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育研究投稿

核心摘要：高校扩招政策加码促进成人教育受众群扩大，新场景频出的竞争环境也促进人们持续学习意愿渐趋强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校园还是职场阶段，中国成人教育供给仍存在巨大缺口，值得关注与探讨。以终身教育产业为例，受社会对个人通识技能要求提高、人均寿命延长及退休延迟促进终身职业化、上进心及焦虑感共同激发学习动机等因素推动，其发展将迈入新阶段。2019年，中国终身教育行业规模将达824亿元，同比增速18.3%，其中，线下付费收入为核心主体，线上付费收入为增长引擎，占比分别为64.3%和31.3%；行业发展以梯级服务、供给改革、市场下沉为关键要点，2023年行业规模将达到1489亿元。发展阶段及目标：1）2019年，行业迈入关注线下布局、探索技术突破、发力内容完备性的蓄力期。2）近年来，中高轮次投融资事件占比达到14%，垂直领域则成新小玩家入局的最优方向。3）打磨代表性课程、强化用户关联能力、拓展多元业务形态，是行业当下核心发展目标。核心竞争要素：好的平台力争“内外兼修”，建立心理可执行路径、渗透兴趣圈层、深度联结用户、吸引及培育头部讲师、完善课程内容及服务、实现技术创新及数据驱动等“软关联”和“硬实力”缺一不可。目前，品牌信用是头部平台核心竞争壁垒，未来，率先完成课程完备性建设的平台将赢得更大的规模化扩张机会。增长潜力点：1）创新技术渗透产业环节，将促进B端效率提升及C端精细化学习，实现教育场景下的技术改造；2）下沉市场将成为新的价值洼地，推动顺应三四五线居民认知习惯的市场下沉；3）与传统产业及用户个体协作，终身教育产业价值点将得到深入挖掘及体现。研究口径本报告将聚焦于“终身教育”领域展开研究研究范围本报告研究范围覆盖传统、新型及跨界三类终身教育参与方，并以前两者为核心研究对象终身教育行业发展环境分析成人教育需求增长趋势分析面对新场景频出的竞争环境，人们持续学习的意愿渐趋强烈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职场对“通识型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大量20-35岁人群选择通过进一步学习来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以考研人数为例，根据教育部数据，2020年考研人数（考试时间2019年12月）已突破340万，相较于世纪之初，已有了近9倍的增长。此外，与高考人数相比，近二十年来，考研人数与高考人数的比值则将从0.12提升至0.36，实现近三倍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面对快速变化、新场景频出的竞争环境，人们对于参与更高等级的学习、保持知识与能力的持续进步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意愿。而根据考研人数与高考人数比值的多项式拟合曲线，未来，人们的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意愿还将进一步提升，并表现在更为广泛的成人学历及非学历教育领域中。扩招政策的持续加码促进成人非学历教育受众群快速扩大另一方面，扩招政策的持续加码，促进了普通本专科人才的持续增长。根据教育部2019年全国高职招生增量115万人的扩招计划，预计2019年中国普通专科招生数将达到483.8万人，同比增长31.2%，实现对普通本科招生数的反超。另一方面，根据教育部2020年扩大专升本规模增量32.2万人的扩招计划，预计2020将有56-58万人有机会通过专升本渠道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相较于2019年的涨幅将超过160%，在普通本科招生计划中的占比也将由5%提升至10%以上。复杂的经济及就业形势中，扩招政策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保障就业稳定性，同时促进社会的职业技能供给能力提高以适应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一趋势下，高等教育学生快速增长——这部分人往往有着旺盛求知欲且对自我成长有要求，在校园环境以外依然有可能进入成人非学历教育阶段的学习，是成人非学历教育的核心受众之一。换言之，扩招政策的持续加码将促进成人非学历教育受众群不断扩大。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合计达到914.9万人，预计2-4年后，这一批数量可观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将逐步转化为成人非学历教育的重要生力军。成人非学历教育学习渠道及目的为深造/跳槽做准备是核心目的，移动端用户占比高达70.6%聚焦于校外环境下的成人非学历教育（主要包含终身教育、职业考试培训及成人语言学习），调研结果显示：对成人非学历教育用户而言，为深造/跳槽做准备是其最主要的学习目的，认同率高达68.2%，其次，扩展视野/更新认知、把闲暇时间利用起来，以及提升基础生活/职业技能也是其重要的学习动机。而在不同渠道中，成人非学历教育用户的占比也存在差异：线下、PC端和移动端用户占整体用户比例分别为55.9%、62.9%和70.6%。其中，职业考试培训、成人语言学习及终身教育分别有着各自特色的渠道优势，如终身教育的移动端用户聚集度显著高于职业考试培训和成人语言学习。成人非学历教育付费学习参与偏好“新模式”关键词：在线、长时、互动式、个性化、打包购买伴随着成人非学历教育产业的发展，用户的教育需求和付费学习偏好发生变化，多重特征共同构成了不同于传统学习形态的“新兴学习模式”：调研数据显示，与三年前（2017年）相比，偏好线上学习、单次学习时长拉长、偏好互动式学习、偏好兴趣化算法推荐以及多课程/多课时打包式购买的用户比例显著提升，其中，对以上模式偏好度提升的用户占比分别达到47.3%、43.6%、57.8%、50.9%和56.3%。“新兴学习模式”正在逐步渗透并改造传统教育产业，同时也将带来新的市场空间，因此紧紧抓住相应的群体需求的公司，业务规模将会持续增长。成人非学历教育持续付费意愿分布终身教育更受认可和关注，其中学习体验好是持续付费的核心对比线上/线下成人非学历教育用户的付费意愿：1）就在线成人非学历教育而言，愿意持续付费的用户比例高达73.4%，其中，终身教育的在线学习持续付费意愿高于职业考试培训及成人语言学习。其次，未来有可能考虑尝试在线付费学习的用户比例约为24.1%。2）而对于线下成人非学历教育来说，愿意持续付费的用户比例接近43.0%。此外，有更多用户未来有可能考虑付费参与线下终身教育学习，占比达到48.4%，其中，终身教育的线下学习潜在付费意愿同样高于职业考试培训及成人语言学习。这说明，用户对线上终身教育的认可度和线下终身教育的关注度均已达到较高水平。其中，学习体验较好，是用户愿意持续为终身教育付费的核心动机，此外，课程价格划算/性价比高，也是用户进行付费决策的参考要素之一。终身教育行业发展驱动因素梳理高竞争环境、老龄化社会、信息噪音和上进心激发学习动机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人们吃饭、购物、叫车等生活环节的效率，由于物质需求已被基本满足，有一部分被节约下来的时间将被投入到精神文化的消费中。整体而言：1）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环境的复杂化，使得跨领域基础知识的场景化应用成为必备技能。社会对“通识型人才”的需求也正在进一步提升。2）人均寿命持续提升，老年抚养比逐步走高，延迟退休相关政策陆续出台，老龄化社会特征进一步凸显，终身学习及工作将成为趋势。终身教育的市场教育度正在提高。3）在中国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个人上进心和群体焦虑感也将引发强烈学习动机，提升用户为优质终身教育付费的意愿。伴随着扩招政策的持续加码，2019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已达到914.9万人，一批又一批即将投入社会竞争的新生代力量将促进终身教育用户规模的进一步扩大。4）此外，在信息量爆发、无用信息泛滥的环境下，体系化的终身教育课程能够帮助用户降低筛选专业学习内容的时间和注意力成本，而伴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和智能设备的发展，终身教育对用户生活场景的渗透还将进一步提升。专业讲师服务价值亟需释放，创新技术改造学习方式和教育产业近年来，从个人博客到自媒体兴起所带动的全民内容输出风潮下：1）伴随着广告逻辑下的自媒体上升路径的收窄，收入向头部内容方聚集，而那些在某些领域已具有相当专业性或影响力的中长尾讲师的内容服务价值点仍未完全得到挖掘和释放，行业整体亟需拓展变现出口；2）伴随着技能培训、通识教育的市场教育程度提升，“培训讲师”这一发展前景较好、收入增长空间较大的职业类型，越来越受到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专业人才的青睐，供给端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产品的分发模式，促进用户侧的学习成本边际递减的同时，帮助教育平台积累用户数据、训练数据模型，实现技术创新。聚焦到终身教育服务，虽然5G时代才初初开启，VR教育、AR教育等核心技术的研发仍处于较早期阶段，但基于语音、图像、生物识别及机器学习等技术的自适应学习、AI双师课堂、智能校园管理服务等创新教育场景已全面展开，正在持续渗透并改造传统教育服务。未来，技术手段的革新和普及，将使人工智能技术根植于核心教学环节中，从根本上改进学习理念和方式，进一步促进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和教育产业效能的提升。终身教育行业发展现状梳理中国终身教育行业发展历程迈入关注线下布局、探索技术突破、发力内容完备性的蓄力期经过参与者涌入的萌芽期、分工趋于精细的成长期，终身教育赛道正迈入关注线下布局、探索技术突破、发力内容完备性的蓄力期：1）2014年以前，以夜校、“总裁班”等为代表的传统线下培训服务迭代，以财会、IT技能等为核心的垂直在线教育模式出现，以MOOC为代表的初代知识分享网站上线，随后，以公众号为主阵地的一批新型终身教育服务商涌现。2014-2016年，政策利好显现，在线技能培训行业快速发展，独立通识教育APP涌现。2）2016年，以订阅、社群等为核心的业态爆发，促进了工具服务商等产业支持方的出现。2017年，大量资本涌入、各类跨界玩家入局，带动了行业发展。3）2018年，线上竞争格局初定，头部各方转向布局产业上游，平台方与内容方界限逐渐模糊，参与方从流量思维转向单个用户价值挖掘。2019年，新型线下教育服务形态崛起，头部各方进一步重视线下市场，同时展开多元实体布局。未来，巨头持续入局、内容形态拓展、创新技术应用、内容完备性的建立也将推动终身教育行业持续发展。中国终身教育产业图谱核心业务模式分析：课的生意学科化、场景化、主题化、时点化的划分方式成为主流伴随着市场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用户从轻度到重度、从基础到高阶、从大众化到个性化的求知需求分化，终身教育的课程划分方式逐步拓展。目前，按学科和场景划分是其主流的划分方式，二者的面向人群和为用户解决的学习需求均存在差异：前者能够覆盖同一知识体系下的多个应用场景，帮助用户完成长期的通用知识和技能的积淀；后者则极大补充了传统学科无法全面概括或灵活拆解的多元多向的知识、经验、思想等脑力凝结，帮助用户解决短期内较迫切的具体需求。以终身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为例，其发展同时呈现着场景化及学科化的趋势：1）伴随着用户即时性求知需求的增长，其应用场景更加细分和灵活；2）伴随着线上下教育协同模式的推进，其学科化的教育体系正在逐步构建。未来，受到用户认知边界拓展、对综合技能关注度提升等因素影响，体系化程度介于按学科和按场景划分之间——按求知主题、按人生关键时点等维度进行拆分和探寻的教育类目，将成为终身教育行业发展重点之一，聚集更多用户注意力。核心业务模式分析：书的生意通过卖”书”，筛选学习型用户，改造出版流程，助力平台发展以在线听书、实体书出版为核心的“书”类业务链条持续延展：一方面，聚集并筛选出了一批具备长期学习习惯、内容付费意愿及学习能力较强的优质用户群体，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的市场先验反馈、精细化内容调整，指导实体书籍出版，能够实现对传统出版业的流程改造和效能提升。此外，由于以书为核心的产品形态的认知和获取门槛相对较低、生成周期较课程类产品更短，“书”类业务的发展，还将加速终身教育平台的品牌传播及版权积淀进程，为其品牌化发展、完备性建设奠定基础。基于课程类和“书”类业务的差异化、互补性特质，以二者为核心的多元内容产品的组合玩法，有利于满足终身教育用户多维度多层次的学习需求，并促进平台形成多元收入结构。核心业务模式分析：“大学”生意“短期培训+长期学习交流”，承载教学、督促及交流等功能对于终身教育而言，单点课程或单一技能的培训常用于针对性解决学员的即时需求，为了综合提升学员竞争力、推广终身学习理念，部分玩家，特别是独立参与方，已展开以“大学”模式为代表的线上下联动业务的探索。“短期线下集中培训+长期在线自主学习及交流”是“大学”业务目前的主流形态，按人群（如创业者、职场新人）进行产品划分是其目前的主要划分方式。“大学”业务在实操经验类课程方面优势显著，并且能够为学员提供督促、考评等体系化服务，促进其多元、应用性的技能提升；同时，能够为学员提供即时互动的契机，建立与其具有相似背景或相同兴趣的人群的社交关系，帮助其在获取人脉资源的同时，保持长期的学习心得交流和跨界经验分享。目前一二线城市是“大学”类业务的布局重点，而在常规形态之外，各参与方还通过开设实体门店、设立地区代理等方式，探索衍生商业路径，拓展下沉市场相关收入来源。终身教育行业规模及格局梳理终身教育产业规模分析2019年产业规模超824亿，梯级服务、供给改革、下沉是关键根据艾瑞咨询自主统计及核算，2019年，中国终身教育产业规模将超过824亿元，同比增速约为18.3%。未来：1）行业内覆盖更长的用户生命周期的梯级化服务体系将逐渐完善，占据用户更多注意力的同时，也将形成相对统一的行业规则和较为透明的定价原则，促进行业长期稳健的发展。2）社会范围内的教育理念正在逐渐发生转变，行业供给侧改革将进一步加深，形成并扩大持续、稳定的人才自主进入通路，促进行业规模持续增长。3）在现有业态的基础上，行业对下沉市场的探索将更加深入和广泛，如针对三四五线城市居民的认知习惯进行内容设计和市场推广。预计从2018到2023年，终身教育行业规模将保持16.4%的复合增长率持续攀升，到2023年，将达到1488.8亿元的市场大盘。终身教育产业结构梳理以线上付费为增长引擎，趋向均衡化的线上下付费收入结构2019年，在终身教育行业规模中的占比最大的仍为线下付费收入，近64.3%；与上一年相比，占比增幅最大的是线上付费收入，提升了近三个百分点。而在未来五年的发展中，1）伴随着在线通识教育业务开拓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对传统技能培训产业改造效应的进一步凸显，以及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长期影响，线上付费收入规模还将保持25.2%的复合增速持续高速增长，行业占比也将进一步扩张至41%；2）其次，作为支柱型收入来源、体量已超过500亿元的线下付费收入规模的复合增速则将保持11.8%，在行业中的份额则将趋于55%上下；3）此外，作为补充型收入的广告、电商等商业模式的合计贡献占比将浮动于3%-5%。整体而言，终身教育行业的商业价值将更均衡地体现在线上下用户付费收入结构中。通识教育玩家探索创新业态和线下市场，市场份额持续扩张2019年，在终身教育行业中收入规模占比最大的是技能培训玩家，近82.8%，但与2014年相比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具有相当的流量、技术、资本等资源积淀的独立型、跨界型通识教育玩家的大量涌入，促进了行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挤压了技能培训玩家的市场份额。在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通识教育玩家在持续探索创新业务模式的同时也展开了对线下市场的布局，进一步促进传统教育产业的业态变革，未来五年的发展中，其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0.9%，到2023年，其包含用户付费、广告及电商等收入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80亿元，行业占比也将超过25%。而技能培训玩家也将通过探索通识教育业务与自身主营业务的结合，放大核心教学优势，深耕垂直领域，以获取长期而稳定的收入来源，到2023年，其规模将超过1100亿元，行业占比约74.5%。终身教育平台核心竞争要素分析好的平台力争“内外兼修”，用户软关联和自身硬实力缺一不可终身教育行业增长潜力分析增长潜力点一：教育场景下的技术改造创新技术渗透产业环节，将促进B端效率提升及C端精细化学习新技术不断诞生并持续渗透教育行业，一方面，将为B端的生产、传播等环节提供工具，另一方面，将促进C端内容获取、知识结构建立等效率的提升。其中：1）聚焦于B端，典型技术中，语音/图像识别技术能够通过精准识音视频课程内容进行文稿生成或内容定位，知识点串联技术能够对知识点进行颗粒化拆解和自动化串连，此外，由教育赛道向在线视频、在线音频及短视频等专业音视频行业对齐的“水印”溯源技术，则能够基于音频主特征写入音频水印并通过算法进行实时更新——以上各项技术均在不同维度上促进了B端生产环节效率的提升。2）聚焦于C端，典型技术中，自适应学习技术能够根据用户即时学习情况自动调整学习内容及优先级，用户关联技术能够基于用户行为及标签为其建立相似人群及相似学习偏好关联，推荐算法技术能够基于用户个体的知识结构及学习情况为其定制符合学习需求及兴趣的学习计划——以上各项技术均对C端的精细化学习服务提供助力。虽然教育场景下的前沿技术创新仍存在难点，部分技术尚处于应用早期，但它们的微小突破将极大促进终身教育行业的持续演进，并加速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增长潜力点二：尊重市场的市场下沉下沉市场将成新价值洼地，业务拓展需适应当地人认知习惯以通识教育领域为例：根据工具服务商小鹅通数据显示，从17Q1到18Q3，三四五线城市的通识教育用户占比持续上升，三线城市的通识教育服务商占比也出现了小幅增长，二者分别达到57.8%和19.6%。下沉市场正在成为教育产业新的价值洼地，而针对其进行的市场拓展也应适应当地人群的认知习惯：对下沉用户来说，心理性价比是进行付费决策的前提，接地气、易理解的生活化内容更易受其青睐，可应用、可衡量的实用型内容更易受其关注。目前各平台方主要通过媒体号、沙龙/社群、代理商/城市据点及实体门店四种方式推进区域下沉，开拓新的教育场景和用户资源。而对于下沉用户而言，伴随着终身学习理念和配套课程服务从一二线向三四五线城市的扩散，终身教育普及度将显著提升。增长潜力点三：协同作战的价值释放与传统产业及用户个体协作，产业价值点将得到挖掘和体现经过打磨和实践，终身教育服务已逐步发展出了结构化、重交付的多元业务形态，在与传统产业和用户个体的协作中，其产业价值点将得到进一步挖掘和体现：1）教育：受通识产品形态及时长限制，讲师往往只能对最擅长的个别领域进行精华内容输出，专项化授课特征凸显，部分优质内容逐渐受征为学校教材，未来，规模化的校内外教学内容分享路径将搭建，实现正反双向的教育资源共享。2）培训：基于企业具体培训需求，平台方尝试通过灵活拆解终身教育课程，为其打造定制化教学服务包，未来，体系化、模块化的定制流程将建立，助力企业生产力的释放。3）出版：平台方通过对线上内容的市场先验与精校迭代，反向对出版社输出经过测试的内容，成为其重要的合作方。未来，通过更小生产单位、更低时间成本的市场验证流程的建立，出版业的生产逻辑将得到进一步的改造，产业效能持续提高。4）用户：硬件设备对用户多元生活场景的持续渗透，将促进终身教育的市场接受度进一步提升。

光明日报1月18日消息，高校的师生都要面临论文的考察。但你能想象，对于有些人来说，发一篇论文，可以像网购一样轻松吗？在论文买卖的流程中，买方只需要交钱，卖方代写代发“一条龙”服务。如此“简单”的操作背后，知识生产活动已经超越本应有的边界。论文买卖市场需求旺盛，博士生为求职买SCI论文在高校运行的种种标准中，论文是“硬通货”之一。事关职称晋升、评优评先，有的还是入门任教的基本门槛。2010年年初，媒体刊发一则报道，披露武汉大学沈阳研究团队的调查发现：我国买卖论文2009年产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10年后，论文买卖情况如何？记者辗转联系上了一位当事人。刘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南方一所职业学校任教。现在，他和朋友正攻读海外一所高校的博士学位。因为疫情原因，大部分时间在上网课。关于读博的目的，刘劲直截了当：冲出重围，到一个三本或者是好的二本学校任教。在读博的“四年规划”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发SCI论文”。按照刘劲的说法，凭借博士学位，再加上SCI论文的优势，在一般本科院校求职不成问题，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在他的盘算中，这笔投资是“划算的”。2020年年初，“经过长时间考察”后，刘劲和朋友决定买一篇SCI论文。两人合写，分别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他们打算买的是“四区论文”（注：期刊按照影响因子高低依次排序，此为SCI中最低区域），“全程一个月代写代发，前前后后一共花39000元就可以搞定。”在和朋友分别交了5000元，一共1万元订金的两个月后，刘劲收到了一份期刊的用稿通知，“不过，正式出刊还要等半年。”但是，现实很快发生了变化。2020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试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两部委对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提出了要求，“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刘劲发现，“算盘好像打错了。”一些高校改变了论文评价标准，不再将SCI论文与教师招聘硬性挂钩，“四区的SCI论文好像已经没有优势了。”原本打算再发一篇SCI的刘劲告诉朋友，“还是算了”。因为已经收到的第一篇论文的录用通知，他们只得“硬着头皮付尾款”。那高分区的论文能买吗？一位高校教师透露，期刊影响因子越高的论文越贵，“一区的论文叫价高达10万元以上。这种情况虽少，但并非没有。”要价2000元代写本科论文：“改到你满意为止”除了评聘职称、完成科研任务过程中存在买卖论文，这股“歪风”也开始在硕士和本科学段中蔓延。记者在一个拥有近500名学生的微信群里询问：“是否有人可以代写本科论文？”不到一分钟，一个名叫李彬，备注为新疆某大学硕士研究生的人，加上了记者微信。“如果是新闻传播或者经济学本科论文，我可以来。”在了解论文大致方向后，李彬表示：“我这个学期刚好有一个专题做的就是这个”。言下之意，他的课程论文可以“改一改”，卖给记者。为了打消记者的“顾虑”，李彬向记者展示自己的丰富经验，他此前还接过经济学本科论文代写，因为他本科学经济，研究生学的是新闻传播。在费用方面，他补充说，如果加上开题的内容，要价2000元。不过，他一再强调“包修改”，“会根据导师提供的修改意见，改到你满意为止”。此外，李彬还透露一些网店论文买卖的“套路”，劝记者小心“买论文上当”：“网上的代写要便宜些，大概1300元左右。他们会找一篇论文，翻译成小语种，再翻译回中文，直接发给你。这样的论文，虽然看上去是原创，但是语句不通顺。如果让他们修改，需要再加钱。”为了印证这种说法，他随后给记者发来一张截图，有“客户”抱怨网店的论文代写业务，“改一次，还要花一次钱。”记者问由他代写论文，会不会有被查出来的风险？李彬痛快地回答：“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不过他也提醒，“在交论文和答辩前，你要提前看一下论文，不然你答辩回答不上来，我可没办法。”网店论文售卖屡禁不绝：遇发稿高峰“需等待半年”临近毕业，北京某高校博士生佑青正努力撰写20万字的博士论文。“写论文”和“发论文”的要求，一直让她和同学们感受到很大压力。面对有人一年之内发好几篇SSCI论文的情况，佑青觉得“有问题”。但是有同学似乎看透了此中玄机，对此轻描淡写，“这很正常，出钱买知识版权而已”。这弄得佑青“很无语”，她告诉记者。“一些网店可以提供论文代写服务，还可以保证质量”。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一名工作在上海的博士生在网上公开售卖SCI论文已10年，先后卖出了100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学术期刊，牟利数百万元，买家多为高校师生。记者调查发现，此类明目张胆的店家已被下架处理，但并非销声匿迹。顺着佑青的提示，记者找到一家网店，搜索“期刊”，出现大量“期刊查重”等店面信息。记者随机进入一家网店提出：“就读研究生，评奖学金，需要买论文。”迅速得到回复，“加微信聊，方便安排期刊专员，一对一推荐合适的期刊。”随后，期刊专员粒粒加上记者微信，询问要求后，迅速为记者选定了一家普通期刊，代写代发，报价1600元。这一费用包括文章修改润色费、公关费、版面费等全流程费用。粒粒催促记者赶快确定，“现在发刊高峰期，很多2021年毕业生要发刊，现在都来提前准备了，满稿很快。如果要上那种可在知网上查到的期刊，需要等半年左右。”佑青的疑问是：“如果学术道德不足以约束这些行为，为何不把论文买卖判定为违法行为，至少在知识产权领域可以探讨。”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法律监管缺位、学校不愿公开处理，遏制论文买卖难很多人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是稀缺资源，发核心期刊、发SCI收录期刊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武汉大学教授张琳坦言，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还难以有效惩治买卖论文行为，对论文的需求方、代写方、第三方中介机构没有产生足够威慑。她建议，“对论文买卖行为和涉及的相关主体，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加以规制”。“有刚需就会有市场。”张琳说，论文买卖十分隐蔽，查处难度大，学校一般很难实施有效管理。即使查到了，出于对学校声誉的保护，也大多不愿意公开处理，甚至可能有意遮蔽。事实上，每位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都相对明确、固定，想在论文买卖市场上找到与自己研究方向完全一致的论文是很难的。张琳举例说，自己一直从事科技评价与科技政策研究，假如她某天突然在SCI期刊发表了一篇企业管理的论文，“必定非常可疑”。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教师花钱买论文，发表和日常研究相关性不大的论文，并不鲜见。在论文买卖链条上，这是一个容易发现的破绽。“在未来，我国建立起负责任的同行评议制度与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围下，一般科研人员应该不敢冒这个风险。”张琳口中的“同行评议制度”，指的是评审专家需要针对论文实质内容和价值作出高质量评判，进行事前把关。“创新性强、高质量的论文，在相对低端的论文买卖市场是很难找到的，因此会大大减少论文买卖的需求。”此外，针对本科和研究生层面参与论文买卖的问题，张琳认为，需要导师落实全程指导和监管责任，加强各层级学位论文的审核审查，“校内校外盲审不能为保毕业率而流于形式”。在破“五唯”的背景下，我国亟待建立具有实操性的多维综合评价体系，张琳补充道，“当新的评价体系逐步完善后，学界对论文发表的单纯性依赖自然会降低”。建立学术成果终身问责制，治理学术交易近些年，在高校盛行以论文考核方式的背景下，当买版面发展成买论文，与论文有关的违规行为愈演愈烈。清华大学副教授王传毅认为：“论文买卖是一种学术交易，与论著的不正当署名一样，是人情、权力、资本以不合规的方式换取知识产权的活动，从性质上来说是学术造假。”“根治学术交易，要充分认识到‘三个不可能’。”王传毅提醒，同行评议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论文署上自己未成年孩子名字，也能发在经过严格同行评议的SCI期刊上。完全摒弃论文标准也不可能，其他形式的学术成果一旦纳入评价，也同样会被“交易”，还可能出现“因噎废食”的情况，毕竟论文是经过学术共同体评价后的知识增值，存在其合理性。加强网络监管，也不可能杜绝第三方中介的出现，只要获益超过成本，学术交易就会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王传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学术成果终身问责制，使企图学术造假、学术寻租、学术交易者不敢干、不易干、不愿干。在成果发表前的评阅阶段，增加学术伦理审查环节，评阅人可随机联系任一作者，要求提供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材料。”事实上，当前国际学界倡导开放数据、开放同行评议、建立国家级公开透明的科技成果交流平台。“一旦需要发表论文，就必须把论文相关数据、过程、成果，上传到一个公共平台向所有人开放，接受借鉴、质询和监督。”张琳认为，“使科研数据信息、评审信息和成果信息最大程度开放和透明，将大大增加论文买卖等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有助于促进科研诚信建设。”“论文刊出后，并不应该一劳永逸。”王传毅建议，当论文成果用于后续学术评价活动，如招聘、评奖、面试及项目申报等，同样增设学术伦理审查环节，按需采用面试、电话或邮件方式，随机对作者学术成果贡献的真实性进行核验。他表示，“一旦发现做假行为，或经举报查实，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终身追责。”（本文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原题为《论文买卖需求大，卖方服务“一条龙”——破“五唯”能否刹住学术交易之风》）来源：光明日报

人民网成都10月21日电 (王军)今日，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退役军人终身教育培训战略合作签约授牌仪式在成都举行，双方将加强协作，优势互补，共探退役军人终身教育发展新路径。根据协议，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设立“四川省退役军人终身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双方将以该中心为载体，加强退役军人终身教育发展研究，针对四川省退役军人终身教育与职业发展中的痛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结合退役军人知识结构和能力特点，加强退役军人终身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发展的研究，立足国情省情，为提升退役军人就业与职业发展能力提供有较高应用价值的理论成果。双方还将探索退役军人继续教育培训新模式，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职业技能型高等专门人才为目标，分层分类开展退役军人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综合素质提升；搭建退役军人终身教育立交桥，依托“四川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面向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建立终身教育档案，打通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相互融通，实现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与学历提升有效衔接；多维度提供就业创业教育服务，充分发挥校企、校协合作资源优势，探索建立退役军人就业指导师资团队，为退役军人就业提供心理发展教育、职业测试、职业规划和职业指导服务。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谭文劲表示，此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双方朝着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将坚持“加强协作、优势互补、共谋发展”的原则，依托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电大挂牌成立的“四川省退役军人终身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加强对退役军人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的研究，积极探索退役军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模式，构建契合退役军人自身特点的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大力推进“理论政策研究 终身教育培训 就业创业指导”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有效衔接，帮助退役军人改善知识结构，提升能力素质。

日前，有网友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反映称，作者署名单位为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马莹、邢悦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成人教育》2019年第1期的《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一文，涉嫌大面积抄袭作者杨晨、李娟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11期的《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研究》一文。11月23日， 澎湃新闻致电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已记录情况，向相关部门反映之后尽快给记者回复。澎湃新闻比对论文看到，杨晨、李娟撰写的《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研究》一文分为社区教育“全能化”历程探究、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的成因分析、社区教育“全能化”引发的思考三部分。马莹、邢悦撰写的《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一文分为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的发展历程、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的原因分析、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现象的反思三部分。此外，杨晨、李娟在《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研究》一文第一段写道：我国社区教育形成之初并没有“全能化”的构想和设计, 可以说,“全能化”的产生是被动和仓促的。我国社区教育走向“全能化”主要来自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 其动力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创建学习型社会, 标志是国务院于1999年1月批转的《面向21 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简称《行动计划》) 。马莹、邢悦的《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一文，第一部分“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的发展历程”第一段为：我国社区教育最初是作为中小学德育教育的辅助体系而提出的。可以说，社区教育在设计与构想之时并没有形成“全能化”的思想，社区教育全能化的出现是各级政府政策引导与推动的结果，是被动产生的。［1］在推进社区教育“全能化”的过程中，其动力源自于国家提出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1999 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 21 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可以看出，上述两段仅表述有所不同，但大体意思一致。再比如，杨晨、李娟在《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研究》一文，“社区教育‘全能化’引发的思考”一节“1.关于社区教育本质的思考”中的第二段写道：在笔者看来, 问题还是要从社区教育的官方定义入手解决。这个定义受制于社区“全能化”思维，把部分社区职能转嫁到社区教育身上，即将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生活质量和实现社区发展都作为社区教育职能，这不仅使社区教育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影响了社区教育正确定位，而且造成了管理体制设计上的混乱，使社区陷入“管而不管”的窘境。笔者认为，社区教育的本质是教育、特性是社区，即社区教育区别于其它教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社区教育服务于社区发展；二是社区教育由社区组织动员居民参加；三是受教育对象身份是社区居民；四是社区教育的活动场所在社区。在此定义指导下, 社区教育由政府举办，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同时，民政部门等机构对社区教育的要求可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来统筹落实。马莹、邢悦撰写的《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一文中“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现象的反思”中“1.社区教育本质的反思”的第二段写道：因此，要厘清社区教育的本质，还必须从社区教育的官方定义中着手解决。客观而言，教育部当年在界定社区教育定义的过程中，还是受到了社区建设“全能化”思想的影响，将原本部分属于社区工作的职能强加在社区教育的头上。［7］即认为社区教育应该担负起提升社区民众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影响了社区教育应有的定位。更重要的是，这种内涵界定使得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在设计上走向了混乱，在实践中出现了多头管理的局面。社区教育的本质是教育，是我国现行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性是立足于社区。社区教育之所以是社区教育，是因为与其他教育形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社区教育必须是服务于社区发展的; 第二，社区教育必须是社区动员社区全体成员参与的，社区大众也可以自发参与; 第三，社区教育的对象是社区全体民众; 第四，社区教育的场所必须是在社区，办学条件必须立足于社区。明确了社区教育的本质之后，社区教育作为现行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其应当由各级政府举办，由教育部门管理，列入区县一级政府预算。上述两段，文字表述、语句顺序虽有所更改，但大体意思一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四川教育》（理论）征稿征稿重点本期主题：STEM (STEAM) 教育主题阐释2015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探索 STEAM 教育、 创客教育等新教育模式”。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 ‘众创空间’、 跨学科学习（STEAM 教育）、创客教育等新的教育模式中的应用，着力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养成数字化学习习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发挥信息化面向未来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2017年 6 月 20 日，中央教科院发布了《中国 STEM 教育白皮书》，其中提出：STEM 教育应该纳入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战略；STEM 教育是一场国家终身学习活动；STEM 教育是跨学科、跨学段的连贯课程群；STEM 教育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培养综合素质的载体；STEM 教育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创新实践。STEM(STEAM)教育是在复杂的学习情境中，通过学习活动的设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基于项目式学习方式，STEM跨学科课程整合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创意写作，整合大型活动、整合家校社区、整合环境生态……总的来说，STEM教育顺应了未来科技发展对人的客观要求，代表了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同时又与我国面向未来教育改革的要求相一致。STEM教育是一种新的理念。它打破了传统课堂的“课本”，强调面向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它不强调知识的记忆，而是更强调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创新思维。总的来说，STEM教育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当下基础教育的短板。当前STEM教育存在的问题尽管STEM教育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与STEM教育与有关的各种创客活动方兴未艾，大有燎原之势，但客观地说，STEM教育在我国仍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即使是教育研究领域对他的核心理念和实现方式也有模糊之处，所以在实践层面难免出现一系列问题。1.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STEM教育在许多学校都有尝试，但教学的目标却不清晰，教学内容指向学生的哪方面素养还不明晰。2.重硬件，轻软件。提到STEM教育，不少学校都会列举出自己购置了多少先进设备，建设了多少工作室，却忽略了课程和项目的开发，缺少系统科学的教学内容和评价体系。3.缺少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无论是以STEM教育为入口改变学习方式，还是以STEM教育为抓手带动课程变革，教师在这其中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与传统的学科教师相比，当下具有课程开发力、学习指导力、思维引领力的STEM专业教师还比较匮乏。STEM教育的实践特征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在《STEM教育的国策分析与实践模式》一文中分析了国际上STEM教育实践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当下众多学校在STEM教育探索中的共有特点。1.教育理念要“能力为本”。教师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深度学习能力和适应未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本位的特点符合当下我们多劳动者创新能力的迫切需要。2.实施策略应“整合为要”。STEM教育涉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从相互关系看，四者具有内在关联性。教师要从分科教学的方式中摆脱出来，将多门学科进行科学整合，实施跨学科的综合课程。3.实践应用要“项目引领”。通过项目式学习方式，STEM教育将多个学科进行融合，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批评思维和协作意识。项目活动引领STEM教育的实践，也是学生充分参与的方式。4.课堂教学需“继承创新”。STEM教育具有跨学科、整合性特征，教师要充分继承已有的教学经验，如探究式教学、多元智能理论等，同时又要再次基础上加以创新和整合，用丰富的课型和教学手段让角色聚焦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动手探索、开放探究，充分参与到团队活动之中。5.生态发展是“多方合力”。STEM教育需要多层面的助力，学校课程开发，校外STEM联盟，高等院校支持，企业科技力量……只有形成多方合力，STEM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发展环境。STEM教育的跨学科整合方向我国学者余胜泉教授等将 STEM教育与跨学科理念相结合，提出了三种取向的跨学科整合方向。1.学科知识整合取向。需要分析各学科最基本的学科知识结构，找到不同学科知识点之间的连接点与整合点，将分散的课程知识按跨学科的问题逻辑结构化。同时，将各学科内容，改造成以问题为核心的课程组织，通过序列化的问题有机串接起各学科知识，使课程要素形成有机联系和有机结合。2.生活经验整合取向。强调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强调多学科的知识融合到真实的社会性项目中，在项目的活动中寻找各学科知识的整合点。因此，项目的过程分析、活动设计等社会分析是核心。3.学习者中心整合取向。该模式不强调由教师预设问题或项目，由学习者个体或团队自己调查，发现问题。是一种依据学习者需求，以学习者生活经验为基础寻找各学科整合点的模式。思考角度着力探讨STEM教育在本校的课程建构、行动路径、操作模式等，可以进行理论的探讨、策略的探索，也可以结合具体学校实践进行论述。写作要求按学术论文的规范格式进行写作；字数在3000～6000；选择一个角度从几方面展开，不要面面俱到；结合具体课堂教学实际，将观点与材料进行有机的统一。温馨提示1.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手机号码。截稿日期2021年2月23日投稿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想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投稿征文驿站】或者官方媒体《四川教育》获取稿件将择优刊登在《四川教育》（理论）2021年第4期杂志上我们期待你的来稿！

心中有爱情，便有了情人节。心中有母亲，便有了母亲节。心中有国家，便有了国庆节。对于身边一直陪伴我们的良师益友——学习它可以是一个节日吗？如果有一个专属于学习的节日你觉得哪一句话最能表达它为个人为城市带来的影响？2018上海市第十四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正在筹备中现面向所有热爱学习，与学习为伴的你们，征集本届终身学习活动周主题标语。一、征集时间2018年5月21日至5月31日二、征集背景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精神，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将于今年10月启动上海市第十四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通过活动周的举办，在市民中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学习浪潮，让终身学习，成为上海人追求美好明天的精神地标。人的发展是一个国家与城市未来战略落地的活水源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全民终身教育作为提升人、凝聚人、促动人的重要途径，势必将承担更多的角色，扮演和发挥更核心的作用，成为“创造上海美好的明天，需要全市上下齐心协力”的一股重要力量，助推上海构筑全球卓越城市的时代浪潮！三、本届特色本届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首次由高校承办。这是承办方华东师范大学“智慧的创获 品性的陶熔 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办学精神的体现，更是高校致力于终身学习，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行动表现。本届终身学习活动周以“活力专业开放”作为关键词，整合发动本市各大高等院校，推动象牙塔内的师生走进城市、走入社区，将城市风貌优化、人文环境改善与学术研究和学生成长关联在一起。以学互促，共生共荣。四、征集要求1. 请在本届活动周背景与特色的基础上，结合学习型城市建设浪潮和本市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趋势与要求，拟定本届主题标语。2. 主题标语字数控制在10个字左右，句式不限于对偶句。3. 主题标语应鲜明凝练、让人记得住、有传播效果。五、投稿方式登录官方网站，按提示填写提交即可。六、评选事项1. 主办方将在广泛征求各方人士意见基础上，确认5件标语作品入选，入选者将被赠予上海市第十四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门票与纪念品一套。2. 应征作品一经投稿并评选入围，则视为应征者同意主办单位拥有对参征作品的知识产权，主办方有权对参征作品进行修改、发表。3. 若有内容相同口号，按时间顺序选取优先提交者。4.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七、主承办方主办单位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承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协办单位上海市成人教育协会上海终身教育研究

来源：澎湃新闻原标题：天津一职业学院两老师期刊论文涉嫌抄袭，回应：已记录情况日前，有网友向澎湃新闻反映称，作者署名单位为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马莹、邢悦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成人教育》2019年第1期的《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一文，涉嫌大面积抄袭作者杨晨、李娟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11期的《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研究》一文。11月23日， 澎湃新闻致电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已记录情况，向相关部门反映之后尽快给记者回复。澎湃新闻比对论文看到，杨晨、李娟撰写的《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研究》一文分为社区教育“全能化”历程探究、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的成因分析、社区教育“全能化”引发的思考三部分。马莹、邢悦撰写的《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一文分为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的发展历程、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的原因分析、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现象的反思三部分。此外，杨晨、李娟在《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研究》一文第一段写道：我国社区教育形成之初并没有“全能化”的构想和设计， 可以说，“全能化”的产生是被动和仓促的。我国社区教育走向“全能化”主要来自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 其动力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创建学习型社会， 标志是国务院于1999年1月批转的《面向21 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简称《行动计划》） 。马莹、邢悦的《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一文，第一部分“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的发展历程”第一段为：我国社区教育最初是作为中小学德育教育的辅助体系而提出的。可以说，社区教育在设计与构想之时并没有形成“全能化”的思想，社区教育全能化的出现是各级政府政策引导与推动的结果，是被动产生的。［1］在推进社区教育“全能化”的过程中，其动力源自于国家提出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1999 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 21 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可以看出，上述两段仅表述有所不同，但大体意思一致。再比如，杨晨、李娟在《我国社区教育“全能化”现象研究》一文，“社区教育‘全能化’引发的思考”一节“1．关于社区教育本质的思考”中的第二段写道：在笔者看来， 问题还是要从社区教育的官方定义入手解决。这个定义受制于社区“全能化”思维，把部分社区职能转嫁到社区教育身上，即将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生活质量和实现社区发展都作为社区教育职能，这不仅使社区教育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影响了社区教育正确定位，而且造成了管理体制设计上的混乱，使社区陷入“管而不管”的窘境。笔者认为，社区教育的本质是教育、特性是社区，即社区教育区别于其它教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社区教育服务于社区发展；二是社区教育由社区组织动员居民参加；三是受教育对象身份是社区居民；四是社区教育的活动场所在社区。在此定义指导下， 社区教育由政府举办，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同时，民政部门等机构对社区教育的要求可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来统筹落实。马莹、邢悦撰写的《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之反思》一文中“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全能化’现象的反思”中“1．社区教育本质的反思”的第二段写道：因此，要厘清社区教育的本质，还必须从社区教育的官方定义中着手解决。客观而言，教育部当年在界定社区教育定义的过程中，还是受到了社区建设“全能化”思想的影响，将原本部分属于社区工作的职能强加在社区教育的头上。［7］即认为社区教育应该担负起提升社区民众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影响了社区教育应有的定位。更重要的是，这种内涵界定使得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在设计上走向了混乱，在实践中出现了多头管理的局面。社区教育的本质是教育，是我国现行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性是立足于社区。社区教育之所以是社区教育，是因为与其他教育形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社区教育必须是服务于社区发展的； 第二，社区教育必须是社区动员社区全体成员参与的，社区大众也可以自发参与； 第三，社区教育的对象是社区全体民众； 第四，社区教育的场所必须是在社区，办学条件必须立足于社区。明确了社区教育的本质之后，社区教育作为现行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其应当由各级政府举办，由教育部门管理，列入区县一级政府预算。上述两段，文字表述、语句顺序虽有所更改，但大体意思一致。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先生，自从1982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南大学报工作。三十余年学报编辑的从业经验，使他得以“零距离”观察中国的学术期刊，找出问题、指出症结并开出“药方”。近日，他的反思成果结集成册，名为《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在书中，朱剑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澎湃新闻择取部分问题向朱剑先生请教一二。访谈文字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本文为下篇。朱剑著《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高校学报“专业化”的努力澎湃新闻：高校学报在声誉几乎降到谷底的上世纪末，却迎来了行业的空前大扩容。这是为何？朱剑：这件事的发生颇具戏剧性。这事始于1998年，这一年，新闻出版署开展了以压缩期刊总数为指标治理整顿，高校学报由于声誉不断下降而首当其冲，成为此次整顿的重点对象，整顿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全国现有内部期刊将转化为内部资料，高校内部学报也必须按这一规定转化为内部资料……决定建立普通高等学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也就是说，要把高校学报踢出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行列，从此高校学报正式告别公共平台定位，成为“内部资料”。既然是内部资料，数量也就不再限制，每个学校都可以办，“列入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高校学报，不计入期刊治理的压缩指标及新办期刊指标。”（新闻出版署：《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但内容和名称必须有所限定：“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学报名称必须冠以学校全称”。试想，如果这个设想当时贯彻到底，那么，学术期刊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格局了。然而，百密一疏，版署忽略了刊号的一个特定意义，即期刊一经登记注册，其刊号将伴随终身而不得更改，如予更改，则视同新刊。当时部分学报是有正式刊号的，版署的做法是废弃现有刊号，将其重新归类后编定新号，这就等于宣布原刊终刊了。如果这样做仅及于学报，那倒也无妨，本来就是要让学报退出，但重新归类并不仅限于学报，也涉及了其他类别的期刊，这就有问题了。当新号颁发给期刊并使用后，经文献情报学专家提醒，版署才发现自己闹了乌龙。于是匆忙下文，凡过去已有正式刊号的期刊（包括过去已获刊号的学报）恢复原刊号。这样一来，将学报单列内部刊号的做法就行不通了，而大量的新办学报已获得了刊号，无法收回，只好将错就错，将这些新批学报全部算作正式刊物，这才有了学报在上世纪末的大扩容。正是这个偶然，才有了刊号供给严重短缺、一号难求，学报却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样的怪异结果。由此可见，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版署最迟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意识到高校学报既不符合期刊规律，也不符合国际潮流，并痛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让学报退出。但是，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导致了治理整顿的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以致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一盘散沙般的学报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大扩容后，学报在数量上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半壁江山，其仅有的学术资源不免过度稀释，其固有的弊端也被成倍放大，在学界的声誉进一步下降，来自各界的诟病之声不绝于耳。至此，从管理部门到学界都已意识到必须改变学报的现状，唯有学报人总体上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澎湃新闻：您一直倡导高校学报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高校学报“专业化”做了哪些努力？朱剑：2002年，教育部提出“名刊工程”的设想。在正式推出前的数次专家讨论会上，除了来自学报的主编以外，其他专家均一致提出应丢开现有学报，将另建专业期刊作为名刊建设的主要方向，唯此才能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这就需要一批新的刊号，在刊号控制十分严格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结果，在“专、特、大、强”的目标下，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11家期刊无一例外，均为综合性学报。这也在一开始就预示着“名刊工程”以“专”为首的目标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名刊工程”也就平添了几分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悲壮与无奈。作为一个学报人，我对学报的心态是复杂而矛盾的。从理智上，我能清楚地看到综合性、内向性和无法体系化的高校学报早已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但要丢弃学报去办专业期刊，却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以现有的综合性学报为基础，实现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体系化发展的路径。在“名刊工程”的建设中，多数参与者都是这样的心态，也就容易形成共识，所以，除了几乎穷尽了综合性期刊能够实行的办刊方法以外，我们更希望能另辟蹊径，而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和国家层面报刊体制改革的启动，恰好为我们实现综合性学报的专业转型和数字化、集约化、体系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10年，我提出了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性方案，主要内容是：（1）利用现有的“名刊工程”平台协同创新。（2）通过合理的组合，对各刊纸本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整合，打破校域界限，成立以各名刊编辑人员组成的联合编辑部，创立《哲学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经济学报》等若干个以一级学科分类的数字化专业期刊，组成“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新型期刊群。（3）通过与期刊数据库的谈判与合作，改变其建库和传播模式，新创立的数字化专业期刊在期刊网上整体呈现，既可检索，更可全本阅读，从而加深读者对期刊的印象和归属感。显然，如何实现专业化、数字化和集约化以及建构高校学术期刊体系是这一方案设计的重点。这一方案得到了入选“名刊工程”多家学报的认可，2011年3月，由其中的17家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共10种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上线后曾引起学术期刊界和学界的关注，但后续进展并不顺利，许多设想都没能付诸实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的羁绊，“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无法获得独立身份，“妾身未明”，既无法获得经费，又不能接受投资，当然更缺乏必要的制度空间。尽管困难重重，但学报人并没有放弃，至今该系列期刊仍在顽强地生存着。这一尝试虽然说不上有多成功，但我们亦有很多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于坚定了我们对高校学报必须走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路径的共识和信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高校学报人的命运共同体。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澎湃新闻：您提出的“超云”网上平台是基于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学术平台的构想，能否详细介绍下“超云”如何运作？朱剑：“超云”网上平台到目前为止都仍然只是一种构想，尚未有产品上线。“超云”是基于“域出版”理念而设计的，所谓“域出版”，是我在几年前总结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经验而提出一个新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的初衷，就在于通过确立“专域”这一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基本单元，实现学术传播秩序的重构。“域出版”理念的要义是将“域”的概念引入互联网出版领域，在信息聚合型编辑、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多元、有序、高效的出版和传播。在这里，“专域”将取代传统秩序中的基本单元书、报、刊，成为新的传播基本单元和构建新秩序的基础，而“域出版”平台将为“专域”的编辑、制作和传播提供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撑，以实现内容、形式、渠道的完美统一。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构想了一个联结作者、编者与读者的聚合型平台，暂定名为“超云”。首先，从阅读界面来看，构成“超云”的基本单元是专域，专域本身就是一个个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小平台，在理论上，有多少个可以划分的学科和问题域，大平台上就可以有多少个专域，供读者任意选择订阅。其次，从工作界面来看，它又由投稿组稿、专家审稿、编辑运营、在线出版、传播互动、学术评价这六个子平台所组成。再次，根据功能的不同，各子平台与专域有不同的连接方式。每个专域和子平台均根据需要分别开设有作者、编辑、审稿人和读者的专门入口，实现阅读与工作（如投稿、审稿、评论等）以及作者、编辑、审稿人、读者的互动。最后，实现“超云”的各种功能，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传统传播秩序的突破和对无序状态的终结，亦即意味着对新的传播秩序的构建。“超云”平台将实现对“刊”的突破。如前所述，“刊”是纸本时代学术传播不可拆解的基本单元，但“单位制”的多学科综合性期刊，由于内容和结构的庞杂导致的学科和问题边界的模糊以及本身逻辑性的缺乏，已被期刊数据库轻易地解构了。但是，期刊数据库中那些来自被拆解期刊的单篇论文，也不可能成为学术传播的基本单元，而“专域”则在“刊”与“文”之间建立起了适合互联网传播的最佳单元。“超云”平台还将实现对“期”的突破。周期性出版是纸本时代期刊的基本特征，它的存在主要是受制于印刷出版和传播技术，出版周期的不断缩短正是对周期性出版局限的补救。这种补救做到极致，就是随时可以刷新，而“超云”凭借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当然，“超云”只是为了设计的方便的临时命名，最终如能上线，将会有正式的名字。但仅依靠学报本身的力量是远不足以支持这样的产品上线的，所以，“超云”仍然只是一个设想。尽管如此，这一设计理念已引起了多家期刊数据库平台的兴趣，正在被借鉴到他们的平台设计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于域出版和“超云”理念的学术传播平台将会问世。“超云”示意图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澎湃新闻：您做了近四十年《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在工作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并引起您的反思？朱剑：我1982年初自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就留校在学报编辑部担任编辑了，离40年还差几年，今年已年届六十，正式退休了。我的工作经历十分简单，除了读大学前当过几年工人，就只干过学报编辑这一件工作。要说对学报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三十多年来学报的影响一直在下降。我初到学报时，《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发行量是每期三万多册，这还是在纸张紧缺，每年只批到有限用纸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多的用纸计划，发得还会更多些。可见，学报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术期刊种类很有限，专业期刊更是缺乏，对于像南京大学这样还有点名气的大学办的学报，几乎所有高校甚至院系的阅览室都会有陈列，一般学者也还关注得过来。但是随着复刊和新创办的学报和专业期刊越来越多，首先是图书馆有限的经费已不可能再全部订阅，其次是学者也不可能对全部期刊都予关注了。于是，选择性的订阅就出现了。1992年问世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就是为了指导图书馆有选择地订阅学术期刊而编制的。只要看一下这个《总览》就会发现，入选的高校学报比例较专业期刊要低很多。学报这种既没有学科边界，又没有问题边界，而且还主要是内稿的学术期刊显然已与学术研究越来越不合拍，彻底落伍了。我是眼看着我参与编辑的学报由期发行三万多册降到了现在的不足三千，这还是学报中最好的几家之一，一般学报的发行量（指被订阅）已经基本归零，全部免费赠阅。第二是新技术革命对学术传播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预感到数字传播将会对学术期刊，特别是像高校综合性学报这样本来就没有相对固定作者和读者群的期刊构成重大影响。1999年，为了参加一个期刊研讨会，我撰写了《计算机的介入与社科期刊的发展》（发表于2000年）一文，该文的摘要是这样写的：“计算机的全面介入已经带来了出版界的一次革命。对于社科期刊而言，计算机给作者以新的研究技巧，给编者以新的编辑模式，给出版者以新的发行渠道，给读者以新的阅读媒体，这一切都正在赋予期刊一个全新的面貌。这些革新虽然大多表现在方法和形式的层面上，但它们必将带来期刊编辑、出版观念的变革。”当时还只有光盘版期刊，而没有中国知网这样的期刊数据库上线。几年后，知网问世，我又写下了《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发表于2005年）一文，继续阐述这一问题：“对社会科学期刊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期刊传播方式的变化，这也许是最富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纸本……终将让位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电子期刊，电子期刊将成为社会科学期刊传播的主要形式已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编辑，尤其是我国的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在这一革新过程中，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种局面对于社会科学期刊前景的影响是令人堪忧的，互联网对社会科学期刊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的同时，也潜伏下了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而社会科学期刊界至今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三是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问题。随着所谓“三大核心”在1990年代相继问世，期刊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来自评价机构期刊排行榜的压力，但作为《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我起初并没把“三大核心”当回事，因为随便哪家哪版的排行榜也不会少了我们这样的刊，无非是排名前后稍有些变化而已。让我真正反思学术评价问题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其制订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当作学术期刊的编排规范强加于各期刊社，这件明显违反学术规律的事在高校学报界竟然顺风顺水地做成了，真的令人匪夷所思！这与“三大核心”不同，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特别是与作者的关系。有作者声明，若再用这个“规范”，将不会再向本刊投稿；有些作者则委婉地指出，经我们编辑后，看不懂自己的文章了；而一些海外学者对本刊采用这样的“规范”感到根本无法理解。于是，在《清华大学学报》仲伟民教授发起的关于编排规范的讨论中，我以《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发表于2007年）为题写了篇短文予以评析，文中指出：“这个规范的制定者并不是一家纯学术评价机构，但学术评价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该机构能够把这样一个评价规范当作编排规范强加给高校学报，而高校学报又能迫使它的作者采行这一与各专业规范均不接轨的规范，这个事实揭示了评价机构可以指挥和调动期刊，而期刊可以指挥和调动学者。这是对学者本位的颠覆，在学者、期刊与评价机构三者的关系中，原来的服务者成了发号施令的指挥者，一种颠倒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澎湃新闻：作为学报编辑，您个人如何定义这个身份？编辑应该是“杂家”还是专业学者？朱剑：我给自己的退休纪念是撰写了《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这篇约六万字的长文。除了对上述三个问题有深刻印象外，学术期刊特别是学报编辑的身份定位之困难，是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四十年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期刊编辑特别是高校学报编辑反复论说的问题，折射出的正是两者关系的“非常态”和编辑的身份焦虑，而这样的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我看来，正是“非常态”之因结出了身份焦虑之果。身份焦虑实始于1970年代末开始渐趋刚性的编辑职业化的推行，打破了学术期刊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告别“编研一体”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作为职业编辑人就不得不通过重建与学者的关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身份。构建这样的关系可谓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术期刊本应是由学者创设并经营的、内嵌于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平台，学术编辑的身份首先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而且应该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次才是掌握了一定传播技术的编辑，唯有如此，编辑才能担当起平台的守护者的角色。而编辑一旦与学术共同体相分离，专业性便不复存在，即使还有残存，也不足以对学术前沿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当然要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维系着一定的关系。在职业化之下，体制对编辑身份的设定仍然是学术作品质量的最初评判者和把关人；而在学者看来，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编辑已不可能再具备学者那样的学识和眼光。如此，在体制赋予的职责与学者眼中编辑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在这样的张力之下，编辑又如何能够与学者建立起一种正常的关系来？而这种关系建立不起来，编辑的身份就无从定位，这就是编辑身份焦虑的由来和持续四十年的原因。不过，焦虑在每个编辑身上的体现并不一样，但如何建立编辑与学者的关系却是每位学术期刊编辑都无可回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焦虑的形式和内涵也就不同，甚至迥然相异。在各类学术编辑中，学报编辑的身份焦虑又有其特殊性。因为学报大多是多学科综合性的，一名编辑要负责至少一个一级学科，人手少的编辑部负责多个一级学科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历史学科的编辑，要负责的一般是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在内的三个一级学科，这个角色如何担当？而学报的主编就更困难了，他要对所有的学科都负起责任来，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天才？于是才有了“专家”与“杂家”之争，似乎知识面广一些就能胜任学报编辑。这个争论又与“编辑学者化”联结在一起。其实，在学术研究领域，不能在自己的专业学科中成为专家，也就没有可能成为所谓杂家。“专家”与“杂家”并不是可以两者任选其一的。学术期刊编辑同样如此。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他的身份只能是专业学者，而不可能是其他，其中的绝大多数编辑最多也只有从事专业期刊的编辑工作的能力。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所决定的。所谓“编辑学者化”，是在职业化之后才掀起的大讨论，其预设就是编辑非学者，所以才要“学者化”，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在编辑职业化这一不能变的前提下，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问题。我在《如影随形》一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我所要质疑的并不是编辑要不要学者化，而是这一讨论的前提能否成立。唯有这个前提能够成立，讨论才有意义。然而，该文发表后还是不断有人问我，你到底支持还是反对编辑学者化，这让我无言以对。我作为学报编辑的一员，在身份问题上的焦虑当然不会例外。我当了三十多年学报的职业编辑，但今天的学报，学科拼盘式的结构让其没有任何边界可言，主编根本不可能看懂他所签发的所有论文，而内向性所导致的开放度缺乏，让其很难具有真正的公共平台属性，我甚至怀疑，在学术国际化已难以逆转的当下，它还能算作学术期刊之一种吗？身处这样的刊物，在与学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我真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定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三十多年。但有一点，我算是明白了，那就是，要摆脱焦虑，唯有回归学术共同体，这不仅是学术期刊编辑身份建构的根本途径，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物名片林晓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创新与耐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小时候的林晓东，最不爱去幼儿园，常常感到被管得很不自在。所以初到美国读硕士时，她决定学习幼儿教育。然而阴差阳错，未能如愿。于是她决定转修教育心理学，试图从更基础的心理学层面来研究幼儿教育。如今，林晓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创新与耐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她受聘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席教育专家，教育研究成果获得许多国际杰出研究奖等多项荣誉和奖励，包括美国卡内基学者称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事业成就奖等。博士论文获评“最佳研究”林晓东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此后一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硕士读到普渡大学教育心理博士。1994年，林晓东的博士论文被美国教育研究学会（ACET）评为“最佳研究”，同年再获美国教育研究学会“最佳研究”奖。今年8月，林晓东做了一场关于“华人家庭教育的挑战与契机”的视频演讲，深入浅出地展示了家庭教育的挑战。林晓东说，家长都希望孩子“成功”，“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待失败的态度。”她展示了对奥林匹克运动员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挫败心理研究的成果：没人喜欢失败，但必须培养出对失败进行思考的习惯；其次，目标越高，经历失败的可能越大，父母要帮孩子踏实地做好每天的教育目标，同时要记住，孩子的将来必须也只能由他们自己来设计和实现；再次，智慧地决定失败后的行动，能对重新振作起到关键作用；最后，认识到失败的价值，分析并找到改进措施，是走出失败的必要步骤。图说：林晓东（右一）和丈夫（右二）及女儿（右三）参加2019白宫圣诞晚宴。“元认知”理论让女儿获益在挫折和困难中，能够决定孩子正确面对处理的要素之一，就是个人主动性。林晓东所研究的“元认知”部分，正是个人主动性的主导因素。“元认知是对自身思维过程的知觉、观察、控制和自我调整学习行为的能力。元认知的发展能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解决问题，会影响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完成不同任务所使用的策略。”林晓东提到对女儿的教育方式，“她不知道我了解她所有情况，我只管好底线，给予她自由。毕竟她才是自己人生的‘主驾驶’。做父母的目标是让孩子独立自强。”林晓东说，少管不是不管，而是知道管什么，“当她真正觉得这是自己的事，就会有责任感。这是元认知的发展，靠外界逼迫是行不通的。”女儿现在17岁，高中连续3年各科成绩全A。实证抗挫教育有助于孩子成长2016年，美国心理学协会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林晓东的研究报告——《即使爱因斯坦也失败过：了解伟大科学家们的挫折与失败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科学的动机及成绩》。林晓东团队把纽约一些学习较差的9、10年级学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只学习爱因斯坦的伟大成就，另一组则阅读了爱因斯坦做研究中的坎坷故事。实验结果发现，了解爱因斯坦也曾遇到困难的学生科学课成绩更好。美国教育心理界认为林晓东是首位用实证证明抗挫教育可提高学生科学课成绩的人。在中国，林晓东团队也做过类似研究实验。林晓东在美国大学任教23年，担任哥大终身教授19年。她始终保持着与中国教育界的合作。林晓东说，一个人不仅要有知识和能力，也要培养公益心。今年初中国发生疫情时，她是纽约华人圈中最早一批号召捐赠医疗用品的人，采购了大批的防疫物资，第一时间送达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作者 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