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导师

温故知新：洞察经济金融潮汐温彬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一线经济学家的观察报告。本书作者温彬 1971年8月生，河北邢台市人，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教授。现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学位中心研究生论文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著有《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游戏规则与中国对策》《个人金融实务》。多次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栏目采访。连续两年（2019年、2020年）被中国银行业协会授予“中国银行业新闻宣传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作者多年来担任瞭望手的观察报告结集出版，回馈社会，不仅具有弘扬学术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中国经济航船在风浪骤起的同时，又进入了一片未经探明的水域。前瞻航程，预判未来变得更为必要并紧迫。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纵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事物发展是有逻辑的，并在历史的进程中顽强地表现自身的逻辑。让历史告诉未来，或许就是一种较好的预判方法。本书之所以用洞察潮汐为名，就是想在潮起潮落的变化中，努力窥见其背后的规律。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的使然，记录只是为了更好地洞察。经济学既是经世济用的现实策论，更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它虽具有为无数经验事实所验证的逻辑彻底性，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完善。感谢作者将自己的瞭望报告分享给大家，给学术研究的深化提供素材，成为讨论的底稿。这既反映了作者作为职业经济学家的责任，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族复兴的初心。序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一线经济学家的观察报告。区别于理论学家，在市场一线的经济学家担任的是航海瞭望手的角色。他虽不要求有逻辑严谨的条理清晰的大尺度滔滔宏论，但却要求无时无刻睁大眼睛盯住现实经济生活中细微动向并大声报告。这份职业是辛苦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在茫茫大海，甚至汪洋中航行，不仅要观察水面的风雨波涛，更要注意水下的暗礁险滩，在对蛛丝马迹的跟踪中预测未来是其责任。这不仅要求有敏锐的观察，更要求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加以分析和预判。由此，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在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行动依据的同时，为宏观经济活动提供决策支持，而将这些瞭望记录串起来，就能展现以往的航迹，形成可以讨论的基础，从而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学术资源。也正是这个原因，作者将多年来担任瞭望手的观察报告结集出版，回馈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结集出版，不仅具有弘扬学术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中国经济航船在风浪骤起的同时，又进入了一片未经探明的水域。前瞻航程，预判未来变得更为必要并紧迫。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纵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事物发展是有逻辑的，并在历史的进程中顽强地表现自身的逻辑。让历史告诉未来，或许就是一种较好的预判方法。本书之所以用洞察潮汐为名，就是想在潮起潮落的变化中，努力窥见其背后的规律。二作为瞭望手，首先是观潮。本书也是这样设计的。第一篇就是以宏观经济与政策为名，由作者多年来宏观经济分析汇集而成，并因这一汇集，展现了21 世纪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轮廓。根据作者的连续观察，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表现为在波动中不断下行的态势，并且波峰波谷差异明显变小，使经济下行具有了平滑性。显然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根据统计，在过去20 年，中国GDP增速由两位数以上逐渐波动下滑到目前的6%多一点，而且过去热议的经济周期也基本不显现了，至少出现了变形。这一观察引发了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是波动。经济无疑是具有波动的，并因连续的波动形成可以观测到波幅和波长基本稳定的周期。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波动似乎不再是原有周期的重复，出现了变形。那么，变形是出现在波幅上还是在波长上？抑或是兼而有之？原因是什么？第二是趋势。经济增长无疑是有趋势的。这一趋势的形成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性原因所致。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似乎不再沿着以往的轨道前行，增长不再加速或持平，而开始持续性下行。那么，造成这种新趋势的结构性变化是什么？原因何在？十分明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预判未来的关键，成为潮汐需要洞察的理由。早在2013 年，作者就发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建立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收入本篇的《中国经济：在保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找平衡》一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从短期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步伐放缓，同时，侧重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导致中国经济波动性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增长”是必要的。但是，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的下行并不完全归结于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需求的波动，尽管当前的中国经济下行有“三驾马车”同步放缓的因素，但还有深藏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原因。作者指出“从供给侧结构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一半。”“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2008 年以来的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很多产业盲目扩张，加剧了产能过剩。”这意味着，供给和需求的结构的不对称是经济波动加大并持续下行的基本原因。于是，对经济政策而言，寻求对称性成为问题的重心，而结构调整成为努力的方向，目标是引领在短期上表现为对付经济下滑幅度过大的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长期上表现为引领结构变化的制度性安排。其中深化体制改革十分重要。作者认为“继续采取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刺激短期需求已经难以同时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近忧和远虑问题。必须进行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制度红利，才能彻底解决当前困难和长远发展的平衡。”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从供需对称性入手，通过改革来寻找平衡的分析框架是有理论解释力的。经济学认为，供给结构变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从而是个长期缓慢的变动过程。在供给结构短期稳定的情况下，经济的波动是由需求的变动引起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以产品过剩为代表的产能过剩，并周而复始，呈现出波峰波谷之间各阶段特征明显且波长基本一致的周期律，并可观测。稳定的周期因之成为分析宏观经济表现的基础，进而发展成为趋势外推的成熟预测方法。但是如果出现持续性的产能过剩，则意味着供给结构长期不能响应需求的变化，致使经济周期出现了变形，波峰波谷之间的阶段特征模糊且波长与以往明显不一致。这时旨在提升总需求的需求侧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至多能稳定增长，使波峰尤其波谷得以熨平，而不能改变趋势。换言之，若要改变趋势则需要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由于结构变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而技术进步又是随机的，从而难以把握其进步的方向。这也构成经济学为什么很少讨论供给侧的原因。历史上所形成的供给侧结构调整政策，例如产业政策都是建立在大规模主流工业技术基础之上的。因主流而可预期，因大规模而实用。由此，在技术进步方向尚不可预期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改革改善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机制即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是在改善供需对称性的前提下，重塑引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换言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这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单纯依赖政府干预的产业政策或行政手段来进行结构调整并不是有效的选择。这一有别于传统的基于周期的趋势外推的分析框架，在解释过往经济变化的同时，也增强对未来的预测能力。事实上，自2013 年起，中国的经济及经济政策发生了符合该分析框架的预期变化。首先，在短期宏观经济表现的调控中，由于总需求波动是经济周期的原因需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熨平波动，而由于客观存在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管理是在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作权衡并相机处理。中国的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体现了这一原则，但其操作目标和方式却有了创新。不仅反映为需求侧的“保增长”，而且建立了调控区间。这一区间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在官方文件中未明示这一区间的上下限，但从实践来看，其上限是以CPI 表达的通货膨胀不高于5%，其下限是以调查失业率曲线表达的充分就业也不高于5%。其管理目标是：在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即CPI 指标不超过5% 的情况下，盯住经济下滑的态势，避免其滑出下限，即调查失业率不高于5%；其管理的方式是采用预调、微调的办法，提前预判，小剂量提供，频繁从事。这种政策的指向，显然不同于一味拉升经济增长的刺激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在尊重结构性变化趋势基础上的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安排。既熨平了波动，又不僵化，根据结构性变化趋势使调控区间缓慢下移。从长期角度观察，其效果是明显的。自2012 年开始，中国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就开始下降，每年下降约300 万人。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开始首次超过工业，而服务业有更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这两个结构性变化共同预示充分就业压力的减轻，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数的下降。因此，要使宏观调控区间的下限在自然下移的同时也不出现就业的困难。其次，在需求侧“保增长”是宏观经济表现稳定的条件下，加大了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力度。2015 年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它包括两个方面“去”和“补”。在“去”中又把“去产能”置于优先位置。当时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冶金、煤炭、水泥、化工等领域。这些都属于大规模生产的主流工业技术，其调整的方向有成熟的国内外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可用产业政策乃至行政手段加以实施。在钢铁领域是宝钢和武钢的合并，用行政手段去产能；在水泥和有色金属及煤炭领域，则是在产业政策指导下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所谓产业政策是明确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通常要求行业前十名集中市场份额的60% 以上，并在规定时间完成。而企业之间的合并重组则遵循市场原则自由结合；在“补”中，又把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在内的创新置于优先位置。一方面，通过“营改增”，降低了小微企业，尤其是服务性企业的经营成本，激励了“万众创业”的热情，使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各种服务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另一方面，通过诸如信用贷款，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创新，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是服务业无论增加值还是占GDP 的比重都快速上升，2019 年已占GDP的53.9%。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中国经济结构也因此发生深刻转变。最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改革。只有通过改革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才能改善供给对需求的响应程度与速度。这一改革指向必然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启动了60 条、300 多项改革措施，不仅力度前所未有，而且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随着“五位一体”全面深化和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已初见端倪。由上可知，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不仅说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而且表明其有预测能力，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就是区别于基于周期波动的“新周期”分析框架，更贴近历史的进程。基于中国经济实际的，以改革为中心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短中长政策组合，正如作者曾经指出的“改革是实现保增长与调整结构平衡的根本途径”发挥了积极作用，符合作者预期，成就了今日中国面向现代化，即将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新局面。三潮汐是由浪花组成的。作为潮汐微观基础—浪花的形成机制，直接影响着潮汐的构造与走势。同理，宏观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的运转机制是否良好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表现。也正是这个原因，本书自第二篇开始，就涉及中国企业微观机制再造及其相关问题。因作者长期服务于银行，金融改革，尤其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就成为最方便的观察分析对象。中国的金融业是改革开放催生的。42 年前，囿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中国经济是财政主导型的。金融既无存在的体制依据，也无现实存在的需要，即使有某种金融活动，也仅是从属于财政的技术性安排，充其量是财政活动的补充。区别于计划经济的财政主导，市场经济是金融主导型的。市场取向性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金融的发展开辟了可能性空间，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开始形成，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各类金融机构开始成长。其综合表现就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萌生和发展。然而，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金融毕竟有一个发育的过程，况且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束缚及现实影响，仍然十分幼稚并脆弱。反映在金融的微观基础上，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及业务流程都不是商业化导向的。金融机构的分工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人为的专业划分并受制于政府的干预。其结果是，金融市场上产品单一，基本以信贷为主，负债类金融机构成为主体是金融结构呈现出间接融资的特征。更为严重的是，长此以往，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不足、坏账比例高成为常态，很多负债类金融机构甚至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金融开放时间表的倒逼下，从2004 年开始，中国对负债类金融机构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改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剥离坏账和重注资本，在使资产负债表健康化的同时，界定了国家与银行的有限责任关系，在制度上打破了预算软约束的“父子”关系。二是治理结构改革和流程的商业化再造，并通过上市，尤其是海外上市，用国际资本市场纪律来强化对其行为的约束。这不仅从根本上杜绝将资产负债表健康化努力变成新的“免费午餐”，而且使其可持续商业化经营。三是建立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第三方专业监管体制。以银监会成立为标志，金融监管由传统的行政监管转为资产负债比为主的专业监管。正是由于中国银行业改革是巨大的系统工程，使得当年关于改革思路和举措以及对其跟踪分析显得更加珍贵。本书《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跟踪与评价》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一个制度经济学视角》两篇正是当时情境下的理论思考和分析评估。从文章分析中，可以强烈地感到当时改革银行业“预算软约束”迫切的心情。也正是因为此，通过清晰产权来界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形成国家以出资额为限，金融机构以商业化为导向的有限责任的公司制，成为当年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中心环节，其中建设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良好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又是核心要义。这一对负债类金融机构脱胎换骨式的改革，从2004 年中国银行始，到2012 年光大银行终，历时八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明显改观，其鲜明标志就是中国金融体系经受住了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表现在金融的微观基础上，金融机构尤其是负债类金融机构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盈利能力稳步上升。这既反映了因治理结构改善，利润最大化成为目标，也反映了在商业化条件下负债类金融机构风险定价及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负债类金融机构因改革而活力涌现，使金融市场具有了竞争性。突出表现为2012 年后利率市场化的加速。在改革前传统专业银行的体制下，利率仅是资金时间价值的体现。而改革后的商业银行对利率的自主定价权的渴望和追逐，利率成为风险价值的承担者。于是，包括时间价值、运营成本和风险价值在内的市场利率全貌开始显露，冲破了利率管制的最后一道门槛。随着2013 年贷款利率的放开，2015 年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也取消了，并相应地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至此，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层次任务得以完成—放得开。利率放开，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结果就是百舸争流。这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表现为利率市场化进入第二层次—形得成。我们注意到，随着互联网支付的兴起，货币市场利率在M0 和M1 之间快速延展。在M0 方向，体现为现金存量的大幅下降，乃至消失。在M1 方向，体现为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存款争夺。这一竞争打通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的隔阂，不仅使收益曲线贯通了两个市场，且向短端延伸，使其连续化，进而更加平坦化。与此同时，随着对M1活期存款竞争的加剧，迫使银行加强对资产形成的关注。银行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在黏住客户的同时，试图打通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隔阂，其典型代表就是理财产品的大规模发展。理财产品多是出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但又没有彻底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业务，使其成为影子银行产品而饱受诟病。但是从积极意义上讲，它的指向是证券化，即脱离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本市场债权与债务直接对应的产品。因此，它反映了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向长端延展，以期贯通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客观要求。作为对这一客观要求的积极回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和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以无风险收益率覆盖整个金融市场。中国利率市场的目标由此而得到第一次详细刻画。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利率市场开始迈向第三个层次—调得了。首当其冲的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改革。2013 年10 月，随着利率的逐步放开，建立了LPR 集中报价发布制度。这是一大进步，使政策利率开始有了市场依据。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LPR 报价机制存在明显短板；报价行基本是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其报价的基础起源于传统的贷款基准利率，并因路径依赖而始终维持。由于缺少地方性小型银行、外资银行的代表，使其不能全面反映市场的资金供需情况，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几乎不动。更为突出的是，LPR 不能真实地反映小型银行、外资银行的资金获得成本，进而出现了市场上隐形而又显著存在的利率双轨，诱使了影子银行业务的产生与发展。同一家实体企业面对不同银行的不同债务类产品的不同利率。同一贷款市场的不同产品的不同利率这一状况表明，政策利率的传导是不畅的，函待改革，使其畅通并完善。2019 年8 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推动利率并轨改革。新的报价机制改变了贷款以传统基准利率为“锚”的定价方式。针对因银行资金获得渠道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从货币市场资金获得成本入手，以MLF 为操作工具来进行利率传导，从而形成了“MLF 利率—LPR—市场贷款利率”新的传导链条。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这一传导链条打破了贷款利率隐性下限，特别是随着存量浮动贷款利率换“锚”成功，使LPR 报价机制随行就市，更具有了弹性，不仅使政策利率市场依据更加可靠，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政策利率的调控能力增强。“推动了社会融资成本下降，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升金融供给质量，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对贷款市场利率报价机制的改革，也使政策利率向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市场基准更加靠拢，进而开辟了“调得了”的新前景。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加强，反过来促使银行更注重内功，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竞争战略就显得格外重要。久而久之，中国的金融终于摆脱了千行一面、产品千篇一律的格局。首先，多层次的以银行为代表的负债类金融机构体系开始形成。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还有村镇银行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准银行。既有国有的，也有民营的，还有合作制的。各自的所有制性质，不同覆盖区域和客户不同，提供的产品不同，但物竞天择的结果使金融的普惠性大大提高。其次，银行对市场需求的响应程度提高，金融脱媒开始发展。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其风险偏好也在变化，从而也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在银行传统的资产端，企业出于资本构成战略的需要，对期限长的债务产品—债券更有需求；在银行传统负债端，居民收入增长，对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理财产品更有偏好。银行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目前银行既是中国债券市场最大的持有者，也是理财产品的最大提供者，其品种远远超过其他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业在推动金融结构向直接融资方向靠拢的同时，自身也正以脱媒的形式进行华丽转身，其中一个代表性现象就是跻身于资本市场的理财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最后，随着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并走向现代化。不仅银保监会实现了使负债类金融监管统一，而且加速向综合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方向转变。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体制。这在全球还是首例，引领了金融监管的世界潮流。回首往事，中国金融今日之新局面皆肇始于18 年前那一轮金融微观基础再造的伟大工程。抚今追昔，展现中国银行业进而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体系完善的过程，不啻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四“黄河入海流”。当涓涓细流汇集成河，便有了波浪；当大河奔流入海，便有了潮汐；当大海直面汪洋，便有了惊涛骇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成为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使中国金融开放，融入世界也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然而，潮流来到，是做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因势利导呢，还是随波逐流被潮流裹着走呢？这是有重大区别的。或许对小型经济体而言，随波逐流是个无奈的选择，但对大型经济体而言，由于本身体量巨大，结构复杂，这种选择既不必然，也无必要。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面对潮流如何因势利导，换言之，金融开放的道路究竟怎样走？既为世界关注，也成为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拷问。作者直面了这一拷问，构成本书第四、第五篇的主要内容。为了刻画这一拷问，先回到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国际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客观上存在着“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角之间的平衡，只能两两成立，舍弃一角。在大型经济体中因体量大且结构复杂，通常会使其货币政策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从而具有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若三角之间求得平衡，只有资本管制+固定汇率，或者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两种选择。由于金融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潮流，从而后一个选择成为大国金融的必然指向。由此，本币与外币的可兑换性恢复便不可避免。历史的进程与逻辑的进程是一致的。1996 年，中国在实现汇率并轨的基础上，恢复本外币在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从而满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 条款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也曾雄心勃勃地表示，2000 年实现人民币全面可兑换。但是话音未落，亚洲地区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资本大幅流出亚洲，引起本币大幅贬值，致使宏观经济陷入混乱，并波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连锁反应式的全面危机。而亚洲国家当时本外币的可兑换的便利性恰恰又为资金可以出逃提供了条件。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警惕到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性，意识到资本管制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各国纷纷加强了资本管制，中国也表示，“人民币可兑换是目标，但是没有时间表。”于是，逻辑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在这里发生了背离：逻辑上，可兑换性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而实际上却成为资本出逃的条件。这构成了悖论，成为对经济学家的拷问，迫使他们苦苦思索，寻找出路，而走向世界的中国又深陷其中。然而，逻辑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终究是一致的。国际货币竞争理论研究认为，大型经济体因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高，其货币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而因抗波动性强，具有国际“锚货币”的潜质。与此同时，这一大型经济若又是开放的，其进出口贸易占本国的GDP 比重高，出于贸易的需要，会诱使其他经济体用该货币用于计价和结算，致使其“潜质”显性化，成为国际使用的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取代英镑以及20 世纪欧元的诞生都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体。目前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2007 年其进出口贸易占GDP 的比重曾一度高达67%，符合国际货币竞争理论的大型经济体描述。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在边境贸易较发达的地区就开始使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边贸”日益“大贸”化，人民币不仅是计价的工具，而且出现专司结算之职的金融组织—“地摊银行”。它构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状态。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由美国肇始，全球出现了“美元荒”，全球贸易因之发生了结算和支付困难。中国因是主要贸易对象国，其货币就成为替代美元计价、结算和支付的首选货币。人民币由潜在需要变成现实需求。特别是，随着中国进口的加大，经常项目占GDP 的比重由2007 年的将近10%下降到目前的1% 以下，人民币由经常项目流出规模不断扩大，不仅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的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而且也产生了人民币经资本项目回流的动力和压力，久而久之，形成了资本项目的本币开放的局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资本项目共有43 个科目。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科目已经能够实现或基本实现可兑换。只有3 个资本行为主体科目还存在着实质性管制：一是外商对华用外币投资，需要逐笔审批、逐笔核销。二是中国居民不得对外以外币负债，如果负债需要经过审批，并纳入外债规模管理。中国居民对外投资，也需要特别审批才能获得外汇。三是外资不可以用外币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二级市场。如果需要投资，应经过特殊渠道，如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同时，中国居民向外投资也应经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的渠道。然而，随着人民币在上述三个科目的使用，情况已大为改观。目前，在这三个科目中，外币使用仍有管制，但人民币无论居民和非居民使用，则基本不受管制。例如，外商对华投资用人民币进行，无须外汇审批，并因此没有了“投注差”，使协议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一致化。再如中国居民虽不可以外币对外负债，但可以用本币对外负债，跨境人民币贷款，点心债发行规模正日趋扩大。此外，在固定收益市场的债券通以及在股本市场的“沪港通”“深港通”等，也使居民和非居民的资本市场投资可用人民币方便地进行。10 年来的上述进展表明，中国的资本项目以本币流动实现了基本开放，并因此创造了资本管制的新鲜经验—对币种而不是行为主体管制。它削薄了资本管制的壁垒，降低了资本项目开放的难度。可以看到，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资本项目本币“先流动，后兑换”特殊制度安排，并因此有别于一般经济体“资本项目开放就是本外币全面可兑换”的传统路线。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标志的资本项目本币“先流动，后兑换”的特殊路线为金融开放提供了新鲜经验。从笔者亲身参与这一实践过程的经验理解，它是将“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转化为非角点解。不在三角的顶点寻求突破，而在其三条边的晃动上寻找平衡。换言之，独立的货币政策放松一点，资本项目开放一点，汇率浮动幅度大一点，并在渐进推进的动态路径上伺机实现平衡。用数学语言表达，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是1+1+0=2，而非角点解可能是1+1/2+1/2=2，也可能是2/3+2/3+2/3=2，以及其他众多形式。结论是：只要精准掌握平衡，使每条边的非角点时时集合解不大于2，渐进过程是可以维持的。这实际上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在资本项目开放上的重现。并由此使“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扩展到非角点解，丰富了金融开放的内涵。正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的变形问题，抓住汇率这一角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许多描述十分精彩，看法也有独到之处。这里，笔者不想对繁复的技术细节进行评论，仅想就作者关于中国利率汇率平价机制的构建问题进行讨论。坦率地说，笔者虽从事人民币国际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已有十多年，但这也是令笔者最为困惑的问题。目前，尽管在资本项目实现了人民币的自由流动，但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尚未可兑换，使人民币汇率目前呈现为“双轨”态势，背后是在岸市场（CNY）和离岸市场（CNH）两种汇率形成机制并行。在离岸市场，人民币是实际可兑换货币，汇率形成机制呈现为多对多，即市场交易。汇率水平因此受供求规律支配。而在在岸市场，中国人民银行是外汇唯一的最终供应者和购买者，汇率形成机制呈现为一对多，央行对汇率水平有最终的影响力。两种不同的形成机制造成同一种本币两种不同的汇率水平。因自由兑换而充分受到供求规律影响CNH 汇率，对市场更加敏感，通常会引领CNY的汇率走势。但是，这一汇率水平的变化又受本币货币政策的影响，其汇率变化受制于人民币利率的变化。通常的情况是，当CNH 汇率趋势性走贬并影响CNY 汇率时，中国人民银行便控制人民币流出，促使离岸市场人民币利率升高，抑制借入人民币投机美元的冲动，从而稳定CNH 汇率并间接地稳定了CNY 汇率，反之亦然。这种情况表明，因汇率形成机制的“双轨”，扭曲了汇率水平，相应地迫使货币政策当局用扭曲利率的办法来平衡。其结果是利率汇率平价机制都扭曲。这种做法尽管一时有效，但毕竟使人民币流出流入不稳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预期。更为重要的是，长此以往，人民币的利率也事实上双轨化了，出现了CNY 和CNH 两个利率水平。在有可能激励市场反复套汇套利冲动的同时，也可能使货币政策陷入首尾难顾的窘态。面对这个现实，我们似乎加深了对“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的理解。“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隐含的指向是本币的可兑换性。这一含义的显性表达是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从而利率和汇率会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平价机制。换言之，角点解虽不是唯一解，但却是稳定解，其稳定性就体现在可兑换性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就应该具有可兑换性。尽管可兑换货币并不一定是国际货币，但国际货币一定是可兑换货币。实现人民币的全面可兑换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使然，也是改革的必然。因此，目前以资本项目本币开放的非角点解动态平衡的指向是逼近角点解，为人民币全面可兑换创造条件。如果上述看法成立，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试图在利率与汇率之间建立平价机制的探索。其描述更多困于即期汇率，更少着眼于长期均衡汇率形成。究其原因在于，现有利率汇率平价机制是以扭曲形式表达的，这种扭曲使金融机构只能盯住即期汇率，也因此造成货币政策当局只能勉力维持短期均衡，而无暇顾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均衡。反过来，这又使市场参与者没有长期预期。而在没有长期预期的市场上，投机气氛是浓厚的，会导致汇率大幅波动，出现超调。而超调又会使汇率政策盯住即期汇率不放，并辅以短期措施予以稳定。凡此种种的棘轮效应，构成作者思考的困境。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散发出来的亮点。作者鲜明地提出“国债利率是有效率市场的基准利率”“发达的国债市场是利率自由化（市场化）的前提”。如前所述，这无疑是正确的逻辑出发点。只有国债才能穿透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形成贯穿始终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成为可信赖的利率基准，并且只有可信赖的利率基准才能使各市场金融产品围绕着其波动，而只有可信赖的利率基准才能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可靠的操作标的。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反复申明，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初衷。依此逻辑，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建立利率汇率平价长效机制的重要环节和优先选项。对汇率而言，就是要开放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让各国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尤其是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形成与完善。如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将使人民币利率覆盖境内外人民币市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也随之转换成人民币利率问题。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可兑换性因之转化为“不是人民币可兑换，而是其他货币与人民币可兑换”问题，人民币因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锚货币”，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的使然，记录只是为了更好地洞察。经济学既是经世济用的现实策论，更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它虽具有为无数经验事实所验证的逻辑彻底性，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完善。感谢作者将自己的瞭望报告分享给大家，给学术研究的深化提供素材，成为讨论的底稿。笔者以为，这既反映了作者作为职业经济学家的责任，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族复兴的初心。是为序。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2020 年12 月来源：中国金融出版社有限公司

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情况（一）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2020年我校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分为夏令营考核和常规考核两种考核方式。经过报名、资格审查、复试、录取等环节，共招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737名，其中夏令营考核录取512名，常规考核录取225名；学术型硕士录取324名，专业硕士录取413名。具体报名录取情况详见表一：表一：2020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报名录取统计表（二）全国统考硕士研究生2020 年共有10709人（含非全日制考生2051人）通过全国统考报考我校，其中学术型研究生报考 3021 名，专业硕士研究生报考 7688 名；总报考人数较 2019 年下降 9.62%，学术型报考人数较 2019 年减少 13.9%，专硕报考人数较 2019 年减少 6.57%。总报考人数中北京考点考生 3181 名，外地考点考生 7528 名。总报考人数中包括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 163 名，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 65 名。初试后，我校结合招生计划，在教育部公布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基础上划定复试分数线。最终达线的考生共2710名。我校按照教育部要求，制定了周密的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方案。经过严格的复试程序，最终有 1822 名统考考生被录取。其中学术型研究生 397 名（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24 名），专业硕士研究生 1425 名（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15 名，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 19 名）。2020 年全国统考硕士研究生报名录取情况详见表二。2020年我校通过推荐免试和全国统考共招收硕士研究生2559名(含550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其中普通计划2500名（学术型研究生697名，专业硕士研究生1803名），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39名（学术型研究生24名，专业硕士研究生15名），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20名（均为专业硕士研究生）。总体录取情况详见表二：表二：2020 年全国统考硕士研究生报名录取情况统计表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情况

校友是母校的一张名片，向社会展示学校的风采。作为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多科性大学，70年来，北京工商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15万余名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本期推送，让我们一起走近那些从北京工商大学走出的部分董事长们！（按照毕业时间排序）金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明钦叶明钦，硕士研究生，金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1978年，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1979年赴加拿大获渥太华大学工商管理学位；1986年，回国任加拿大DIPIX公司驻中国代表；1989年任IBM公司中国首席代表；1990年任SSA公司北亚洲区总裁，成为国人中最年轻的跨国公司地区总裁。1998年，辞职后与妻子创办志港集团；2005年，创建金港控股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CEO；2006年，与成都市锦江区政府合作建立成都金港汽车公园。在中国汽车运动尚在萌芽阶段，叶明钦便发现了中国赛车的巨大潜力，于2000年创办北京金港汽车公园，建造了北京首条符合国际汽联F3标准的大型赛道，开华北赛车之先河。北京华财会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久立王久立，北京华财会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代理记账分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研究生客座导师、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客座导师、新三板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创业导师。1983年毕业于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前身）。毕业后的５年间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从事教学工作；1988年担任北京轻工业学院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1992年起在中国电子技术应用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2001年起在英特集团任副总裁、香港上市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2005年至今任北京华财会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被人评价为"财税领域最懂互联网的人，互联网领域最懂财税的人"。浙江健盛集团董事长张茂义张茂义，1963年出生于浙江横店镇；1980年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轻工业学院）自控系，1984年毕业后分配至江山计经委工作；1992年开始经商。现任浙江健盛集团董事长。于2010年捐赠学校50万，设立"自80奖学金"。1994年，健盛集团注册，时至今日，健盛一直以袜子出口为主营业务，产品销售至日本、欧洲和澳洲等地。2015年1月27日，健盛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袜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北京远翔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飞王立飞 ，籍贯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河北省围场一中读中学的王立飞曾是该中学的高考文科状元，1984年就读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物价专业，后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清华大学EMBA、北京林业大学管理学博士。曾就职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价检司，中国物价出版社。现任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远翔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汪林朋汪林朋，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1990年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会计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0-1993年，国家商业部财会司，任主任科员；1993-1995年，调入中商企业集团公司，任财务部副经理；1995年2月，调入全国华联商厦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历任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1999年，年仅29岁的汪林朋临危受命，接管了居然之家，任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2001年，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改制；2002年，"先行赔付"服务理念的推出，使居然之家成为北京家居界的领导型企业；2007年，获得中国家具行业十大风云人物奖；2008年，居然之家电子商务平台正式启动。益普索中国区董事长兼CEO刘立丰刘立丰，于1986-1990年就读于北京工商大学统计学专业，毕业后曾先后在国家统计局信息咨询中心任职、在华能市场研究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并创建北京丰凯兴信息咨询公司；2002年，丰凯兴公司成为益普索集团合资方，刘立丰校友担任益普索中国区总裁，2007年任益普索大中华区CEO。2011年至2016年任亚太区CEO，带领益普索亚太区取得骄人的成绩，成为集团利润增长的引擎。2017年起，刘立丰任中国区董事长兼CEO，肩负着将市场研究从传统的基于调研数据，向大小数据融合转变的重要使命。广州点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冠众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福庆钟福庆，1994年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轻工业学院管理系工业外贸专业）；2009年9月至2012年6月就读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获MBA硕士学位。2009获全国百佳创业明星奖，2016年，荣获"中国传媒融合创新年度杰出人物"。现任广州点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冠众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天的冠众成为了业内产品线最全，售后服务范围最广的高端商用显示品牌。荣获了"中国数字标牌行业十强企业""中国数字标牌十大著名品牌"以及数字标牌行业"金孔雀奖"等诸多奖项。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亦庄国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伦张家伦，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1994级会计学方向研究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管理学（财务管理方向）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财务教研室主任，校产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财经学院（现为内蒙古财经大学）院长助理。2009年5月起任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亦庄国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如今，北京工商大学已经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现已发展成为理、工、经、管、文、法、艺等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并将按照"特色、内涵、规范、质量"八字方针，以高水平学科建设为主线，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目标。素材来源：北京工商大学

戴相龙（左）与兆丰（右）兆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宅居在家。偶然翻看手机中存储的照片，忽然眼前一亮，这是我2019年6月27日在杭州参加由市金融办、江干区政府以及浙大AIF（江干）产研中心等单位合办的“新时代、新金融、新科技——中国杭州金融科技峰会暨杭州金融城启动”活动时，与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戴相龙同志的合影。当时，我作为杭州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出席并致辞。戴行长作为主办方邀请的重要嘉宾作主题演讲。照片是在会前嘉宾休息室拍的，我们两人笑得都很灿烂。照片引发一段愉快的回忆。说起“认识”戴行长，其实是“认”得早，“识”得晚。想当初他当正部级的央行行长时，我才是财政部的一个处级干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认”得他并且关注他却是始于那时。因为当时在财政部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工作，业务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三个部门的情况，一个是财政部，主管领导部门；一个是人民银行，主管业务部门；还有一个是证监会，主要监管部门。三大财经部门出台的经济政策，代表着中央、国务院的声音，直接影响到汇率、利率、股价，关系到经济环境的变化。所以，戴相龙这个名字对我们是“如雷贯耳”。而且，在那个时代，他也是出镜率很高的领导。他与我在财政部的老领导、财政部长项怀诚一起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随伴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在国内外考察、出访。与他握手相识，面对面坐在一起交流，还真是得益于这次参加活动。因为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而且我又对上世纪90年代波澜壮阔的金融改革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我此前认真阅读过他在2018年第23期《中国金融》上发表的《中国金融改革开放难忘的十年》一文，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最全面、完整、权威的描述那段金融改革历史的文章，印象十分深刻，觉得是当面请教的好机会。戴相龙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地记录了从1993年6月到2002年12月近十年中，他在朱镕基同志直接领导下，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班子和全系统干部员工共同努力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在治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全国金融稳定方面，所做的大量艰苦有效的工作，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实质贡献。当时，读完这篇文章，感到戴相龙这一任行长当得很不容易，又是通胀，又是通缩，又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全部搅在一起，挑战巨大，困难之多难以想象。但戴相龙他们剥丝抽茧、冷静应对，居然一一化解，让我对戴相龙既佩服又好奇。和他交谈中，我专门就治理通胀和通缩、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两个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向他讨教。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听了我的问题，他兴致盎然，侃侃而谈。20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人民经济社会建设热情高涨。但是到了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猛，银行乱拆借和社会乱集资超过2000亿元，导致货币投放过多，物价飞速上涨，连粮棉收购都普遍“打白条”，威胁到现金供应断档。形势严峻到需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召集省委书记进京，亲自部署春节现金供应管理的程度。1993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13.2%，到1994年更是上涨到21.7%。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22日下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中发[1993]6号）文，即宏观调控“十六条”，其中9条直接涉及严格控制货币信贷供给。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领导约他到钓鱼台国宾馆谈话，把他从交通银行调到人民银行。当时的人民银行行长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周正庆是党组书记、副行长。戴相龙任副行长、党组副书记。由商业银行调央行任党组副书记、副行长应该算是破格之举，显然是中央要重用他。他到人行后，在朱镕基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贯彻执行中央6号文。朱镕基开出“治胀”药方：“约法三章”、整顿“三乱”。对金融机构下达限期收回乱拆借资金的指标；明令银行与所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人民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开办保值储蓄。对每家银行按月下达贷款计划，确保信贷支持重点。这些都由戴相龙负责具体操作。在此基础上，199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过2——3年的艰苦努力，通胀问题得以治理，到1996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下降到6.1%。治完通胀又治通缩。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下降，1998年我国出口增幅从上年的21%急降到-0.8%，1998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下跌0.8%，1999年下跌1.4%。我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当时的应对之策，财政方面是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赤字。货币方面，因考虑到当时一是我国货币供应存量和增量都过多；二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三是造成物价连跌的主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货币供应不足等情况，所以没有提“积极的货币政策”，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包含三方面内容：1，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2，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3，加强金融监管，执行金融稳定工作计划。1996年至1999年先后7次降息，存款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1999年又开始办理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经过这一系列的举措，通货紧缩得到有效治理，国民经济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势头。戴相龙回忆至此，感慨地说，治理通胀和通缩的十年里，前几年是治通胀，后几年是治通缩。治理通胀，主要调控方式是以贷款限额管理为主；治理通缩，则是以市场操作为主。我们今天既面临通胀压力，又面临通缩威胁，如何借鉴当年治理通胀和通缩的成功经验，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既引发了国内通缩问题，同时，也冲击了国内金融稳定。面对此场危机，朱镕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戴相龙带队班子全力以赴，积极应对。一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支持经济增长；二是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危机蔓延；三是支持扩大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四是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提振市场信心；五是公开宣布，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需要，中央政府必将及时支持，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稳定；六是通过与IMF合作，中国承诺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出资30亿美元，支持有关国家渡过危机。上述措施不仅防止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蔓延，也在东南亚国家渡过危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97年我正在香港，对此深有体会。第五条措施的宣布，对稳定香港金融秩序，帮助香港政府狙击索罗斯等“大鳄”起到了震慑作用，也彰显了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戴相龙执掌央行多年，所做工作可圈可点的还很多，仅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就亮点纷呈：如大型国有银行改制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并上市；成立华融、东方、信达、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和处置从四大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对贷款质量实行五级分类；起草《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成立第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起草《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银行监管机构等等，应该承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必将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20年前定调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沿用至今，仍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谈到成绩，他反复强调说，成绩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人民银行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戴相龙在金融改革开放中能发挥个人独特作用，是与他的经历分不开的。他1944年11月生，江苏仪征人。1968年参加工作，1973年入党，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交通银行总经理、副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1995年6月至2002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党组）书记（期间，2001年6月至2002年12月，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任主席。2002年12月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2008年1月至2013年3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2014年1月从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任上退休。他是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八大党代表。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他具有丰富的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对金融实务和监管十分熟悉，是专家型、学者型领导。他毕业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天的中央财经大学），曾因为一届出了三个正部级领导干部而名噪一时。除了戴相龙任人民银行行长、还有同届校友李金华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金人庆任财政部部长，极大地提升了中财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戴相龙行长的相“识”，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他的专业、睿智、儒雅、平和的风范，仍深深吸引着我，他的真知灼见仍感染着我。作为一代央行“掌门人”，我觉得他无愧于国、无愧于心。2020年3月11日于北京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是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要一环，事关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为进一步落实、做细我校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组织工作，研究生院多措并举，近期先后召开研究生复试工作布置与培训会、复试平台培训会，组织两校区网络压力测试，扎实细致地培训和预演了复试各个关键环节，并会同学校办公室、智慧校园建设中心、中财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昌欣物业等职能部门，共同做好研究生远程复试及疫情防控的各项保障工作，做到严格标准不降低、疫情防控不松懈、反复预演不掉链、服务考生人性化，以充分应对当前疫情防控特殊情形下对复试工作带来的挑战。5月11日，学校于学术会堂706召开硕士研究生远程复试录取工作线下布置与培训会，副校长马海涛主持会议，研究生院，学校办公室，纪委办公室、监察处，智慧校园建设中心主要负责人以及24个招生学院院长参加会议。会上，马海涛副校长首先对今年研究生远程复试的特殊情况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在今年的特殊形式下，全体复试工作人员更加应当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硕士复试录取工作，严格落实上级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做好风险防控，层层压实主体责任；要充分预演、排查问题，做到程序上没有漏洞，确保复试平稳有序进行。监察处副处长禚召海，研究生院院长张学勇分别就工作纪律和复试具体工作进行了培训。学校办公室、智慧校园建设中心以及各学院院长也对今年远程复试的相关工作做了发言和讨论。5月13日，研究生院召开了院内培训会。研究生院院长张学勇对研究生院所有考务人员进行了详细的业务培训。会上，研招办工作人员介绍了多个复试平台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并对复试流程的关键环节进行了反复讨论。5月14日，研究生院于学院南路主教117召开了复试平台全校培训会，24个招生学院约80名复试负责人和复试秘书教师参与，会议由研究生院院长张学勇主持。研招办工作人员对多个复试平台的使用方法进行了培训，同时就复试流程、考生设备配置、网络环境、软硬件操作、认证识别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多项内容进行详细讲解与现场答疑。以上培训实现了对学校研究生招生管理人员、学院领导、研究生干事、复试秘书研究生复试业务的全覆盖。学院随后将按照学校文件要求对学院复试教师和其他复试工作人员进行多轮培训，确保复试流程清楚规范、平稳有序。5月16日，研究生院与智慧校园建设中心组织各招生学院在两校区开展网络压力测试。研究生院对全院人员进行了任务分工，包干到人，实现一对一业务指导与测试验收；智慧校园建设中心全程处理网络与多媒体设备问题，实时监测网络动态，有力保障测试顺利开展；各学院齐心协力搭建设备，实现视频连线最大组数同时在线，确保测试的有效性。经智慧校园建设中心反馈，我校网络压力测试结果正常，这为后续的平安复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部分学院在16日-17日与所有复试考生就整个复试流程进行提前演练，特别是设备搭建、网络测试、复试程序、突发情况处理等方面按照学校要求与复试考生逐一确认，详细讲解。整个演练过程组织有序、环节紧凑、流程清晰、效果明显。5月18日下午1:30，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开始复试，正式拉开我校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序幕。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高度重视，精心准备，积极培训，顺利完成所有7位考生的远程复试工作。复试期间，副校长马海涛、研究生院院长张学勇到复试现场进行了巡考和检查。我校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复试考生2712名，预计持续至5月25日。录取工作将在复试结束后开展。来源：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日前，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各自公布了该校2020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欢迎大家前往查看，看看你被录取了吗？中央财经大学关于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拟录取结果公示的通知本次公布为拟录取，待有关主管部门对拟录取数据审核批复无误后以发放录取通知书为最终录取。凡发现考生有任何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录取要求的情况，我校有权随时取消考生的拟录取资格。上海财经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通过严格复试，各学院（所）在综合初试、复试和总成绩排名的基础上，根据专业研究生招生计划确定了我校2020年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不含推荐免试生）。祝大家都金榜题名！

本人现在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看到这个问题忍不住回答一下，希望大家对中财有个更好的了解~~首先呢，中央财经大学作为一所财经类院校还不是985高校哦，不过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双一流）、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小985）、211工程大学，应用经济学的学科排名与一直名列全国前列，这也证明了中央财经是一所优秀的财经大学呦。下面想从几个方面丰富一下大家对我财的了解~（1） 学科教育方面，校内有非常多专业知识丰富、乐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这里可以充分的吸收经济学知识的养分，从书本课程学习，到金融市场实践一应俱全，老师们会举办模拟炒股等活动，带着同学们深入了解金融管理的世界，丰富了我们的眼界，这对于金融投资的学习是大有益处的！课余时间也有各类活动，丰富校园生活~（2） 校园设施方面，目前学校是分校区教学，会计学院等在海淀区本部，金融、经济学院在昌平校区学习生活。两个校区均配备图书馆、自习室、活动馆等基础设施，满足同学的生活和学习需要。尤其是昌平校区的图书馆相当炫酷，内部配有滚梯满足上下楼的需求，并且每个桌子都配有台灯，相当贴心！（3） 就业方面，中央财经大学一共设有19个学院，60个专业，2018年共有毕业生4089人，本科生就占据了半壁江山，并且本科、硕士、博士的就业方向也有一定的差别。本科的同学们近五成会继续深造学习，包括国内国外的升学，国内升学的去向主要是人大、北大、清华以及本校，并且还有同学考研时考取了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第一名呢~十分优秀！研究生的同学们大多数选择了毕业后工作，并且以base北京的工作为主，也有部分同学回到了生源地，比如考取了当地的商业银行、人行、银保监会的分支机构，继续从事经管相关的工作~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在研究生考试中，初试的占比往往只有50~60%，复试成绩同样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其中，面试就是导师确定人选的关键环节。其实，在研究生复试中，要想保证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的，现场的打分只是一个方面，在面试后导师们会专门开会讨论关于录取人选的问题。在讨论会过程中，导师们会结合考生的初试分数、面试表现以及其他除考试表现以外的个人信息展开讨论。如果有考生提前联系过导师，将自己在校期间的表现和科研成果提前告知了导师，并且这位导师也认为你的各方面资质都不错，那就能够直接在讨论会上将你列入录取人选。不过，联系导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一些小细节不注意就会适得其反。所以，下面为大家总结了考研复试联系导师的4个注意事项。1、联系导师不宜过早如果你刚考完初试，就去联系导师，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没有初试成绩，即使你本科期间再优秀，老师也没办法确定你到底能不能考上。建议在初试成绩出来后立刻联系自己心仪的导师。国家线出没出都不要紧，因为导师是可以查到你在本专业的初试成绩排名的。2、尽量选择发送邮件考研联系导师，尽量选择使用发邮件的方式，因为老师们每天早上都会有查收邮件的习惯，只要你不发错邮箱，肯定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学院的官网中都会展示出教师团队的个人简历以及他们对应的邮箱。就比如说打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官网，点开师资团队，再点击相应的导师名字，就能看到：当然，在关注联系方式之外，你还需要关注导师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方向，看看与自己真正想要继续深造的方向是否匹配。你甚至可以搜几篇导师的论文提前看一看，或许能够成为你在面试中的点睛之笔。当然，如果相同方向的导师较多，就需要你仔细研究，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并且最有可能会要你的一个导师。一定要记得，选择导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讲究“门当户对”，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优秀，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很有资历的导师。3、不要同时联系多个导师从前面的面试流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如果你同时联系了多个导师，那么很可能出现尴尬的情况。将心比心，导师也是有“虚荣心”的，当你联系某个导师时，其实老师心里也会有一种被认可的喜悦，但是假如你“脚踏几只船”，就会伤害到导师的感情。切记不要用“广撒网，多敛鱼”的心态，不要自作聪明。4、邮件要言简意赅毕竟官网上提供的都是导师的工作邮箱，尽管导师每天都会有检查邮箱的习惯，但是忙碌的导师也不会在每一份邮件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为了不引起老师的反感，邮件应该避免长篇大论，要言简意赅，直切要害，保证没有一句话是废话，说多了反而会暴露你的一些弱点。当然你也可以把发邮件视为一次文笔的展示，提炼好关键点，准备充足的论据，这能够让导师眼前一亮。附：联系导师邮件模板尊敬的xx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查看我的邮件，对于我冒昧地打扰还望老师见谅！我叫xxx，性别：x，本科就读于xxx大学xxx专业，今年的考研成绩是xx分，其中数学xx分，英语xx分，专业课xx分。希望能够到贵校继续攻读xx专业xx方向的研究生。以下是我的本科期间的学习情况：1、在本科期间，我表现优异，绩点xxx，成绩排名在全年级前xx，获得xxx奖学金多少次，还参加过xxx竞赛，获得了xxx奖，选修了xxx专业课。2、在英语学习方面，在本科期间，已经通过了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等考试，并且英语六级考了xxx分，完全具备听、说、读、写的能力，在业余时间，还会阅读一些英文原版书籍等。3、在科研技能方面，我能够熟练操作xx软件，在本科期间自学了xx理论方法并尝试过自主进行研究分析。最后，我对于xxx专业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能够读研深造一直是我的梦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愿意读博，而您研究的xxx方向，刚好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方向，特别希望能够在您的指导下，开启我的科学研究之旅。附件是我本科期间的成绩单以及一些重要的获奖证书。再次感谢老师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阅读我的邮件，对于冒昧打扰再次表示歉意，衷心祝愿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此致敬礼！学生：xxx

财会专业的学生别再争啦！2020年十大财经院校确定！你的母校有没有入选其中？一起往下看012020年中国财经院校排名近日，中国科教网公布了2020-2021年财经类大学排名：据悉，本次评价指标体系设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约30个。一级指标包括办学能力、科教产出、质量与水平、学校影响力4 个方面，二级指标包括教师队伍、教育经费、项目与平台等13个方面，三级指标包括杰出人才、研究生导师数、专任教师数等约30个方面。中央财经大学被排在了第一名，可能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一般而言，第一名的位置应该留给上海财经大学，因为，上海财经大学的整体实力确实很强，财经类学科建设完备，博士点最多。不过很遗憾的是，2017年的双一流学科，上海财经大学的财经类学科“颗粒无收”，仅有统计学入选，这也大大影响了它在财经类高校的排名。除了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实力也相当强。你的母校入选了吗？排名第几呢？02四大更青睐哪些高校毕业生？对于财会学生来讲，大部分人的梦想就是进入四大。那你知道四大从业者都来自哪些高校呢？图片来源：LinkedIn领英领英曾经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调查对象，发布的一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用人调查分析报告》。从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四大从业者毕业高校分布集中在：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其中上海财经大学更是达到了6.28%的超高比例。这里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所在城市（北上广一线）、专业（财经类）等。虽然“四大”往往在招聘的时候没有明确提及学历要求、英语水平、实习经历等，只是辛辛苦苦做完了网申就石沉大海，再也等不到结果了。但对于像上财等高校来说，进入“四大”简直就是随了“大环境”的大流罢了。从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2018年就业情况来看，进入“四大”的概率高达10.1%。除此之外，虽然“四大”的网申是面向全国各高校开放的，但是这些事务所却有自己心仪院校，往往在招聘的时候会更加关注院校的应聘者。就拿“四大”的宣讲会院校来说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天津财经大学都是他们的必选院校。03备受宠爱的4所高校1.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是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研究型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共建的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211工程”建设和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学校2017年成为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3.天津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是天津市属重点大学和中国北方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是一所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干，兼有法学、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学校始建于1958年，是以南开大学经济类专业为基础组建的，原名为河北财经学院。2004年5月17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天津财经大学。4.南京审计大学南京审计大学（Nanjing Audit University），简称南审，是中国唯一以“审计”命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与国家审计署同时诞生，与中国审计事业同步发展，是中国审计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南京审计大学起源于1983年的南京财贸学院。2015年11月更名为南京审计大学。04写在最后想进入“四大”，是不是一定要名校出身呢？当然不是，名牌大学固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其中并非都是985、211高校，二本高校也有，非财会类专业的也有。“四大”在招人的时候，除了看院校，更多的是要看个人的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能力。“我不是财会专业的学生，我是不是没戏了？“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学历是板上钉钉的门槛初级证书你是的起步，更是你踏入会计的开始也许未来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备考时期的这些经历和自我坚持磨练，都将成为你成功道路上不可磨灭的痕迹，加油！初级小伙伴们，小编期待着你漂亮的微笑，虽然那背后是辛苦和汗水，也一样绚烂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