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格上理财1981年,一位姓侯的国营企业科长,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进行商业考察。初来乍到,面对这个陌生的国家,侯科长感到既兴奋,又好奇。但是很快,兴奋与好奇便被巨大的心灵震撼所取代。这个震撼,来自于他看到的先进生产力,以及中美之间如鸿沟般的生活水平差距。震撼之余,侯科长内心深处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定有我的一席之地!”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的梦想真的得以实现。他创办的企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通信企业之一。而他本人,也成为载入史册的通信行业教父级人物。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当时无比震撼的这个国家,三十六年后差点将他一手创办的企业彻底扼杀。没错,这位姓侯的科长,就是全球通信名企中兴通讯的创始人——侯为贵。侯为贵生于1942年,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他的祖籍是山东,生于陕西西安,毕业于南昌大学(实际为江西工学院,后合并入南昌大学)。也有资料认为,他出生于江苏南京,毕业于南信院。毕业后,侯为贵进入陕西西安一所中专学校,教了几年的书。文革后,他进入航天部设在西安的691厂,成为一名技术员。因为勤奋钻研,善于学习,侯很快就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被提拔为科长。(左四为侯为贵)1984-1991:创业维艰,自主研发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钱学森,要求691厂跟进研究计算机芯片(即半导体技术)。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侯科长的美国之行。1984年8月,侯为贵的创业梦正式启航。他受691厂指派,带着几个人到深圳筹备开设“窗口”企业,“外引内联”,以求发展。不久后,1985年2月7日,在侯为贵的积极运作下,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创立。公司由航天691厂、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长城工业深圳分公司(后并入深圳广宇工业公司)三家共同出资,注册资金280万人民币,侯为贵担任总经理。成立时的营业执照公司成立时,由于股东较多,关系复杂,为避免日后意见分歧导致影响经营,所以采用了由691厂承包经营的方式。侯为贵本人也与691厂签订了承包协议书。侯为贵等中兴早期创业者在蛇口为公司选址(左五为侯为贵)刚成立时的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名字虽然高大上,但其实并没有核心技术或产品。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低端电子产品(电话机、电子琴、冷暖风机等)的加工,还有一些贸易生意,俗称“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了节省投资,中兴在远离深圳的广东花县雅瑶乡,租用了一个四面透风的乡镇礼堂,作为加工场地。当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加上雇用的工人,差不多100人,吃住都在这个礼堂。就连材料仓库,也在这里。创业早期的中兴员工创业早期的中兴员工这一年,中兴的销售收入是35万元,人均创收远低于预期。然而,就在帮香港人组装电话机的过程中,侯为贵意识到,国内电话通讯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遇,想要把握住这个机遇,必须走自主研发的道路。当时,中国正处于“七国八制”的时代,通信市场基本上被国外企业垄断,设备价格昂贵。1986年6月,中兴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研究院。说是研究院,其实也就是一个只有十几人的研究小组。691厂和合作单位陕西省邮电器材一厂,抽调了七八个技术骨干到中兴进行支持。他们的第一个研究目标,就是小型电话交换机。1986年,中兴搬入深圳沙河厂房当时的研发场景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7月,中兴的第一款自主研发产品——ZX-60小容量模拟空分用户交换机诞生。ZX-60电话交换机不久后,产品通过技术鉴定,并取得邮电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各地邮电局,都有对该产品进行销售。1987年9月,一家注册资金仅21000元的小公司,在深圳南油新村的居民楼里诞生。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华为”。1988年,国内通信行业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邮电部明确提出“三定”方案,开启体制和机构改革,朝着“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的方向发展。电信行业改革的步伐由此开始加快,摩托罗拉、北电网络等国外通信企业纷纷进入中国,抢占市场。很多民族通信企业也在这一时期诞生,试图分一杯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侯为贵感到坐立不安。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必须做出优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才能在竞争中存活下去。于是,他开始寻求与高校合作,弥补自身研发力量的不足。他最先想到的合作对象,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和南京邮电学院。当时,南京邮电学院有两位程控交换领域的领军级专家,陈锡生教授和糜正琨教授。两位教授对侯为贵给予了慷慨支持,派出了教研室三位年轻老师前往深圳,帮助开发侯极为看好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后来,其中两位老师因为家眷在南京,所以回去了。只留下一个单身汉,继续为中兴效力。这个长相帅气的单身汉,名字叫做殷一民。殷一民1989年11月,中兴500门用户数字程控交换机通过邮电部的全部测试,并由航天部主持进行了部级技术鉴定,被认定为具有自主产权的国产化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产品名称为ZX500。图左为中兴早期骨干员工宋忠慎,图右为ZX500(1990年)ZX500生产鉴定会现场(1990年)ZX500诞生后,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国内处于垄断地位的,是合资公司上海贝尔的S1240数字程控交换机,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上海贝尔S1240程控交换机正当侯为贵为ZX500销路发愁的时候,一个机遇来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江苏省邮电局打算启用国产化的数字交换机,实行农话(农村电话)端局级的数字化。为此,他们找到了中兴,并对中兴进行了实地考察。侯为贵马上意识到,国内县级以上的交换局市场全被对手所占据,但是,农话端局市场还是空白,大有可为。于是,侯为贵调整战略,针对C5级农话端局,对ZX500进行改进。研发现场场景1991年12月,适应我国农话C5端局数字化改造的小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ZX500A研制成功,并很快在江苏省和江西省进行了3个实验局的安装开通。这一年,中兴凭借ZX500A在农话市场的优异表现,销售额猛增至6000万。次年,更是突破了1个亿。几乎与此同时,年方38岁的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简称04机),不仅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预言,也正式宣告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全面崛起。1992-1997:股权改革,高歌猛进就在公司业绩迅猛增长的同时,中兴迎来了一次重大的经营危机。当时,侯为贵希望将经营利润继续投入到研发中,尽快推出ZX2000数字局用机。而部分股东则认为,应该见好就收,将利润用于分红。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开始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1992年12月,以侯为贵为首的中兴核心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集体出走,以个人集资方式成立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中兴维先通”),注册资本300万元。1993年3月,中兴维先通与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公司共同投资创建了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维先通控股49%。鉴于以往的教训,董事会确定由中兴维先通承担经营责任,两家国有企业不参与运营。于是,中兴成为了国内第一家“国有控股,授权经营”(国有民营)的企业。备注:因为中兴背后的股东有深圳航天广宇工业(集团)公司和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分别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深圳的全资子公司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七七一研究所,所以外界也有人称中兴为“航天系”。除了股权制度之外,侯为贵还进行了企业文化方面的思考。这一年8月,侯为贵第一次提出了中兴通讯的核心价值观:“互相尊重,忠于中兴事业;精诚服务,凝聚顾客身上;拼搏创新,集成中兴名牌;科学管理,提高企业效益”。此后,解决了后顾之忧的中兴,就像坐上了火箭,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1993年10月,中兴南京研究所成立,着手研制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1994年4月,中兴总部迁入深圳莲塘鹏基工业区710栋。5月,中兴自行研发的2500门数字用户(专网)程控交换机ZXJ2000A,获邮电部入网许可证,不仅面向农话,也面向大中型企事业、宾馆及铁道、电力、军队等专网市场。8月,中兴上海第一研究所成立,以无线和接入为主要研究方向。1995年3月,中兴南京研究所开发的万门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开通了实验局,产品定名为ZXJ10。ZXJ10研发现场ZXJ10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11月,ZXJ10获邮电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在邮电部组织的专家评审中,ZXJ10被认定为是“目前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ZXJ10是中兴最重要的一代产品,它的地位相当于华为的C&C08。后来中兴的很多产品,都是基于ZXJ10的底子。ZXJ10合同签订现场产品的成功,公司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冲昏侯为贵的头脑。他开始积极思考中兴的战略转型。1995-96年,中兴提出发展战略的“三个转变”:产品结构从单一的交换机设备向多元化产品转变;目标市场从农话市场向本地网、市话网扩展;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1995年,中兴员工(史立荣)单枪匹马去日内瓦电信展参展这一时期,中兴开始启动GSM、CDMA、路由器、光传输、智能网等一系列新产品的研发。浩浩荡荡的国际化征程,也正式拉开了帷幕。中兴主要产品的研发启动时间和商用时间1997年,中兴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11月18日,中兴成功在深交所A股上市,股票代码000063。改制后的中兴,才有了现在的名字:“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现场照片这一年,中兴的产品销售额达到13.9亿元人民币,员工人数2600人,成为民族通信产业的龙头。1998-2004:弯道超车,度过寒冬中兴上市之后,很快进入了1998年。对于很多人来说,1998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留下了无数的回忆。相约九八、九八抗洪、世界杯、还珠格格爆红……对于中国通信行业来说,1998年同样值得载入史册。这一年的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具有悠久历史的邮电部被分拆。在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信息产业部」。这意味着,国内第一次电信重组的大幕,正在被徐徐拉开。中国通信行业,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移动通信时代。对于中兴通讯来说,1998年到2004年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关键词——CDMA、小灵通、手机。先说说CDMA。中兴最早开始接触CDMA,是1995-96年。当时,中国与高通关于CDMA的合作谈判刚刚破裂,决定自主研发CDMA技术。1995年8月,当时的邮电部与总参通讯部正式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在全国采用CDMA制式,建立800M蜂窝移动通信网络,也就是后来的“长城网”。中兴内部曾经写过两份可行性报告,分别针对CDMA和GSM。侯为贵拿到报告后,做出决策,优先做GSM,但也不放弃CDMA。侯认为,一方面,站在战略安全的角度,国家需要一种和GSM相制衡的技术。CDMA抗干扰性强,容量大,技术有其先进性。另一方面,即使CDMA不会在国内运营商大规模建网,也可以用于军队等专网项目。再不行,还可以卖到国外,给国外运营商建网。结果,事实证明,侯的预测是对的。2000年10月16日,时任中国联通副总裁王建宙正式对外表示,中国联通将采用CDMA标准,建设除现有GSM网络之外的另一张独立网络。全球首部机卡分离的手机,就来自中兴通讯(ZTE802)随后的2001年,在联通CDMA第一期招标中,中兴作为唯一一家以自有品牌竞标成功的国内厂商,斩获整个招标额的7.5%,共计9亿元的合同。在后来的二期、三期中,中兴也大获成功。除了国内之外,中兴还将CDMA推向国际,在东南亚等地区建设移动通信网络,获得不少利润。到2004年左右,中兴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CDMA设备商之一。2003年,CDMA业务收入占了中兴当年总收入的16%。然而,CDMA业务虽然如火如荼,但并不是当时中兴最赚钱的产品。最赚钱的产品是哪个呢?是小灵通。2003年,小灵通共计为中兴通讯贡献了70多亿的销售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三分之一。当时中兴搞小灵通,既有决策考量的成分,也有运气的成分。最终结果,反正就是押宝成功,大赚了一笔。最后是手机。1999年的时候,中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手机,ZTE189。这也是国内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全中文双频手机。ZTE189当时,中兴做手机的主要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运营商的需求。运营商搞CDMA和小灵通,缺乏终端产业链的支持,于是,中兴就担当了这一重任。彼时的中兴员工和干部,很多人都觉得,这么复杂的系统产品都能做,为什么手机不能做呢?于是,就花了不少资金,投入了资源,进了手机的坑。结果,手机造出来之后,因为销售渠道等问题,卖不出去,亏了不少钱。于是,慢慢就走向了运营商代销的贴牌模式。也就是说,运营商在营业厅卖中兴手机,不过手机上往往没有ZTE的LOGO,只有运营商的LOGO。这就是捆绑销售。大家现在都知道,华为手机当初差点卖掉。其实,中兴手机也一样,当初差点卖给联想(2000年),后来因为价格不合适,谈崩了,才勉强留着继续经营。(联想后来收购了厦华手机。)2002年,手机市场突然开始爆炸式增长。这一年年底,国产手机的份额增至30%。这再次刺激了中兴的手机热情。为此,中兴专门成立了手机事业部,将之前分布于各个系统事业部的CDMA、GSM、PCS(小灵通)终端部门都集中起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当时,公司的第一副总裁殷一民,还主动请缨到上海,担任手机事业部的总经理。2003年11月,中兴签约李连杰,作为中兴手机形象代言人(左为殷一民,右为李连杰)尽管中兴在手机方面投入巨大,但是,中兴采取的捆绑销售模式,对运营商形成了很强的依附性,丧失了自主品牌的形成能力。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他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中兴手机。他们也会觉得,中兴手机只是运营商办套餐赠送的手机,质量和外观等各方面都不如国外品牌,甚至不如波导、TCL等品牌。这一问题,一直到后来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进而影响了中兴手机的长远发展。这是后话。2004年,对中兴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1月15日,中兴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侯为贵当选为公司董事长,殷一民被董事会聘任为公司总经理。在外界看来,中兴顺利完成了“交接班”。第二件,12月9日,中兴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上市,共集资35亿港元。这是中国首家内地A股上市公司在香港发行H股股票。中兴香港上市现场照片1998年至2004年,是全球科技企业的寒冬。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科技泡沫破碎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没熬过去,倒闭了。活着的企业,也是如履薄冰,噤若寒蝉。例如那一时期的华为,上上下下都在想着如何度过“冬天”。2001年时,华为把旗下安圣电气卖给艾默生,换回7.5亿美元的“过冬费”。2003年,华为差点把自己以7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摩托罗拉。这都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多么严峻。然而,中兴凭借CDMA和小灵通带来的巨额收入,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尽管侯为贵也提到了“过紧日子”,但账面上的现金流,还是足以让同行羡慕不已。2004年,中兴营收227亿,华为营收462亿。尽管还有差距,但两者仍处于一个数量级。谁也没有想到,再往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迅速拉开了。2005-2016:命运多舛,摸索前行2004年之后,全球经济逐渐复苏,通信行业也开始逐渐回暖。iPhone和安卓的诞生,宣告智能机时代的到来,也拯救了3G,以及整个通信行业。一时之间,全球的设备商和运营商都开始忙于建设3G数据移动通信网络,国内也不例外(2009年发牌)。老子有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兴前期在CDMA和小灵通方面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结果,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期的战略方向和市场策略。我们经常说,人的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企业也是一样,企业也有自己的性格,这个性格同样会影响自身命运。而企业的性格,很多程度上受创始人的性格所影响。侯为贵以国企代表的身份创业,性格稳健,看重政府力量,注重政策走向,押宝政策往往能获得成功。在外界看来,侯中庸、儒雅,像一头老黄牛。任正非以前是军人,而且搞过技术,因为被骗,惨遭体制抛弃,自己拿着一点钱出来创业。他的压力更大,求生欲更强烈。同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认死理,看重技术的价值,眼光更长远,杀伐更决绝,风格更凶悍。正因为如此,他和他带领的华为,一直都被认为是狼性文化。早期的时候,因为市场大,大家刚刚进入,两者之间的性格和文化差异,并没有在业绩上体现出差距。然而,2004年之后,两家企业都开始进入深耕经营状态,开始发力、拼内功。企业性格和文化的区别,还有管理水平、流程制度、价值观,就开始在公司业绩上有所体现。中兴在CDMA和小灵通上获得成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松懈,投机心态上扬。虽然中兴仍然在对WCDMA进行投入,但是没有沉下心苦练内功,没有实现对主流及重点运营商的突破。尤其是欧美的大国大T(跨国运营商)方面,迟迟都没有打开局面。中兴部分高管的决策,也存在一些问题。他们过于关注融资项目,例如国开行援助项目,没有硬刚真正的主流客户,产品水平也没有在摸爬滚打中提升,最终失去了入围的机会。即便是有个别项目,成功突入,也是集中了全公司资源,难以复制。中兴在国际化方面的不彻底、不坚决,也是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例如,员工本地化(招聘培养本地员工,减少中方员工占比),就曾经反反复复推行和放弃了很多次,最终没有能培养出可以依赖的本地员工队伍。从产品的角度来看,中兴GSM产品线,一直都干不过CDMA产品线。CDMA是中兴最成功的产品线,也是中兴最强势的产品线,走出过很多高管。(小枣君入职就在CDMA事业部,明显能感受到CDMA的强势文化,还有自豪感。我个人觉得,CDMA就是中兴的一个异类,是一群牛里的一匹狼。)然而,CDMA再厉害,也挡不住历史趋势。CDMA被淘汰,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能打的CDMA,没有了市场,而市场很火的GSM,却不太能打。整个情况就变得很尴尬。直到2010年左右,中兴内部CDMA和WCDMA合并(或者说,CDMA被WCDMA吞并),扭转了局面。合并后的无线产品线和核心网产品线,可以和华为掰掰手腕。而此时,抬头一看,全球到处都插满了华为的旗帜。华为已经成功突破了欧美高端市场,而我们只有寥寥无几的几处突破,十分被动。2010年3月,因为种种原因,殷一民辞任总裁,由史立荣接任该职务。史立荣史立荣是一位非常宽容且性格温和的领导,喜欢放权,很少进行强硬干涉。在史的领导下,中兴做出了一系列的战略调整。但是,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反而因为过于看重市场份额,牺牲了利润,做了很多不赚钱甚至亏损的项目,导致公司现金流大幅减少。2012年,中兴出现了上市后的第一次亏损(28.4亿人民币)。这期间,中兴进行了一些裁员,流失了一些研发和营销骨干,对后续的产品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后来,中兴开始在公司范围内推行LTC(Lead to Cash)和HPPD(高效研发管理流程),规范了项目的执行,提升了研发效率,也扭转了现金流不足的局面,公司发展渐渐回到正规。再后来,公司进行管理层调整。2016年4月,公司原CEO史立荣等三位高管卸任,赵先明博士出任中兴通讯CEO兼董事长。侯为贵担任非执行董事长,这也意味着,侯为贵正式退休。赵先明2017-现在:死里逃生,重整旗鼓2016之后的故事,想必大家都比较清楚。中兴遭受了自公司创立以来最严重的的一次危机,那就是美国政府的制裁和封禁。制裁和解禁的具体过程不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行查阅资料。最终结果,就是中兴支付巨额罚金,并且全体管理层换血。2018年8月,中兴通讯宣布,李自学担任公司新任董事长、徐子阳担任总裁。这个管理班子,一直持续至今。制裁对中兴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短期的经济损失之外,在品牌形象上影响更大。很多人认为,中兴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才会被卡脖子。其实,中兴犯了错误,这是事实,中兴也为之付出了代价。但是,如果以这件事就来否定中兴的研发投入,作为前ZTEr,我是坚决无法认同的。我相信所有真正了解中兴的人,也不会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兴都是中国排名第二,世界排名前五的通信设备商,是少数具备通信全领域解决方案能力的企业之一。中兴在研发上的投入,远远超过行业平均水平,每年至少投入100多亿人民币。中兴研发投入情况(2015年~2020年)专利方面,中兴在2020年国内上市公司专利排行榜排名第一,一共是52170件。不久前,国际知名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了最新的《5G专利竞赛报告》,中兴5G专利申请数占申请总数的9.81%,排名世界第三。芯片方面,中兴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IC设计部,开始进行芯片研发。2003年,正式成立中兴微电子。2015、2016、2017,连续三年,中兴微电子的业绩都在国内芯片设计企业中排名第三。2018年营收下滑,只有61亿元,但也能排名全国第四。这样的企业,你说它没有自主研发能力,你不是键盘侠是什么?中兴拥有众多产品线,这些产品线的核心供应链中,有大量的美国企业。不仅是硬件元器件,中兴的很多软件开发工具,也都是美国公司提供的(行业都是如此)。正因为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才导致了当时中兴“休克”的局面。中兴很强,但是面对美国以国家维度进行的降维打击,还是扛不住。如果不想被卡脖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全部产业链上都进行布局。而布局全产业链,不应该是一家企业的责任,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华为的营收是中兴的将近9倍,现在扛得也非常辛苦,但确实是厉害,必须承认。有人说中兴屈辱,我觉得,相比死要面子、鱼死网破,保住公司几万人的饭碗,稳住上下游产业链几十万人的生计,更为实际。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技术还在,团队还在,基本面还在,忍辱负重,好好活下去,更有意义。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现在的中兴。制裁之后的中兴,痛定思痛,重点加强了公司合规的建设。这很大程度上让公司经营变得更加稳健,但是,繁琐的合规审核,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公司的运作效率,让行动变得迟钝。合规的高压线,也让中兴在很多业务拓展方面变得有点畏首畏尾,失去了一些市场机会。没办法,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讲究合规经营的中兴,对之前混乱的子公司孙公司关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清理,卖掉了很多,斩断了联系。这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卖掉子公司,也给中兴贡献了现金流。在如今5G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现金流是非常有用的。人员方面,经历制裁之后,中兴从上到下都充满了危机感,奋斗精神明显强了很多,执行力也强了很多。但是,部分领导干部过于敏感,发条拧得太紧,也导致管理上过犹不及,伤害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归属感。产品方面,中兴的无线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核心网实力也还在线。中兴的承载网比较能打,这几年也业绩不错。不过,中兴的手机仍然没能崛起,面对对手咄咄逼人的优势,现在非常被动。中兴没有做公有云,关键领域的芯片也没有看到有竞争力的产品,我个人感觉有点可惜。未来是算力的天下,这块布局略显不足。总而言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不管是辉煌还是痛苦,过去的终究属于过去。人要往前看,公司也是一样。面对传统通信持续衰弱的局面,作为通信设备商,中兴接下来的路并不会好走。如果走错,很可能坠入深渊。如果走对,也可能再创辉煌。未来十年,中兴会交上一份怎样的答卷?就让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吧!参考文献:1《“巨大中华”之中兴通讯,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米周、尹生。2《特区40年 | 致敬拓荒牛·奋斗者的故事》,读特。3《论中兴“解禁”》,师伟。4《1998,“巨大中华”的岔路口》,伐柴商心事5 中兴官网、中兴年报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陈姝他们与深圳特区年龄相仿,把青春、职业生涯的黄金岁月献给了深圳这片土地。他们从深圳出发,去往世界各地,将深圳人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大舞台。他们历经风雨,见识过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黄金时期的风云变幻,中兴通讯发展过程中的个中艰辛。年逾不惑,不再似少年般轻易慷慨激昂,但依旧心怀梦想,内心笃定的方向从未动摇。他们是四位深圳的中兴人。向际鹰:技术上要“特立独行”在同事眼里,向际鹰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讨论起技术来非常较真,生活俭朴,甚至有时有一点不修边幅。1999年,向际鹰眼里的深圳充满机会,首届中国国际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刚刚结束,这片土地充满着对人才和技术的渴望。抱着发挥自己优势的期望,向际鹰来到深圳,并加入中兴。他从普通工程师做起,经历了2G到5G的项目开发,直至成为中兴首席科学家,向际鹰见证了中兴在通信设备领域从跟随、并跑到领先的蜕变。从进入公司起,向际鹰就一直不断学习、广泛地与公司内外专家讨论,希望能为公司创新作出一些贡献。”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跟公司各领域顶级专家讨论时,一周之内要能听懂,两周之内要能够提出特立独行的想法“。3G时代,ATM协议被写入标准,这时向际鹰和研发团队提出了全IP无线通讯网的想法,在公司内部就起了很大争执,不过最后决策层还是同意了这个新方向的开发。在此基础上,中兴推出了全球首套全IP的核心网、控制器和基站。“一开始客户认为我们特立独行,质疑很强。但最后都体会到了全IP带来的好处。”向际鹰说。2006年开始,向际鹰和同事们又一次特立独行地推动了软基站SDR的开发,在当时,软基站在性能、成本方面,风险还是很大的,但中兴顶住了这些压力,成为在软基站产品方面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2010年前后,4G刚刚开始部署,向际鹰和团队同事已经在思考基站组网的问题。“设备之间的PK,比峰值速率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达到。在实际干扰组网下的性能就成为一个焦点。传统的站间协同干扰消除方法,对传输要求太高,几乎无法实现”。后来,中兴通过cloud radio的技术创新,大幅放宽了传输要求(带宽和延迟分别放宽了40和300倍),从而真正从工程上解决了站间协同问题。“前瞻性很重要,市场是多变的,一夜之间可以一百八十度翻转,但研发却有很大的惯性,不易转向。所以研发必须超前,就象变形金钢一样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向际鹰说。2012年,深圳街头的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彼时的4G技术尚处于推广期,但向际鹰和团队已经在考虑5G中的一项关键技术Massive MIMO。当时普遍认为,这项技术必须等到5G修改了标准和终端之后才能实现。向际鹰和算法团队发现一些方法可以在4G中不改变终端和标准就支持Massive MIMO,一向强调技术创新的公司管理层如获至宝,短时间内匹配了规模强大的开发团队。2014年6月,在荷兰举办的5G World Summit上,向际鹰代表公司首次提出基于Massive MIMO的pre5G概念,此后率先演示,商用,在行业引起轰动。在201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兴凭借Pre5G Massive MIMO摘得两项(“最佳移动技术突破奖”和CTO 选择奖)移动“奥斯卡”大奖,评选委员会给出了“颠覆性创新”的高度评价。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是5G技术的率先实现,让中兴成为了“5G先锋”。目前,基于Massive MIMO的4G和5G基站已大量商用。2020年8月,深圳已经建成5G基站4.5万个,成为全国首个5G独立组网全覆盖的城市,其中中兴承担了相当份额的建设。回顾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次次升级,以及自己的工作历程,向际鹰认为丝毫不敢松懈,“以往公司内熟悉产品的专家较多,但现在顶级的理论专家也很多,因此可以在理论和产品结合的方面作出持续的创新。技术决定架构,架构决定产品,产品决定市场竞争力,要用技术说话。”张健鹏:行者无疆结束了与海外客户一天的在线会议,张健鹏依然神采奕奕。疫情之前,每月绝大部分时间,他会奔波在各大洲拜访客户和运作项目。经常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短暂停留就需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样的工作对这位深圳特区的同龄人来说已经是常态2001年,张健鹏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进入中兴通讯。三年后,张健鹏响应公司号召,被选拔奔赴国际市场。他清楚的记得,这一年的深圳地铁刚刚通车,中兴成为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产品进入俄罗斯、罗马尼亚、挪威、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特别是在举世瞩目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兴成为第一家服务奥运会通信网建设的国产设备厂商。从一名通讯技术工程师到大型项目的负责人,从非洲到亚洲再到全球,张健鹏一干二十年 ,足迹遍及六大洲一百多个国家。他记得刚出国那会,缅甸的一张电话卡要卖到两万多元。当时的缅甸电信业发展缓慢,网络基础设施落后,移动通信的普及率非常低。借着缅甸市场开放的契机,在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努力下,缅甸电话卡的售价已经降到了几块钱,手机普及率超过100%。目前中兴通讯产品已经服务近一半缅甸市场,建立了当地的客户服务中心、培训中心、物流仓库和备件基地,代表处人员也突破600人。作为通讯人,改变当地落后的通讯状态,架起人与人沟通的桥梁,改变人们的生活,极大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这样的经历比比皆是。2013年,张健鹏负责了马来西亚第一大运营商的全网替换项目,要求短期内完成几千个站点的切割,并通过验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工程团队联合产研团队展开攻关行动,集中力量攻克和解决技术问题,并与客户高层直接建立联系,消除沟通杂音,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网络品质有了大幅的提升。项目组不舍昼夜的工作精神和高效的优化成果赢得了客户的尊重,主动提出项目结束后一起去爬马来西亚最高峰沙巴神山,这座山同时也是东南亚最高峰。据项目组同事回忆,“登顶那一刻,天气很好,有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加上项目的成功,大家都非常激动。”也因为这次活动,让大家体会到,登山过程的努力和坚持,不畏艰辛正是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人生有如登山!面对大自然,感受到自身的渺小,怀着憧憬、谦卑、敬畏和感恩之心,体会登山过程的艰辛,一步步抵达巅峰,做到“真诚,简单”。繁忙工作之余,张健鹏会抽出时间参加马拉松和登山,也会推动大家一起参与。每年2次半马,登一座5000米以上的山峰,是他第一阶段的小目标,保持精神、身体和心理健康。“登山最痛苦的时候,想想怎么样都要活着回来,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没有那么难。”几年下来,登顶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欧洲第一高峰厄尔布鲁士,青海玉珠峰;深圳磨坊百公里徒步,壹基金50公里山地徒步,玄奘线戈壁徒步;穿越腾格里沙漠。在张健鹏看来,“定力和韧性很重要“。中兴的海外事业拓展亦如登山一般,从依靠性价比到凭借技术领先优势,从相对粗放变成聚焦价值市场,过程历经艰辛,但从未止步。凡有人的地方就有通讯需求,就有中兴人的身影。张健鹏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兴在海外境遇的变化。从早期在海外市场的“不受待见”,到逐渐建立信任,成为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跨文化的融入,当地的税务、法律、供应链、工程交付风险,困难重重,一批批中兴人披荆斩棘,让中兴的产品进入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20亿用户,也大大提升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国际形象。张健鹏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赶上通讯大发展黄金期和特区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期,20年无悔青春,无愧时代赋予的责任和担当。他说:“路虽长,行则将至;山虽高,攀则必达。期待深圳的未来更美好!”崔丽:人生不设限工作从研发、市场营销、品牌到产品战略规划,爱好从足球、户外、旅行到自由搏击,崔丽对自己的人生从不设限。2001年,崔丽从硕士毕业即入职的中兴通讯南京研究所调动至深圳。刚刚到深圳那会,她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太热,没有历史,缺乏安全感”。当时坐车从宝安去到南山,要经过南头检查站,并出示“边境通行证”。而此后,深圳的飞速变化开始不断刷新着她对这座城市的认知:没有技术含量的电子加工逐渐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比内陆城市人口密度更大却更高效运行的民生服务体系;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落地深圳,并获得跟这个城市一起的快速成长。“深圳,始终年轻、独立且平等,心存高远却脚踏实地,不断自我进化,不断创造历史。”崔丽越来越觉得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核跟自己还蛮合拍的。在中兴,崔丽最开始从事网管软件开发,入职三个月就出差深圳独自一人搭建路由器、服务器和数据库环境进行产品测试。半年多之后被调入市场营销,第一个被安排一线支持的却是计费项目,当时计费产品刚初具雏形,而做网管软件的她对计费几乎没有概念,抱着砖头厚的电总规范看了三天,就独自去了重庆。之后的时间,基本就在每天白天跟客户一起讨论需求,晚上跟家里的总工和团队更改设计到凌晨中渡过,两个月之后,终于签下了公司第一个电信级计费合同。一年多之后,她调动至CDMA,也仅用了半年的时间成为技术营销的骨干,并在此后的联通二期CDMA招标,带领技术团队周密策划,跟销售团队高效协同,最后交出市场份额翻倍的亮眼成绩。在市场营销做的顺风顺水后,崔丽受命筹建商务技术部,担纲公司两千万美金以上海外项目的综合技术和商务,几乎从零开始组建团队,从项目中来到项目中去,从摸索方向到自成体系。好强、敢拼、专业、敬业,更重要的是不设限制,像极了这座城市的个性。“中兴有很多牛人,无论是技术大拿、管理高手、销售精英,其实跟他们相比我根本不算什么,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太多东西了。另外,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外部交流,无论客户、媒体、资本方还是行业分析师,都能获得更多信息,学到更多视角和思维方式。”崔丽认为,不设限的另一面是持续学习和自我进化。崔丽最近一年多的爱好是自由搏击,基本每周去拳馆,视频看起来也是虎虎生风,周边的人往往惊讶于这位外表文静、身材纤细的女士怎么有着这么血性的爱好,而熟悉她的朋友会说,这没什么的。正如深圳的开放和多元,崔丽的朋友多是不同行业,年龄更是跨越从50后到00后,而她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五花八门。“圈子尽可能的多元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你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太容易有思维定式,而且可以挖掘各种潜力和可能。”崔丽这样解释她对圈子和爱好的理解。与牛人为伴,拼命吸收。直到今天,崔丽仍然坚持每天在工作间隙学习英语,保持语感;每次跟客户交流之前,她都会亲自准备材料,并习惯阅读数倍的相关信息以确保效果;即便无数次代表公司在媒体和论坛公开发言,面对这次访谈,她还是仔细的准备了手卡,以便更清晰的表达。“我希望自己始终像小女孩一样保持初心,知世故而不世故,像宝藏一样汲取营养,同时也带给别人营养。”崔丽说。胡继东:打造极致的云公司近年来,深圳聚焦数字产业化,相继出台了支持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5G等新兴业态发展系列的政策措施,不断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中兴通讯一直紧跟时代步伐,借力深圳良好的环境,加入到数字经济的大潮中。同事眼中的胡继东是极富感染力的“数字化布道师”,讲课幽默风趣,谈起数字化的时候目光坚定,娓娓道来。2004年,胡继东加入中兴通讯,从测试部到IT部,再到负责公司整体数字化转型的DT产品线,他见证了中兴数字化能力的转变。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来袭,如何确保中兴员工在线办公的顺畅,成为胡继东操心的头等大事,这也是中兴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后的全面大考。整个的DT产品线在大年初一就开始进入战时状态,中兴通讯自身的网络、云桌面,音视频会议等自研产品都最短时间承载了数倍于常的业务量。经过和兄弟单位十多个通宵的不懈努力,自研产品运行稳定、体验流畅,全面支撑了全员远程在家。”数字化办公顺利地通过了疫情的大考,胡继东才长吁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下来。然而,相比”打造极致的云公司”这一数字化转型的愿景,确保员工数字化远程办公仅仅是很小一部分工作。早在大数据时代刚刚来临时,许多企业已经将“数字化转型”提上日程,但真正能转换为生产力的并不多。胡继东坦言,”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高投入,缓释产出的工作,类似于旧城改造、高速公路换轮胎,既要升级整个企业的技术架构,还不能影响现有的业务运作和体验,过程中会遇到诸多技术问题。”繁琐的汇报审批流程如何简化?不同团队的数据如何互通?长时间出差的员工如何在保障信息安全的情况下高效办公?当看似简洁的目标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困难呈指数上升。“让用户一分钟内学会一个小功能点,屏幕最多点4下就结束任务。 ”就这样,无数纷繁复杂的需求被拆分为一个个小目标,逐一击破,发现问题,快速迭代。胡继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奔波,与内外部客户进行沟通、识别场景、理解动机、提炼价值,转化为可实现的目标。“国家的强盛与基础设施的领先相关,企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领先相关。而目前正在做的中兴数字化转型本质上就是升级公司的基础设施。能否借助数字化转型重构公司的基础设施,将影响公司未来十年的发展。”这成为胡继东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死磕”的原动力。目前,中兴通讯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单兵作战武器iCenter的全面应用,为内外部用户提供了一站式的数字化作业平台。胡继东和他的团队正在通过大数据和AI技术,在营销,工服,供应链,研发,安全等领域不断的减少重复的人工作业,让企业运营从线下,线上,在线迈向智能化。与深圳同龄的胡继东像深圳一样,充满朝气与活力,对未来满怀信心。在数字化、5G、新基建的技术浪潮中,他和他的数字化团队在深圳这片热土上,为中兴通讯的发展贡献青春,为深圳的发展付出努力。
紫东核心区,再传新消息!华为和阿里来了。0111月27日,“2020年紫东核心区数字之城发展研讨会”召开,华为、阿里巴巴、云粒智慧、北京华胜天成等4家知名企业签约紫东核心区,打造数字产业项目。于此同时,紫核数字之城规划出炉,数字化统领紫核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数字紫核愿景目标是一核二圈三区四N能级,全城数字孪生未来品质之城。还有中期应用场景、中远期应用场景、远期运用场景规划。有人问,华为阿里都来紫东了,他们来干什么?像华为、阿里这样的企业,所到之处,都是利好。就在一个月之前,蚂蚁金服在杭州某区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周边业主听到消息立马要涨价。蚂蚁的上市,让很多专家看涨杭州楼市。而蚂蚁上市折戟沉沙,有人立马判断杭州楼市慌了。这就说明这样的大企业,具备极强的操盘能力。而华为、阿里似乎也找到了和一二线城市的合作模式。他们成为各大城市的座上宾,与各个城市的一二把手探讨城市发展,设立分支机构,低价拿到了各个城市的优质地段,还提升了城市的美誉度,双赢。光阿里就在杭州以外的N多城市成立了各种大区总部,西北总部,西南总部,江苏总部,XX总部,多的数不过来。而华为的动作比阿里更早,除了深圳外,还成立了上海研究所,南京研究所,武汉研究所,西安研究所,成都研究所...光在南京,除了大本营软件大道外,还与江北新区签订了合作协议。设置一个鲲鹏科技园,有人惊呼,华为又一个重量级研究所诞生了。但具体干啥的,没人说的清。02没有人知道华为和阿里到底是不是设立研发中心,实际上只要提到了华为阿里,鼓掌就行了。实际上,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其实说的很清楚了:2018年7月,双方签署共建新型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6月发布《南京江北新区智慧城市2025规划》,江北新区以“鲲鹏数字城市底板+城市要素数字化+城市全网感知”的思路谋划“数字孪生第一城”建设。其中,鲲鹏数字底座作为孪生城市的运行平台,提供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能力;数字化运营中心(COC)运用数字孪生和三维仿真技术,将直管区386平方公里区域的人、企、物、事等城市要素数字化,完整地映射在城市信息模型中,实现城市实时可视化运营...这段话,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读懂什么意思。整体的结论是:华为联合了众多相关公司,中标了江北新区智慧城市的大项目,包括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现数字化管理。也就是说,不是华为要在江北新区成立研发中心,而是华为作为供应商,给江北新区提供数字化服务,并从中获利。所以你可以说华为来了,但华为来是挣钱的,拿项目的。当然华为的参与会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让区域内企业受益,也会成立一个大团队创造一定的就业岗位。但注意,这跟华为南京研究所有本质的不同。比如XX公司中标了南京地铁N号线,他们过来帮南京修建地铁。但与XX公司在南京设立研发中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这个区别,市面上没有一家媒体说清楚。大家都说重磅利好,逆天了,感觉马上就要招聘,人均年薪80万。华为和阿里,现在在云服务、数字化服务方面,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非常重要的供应商。以前华为中标各个城市的网路基站,现在中标各个城市的规划与发展,是一回事。这次紫东新区流出的PPT,大家都说华为、阿里来了。大家看内容就非常清楚了,这是紫东新区规划之后,具体要落地,需要阿里、华为帮忙实现。尤其是数字交通、5G网络啥的,华为、阿里正好对口。华为不中标,这活中兴、烽火也差不多能干。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华为,啥都做。昨天华为还说华为坚决不造车,谁造车谁就必须调离岗位。实际上华为确实不造车,但汽车通信和汽车电子,华为在搞啊,它的目标不是要造车,而是要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电子供应商之一,这不一样能挣钱吗?如果华为宣布造车,别的车厂就要把它从供应商中划掉了。基站、手机、手表、插线板、智能家居、物联网...市面上能进的领域,华为基本都进了,或者正在进。我不能说买了个华为手机,然后就说华为入驻我家,我家房价要涨吧?阿里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大家往往只知道淘宝、天猫、蚂蚁金服,这是阿里B2C的业务模块,实际上阿里B2B的业务爆发非常恐怖,给各级政府、各种企业提供云平台,软件研发平台,各类产品应有尽有。甲骨文为啥在中国不行了?心里没点数吗?你不能说一些小的软件公司用了阿里的工具链,就说阿里入股了吧?说了这么多,有人又提出疑问:你怎么又给江北、紫核泼冷水?华为、阿里来了,别问,问就是重磅利好!来了就是来了,别瞎BB。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把事情说明白,都别预期太高。因为很多读者问我是不是成立研发中心了?是不是要招聘几千人,上万人?现在去北大青鸟培训JAVA来来得及不?我说你想多了,如果这就算来了,那阿里、华为真的就不够用了。另外,即便华为、阿里不来,两个核心区就不行了?那也未必。南京双核自有自己的规律,都很好。这些企业来不来的,又能如何?都自信点。话说回来,江北这次其实也不亏,华为拿了单子,同时江北也拿了华为的单子,即华为在软件园做一些投入,出工也要出力。紫东的模式,应该也差不多。所以这就是为何华为、阿里的单子越来越多的原因,他们能给地方带来小企业无法带来的东西。说到底还是双赢。所以这么看的话,我泼的不是冷水,其实是温水。不热也不冷。03今年7月,紫东核心区管理机构揭牌,“十四五”时期,紫东空间架构和功能布局将以核心区为重点,用5至10年左右时间,实现2个战略目标。打造“数字之城”样板区以紫东核心区作为数字城市建设试点,超前布局5G等新型基础设施,设立研发、培育、交流三大平台,构建数字政府、数字产业、数字生活等应用场景,建设市级副中心,引领紫东能量集聚,并辐射镇江、扬州,成为南京展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市样板间”。也就是第一部分介绍的愿景和目标。打造紫东科创大走廊的核心节点紫东核心区周边分布着仙林、江宁2个大学城,1个含中科院的科技城、7个高新产业园区,科教创新资源丰厚,但尚未得到有效整合。紫东核心区将以集聚高端创新资源为抓手,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型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实现动能转换,为打造具有辐射带动力、核心竞争力的紫东科创大走廊提供支撑。紫核管委会正协调推进控规修编、产业招商和资金筹措等工作,并积极洽谈一批符合数字经济定位、科技研发方向的,企业区域总部和新型研发机构,高端商务服务机构等项目。工商银行紫东支行、农业银行紫东支行、建设银行紫东支行、南京银行紫东支行揭牌仪式正式举办,全部设立了紫东支行。这么以来,紫核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金融中心了。孟北片区城市更新、核心区生态环境提升和人居环境治理、桦墅片区城市更新、核心区数字城市“新基建”及东流片区保障房等一批紫东核心区项目意向签约。厘清体制机制,进行合力发展,对紫核来说也是一个重要事件。而紫核也有两大核心,目前来看,上述签约的项目可能会落地在东流综合服务中心:①东流综合服务中心:在功能上,将是汇聚商务商贸、文化展示、会务交流、数字产业研发等多种功能的复合型中心。②孟北综合服务中心:将成为核心区的启动区域,以基础设施与公共配套先行,公益性项目与经营项目统筹推进。
文|郭局回望行将结束的2020,不难发现,虽然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数字化转型却已成为这个不确定性中最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已有充分的数据呈现。IDC数据显示,全球已有67%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的核心战略。Gartner报告称大约74%的CFO希望一些被迫在家工作的员工在疫情结束后仍能继续远程工作。事实上,数字化并不是2020特有名词,它一直伴随我们左右,可以说从计算机诞生之日起,数字化就在不断演进。伴随着这些年通信技术的快速迭代,数字化带我们走过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直到今天我们将要奔向的万物互联。可以说,从1G到5G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数字经济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通信行业的一部发展史。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感知最深的莫过于生活、工作、社会等全方位的便利提升。甚至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你都可以在数字的虚拟世界中找到答案。定位筑路者数字经济已经是大势所趋,5G已经成为新基建的核心引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5G未来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显然,在后疫情时代,5G成为赋能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担当。在数字经济的大浪中,企业数字化成为赋能的首要任务。为此,众多ICT领域的巨头已不遗余力地加入到数字化建设中。数字产业将赋能各行各业,从原有简单的信息化和部分领域的自动化,向全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迈进。这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并不轻松。中兴通讯副总裁崔丽在近期题为《向下扎根,向阳生长——助力数字经济的第二次腾飞》的演讲中提到,各行各业,尤其是将整个数字化向生产域及全域渗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要说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已经不算少。BAT从加强用户连接体验的工具层面赋能企业,传统行业施耐德通过解决数字化转型不明晰等方法论上赋能企业,还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数字赋能。可以说,这个过程中它们扮演了“数字化助手”的角色。但在企业面临业务增长“系统性”的困局之下,底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是当下核心关键。作为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商的中兴通讯给出了解决办法。从算力和连接的角度来看,“5G+边缘技术+DICT”的一体化,将成为一个核心的诉求。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个办法初见成效。据了解,中兴通讯协同运营商以及合作伙伴,共同进行了大量行业5G应用创新探索,中兴通讯就立志成为数字经济的筑路者。例如中兴通讯帮助三一重工、浙江新凤鸣降本提效增质,并加速柔性、智能制造转型;在江西、雄安,5G智慧治水让当地的生活更加美好,青山绿水随处可见得;跟新东方、泰国AIS、驴妈妈等合作,让优质的医疗、教育以及文旅资源触手可及;新华社两会的全息采访、山西二青会的5G直播,让大家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咫尺天涯、身临其境。赋能企业数字化的同时,作为一个智力密集型的高科技企业,也是全球化运营的企业,中兴通讯也从自身数字化开展实践。例如笔者前不久走访过的中兴通讯南京5G制造基地。这个基地是中兴通讯和江苏电信联合打造,该基地进行了5G的全网覆盖。这里已经承载了中兴通讯发往全世界超过60%的5G基站的生产,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基地实现了用5G技术制造5G产品。在基地内,一个个严格管理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着各类5G产品,例如5G PCB板、5G小站等,引入了先进的5G技术用于无人运输、安防监控、自动化控制、产品精密制造等环节,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用5G技术赋能的5G工厂。除了在以5G制造5G之外,早在2016年中兴通讯就启动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中兴通讯的数字化转型的愿景是,“做极致的云公司”,就是一个可以运营在云上的极致公司。用崔丽的话来讲,“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办公室,我们自己的IT网络全部无法使用,我们希望一周时间中兴通讯依然可以在公有云上恢复运营。”远见来源于科学的历史观。要致富,先修路。5G是打造数字经济的信息高速公路,只有路通了,车才能跑起来。创新与生态缺一不可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关键在于持续创新,夯实基础研究,掌握高端技术。这么多年来,中兴通讯结合自身也总结出了自己的方法论。用崔丽的的话来讲,“向下扎根,向阳生长”。何为向下扎根?硬实力和创新永远是核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持续的研发投入。11月全球科技界最大的新闻无疑是苹果公司推出自研芯片的笔记本和台式机,这标志着苹果公司与英特尔15年合作的终结。整合自研的软硬件,将直到自研芯片,苹果开创了一个封闭技术王国。苹果的创新能力不是简单地匆匆宣布PPT进入一个新领域,而是拥有长期在研发与创新管理体系的搭建,持续性地投入,能力的积累。同样,立志成为数字经济筑路者的中兴通讯也是通过持续的研发与创新,在上述多个领域赋能企业数字化。来自中兴通讯的最新财报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兴通讯实现营业收入741.3亿元,同比增长15.4%;报告期内, 中兴通讯以创新为本,继续保持研发高投入,前三季度研发投入达107.9亿元。崔丽表示,中兴通讯在产品和技术维度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一直在向基础学科和底层能力扎根。据了解,中兴通讯在通信的核心芯片领域,已经有24年研发积累,实现超过100种芯片的自主研发设计,覆盖通信网络所有关键产品。在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方面,中兴通讯也有超过18年的研发积累,金融级分布式数据库是目前唯一通过信通院100%测试条目的产品,已经实现国内首家金融行业中信银行的国产替代。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兴通讯所谓的“向阳生长”便是在“向下扎根”后,携手行业伙伴共同实现向阳生长。按照中兴通讯的规划,其要打造一个赋能平台,行业客户和生态伙伴降低技术门槛,使之能够更容易地被合作伙伴调用和升级,加速应用创新和生态构建。在和生态伙伴共创过程中,中兴通讯充分发挥软硬结合、连接和算力结合的优势,以“极致网络”、“精准云网”、“赋能平台”三个层面提供支持。首先助力运营商打造一张网络极简、谱效极致、能效极致的5G基础网络;其次,考虑到行业客户转型升级的需求碎片化的特点,以“精准云网综合解决方案”将5G与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创新,以分布式精准云实现“云随需生”,以确定性精准网实现“网随云动”,为行业客户提供乐高积木式简单、便捷、经济的云网融合的定制方案,加速行业转型升级;赋能平台则是将视频、行业物联网、机器人AI、端到端安全、高精度定位等通用的核心技术能力形成积木式的行业组件库,打造一个平台赋能行业客户和生态伙伴,降低技术门槛,助力上层应用的创新孵化和生态构建。例如,为了帮助大量的中小企业快速搭建园区虚拟专网,中兴提供了业界独有的NodeEngine基站引擎方案,仅需在5G基站的BBU插入一块单板,即可将算力下沉到网络的最边缘,并实现流量在企业本地分流和卸载,从而可帮助运营商“以不变应万变”,灵活高效扩展5G toB市场。目前、中兴通讯跟全球超过90家的运营商进行网络方面的合作。在工业、教育、医疗、媒体、交通等15个行业领域,与超过900家合作伙伴,共同探索5G行业解决方案,合力部署5G应用。独行快,众行远。回看中兴通讯这几年的发展,2018年制定的“三步走”战略正在一步步落实。2018年到2019年是恢复期,经营已经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2020年到2021年是发展期;2022年希望能够进入战略的超越期。“从今年年初疫情到中国5G的快速发展,我觉得作为我们中兴通讯战略发展期的第一年,为我们后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谢峻石如此表示。像新冠疫情这样没有答案、高度不确定的危机或许将成为常态,没有人能看清2021年会出现什么蛾子,在迷雾中飞行将成为企业必备能力。数字经济正在改变一切,对于中兴通讯在内的所以企业及行业,这都将是一次腾飞的机会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集微网消息,近日,南京市政府印发《南京市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今年,南京市将安排重大项目392个,当年计划投资2418.39亿元。《计划》共分两部分,分别为当年实施项目372个,前期项目20个。当年实施项目包括,科创项目59个,含技术创新平台34个、创新载体建设25个;先进制造业项目110个,含新型电子信息产业11个。前期项目20个,其中产业类16个。科创项目NVIDIA自动驾驶仿真测试综合产业平台,由江苏谷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无人驾驶车辆和自主行动机器人测试仿真技术支撑平台,产业生态平台以及数据资产平台,具备高精地图采集、地图数据建模,环境参数模拟、场景生成仿真、运动模型管理以及对抗实训测试等功能,总投资达6.5亿元。龙芯研发基地,由龙芯中科(南京)信息安全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设芯片研发基地及其配套设施,总投资达10亿元。南京雨花人工智能产业园,由南京旭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企业华东区域总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中心、软件研发中心等研发和配套设施,总投资达8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大厦,由南京秦淮科技创新创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建科研办公及配套设施等,打造以人工智能产业园为主题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总投资达7亿元。瑞声科技(南京)全球研发中心,由瑞声科技(南京)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集科技研发、办公为一体的研发中心,其业务涵盖声学、触控反馈、无线射频、光学、微机电系统等领域,长期服务谷歌、微软、三星、华为、小米等国内外知名厂商,声学及智能触感产品在全球移动终端市场占有率达到40% ,总投资额达5亿元。浦口芯城核心区科研园,由南京浦口科学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新建企业总部基地、科研办公楼、小型科研企业孵化器,引进集成电路产业、AI产业入驻,打造先进计算中心、大数据平台,着力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国际化创新创业人才高地,总投资达35.22亿元。新型电子信息产业北玻电子玻璃,由广东北玻电子玻璃有限公司投资,新建电子玻璃研发生产基地,预计年产电子盖板玻璃7-17寸7200万片、17-27寸390万片、55-86寸180万片;AR镀膜7-17寸1800万片、17-27寸480万片、55-86寸300万片;触摸屏、全贴合55-86寸36万片,总投资额达30.00亿元。5G通信设备制造,由南京纳特通信电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预计年产5G通信设备2万台套,总投资额达8亿元。捷希5G通信测试设备总部及研发制造基地,由江苏韦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生产线11条,预计年生产各类通信测试设备500台套,总投资额达5亿元。翔腾光电薄膜器件研发生产,由江苏翔腾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光电薄膜器件生产中心等,预计年产光学膜1100万PCS,偏光片500万套,总投资额达5亿元。天和防务南京彼奥电子无线通信及防务专用微波旋磁氧体材料,由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后进行无线通讯及防务专用微波旋磁铁氧体材料生产,预计年产旋磁铁氧体7亿片,总投资5亿元。南京中兴5G通讯设备,由中兴通讯(南京)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主要生产无线系统设备,预计年产无线设备500万台,总投资额达188亿元。烽火通信华东总部基地,由南京烽火天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主要从事大数据分析、信息安全技术领域科技开发、光纤通信等相关高新技术产品制造和销售,预计年产各类插卡式MDU设备50万台套,总投资额达62亿元。格力新元滨江产业基地,由格力新元电子(南京)有限公司投资,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及电控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预计年产薄膜类电容1.77亿只、引线铝电解电容7亿只、焊片式铝电解电容1.5亿只,总投资额达12亿元。东洲5G应用通信设备制造,由江苏东洲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建设产业生产用房及产业相关配套设施,布置10条通讯用专用生产线,预计生产10万套5G通讯网络设备,总投资达10亿元。南京冠佳光电显示功能器件,由南京冠佳科技有限公司新增高端智能产业化生产线20条,预计年产光电功能显示器件产品约2亿套,总投资达8亿元。前期项目京东方(南京)智慧系统创新中心智造基地,由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软硬融合技术开发平台、新型材料与装备产业转化平台、产品与服务营销推广展示平台、国际人才交流与培训平台和技术与市场合作平台及相关产业的产业化基地,总投资达50亿元。江北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由南京软件园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建设集成电路智能生产厂房、研发实验室等设施,聚集集成电路生产研发企业,生产封装基板、车规级芯片等高端芯片,总投资达23亿元。(校对/若冰)
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身边常常会有这样一群人,只要一遇到工作压力,开始选择逃避、就选择跳槽。然而,跳槽、换了工作就会没压力了吗?选择逃避就真的能避开所有不想面对的问题了吗?你是真的不适合?还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还是想要逃避改变?在互联网职场论坛,一位职场人发帖吐槽到。2020届刚入职一个月,每天都想离职。985硕非科班(传统工科),每天学习的很痛苦,由于零基础,通信知识枯燥又难懂,根本学不会,感觉转不了正。现在太后悔没有走定向选调生了。现在每天都在想辞职回河南老家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混日子了。定向选调只要应届,真是对咱们985硕的一大福利啊,当时没有把握住,世上没后悔药,苦也就两年,两年后回市直机关,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啊。结果拿到了三个offer,中兴给的钱最多,就选择了中兴。我是机械专业的,当时投的是中兴的结构设计岗,当时机械岗招满了,被调剂到了硬件测试,机械和通信完全不相关,当时只是觉得中兴给的钱多,才来的,所以现在很后悔。这样的吐槽也是瞬间引起了网友的围观与议论。有网友就说到:校招人才引进的靠谱,就是别去那种社招需要面试的那种,一般来说踩坑的概率大。尤其是那种研究所下属事业单位,没有编制,还不如呆在企业。我去年刚毕业也是,很不适应,天天都想着回去考试。也有网友分析到:谁说人才引进不靠谱?人才引进至少也是要结构化面试的,面试也是通过人社局组织的一种考试呀。那种单位自主招聘,不考试、且面试也是单位自己面试的,这种才是临时工。我就是社招走的人才引进,只要考试跟面试的组织方是组织部和人社局就没问题。人才引进要人事机构批准,单位自己没有资格搞人才引进,但人才引进这也不是一条捷径,这条路只能保证你在考试的时候竞争对手少一些,能不能进还得靠你自己考试,我也是毕业一年后走的人才引进。也有网友说到:一般不会不转正的。另外事业单位一定要进考的那种,合同制的也坑,左边南京。定向选调那么香不去你去中兴?咋想的?通信这种以后跑路也不容易,我也是转到嵌入式的。回去你又大概率羡慕互联网,都是围城。看了网友这么多回复,笔者最后也补充几句。选择offer向钱看齐虽说没有错,工作目的就是赚钱。这个年代,没钱没一切。但你要闭着眼选offer里面钱给的最多的,这就有问题了。我们选择offer以及赚钱的核心诉求是长期、稳定、可增长,而不是被压榨几年的短期支票。当然,既然已经选择,就不要后悔了。一个职场人真的不必为一个岗位奉献终身,但也并不需要因为压力的施加“知难而退”。每个在职场中打拼挣扎的人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就如同每个企业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每个老板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一样,这是谁都控制不了的,你逃离了这家,下一家呢?走到哪不一样?千万别再去给自己找借口。最后,笔者绝不反对年轻人跳槽,但前提一定是你对未来的生活有规划,更好的发展空间,或者更大的学习机会。别去为了逃避而换工作!
近日,在国家级新区—南京江北新区,由南京移动、中兴通讯合作建设的江北新区首个5G园区在中车数字科技园区建成,这一5G园区的建成,标志着中车数字开启万物互联5G时代,三方正式签署了基于5G应用创新的战略合作协议。在当天的5G开通仪式上,中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向中车浦镇数字指挥中心拨通了江北新区第一个5G高清视频电话。开通仪式后,江北新区管委会授权江北新区首个5G联合实验室宣布成立,举行了5G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合作各方前期从中车需求出发已经做了大量的5G创新应用探索工作。一方面,中车城轨车辆出厂后,行驶过程中的设备检测数据需要回传至中车数据中心进行大数据分析,但受限于4G网络带宽,回传不够稳定,无法支撑数据的实施分析;另一方面中车制造车间在仓储物流、AGV等方面的应用大量采用工业wifi和有线的传输方式,存在容量小、稳定性差、安全性低、灵活性不足以及成本高等诸多问题。借助5G网络低时延、大带宽、高可靠的特性,车辆行驶过程中的运行及设备检测数据将可以实时返回数据中心,做到故障实时监控与定位,甚至能够提前实现故障预警,5G无线网络较之前通信方式也更加灵活可靠和便捷。本次在中车数字科技园区成立的5G轨道行业应用联合实验室、5G轨道交通智慧列车通信实验室,将以5G技术研究与应用为主要方向,围绕5G+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5G智慧物流、5G车载模块、基于5G的云化AGV、工业边缘云、巡检机器人等领域,开展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后续,中兴通讯、南京移动、南京中车三方将持续合作,不断深化5G在轨道交智慧化、智慧园区等领域应用创新能,共推产业转型升级。
数年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简称:中兴南京)承诺给200多名员工安居房,近期公司却要求他们终止当时的签约协议,理由是政策不允许。事件在公司内部炸锅,心急如焚的员工们谴责公司“黑心”。袁(化姓)女士2013年与中兴南京签的合约,因她无房,且业绩积分排名合格,成为公司为留住人才而分配安居房的一员。签约附带的条件是,袁女士要在中兴工作不少于8年。同期签订安居房合约的还有200多员工。100平米左右的房子,每位员工花50万(人民币,下同)左右就能获得其使用权,使用至土地使用年限(70年)到期,房子可以在员工内部流转。签约后不久,一大批员工就办了贷款交了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房子直到2016年才提上建设议程。到了2019年3月,在房屋即将建成之际,这200多名员工却被公司告知,由于是“公共租赁住房”,其使用权不能卖给员工。公司对员工们称,房屋立项时注明是公租房,按照公租房相关管理规定,政府不允许其继续履约。“公司说政府不允许这么操作,要跟我们终止协议,给我们十几万的补偿款,如果我们不肯,他们将请律师单方面终止协议。”袁女士说。一大批员工都接受不了,他们说,5年多的时间,市场上的房屋价格一涨再涨,原本50万可以解决的一套百平米的安居房放到现在,价格翻了几番。袁女士:“我等了6年,没买其它房子,就等这个房子,现在说不履行就不履行了,房价这几年上涨这么快,十几万的赔偿款在南京能买个什么?”“而且作为我们做程序的,二三十岁是最有价值的年龄,现在8年的服务期也即将满了,房子却不给我们了,公司这种做法挺让人寒心的。”袁女士表示,房子“都建好了告诉我们不能分”,“我们能相信吗?之前公司为什么没告知呢?”报导说,对此,中国(南京)软件谷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称,该事属于中兴公司内部矛盾纠纷,与政府无关。但中兴总部负责媒体对接的王姓负责人却表示,“你觉得可能吗?”言外之意,终止与员工的合约也有政府主张在里面。王姓负责人称,从某种角度上说,合同无效。中兴南京的员工们不信公司的说法。员工刘明怀疑,公司是在跟员工“争利”。刘明表示,如果按照公租房操作,不与他们履约,公司可以把房子租出去,按现在的市场价,有250万以上,而现在公司却用十几万的赔偿金买断。“我们准备上访,不行打官司。”袁女士说。近期,网上一篇《如何看待中兴南京安居房变卦毁约?》的文章披露,去年中兴通讯被美国罚13亿美元,公司求员工共渡难关。这批200多名申请公司安居房的员工,正是从事件发生之始一直和公司共患难。想不到今年3月底,本该是公司承诺了6年的安居房兑现之时,一瞬间毫无预兆地通知给不了,没有沟通、没有交代,强行采取由各部门私下分化、劝说、施压的方式,直接要求这200多名员工签署终止合同的协议。200多名员工心急如焚。文章还表示,公司内部已炸锅,员工们议论纷纷,谴责公司的无情无义。这200多名员工为了这套安居房,错过买房黄金期的6年等待,孩子即将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他们被逼得无路可退。
新浪科技 韩大鹏中兴通讯,因受美国商务部制裁而被举国关注。今天恰逢中兴“解禁”百日。回看过往,中兴虽然向外界公布了一系列动态,却未能引起太大波澜。反之,其业务裁员、终端分拆等消息屡被曝出。虽然中兴官方避而不谈,但新浪科技从相关渠道证实,其内部已在进行人员调整及业务线合并,调整的“重灾区”是终端研发,海外部分业务暂停。而据中兴内部人士透露,目前中兴聚焦5G建设,其他业务线相应收紧,人员离开也属正常,内部将其称为人员优化。此外,受“禁运事件”影响,国内外友商都在“挖墙脚”,多人集体跳槽亦有发生。一个多月前,中兴发布了半年度报告,不出意外,业绩惨淡:营收下降27%、亏损78亿人民币,同比暴跌441%。虽然高层坚称未出现核心研发人才流失,但职工薪酬和工资福利支出却同比大幅下降,其背后必然存在人员流动。恢复经营已有百日,“内忧外患”下的中兴,复苏几何?中兴北京研究所内部告示(新浪科技摄)惨淡在“禁运事件”前夕,中兴北京研究所搬进了位于外运大厦的大楼。时至今日,装修异味仍未散去。8层电梯外立着一则醒目的告示:公司商业秘密关乎公司竞争力,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有少部分人员利用商业机密在外兼职、创业,使用集体战果换个人私利,甚至充当对手内线……中兴内部人士称,“禁运事件”后,掉队3个月的中兴在全球设备厂商中已跌出前四,情形不容乐观,内部已加强对人员的管理制度,以防有人掣肘。时间倒回至今年8月30日。当晚,中兴发布了2018年半年报。报告期内,该公司营业收入394.34亿元,同比下降26.9%;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负78.24亿元,同比减少441.24%。对于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中兴解释称,主要系10亿美元罚款以及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导致的经营损失、预提损失所致。事已至此,中兴开始拼命追赶,并不时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中兴CEO徐子阳表示,当前的生产已恢复正常,研发进度目前已赶上年初设定目标,5G测试进度全面赶上国家测试进展,售后服务能力全面恢复。徐子阳的说法在员工口中得到了验证。中兴一位高层人士告诉新浪科技,在业务重启后,公司仅用了24天就追平了其他厂商的测试进度,同时在2个月内基本完成测试,中兴已重回5G第一梯队,且部分结果领先。“绝大部分客户还是对我们保持信心,愿意继续支持公司”,该高层称,在“禁运事件”后,意大利、德国等客户均表示要加强合作,“目前我们正在与全球主流供应商进行深入洽谈,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但也有分析机构否认该说法。有分析人员认为,诚信是很多国家的首要合作准则,该事件造成了很多不可逆的损害,信任需要重新建立,“不会太快,都需要时间”。鸡肋诚然,目前中兴的战略已进行相应调整,5G属于主航道和关键业务,其他业务均收紧投入。在外界看来,在中兴的主流项目中,手机业务相对缺乏竞争力。尤其在国内市场,几经挣扎无法摆脱困局,存在感很低。中兴新旗舰产品在天猫旗舰店销量惨淡手机销量亦反应出问题的严重性。不久前,中兴发布了旗舰产品天机Axon9 Pro,号称被外媒评为“最佳视效手机”。但截至目前,该产品在天猫中兴官方旗舰店的销量仅为80余台,在京东评论数仅40余条,甚至很难找到主流媒体对该产品的测评信息。而从各家的调研数据可看出,中兴手机早已不再前五之列。虽然在北美等国际市场占有一定份额,但与常年的资金投入不成正比。也许正因如此,在调整业务时,手机终端研发难以幸免。相关人士告诉新浪科技,中兴在国内的研发中心均有不同程度人员调整,而主要研发手机终端的南京研究所正对人员进行优化,除直接裁员外还包括合并减员,但因公司架构复杂员工众多,无法统计具体人数。职工薪酬和工资福利同比大幅下降(新浪科技制图)此前,中兴CEO徐子阳坚称“业务停摆并未造成核心研发人才的流失”。但是从半年报中不难看出,职工薪酬支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8%,而“研发费用”里的“工资福利及奖金”支出也下降了27%。业内认为,职工薪酬和工资福利支出大幅下降的背后,必然是受到人员流失的影响。另有媒体报道,中兴在今年3月份成立的中兴智能终端有限公司将被分拆,原独立上市目标落空。显然,在OV、小米和华为称霸的国内手机市场,中兴手机不具备任何优势,但也不会轻易消亡。该人士分析,中兴要立足发展5G,终端作为重要一环必不可少,但不会是重点业务,对国内大众市场的广告投放等都会缩减,也不排除与运营商或垂直行业合作只推定制机的可能性。实际上,无论是在合约机还是特定机型等方面,中兴手机以往的销量都十分可观,或许这才是它的宿命。救急终端业务疲软,但中兴在全球通讯行业仍有一席之地,毕竟该行业拥有高技术门槛,新公司短期突围的可能性极低。在“禁运事件”后,国内市场的合作伙伴向中兴伸出援手。此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分别公布了一批通讯设备中标名单,中兴订单累计超5亿元。除救急外,中兴亦在自救。为了聚焦5G,今年上半年,中兴大量收缩了与5G主航道无关的子公司资产,转让了其子公司中兴软创43.6%股份,注销了控股子公司大连中网置业有限公司、长春市中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河南中兴光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除此之外,中兴名下仍有众多产业,包括中兴发展,其中涉及房地产及酒店;中兴微电子,涉及半导体;以及中兴网信等。然而,即便手握5亿大单,中兴的现金流仍存在巨大亏空。半年报显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由去年同期负42亿扩大至负50亿,且支付了10亿美元罚金和4亿美元保证金,此外还包括数万人的工资及合作伙伴的违约金等。押注值得庆幸的是,危机下的中兴没有放弃研发。报告期内投入了资金50.6亿元,这笔费用用于5G无线、核心网、承载、接入、芯片等技术领域的研发上。押注5G的中兴,在国内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本月中旬,在IMT-2020(5G) 推进组组织的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测试中,中兴率先完成了SA模式下3.5GHz系统基站测试。“我们是业界首个率先完成3.5G SA测试,包括实验室测试和外场测试的厂家。此外还率先完成了NSA低频点的全部测试”,中兴通讯无线经营部总工程师朱伏生告诉新浪科技,在完成第三阶段的测试后,将配合全球的运营商进行5G的预商用和商用网络的验证,“也要和5G行业结合,商用之后做比较好的杀手级应用,真正把5G运转起来,给商业的运营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立足全球的通讯厂商,中兴面临的是华为、诺基亚、爱立信等巨头的冲击——5G在国际战场的争夺已硝烟四起。不久前,美国三大运营商分别确定了5G方向的合作伙伴,并签订了多项订单。诺基亚也获得了银行近40亿贷款要加大研发力度,并与运营商达成过35亿美元的5G协议。相比国际市场,中国5G仍处在测试阶段。这也引发了外界的担忧,难道在5G建设上中国步伐放慢了?“国情不同”,在朱伏生看来,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完善,属世界领先。而中兴的5G战略是“稳步推进”:先实验室测试、外场测试,再转入运营商规模的预商用外场,“这是非常稳健的方式,并且是有历史验证的”。对于中兴5G下一步规划,朱伏生透露,在国测三阶段结束后,基本证明设备具有商用能力,包括设备本身的功能性和组网能力,但还缺少两步:第一是规模预商用和规模商用,在和运营商进行的下一个阶段需要大规模测试;第二是对业务的承载应用也需要测试,例如VR、AR、无人驾驶、远程遥控等。此前根据相关机构预测,到2035年,5G市场将达到12.3万亿级。按照Gartner的预测数据,2020年中兴的全球无线通信设备市场份额将达到22.8%。不难想象,在5G真正商用前,国内外厂商比拼的还是研发投入。但是5G的变现能力有多大,能否快速进入成熟市场,各国仍处在摸索阶段。可以肯定的是,各家厂商需要长期且大量的投入,以此应对5G的新竞争格局。“半条命”的中兴通讯,在5G烧钱路上又能撑多久?转自新浪科技
来源:证券时报12月1日,华讯(港股00833)方舟(000687)控股股东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华讯方舟集团”)发布消息,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范虎为华讯方舟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集团全面经营管理工作。范虎此前为中兴通讯(港股00763)高级副总裁。在今年4月份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商务部(BIS)禁令风波,中兴通讯数十名高管、董事在美国商务部要求下被迫离职,40岁的范虎正是其中的一员。今年6月,中兴通讯为解决禁令制裁问题,根据美国商务部要求,更换了公司以及子公司中兴康讯的全部董事会成员,同时与公司和中兴康讯的现任高级副总裁及以上所有的高层领导,以及任何参与、监督BIS签发的建议指控函或拒绝令所涉行为负有责任的管理层或高级职员解除合同,并且禁止中兴通讯及其子公司或关联企业再聘用上述人员。6月29日,中兴通讯公告,殷一民、张建恒、赵先明等共14名董事于2018年6月29日提交书面《辞职报告》。7月5日中兴通讯公告称,赵先明辞去公司总裁职务,徐慧俊、庞胜清、熊辉辞去公司执行副总裁职务,邵威琳辞去公司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职务。同时,多家媒体报道中兴通讯另有十多位高级副总裁辞职,名单中有韩凌、张建国、程立新、范虎等。这些高管多为毕业于名校后在中兴通讯奋斗多年的精英。这些曾在通信行业的人,现在都去哪里任职了?高管行业内跳槽任要职据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调查,通信行业是这些离职高管的选择之一,如范虎就任的华讯方舟集团总部位于深圳,主要从事Ku/Ka/Thz在内的高频谱技术研发与应用,公司拥有包括华讯方舟在内的多家分子公司。范虎个人简历显示,其毕业于武汉大学,2004年加入中兴通讯,曾先后担任尼日利亚代表处CEO、MTN总监办CEO、中兴通讯副总裁等职。在他之外,另一位离职名单内的高管樊晓兵在9月初出任高新兴(300098)副总裁,高新兴主业为通信网络运维信息系统。该公司与中兴通讯亦多有合作,在去年12月,高新兴完成了对中兴通讯子公司中兴物联股权收购,持股由11.43%变更为95.5%。樊晓兵简历显示,教育背景为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历。自1997年研究生毕业加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软件研发工程师,网络事业部测试部部长,网络事业部副总经理,数据网络产品总经理,中兴通讯质量部部长兼首席质量官,中兴通讯承载网产品总经理,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兼全球MKTing及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并主管中兴通讯MTO经营部,在通讯行业领域有逾20年的管理工作经验。董事多从事投资而从中兴通讯离职的非独立董事,多在从事投资工作。据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查询,中兴通讯前董事长殷一民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现身一家在今年10月新注册成立的投资公司——南京俱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事股权投资管理。殷一民作为大股东持有该公司50%股权。该公司另外一名持股25%的股东谢建良,曾任中兴创投董事总经理。事实上,殷一民在中兴通讯期间就曾负责投资业务,中兴创投正是在2010年由殷一民发起创立的。张建恒不再担任中兴通讯副董事长等职务后,仍任职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航天投资)董事长职务,其从2017年3月份担任此职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为航天投资第一大股东。中兴通讯前总裁赵先明则现身于北京明智先锋投资合伙企业(下称明智投资),公司在今年11月6日注册,赵先明持股86%,该公司同时出现了前述离职高管范虎的名字,范虎持有该公司7%的股权。明智投资名下有一家公司——北京红山信息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11月8日,其持有后者80%股份,工商资料显示其经营业务主要是工程、技术研究和实验发展等。还有部分离职的董事任职于中兴通讯第一大股东中兴新通讯相关联公司。曾担任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CFO职务的韦在胜,当前任职航电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航电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两公司分别注册在2018年9月份、1月份,股东都包括中兴通讯的第一大股东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韦在胜还担任四个自然人股东成立的深圳兴维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的股东名单中还包括了前述中兴通讯离职董事中的翟卫东。一位机构分析人士接受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今天中美两国在阿根廷达成新共识,以及日前美国对晋华公司再次出手进行出口管制的事件分析,我认为中兴通讯以及这些高管在客观上都是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受害者,所以尽管他们离开了中兴通讯,仍然获得了市场认可。”当前,中兴通讯进入业务修复期。公司股价在7月初触底后,到近期逐渐修复到20元每股的位置,反弹幅度超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