发布消息后，盘中大涨超过 8%，市值超过千亿美元。

之前，我们引荐过不少关于断点回归设计RDD的文章，里面包括操作数据、程序和解读，列示如下：1.断点回归设计RDD分类与操作案例，2.RDD断点回归, Stata程序百科全书式的宝典，3.断点回归设计的前沿研究现状, RDD，4.断点回归设计什么鬼？且听哈佛客解析，5.断点回归和读者的提问解答，6.断点回归设计RDD全面讲解, 教育领域用者众多，7.没有工具变量、断点和随机冲击，也可以推断归因，8.找不到IV, RD和DID该怎么办? 这有一种备选方法，9.2卷RDD断点回归使用手册, 含Stata和R软件操作流程，10.DID, 合成控制, 匹配, RDD四种方法比较, 适用范围和特征，11.安神+克拉克奖得主的RDD论文, 断点回归设计，12.伊斯兰政府到底对妇女友不友好？RDD经典文献，13.PSM,RDD,Heckman,Panel模型的操作程序，14.RDD经典文献, RDD模型有效性稳健性检验，15.2019年发表在JDE上的有趣文章, 计量方法最新趋势，16.关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100篇精选Articles专辑！17.断点回归设计RDD精辟解释, 保证你一辈子都忘不了，18.“RDD女王”获2020年小诺奖！她的RD数据, 程序, GIS和博士论文可下载！关于她学术研究过程的最全采访！正文这篇发表在AER上的文章设计了一套非常规范的RDD，系统考察了移民合法化对犯罪率的影响以及对应的作用机制。叩开天堂之门：移民合法化对犯罪的影响，原文PDF附在文后Pinotti, Paolo. 2017. "Clicking on Heaven's Door: The Effect of Immigrant Legalization on Cr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1): 138-68.关于这篇文章的程序和code都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share.weiyun.com/Q9Uf8Z74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无法正式工作或开展新的经济活动。他们只能进行非正规工作，合法活动的收入也较低，这意味着非法活动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他们参与非法活动的倾向也更高。但是普通移民（regular immigrant）和非正规移民（irregular immigrants）只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并不能代表合法地位对犯罪率的因果效应。在因果识别过程中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风险厌恶程度较低或有较高违法倾向的人本身就更可能非法居留以及犯罪。因此，本文使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fuzzy RDD）的方法研究了移民合法化对意大利移民犯罪率的影响。在临界点的选择上，采用了结构性断点（Structural Break）的方法，即临界点是未知的，这样可以更好保证准实验的随机性。作者发现，合法化使合法移民的犯罪率在1.1%的基准线上平均降低了0.6个百分点。在结果的稳健性方面，作者进行了密度检验（density test）和平衡性检验(balanced tests)，均通过了检验，即没有拒绝居住许可的分配在临界点前后是随机的这一假设。同时，结果在参数估计和非参估计中几乎没有变化。作者还将配置变量（running variable，也叫assignment variable）的阶数在0至6之间变化；改变带宽从截止时间的1分钟至30分钟；加入了申请者的固定效应；改变临界点的时间以进行安慰剂检验，从多方面论证了结果的稳健性。最后，作者探讨了本文可能面临的识别挑战并在结论部分提出了三点警告。I.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意大利的移民政策是由需求驱动的。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中央政府设立下一年可提供不同类别工人的居留许可配额。在规定的click days，意大利的雇主，不论是当地的还是合法的外国居民，都可以代表移民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的移民可以继续为该雇主工作，也可以寻找其他的工作，开始新的生意，等等。如果他们始终没有被雇佣，他们需在六个月内找到工作，否则只能离开意大利。A. The Quota System移民有两种类型：个人或家庭雇佣的护理人员获得A型许可证；企业雇员获得B型许可证，进一步可分为建筑工人——B1型和非建筑工人——B2型。另外，意大利为14个特权国家保留了特定的配额，没有按许可类型进行区分，这些国家加入了双边协议以控制非正规移民。Table 1展示了不同类型移民的配额、申请量以及配额占申请量的比例。我们也可以从该表中看到特权国家都有哪些。从表中不难发现，移民的配额是供不应求的。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配额制度将申请人分为1,751个不同的组：特权国家的1,442组移民（103个省×14个民族）和其他国家的309组移民（103个省×3种许可证：A，B1和B2）。每个组中的所有申请人都在同一配额内竞争许可证。为确保简洁并强调准随机变异的主要来源是本文识别策略的核心，本文随后将这些组称为“lotteries”。B. Type-A and Type-B Applicants原则上，家庭和个人都应使用A型许可证来为家庭佣工担保。但是，非正规移民通过家人或朋友很容易拿到家庭佣工的合同。或者，他们可能支付给个人或组织几千欧元，假装是家庭佣工，从而成为合法移民。而为家庭佣工担保的条件也很简单，只需在click days前的最后一个月宣布收入超过800欧元即可。为了证实这一问题，作者将click days 文件中A型移民的发生率和特征与ISMU调查中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的移民进行对比。（ISMU是非政府组织Iniziative e Studi sulla Multietnicità 自2001年起每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移民，每年约9000人。）从Table 2 中可以发现，的确存在这样的异常。Figure 1则提供了按国籍划分的更详细的比较。C. The Application Procere2007年之前，申请程序都是纸质且滚动处理的，但是这样做，数据需要工作人员手动输入，效率很低，因此从2007年开始全部数字化，雇主在每年特定的click days 通过网络提交申请，这些申请按照电子系统收到申请的顺序进行处理，并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如果符合申请条件，则申请成功，允许申请人进入意大利的入境签证将发送到其原籍国的意大利领事馆。移民则需要返回原籍国再重新进入意大利，假装之前从来没有来过意大利。当申请达到配额时，便不再接收申请。这种机制使配额即将用尽的前后，获得居住许可的可能性形成断点。Figure 2 的panel A和panel B 分别展示了米兰的A型和贝加莫的B型许可每分钟申请的数量以及获得许可可能性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发现，B型申请者被拒绝的比率要大于A型, 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欺诈性申请的发生率较高，或地方移民当局审查更严格，又或者两者均有。II. Empirical Strategy and DataA. The RD Design式子（1）中的L是处理变量，当申请者在2007年的click days获得合法地位时，L=1，否则等于0。当申请者下一年在意大利犯罪时，C=1,否则C=0。等式右侧第一项为合法地位对click days之后申请者犯罪率的平均处理效应。则代表了选择性偏误，总结了其他可能与申请时间，即与获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有关的决定性因素的影响。X代表了申请时间，X=0时为临界点，Z≡ 1{X ≤ 0} 为处理分配虚拟变量（treatment assignment mmy），当申请者在临界点之前申请时，Z为1。那么，确定了Z对临界点附近的犯罪影响的简化形式。由于临界点的时间由所有申请的时间决定，且只会在clickdays之后公布，Z在X=0的任意窄带宽内可以视作是随机分配的。作者通过临界点处理概率的第一阶段差异来重新调整简化形式的效果：式子（2）的比值为合法地位对临界点附近顺从者犯罪率的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ATE)。需要注意的是，在终止之前（之后）收到的申请被拒绝（接受）可能取决于申请人特征，而申请人特征也与犯罪倾向相关。作者将Z作为L 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式子（2）进行估计，以参数方式控制X的多项式，或以非参数方式将样本限制在临界值的窄带宽内。B. Data数据方面，包括移民数据和犯罪数据。其中移民数据包括申请者的原籍国、年龄、性别、申请的许可类型、所在的省份、申请时间以及申请的结果。本文将时间窗口限制在临界点前后一小时，并将申请者限定为男性，最终保留了110,337个申请者样本。申请的数据在个人层面与警方报告的所有罪犯的犯罪记录相匹配，这些犯罪记录是在2007年实施（至少一次）严重犯罪，包括抢劫，盗窃，贩毒，走私，勒索，绑架，谋杀和强奸。具体指标包括犯罪类型，犯罪发生的月份以及犯罪者是否被公然逮捕。值得一提的是，违反移民法并不构成严重犯罪。另外，本文的配置变量为每个申请相对于其lottery的临界点的延迟时间。需要指出，本文的RD设计与我们通常看到的RD 不同的是：处理分配不取决一个预定的阈值规则，断点是未知的，取决于同一lottery提交的所有申请实现的时间和结果。基于以上设定，作者进行了Andrews(1993)的检验，检验对于每一个lottery，结构性断点的存在。该检验确定了"最有可能的断点"，并且允许我们检验结构性断点的显著性。Figure2 中的竖线展示了米兰和贝加莫所估计的结构性断点。对于绝大多数lotteries（包含98%的申请者），该检验都拒绝了不存在结构性断点的原假设，所估计的断点的中位数为8：39：06 AM,且大部分配额都在上午9点前被用尽。III. ResultsA. Baseline EstimatesFigure 3 展示了在click days前后申请者人均犯罪数量的变化。Click days 开始的前一年（2007年）没有显著的断点，临界值前后的犯罪率约为1.1%。Click days实施后（2008年），出现了在10%水平上显著的效应，为-0.3个百分点,即在临界点左侧申请者犯罪率降低。2SLS 所估计的效应为犯罪率减少0.6个百分点。(详见Table 3)式子（3）为顺从者的平均特征。g(K)为个体特征K的分布，式子右侧可以通过将Z作为L的工具变量，再用2SLS估计g(K)L。如果具体的分析不同类型的申请者，便会发现，犯罪率的降低完全由A型申请者驱动，在click days 之前，这些申请者的犯罪率为1.8%，但是在合法化之后，降低了-1.3个百分点（从Figure 3 和Table 3的column 2中可见）。而B型申请者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接着，作者从平均特征的差异以及配置变量的密度检验两方面说明了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具体的结果见Figure 4 &Figure 5:Table 4 显示了 2SLS 内核局部线性回归的结果。在选择带宽方面，作者分别采用了Imbens and Kalyanaraman (2012) (简称IK2012)，以及 Calonico, Cattaneo, and Titiunik (2014)（简称CCT2014）的标准。由于更高阶多项式和更小的带宽会以较大的渐近方差为代价而减少偏差，因此Figure 6 展示了这两种形式的敏感性检验。Figure6展示了不同规格的参数回归和非参回归所估计的合法地位的2SLS系数以及置信区间。可以发现，当采用不同规格的参数和非参数方法时，估计值是非常相似的。图7将此估计值与1,000个安慰剂的分布进行了比较。通过在lotteries中随机排列临界点，计算“假的”配置变量X作为每次申请的时间与安慰剂分界点之间的差，并估计X =0.32处犯罪概率的不连续性，可以获得每个安慰剂估计值。Figure7中的p值可以解释为在合法地位没有影响的原假设下，估计偏差足以说明估计系数的大小。B. Threats to the Indentification这一部分分析了本文存在的两个识别挑战：1.我们不能确定申请者每一时刻都在意大利Presence in Italy before Click Days.作者在之前的论述中都认为大部分的申请者一直在意大利。但是也存在部分申请者遵守移民规则，在申请时不在意大利的可能。因此，这些移民在click days前几天在意大利是不会犯罪的，因此相对于非正规移民而言，合法移民的犯罪率相对而言是较高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Collecting the Entry Visa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成功的申请者必须从意大利驻原籍国大使馆领取签证，然后再进入意大利。虽然绝大多数申请人在click days时已经在意大利，但他们必须遵守这一程序，以便最终获得居留许可。因此，在click days后的几周内，成功的申请者必须前往原籍国，在意大利的时间便很少了。原则上，这一事实可以部分解释合法移民在click days后一年内犯罪率的下降。然而实际上，如果犯罪倾向在一年内没有显著差异，合法的申请者需要在意大利境外停留半年以上，才能将犯罪率下降0.6个百分点（基线为1.1%）。具体结果在Table 5中体现。Table 5 的列（2）和（3）展示了离意大利距离不同的原籍国对效应的影响。另外，如果效应是由在意大利以外度过的时间驱动的，由于距离较远的申请者回国的成本较高，他们可能会在原籍国度过更长的时间。因此，作者进一步比较了click days 之后不同时期合法地位对犯罪的效应，发现即使把时段缩短至最后一个季度，系数依然显著。从Figure 8中也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效应随时间的变化。总体而言，Table 5中关于申请人不同子样本和一年中不同时期的证据似乎排除了效应是由在意大利境外花费的时间驱动的可能性。2.测量偏误首先，由于一些罪行并没有被报告出来，被指控的罪行经常会低估所犯罪行。第二，警方记录的罪犯需要与申请人的姓名、国籍和出生年份的数据相匹配，因此在匹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系统性偏误。令代表被警方报告出来的犯罪的移民，其中，Table 5 的最后一列展示了针对公然被捕的罪犯的结果。另外，作者认为，对于合法移民而言，犯罪被报告的概率要高于非法移民，所以数据可能高估了合法移民相对于非正规移民的犯罪率。因此本文估计的系数可以视为真实效应的下界。C. Channels首先，合法地位在2007年至2008年间降低了移民的犯罪率。其次，平均系数掩盖了申请者之间的极端异质性。特别是，对A型申请者的影响很大，而对B型申请者的犯罪率没有影响。A型申请者可能包括大量在犯罪和进入劳动力市场之间徘徊的人。为了进一步调查劳动力市场机会的重要性，本文还探讨了犯罪和担保人类型的异质性。具体结果如Table 6所示。对于A 型申请者而言，合法地位会对经济型犯罪产生显著影响；而担保人方面，更多的是由外国担保人驱动的，这与前文所说的虚假的家庭佣工也是相符的。IV. Conclusions在结论部分，作者主要提出了三点警告：1.本文以意大利为背景而获得的结果不能立即推广到体制背景迥异的国家；2.作者基于以前关于这些层面合法地位影响的证据，强调了改善就业机会和工资作为新合法化移民犯罪行为变化的可能驱动因素的作用；3.每一个合法化事件都可能导致对未来进一步大赦的期望，从而可能导致随后几年更高的移民压力。这是该篇文章的程序和code，可以直接下载使用，下载链接如下：https://share.weiyun.com/Q9Uf8Z74有些学术神器，推荐给各位：①找合适的英文期刊发表的神器! 亲测太好用了！②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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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德西韦在中国的临床试验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备受关注。4月29日晚，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在线发表论文《瑞德西韦用于成人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多中心试验》。4月29日，主导这项研究的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就整个实验过程及结果做了详细解读，他表示，王辰院士全程指导参与了这项试验设计与进行，试验设计非常完善、在研究过程中执行了最严格的标准、实验结果可信度也是最高的。今天，主导这项研究的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师王业明在中国呼吸学科垂直新媒体平台《呼吸界》上发表署名文章，七问七答详细解读了瑞德西韦临床试验过程及结果。文中透露，“因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截至3月12日后再未筛选到合格的受试者。3月29日在数据安全和监察委员会（DSMB）建议下，研究者根据试验方案设计的「试验终止标准」停止了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瑞德西韦未达到研究方案设计的预期疗效。”同时也表示，该试验的结果不意味瑞德西韦失去了研究价值，且“在早期治疗和联合其他抗病毒药物治疗中仍可能有其潜在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该署名文章称，2020年1月初，中国快速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的病原，为疫情防控指明了方向。基于当时已有的临床数据，研究者发现该病毒的致病能力较强。患者的临床救治、降低危重症率和挽救患者生命，是最为迫切的任务。由于当时尚无针对新冠肺炎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课题组通过系统检索文献发现吉利德公司开发的瑞德西韦（一种小分子核苷酸类似物）在SARS-CoV-1、MERS-CoV和人感染冠状病毒的体外实验均表现出较强的抗病毒活性，动物实验亦证实瑞德西韦可以明显减轻感染小鼠肺损伤和肺部前述病毒滴度。当时，该药物已完成I期临床试验，并具有埃博拉治疗的II/III期临床试验数据，安全性良好。后来，国内外陆续开展的动物实验亦证实瑞德西韦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抗病毒作用。鉴于我国当时疫情较为严重，寻找有效的治疗手段是极为迫切的需求。经过严格的方案设计和充分的论证，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课题组启动瑞德西韦新冠肺炎适应症的药物临床试验。课题组由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研究小组，联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研究团队组成。研究题目是一项评价瑞德西韦联合标准疗法治疗成人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III 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研究。研究计划入组453例，实际入组237例，纳入分析236例（其中1例入组后撤回知情同意书），其中瑞德西韦组158例，安慰剂对照组78例。后因疫情快速控制，无符合入组标准新病例纳入，依据临床试验方案试验终止标准和独立数据和安全监察委员会（DSMB）建议，3月29日研究者终止了本项临床试验，与研究团队一起进行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并组织国内知名临床、药学和统计专家对分析结果进行论证。结论如下：按照研究设计的给药方式，与安慰剂相比，瑞德西韦对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主要疗效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也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性良好。此外，另一项关于瑞德西韦在轻—中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试验，待商讨后决定下一步计划。课题组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第一位，秉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评价具有潜在治疗价值的新药，严格按照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的要求对新药瑞德西韦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了验证。文中就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做出回应：问题1：瑞德西韦治疗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临床试验的概况如何？答：1月31日临床试验方案通过伦理审查。自2月6日开始，在湖北省武汉市共计10家医院启动瑞德西韦针对重症患者的临床试验。这是针对瑞德西韦的全球第一项按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设计进行并完成分析的临床试验。研究后期，因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截至3月12日后再未筛选到合格的受试者。3月29日在数据安全和监察委员会（DSMB）建议下，研究者根据试验方案设计的「试验终止标准」停止了临床试验。最终，该项试验共入组237例受试者。3月31日揭盲，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统计分析、试验总结。问题2：该临床试验主要的结果是什么？答：按照研究设计的给药方式，与安慰剂组相比，瑞德西韦组在临床改善时间方面平均缩短2天；有创机械通气时间平均缩短4天，但以上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的28天死亡率、氧疗时间、住院时间、核酸载量和病毒转阴率也无统计学差异。总体来说，研究结果显示，瑞德西韦未达到研究方案设计的预期疗效，同时因为本临床试验没有完成方案预设的样本量，无法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阳性结论。在安全性方面，瑞德西韦组患者用药过程中出现的不良事件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没有明显差异，表明该药物安全性良好。需要澄清的是，论文客观披露了重症患者中有更多的不良事件，也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可能主要与疾病进程本身相关，并不一定与试验药物有关。另外，不良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只有与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才能称为药物的不良反应。问题3：如何看待该试验结果？答：1.虽然本试验的结果无统计学意义，但不意味瑞德西韦失去了研究价值，只能说明该药物在我们设定的条件下在目标人群中未达到研究方案设计的临床效果。一个新药有效性的确定需要在不同阶段开展多个临床试验，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团队在相似或相同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并得到相似或相同的结果，才能确认瑞德西韦是有效还是无效。我们的研究结果对后续或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目前，其他国家也正在开展多项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此外，阴性结果并不等于研究失败，研究者的主要责任就是客观评价一个药物。2.本试验的阴性结果可能有多个原因：一个是研究未达到预设的样本量，导致统计把握度不足。目前，中国疫情已经得到良好控制，当前没有符合条件的患者入组，无论是重症患者临床试验还是轻度和中度患者的临床试验，都因此不得不终止。另一个原因是，本项研究除瑞德西韦和安慰剂外，所有受试者均接受了标准治疗。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国临床医生对该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疾病诊疗方案不断完善，救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也可能掩盖了瑞德西韦发挥的作用。3.瑞德西韦最佳的起效时间尚未明确。首先，抗病毒药物需要越早使用越好，近来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动物模型也证实早期使用瑞德西韦具有一定的获益。因此，瑞德西韦在病程更早期应用时的临床疗效还有待探索。其次，出于安全性考虑，该临床试验采取了相对保守的试验药物剂量（第一天200mg静脉点滴，第2-10天每天100mg静脉点滴），而患者罹患重症新冠肺炎的情况下，对瑞德西韦的药代动力学可能发生变化，并导致药物浓度不达标。是否可以尝试更大剂量的治疗（例如200mg/天），这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最后，多种安全性良好的抗病毒药物联合应用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总而言之，本试验结果虽未显示瑞德西韦在新冠肺炎治疗中预期的疗效，但在早期治疗和联合其他抗病毒药物治疗中仍可能有其潜在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在抗击新冠肺炎的严峻形势中，我国秉持严谨负责的态度，克服种种困难，高质高效地完成了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为新冠肺炎的临床诊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宝贵经验。这也是中国对全球新冠肺炎防疫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问题4：该临床试验的试验设计有哪些特点？答：这是全球第一项严格遵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研究设计科学，试验过程规范，方案依从性高，质量监查严格。研究针对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对病例入组时的发病时间有严格要求（第一次用药在起病之后12天内）。疗效评价的主要指标是患者临床改善时间，次要指标包括28天病死率、随机后的第7、14、21和28天6等级分布、住院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等。另外，针对抗病毒药物还着重观察了两组病毒载量的变化，首次报道了下呼吸道病毒滴度变化。这些终点评价指标的选择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了瑞德西韦的作用。问题5：该临床试验如何确保受试者的权益？答：首先，该临床试验项目在启动前获得了中日友好医院等各参与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委员会按《赫尔辛基宣言》和GCP要求保障受试者的权益。其次，受试者充分知情同意，试验过程中参加本试验的受试者随时有退出试验的权利。第三，该项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按2:1随机分配到瑞德西韦组和安慰剂组，为的是让更多患者用到瑞德西韦这一潜在可能有效药物。第四，除临床试验用药外，两组受试者均由临床医生根据最新版诊疗方案依据受试者病情选择充分、有效的标准治疗措施，也包括可及的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干扰素等），抗菌药物，呼吸支持治疗等。研究者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始终将受试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保护受试者的权益。第五，临床试验开始后，研究者组建了由多学科中外专家组成的5人独立数据安全和监察委员会，定期对累计收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进行独立评判，确保试验受试者的安全及临床试验的完整性。问题6：是不是因为临床试验设计过于严苛，导致患者招募困难？答：首先，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快速控制一直以来都是导致治疗性研究终止的最重要原因，不论是MERS，Ebola，还是Lassa fever。我们开展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研究方案中就规定了若疫情得到控制可以终止本试验。其次，在设计之初，就严格考虑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12天是经过对患者病情规律了解后确定的。我们最早第一篇发表在《柳叶刀》新冠肺炎的论文以及后续的研究均显示患者从发病到加重为重症或危重症大概在10-12天左右，因此设置12天是合理的，是希望让患者及早使用抗病毒药物。第三，3月12日后本试验无法招募到合适受试者，曾有建议我们放开发病时间的限制。本着坚持科学性优先，兼具可行性的原则，研究者对当时参加研究医疗机构的患者进行了排查分析。发现当时较多患者已经处于恢复期，即使放开时间限制，也难以扩大入组，还将对药物临床试验的结果评价造成困难。针对排除其他抗病毒药物的患者，在这里想澄清一下，我们只是排除参加其它药物临床试验的患者，并不排除接受标准治疗但未参加其他临床试验项目的受试者。也就是说，我们坚持的原则是同一个患者不能同时参加两个临床试验，这是基于GCP和伦理学考虑。问题7：对今后的临床试验有什么启示？答：1.在疫情的应急情况下，社会各界和研究者对寻找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意愿十分迫切，而且探索有效治疗措施的时间窗极为狭窄，面对新发突发呼吸道传染病，快速确定有效治疗药物十分困难。开展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充满挑战，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却是评价潜在价值药物的金标准。2.瑞德西韦作为可能有效的抗病毒新药，获得了全球各界的期望。为有效避免来自研究者和受试者因对瑞德西韦期望所产生的各种偏倚，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控制临床试验期间其它治疗措施的影响，本项临床试验采用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设计，保障了试验结果科学性和可靠性。3.设置发病到抗病毒用药时间作为入选标准是很有必要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最佳抗病毒时间尚不明确，根据我们长期以来在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积累的经验，抗病毒药物需要越早用越好。如果研究的目标人群是轻中症患者，需要限定更早的发病时间。4.通过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我们发现基于疾病严重程度等级定义的临床改善或临床恶化是比较可靠的研究终点，因为该终点能够评价患者是否能真正从该药物中达到临床获益。除体现临床意义外，该终点评价相对客观，研究者的主观评价影响较小，可有效减少研究者的测量偏倚。(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研究表明，STEM教学持续时间越久，创造力培养效果越明显。来源|《开放教育研究》2019年6月 第25卷第3期作者 | 周榕 李世瑾编辑 | 申晴摘要培养创造力被认为是STEM教学的主要目标。然而，STEM教学真地能提高学生创造力吗？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大量实验与准实验研究，研究结论尚未统一。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以“STEM教学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为主题，对2008-2018年国内外42项实验研究文献进行量化统计。研究发现：1）纳入研究的合并效应值为0.36，这说明STEM教学对提高学生创造力具有中等偏小的正向影响，且在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能力、创新人格与心理等层面不存在显著差异；2）从学段看，STEM教学对高中生创造力影响最大；3）从学科看，在创新科技类学科（信息技术、STEM课程、机器人、3D打印等）中实施STEM教学，对创造力的促进效果较明显；4）从教学周期看，实验周期愈长，STEM教学对创造力的影响效果愈明显；5）从教学主题看，科学探究和原型创造类教学主题对创造力的影响较明显；6）从教学方式看，探究式、问题式、设计式和项目式教学对创造力有中等偏小的正向影响，且四类教学方式无显著差异；7）从教学场域看，实验室和生活场景类教学场域对创造力影响较明显。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建议降低STEM学习的认知负荷，优化STEM教学主题设计，实现STEM教学的学段贯通以及构建STEM教学的创新场域。关键词：STEM教学；创造力；元分析；调节效应一、问题提出STEM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Parker et al.，2015；余胜泉等，2015）。能否形成创造性文化和创新性成果，被认为是判断STEM教育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赵慧臣等，2017）。然而，STEM教学是多学科融合、面向复杂学习的过程，其对创造能力的影响须借助严谨的实验加以验证，而非简单体验或主观判断（Judson，2014）。因此，国内外学者积极开展实验研究，探讨STEM教学与创造力的关系，并得出三种迥然不同的结论。第一种观点认为，STEM教学对学生的创造力确实有提升作用。例如，韩国庆尚大学孔梁云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STEM教学能显著提高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其中科学探究、工程设计能力提升最明显（Kong＆Huo，2014）。雷诺兹等通过STEM教学发现，实验组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心理显著高于对照组（Reynolds et al.，2008）。吴永和等（2018）通过实验研究发现，STEM教学实践活动能显著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跨学科创新实践能力。孙江山等（2016）利用心理旋转测试和威廉斯创造力量表，发现STEM活动能显著提高初中生的创新思维和空间能力。第二种研究结论证实STEM教学能提升部分学习能力，但对创造力无直接影响。例如，耶伊尔德勒姆等研究发现，STEM教学对小学生的创造力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动手实践能力有正向作用（Yildirim＆ Sidekli，2018）。张屹（2017）、赵月（2018）等研究表明，STEM实践对小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问题解决能力、小组协作与交流能力等有显著作用，但对创造力无正向影响。第三种结论全面否定了STEM教学对创造力的影响。例如，卡维耶蒂等（Cervetti et al.，2012）以937名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以阅读理解、科学写作为主题的STEM教学结果显示，小学生的创造力没有显著变化。汤斯（Townes，2016）的研究同样表明，STEM教学并未显著提升初中生的学习态度、创造力水平。元分析是对同一主题的多项实验结论进行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它通过计算平均效应值（ Effect Size，简称ES），探寻结论不一致的单项研究之间的共性，从而获得普适的研究结论（Lipsey & Wilson，2000）本研究对国内外42项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尝试回答：1）STEM教学真地能提高学生创造力吗？2）STEM教学提升创造力，是否受学段、学科、教学周期、教学主题、教学方式及教学场域等的影响？二、研究方法与过程元分析方法遵循严格的程序，组织、抽取、整合、分析同类研究，并以平均效应值客观评价现有研究结论。本研究严格按照哈里斯库伯等的元分析步骤开展文献分析（Cooper et al.，2009）。（一）研究方法本研究提取42项研究的样本量、均值、标准差等参数，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标准化均差值为效应值（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简称SMD），并以此效应值表征STEM教学对学生创造力影响的整体效果，其函数关系为:n1和n2分别表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量，X1和X2分别表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均值，s1和s2分别表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标准差。（二）研究过程1.文献检索文献检索分两轮进行。第一轮是在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VPCS）以及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ERIC等数据库中进行大范围检索。其中，STEM教学搜索关键词包括“STEM Teaching”“STEAM Teaching”“STEM Learning”“STAEM Learning”，创造力关键词包括“Creativity”“Creative Achievement”“Creative Ability”。第二轮采取引文回溯法，即利用参考文献追溯查找“引文”。本研究在剔除重复文献后，共获得7938篇文献；初步筛选样本题目、摘要后得到586篇文献；对文献全文初读得到263篇文献。2.遴选标准文献遴选标准如下：1）研究主题为STEM教学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2）研究方法为随机对照实验或准实验研究；3）实验对象为在校学生，不包括社会人士或成人学习者；4）研究数据应包含平均值、标准差、样本量、t值、P值等，以便计算出实验效应值。本研究最终获得42篇有效文献样本（国外文献25篇，国内文献17篇），符合元分析统计“样本量不少于30”的分析标准（宋伟等，2013）。此外，实验总样本为6680，效应值为80（部分研究包括多个效应值）。3.特征值编码不同研究通常包括多个特征值。为便于分析，本研究将文献作者、出版年份、实验人数（实验组与对照组人数）、学习者学段、教学学科、教学周期、教学主题、教学方式及教学场域作为编码对象。两位研究员对42个样本进行独立编码，Cohen Kappa一致性系数为0.92，满足0.7的统计学要求，说明特征值编码结果有效（ Yildirim＆Simsek，2011）。学段编码包括小学(1～6年级)、初中(7～9年级)、高中(10～12年级)、大学及以上（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学科编码为数学、机器人、科学、STEM、地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和3D打印。教学周期编码为0～3个月、3～6个月和6个月以上。参照不同的实践目标（傅骞等，2016），教学主题编码为结果验证、科学探究、工程制作和原型创造。教学方式编码包括探究式、问题式、设计式及项目式。教学场域编码包括普通课堂、实验室与生活场景。本研究参照“脑—手—心创造力模型”（Kozbelt et al.，2010），将创造力类别编码为A类：创新思维（逻辑思维、批判思维、跨学科思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新想象、空间能力）；B类：创新实践能力（科学探究、实践操作、工程设计、技术应用能力）；C类：创新人格与心理（认知能力、团队合作、主动参与、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实验结果编码为提高、部分提高、未提高（见表一）。4.数据分析框架与工具本研究将STEM教学设定为自变量，创造力（创新思维、创新实践、创新人格）为因变量，学段、学科、教学周期、教学主题、教学方式和教学场域为调节变量，以 Review Manager 5.3（Rev Man）为数据分析工具，利用漏斗图、森林图、效应值、异质性检验等分析结果表征研究效应。三、研究结果（一）发表偏倚检验罗斯坦等强调，元分析样本出现发表偏倚时，会导致效应值远大于实验真实值，直接影响元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Rothstein et al.，2006）。本研究采用漏斗图对42项样本进行发表偏倚检测。样本源均分布于漏斗图的上部有效区域，两侧数据对称且向中线靠拢，说明纳入的42项元分析样本科学有效，出现发表偏倚的可能性极小（见图1）。（二）异质性检验异质性检验是防止因存在异质性而无法合并效应值。研究采取统计量方法判断样本的异质性程度。通常，≥75％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0≤≤75％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消除异质性，以防研究结果出现偏差（Borenstein et al.，2009）。42项元分析样本的异质性结果（见表二），故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消除样本的异质性，以保证分析结果的科学性。（三）STEM教学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分析 STEM教学对学生创造力影响的整体效应，然后从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能力以及创新人格与心理三方面探究STEM教学对不同类别创造力的影响效果。1.STEM教学对创造力的影响STEM教学对创造力影响的整体效应森林图见图2。结果显示，42项实验研究的合并效应值SMD为0.36，其95％CI为0.24～0.48，Z=5.93（P<0.05），达到显著水平。根据科恩效应值统计理论，0.2、0.5、0.8、1分别表示影响效果的较小、中度、中上、较强水平（Cohen，1992）。STEM教学对创造力影响的合并效应值处于0.2至0.5之间，说明整体而言，STEM教学能够在中等偏小程度提高学生的创造力。2.STEM教学对不同类别创造力的影响STEM教学对不同类别创造力的影响见表三。所有类别创造力的效应值均大于0，说明STEM教学对不同类别的创造力有正向影响。A类创新思维SMD＝0.42，B类创新实践能力SMD＝0.44，C类创新人格与心理SMD＝0.33。三者的效应值均小于0.5，说明STEM教学对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能力以及创新人格与心理的提升作用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从组间效应看，这说明STEM教学对不同类别创造力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四）调节变量效果检验本研究通过分析学习者学段、教学学科、教学周期、教学主题、教学方式及教学场域等六类调节变量的影响差异，探究STEM教学中影响创造力生成的关键要素。1.学段的调节效应STEM教学在不同学段对创造力的调节作用明显不同，其组间效应，P＝0.047＜0.05（见表四）。效应值排序为高中（SMD=0.52）＞初中（SMD＝0.44）＞大学及以上（SMD＝0.38）＞小学（SMD＝0.20），说明STEM教学在高中阶段的影响最明显，达到中等程度。STEM教学对初中、大学及以上、小学的学习者创造力的影响较低，均处于中等偏下程度。国内普遍认为，高中阶段学业压力大，无法长期和有效开展STEM教学。但STEM理念真正渗透到日常教学，将对提升高中阶段的学习绩效产生关键作用。2.学科的调节效应不同学科对创造力发展的影响差异显著，其组间效应，P＝0.004＜0.05（见表五）。效应值排序为：信息技术（SMD＝0.81）＞STEM课程（SMD＝0.48）＞机器人（SMD＝0.44）＞3D打印（SMD＝0.36）＞化学（SMD＝0.34）＞数学（SMD＝0.32）＞科学（SMD＝0.25）＞生物（SMD＝0.19）＞地理（SMD＝0.08），说明在创新科技类学科（如信息技术、STEM课程、机器人、3D打印等）中实施STEM教学，对创造力的促进效果最明显，而在生物、地理等传统学科的应用效果较弱。3.教学周期的调节效应不同教学周期对创造力的调节作用差异显著，组间效应，P＝0.032＜0.05（见表六）。效应值排序显示，实验周期愈长，STEM教学对创造力的影响效果愈明显。持续6个月以上的教学，对创造力的提升作用达到中等程度（SMD＝0.48）；3-6个月的教学效果稍差（SMD＝0.44）；低于3个月的教学，创造力培养绩效仅达到较低水平（SMD＝0.27）。这与罗宾逊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学生创造力的受影响程度与教学周期正相关（Robinson et al.，2014）。4.教学主题的调节效应四类主题的STEM教学对创造力都有正向影响，其效应值处于0.4～0.6之间（见表七）。组间效应，P＝0.018＜0.05。其中，科学探究类（SMD＝0.53）、原型创造类（SMD＝0.51）教学主题对创造力培养有中等偏上效果，工程制造类（SMD＝0.48）、结果验证类（SMD＝0.42）等主题的培养效果为中等偏下程度。从验证型STEM到探究型STEM，研究成分越来越多，STEM学习就是实现从验证到创新的突破，增强学习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吕延会，2017）。5.教学方式的调节效应问题式、探究式、设计式和项目式等教学方式对创造力培养有正向影响，效应值处于0.3-0.5之间（见表八）。不同教学方式的组间效应10.46，P＝0.072＞0.05，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教学方式并非是影响创造力生成的决定因素，不存在绝对意义的“最佳方法”或“黄金模式”，探寻与教学目标和内容相适应的恰当方式，才是STEM教学设计的核心任务。6.教学场域的调节效果三种场域对创造力的影响效果差异明显，其组间效应 P＝0.009＜0.05。其中，STEM实验室、STEM学习中心等场所的教学效果最佳（SMD＝0.37），在各类生活场景（家庭环境、社会场所、校外场馆等）开展教学的效果稍弱（SMD=0.33），普通课堂实施教学的效果最差（SMD＝0.24）。这符合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基本假设：作为连接社会和个人的中介，教学场域的活动资源和技术支持越丰富和越有针对性，有效学习行为越可能发生。四、结论与讨论元分析结果表明，STEM教学能整体提高学生的创造力，但对创新思维、创新实践能力及创新人格与心理不存在显著影响。学段、学科、教学周期、教学主题及教学场域等变量均对创造力培养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和明显调节作用，但不同教学方式带来的差异不显著。（一）STEM教学对创造力的积极正向影响元分析结果表明，STEM教学能激发创新思维及创造行为。其作用机制可理解为：STEM整合相互分离、割裂的学科知识，使学生按照关联、动态、系统的方式理解世界，在发散思维—聚合思维的迭代循环中发展创新思维（Park＆Yoo，2013）。同时，STEM教学通过面向真实情境的复杂问题，引导学生经历完整的科学求证过程（Tati et al.，2017），从中获得创新实践的直观体验、非良构知识、科学理性及自我管理策略。此外，STEM教学能通过协作活动，支持不同认知水平、思维特征和知识背景的学生进行自我表达，在互通情感和相互激励中建立自我认知，塑造创新人格与心理。然而，STEM教学对不同类别创造力的最大效应值为0.44，仍属中等偏小程度。这说明STEM教学的实际成效并不尽如人意。研究表明，STEM教学对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 Yildirim＆Sevi，2016）。STEM学习中，无论是知识综合应用、复杂问题的创造性解决还是科学探究活动的完成，都依赖于动作图示、符号图示或运算图示的正确运用。当学生认知图式不健全或者图示构建存在困难时，会产生认知负荷。过高认知负荷使创新成为“精神的负担”，而非“快乐的源泉”（Yildirim et al.，2018）。这提醒我们，应理性认识STEM学习中的认知障碍，并通过控制认知负荷提升STEM教学绩效。（二）不同变量对创造力培养的调节效应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STEM教学对创造力的影响存在边界条件，体现在学段、学科、教学周期、教学主题、教学场域及教学方式等方面。学段方面，STEM教学对高中生创造力提升最显著，根源在于心智模型（简洁思维、发散思维、逻辑思维和逆向思维）成熟度对创造力生成的影响。高中阶段的学生学科知识储备基本完成，问题解决所需的智慧技能与学习管理所需的认知策略也已具备。路塞兹等证明，高中阶段是自我认同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高中生跨学科应用STEM知识的实践需求会刺激认同感的保持（Lou et al.，2010）。可以说，高中生的知识水平与心智水平均处于创造力发生的最佳阶段，因而能在STEM学习中获得高绩效。学科方面，创新科技类课程最容易实现创造力培养。可能的原因是，创新科技类学科基于信息技术展开，新技术本身对创新意愿刺激较强。加之此类学科内容多以设计、制作等创造性应用为主，更贴近STEM教学要求。教师开展教学设计时，亦容易将跨学科的概念融入产品制作或原型设计。而且，创新科技类活动是创造性、开放式的问题解决过程，能为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综合应用STEM相关学科知识的机会，促进学生高阶认知和创新机制的发生（Cotabish et al.， 2013）。教学周期方面，STEM教学持续时间越久，创造力培养效果越明显。这与雷诺兹等关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教学周期正向相关的研究结论一致（Reynolds et al.，2008）。STEM教学持续周期越长，学生完成复杂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经验越丰富，能够建立充分的自信以应对创新活动的困难与阻碍。罗宾逊等指出，教学周期越长，学生对STEM元认知及角色期待越明显，越倾向于参与自主探究活动，并在合作交流中形成乐观自信的态度（Robinson et al.，2014）。教学主题方面，科学探究与原型创造类主题较工程制造与结果验证类主题，更易激发创造力。对比可知，前两类主题面向学习者“未知”的对象，强调逻辑推断、探索求真或者艺术想象与创意实现，需要逻辑的左脑思维与发散的右脑思维交替互补才能完成。后两类主题面向“已知”的现象或“可见”的产品，强调知识的综合理解与工程实践，更多依赖左脑思维。因此，将开放式探究有效融入探索实践，引发全脑思维，是STEM教学主题设计的关键（王佑镁，2019）。教学方式方面，采用问题式、探究式、设计式或项目式教学不会对创造力培养带来明显影响。科学哲学理论认为，创新思维发生的起点和基础是科学问题（付冰垚，2014）。这类问题需包含足够的科学知识、方法论和经验性材料。同时，它还必须能从多角度分析，且有助于更好地实践。无论这种科学问题最终表现为挑战性问题、设计型任务、探究式任务还是综合性研究项目，只要具备上述特征，就满足激发创新思维的条件。教学场域方面，在实验室进行STEM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创造力。事实上，STEM教学场域可理解为由参与创新活动的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实践网络（张国举，2007）。各种外在的因素通过场域的社会关系空间对创新主体产生作用，使其表现出特定的创新属性和行为特征。实验室能有效连接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真实环境与虚拟空间。较之普通课堂，实验室提供的资源和关系网络更系统，更容易协调STEM教学的创新主体、行为和结果间的关系，获得更多创造性成果。五、思考与启示基于元分析结果，STEM教学应关注对认知负荷的控制，并充分利用学段、教学周期、教学主题及教学场域的调节作用提升绩效。（一）降低STEM学习的认知负荷如前所述，降低认知负荷是STEM学习有效发生的必要条件。约翰斯威勒提出的认知负荷效应理论可用于优化STEM教学（Sweller et al.，2011）。例如，用目标自由的题目代替特定目标的传统题目，促进学习迁移的发生；向学习者提供问题解决样例和部分解决方案，帮助学习者建立认知图式；利用口头和多种视觉信息代替单一的书面文字，拓展有效工作记忆的容量；精炼教师的指导内容，减轻外部认知负荷；多采用想象和心理练习替代传统的附加练习，并使用高交互的学习材料；增加任务特征、呈现方式、操作情境的可变性，并在面对高挑战性任务时，积极采用集体学习方式。（二）优化STEM教学主题设计元分析显示，科学探究和原型创造类教学主题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较显著。因此，STEM教学设计应积极寻找跨学科、贴近现实的主题，并尽可能提升主题的可探究性。例如，从传统学科（如科学课、数学课）的拓展内容中寻找主题，通过观察学生的日常行为发现代表性现象或问题，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筛选和梳理等。此外，借助美国国际技术与工程教育协会（ITEEA）开发的I-STEM模式（管光海，2017），教师可以对主题的领域（知、行、思）、类型（内容、特性、影响、情境、过程）、内容（包含共同核心概念和关键内容）进行界定，并最终获得跨学科和探究性的STEM教学主题。（三）实现STEM教学的学段贯通元分析结果表明，STEM教学对中学阶段学生创造力的影响效果较显著，对大学生的影响效果明显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STEM教学尚未形成连续统。所谓连续统，指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空间上紧密关联、性质上相互交融的统合整体（钟志贤，2005）。STEM教学应是包括创新精神、创新潜力、创新知能、创新实践为一体的连续统。这种连续首先体现在创造力培养目标的贯通上。小学阶段的STEM教学应强调创新素养和创新潜力的培养。中学阶段的STEM教学应强调创新知能和创新思维的形成。大学阶段的STEM教学应强调高阶思维、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形成。元分析结果同时表明，随着教学周期的延长，STEM教学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效果持续增加。因此，保持STEM课程内容和教学时间的连续，并关注学段衔接问题有重要意义。美国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两条可行之路：一是设立跨学段的STEM教学试验项目，如面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项目引路（Project Lead The Way）以及面向初中、高中和大学的Ten80学生汽车挑战赛（Ten80 Student Racing Challenge）项目（CTEq，2013）；二是构建跨学段的STEM连贯课程群，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宇航局开发的面向小学至研究生阶段的火星教育项目STEM课程（Mars Ecation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2002），北卡罗来纳州科学和数学学校设立的贯穿初中、高中和大学等学段的精英课程等（ NCSSM，2016）。（四）构建STEM教学的创新场域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教学场域被认为是物理形态场域与意义形态场域的相互交融（马维娜，2003）。STEM教学场域的物理形态表现为适应创新的环境资本（即创新资源条件），精神形态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主体在场域中积淀下来的主观精神结构，如态度、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元分析结果表明，STEM实验室更有利于培养创造力，正是源于其所具有的丰富资源和良好的创新氛围。因此，STEM教学应尽可能将有利于创新的资源链接起来。这方面可效仿北美大学联盟的做法（Kober，2015），以现有电教中心或电教室为基础，整合校园网、多媒体教室、智慧教室、创客空间、学科实验室等校内资源，并联合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行业基地等校外资源，构建融合性的“STEM学习中心；同时，关注STEM教学场域中对惯习的塑造，通过建立“尊重创造”的价值导向、打造积极的创造行为者、提高创造结果的精神回报、形成“科学为本”的思维默契，最终完成创新自觉和科学精神的养成。总之，本研究对国内外42项实证数据进行元分析，对“STEM教学真地提高了创造力吗？”问题作出基本回答。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样本局限于中英文文献，会因语言的局限漏检部分文献；二是调节变量效应值的样本数量较少。未来还需持续关注STEM教学实证研究的新结论，并通过引入更多视角挖掘影响创造力的潜在调节变量，如基于学生视角的STEM学习协作参与度、交互复杂度，基于教师视角的STEM教学内容整合方式、学习支持服务类型与技术应用水平，以及基于管理者视角的STEM教学师资配置政策、绩效考核方式等。基金项目：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般项目“信息环境下免费师范生专业创新能力协同成长机制与策略研究”（13 SZYB14）。作者简介：周榕（通讯作者），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STEM教育、智慧教育与创新能力；李世瑾，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STEM教育。（声明：除STEAM在线原创文章外，STEAM在线分享和转载的文章皆为促进STEAM教育在中国的传播，非商业用途，都会注明来源，如文章、照片的原作者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快速处理或删除，谢谢支持。）

美国的学区管理人员和校长快要被卖电脑和教育软件的推销人员淹死了。这些人标榜着他们的产品是经过科学研究证明有效的。但真的可以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吗?展开研究 J-PAL（The Ab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是一个全球性组织，隶属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该实验室立足经济学视角,关注如何促进发展，主张用随机估算来研究扶贫问题。其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学术期刊、互联网和评价数据库，发现只有113项关于学校使用技术的研究是科学严谨的。“教育技术领域的创新已脱离严谨的研究，” J-PAL的北美教育部门负责人Vincent Quan说，“我们想要找到所有的研究，并从中提炼出精华，这样决策者就可以决定投资或扩大哪些项目。” 为了达到J-PAL的高标准，研究要么是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随机选择一组学生尝试一种技术，并与未尝试过的另一组学生一起学习，形成对照），要么使用“回归间断点设计（RDD）”方法（选择测试成绩大体相似的学生进行研究，那些没有达到一定分数的学生可以使用技术工具，成绩超过一定分数的学生不使用）。这两种类型的研究成本都是昂贵的，通常需要两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科技公司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开展这些研究，况且等技术结果出来时，这项技术可能已经过时了。J-PAL还放弃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准实验研究，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保证那些用了技术的学生会比没用过的学生更有学习动力。J-PAL也没有使用观察性研究，因为观察性研究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程度进行主观性评估，而J-PAL更想表现出客观的结果。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教育技术不起作用，只是它们还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 最终结果呈现在8月的工作报告《Ecation Technology: An Evidence-Based Review》中，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该报告明确指出了哪些技术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水平，哪些不能。在这份报告中，我与Quan 以及另一位合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研究生Maya Escueta进行了深度探讨。三大结论1 .单靠电脑和网络是无法促进学习的提供笔记本电脑，接入高速的互联网或购买一些教育硬件设备不会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研究表明，当学生们使用电脑的频率过高时，成绩不会上升，反而容易下降。 J-PAL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有电脑并频繁使用的学生，更擅长操纵鼠标和打字。 但是，打字熟练的学生是否会成为优秀的员工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硬件本身并不能使学生更聪明，但学生需要电脑和互联网才能使用教育软件。 而其中有些软件也确实有效。2. 一些数学软件显示出了希望只有29款软件符合J-PAL的标准，其中20款列举了其能促进学习的措施。大多数学生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数学上，因此数学类APP位于受欢迎排行榜单的前列，如SimCalc和ASSISTments。还有一款显示学生每一次小小进步的软件也很受欢迎，它叫DreamBox。只有一个教学生阅读的软件，这表明在数学之外创造优秀的教育软件是可能的，尽管困难很多，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这些软件的一个共性就是可以接受“个性化”指令。学生们从准备考试时就开始使用软件，这样软件可以知道学生们会什么而不会什么，然后给每个学生发送正确的课程，或不同的复习计划，以帮助学生填补各自的短板。此外，这些软件可以通过学生碰到的问题和出的错，获取个性化的反馈，确定某一学生究竟在哪里短路了。老师也会得到数据报告，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J-PAL的研究指出，ASSISTments在缅因州提高了七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而学生们只是每晚花10分钟使用软件，每周使用3到4次。教师们并不需要改变现有的课程计划。相比之下，其他的教育软件通常会强化自己的课程，或者要求教师对他们的教学方式做出重大改变。“我们有信心参与随机对照试验。”ASSISTments的发明人Neil Heffernan说，他是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理工学院的教授。Heffernan的商业模式在教育科技行业有些与众不同。他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其产品则免费提供给学校使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教育部的教育科学研究所，还为他的其他研究提供资金，以期提高全美学生数学成绩。现在，Heffernan通过获取一些补助金来测试缅因州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到其他州，以及该系统是否能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尤其是在多样化的城市环境中。但他说，开发的这些软件使用周期不会超过4年，它们很容易就落伍了，需要继续研发。研究的软件越多，得到好坏参半的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设计最深思熟虑的一款软件叫“Cognitive Tutor”，包含一套完整的数学教学课程，学生因此要将课堂时间的40%用在电脑上。J-PAL研究人员发现了“Cognitive Tutor”9项严谨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非常有益。美国的8个州在2017年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在教育技术实施的第一年看不到什么好处。但在第二年，当教师在课堂减少了对非电脑化课程的活动推荐时，好的结果出现了。 3 .低成本项目可能最有效低成本的技术参与，尤其是短信提醒，对学生和家长来说都很有效。“这并不需要多么昂贵或复杂的技术，” J-PAL的Quan告诉我，“即使是短信也会对学术成果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多么高大上的东西和什么噱头。”例如，旧金山的一项研究证明，用短信提醒母亲对学龄前的儿童朗读，无形中可以提高孩子的读写能力。—完—来源：hechingerreport作者：Jill Barshay智能观 编译

好久没写东西了。今天的灵感来自于一位很牛逼的人物，他叫爱因斯坦。没错，提出相对论的那位大佬。为什么说他呢？因为他颠覆了过去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回答原文链接：物理学家杨振宁到底有多厉害？- 长尾科技的回答 - 知乎https://www.hu.com/question/324737835/answer/702209123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也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实验真的可靠吗？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研究。我们总是从实验当中发现一些现象，然后归纳为结论，理论。这当然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我们也总是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差不多的实验，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反。比如准备活动到底要不要拉伸？大多数人认为准备活动中进行拉伸不会降低损伤风险，还会降低随后的运动表现。但偏偏还有一些研究结果相反。到底谁错了？也许都没错，只是还有很多因素没有考虑进来。比如，受试者本身有没有活动受限？受试者在拉伸之后有没有进行其他练习来热身？受试者日常有没有久坐等行为习惯，有没有长期保持不良体姿态？……很多很多因素会影响实验结果，而不仅仅是拉伸和不拉伸本身。另一个话题是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耐力训练。我们也会发现，研究人员测量的100米，200米跑供能系统占比与我们过去的认知存在差异。甚至在Arsac，L的数据中，其测得100米跑有氧占比达13%，200米跑中占35%。《周期训练理论与实践》第6版短跑决胜的关键永远是速度，这点应该毋庸置疑。但是实验结果显示有氧和糖酵解系统如此重要，难免让教练员困惑，到底要不要专门强化无氧乳酸系统和有氧系统？中长跑项目的数据会更让人困惑。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周期化统一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基础科学本身出发去推导，似乎就没有矛盾。例如，拉伸可以提高肌肉延展性，从而提高关节灵活性是已知的结论。那么，对于那些因肌肉失衡而导致活动受限的运动员，就可以通过拉伸改善灵活性，来提高运动表现。对于没有受限的运动员，拉伸的不利影响也会在动作准备中消除。供能系统取决于强度和持续时间，与距离无关，因此，水平越高的运动员，完成比赛的时间越短，那么磷酸原系统占比就越高，有氧占比越低。那么，对于100米而言，就可以通过提高速度能力，推迟最大速度的距离，维持速度的距离就更短，速度耐力自然得到改善。当然，这并不严谨。研究所展示的供能系统占比差异，受实验误差、计算方法、受试者水平和努力程度等非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以此来指导训练，必然会出问题。再扯一下激活后增强效应。我一直对它存有疑惑，不是因为有些研究说有效，有些研究说无效，这个不重要。这些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准备活动是如何做的，有没有让运动员的生理机能充分动员？如果运动员已经充分动员，那么PAP还会有效吗？实际上我们先要定义什么是PAP，先不管和PAPE的差别。现在的实验研究大多都是通过大负荷抗组练习来诱导PAP，也有用增强式的，还有奇葩用400米跑的。那么这个PAP如何去界定？它和准备活动的生理机制的异同？PAP和神经激活都有体温升高，增加神经肌肉募集的机制。PAP还有羽状角改变的机制，神经激活有没有？动态拉伸有没有？动作技能整合有没有？肌球蛋白调节轻链磷酸化作用加强这一点，准备活动有没有？这些生理机制上的差异就该先整明白。如果机制都一样，还搞什么PAP嘛，费那么大劲干啥？实验结果的差异还存在于受试者。比如短距离冲刺跑，专业的短跑运动员更有可能无效，因为他们的体能和技术水平都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总是处于瓶颈，而对于其他项目或者非运动员群体，提升的空间自然更大。所以，实验本身结果如何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结果。做实验必然会有误差，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变量都考虑进来，还要加以控制，这不现实。我们只能控制已知的，可控的变量。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会有麻烦。实验本身要处理的问题要远比论文当中所阐述的要多得多。这些都需要研究人员对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把握，才能做出尽可能严谨的结果。研究人员不能只沉迷于论文，而不参与实践。懂科学，会实践，是对教练员、科研工作者以及其他相关职业共同的要求。

5月6日，中国科学家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率先发表了新冠病毒疫苗的动物实验结果。由于新病例的迅速增加，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很快引起了全球关注，病原体被鉴定为SARS-CoV-2。由于该病毒的新颖性，目前没有SARS-CoV-2特异的治疗方法或疫苗。因此，迫切需要快速开发针对SARS-CoV-2的有效疫苗。6日，Science杂志官方网站发布了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团队领衔，联合浙江省疾控中心张严峻团队、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祥喜团队、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等多家单位合作完成的研究文章Rapid development of aninactivated vaccine for SARS-CoV-2（《SARS-CoV-2病毒灭活疫苗的快速开发》）。 这是首个公开报道的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此前的4月19日，该论文的预览版在生物科学预印本论文平台bioRxiv发布。此外，论文称，目前有多种SARS-CoV-2疫苗正在开发，如DNA、RNA疫苗、含病毒表位的重组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纯化灭活病毒疫苗。研究者从11名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住院患者(包括5名重症监护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分离出多个新冠病毒毒株，其中5株来自中国，3株来自意大利，1例来自瑞士，1例来自英国，1例来自西班牙。这11个毒株广泛散在分布于基于所有可用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正在流行的病毒种群。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选择CN2株用于疫苗制备，开发了一种纯化的灭活新冠病毒候选疫苗(以下简称“候选疫苗”或“该疫苗”)，并进行了中试生产。该疫苗在小鼠、大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均可诱导新冠病毒特异性中和抗体产生。这些抗体能有效地中和所选的其他10株(CN1、CN3-CN5和OS1-OS6)具有代表性的新冠病毒毒株，表明它们对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都可能有潜在的中和能力。为评价疫苗的免疫原性，研究者在第0天和第7天分别给小鼠接种不同剂量的候选疫苗后，未观察到炎症或其他不良反应，新冠病毒的S蛋白和RBD特异性的IgG在免疫后小鼠的血清中迅速产生，并于第6周达到滴度峰值。RBD特异的IgG在S蛋白诱导产生的抗体中占一半，提示RBD是主要的免疫原，这也与恢复期患者的血清学特征非常相似。与恢复期患者血清相比，该疫苗诱导出了更高滴度的S蛋白特异性抗体。接下来，研究者使用微量中和试验（MN50）测定新冠病毒特异性中和抗体在一段时间内的水平。结果显示，高剂量免疫的中和抗体在初免后第1周出现，在第2周加强免疫后显著增加，在第7周达到峰值，而对照组则未检测到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反应。研究者在大鼠中以及对不同毒株的实验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随后研究者在疫苗免疫后的恒河猴中进行了攻毒实验以评价疫苗免疫原性和保护效果。研究者在第0、7和14天给恒河猴接种不同剂量（3微克和6微克）的疫苗，结果显示，S蛋白特异性的IgG和中和抗体均在第2周被诱导出来，并在第3周继续增加，抗体滴度与恢复期的新冠患者的血清中的抗体滴度相似。之后，研究者在第22天进行攻毒。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疫苗免疫后的恒河猴肺部组织病理变化显著减小，病毒载量也显著下降。高剂量组的4只恒河猴感染后的第7天，咽喉、肛门和肺部都未检测到病毒，也没有观察到抗体依赖的增强（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ADE）现象。中剂量组感染后第7天咽部、肛门和肺部标本中能部分检测到病毒，但与对照组相比病毒载量降低了约95％。结果表明，接种6微克剂量候选疫苗后可以对新冠病毒攻毒提供完全的保护，3微克剂量的疫苗有部分保护作用。研究者又通过观测临床指标和生化指数来验证该疫苗的安全性。他们发现，所有接种疫苗的恒河猴均未发现发烧和体重减轻现象，且食欲和精神状态都保持正常。在血液和生化分析方面，接种了疫苗的恒河猴的淋巴细胞亚群比例（CD3+、CD4+ 和CD8+）以及关键细胞因子（TNF-α、IFN-γ、IL-2、IL-4、IL-5和IL-6）与对照组相比均没有显著变化。此外，第29天对接种疫苗恒河猴的肺、心、脾、肝、肾和脑在内的各种器官组织的病理学评估表明，该疫苗也没有引起显著的病理学特征，以上结果表明候选疫苗在恒河猴中具有安全性。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于2020年4月13日批准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旗下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科兴中维”）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进入临床研究，Ⅰ/Ⅱ期临床研究于4月16日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正式启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教授，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所所长张严峻研究员，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兼CEO及科兴新冠灭活疫苗项目总负责人尹卫东，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祥喜研究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李长贵研究员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卢金星研究员为本研究的通讯作者。科兴新冠灭活疫苗项目研发负责人、科兴中维总经理高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鲍琳琳博士，浙江省疾控中心的茅海燕博士, 科兴中维病毒性疫苗总监王琳，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徐康维博士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杨闽楠博士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来源：澎湃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