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精神的复调：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张邦彦著，联经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320页，新台币550元谈起催眠术，其神秘与奇特征效常使观看者或受术者折服。当然，催眠术不仅作为观赏性娱乐节目而为常民所乐道，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还被赋予更多的时代任务。台湾学者张邦彦所著《精神的复调：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中讲到了不少有关催眠术的故事。光复会成员陶成章在动用暴动与暗杀手段反满不成后，于1905年赴日期间，打算以修习催眠术来代替暗杀，实现反满大计。陶氏到底是否将催眠术运用到革命事业中不得而知，可知的倒是，他的催眠术技能并未修习到家。据鲁迅记载，陶成章曾向他咨询：“可有什么药物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精神的复调》页81，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显然，陶氏生怕自己的催眠术不灵验，而企图求助于药物，辅其达成催眠作用。而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亦曾考察“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他想要证明，“正是那些外溢到下层社会的科学知识，而非高深的政治思想，点燃了人们对贵族的政治的怒火，推动了社会变革”（页115）。或许，对法国大革命而言，与其说是卢梭、伏尔泰等启蒙知识分子“高深的政治思想”构成大革命的思想导火索，不如将之理解成大革命所“制造”的产物。恰恰是那些不受重视的思想，即“外溢到下层的科学知识”，成为革命的关键因素，其中，催眠术正是典型代表。催眠术作为大众科学活动，从日常生活的层次涉入社会政治转型，并反映出复杂的、复数的现代性面貌。在欧洲如此，在中国亦复如是。《精神的复调》一书，就是将催眠术置于晚清民初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来自异域的催眠术如何“转译”到中国，以及如何“在地化”，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析，催眠术作为一项“大众科学”如何影响新民塑造与国族建构等问题。张邦彦能够挑战这一议题，与其大学修习医学有着很大关联。确实，对催眠术研究而言，拥有跨科学背景知识，尤其是具备医学知识，是极为重要的。以下将从催眠术与“转译”“在地化”“大众科学”及“近代中国”等四个维度之关联，对《精神的复调》一书作宏观性介绍。催眠术由欧西到东洋的转译催眠术（hypnotism）发迹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与催眠术的发明及运用有着核心关联的人物，则是来自维也纳的医师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1734-1815）。1778年2月，梅斯梅尔来到巴黎，宣称发现了“动物磁力”（animal magnetism）的奥秘。据此，他认为，人体亦类似一块磁铁，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人体内的磁力流受到“阻碍”，而通过催眠术则可以调整与控制人体的磁力流，克服“阻碍”，使得病人的病体得以恢复康健。梅斯梅尔开始声名鹊起，其成功不仅吸引了大批法国人慕名前往寻求治疗，而且他的磁性催眠术逐渐广播各地，影响欧西其他国家。梅斯梅尔十九世纪上半叶，催眠术很快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风尚。无论是大学、工艺讲习所，还是在上流人士的别墅、市政厅、酒馆及医院等地，有关催眠术的各式实验和辩论无时不在进行；甚至远在殖民地印度，英国医师也常在当地施行催眠实验，并将结果回馈给母国医师，以便彼此交流、共享经验。与此同时，催眠术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发展，照样离不开波扬（Charles Poyen）和科里尔（Robert Collyer）等欧洲催眠家的贡献。但是，催眠术得以在美国进一步发扬，与昆比（Phineas Quimby）及其门徒的努力密不可分。昆比将催眠治疗提升为一种结合宗教精神的生命哲学与自我疗愈方法，使其广受大众青睐（页36）。催眠术在欧西发展的早期年代，其一方面与通灵论、灵学研究及超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因其本身融汇神秘性、奇效性与科学性等因素，使得有关催眠术的真假辩论一直未曾停息。尽管如此，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科学家，对催眠术的兴趣仍是有增无减，许多人纷纷以各自的方式，通过催眠术的中介去探索念力（psychokinesis）与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如千里眼、心灵感应、灵魂附体等现象。这些探究虽难避免“盲目的宗教迷信”行为的指责，但诸多学者仍然表示，实验探问背后的动机，同时隐藏着追寻事物客观真相的科学尝试。长期以来，学界对催眠术的研究，一直以欧洲为中心，忽视其他地域的发展。黄克武指出，书名“复调”之意，同样可从“地理”范畴加以理解（页10）。也就是说，对催眠术的考察，决不仅限于一隅，而是拓展视野，发掘西方之外它的“在地”发展情况。催眠术最早被引介到东亚，是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西方催眠术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有传入日本的记录，但直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在日本国内逐渐普及。一方面，以学院研究者和医师为主力，通过翻译、撰文及著书等方式，向国民传递催眠术知识，其中以铃木万次、大沢谦二、井上圆了等人物为代表。另一方面，民间剧场的魔术表演，亦逐渐构成常民接受催眠术概念及知识的重要渠道。在这一时期，横滨、东京等地开始风行催眠术表演，各种以“麻睡术”“东洋奇术”“动物催眠术”“幻术读心术”等为号召的表演，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奇观娱乐。除此之外，以催眠术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同样开始受日本国民钟爱，其中森鸥外的《魔睡》最具代表性（页42）。至于催眠术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则要追溯到清末时期。受甲午战争影响，为寻求富强，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清季民初中国开启了第一波留日风潮。西方的科学心理学知识通过留日学生的再次转译，大量传入中国，催眠术便是其中一条重要支系（页46）。在催眠术的引介与本土化实践的过程中，鲍芳洲与余萍客两位催眠术研究者最为时人所知。他们分别创立中国精神研究会与中国心灵研究会，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吸纳会员近十万人，规模不可谓不大。除此之外，据一份统计显示，从晚清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仅在上海地区，主要的从事催眠教学的机构至少包括八个学会、四个学院及两个社团（页47）。从中不难窥测催眠术在传入中国后的风行程度。《异国事物的转译》催眠术从欧洲传播到东亚的过程，并非一种单向输入的关系，即西方代表催眠知识的传授者，东亚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方。彼此间的关系，用“转译”来形容或许更加确切。所谓“转译”，用学者张宁的话说，就是文化与文化间的接纳与转化，“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其方向与程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拉锯的结果”（张宁：《异国事物的转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年，页5）。换言之，催眠术在被引介到东亚时，受东亚儒、道、佛等文化传统的影响，灵活地表现出不同于欧西原有催眠知识学理的异质形式及实践模式。此外，催眠术的转译，受特定时空政治局势的影响，亦表现出殊异的社会政治目的。梅斯梅尔的催眠术最初仅限于在医疗领域运用，但之后即延伸至政治领域，使其成为一项“提倡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行动”（页35）。相似地，近代中国催眠术的引介与传播同样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目的，即将催眠术视作一套带有科学意识的价值体系，通过普及化的方式灌输国民科学观念，以期借此逐渐摆脱国民落后的保守认知，形塑“新人”，实现救亡图存。催眠术“在地化”的惊奇与忧惧《精神的复调》一书的主旨，在于通过催眠术来讲述一种关于“大众科学”的故事。而这正预设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催眠术是一项科学实验。在此脉络下，普及催眠术知识，同时亦等于在传递科学知识、输入西方学理。相较于以往从精英视角审视科学话语的传播，《精神的复调》将呈现第二层“复调”意涵，就是将目光“自上而下”转入底层常民社会，将底层民众纳入“科学”人口的考察范围，揭示大众接受、运用乃至创造科学知识的主体性、能动性一面。问题是，在催眠术刚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必须先要让常民对它有所了解，然后才能生发兴趣，最后使其参与到科学探索的世界。常民从“有所了解”到“产生兴趣”的过程，离不开新式出版物、展演及讲习会等媒介的推动（页66）。自1895年甲午战争到民国北伐前的1925年这三十年间，正处于中国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这个时间段的“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有着“突破性的巨变”，具体表现即是新式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页134）。这些新式报刊扮演着启蒙下层社会的重要角色，尤其是白话报刊中的简易文字与画报中呈现的“左图右事”的模式，让粗通阅读的常民能够掌握新知与时事。催眠知识的引介者正是借助这一渠道，刊登大量有关中外催眠术的实验与消息，如维新派报纸《知新报》就在1898年介绍了几种解决失眠问题的催眠机器，其中一种由美国哈闷特医师所研发，通过施用电气于枕头和铺盖来催眠。当然，为了吸取更多民众的兴趣，报章杂志在类型择别上，亦多偏重刊登用催眠术治疗酒癖、学习识字、禁赌、弭盗、兴学等题材的故事，以其神奇妙效的结果震动人心。更具渲染力的故事当属《家庭良友》妇女杂志刊登的一则“通话”，讲的是俄国动物心理学家杜洛夫利用催眠术训练动物，并为这群动物打造社会主义农场的故事。据说，在杜洛夫临终之际，他训练的六十只老鼠还鱼贯而出向他行告别式（页71）。除了纪实与理论的报刊新闻、虚实难辨的杂志故事，另一种文类形式即“新小说”，同样成为传播催眠知识的重要载体，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徐念慈以“东海觉我”为笔名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正如《精神的复调》所阐释的那样，“催眠术在民间的普及不能不归功于这些媒介的兴起”。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而言，“正经八百的科学文章通常无法引起一般读者的共鸣”，但通过产生“惊奇”特性的催眠术的介绍，却能激发常民对“科学”的了解热情与求知渴望（页73）。尽管如此，报刊仅能依靠文字与图像来传递催眠知识，但它毕竟缺乏眼见为实的效果。因此，为获得大众广泛的回响，催眠术展演便成为“科学”知识传播的另一有力的说服形式。值得指出的是，受观众期待的影响，在催眠术展演的过程中，展演者对成功表演的愿望是十分高的。借用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印象管理”理论，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科学”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贯穿于国族构建、社会改造及国民思想形塑等问题，关键词“科学”甚至与“革命”一样同具神圣地位。展演者担忧，在展演这项带有科学性质的催眠术活动时，如果操作实践上失败或者失误，都将动摇人们对科学知识的信念。身处一个各种新奇事物占据听觉与视觉的时代，“讯息之庞大和新颖使得大众再也没有权威得以依靠，亦无暇逐一深入分辨”，大众的唯一凭借就是自我的“表面印象”，并以此来决定“投资对象”（页83）。补充一点，理论上而言，受“历史性”因素影响（页109），催眠术与中国传统的“失魂”“附身”等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名为《中国催眠术》的文章，就直言“中国催眠术流行于民间者，莫不近于神怪”。认为催眠术与中国神怪文化存在关联性的看法，致使催眠术的展演者与讲习会的专业研究者，都不得不尽可能地从实效层面证明彼此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要摆脱常民以单纯的民间迷信比附催眠术的认知，就必须在印象管理上，让他们见识到催眠术的科学性真谛，无论这种科学性是表现在医疗功效上还是社会治理层面等。吊诡的是，催眠术作为一项科学事物被介绍进入中国，并以其所具有的医疗病患、祛除恶癖、改造社会等功能向民间推广时，政府却并不欣然接受，而是对此抱持暧昧及怀疑、警惧的态度。“复调”的第三层意旨开始浮现，一种带着科学学理意味的实验活动，居然受到提倡科学的政府的怀疑，其中原因何在呢？若从“思想性”与“经验性”两条线索分析，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所谓“思想性”线索，《精神的复调》一书对此大概的解释，聚焦在群众心理层面。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催眠术是一种操纵心智、左右人类行为的手段，催眠状态下的无意识对立于理性、自觉、主动的意识。如果这种无意识操纵脱离统治者控制，必将引发社会紊乱与危害政权稳固。为事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统治者只能以一种保守的警戒态度而非提倡态度应之。所谓“经验性”线索，就是先前既存于民众心中的对催眠术的负面观感。这一点与前述“历史性”因素存在关联，但重点落在将催眠术用于诱拐、诱奸及骗人钱财等犯罪上。职是之故，政府其实处于矛盾的地位，一方面急需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使其摆脱落后迷信思想，锻造新智之新民；另一方面却出于社会治理与政权巩固的担忧，又不得不谨慎处置。简言之，作为一项兼具“科”与“幻”的催眠术，既带来希望，也带来恐惧；既创造，也破坏；既现代，也无法摆脱传统（页118）。有条限的“大众科学”尝试“在地化”的催眠术，使大众对它在萌生了解与生发兴趣的基础上，逐渐产生探索热情。科学的大众化实践，实质性内涵就是让大众成为科学探索的能动主体，而非仅作为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精神的复调》一书，以清末民初两个民间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催眠学会，即中国心灵研究会与中国精神研究会为讨论对象。前者1910年创立于日本横滨，1912年迁址到东京，1921年才移至上海，主要负责人为余萍客；后者1909年成立于日本神户，1920年迁至上海，主要负责人为鲍芳洲。鲍、余两人皆留学日本，且都与日本催眠界的著名人物有过学习交流。回国后，两人分别主掌各自的研究会，并将研究会的各项建制筹备完善，以期在中国寻得更广泛的支持者。作为“大众科学”尝试的两大民间催眠学会，为使其在国内立足，站稳脚跟，先期就不得不进行一项“划界工作”。所谓“划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林（Thomas Gieryn）提出的概念，其含义是“将某个群体的科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非科学活动区分开来，从而确立此群体的专业地位，并开拓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空间”（页140）。如果将两大研究会置于历史场域中分析，不难理解，刚成立的中国精神研究会与中国心灵研究会唯恐民众将其与江湖术士或宗教团体作同一看待，于是迫不及待地通过一系列规范化建制，如强调“成立最早”特征，宣传创始者的“师承关系”，提供系统的医疗方案，及标榜研究会的“正大宗旨”等，以期对彼此进行区隔。区隔工作并非不重要，但又决非重中之重。如前所述，政府对催眠术一直抱持怀疑与警惧态度，如果催眠学会要在社会稳当立足，取得当局的同意与认可是极为关键的。为争取存活空间，催眠学会积极将催眠术以“精神科学”的名义，塑造自身的时代价值，即紧密地抓住时论宣扬的“精神”与“救国”的关联。无论是当时舆论高调鼓吹的“热忱救国，除非来学精神上的学术”，还是国民党政府推重的“精神训练”，无一不流露出“精神”力量在国族建构上的功效。有鉴于此，催眠学会一方面在医疗市场上向民众推销“精神治疗”与“精神卫生”，另一方面深入政府部门及军队系统，即向当权者展示催眠术的“精神”焕发力，借为“改变社会环境与摆脱国家殖民压迫”的功用使自我正当化、合法化（页150）。催眠术从危害社会秩序的不安定事物，由此转化为秩序维护的重要手段。催眠学会也因此在逼仄的社会环境中开创出一条生路。但若真要借催眠术实现科学的大众化，就必定需要吸引更多的常民参与其中、置身其中。两个催眠学会在开设“实习教育”外还增设“函授教育”这一“为远在外省外洋不能来院学习而设”的通信课程。函授教育的方式非常简单，有意愿学习者只需要填写入会报名单，连同学费一并寄到学会，就能收到完整的讲义与学会杂志。可见，相较实地的教习，函授教育的传授范围大大拓展。按照学会要求，学员若要得到学会认可并取得学会证书，就必须将自身的催眠经历撰成实验报告，以便学会考核。在《精神的复调》一书中，呈现了三类学员报告案例，分别是“鸦片烟瘾的实验案例”“遗精的实验案例”及“移民者的实验案例”。案例报告的结果，基本上都展示了催眠术施行带来的积极效用。当然，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催眠学会之所以严格要求学员必须撰写案例报告，其实是想借用规范化的科学训练，系统性向学员传输实验方法，使学员在课业中逐渐掌握科学原理，并在科学规训下成为活动的主体。于是，在催眠学会与学员之间的互动往来中，大众学员渐渐成为科学主体的探索者。《催眠学函授讲义》（上卷），鲍芳洲著，中国精神研究会函授部1917年7月出版既然是“大众科学”的尝试，如果“大众”的定义无法明晰与确然，那就必定会影响“大众科学”的整体分析。虽然中国精神研究会与中国心灵研究会两大催眠学会在接纳学员的时候，无不减低准入门槛，一并宣称将底层民众收入其中，但是它仍旧设有准入条限。催眠学会为保证催眠实验成功，对参与学员提出一定条件。如鲍芳洲在《催眠学函授讲义》里所说，“学习者必须事前经由问诊，评估被术者催眠感受性的高低”。进一步而言，“智力进步的人、意志强固的人、人格高尚的人”被认为容易催眠；反之，精神衰弱与白痴、意志薄弱者往往不具备催眠感受力，其中原因是缺乏专注力、自制力，以致无法抑制意识的联想作用而进入无念无想的状态（页169）。智力与人格成为鉴别催眠感受性的条件，自然就将其他不合准入标准的常民排除在外，无缘参与催眠术之科学活动。“复调”的第四层意旨表明，“大众科学”的宏观愿景是让常民都能参与到科学实践活动之中，并成为科学活动的主体探索者；但受限于催眠术施行的内在条件，促使部分大众被自然性地排除在外，无法参与、置身其中。催眠术与近代中国陈独秀于1919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内称“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只有认定“德、塞两位先生”。就中国近代史的意义而言，“科学”所指涉的“不只是一系列具体可观察的、符应于自然世界的命题，更包括从个体人生观到集体国族命运，在不同层次上彼此相互扣连的一整套论述与实践”（页23）。受“认知的理性主义模型”（rationalist model of cognition）的主导，“科学”一直被认为是精英话语的实践，与之相伴随的是一套“扩散论”的预设，即科学知识生产是由精英手中逐步扩散到下层民众，经过层层转译，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的。但是，当催眠术这一内含科学学理的事物被介绍到中国后，民众在享受其惊奇魔幻与医疗成效的过程中，渐渐萌生主动参与科学实践的念头。中国精神研究会与中国心灵研究会两大民间催眠学会的函授教育，正为诸多普通民众提供一个科学参与平台，使他们能够在接受科学知识及学理训练的同时，转变为科学知识的创造者。显然，精英与常民的角色定位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在弹性浮动的时空环境中相互构成、彼此成就。从个体人生观审视，无论是精英，抑或是普罗大众，在一个“科学”成为时潮的年代，科学并不专属某个阶级，也不被某一群体独占。催眠术的事例可以说映衬出一套“反启蒙”话语，这套话语即宣告了“扩散论”的失效。从集体国族命运审视，皮国立指出，“近代中国进入‘国族’问题的讨论，其实包含了一种科学被纳入‘国家管控’的意识”（皮国立：《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2016年，页288）。催眠术在进入中国后，一直处在“非法”与“合法”的不安定状态。而政府界定“非法”与“合法”的依据，是以现存秩序的巩固为考量条件的。当催眠术作为一项科学事物，被证明在“洗涤”人心，摆脱国民蒙昧迷信认知方向上取得功效，并具备由“新民”进阶到“富强”的能力，自然会被公允而推广社会。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何两大催眠学会自我“科学”证明后，仍旧需要强调催眠术的疗效与国族发展的密切关联。《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催眠术既蕴含着一套科学观，同时又潜藏着一套身体观。当然，科学观与身体观并不是矛盾的存在，而是共存互依。杨瑞松在考察近代中国国族意象“病夫”时，提出“自我东方化”的理论（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10年，导论）。所谓“自我东方化”，其实是对萨义德“东方主义”概念加工后的意义阐释，表示一国国民在自我认同“东方化”表述后的化“弱”为“强”意志。也就是说，接受西方中心论施加给中国“落后”“腐朽”“停滞”乃至“东亚病夫”等负面符号名称，并以此作为国族振兴的力量来源。催眠术被当作科学来“唤醒”国民时，其实同样亦流露出“自我东方化”的意味：先将自我的身体视作一个需要被改造的“病体”，经催眠“康复”后方可达到自立自强。尽管如此，催眠术的国民改造观仍旧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那就是催眠需要置人体于一种“无意识状态”，非此不能成功；但这恰恰与“意识”觉醒的论调相背离。《精神的复调》在解释这一现象指出，“‘无意识’作为一个概念，在普罗大众思想上引发的共鸣许多时候是正向、甚至是伟大的”（页268）。因为“无意识”并不是一个持续状态，“无意识”作用在于“祛除积习恶疾与不良品行，强健国民的精神意志”，以此为通往“意识”目的地“架桥铺路”。纵观催眠术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当它被转译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被赋予了相异于欧洲政治革命外的历史使命，并以科学的符号内化成国族建构的一道工具；在“在地化”的过程中，催眠术交织在科学与迷信、信仰与骗术、合法与非法等矛盾认知中，一步步寻求自我生存空间；立稳基站后，催眠术开始进入日常民众的生活世界，为常民获取新知新识开出一扇新窗。通过这扇新窗，他们可以想象、预知、把握一个不曾拥有过的世界。(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文 | 叶韦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摘自 | StoryStudio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1915-1937）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妇女期刊，发行量曾达万份以上，每月出刊，常常卖到断货。既然名为《妇女杂志》，应该是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群，但因女性的识字率不高，能写文的人更少，所以在杂志上发声的总是男性，他们往往细数女性的缺点，要求她们检讨，或者呼吁所有的父亲、丈夫善尽教养责任，以免中国被落后的女性拖垮。因为她们的保守性太重，当男子已经同意女性解放后，她们还宁愿守著畸形小脚和贞节牌坊，她们气量狭小又迷信，只知诵经念佛，而不肯走出家庭，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就说，「厌女」几乎是中国妇女刊物的传统。▲《妇女杂志》创刊号最显著的现象是许多男学生来信，极力想要摆脱他们在家乡、未受教育的未婚妻们。单在 1923 年，杂志刊登关于婚恋的通信就达 59 封，在 12 月号编纂了「五位想解约者的来信」，陈述新青年遇上旧婚约的集体叙事。江西九江的竹轩八岁就有了童养媳妇，他说：她是个未受教育者，茫然不知爱情为何物，我虽有时在我母亲面前劝她放足识字，她哪里肯信，只轻轻的走开罢了。我母亲常常因她性情不好，不知受了多少气……她又是女界最蠢者，连女红都不知做……尽管竹轩的父母不甚满意，但这位自小在他家接受教养的女孩，却还能「自主性地」不学识字、不肯放足、不做女红，甚且不断主动要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显然不合一般对童养媳的认知。问题是，这些极可能被抛弃的未婚妻们根本没有发言机会，所以也很难获得她们版本的故事。然而，当有女性为这些沉默而被遗弃的姊妹发言时，却被男性批评为「带有性别偏见」，是敌视男性，偏袒女性。这种对女性发言身分的攻击并不是少见的现象。1920 年学生领袖施存统（1899-1970）就在《民国日报》发表〈看不惯女士二字〉，认为发文署名「女士」，是女子「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举动」。1921 年接任杂志主编的章锡琛（1889-1969），也主张取消「性别界线」：我们有一个坚决的信条，以为妇女问题，并非专是妇女的问题，实在是两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把妇女和男子分成两种的人类，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实在是不自然，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所以我们现在所应该研究的，不宜专限于妇女的一方面，必须著眼于全人类的生活，才是合理。他们呼吁取消性别界线，避免对女性保护，乃至版面上满是对女性不友善的言论，虽有女性反应拒看《妇女杂志》，章锡琛依然坚持「针砭女性原是本志职责，实是希望女界进步」。这种对女性爱之深责之切的现象，并不独出现在男性主编身上。早在创刊初期，1916 年，留美归国的女主编胡彬夏（1888-1931）就规范过，她创「通信栏」写著：自本期杂志、始拟添通信一门、专为海内外女界与本社交换意见机关…通信时、妇女与妇女可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嚣张浮薄之语、诡怪妄诞之说、恕概不登载、盖风教所系、妇女与有责焉、斯为妇女初次在众目众耳前发表意见之时、会其必光明秀伟良淑端雅也固宜、又关于本杂志需改良处、或另有求恳事、尽可直言、本社常乐闻之、时或并答语附载。胡彬夏企图打造女性公共论坛，通过同性的信任关系，延伸通信情谊，鼓励女子「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同时警觉女子的公众形象，要求女界同胞在发言时必须自重，谨慎维护得来不易的发声管道。然而，此标准可能陈义过高，导致这个「通信栏」在她主编时期，只在第一期刊登她与作家施静仪的信件后，就终止了。当中国女权渐行开化，而出现更多受教育、天足的摩登新女性时，男性的厌女现象却不减反增。这些新女性在男性的描述中，外型时髦、思想西化，但虚荣自私，在一系列「模范的新女子」的征文中，全是对新女性的嘲讽，她们「出门之前」必精心打扮，是「社交的明星」、是「先进者」、是「演说家」、是「女神」，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周旋于众多爱慕者之间，不需操持任何家务，不仅糟蹋男性，也欺辱女仆与车夫。亦有许多男性读者来信，转述他们的友人被新女性抛弃的故事，无政府主义者华林饱尝失恋之苦，张絧之友人被毁婚，赵慕莲被「养尊处优的女子」抛弃，从此醒悟恋爱结婚是有钱人的享受，一般人还是娶旧式女子好。这些当事人羞于启齿的失恋经验，全经友人转述，搬上公共论坛，成为警世故事，男性向往自由恋爱，但却无法面对女性也保有自由选择。女性的读者来信远低于男性，更少谈到自己私密的婚恋经验，但不同于男性读者的集体叙事，女性的故事个个不同。受中学教育的如水自诩为新女子，却希望为夫另蓄一妻，以维自由之身 ；中学女生耿箫秋与大学生的恋爱受阻 ；北京女师江见觉的友人被迫嫁人；爱上有妇之夫的余亦人；受婆家欺压而想自杀的张梅仙；相信真爱无关性别的王卓 。男子大多具备公共发言的能力，他们的故事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处境；而女子要敢于说出婚恋故事，本身就是特异的，她们的经验更难以被收编，且这些发言的女性，既不是男性故事中无知无觉的旧女子，也不是朝三暮四的新女性。张梅仙说出她的处境，她十六岁定亲后，公婆不许她读书，而要她学刺绣，婚后却被夫婿嫌恶：他在南高读书，暑假或年假回家，到说程度不相配，这样的女子朱家角几百个也讨得著，到远乡远里讨著这个宝货来。我想起以前不读书，比尖刀刺我的心还要痛呀。热衷文学的女孩王卓渴望志趣相同的伴侣，不用组织家庭，只要相爱厮守，她问主编：男子中有这样理想的人没有？假如得不著异性的，可否找一个同性的？（我相信真爱是不分同性异性的，并且我也有过同性爱。）主编回应：你的爱情观──不分同性异性的恋爱，不免近于变态，或者因为对于恋爱的真义不曾澈底了解的缘故。最好请一读本号所载〈恋爱观的变迁〉一文。在 1921 年前，女性还少出现在公共论坛时，厌女论述是男性主张女性的落后使国家阻塞不前，藉由指责女性提升自己的优越感，却鲜少反省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1921 年后，女权国家论述退却，旧女性成为男性追求自由的包袱，新女性则让他们遭遇失恋的风险，无法让男性予取予求的女性，仍是被责备的对象。有趣的是，这些读者投书的厌女论述，却在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以另一种面貌呈现。▲1921 年北京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创男女同校先声，舆论呼吁男女社交自律节制。杂志广告则鼓励女性要注重一切仪容细节，以便与男子交谊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分析，这类通俗小说是读者面对社会快速变迁的逃遁叙事，他们拥抱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好让「想跟上世界的愿望，让位于想忘却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的愿望」。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周蕾（Rey Chow）进一步发展出以「以女性为沉痾」的症候解读。读者总在小说中看到意志薄弱的男主角沉沦，而女主角则信守承诺、贞洁、美德，她们被迫走出家庭，寻找并拯救她们的（准）夫婿，但一切总是来不及，传统的力量（女性）始终赶不上现代社会招致堕落（男性）的速度，为了守贞（传统价值），女主角们的结局不是病死就是出家。女性被视为中国传统最深层的受害者，她们承载了繁复的家庭与社会规训，她们是最需被解放的一群，同时社会又最害怕她们被解放。她们应该上学、放足，有新思想、好容貌及旧美德，以准备随时承接被新时代抛弃的男子。参考文献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妇女杂志资料库。2、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12（2004年）。3、Mittler,Barbara. “In spite of Gentility: Women and Men in Linglong (Elegance), a 1930s Women’s Magazine,” in Daria Berg and Chlo Starreds.,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Routledge, 2007).Link, E.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4、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董之林、张京媛、陈顺馨、陈惠芳、陈敏娟译（台北：麦田，1995）。

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我总是会面对这样的困惑。形而上的讨论，实在也是同芸芸众生无关。诚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参与在历史之中，上一刻即是历史，但我们却对大趋势无能为力。故而不免觉得认识历史又何用处呢？我只想岁月静好，现时安稳而已。学生学习历史尚为了升学，学者研究历史是为了饭碗，但小民阅读历史又为了什么呢？其实有别于其他人对野史秘闻的津津有味-—现在的自媒体历史专题都如桃色小报一般-—坐下来翻几页历史，对我来说，是为了不受人惑。我想，读近代史，也就是为了不受人惑这四个字。一则它去时未远，区区近两百年而已。这两百年来国家走得跌跌撞撞，险象环生，却每每能逢凶化吉，推倒重来。失望实多，但希望并未失去。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也正是之前的余绪，我们总是要走向光明。二是由于近代，一下子中西问题、古今问题都变成了困惑。我们落后时，就称唐宋；进步时，就比欧美。小民在这个时代无论抵制洋货也好，无论抗日捐工资也好，都是大哉问的问题。我们也总陷入这样那样的盲从里面去。三是我们过着自己的日子，面对不同的选择，婚姻、工作、人际关系，我们不必明白这世界的规则，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往哪里去。我们所谓传统原已在这几百年里损失殆尽，要的也仅仅是理清脉络，更好地认识时代，认识自己而已。今天我推荐的也就是基本认识时代的书。当下国人写的，都尚未经过时间的考验，如吴晓波写的那些有关历史经济的书，这是生意而非知识，却又极不严谨，我们要读的是真正能够一击即中的书。认识自己的是细节，认识时代的是宏观，我们今天只讲基本谈宏观的书。现在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现在都已经被列为入门的必读书了，但我觉得下面的这本更好一些。《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国近代史新编》(和大师学国学，中华书局，2016年2月第一版)。此书经过重新编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原《中国近代史》的部分；第二部分作为“中国与近代世界”为标题，收入他的论文三篇：《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年东北外患史》。大体上来说，蒋先生这本书的逻辑性极强，而且在史料掌握上也优于常人，关键是他能用极为简单的语句进行输出，这是此作不可多得的地方，但此后确实也没有像他这样三言两语把事情说清楚的作品，格局和框架也实在没有跳出这本书所设的界限。此作也并非无懈可击，他对于林则徐的评价显然是超出了林钦差所处的时代，却又因为太过于简略，之后又没有修订，只能对中国近代大事做一个粗略的了解，无法了解更多的细节，诚然如此仍无损他作为开山之作的地位。《近代中国史纲》同蒋先生一脉相承的，是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这本书原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上下册，大陆版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版本。我不想讨论有无删节的问题，因为单就1840-1919年或1923年这段历史来说，基本上那些论述已经够用。郭著的一个亮点，是将上限提到了东西方在明清之际交流的时代，简单勾勒了当时的情形，但是相当用功。这对了解整个近代的背景是有意义的，不至于在1839-1842年忽然有场战争而稍显突兀。故而此作的优点也在于寥寥数语间就将事件梳理清楚，行文又极为流畅，且不发议论，只取事实，只可惜他用半白话的叙述普及似乎有难度，如果要深入了解，则语言问题并非是个困难。《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尚还有简写本）这本著作是在另一观点上的近代史作品。之前的几本书，都是站在中国近代基本发展脉络上——西方影响，中国变化——而胡绳这本书基本上就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近代历史最好的读本。诚然自范文澜以下，出了很多用这个观点写成的近代史，但在我看来基本不得要领。用理论去生搬硬套，反而觉得史料里夹杂理论，或者理论用史实来印证，有点牵强。而胡绳此书算是毫无违和的一本。他积累颇厚，这个时间跨度能写成这样的书极为难得。他对史料的把握，也是恰到好处，文笔也自然得很。若不参考别的书，单读这一本书大致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对这段历史有相对详细的了解。但，正如其他同样持此类观点的著作一样，在史料的着重上，此书也总是过分强调民众的反抗，尤其太平天国，着墨尤多，颇有顾此失彼的感觉。这是没有必要苛责的，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苛责他对地主阶级的谩骂，将此书看成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就好。而且，它还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相对来说比较持正的著作。总体说来，他还是将他所想表达的观点流畅准确地表达出来了。可能有人觉得过时，但看过方觉也是一种角度。《中国近代史》现在仍然风靡的则有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大陆同时也有引进，更名为《中国近代史1600-2000:近代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时间跨度比较长，一直写到两千年左右的中美交往，而1949年以后则有大量的删节，同样的也并不妨碍阅读。这一部书，作者似乎有心将它写成一部近代通史著作，故而不设下限。这本书好在写得晚，实料又发现得多，兼用非传统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而一味主张调和两种不同的近代史的方法论，故而可以独树一帜，成为重要的一部近代史著作。他也是将明清中西交流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这里可见他对郭廷以著作的借鉴，但又适当地提供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及社会思潮作为一个考察方向（虽然并不是十分准确），故而让人耳目一新。对于事件的论述他事无巨细，基本上没有取舍，一味地将整个近代的面貌呈现出来，而缺点也在于此。越是要想将它写成一部简要的通史，越不可得，结果陷入到顾此失彼的境地当中去了。很多表达与描述都不十分准确，又由于战线拉得太长，缺乏连贯，这对独立的单章阅读可能有好处，但是若连续系统的来看，可能读完一章再看下一章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剑桥中国晚清史》此外，尚有两本论文集可供参考，《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前者有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翻译版。我没有去比较过双方翻译的不同，从学术观点上来看，都是可以接受的。后者则是两岸的学者一起编写的一册书，里面两岸学者各自负责单篇论文的撰写，当然，台湾学者的功夫更高一些。论文集就想是看一场势均力敌的群星演唱会或者是NBA的全明星赛。每个作者都围绕某个特定的议题撰文，风格不尽统一，但却精彩非凡。前书里面，我们既可以看到上文提到的郭廷以论自强运动，徐中约论晚清对外关系，也可以见到魏斐德论广州贸易，费正清论条约制度。各位学者如八仙过海，在一个小专题里面各显神通。后书由于晚近刚出版，已是集中了两岸的最高学术水平，我尤喜林文仁的《派系分合与晚清政局》，言前人所未言，读来相当离奇曲折，而文字运用出奇熟练，算是上佳的文章。做自媒体的，确实也可以好好学习下。《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以上简单介绍了我读近代史的几本入门的书，的确也不是太为艰深难懂的书籍。如果有人有心想要进近代史阅读或者研究的门，实际上上面这些就够用了。如果还想再深入一点，就要进入专题的阅读。好在各书都有参考书目提供，实际上现在要得到这些参考书也并不是很难。这早已经不是个知识荒芜的年代，有心向学，总能找到提升自己的方法。只愿各位少些浮躁，静静地坐下来，翻几本书，少听自媒体上的胡说八道就好！以上文章是我诸多原创文章里的其中一篇，抄袭或者借鉴都非是我的特长！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给我点赞；不同意我的观点，请评论或者私信告诉我；不喜欢我的文笔，可以直接忽略。在我的主页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努力。我感谢各位阅读者的付出，谢谢！

文/狟先森抗战时期，冯玉祥有一天去参观卢作孚的民生机器厂，他不经意间看到器厂里摆放着几个已经铸造好了的铜鼎。冯玉祥忙问“造鼎干什么”，旁边的工人说“这是给委员长的。”鼎本身有着神圣的含义，九鼎又通常是与那些认为有着很高功绩的皇帝联系在一起。武则天、宋徽宗就铸过九鼎。 那么，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为何有人要给蒋介石献“九鼎”？01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日，在蒋介石的直接督导下，中美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中英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条约》也在这天公布了。至此，存在于中国约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被取消，国内因此有着巨大的反响，图：朱家骅在蒋介石看来，中国一直追求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在自己领导的国民党手中完成了，心情格外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把自己看作是开辟中国新命运的民族英雄。如何赞颂蒋委员长的功绩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就想到了一个办法：铸鼎！02 体察领袖心意铸成九鼎组织部长朱家骅出面牵头、组织部下属的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操办，决定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纪念会上，把九鼎献给蒋委员长，以赞颂领袖的丰功伟绩。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全票通过后，朱家骅将方案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报告中写了一个“阅”字，表示知道了，实际也是默许了。图：《王子壮日记》关于献鼎的记载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设计，卢作孚民生机器厂负责铸造，各工矿党部平摊费用。民生机器厂的铸造工艺不赖，九个鼎样式一模一样，高约30公分。九个鼎上面都刻着蟠螭纹，鼎台采用四川楠木，鼎盖用古铜色软缎覆盖。九鼎铭文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所写。“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献此九鼎，宝于万古。”文字相当谄媚。1943年11月3日，中央社报道说在7日举行献鼎仪式，由组织部长朱家骅主持。11月6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听到国难当头竟然还要举行这样谄媚的“献鼎”仪式后，在日记里惋惜地写道“今日献九鼎，蒋先生应却（推辞）而不之却，徒损其大。”03 献鼎仪式尴尬收场11月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28期举行开学典礼，按照预定的安排，将首先举行献鼎仪式。会场布置非常隆重，主席台上摆着三张长方桌，铺着黄缎子，两侧站着司仪，台下坐着500多名为献鼎而来的代表。后台休息室内坐着蒋介石、元老于右任、吴稚辉等人。一切准备就绪。当朱家骅正准备献鼎仪式时，不料，蒋介石突然派人把他叫到后台休息室去了。突然休息室传来蒋介石痛骂朱家骅的训斥声。蒋介石斥责朱家骅“献鼎之事，无聊已极”，随即，蒋介石走上台前，对着朱家骅和在座的代表说“做事须有意义，符合时代潮流。党员应知耻，不用再献鼎。”朱家骅面红耳赤，相当难堪。要知道，“献鼎”的报告可是经过蒋委员长批准了的。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对“献鼎”态度来个180°大转弯呢？时任铨叙部次长王子状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举行如此谄媚的仪式，是因为“总裁以雄才大略，不免英雄自喜之心。”献鼎之事朱家骅“事前有报告请示，献鼎时间，蒋并未有反对表示。”对蒋介石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颇有微词。蒋介石无论怎么开脱，都要为这场闹剧承担直接责任，因为他完全可以退回朱家骅的报告。参考资料：1、王子壮：《王子壮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2、邓野：《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流产与非议》，《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这个学校完全是从无中生有，好像在白纸上做文章一样，完全系由理想而实现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李四光作者：孙小宁《珞珈筑记》资料图九月新生入学季。又一拨莘莘学子，迈进了憧憬中的大学校园。每一座校园都深藏历史，而这历史，又在不断的岁月回望与史料梳理中得以被重新发现。尤其是当把目光从历史中的人转到历史中的校舍建筑时，又会有另一种路径被打开，另一段隐而不彰的历史被揭示出来。今年，一本有关武汉大学建筑创建史的学术著作《珞珈筑记》出来，就为我们再次刷新了对大学校园的认知。这本书的主体是建筑本身，作者更将“建筑”作为一种“活动的过程”来观照，我们由此一步步窥到了它从初起动议到选址施工，再到最后完成的整个过程，这其间，闪动着一些政坛人物、一些民国教育家的身影，还包括几位中外建筑设计师、地方施工商与工程队，一组组民国众生相的背后，隐藏着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轨迹，以及中国近代建筑衍变中的观念碰撞。武汉大学，历史上享有“近代中国最美学校”的美誉，其大学校址，座落于九省通衢的武汉武昌区。如书中所指，它不仅以风景的美丽著称，而且初创轨迹也完全不同于近代史上那些同样著名、却是在旧有学堂基础上改建起来的大学，也不同于背负着推广近代教育、启发民智以达到普及福音目的的教会大学，它之令人感叹，一方面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中国三十年来，有新式大学后，总计全国大学约百数十所，多因过去历史关系，虽时时改革，总不如武大之与旧历史一刀截断，重新创造之痛快。”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在无中生有的过程中，一波三折。更特别的是，从一开始，这所大学就被当时的教育部寄寓了超越于地方院校意涵的教育理想。正因此，参与建设的诸多有识之士，也都深怀着“努力建设这个武大，就是要做一个榜样给国人看，让国人认清楚，建设并不是不可能或太难的事”的宏愿力促此事。此间，美国建筑设计师开尔斯的获邀加入，又在其选址的最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让人窥到中国建筑近代发展进程中，一些有意味的中西实践。如何成就一座理想校园的理想面貌，昔日的教育先贤们，其实是把一种理想的教育理念融注在建筑与环境当中。这些宝贵的思想，仍需要今人慢慢梳理、还原，并不断思考借鉴。历史校园中的理学院武大风景虽然有名，但对于历史建筑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孙小宁（以下简称孙）：作为同为武大毕业的学生，我不得不说，我对于有关母校的这本书，有着特别的兴趣。只是因为毕业后只回去过一次，记忆中保留，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校园印象。中国的著名大学，不乏有人做校史研究，但这本书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校史。首先，它确实为出入武大校园的学生解了一些深层的疑问——为什么这座校园，与别的校园如此不同。这个选址也太优越了吧，恰好就在又有山又有湖的地方？记得那个很有年代感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我们上学那会儿并没有立在大学门前，而是离它有一定距离的街面上……当然，除了这初步的答疑，书中的诸多脉络线索提示，一座校园与一座城市，与中国大学教育、乃至近代史都有着密切关系。从校园的建筑本体入手研究，应该说还是需要专业门槛的。想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你的专业、你对这件事兴趣点的开始，或者说，在涉猎了以前诸多历史文本之后，引发你更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或者不满是什么？在这项研究中，你的优项是哪些，短板又是什么，你怎样克服它们？刘文祥（以下简称刘）：谢谢。我是2007年进入武汉大学的，随后在武大求学整整十年，2017年博士毕业。我的本科专业是人文科学试验班，这是武汉大学1993年在全国首创的一个尝试打通文、史、哲的人文科学宽口径本科专业。它培养了我对人文科学的热爱，且拥有了一些更为宽阔的视野。大学本科期间还在华中科技大学辅修了建筑学双学位。建筑学看似与我的本专业相隔甚远，但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事实上与历史学研究是密切相关的。我觉得，从历史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建筑史，可以有不一样的思考和发现。来到武汉大学学习，使我得以进入到一个每天耳濡目染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绝佳案例中去，作为一个对建筑历史与文化感兴趣的人文学科学生和历史学研究者，对这些建筑发生超过一般游客和旁观者的兴趣，是很自然而然的事。然而当我走进图书馆，去翻阅已有的关于这些建筑的研究成果时，便立刻发现它们不仅数量少，而且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这其中，也有很多在我看来纯属主观臆测甚至穿凿附会的内容，比如有些文章把李四光甚至美国建筑师开尔斯等人写成近乎风水先生，说他们当年在武大的选址和建筑设计上有诸多风水考虑，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又比如我在书中提到过的，武大老文学院和法学院两栋建筑屋顶造型上的细微差异，过去被演绎为“文采飞扬”和“法理严肃”，这一说法我很早便生怀疑；再比如关于主持武大设计的那位美国建筑师开尔斯，关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甚至没有一张照片，等等。我开始意识到尽管武大的风景举世闻名，这些民国校舍建筑早已不乏知名度，但其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还存在很大拓展空间。于是我便开始去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一开始还只是个人兴趣层面，后来逐渐把它当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来做，以致最终形成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和今天的这本拙作。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武大长期求学的经历，加上得到了武汉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各位领导和老师的大力帮助，得以深度挖掘其中馆藏的许多尚未公开出版的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历史档案，以及当时的原始建筑设计图纸等珍贵资料，这些都是其他研究者一时无法具备的研究条件和基础。在攻博期间我还曾前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了一学期，在台湾也查阅了一些重要资料，比如武大旅台校友会的会刊《珞珈》杂志，在大陆地区就无法完整看到早期的部分。再者借助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在当前历史学研究中，史料的检索搜集能够做到比以往更快、更广、更全面，比如我并没有去到美国、英国等国家，但在书中使用了许多这些国家有关机构收藏的档案、书刊、影像等史料，这应该说是我所处的时代所给予的幸运。武大校舍,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一个特殊案例孙：虽是以武大建筑入手，但正如我们书中所见，你其实还涉猎到国内各大名校的建筑，因此让我们看到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中重要一页。上世纪一些西方建筑家在中国的实践踪迹。从这个建筑历程来看，武大的建筑群，处在其中的哪个阶段，是彼此的建筑理念、手法磨合到了相对成熟期的成果吗？这里面是否也包涵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文化觉醒？刘：正如我在书中分析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近代的复兴和传承演变，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更同元明清以来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有着深度的历史纠葛。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比如早期是传教士的摸索和尝试，后来开始有外国建筑师在其中主导，再往后是中国本土建筑师的加入，乃至于来自中国政府官方和社会的力量也参与其中。从大线条的角度看，各个阶段或许可以归纳出一些各自的特点，但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事实上是一个范围极为辽阔、内部差异性极大的状貌，基于少数案例而呈现出的“线条”或“规律”，未必能完全套用于其他全部的案例。我认为，武汉大学即是这样一个有着许多特殊性的案例，从时间上看，它其实已经比较晚了： 1929年才开始设计，1930年动工，二期工程的主要建筑是1930年代中期才进行的设计，在此之前十来年，众多教会大学已经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新校舍建设运动，并在其中进行了诸多有关中国民族形式大学校园建筑风格的尝试，还涌现出了像亨利·茂飞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设计师。与武大珞珈山校园设计和兴建的同时期，在国民政府官方的大力倡导下，全国公共建筑领域则正在发生着第二场民族形式复古运动——“中国固有之形式”。然而，武大的建筑在我看来，既不是这一时期完全典型的官方“固有形式”运动的产物，也不是完全循着此前教会大学新校园建设运动中所探索出的某些路数而继续发展而来的。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比如地处武汉这样一个内陆城市，建筑师开尔斯个人的一些特点等，而具有了种种独特的特征。我想，不能因为它的设计和建造年代相对较晚，而简单把它视为是一个“相对成熟期”的作品，事实上，它布满了许多历史的裂痕，这些裂痕背后是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复古运动所始终难以克服的一些技术性乃至文化性的困境。关于这些方面，我在书中已有比较详细的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崛起是毋庸置疑的，武大在找到建筑师开尔斯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新校舍建筑风格要采用民族形式，也正是因为这个预设的基调，才会找到开尔斯。但在珞珈山校园具体的建筑设计过程中，校方可以说是放手让设计师类充分发挥和施展的。1932年11月胡适与武汉大学部分教职员工“一座充满了一个新的好的大学”为什么建成在武汉？孙：一所大学不是从旧学堂改造而来，而是从重新的选址找地规划开始，这无疑是武大不同于多数名校的历史发展之处。因为不同，所以有特别的意义，你觉得它体现在哪些地方？另外，当时有识之士所怀抱的那个理想——“创建一个新的好的大学“——我们不妨猜测，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也许也有人有志于此。为什么在那个时期，在武汉这座城市，这个理想实现了？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刘：为什么在武汉？确实，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而这也和第一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武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明星城市，这里不仅是近代中国内陆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诞生了汉口这样的繁华大都会，还曾经在晚清张之洞治鄂时代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近代工业化进程和新式教育起步发展进程，在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留下了光彩照人的篇章。但聚焦在高等教育的物质建设层面，我们就会发现在珞珈山校园营建以前，武汉在全国是很落后的，特别是国立省立的官办大学，没有一所像样的校园。所以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武汉由于过去的基础实在太差，新的武汉大学急需一所好的新校园来改善办学环境，这是其得以在国民政府时代伊始就开始规划和营建，从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赢得了较长时间，得以基本建成珞珈山新校园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其他地方确实也有一些国立大学已有这样的计划，如南京的中央大学等校，但后来由于抗战爆发，这些计划未能实践。在近代中国，国立大学中得以在抗战前基本建成的从零开始的新校园工程，只有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两个案例，对于武大来说，其中确实有许多当时无法预知的幸运成分。孙：从你的记述来看，武大新校址的选址，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中间不乏观念的碰撞。这碰撞中的细节有许多可堪玩味。尤其最后，周鲠生先生关于选址郊外所发表的讲话特别有辩证意义，即：既看到“我们的大学系新创，基础未固，恐怕不惟不能影响社会，还会被社会同化，所以要迁移。”又，“虽然建设在离开社会的山野，我们究竟不是与现实社会绝缘，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社会的使命”。如果将这个理念放到今天的大学教育一环中检视，你觉得今人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借鉴？刘：武大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在东湖珞珈山这里建设新校园的计划的。在大学筹备的最初阶段，是由湖北教育当局在负责，当时的计划远没有后来宏大，只打算沿用城内一处晚清以来遗留下来的旧校舍（两湖书院旧址）。但是当时全国教育当局的最高主事者——大学院长蔡元培，对武汉大学有着很高的期待和不凡的定位，他后来委派了几位他在北京大学的老同事来武汉参与筹备武大，把这所大学的学术定位进行了提升，其中一位筹备委员，就是提出武大要在城郊建新校舍的李四光。至于最后一步选址的微调，则是与美国建筑师开尔斯有密切关系——由山南平地调整到山北丘陵地带，是开尔斯对于新校舍以学院为单位组团式布局的规划思路下的必然选择。高等教育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重要命题。在我看来，大学既应该是一座象牙塔，又不能只是一座象牙塔。大学是精英知识分子和前沿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它天然带有精英性，精英本身并没有错，大学也不应一味强调去精英化。但是大学不能关起门来和社会绝缘，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我想无论何时，大学都应该要学会把握好这一辩证关系。孙：再进一步理解，大学也不可能是座象牙塔。因为就其选址到建成，其实已经与时局、与商业、与周边百姓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的书中对这些，做了许多细致而一手的发现与研究，这中间，又有哪些你觉得特别值得今人尤其是今天的大学教育人士思考回味？刘：对武汉大学校园的既往研究还很不够，所以这本书里很多问题，只能是我从原始史料入手，进行原创的分析和研究。比如我完整翻阅了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总共261份地契，对每份地契的信息进行了统计，还通过原始档案，完整还原了珞珈山校园征地过程和其中发生的种种纠纷。又如我通过原始图纸等档案，发现了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曾在1930年深度参与珞珈山校园总体规划和几栋重要校舍建筑的设计工作，由这一条线索入手，进一步分析了中山陵建筑风格对珞珈山的外溢影响等问题。我在书中第五章第三节，分析了珞珈山这些民国校园建筑的许多缺陷和不足。许多建筑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美感而削足适履，在功能上做出很大牺牲，留下了深刻教训。我想，对于现在的大学校园建设，这是个很值得汲取的教训。再比如在第四章关于建设经费的分析中，我发现其实武大虽然名为“国立”，但在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经费中，来自湖北省的地方经费，其实超过了中央拨款数。对于在非首都城市的国立大学而言，如何处理好与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是一个关系到大学兴衰的重要问题，对今天的京外部属高校而言，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女生宿舍自习的女生几经变迁中的武汉大学也曾在东湖风景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孙：建筑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包括校园本身。所以我在阅读中，还是觉得，书中的校园，与自己记忆的校园有出入。以你的眼光，差异有多大。也就是想让你界定，你所言说的那个校园，大概到什么年代止。脱开这本书，从今天眼光看，武大校园的变迁，经历了几次？其间，重大的校园格局改变又有哪几次？孙：我的书主要关注的是抗战西迁前的珞珈校园，也就是从1928年底开始酝酿选址，到1938年武汉沦陷，同时有部分内容关注到抗战复员后的情况，即1946年到1949年间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部分，没有涉及。应该说，1950年代以后珞珈山校园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进入那个时代以后，民国时期留下的很多城郊的大学校园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有的校园被分解成几部分，由不同的院校分别使用，有的学校搬离了原址，新的学校搬进来，更多的是校园内有了新的规划思路，建筑风格也发生很大变化。相对来说，武大是幸运的，因为尽管在院系调整中学科结构变化很大，但武汉大学这个名字还在，校园也还在珞珈山没有搬走。不过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狮子山以北到东湖南岸这一带地区，即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建筑群和各种实验场的所在地，新成立了武汉水利学院（后来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规划了一个苏联模式的新校园，建造了许多新建筑。虽然这个学校后来又重新合并回了武大，但这段历史给珞珈校园格局带来的改变已是事实。又比如80年代建成的枫园宿舍区和2000年前后建成的文科区，把校园东部这个原来很荒僻的角落开发了起来，也改变了校园的一些格局。孙：读最后一章感觉最轻松，但同时又感到这像是你这项研究的延伸。将武大与东湖风景区的发展放在一起考察，是什么样的深意？刘：国立武汉大学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拙作关注的一个重要线索之一。探讨武汉大学与东湖风景区的关系，是我特别强调的一个前人不太注意的视角。今天的东湖也是武汉的一张重要的城市名片，这片水域浩淼的城中湖，代表了武汉“大江大湖”的城市特质，也是武汉最重要的风景名胜区之一。虽然武大就在东湖边，但因为不在今天东湖风景区的界限内，既往讲到东湖风景区的历史和文化，往往不太强调武汉大学的部分。但我通过史料回到民国时期，就可以看到在武昌东湖从一片普通的城郊荒泽演化为一个风景游憩地的最开始，武汉大学扮演了极为重要和核心的角色，我在书中明确提出武汉大学是东湖风景区建设的主要拓荒者之一，对东湖风景区日后的交通格局、人文积淀、建筑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深远影响。武汉东湖风景区的建设思路，过去一些年曾有过几种不同的选择，比如曾经很强调楚文化元素，在景区建设中特别强调这方面的景点建造，最近一些年又主要突出“生态风景旅游”的概念。我觉得，东湖大气磅礴的自然风光是她最主要的特色，自当突出，而在历史文化方面来说，应该重点挖掘近代湖畔大学文化，珞珈山才是近代东湖风景区早期开发过程中的风景核心和文化核心，这也是提供给今后武汉东湖风景区开发建设一个个人的思路和建议。孙：读这本书，让人意犹未尽。感觉武大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人再探究下去，你还会继续吗？刘：确实，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命题，以武汉大学为切入的角度和视角，还可以有很多路径去观察和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我的书只是以校园建设这个小部分为一个小小的角度切入，做了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而已。在武大与近代湖北和武汉地方社会政、商、民各界之间的互动，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联和影响等方面，我还有兴趣继续关注和研究下去。原标题：武汉大学建筑中照见历史来源：北京晚报流程编辑：tf018

许纪霖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我们大夏抗战史系列讲座第三讲开始了。大夏抗战史系列讲座这一次主要由唐小兵老师他来主持，请来的三位都是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资深的学人。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金以林研究员。让我们表示欢迎！金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作为同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交流，差不多七八年前，茅海建老师也邀请过金教授来我们这里做讲座，时间真的很快，一个“抗战”过去了，现在金老师又再次来到了我们5303。金老师是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香港大学读硕士，最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后来长期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在国民党史和抗战史研究的领域内非常著名，所以我想，这一次请他来也是讲一个和抗战有关的题目，我们都知道，抗战史现在也是社科院近史所的一个重头项目，也是金老师挂帅，今天金老师讲的题目也是大家感兴趣的，因为我们这里研究民国文化史的老师和同学不少。今天的题目就是“战时的中国大学”，让我们欢迎金老师！金以林研究员：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走在校园里真的是非常开心，看见的都是年轻的脸，很有朝气。我一工作就在研究所，周围都是老前辈。所以在研究所，一直到现在，还都在叫我“小金”。现在也快混到老金行列了。其实这几年我主要做国民党史研究，二十年前写过一本有关近代教育的书，这次唐老师说要做有关战时的讲座，我就把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简单回顾一下，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主要是讲“战时教育政策的争论”、“战时大学的内迁”、“战时的教育救济”、“战时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战时党化教育检讨”和“被网络神话的‘民国范儿’”这六个问题，重点讲最后两个问题。一、战时教育政策的争论讲战时的中国大学，首先要谈一谈战时的教育政策。抗战爆发后，教育政策肯定要做出调整，但到底怎样调整？当时有非常大的争论，很多人认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有些人甚至提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当时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就建议：“在抗战期间，大学教育应以修业两年为一阶段，使各大学学生轮流上课，及轮流在前线或后方服务，满一年或两年后再返回原校完成毕业。各大学教授亦应分别规定留校任教及调在政府服务两部分。”但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战时教育”。胡适就谈到：“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也说：“尚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即如学生所谓抗战教育之课程，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这种反对的声音在教育界是占主流的。有意思的是，当时有很多军方将领也参与了这场争论。清华、北大和南开最初迁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到联大演讲时开门见山，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但也有很多军方人员认为学生应该继续读书，陈诚（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就赞成学校内迁，并把大学生们喻为国宝，指出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极为重要。因为十年后，国家的命运全在他们手里。其实起最关键作用的，是当时的领袖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接受了在庐山讲话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建议，明确提出“战时应作平时看”，不认为中国应该把大学生投入到战场上去。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尽管有非常多的争论，仍有350名以上的学生自动留下来参加战地工作。做过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当年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内迁到长沙的时候参加了战时工作。事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回忆：“抗战开始时，我的看法是以为应该为全面抗战，节省一切的开支，研究工作也可以等战后再做。但抗战久了，我的看法也改变了，我渐觉得为了维持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的精神，不能让他们长期的感到无法工作的苦闷。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恢复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材，应该在可能情形下有些研究设备。”特别是在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抗战建国纲领，要求抗战不仅仅是抵抗日本侵略，还要满足中华民国建国的需要。抗战八年，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胜利时的141所，在校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二、战时大学的内迁下面简单回顾一下“战时大学的内迁”。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大概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就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39年年初武汉、广州沦陷后。这一时期主要是东南沿海的高校内迁，但也有许多私立学校、教会学校虽在沦陷区，如北平的燕京大学和上海租界里的学校，依然可以继续开学。第二阶段是自1941年底至1943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教会大学和原迁入租界或暂时避居华东、华南山区的高等院校，再次陆续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这两个阶段是内迁的主要时段。第三阶段是自1944年至1945年，就是1944年日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一号作战，又称豫湘桂战役，造成国军的大溃退，导致大片国土沦丧，原内迁分散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被迫再次迁入四川境内。抗战时期最早内迁的大学是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之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创办的东北大学先是迁到了北平，后来一路内迁，最后就失散了。在内迁大学中，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是比较有名的。特别是西南联大，最早叫长沙临时大学，是清华、北大加南开。西北联大就是北师大、北平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可惜西北联大联合的并不好，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史上留下的记录不太多。西南联大留下的故事就太多了，我后面还会讲到。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是西南联大的有些故事被夸大了，好像创造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当时内迁的大学，在四川最多，特别是集中在重庆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号称“大学四（霸）坝”。三、战时的教育救济下面我想谈一下战时的教育救济。抗战时期，因为战争的影响，大学被迫内迁，学生们脱离了自己的家庭，政府不单要提供学，还要提供养。所以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对战时教育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对待学生就是实行贷金制，等于提供无息贷款；对待老师和公教人员，最开始是工资按七折发放，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内陆交通全部阻断，物价飞涨，就开始实行实物发放，学生救济也改成无需还本的公费制。最初实行贷金制时，还指望学生毕业以后还，每月8元到10元，这在抗战初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到抗战后期物价飞涨，贬值得厉害，政府就干脆改为公费制。公费主要偏重于理、工、农、医，就是当时所谓的理科，文科包括文、法、商、教。因为国家抗战时最需要理工科，所以理科拿到的公费比例是最高的。整个抗战时期差不多有八成的学生都能拿到贷金或公费。这套制度以后慢慢演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助学金在某种程度上就和它非常像。194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回忆说：“笔者时属武汉沦陷区流亡学生，确无经济来源，经申请批准，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作零用。”当时八元钱的购买力还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伙食标准还是蛮不错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除了贷金，很多内迁到大后方而又无法坚持继续办学的私立大学，政府将其改为国立。最早改为国立的是厦门大学，福建省政府一度想将厦大更名为福建大学，因陈嘉庚和广大师生反对，教育部长陈立夫明确表示：“厦大改名事，从此作罢，以后决不复提起。”天津南开大学也是私立大学，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张伯苓先生极好，南开大学在战时八年间学校经费完全“承政府全数拨付”。1942年，因“国内各大学纷纷改为国立”，张伯苓仍决定维持私立，还就战后复校问题亲自面求蒋介石设法维持。“蒋委员长仍本‘有中国即有南开’之诺言，允对我校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直到抗战胜利后，南开才改为国立大学。像内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在1940年代初年改为国立。当时很多省立大学也纷纷改为国立。也有不愿意改为国立大学的，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一直拒绝改国立。四、战时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谈一谈战时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抗战爆发前，中国的大学都是自己命题，自己组织考试，一个人可以同时报考很多学校。战争时期这种作法非常不便，实际也做不到。国民政府就此制定了很多政策，如统一考试科目；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标准。这些政策最早是在国立大学进行的，私立大学并没有参与。当时还在上海租界里的交通大学，也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统一招考。但统一招考实行起来遇到很多困难，后来就取消了。抗战胜利以后恢复到战前的模式。当时，教育部还颁布统一教材标准。统一教材是好是坏，也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抗战前很多大学为了省事，用的都是国外教材，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统一教材因此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任何东西一经审查就会有问题。此外，政府还为统一教师资格，制定了很多政策。特别是还设立部聘教授。抗战时期经教育部审议通过的部聘教授有两届总共四十多人，这批人在1948年大部分都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五、战时党化教育检讨我下面想重点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战时党化教育检讨”。1940年，蔡元培先生去世，蒋介石在这年3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孑民逝去，盖棺论定，其在中国文化上之影响如何，吾不敢武断，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我们都知道，蔡元培先生是党国元老，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校长。他主张的“思想解放”、“兼容并包”是最被人们所称道的办学理念。但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办学理念并不是什么功绩，而且因为他没能提高国民党对教育的领导，更像是一种罪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最早是从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时候开始的，又称三民主义教育。在早年党化教育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教育界的认可。等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开始不断加强党化教育，党内高层如胡汉民等人就与蔡元培等教育人士不断发生冲突。像在梁启超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就认为梁启超对学术贡献很大，对国家也有贡献，应该为其举行国葬。而在一些国民党党员眼里，梁启超就是北洋余孽，怎么能享受国葬？胡汉民就明确说：“教育不可无主义，主义只能宗于一。我们现在既以惟一的三民主义救国、建国、治国，教育是不能跳到国家范围以外去的。当然也只能宗于这惟一的三民主义而不能兼容其他主义，否则还是等于无主义。我国教育界中，向有认为教育不应该拘执一端，故步自封，而当包罗万象，以见其博者。直到现在，还有一班人如此主张。细为设想，流弊实大！”，“我们必不能让所谓‘包罗万象’摇动了我们已定的教育宗旨!必不许教育独立于此惟一的主义而有所兼容。”抗战前，教育界人士对“党化教育”多持否定态度。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之初，胡适致信蔡元培明言：“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此后，他多次公开呼吁“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至少、至少应该做到……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胡适因指责党化教育为“党八股”而遭到国民党中训部的训诫。但是抗战爆发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外敌侵略，为集中全部人、财、物力抗敌御辱，势必执行一定的战时统治政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统一入学考试、统一编印教科书，审定教员资格，实行毕业总考制等等措施，应该说都是教育统制的一部分。以上论及的各项政策尚能得到教育界的承认或赞许。但政府的其他一些统制政策，因涉及到教育界自身利益，往往为学界所指责，特别是国民党在学校推行的“党化教育”和战时在学校普遍设立党部，最为教育界所指责。抗战八年，陈立夫做了七年教育部长，可以说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执行者。他利用包括“私立学校改国立”等方方面面的手段，来加强党化教育。比如，在陈立夫看来五四运动带有自由主义倾向，不符合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将五四青年节改为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的3月29日。抗战时期，国民党还在各级大学设立党部。但党化教育的效果并不好。据张朋园回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讲授三民主义，就是卖狗皮膏药，有学问的人不担任三民主义课程，担任的人没有学问。”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在一次党务工作会议上也无奈地谈道：学校党务“尚觉太差”，“教授与学生更有以谈党务为耻者。党员数量亦甚少”。但蒋介石对党化教育是非常坚持的，甚至要求所有国立大学的校长都必须入党。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在日记中记载自己被逼无奈，最终加入国民党的事情。党化教育的效果虽然很差，但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也会出现很多有趣的偏差。一说到国民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并非像我们事后描述的是一群令人讨恶、甚或十恶不赦的党棍、 特务。以被誉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为例，成立于1939年的国民党区党部吸收了半数教授加入国民党，比例之高，为全国之冠。原来的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都是国民党员，蒋、梅二人还分别出任联大国民党区党部的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而联大的训导长却是被称为“联大最大的功臣”查良钊教授。据联大毕业的刘绍唐教授回忆：“查良钊先生确是所有学生一致推崇的好老师。胜利以后回到北平，所有联大的学生都把他抬起来”。最有意思的记录是对于1944年的五四，国共两党的记载完全不一样。如在清华、北大校史都曾自豪地写道：“1944年的‘五四’，被联大称为联大民主复兴的一天。党（中共）通过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活动，在联大掀起了一个民主高潮。”由中文系为主举办的文艺晚会，校内外参加者达3000多人。这次集会是“重新点燃了联大民主的火炬”。这一事件的起因就在于陈立夫想更改青年节的日期，当时很多年轻人不满意。闻一多在回忆时谈到：“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但是闻一多还强调了一句“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的情绪”。而国民党的记载是怎么样的呢？据联大区党部主委、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在晚会后写给中组部长朱家骅的报告则称，这次活动完全是国民党联大区党部有意策化的一次成功化解学生风潮的活动。他写道：校内左倾分子“初欲藉救济费太少，激动风潮，志未得逞。……至5月8日，由罗常培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新文艺晚会，专以讲述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国民）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而对照相关档案，仍以西南联大为例，据1944年2月统计，联大全体教师371人中，国民党党员超过150人，这还不含职员和学生中的党员。此外还有一批以学生为主的三青团团员并未计算。而共产党至1945年底的“一二一运动”前，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只留下十几个人，还要“由（云南）省工委分六条线分别联系”，其力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当时绝大多数师生参加国民党，主要是在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执政党，以此表示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中共真正开始在高校中发展组织，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讲到国民党的党建，实在是非常差劲。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各级学校里迅速发展壮大，并被誉为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第二战场”。而恰在此时，国民党竟在1945年6月召开的“六大”上，通过决议撤销学校党部。从此国民党基层组织从学校中消失。两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迅速逆转。面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只能依靠军警和特务来镇压学潮，从而引起广大师生的愤慨，纷纷转向中共，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坚力量。六、被网络神话的“民国范儿”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被网络神话的“民国范儿”。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把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美化得有些过了。首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是完完全全的精英教育，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就开始了。民国初年就曾有过激烈争论：是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还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这其中的对错，我们暂且不论。但最终不论是北洋的、还是国民党的决策者都选择了后者，优先发展高等教育。所以，国家在教育方面有限的投入主要流向高等教育。抗战前能够上大学的，可以说都是中产以上的富裕家庭。周谷城先生就曾回顾道：“战前大学教育被指责是‘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而抗战时期推行的贷金制和公费制，确实是让一批背井离乡的青年学子有了求学的机会。战时的高等教育也的确取得了诸多成就，如果自己和自己比、战前和战后比，还是不错的。这是事实，毫无疑问。但是为何又说它被过分“神话”呢？只要拿出具体数字来看一看，抗战前全国全部在校大学生不过四万人，抗战胜利后八万人。举一国之力，培养这点人，实在是政府应该的本分之举。现在全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有三千多万人。如果按照那个时代的精英教育政策，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是读不起大学的。再看1948年《教育年鉴》的统计的抗战时期的基础教育情况：抗战胜利后每年毕业的高中生不过八万人。大家可以算算，如果在民国时期，你们有机会上大学吗？根据李仲清等的《无声的革命》一书的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整个民国38年，累计毕业的大学生只有18.5万人，按1949年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接近万分之七，还略低于清代举人在男性人口中的比重。而2019年，仅仅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有820万人，超过全国总人口而不是成年人口的千分之五。所以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家里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在那个时代我们再有才华，几乎也是上不起大学。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些特别聪明的人在某些人的资助、或政府奖学金等机缘巧合之下，能够读书。而且我们怎么理解“官二代”和“富二代”？“县太爷”在我看来都不算“官二代”，至少么也得是厅局级干部，中国现在在职的厅局级干部是四万多人；什么是“富二代”？资产千万算得上吗？我看根本不够。网上统计全国资产过亿的有6万多人。因此对标民国的大学教育，如果不是资产过亿、不是厅局级干部，是无法上大学的。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只谈增长率，抗战时期增长最快的是在校硕士研究生，增长高达519%，听着确实了不得吧。但实际人数是多少？由战前的75人增加到胜利后的464人，博士生一个也没有。今天华师的在校硕士生估计也超过万人了吧？我们再看看民国时代大学教师的数量。抗战前的1936年，全国教师共7560人；到胜利后1945年，教师人数11183人。最多和今天北大、清华两校的教师人数差不多。他们更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生活与中国社会完全脱离。举个例子，据战前燕京大学社会学会的调查《燕京大学教职员家庭佣工进款研究》一文统计，共调查居住在燕大附近燕东园、燕南园、燕农园、朗润园、校内五处教师家庭，共53户，雇佣人数129名，平均每家2.4人。佣人分为厨子、听差、开饭、杂役、看妈、其他六类，其中厨子47人，几乎一家一个，此外平均每家还有1.4名其他佣人。佣人们的工资又是多少？厨子最高，每月11.2元；杂役最低，每月8.1元；佣人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0.1元。中国社会学的创始人陶孟和做过《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据他统计，当时北京共有人力车夫20859人，大部分车夫每月收入大致在6-8块，这与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记述是高度一致的。骆驼祥子还是拉包车，算是美差，不用在街上到处跑。6块钱养三口之家没问题。按当时正教授的平均工资（450元）算，至少是人力车夫的75倍。车夫的职业性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出租司机，如果现在按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每月6000元算，现在教授月收入45万，年收入500余万。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办到的。民国时期为什么教授的待遇能这么好，说白了就是极度的精英教育，国家就养那点人，不值得过分自豪。我特别认可胡适先生用“但开风气不为师”形容他们那代人。很多说法把民国学术捧得特别高，葛剑雄教授就有一个评论：按今天的学科分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有一定的国际衡量标准。就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水平而言，虽然有个别学者的某些成果达到国际前沿水准，但总体水平还是很低的。而人文学科（文、史、哲）的成果，则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如果在国内进行阶段性比较的话，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这一点我是很认可的。我看陶孟和的这份报告，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但他的这篇文章放在今天，最多是北大社会学系本科毕业生水平的一个调查。所以胡适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当然民国时代确实也出现了诸如陈寅恪先生这样人文学科杰出个人的出现，但葛剑雄教授分析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也认可。或许有同学不服气。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轴心时代”文明出现的中国孔子、希腊苏格拉底等人的成就，过了2500年了，现在谁又有能力说超越他们？所以有些“永远不被超越”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常常提到的还有抗战时期大学教授们的生活如何艰苦，其实我想说这一时期教授们“苦”只是和什么人、什么时代比。最常谈到的是闻一多教授要靠刻图章来挣钱养家。这是事实，但是“一时”，还是“长期”？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回忆哥哥一家抗战生活时曾写到：一些教授夫人也不得不干点手工活补贴家用。这些都是事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近代教育的贡献当然是巨大的，但仍有一些故事被神话。网上流传颇广的一个段子说：西南联大搬到昆明后，有一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让秘书去找西南联大梅校长，说我儿子想上西南联大没考上，让梅校长想办法解决。秘书回答说：办不到，因为梅校长的儿子今年也没被录取。这绝对是事实，但另一个事实却没提到：梅校长的儿子这年上了联大预科班（或是先修班），第二年不用考试就上了联大。1940年以后，中国交通被阻断，自然生活更加艰难。我选一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周的《梅贻琦日记》，记载了他七天聚餐了九顿：1日“晚七点与蒋宴孙洪芬。”2日“晚饭宴工学院教授二桌。”3日“中午秦大钧在庾庄请客。”“六点开常委会，在西仓坡食涮羊肉。”4日“七点半韩慎恭在冠生园请客。”6日“七点缪云台在李公馆宴…余因在省党部饮酒五六大杯，席未终竟颓然醉矣。”7日 中午“赴云台饭约”，“晚饭在袁蔼耕、向耕昆仲处，酒饭甚好”以上也是事实。而那个时候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教授比真是天壤之别。那学生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很艰苦呢？请看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抗战刚刚胜利时的回忆：拿两餐饭来说罢，方林街有的是小馆子，而包饭又是最“时髦”的事。在外面住的同学，当然宁愿出三倍的价钱懒得每餐饭跋涉到学校，又可以有几片肉点缀。而早点呢？学校门口有一排颇惬人意的早点摊，鸡蛋饼、牛奶、面、包子或是豆浆，蛋都随你的意。……比起在学生服务处人多的时候要排队等馒头，就不知道“高级”若干倍了。这种“阶级”在联大也并不太少。……昆明有名的酒馆饭店，联大同学经常出入其间也并不乏人。我们的伙食也有一段黄金时代，那是在胜利初来时，大家都以为会有一个安定的局面，物价狂跌，而贷金和公费却并没有跌。这时，我们六样菜中至少有四碗非肉即蛋，不少附近中学的同学都赶到联大来包伙食。按上述标准比，21世纪的今天，3000多万的在校大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恐怕也达不到。费孝通先生曾有关于跑空袭警报的记录：跑警报也成了朋友聚谈的机会，日子久了，各人都有了一定的所在地。而且，疏散时，大家都觉得逃过工作是应当的，反正在旷野里也没有工作可做。……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闲谈。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的确是事实，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别外的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再有一个抗战时期的神话：长沙临时大学最后决定内迁昆明，一部分男生决定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网络上还讲国民政府如何重视，特意派了名国军中将沿路保护，遇到土匪还要发照会，当时驻美大使胡适就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起我很感动与注意：师生步行，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一千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这些都是事实。我为什么说它不过是一段“神话”呢？换一种视角去理解：参加旅行的师生不过250多人，两个多月平均每天走不到20公里，公款吃喝，还有闻一多等名教授陪着四处采风。苦吗？的确也挺苦的。但我要问在座的同学，换成现在，你们愿意参加吗？ 1988年海南建省，当时我们学校组织从北京骑自行车一个多月到海南绕岛一周，全程近四千公里，平均每人脱两层皮。现在回想起来，也能说是苦得一塌糊涂；但也是人生美得一塌糊涂的记忆。我们都看过冯小刚拍的《1942》，河南饥荒几百万，四处流浪，有过将军护送吗？那些饥民有“民国范儿”吗？当然，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该肯定的我们还是要肯定，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呈现“另一面”：在一个高度精英化的民国社会，包括战时，政府做的这些事尽管不容易，但就整体数量来说，举国家之力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很多情况下说“民国范儿”，是来否定今天。我们今天没做好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要改革，希望它做得更好，但是借“民国范儿”来说我们今天，我个人觉得有点不仗义。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别说派一个中将陪着二百多人走一千多里。如果今天真处在战争状态，清华、北大、南开的两院院士，估计能凑五百人吧，其他教授都不算，政府别说派中将了，派什么人保护都应该。还有一个网传典型的“民国范儿”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说30年代蒋介石去安徽大学视察，和刘文典发生了口角，谁给谁一嘴巴，谁又踹了谁一脚云云。于是就说刘文典是“民国文人的风骨”。他们两人确实发生了争执，老蒋也给他关了，但事后又把他放了。其实刘文典就是一个有性格的“怪人”，也有另一面的事实，可能大家不知道：抗战时刘在西南联大教书，喜欢抽大烟。当年有一个云南毒枭的母亲死了，请刘文典去给他母亲写墓志铭。为了保证鸦片贷源，他就去了，且无视校规，不顾在校学生，在那儿停了大半年，最后西南联大开除了他的教职。到了1947年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刘文典还公开写文章讴歌蒋介石。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民国文人的风骨”？其实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怪异的人而已。很多同学可能会不服气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有3000多万在校大学生，但是教育质量呢？我们现在的教育质量是不是就很烂？其实民国时期教育质量也未必多好。这里举一个例子，最起码我们今天的本科教育是非常好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博士学位调查》统计：2018年全美授予博士学位共55195人，持临时签证的外国人中国籍学生共6182人，占全美毕业生总数11%。美国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统计：在美国毕业的博士，查他们的第一学历毕业院校，排名第一的是清华；第二是加州伯克利；北大排第四。扩招以后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就差了吗？其实也没有。当然任何时代，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是一定存在的。如果真要吐槽现行教育的问题，我的吐槽可能未必比在座的老师、同学少。但是无论如何，和民国时期的教育比较起来，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也要肯定抗战时期，特别是在面对外侮的时候，中央政府不仅不让教育停滞，而且还能有发展、甚至有翻倍，也的确是做了它该做的事情。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有一些出色的、值得我们肯定的事，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胡适之先生说的“但开风气不为师”。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一个大学生还没有培养出来；民国时期大学的发展，所有学科建制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我们创造了无穷的“神话”。但那个时候能够养得起这些人，作为一个政府来讲，相对来说是容易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是我们新世纪做到的，相对于“民国范儿”，那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本次讲座已经主讲人金以林研究员审订）(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收藏起来吧，绝对重磅，而且够读上好几年了！一、史学理论与经典（一）1.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卷1《日常生活的结构》，三联书店1996。4.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6.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8.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史学理论与经典（二）1.李宏图等编：《表象的历史》，上海三联2003年。2.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杨念群：《新史学·卷1·感觉·图像·叙事》，中华书局2007。5.孙江：《新史学·卷2·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2008。6.黄兴涛：《新史学·卷3·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二、政治史1.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6.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7.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三、经济史1.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2.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三联书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何柄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7.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8.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9.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四、思想史（一）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思想史（二）1.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五、现代化与现代性（一）1.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3。3.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汪民安：《现代性基本读本》（上下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6.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7.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8.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9.（英）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现代化与现代性（二）1.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2.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学林出版社2001。3.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4.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6.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六、后殖民主义1.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3.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罗钢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6.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七、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1.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3。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2003。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卜正民、施恩德：《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8.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9.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八、语言与社会变迁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4.邓晓华：《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1993年。5.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上海，1983年。6.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6年。7.申晓龙：《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纵横谈》，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九、社会分层1.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第2版），华夏出版社2005.2.彼得·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4。4.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姐妹们与陌生人》，见熊月之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黄绍伦：《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熊月之：《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2003。9.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0.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o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o叶文心：《疏离的学院》，见《海外上海学》。十、社会网络（一）1.林耀华：《金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庄孔韶：《银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6.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8.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社会网络（二）1.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3.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十一、社会运动1.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孔飞力（PhilipA.Kuhm）：《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3.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中、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4.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6.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7.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十二、社会记忆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6.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8.景军：《神堂记忆》，网络电子稿。十三、医疗疾病、身体话语与权力（一）1.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苏珊·桑格塔：《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熊秉真：《安恙：近世中国儿童的疾病与健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4.熊秉真、吕妙芳主编：《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9。5.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李贞德主编：《性别、身体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7.冯客：《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新星出版社2006。10.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11.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2.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医疗疾病、身体话语与权力（二）1.汪民安：《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冯珠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疾病史的研究还可关注台湾学者梁其姿、李建民的成果。十四、性别研究（一）1.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3.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5.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6.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989-1918）》，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1.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性别研究（二）1.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波伏娃：《第二性》，李强译，西苑出版社2004。3.[美]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历史中的性别》，何开松译，东方出版社2003。4.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陈永国、汪民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6.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性别研究（三）1.卢建荣：《性别、政治与集体心态：中国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1。2.重点可看李小江、胡晓真等学者的出版物。3.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网http://www.tjnu.e.cn/women/index.html五、民间社会1.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3.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4.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韩书端，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0.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十六、城市研究（一）1.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城市研究（二）1.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2.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3.孙逊等主编：《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4.MichaelJ.Dear：《后现代都市状况》，上海出版集团2004年。5.EdwardW.Soja:《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6.黄凤祝：《都市与社会》，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7.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9.叶文心：《上海的现代性：一个民国城市的商业与文化》，见《海外上海学》。10.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的城市生活》（论文集），新星出版社2006。《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十七、消费文化史研究1.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罗什：《平常事情的历史：消费自传统社会中的诞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3.利波维茨基：《永恒的奢侈：从圣物岁月到品牌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6.《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台北：三民出版公司2005。7.王儒年：《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2007。8.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十八、知识、阅读与认知1.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2.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商务印书馆2007。3.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4.《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5.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课本》，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2期，2001.6.《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英文。6.潘光哲主编：《思与言》“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7.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2008。8.黄兴涛：《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9.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月25-2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思考”在上海社科院小礼堂举办。开幕式上，上海社科院院长张道根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快速而深刻的变化时期，所面临的挑战、风险、考验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处境也不例外。如何从历史的、全球的视角深入展开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给予当下的时代问题以关怀和启发，正是此次研讨会的初衷所在。这次会议主办方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国内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在一天半的会议期间组织了16位学者的主旨报告、4场平行论坛，可谓是一场群贤毕至的思想盛宴。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近现代中国经济的诸多面向和细节。即使是与会学者，要消化如此丰富的内容，想必也要在会后颇花费些时间。笔者就旁听的几场主旨报告，择选部分题目进行整理，以飨读者。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史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满红教授的报告以《“大分流”的另一篇章：晚清汇率贬值与贸易收支关系》为题讨论了1874-1911中国银价下跌、汇率贬值与国际贸易收支的关系问题。林教授与经济学者合作对这一时段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进行了重新的计算，并由此重估了银价下跌、汇率贬值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过去在经济史学界，全汉昇、王业键等前辈学者谈到银价下跌、汇率贬值，主要谈的是其不利影响的一方面，这当然也是事实，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近代“殖民侵略”史观的影响。林教授将这一时段分为两个时期观察，发现从1874-1887年，贸易收支是顺差的， 1888到1911则是贸易收支逆差。对此林教授进一步解释说，1874到1887年期间，虽然出口量增长率小于进口量增长率，但是以银计算的出口价增长率大于进口价增长率。原因在于贸易对手国的所得增加和物价低迷，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百年，人们正在享受它的成果，所得增加，物价较低，所以这个世界经济结构因素部分抵掉了贬值可能会发生的不利影响。而到了1887-1911这一时期，国际方面进口价上涨得非常快，上涨不是因为汇率贬值造成的，而是西方的工业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造成的。但对中国来说，出口尽管面临一些竞争，但尚且可以，然而国内因为《马关条约》之后的赔款等问题，财政负担赤字严重，清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如此一来，1874-1911年的汇率贬值可能发挥的好处都被大量的货币发行冲销了，也就使得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大分流”走入另外一个篇章。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全球化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历程与特征》，她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产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二是冷战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教训，四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变化。王教授曾专门思考过“制度的包容与变迁”的议题，近来对这个议题也还在持续关注。她指出，二战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了很多组织，这些组织在西方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像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有从自由竞争向政府干预的趋势出现。所以，经济问题不单单是经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有很多非经济的手段，而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政府干预和国家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王教授指出，我们更应该来思考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如何做市场经济的问题。从长时段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国斌教授的题目也很宏观——《全球经济史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王教授首先考察了工业革命后，西方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并将其与20世纪东亚的工业化进行了比较。王教授认为，虽然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各有不同，但也具有共性：首先，由私人部门构成的市场交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第二，19世纪开始工业化的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并且致力于提供有利于工业化的条件。也就是说，19世纪工业化的成功案例实质上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和自下而上的市场交换之间互补配合的结果。不同之处在于，东亚的工业化，以日本为例，关于1950年代以前的工业化代表性的研究都强调了国家政策与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王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二者影响结合起来，承认它们在工业中的积极作用。但基于19世纪以来形成的自由贸易原则的信仰，美国并不认同国家政策在引导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再回到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讨论中，王教授提出，如果以19世纪的欧洲来想象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就会意识到近代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很难想象欧洲将受制于一套共同的国家政策，而且这些政策还需要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环境下有效地支持工业化发展”——“用这样一个思想实验表明，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说，设想出能够支持整个国家工业化的政策是多么的不寻常，即使在民国时期，政府的能力和清朝时期的政府相比，也没有被削弱”。而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是满足了王教授前述的条件，即由上往下的国家政策和由下往上市场交换相配合。至于如何总结和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全球性”依然是个关键词。王教授指出，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欧洲人就开始下海，涉足世界其他角落，到19世纪就建立了近代的全球秩序，而到了21世纪，中国开始在一贯由西方人主导的全球秩序中崭露头角，并且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个变化对于西方人制造的既有秩序，对于中国自身来说都是一个变化和挑战，如何应对政治、经济、环境等相互关联的挑战，我们更需要前瞻性的思维和智慧。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际因素》。久保亨教授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论述中，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的事实评价过低，他在研究中把从19世纪到当下中国农业的发展分为了四个阶段——1880-1910年代中期、1910年代中期-1930年代、1940-1970年代、1980-目前，对每一阶段的农业生产和其背后的政治、技术、环境因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久保亨教授说，要了解中国近现代经济，一定注意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条件。就当代中国的农业发展来说，不可否认，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但他也指出，要面对和应对未来的国际竞争并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如何克服三农问题是仍需要努力和思考。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从儒家与市场的竞争关系角度，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分析了儒家文化与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历史渊源，并以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论证了儒家文化和制度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企业史、产业史研究的前沿问题1910年在上海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原本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对于这场风潮本身，在学界，甚至媒体上已有不少论述，但依然还有些问题尚未厘清——“这些橡胶公司是不是假企业？是不是空心企业？风潮以后它们就在上海销声匿迹了吗？”上海财经大学杜恂诚教授的报告《两头在外的近代外商在华橡胶园产业》运用《北华捷报》的资料，对学界很少关注的外商橡胶园产业做了研究。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橡胶园在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公司在香港注册，并在上海上市融资，在胶园和上海分别委托专门的机构代为管理。在当时的股市名录里面，这样的企业数量颇多，但过去的研究几乎没有触及。杜教授考察危机之下的橡胶园产业，认为上海外商橡胶园产业是一个两头在外的产业，胶园都在马来亚等南洋一带，销售则在欧美及世界各国，上海只是其发行股票融资和设立管理机构的地方。由于橡胶公司多采取委托上海外商相对专业的机构代为管理的制度，所以这个产业有其特殊性——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但是整个产业的规模还是很大的，产业竞争激烈。为了防止过度竞争，在世界范围出现过几次协议限产的行动，结果还是有成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价格波动和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1910年的橡皮风潮只是这个产业在南洋一带的发展初期，由于在上海的融资规模过大和时间上过于集中，对上海钱业系统造成了冲击，但橡胶园本身仍然发展，上海作为区域性融资中心的地位并无改变。复旦大学戴鞍钢教授以近代上海为中心，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一支，棉纺织工业对周边的农村有什么触动？虽然工业在近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中比重小，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但在所谓近代化的进程中，农村究竟有何变化，工业对其产生的影响，其范围有多大或程度有多深？这是一个很具有讨论空间的问题。戴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棉纺织工业对整个棉纺织工业技术的进步产生了集聚和扩散效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传统经济的变革。作为棉纺织工业的中心，近代上海的产业经济对周边地区有直接的触动，一个直接可见变化就是，棉花种植面明显、持续性的扩大。然而，谈工业必然涉及技术问题。具体到棉纺织业与周边传统经济的互动上，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农产品即如棉花，它并不适合工业生产，那么在产业经济影响、带动下的农村地区就面临农作物品种的改良，这就涉及到农史学者的研究。所以，深入讨论到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细微之处，所关涉的就超出了过去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学者研究触角不可避免地要更深、更广。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关注的是近代中国企业的“负债经营”。企业负债经营，这个现象本身并不算特别，但朱教授指出，中国近代企业的负债经营有其特别之处。近代中国企业的负债经营不是在遭遇突发事件或者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向金融机构借贷以渡过难关的临时性措施，而是将外借资金充作流通资本，并将这种外借资本现象视为理所当然。于是，朱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负债经营对近代中国的企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效应？外借资本现象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首先，负债经营的原因是多种的。近代中国资本较为贫弱，买办有钱，官员也有钱，但在传统中国，资金主要流向土地、高利贷，还有其他一些相对熟悉的商业领域。机器工业初兴之时，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是陌生的，投钱做企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冒险。再者，“官利”分配制度移植到近代企业生产中也导致了负债经营。“官利”分配制度，只要今天收了股金，明天就开始计算股息，然后按年来付。哪怕工厂还没有建成，没有投入生产，股息依例照算。“本少固难周转，本多亦恐搁置”，搁置就是要付钱。企业负债经营，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一方面，它对近代中国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有推动的作用，从近代中国企业诞生和发展的整个路径来看，如果没有负债经营，很多的企业根本没有办法设立，更谈不上后来的发展。但负效应也非常明显，其最大的弱点，就是企业的基础不稳，难以抵抗外债环境的大幅变化，存在巨大风险。朱教授举例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民间企业就是因资金链断裂相继被银行接管，这也是二十世纪后崛起的中国民间企业资本集团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朱教授说，这些企业集团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泥腿的巨人”，无法经历大风浪的冲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员从产权制度特征、治理结构特征、剩余分配特征三个方面分析了特许制下早期企业的制度特征，认为中国近代早期企业的制度特征从总体上看，呈现出的是外来的近代企业制度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历史条件下，本土化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

论及近代英雄人物，白崇禧是个绝不可轻易绕过的人物。其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多谋善断，胆识超人，用兵灵活，常常出奇制胜，早年与李宗仁、黄绍竑相携统一广西的大业，时称“广西三杰”。北伐时期，白崇禧基本是无役不与，人称常胜将军，军中有“小诸葛”、“今诸葛”、“当代张良”之誉。时任行政院长谭延闿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给白崇禧：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1928年6月11日，白崇禧领军长驱直入北京，成为历史上由华南领兵攻入北京的第一人。抗日战争时期，白崇禧更在“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昆仑关之役”、“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等等大型战役中大放异彩，日本人敬称他为“战神”。解放战争初期，白崇禧东北督战，领国民党军攻进长春，打得林彪紧急北撤。林彪也因此评价其为：“白崇禧是国民党军将领中最有才干的一个，而这句话可以说并非过奖。”打败林彪，是白崇禧最为得意之战，也是最为遗憾之战。因为受蒋介石的瞎指挥，白崇禧没能乘胜对林彪进行追击，以至林彪得以从容休整。此后，国共双方再度交手，形势互换，林彪横扫东北，彻底奠定胜局。白崇禧的长子白先勇在2008年发表《战后国共东北之争》中说，东北之战，白崇禧晚年一直耿耿于怀、痛心疾首。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为了促成国共和谈，形成国共双方划江而治、南北对峙局面，白崇禧要求蒋介石下野，而由李宗仁上台主持大局。1949年4月，李宗仁代总统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桂军几十万主力兵团一触即溃，桂林、南宁相继解放，白崇禧逃亡海南岛。李宗仁和白崇禧被人们并称为“李白”。 李宗仁考虑到多年来与蒋介石冲突颇多，积怨颇深，特别是二人曾三次对蒋介石“逼宫”，故没有赴台湾，而是从南宁飞香港，尔后去了美国。临走前，李宗仁语重心长地劝白崇禧：“健生，如果大陆实在待不下了，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就是不能去台湾。切记!切记!”可是，白崇禧经不过蒋介石的拉拢和诱骗，于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往台湾，从此虎落平阳，再也没能离开台湾半步。一开始，蒋介石除了软禁白崇禧的自由外，并没过多为难他。之所以这样，蒋介石是想通过白崇禧引诱远在美国的李宗仁“归队”。可是，1965年7月，在“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下，李宗仁偕夫人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大陆颐养天年。这么一来，白崇禧也感到自己的利用价值消失了，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根据国民党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所说，李宗仁回大陆，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命令军统头子毛人凤对白崇禧直接采取制裁行动。毛人凤遂将这一任务交由他办理。谷正文当时专门从事对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除了担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之外，还是“救国军的副总司令”，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自称曾直接参与策划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谷正文说，自己奉了杀白崇禧的命令后，就积极策划暗杀行动，并确定行动的最高原则：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他先后实施了三次谋杀行动：一、曾在白崇禧出外打猎时，在山间人力轨道车铁轨上做手脚，企图人为地使轨道车“发生意外”。哪知轨道车上坐的是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这三人不明不白地做了替成鬼，白崇禧也因此躲过了一劫。二、在白崇禧乘煤矿的火车去阿里山打猎的路上制造了火车事故，但在火车脱轨时，白崇禧提前跳车，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三、收买了作为白崇禧护士加情人双重身份的张小姐，加大壮阳药药量，终于使白崇禧如同《金瓶梅》里面的西门庆一样，脱阳暴死。谷正文的说法，太像小说情节了，虚假得让人不敢相信。白崇禧的长子白先勇因此澄清说：“关于父亲去世的谣言传得已经好像‘间谍片’。这些说法源于台湾的一个退休特务谷正文的文章。此人自称是监控白崇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蒋介石下达的命令。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幻想。理由是，首先，蒋介石绝对不可能授命给他，他的级别差很远。其次，用酒来下毒也太笨了，万一毒不死怎么办？”白先勇补充说：“这位号称加入我父亲监控小组的情报人员乱写成这样。当时天天都有车子跟着我父亲，如果要暗杀，哪里还需要下毒这么麻烦。父亲过世时我弟弟在场，说父亲遗容平静。父亲是心脏病过世的，我们家族有这个遗传性疾病。而且蒋根本没有暗杀我父亲的理由。我父亲来台湾后，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参加第三势力。而且他的国际地位还在，如果出了什么事，不好看。”白先勇还说，蒋介石与父亲的关系就像希腊悲剧，很复杂、很难说清楚。不像蒋和李宗仁的关系很清楚，就是敌人。他说：“我父亲生前曾说，蒋介石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进去。非黄埔体系中，蒋最重用的是我父亲。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国民党最危险时，我父亲劝蒋下野，被认为是‘逼宫’。但他完全不为个人进退，只是希望藉此找美国调停。因为如果蒋不下野，国共就不可能和谈，美国也不能出面。”。白先勇最后说，父亲的葬礼在台湾是“国葬”一级的，蒋介石也去了。如果他令人下毒再去参加，也未免太过分了。实际上，1963年的白崇禧虽已垂垂老矣，但仍从2月份开始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采访，直到去世前8天止，被先后访问128次。其谈话内容被整理后陆续发表于香港《中报》1980年至1985年间的月刊。白先勇还在《关键十六天》一书中详细记述了白崇禧义子粟明德关于父亲的一些追述。白先勇问粟明德：“父亲晚年，遭受特务监控，还有一位前情治人员谷正文，编造了不少我父亲的事情，能不能请您说说实际的情况？”粟明德是这样说的：“那人说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胡乱吹的，除了他讲白先生这件事情外，我另外先要讲一件事情，这事情我很清楚。万隆会议原先预定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被安放了炸掉。谷正文就一直讲，这整件事情是他经手的，这是胡说八道。实际经手者叫周福庆，我和他很熟，整个行动是他一手布置的，跟谷正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又如他说，自己是监控白先生的小组负责人，这也是胡说。实际负责监控白先生的是项乃光。谷正文还说，是他与花莲山区埋伏，要制造‘意外事故’杀害白先生。这人的说辞，没有一字可信。谷正文原来是‘国防部情报局’的上校督察室主任，‘情报局’的局长是叶翔之，叶翔之在这之前早将谷正文免职，赶出“情报局”，他根本什么也不是了，还整天瞎吹牛皮。至于，他说自己收买了女护士，在白先生的药酒里下毒，这就和讲白先生打麻将一样，纯属胡说。白先生过世前三天，白先生从前的参谋长张任民从香港来，白先生请他吃饭，要我作陪。那天，老先生的身体看来还非常好，他对我们说，木栅的指南宫，他可以一口气爬上去。谁知道，三天后，他老人家归真了。白先生素来有心脏病方面的问题。那时候的医学，还不如现在发达，心血管可以装设‘支架’，要是可以这么做，恐怕他就不会这么快便离开了。”由此可见，说白崇禧纵欲而死、死在女人的肚皮上、死于‘马上风’，全是坊间八卦传闻。一代名将，死后不应受如此糟蹋，该是还原历史原貌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