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支撑就业、稳定增长、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逐步有所缓解，但是对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许多重要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中小企业投融资方面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随后，《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不久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研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些都为我们多方发力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应该说，打造一个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息息相关，对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亦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强调“高度适应性”，要求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围绕中小企业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小企业的差异化、细碎化、高频化、快速化的融资需求；强调富有“竞争力”，要求各类金融服务提供者要围绕中小企业融资产品和服务展开充分竞争，在更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展现软硬实力；强调具有“普惠性”，则要求丰富和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为数量占企业主体90%以上的中小企业提供好融资服务。分析起来，当前相关融资体系在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一些金融机构受传统信贷模式制约较多，相关信贷评判标尺并未跟上中小企业发展的节奏，尚未从根本上满足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二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质化较重，缺乏软硬结合的竞争力。三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肠梗阻”，相关政策未能真正惠及企业。应该说，近年来部分地区先行先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提高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政府、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三方必须持续协同发力，通过疏堵并举、标本兼治，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一方面，可考虑顺应中小企业发展新需求，突破传统信贷模式。金融机构应探索能够跟上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日益变化的办法，立足评估更加透明、贷款更加简化、放款更加快捷、还款更加灵活的要求，通过做好风险把控、挖掘中小企业发展潜力、开拓未来金融市场空间等多重目标的平衡，创新质押信贷模式，使中小企业融资更简洁、更易操作，更具商业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推出精准化的产品和服务。一是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开发适合中小企业个性化的金融产品，着力降低贷款难度和成本，提高贷款总量，实现信贷资源的精准投放。二是着力改变信贷业务重产品、轻服务的状况。借助各种手段宣传中小企业信贷产品、相关服务流程和注意事项等，详细阐述面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全流程服务方案，进一步优化在线评估、贷款、还款等操作流程和页面互动功能，使中小企业做到明明白白、心中有数。提升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全力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还要强力推进政银企合作。就政府而言，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有效联合各方力量，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细化实施方案，推广各地有效的典型经验和模式；另一方面要搭建跨部门多层级数据共享平台，打通信息孤岛，更好服务于各类金融机构。同时，还要实施分区域分行业的中小企业贷款差异化监管考核机制，推进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就金融机构而言，要充分利用政府数据共享平台，借助专家库、信息库等多维数据，深刻了解中小企业的产品、技术等，全面、精准刻画中小企业信用及经营状况，从而精准对接银企双方现实需求，为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提供高附加值服务。就中小企业而言，要着力提升自身信息透明度，充分展示产品、技术等信息，通过补齐自身短板，增加自身信用度，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总之，要通过政银企三方有效对接、良性互动，打通中小企业融资的神经末梢，为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孝成 罗 琦）来源：经济日报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据中国政府网消息，1月7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十四次会议，研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尽快研究出台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相关举措。要围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实行差异化监管安排，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对金融机构履行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主体责任形成有效激励。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要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促进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投放能力。要继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加快涉企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拓宽优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此，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本次会议释放出三大积极信号：第一，精准施策，对症下药激活动力。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言，中小企业既是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安全垫，更是活化经济微观基础的催化剂。针对于此，本次会议不仅抓住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关键问题，更是对该问题的核心症结进行了精准部署。”“从顶层来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旨在从源头上消除部分货币政策工具对中小金融机构、中小企业的‘价格歧视’。从基层来看，‘对金融机构履行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主体责任形成有效激励’，力求在业务终端削弱信用投放的顺周期性，打通‘宽信用’的最后一公里。从渠道来看，‘拓宽优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则有利于跨越新经济与间接融资体系的结构错配，加速新旧动能的转换。”因此在程实看来，上述部署有望精准发力，通过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长远地激活中国经济的微观活力。第二，多策并举，经济“增质”上行可期。程实指出，从全局来看，本次会议是中国经济政策组合拳的重要一环。在总量层面，1月份专项债加速发行，积极财政对经济的托底作用增强。降准如期而至，保持了流动性的总体充裕。在结构层面，本次会议以改革的方式发力，有望促使积极财政的外溢效应和流动性的充裕供给更多地惠及中小企业。这一组合兼顾了总量的稳健和结构的优化，平衡了短期的增速和长期的潜力。由此，他维持此前预判，中国经济一季度将企稳向好，2020年中国经济将在守住增速底线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发展质量的上行趋势。第三，重心调整，验证风险形势改善。“不同于2019年的第六次、第九次会议，本次会议并未再次强调‘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阻断风险传染和扩散’。这表明，得益于此前果断有力的政策干预，中国金融体系已经稳步走出了2019年年中的信用分层冲击和年末的流动性短缺隐患，风险压力实现系统性改善。基于此，中国金融政策的重心已从‘防风险’转向‘稳增长’和‘促改革’，未来相应的政策空间有望显著扩展。”程实认为。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指出，量多面广的中小企业，广泛分布在各领域、各行业、各地区，历来是支撑就业、稳定增长、改善民生等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本次会议部署了差异化的货币信贷政策、监管政策、考核激励政策、资本补充政策等，有望给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营造一个愿贷、敢贷、能贷的良好政策环境，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充分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具体来看，对于会议要求“要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促进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投放能力”，温彬认为，“近年来，创新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永续债发行落地，并且创设央行票据互换为永续债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资本补充审批加速提效，不少银行的资本补充规模创历史新高，增强了金融供给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普遍降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定向降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等提升服务的精准度。”此外，会议还要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此，温彬预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深化，进一步推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来源：上海证券报原标题：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周子勋1月7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十四次会议，研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尽快研究出台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相关举措，并提出要围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要继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国务院相关会议多次提及中小企业融资话题。这说明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中国经济稳增长是何等重要，反过来也意味着近期围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相关实质性政策举措会相继落地。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小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激发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在全部注册企业中，中小企业占了九成以上，解决八成的就业人口。因此，中央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为稳增长、稳就业乃至稳定社会发展大局的关键，是抓住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可否认，2019年以来，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监管机构持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予以推动，比如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缓解银行流动性约束，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创设中央银行票据互换工具（CBS）等，这些举措有力地提升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此外，2019年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化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与持续增长乏力等深层次顽疾的作用。尽管在我国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加码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经营压力有所减缓，但是未来依然需要下功夫着力解决。数据显示，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0.6%、51.4%，均位于临界点之上，而小型企业PMI为47.2%，仍位于临界点之下。应当看到，目前国有大型银行正在发挥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头雁”作用。据统计，截至2019年9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幅超过了1个百分点，五家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2.52万亿元，增幅是47.9%，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但是大型银行的业务下沉却使得本应具有服务小微企业优势的中小银行，特别是各地的城商行、农商行的市场空间受到挤压，使得本该为小微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难以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以来，中小银行改革被决策层多次提及，要求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日前，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提出，银行保险机构要制定中长期资本规划，多渠道补充资本，依法合规创新资本补充工具。这预示着中小银行未来的发展需要以其区域性、集中性的优势精耕细作，回归实体、回归基础，才能实现在当地扎根发芽健康成长。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因为货币总量不够多吗？完全不是，截至2019年11月，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96.14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21.28万亿元。有专家分析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源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企业的未来收益与其信用风险对价不匹配是金融传导机制面临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自然会存在较高的信用利差。因此，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也存在信用风险的反映，而不仅仅是市场融资成本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在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供给不够，严重缺乏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融资服务的机构，也缺乏相应的政策，市场开放不足。治标更要治本，要治本，必须从长计议，制订长期政策，开放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但要做好这些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系统性和复杂程度高。令人可喜的是，以利率并轨为标志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在加速推进。当然，建立顺畅的货币传导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外，还需要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市场改革等系统性的供给侧改革才能实现。解决稳增长的问题，仍然需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来实现。一言以蔽之，在当前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要获得融资还会存在许多困难，而这反过来会冲击就业市场，并进一步拖累经济。因此，若能加快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搞活中小微企业，就是在稳增长。（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近年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来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包括定向降准、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扩大中期借贷便利合格抵押品范围等，在税收方面，连续提高对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的范围。一方面，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券和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另一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而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应规范经营、依法经营，建立比较规范的财务管理和财务报告制度，提高专业化能力和水平。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迎秋：目前国有经济发展资源的占有、占用、控制能力过强，而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在资源的获取、占用、支配、使用遇到的困难还是比较多。中小民企贷款难、贷款贵，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另外，要实现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而不能是一部分所有制主体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和资源垄断权，更多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没有资源，这种失衡要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中心主任陈乃醒:中小企业是技术的基础、管理的基础、人才储备的基础。现在就业问题没有那么严峻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投资面临弹簧门、玻璃门等系列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在政策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从我国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成本和风险是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的关键，人力成本、房租等上升过快加大了企业经营压力。同时，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问题更加突出。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系统设计、协同推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2017年，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前三大影响因素，分别占61.40%、54.80%和50.80%。全国工商联调研的数据显示，融资成本是企业最主要的成本负担，在民营500强企业中，有54%的企业受到融资成本的影响，融资成本因素居于各项影响企业发展的成本因素之首。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民营企业目前确实存在融资难、发债难、融资贵等问题，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希望国家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制度上做到一视同仁；进一步支持优秀企业发行信用债，而不是一刀切；进一步定向降准，保持市场资金适当充裕；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和企业应急转贷资金。（本报记者王晶晶据公开资料整理）

周景彤 范若滢2020年1月7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研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此次会议主要关注点如下：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此次会议明确强调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会议指出“中小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支撑就业、稳定增长、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央对中小企业发展一如既往的重视。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中小企业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是名副其实的发展生力军、就业主渠道。一方面，中小企业具有市场自发的创新活力和“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性，有利于推动技术革新、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的特点，占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有助于稳定就业、改善民生。因此，在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二、多措并举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此次会议抓住中小企业融资这一关键问题，指出要“充分认识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切实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等方面部署了相关具体举措。首先，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此次会议提出，“要围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实行差异化监管安排，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对金融机构履行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主体责任形成有效激励”。预计未来政策的可能趋势为：一是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望加强，政策灵活性将提升。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货币政策2020年可能会有2-3次降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增强政策弹性，结构性货币政策力度有望加大，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将是政策支持重点。二是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2019年12月28日，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自2020年3月1日起，将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成LPR加点，预计未来LPR对贷款定价的引导作用将明显增强，这有利于更好地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三是建立“敢贷、愿贷和能贷”的长效机制。监管部门进一步落实差异化监管政策，简化核销程序，扩大商业银行自主核销权，适当扩大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的范围。商业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机制、尽职免责和纠错容错机制，打消一线人员的顾虑，激发其服务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其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次会议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具体而言，一是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二是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提高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三是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第三，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此次会议提出，“要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促进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投放能力”。这对于增强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来补充资本。同时，进一步推进非上市优先股、可转债等创新资本工具的实施。二是推动部分公司治理、资产质量、业绩表现较好的中小银行在A股或境外上市。三是中小银行完善自身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优化业务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更长远地控制风险。第四，继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此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加快涉企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拓宽优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实际问题”。未来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一是加快构建多渠道共享的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中小微企业注册登记、生产经营、纳税缴费、环保法务等非金融信息。二是结合不同地区特点，对基层担保机构实行差异化考核管理。支持小微企业等普惠业务的考核应作为重点之一，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增强担保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积极性。三是健全风险补偿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根据担保机构的小微企业等普惠业务占比情况，给予相应的代偿补偿，切实降低基层担保机构的费率。（周景彤系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范若滢系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来源：证券日报

来源：证券日报作者：刘萌《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政府高层多次表态，国务院、各部委推出一系列举措，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3月28日，为了让更多中小微企业享受金融创新的成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六个方面提出了23条措施。7月4日，国新办就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成效举行发布会。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要创新和丰富金融产品体系，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通过多措并举，破解金融服务中的难点、痛点。7月25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此外，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多次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例如，4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促进就业扩大和新动能成长。6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实际利率的措施。明确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通过债券、票据融资等。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按照宏观政策的要求，统筹运用多种工具，推动实际利率有效下降，支持中小银行发展，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此前表示，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抓住解决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受阻或高额交易成本是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更深层次原因，亟须完善中小微企业的征信和担保体系建设，发展第三方征信、信用评级等机构，降低金融机构获取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成本。另外，加强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正向激励同样至关重要，可以通过降低银行内部对盈利和规模的考核、完善授信工作问责和免责制度、细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差异化监管政策等举措，促进商业银行开拓中小微市场。 付一夫指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除了政府层面的支持外，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传统金融机构要着力进行金融创新，考虑设立小微企业专门金融服务部门，缩短小微企业融资链条，为小微企业打造“量身订制”的融资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要加快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包括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小微企业发展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来源：金融界网站来源： 泽平宏观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方思元 杨薛融导读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央经济会议强调，“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意味着未来金融体制改革将更加注重中小银行发展，促进中小银行更好的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关键一环。本文旨在系统梳理银行监管指标，找出当前可能制约中小银行信贷投放的指标，并针对如何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出政策建议。摘要中小银行天然具有服务民营及中小企业的基因和优势。一是由于商业银行在过去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大型银行凭借资源禀赋能够获得大量的央企、国企资源，而中小银行受制于资源、规模及信贷投放能力，更加深耕地方，支持小微、民营企业。二是相比大型银行，中小银行更具有渠道下沉的优势，尤其是区域性银行，对当地企业了解更加深入，信贷人员能够发挥人头熟、地头熟优势。且中小银行负债成本相对更高，为了获得更高的息差，必须提高资产端风险偏好，加大对高风险、高收益的小微贷款投放。因此，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要更加关注中小银行群体。我国的银行基础监管制度大致可分为资本监管制度、贷款拨备制度、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分别应对非预期损失、预期损失以及流动性风险。2017年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加强之后，银行业整体监管指标向好，大型银行经营稳健，监管达标无忧，然而强监管下的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经营难度明显加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小银行对民营及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具体来看：1）资产端，中小银行面临资产质量及资本约束压力。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分三大步骤，一是资金供给，二是放贷意愿，三是货币需求。2018年央行四次降准，资金供给充裕，然而第二步并不通畅，一大重要原因就是资产质量压力，一方面，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小微企业客户面临比以往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新增不良贷款的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从2017年银行业三三四检查开始，银行监管对于不良的核查明显趋严，曾经通过各种监管套利隐匿的不良贷款需要真实暴露。2018年中小银行不良率急剧上升，逼近监管红线，使得中小银行更加怕放贷、怕不良。资本方面，中小行资本基础较弱，叠加表外回表消耗资本，银保监会资本充足率和央行的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压力均不断加大。且2018年资本补充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资本补充越来越向大型银行集中，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难度较大，二是非上市中小银行资本补充主要依赖的二级资本债，在2018年发行规模及数量显著收缩，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难度加大。2）负债端，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负债压力，制约信贷投放。首先，受金融严监管影响，货币创造受阻，存款整体增速自2016年起持续下行。在存款蛋糕整体变小的背景下，中小银行由于客户基础、渠道、金融科技能力更加薄弱，吸收存款压力显著加大。其次，在主动负债渠道，一方面同业负债监管自2017年起明显收紧，同业资金来源受限；另一方面，结构性存款曾短暂成为中小银行的重要主动负债工具，然而理财新规出台后，不允许不具备衍生品投资资格的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将大量中小银行排除在外，进一步削弱中小银行主动负债能力。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2019年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一定要是对冲性的，然而政策的力度、节奏均要精准考量，对冲力度过大，易形成新一轮的金融风险，但对冲力度不足、对冲不及时同样无法有效托底经济，关键在于找准发力点。近期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偏松的大方向明确，我们建议监管政策积极配合，做好“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一是在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的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对中小型银行支持力度，近期全面降准、放松普惠金融认定标准已扩大降准覆盖面、提高降准力度，囊括更多中小银行。二是探索差异化监管政策，提高对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提高放贷意愿。三是继续创新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四是恢复合法合规的非标融资功能，缓解融资断层。五是激活资本市场，恢复股市融资功能，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风险提示：融资收缩超预期，政策推动不及预期等目录1 融资结构问题显著，解决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难需找准发力点1.1 融资结构性问题突出，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首当其冲1.2 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要更加关注中小银行群体2 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2.1 鸟瞰：银行主要监管指标一览2.2 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达标情况3 资产端：资产质量及资本约束是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压力3.1 要求不良贷款真实暴露，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压力陡增3.2 资本逐渐成为限制中小银行授信的重要原因4 负债端：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负债压力4.1 为什么存款增速降了那么多？4.2 一般性存款争夺日益激烈，央行再贴现及再贷款效果有限4.3 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加大：同业负债监管加码4.4 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加大：结构性存款监管趋严，进一步加大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4.5 新增流动性匹配率对银行总体约束大5 政策建议正文1 融资结构问题显著，解决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难贵需找准发力点1.1 融资结构性问题突出，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首当其冲2018年新增贷款几乎占据了新增社融的全部空间。全年社融共计新增19.3万亿，人民币贷款新增15.7万亿，占比高达81％。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引水渠”，贷款增速实现不断上升，成为每月社融中市场关注的焦点，基本形成了“贷款强，社融强；贷款弱，社融弱”的特征。然而从结构来看，银行贷款支持实体的力度并不充足，结构性失衡。首先，在贷款投放部门方面，居民贷款占比逐步超过企业，成为新增贷款的主要投向。其次，在贷款投放类别方面，短期冲量的票据融资，以及居民部门举借的经营性贷款增速提升，企业短期及中长期贷款增速均显著下降。也就是说，即便是作为社融中支持实体企业的最重要力量，贷款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是不足的。在此背景下，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业对于小微及民企的信贷支持可想而知。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从2017年末以来逐步下滑，截至2018年三季末，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降至9.83％，而同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速达到13.2％。2018年企业债券违约金额超1000亿，超前三年债券违约金额总和，且其中民营企业债务违约占比接近90％，达到近年以来最高点。1.2 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要更加关注中小银行群体近期货币金融政策加大对民营及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各方合力缓解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信贷、债券、股权“三支箭”陆续落地。而我国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真正实现对民营及小微企业的有效支持，需要更加关注中小银行群体。一是由于在银行业过去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中小银行更加聚焦于民营及小微企业。五大行凭借资源禀赋能够获得大量优质的央企、国企、大型企业资源，股份行凭借市场化的机制，在零售客户、中型企业客户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城商行多背靠地方政府，能够获得部分地方国企资源，然而受制于规模以及信贷投放能力，无法满足大型企业融资需求，进而深耕地方，对小微、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也较大，农商行与城商行相近，且更加贴近地方。从上市银行2018年半年度前十大客户户均贷款规模可以看出，五大行前十大客户户均贷款规模超过1500亿，而上市农商行仅为15亿，不同类型的银行支持的客户存在明显差异。二是由于相比大型银行，中小银行更加具有渠道下沉的优势，更加具有支持民营企业的动力。一方面，中小银行，尤其是区域性银行，深耕地方，对于当地企业的了解更加深入，信贷人员能够更加发挥人头熟、地头熟的优势，有效控制风险，更好的进行风险定价。另一方面，从银行盈利的角度来看，负债成本决定资产风险偏好，大中型银行负债端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在资产配置时，更倾向配置低风险低收益资产，保持良好的资产质量。而相比大中型银行，中小银行缺乏客户渠道优势，难以获得广泛的低成本存款资金，同时大量中小银行非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一级交易商，资金成本相对更高。为了追逐更高的息差，必须提高资产端风险偏好，加大高风险、高收益的小微贷款投放。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指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正是印证了中小银行在支持民营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的重要性，未来金融体制改革有望将更加注重中小银行发展，促进中小银行更好的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而2017年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加强之后，中小银行面临显著的生存压力，经营难度明显加大，这是否成为了制约中小银行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原因？如何更好的疏通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机制？首先，我们在第二部分对商业银行监管体系做出整体梳理，其次在第三部分找出对于中小银行信贷投放制约最大的几项监管指标，并在第四部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2 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2.1 鸟瞰：银行主要监管指标一览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前，人民银行代行银行业监管职责，期间明确了包括资本监管制度、贷款风险分类以及贷款损失拨备管理的三大基础制度。随着我国银行业不断发展，银行业监管制度不断完善，与国际接轨。截至目前，我国的银行基础监管制度大致可分为资本监管制度、贷款拨备制度、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分别应对非预期损失、预期损失以及流动性风险。此外，还存在额度管理、市场及操作风险管理、以及部分效益性监管指标。1）资本监管制度：应对非预期损失。资本监管作为商业银行监管的核心，根植于长期以来银行的经营实践。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在资本监管制度之前，私有商业银行频繁倒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商业银行过度投放贷款、过度扩张，在风险不断增长的同时没有足够的资本应对损失。我国资本监管制度于1994年开始起步，央行发布的《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确立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核心，而后根据2004年巴塞尔协议Ⅱ以及2010年的巴塞尔协议Ⅲ，银监会不断完善资本监管要求，并于2012年推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全面提升风险覆盖范围，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2）贷款拨备制度：应对预期损失。商业银行基于审慎经营的原则，可以将信用风险产生的损失分为两大类，分别为非预期损失和预期损失。资本可以应对非预期损失，而商业银行基于历史经验、计算出的预期损失，可以通过计提风险准备金冲抵。即在资本金之前，设立损失缓冲垫，吸收信用风险损失带来的冲击，避免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的根基资本金。我国贷款拨备制度同样起源于央行代行银行监管时期，和贷款拨备制度最相关的是贷款风险分类制度，1998年央行发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为不良贷款。在此基础上，2002年印发《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按照三个层级计提贷款损失准备。2011年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首次提出拨备覆盖率最低150％、拨贷比最低2.5％的要求，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逆周期工具，在经济上行期和利润较好的情况下多计提拨备，应对未来经济下行压力。3）流动性监管指标：应对流动性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逐步意识到，单纯的资本监管制度已无法保护银行应对来自不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冲击。2008年巴塞尔委员会进一步制定了以资本和流动性监管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指标从2005年开始起步，《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首次提出了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率和流动性缺口监管项目。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监会持续深化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在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率、流动性缺口、同业负债比例、存款集中度等指标的基础上增加流动性覆盖率等流动性管理要求。2014年初，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银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引入了净稳定资金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和流动性匹配等三个流动性风险量化指标。2.2 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达标情况2018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呈现企稳向好态势：资产充足率方面，截至2018年三季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13.81％，高于2017年末16BP，一级资本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2017年末基本持平，分别为11.33％及10.8％，较2017年末下降2BP及上升5BP，三类资本充足率远高于监管红线7.5％、8.5％、10.5％。资产质量及拨备方面，由于监管加强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力度，2018年三季末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87％，较2017年末提升13BP，拨备覆盖率达180.73％，较2017年末下降69BP。但总的来看，资产质量表现波动不大，整体平稳。流动性风险方面，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持续上升，远高于25％的监管要求。2017年以来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水平同样持续提升，到2018年三季末达到127.77％，较二季度末有所下行，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从三大类指标来看，商业银行数据整体向好，监管达标压力不大，然而不同类型的银行实际面临的监管压力明显分化：大中型银行整体达标无忧，中小型银行面临着更大的监管压力。我们分别从商业银行经营的资产端及负债端整理出五类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监管压力的指标，而这些或许也是正在制约信贷投放的重要因素。近两年商业银行监管力度明显加强，各类监管指标体系不断更新完善。然而细究现今商业银行监管指标，从监管力度以及监管要求来看，更加匹配经济上行时期的风险管控。在当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宽货币”难以向“宽信用”传导、民营及中小企业融资难度较大的背景下，或许应该重新审视相关指标的监管力度，在治理规范的基调下，探索差异化监管，调整节奏，促进部分监管指标回归中性。3 资产端：资产质量及资本约束是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压力3.1 要求不良贷款真实暴露，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压力陡增制约当下中小银行信贷投放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资产质量压力。一方面，中小银行新增不良的压力加大。在金字塔型的银企结构中，大银行对大型企业有绝对的优势，而中小银行是支持民企、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机构。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企、小微企业面临了比以往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而金融紧缩的环境使得贷款、债券、股票形成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一旦企业经营压力增大，企业债务到期难以再融资，资金链断裂，相继债券违约，银行抽贷压贷，传导至股票市场股价下跌，股票质押面临平仓风险，企业经营所有权面临转移风险，形成“债务违约-信贷融资难度加大”的负向循环，加大企业融资压力。另一方面，曾经通过各种监管套利隐匿的不良需要真实暴露。从2017年银行业三三四检查起，银行监管对于不良的核查明显趋严。2018年2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对不良贷款确认和处置更为主动的银行适当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2018年8月银保监会在《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通知》中提出，严禁隐匿隐瞒不良贷款，严查不良资产虚假出表、虚假转让等违规行为。对于过去长期严格认定不良贷款的大型银行来说，不良确认要求的趋严并不会带来增量压力。然而中小银行过去在监管套利活动中更加激进，一方面通过代持、抽屉协议、回购担保等虚假出表方式隐匿不良，另一方面将本该归为不良的贷款划分为“正常”或“关注”类，掩盖不良贷款。截至2018年11月，已有7个省的13家中小银行遭主体评级下调，为历年同期最高，其中8家的评级展望被下调为负面，主要由于其不良贷款和逾期贷款数量陡增。中小银行恶化的资产质量水平已不是个体情况，从2017年初到2018年三季度，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不良率基本保持稳定，而城商行不良率已由1.48％上升至1.67％，农商行整体不良率由2.49％上升到4.23％，甚至接近5％的不良率监管红线。不良率急剧上升逼近监管红线，使得中小银行更加怕放贷、怕不良，影响放贷意愿。3.2 资本逐渐成为限制中小银行授信的重要原因资本是银行经营的本钱，在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下，有足够的资本才能进行规模扩张，提升发展潜力。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受两大指标限制，一是银保监会资本充足率，二是央行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3.2.1 银保监会资本充足率：中小银行压力逐步加大银保监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由来已久，是商业银行必须达到的红线，极少数银行出现过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情况。然而从资本充足率相对值来说，中小银行明显低于五大行，且呈现下滑趋势。从银保监会公布的行业数据来看，近三年除五大行资本充足率持续提升外，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仍然处于四类银行中最低水平12.48％，仅高于监管红线2个百分点。城商行及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则在2018年出现明显下滑，城商行资本充足率降至12.7％，较2017年末下降5BP，农商行资本充足率降至13.01％，较2017年末大幅下降29BP。中小行资本基础较弱，叠加表外回表加速消耗资本，资本补充压力加大，资产扩张受到掣肘，后续所能支撑的信贷投放空间更加有限。3.2.2 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是制约信贷扩张的更主要因素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是MPA考核中的核心指标。MPA考核从2016年开始试运行，2017年正式开始考核，通过七大方面对商业银行进行“综合体检”，其中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与广义信贷增速挂钩，要求银行保持与经济增长和自身业务发展相适应的广义信贷增速。我们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测算不同类型银行在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上面临的压力情况，以及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能够支持的广义信贷增速。资本充足率空间=实际的资本充足率-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广义信贷增速空间=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所能支撑的广义信贷增速-实际广义信贷增速与大行相比，中小行，尤其是城商行和农商行，在宏观审慎考核体系下，面临更大的信贷投放限制。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方面，近年五大行在密集补充资本的背景下，资本充足率空间在各类银行中处于最高水平，达标压力不大；而与2017年末相比，2018年半年末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则达标压力均不同程度加大。与此同时，各类型银行对应的广义信贷增速空间也出现明显的趋势分化，五大行资本充足率能够支持的广义信贷增速提升，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均出现明显下降，在此带动下，上市银行平均广义信贷增速空间由2017年末4.05％降至2018年中3.32％。通过比较两个监管口径的资本充足率空间，我们发现，对比银保监会资本充足率要求，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这一考核指标对商业银行的约束效力更强，是制约银行信贷扩张更为重要的因素。为应对MPA考核对中小银行带来的达标压力，央行已经通过调整宏观审慎评估参数来支持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有望缓解中小银行信贷扩张的压力。3.2.3 资本补充渠道：核心资本补充难度大、资本补充家数减少面对2018年初以来的资本补充压力，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整体加速，规模较2017年显著增加。截止2018年末，我国商业银行通过IPO、定增、优先股、可转债及二级资本工具共计划及募集资金8816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加2728亿元。其中定向增发、优先股及可转债发行规模均获得显著提升。然而资本补充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资本补充越来越向大型银行集中，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难度较大。定增是上市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2017年2月再融资新规落地后，定增受到规模、定价、间隔期限等多方面限制，规模大幅缩减。2018年虽定增规模达到1324亿元，较2017年268亿显著提高，但仅农行一家发行规模就达1000亿元。此外南京银行140亿定增方案被否，进一步体现通过定增补充资本的难度加大。二是中小银行，尤其是非上市城商行及农商行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及数量均明显减少。大量中小银行为非上市银行，无法利用定增、优先股、可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仅能通过利润留存、发行二级资本债等方式补充资本。然而2018年中小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明显减少，全年发行量为717亿元，较2017年减少707亿元，发行家数55家，较2017年减少59家，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较大。4 负债端：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负债压力4.1 为什么存款增速降了那么多？存款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占比在60％左右。然而自2016年以来，企业存款增速明显下滑，带动整体存款增速持续下行。2018年11月企业存款增速降至3.7％，较2016年高点已经下降了15.5个百分点，各项存款增速也由13％下降至7.6％。为什么存款增速降了那么多？根据货币创造理论，目前中国货币创造完整渠道包括三个层次：1）央行投放基础货币、2）商业银行传统表内贷款/外汇/债券货币创造、3）影子银行货币创造。央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形成货币创造的基础；商业银行通过表内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购买债券等扩表行为进行货币创造，是唯一的货币创造部门；影子银行则是通过将银行表内资产出表，或是转变为资本消耗较低的资产，为银行表内扩张腾挪空间，实现货币创造。就各类货币创造渠道贡献的增量来看，2018年贷款和债券是货币创造仅剩的渠道，影子银行货币创造显著收缩。发放贷款是2018年唯一实现增量提升的渠道，新增约15万亿。购买债券是第二大贡献渠道，外汇占款保持零增长，贡献可忽略不计。然而影子银行货币创造受各项金融严监管影响，规模自2016年起不断下滑，2018年已为负增长，拖累货币创造，表现为非标大幅萎缩、同业资产持续压降。4.2 一般性存款争夺日益激烈，央行再贴现及再贷款效果有限在存款蛋糕整体变小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吸收存款压力显著加大，新增存款规模与大型银行差距更加明显。大行具备良好的客户基础、遍布全国的网点分布，虽同样面临存款压力，但降幅相对而言更加平缓。而中小银行吸收存款阻力重重，一是网点渠道相对有限，客户拓展难度大，二是货币基金、银行理财等资管产品对存款的替代性较强，储户存款减少，三是面对各大银行纷纷上线金融科技系统，竞争线上客户，中小银行无论是系统建设还是更新能力均相对较弱，人力财力等方面难以匹敌，难以在线上渠道开展竞争。为应对中小银行负债压力，加大中小银行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2018年以来，央行陆续扩大再贴现及再贷款额度，共3次新增4000亿。然而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来看，2018年中小银行对央行负债规模未出现显著增加。一是由于再贷款及再贴现期限短，难以形成稳定负债资金；二是央行对再贷款及再贴现用途把控较严，中小银行考虑信用风险以及资产质量，需求难以出现显著增加。4.3 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加大：同业负债监管加码同业负债作为中小银行主动负债的重要方式，也是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可实现资金在大行与中小行之间的再分配。2017年起，同业存款监管明显收紧，央行在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宣布，拟于2018年一季度将规模5000亿元以上的金融机构发行的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考核。此外在2018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2019年第一季度拟将全部金融机构纳入考核。由于大型银行过去发行同业存单规模非常有限，这一政策出台后，部分前期过于激进的中小行需调整主动负债模式，同业负债来源明显收紧。2018年，除国有银行新发行同业存单规模同比增长外，股份行、城商行、以及农商行新发同业存单规模均同比下降，显示同业资金来源受限。4.4 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加大：结构性存款监管趋严，进一步加大中小银行主动负债难度结构性存款曾短暂成为中小银行揽储工具。在资管新规禁止银行表内开展理财业务后，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结构性存款实际成为代替表内保本理财、突破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重要方式。从2018年起，我国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快速上升，占中小银行总存款比重也从2017年末6.4％上升至2018年高点8.8％，中小银行对于结构性存款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大型银行。监管加强后大量中小银行丧失发行结构性存款资质。过去监管要求，不具备衍生品交易资格的商业银行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境内管理人进行衍生品投资，即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通过委托的方式可以运作。然而2018年9月28日出台的理财新规正式要求，“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而我国目前大量中小银行不具备开展衍生品投资资格，且短期难以达到要求，这一监管正式将大量中小银行排除在外，中小银行通过结构性存款主动负债的能力进一步被削弱。4.5 新增流动性匹配率对银行总体约束大此外，2018年新增的流动性匹配率监管指标，进一步加大对于中小银行资产负债配置期限的约束。流动性匹配率为2018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新增的流动性指标，适用于所有商业银行，监管设置的达标期限为2019年底之前，目的是引导商业银行合理配置长期稳定负债，避免过度依赖短期资金支持长期业务发展，提高流动性风险抵御能力。简单来说，即有足够的长期限的资金来源，才能配置长期限的资产。以A股上市银行数据测算，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的期限结构调整压力。在整体银行负债端承压，存款压力加大，且各类主动负债工具受到严监管的情况下，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的达标压力。由于缺少行业公布数据，我们以A股上市银行2018年半年度数据测算显示，仅五大行及上市农商行能够满足匹配要求，股份行及城商行虽然指标较2017年末改善，距离达标仍有距离。负债端压力同样制约资产端信贷投放决策。5 政策建议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2019年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都一定要是对冲性的，然而政策的力度、节奏均要精准考量，对冲力度过大，易形成新一轮的金融风险，但对冲力度不足、对冲不及时同样无法有效托底经济，关键在于找准发力点。近期货币政策大方向明确，易纲行长表示，“当前经济处于下行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定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偏松，我们建议监管政策积极配合，做好“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一是在推动中小银行回归本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对中小型银行支持力度。在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呈现一定结构化的背景下，中小银行从自然属性、优势以及经验来看，都是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前期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偏重大中型银行，对于中小银行主要通过再贴现及再贷款方式。2019年1月4月央行宣布“全面降准”，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此外宣布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考核标准由“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调整为“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扩大降准覆盖面，囊括更多中小银行。二是扩大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分三大步骤，一是资金供给，二是放贷意愿，三是货币需求。2018年央行四次降准，释放2.15万亿资金，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松。然而第二步并不通畅，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民营及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积聚，商业银行风险偏好降低。叠加金融严监管影响，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真实暴露，不良贷款率激增，逼近监管红线，商业银行更多精力放在排风险、处置不良上，更加惜贷、慎贷。未来金融政策可探索差异化监管政策，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容忍度。同时对于基层信贷人员落实尽职免责，改革不良贷款考核机制，提高业务积极性。三是继续创新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不同于上市银行可以选择优先股、定增、可转债等方式补充资本金，资本补充债券是非上市中小银行最重要选择。2018年以来，监管陆续发文，支持增加资本补充工具、便利发行方式、扩大投资者群体，近期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问题，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未来需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扩充中小银行核心资本补充渠道，扩大投资者群体，实质性提高中小银行资本补充能力。四是恢复合法合规的非标融资功能，缓解融资断层。2018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收缩的主因就是非标融资的断崖式下滑。非标融资虽然增加了融资链条，但在我国间接融资体系风险偏好低、直接融资发展缓慢的情况下，非标融资作为重要过渡，客观上缓解了民企融资压力。近期易纲行长在讲话中提到，“规范的影子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必要补充”，未来需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明确非标融资范围，支持合法合规的非标恢复融资功能。五是激活资本市场，恢复股市融资功能，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A股持续下跌及前期的股权质押风险削弱了股市融资功能，不利于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以及高风险创新型企业的融资。2018年10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未来要激活资本市场，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促进更多的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通过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融资，加强制度设计：一是要建立起市场化的股票发行制度，注册制要建立市场化的退市机制，建立起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监管力度和事中事后监管水平；二是改善投资者结构，提高机构投资者比重；三是完善交易制度设计，进一步规范公司停牌行为，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四是完善法律体系，提升监管震慑力，显著提高违法犯罪成本。

来源：中新经纬中新经纬客户端10月22日电 22日，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金融服务与发展”平行论坛上，中证金融研究院院长张望军表示，中小企业融资难有经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资产难以准确定价、融资需求差异比较大等三方面原因。张望军首先谈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他指出，从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它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根据世界银行国际组织的测算，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融资的缺口达到4.5亿美元，占其潜在融资需求的56%。张望军指出三方面主要原因：一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小企业多处在发展的早期，经营稳定性差，抗风险能力弱。传统的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它的风险，特别是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大多数技术迭代很快，处于一种非线性增长的态势，在真正的盈利之前都会经历一个所谓的发现利润区的烧钱试错的过程，很难从传统上获取固定收益审慎原则来获得融资。二是资产难以准确定价。多数中小企业是固定资产少，缺乏足够的资产抵押物，不少企业的核心资产就是创始人团队，企业家的才能还有一些无形的专利技术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往往对上述的无形资产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价和估值，并且承担相应的投融资风险。三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差异比较大。比如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资金的使用周期比较短，但融资的随机性特点比较明显；制造业的中小企业资金的周转比较慢，平均融资周期期限比较长；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大，融资频率很高。这种差异化、个性化的融资需求对于传统金融来讲，可能单比业务收益来讲还是不低的，但是因为它的规模效应比较弱，总体上收益和成本不匹配。另一方面，张望军谈到了资本市场在服务中小企业和创新经济融资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一是资本市场可以有效识别风险并且准确估值。资本市场是一个公开的市场，通过公开的信息披露以及连续可靠高效的价格信号，可以缓解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还具有更加多元包容的估值方法，可以对中小企业进行合理的定价。张望军举例称，这两年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创业板改革等重大改革举措的相继推出，有效地增强了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完善了资本市场的估值方法，也形成了更加有利的支持创新的资本形成机制。张望军提到，截至今年9月末，科创板已经有183家企业上市，累计融资2621亿元，有利地推动了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产业链的完善和发展壮大。不完全统计，现在科创板已经上市的企业当中，集成电路的企业大概有24家左右，在排队审核的企业里面还有30家左右的集成电路企业，板块的制度创新，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壮大和产业链的完善确实起到了稳链补链的效果。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为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融资服务。在创业初期，天使、PE、VC等资本率先进入和企业共担收益，在新三板以及A股市场的各个板块可以为企业的经营扩张提供差异化的挂牌和上市的服务，在成熟期通过再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这些渠道可以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资本服务。张望军介绍，新三板挂牌企业在前9个月累计投资超过240亿元，前9个月期间A股市场通过IPO再融资等渠道合计筹资1.05万亿元，并购重组交易金额是1.14万元，所有这些渠道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创新创业型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资本金支持。三是资本市场特有的风险代偿机制，可以推动资本要素更多地向中小企业集聚，一家企业成功投资收益足以补偿其他的投资损失。从成熟市场的经验看，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是依靠资本市场，截至2019年底，私募基金累计投资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的股权以及新三板企业的股权和再融资项目11.7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6.89万亿元，成为中小企业发展重大的孵化器和助推器。此外，关于加快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张望军谈了四个方面：一是不断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坚持突出特色，促为发展，推进科创板服务成长型创新性企业的能力，持续深化新三板的改革，优化提升新三板服务中小企业的平台作用，推动进一步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鼓励和引导资金投早投小投科技，促进资本形成的激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区域型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提升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打造一批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积极引导证券期货行业精耕细作，下沉重心，支持中小证券公司向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融资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建议在业务创新分类评价这方面给予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机构一定的政策倾斜或者力度更大的一些政策倾斜。三是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丰富创新融资工具和便利化措施，鼓励市场机构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开发创新产品，推进中小企业发行融资制度的创新进一步发挥债权融资工具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扩大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的试点，鼓励各类财富管理机构进一步拓宽投资新三板，科创板基金的资产配置渠道，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和长期资本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最后一点，推动金融科技和资本市场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发展。金融科技对于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具有重要作用，鼓励引导行业机构运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改进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和服务的场景，提高投融资的对接效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中新经纬APP)

“科创中心建设的课题里面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在这些中小企业里面，很大一部分是科创企业”，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孟添告诉澎湃新闻。9月5日，由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金融研究所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下称漕河泾园区）科技创业中心共同开展的《漕河泾园区科技金融生态圈战略研究》课题成果发布，该课题也是国内首个围绕园区科技金融生态圈战略展开的研究，试图给科创企业的金融服务问题开出药方。孟添在研究报告中提出，科创企业是园区发展的主体，入驻园区的科创企业能不能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对科创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借贷市场上主要的资金来源仍然是银行。一方面，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种类相对单一，可能无法满足各式企业的借款需求；另一方面，银行借款对企业的资质和抵押品要求相对严格，中小企业很难达到其要求。科技金融生态圈结构 图片来源：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金融研究所对于漕河泾园区的科创企业来说，结合企业的生命周期，园区内的科创企业在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的不同周期内，将会得到与之所处阶段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孟添认为，由于科创性企业本身的风险偏大，甚至5年的存活率都不高，因此对于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来说，借钱给这些企业意味着在获得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却要承担无限的风险，“这从商业逻辑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因此，研究报告指出，根据企业的生命周期，初创型科技企业融资首先需要园区生态环境的保障。园区内关联性的企业或同一领域的企业所产生的关联信息，对金融机构开展企业风险识别和风险定价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次，金融机构之间也可以产生生态效应，园区的环境可以为多家金融机构针对一些具有共同特点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便利，以在企业的不同阶段对接到多个资金方和不同的金融产品，增大融资的成功率。科技金融生态与企业生命周期 图片来源：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金融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还没有发展的业务；蓝色代表需要完善提升的业务；黑色代表已有的业务“比如基金和银行在园区中就有很多合作，有的项目由一些比较知名的基金首先投资，银行也愿意在这个基础上再贷一部分资金给企业”，孟添提出，虽然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投贷联动，但是这种合作也能产生非常积极的效果。同时，园区内的入驻的金融机构也能够跟科创企业进行较低成本的信息互换，未来园区的科技金融生态建设做起来之后，科创企业和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之间，都能进行顺畅的交流与合作，这种氛围的形成对提升园区企业融资服务的效率也有很大帮助。“我们始终认为，目前科技企业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依然是融资问题”，孟添强调，科创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科技金融生态的建设的重视和推进才是切实能够帮助到科创企业成长的破题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