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考古研究生

中山大学最近公布了2020年接收的推免研究生名单，包括硕士和直博生在内的推免生一共2038人。从2020年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来看，中山大学2020年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计划招生7000人。在公布的推免名单中，推免生源来自全国149所高校，其中本校生源占比接近一半。外校生源最多的学校是南昌大学，其次是华南理工大学，另外还有同省的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成为生源排名前列的学校，也说明广东高校的毕业生还是非常认可中大的实力和牌子的。具体如下：在生源来源中，来自985高校的生源共有1419人，其中本校生源981人，校外生源438人。在985高校生源中，除开本校生源之外，位于同城的华南理工大学人数最多，有51人；中南大学有46人，吉林大学有31人，山东大学有28人，华中科技大学有27人，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各有25人，厦门大学有23人，湖南大学有21人，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各有15人。从表中可以看出，985中处于中下游水平的高校或者地理位置不是没有优势亦或是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南方高校输往中山大学的生源比较多，另外，同处南方的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学生对于中山大学的认可度也不错，毕竟都是作为“中坚九校”中的“武中厦”。总体来看，在接收推免的2038人中，有1418人来自985高校，占比69.6%，其中本校生源占比48.1%，校外985高校生源占比21.5%，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今天是调剂系统开放的第五天，在刷调剂信息的时候偶然刷到中山大学还要招收调剂的学生，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资源与环境专业还有45个招生名额，但是它仅校内调剂，仅限第一志愿报考中山大学大气科学专业，且在原专业已复试合格但未被原专业拟录取的考生，调剂截止时间，2020年5月25日23。偶然间看到，大气科学学院5月20日公布了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点开名单过后才发现，学院真的太疯狂，这个专业竞争是真的激烈，一眼望去录取的同学初试成绩全是400+的高分，仔细看下来，大气科学学院一共公布了两个专业的拟录取名单，气象学和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这两个专业一共有105人参加复试，最后录取24人，气象学录取最高分459，录取最低分408，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录取最高分448，录取最低分415分，低于400分的同学没有一个同学能够逆袭成功，全部都被淘汰，中山大学规定是的初试成绩占比50%，复试成绩占比50%。想到气象学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虽然他不是211大学也不是985大学，但他在气象学方面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在第三轮的学科评估当中，大气科学系位列全国第一，在第四轮的学科评估当中，荣获A+。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5月21日公布了拟录取名单，相对于中山大学的名单来说，还是温和许多，也有380+这样的高分，但也有300+这样的分数，甚至还有不足300分的同学也成功上岸。想要报考气象学这个专业，不得不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性价比很高，学校拥有足够的实力，分数相对来说要求也没有这么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部分名单中山大学气象学收分去年也不低看到今年的分数这么高过后，特意去查看去年中山大学气象学这个专业的分数情况，也有400+的高分，但是还是有350分左右的同学成功上岸，完全没有今年恐怖，今年这种情况估计是因为大量的学生报考这两个专业，硬生生把这两个专业的录取线狠狠拔高，有不少学生估计是看到这个分数，直接放弃一志愿，都没有参加考试，想要直接去寻找其他学校的调剂信息。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开始越来越好在2019年最新一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当选院士名单当中，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戴永久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看到这个分数也给21想要考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同学提醒，好好掂量一下自己有能力考到这个分数没有，如果没有最好不要报考这个学校，重新选择一个成功率比较高的学校。喜欢的点个关注吧，每天说教育，我们下次再见！

在大学读一个好的专业，就相当于未来有一块好的敲门砖。拥有一个好的专业文凭，走到哪里都不会饿到肚子。所以，很多同学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都要细细斟酌，不仅那些热门的专业要认真考虑，一些不起眼的冷门专业也不能错过。其实很多冷门专业都会有不错的待遇，不过选择的人很少。考古专业就是其中之一，小编要不是有个同学在大学时学习了这个专业，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专业可以选择。而考古这一行业薪资待遇相当不错，国内还有不少院校开设这个专业，并把它列为重点学科。可以说从这几个学校走出来，年薪百万都不是说说的。1.人民大学人大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院校，不论是工商文理都有强势的专业。我们对历史的探索大多来源于古物，要从古人留下的东西上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而考古学作为历史专业下的一个分支，自然也需要重视。人大的考古系虽然成立不久，建立与2013年，不过在此耕耘的教师都是中国有名的历史学家。作为国内重要的历史研究平台，在对外方面的交流也极为密切。人大会定期举办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探讨考古历史这方面的问题。而在学的学生学到的也不仅是国内的考古学，对于国外的历史遗物也会有所涉及，可以帮助同学们开阔眼界。2.景德镇陶瓷大学一听这个名词，大家心中就应该明白一二了吧。景德镇作为我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地，一直对历史有着很深厚的研究。不论是历史渊源上，还是所具备的教育资源。都满足教书育人的绝对条件。而这所院校也是将考古列为重点学科，基本上来到这所院校都学生都冲着考古学而来。由于有着出色的陶瓷行业底蕴，学校在教育上也极具特色。对于古物不仅有着辨认真假的能力，还要对艺术品，材料，冶炼技艺都有充分的认识。这也让同学们能够拥有全面的专业能力，如果能够顺利从这所院校毕业，那么不论是在人文科学或是历史科学上，都会有不错的成就。3.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大学，其学校的历史性自然是不用说。这所院校也一直是南方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而在考古十分重要的今天，中大也将考古放入重点教育行列。作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大的考古系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大的考古学也是华南地区高校中唯一的专业，他们拥有本科，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且由于成立时间很早，中大的考古系涉及的范围很广。遗物保护、文献研读、宗教考古等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绩，而同学们选择的余地也很大。同时学校与当地的博物馆，历史研究机构都有很深的交流，这所学校可以为同学们提供优秀的平台。只要认真研读这个专业，毕业后都会有机构抢着要人。其实考古学隶属于历史专业的一个分支，随着人们的史学的重视，考古也就越来越重要。每一份古物，都需要专业的人来鉴定、保护。这个专业虽然是一个冷门专业，但同样需要优秀的人才在这个行业贡献力量。

又是一年冬季，长途大巴穿过繁华热闹的广州城，向城市的外围开去。一路上，钢筋水泥搭筑的现代高楼被抛诸身后，视线愈渐开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一年一度的研究生西樵田野教学活动自此拉开序幕。提到田野，多数人总将其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并认为伏案苦读才是历史学人做高深学问的正途。但实际上，历史学亦有着悠久的田野传统，历史学人走向田野，更容易获得对史料语境的理解和把握，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黄国信、温春来两位教授一直以来重视田野实践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每年都会组织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前往佛山市的南海区西樵镇等地进行田野考察；并已组织编写了《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论、方法与案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作为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教材。今年，已经是西樵田野考察的第八个年头。在田野里解读碑文西樵是本次田野实践的首站，其在明代著名理学家湛若水的笔下是一处堪与桃花源媲美的妙处。湛公在《寄应原忠吉士》中写道：“西樵在江海之中，四邻无山，壁绝侵云，鸟道以入。中有宝峰寺，锦岩岩庵，又有碧云、云端、云路、石牌诸村，宛若桃源。其居人约有二百烟火，皆以种茶为业，烟霞之下，高敞盘郁，可以居高望远，最为西樵之胜处。”而今来到西樵，其不复“宛在水中央”的与世隔绝模样，但清幽秀美依旧；各村中的居人也早已远不止两百烟火，但还是保留了古色纯朴的风貌。除西樵周边的简村和民乐两条经典教学路线外，此次考察还由学生根据各自的研究兴趣，自主设计了九江、高明和鹤山三个田野点。简村郭家兆诜里田野活动开始前的一个月，承担教学任务的老师就向我们讲授了结合田野解读文献的方法以及进行实地考察时的注意事项和相关技巧。老师还布置我们阅读了大量的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督促大家在田野前做好坚实的文献储备并形成各自的问题意识。在黄国信、温春来老师的指导下，参加田野的研究生们被分为四组，由在西樵有着多年田野经验的李晓龙、任建敏、徐靖捷等田野导师分别带队。在下田野之前，老师要求我们反复温习田野点的文献资料，带着从文献中得来的问题去调研该地区。但当我们真正走进简村、民乐这些村落时，却发现以前之所读所想与当下之所见所感有着很明显的差距；加之我自己是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察，就更加有一种茫然无措之感。首日田野，老师带我们进入简村，率先来到了圣堂古庙（北帝庙），此庙据说是由简村开村始祖简桥仁的后代所建。文献中有载：“北帝是供奉主管水利之神，妙乐天尊土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人称北帝公，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乃民之所向。”此庙亦是现今南海区四大古庙之一。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北帝庙，却发现其占地不过二百平米，若走马观花的游览，五分钟就能绕上一圈。庙内神像、神案、石柱就沉默的立在那里，我拿出手机拍下它们，却不知道这对我了解这座庙的历史脉络、这座村的发展变迁有什么作用。神案前有一位老伯坐在木椅上，满脸沟壑，腰背佝偻。博士师兄师姐们欲上前与他攀谈，却发现老伯只会说粤语，我们一行人中只有一位师兄和一位师姐通晓粤语，于是他们就主要负责了访谈。我凑上前希望能听得一知半解，却发现完全是两眼摸黑。从北帝庙出来，老师又带我们走访了村内的东社、北社、岗头社等社，以及十分重要的丁字涌和绮亭陈公祠。在社前，我们总能看到高大的老树，树皮粗犷、纹路凿深，树身暴筋虬结。这时老师就和我们分享了他自己总结出的田野经验：水流汇处多有庙，池塘面前多有祠，大树底下多有社。一天的考察结束，我只觉得昏天黑地，隐隐觉得丁字涌这一村间的交通要道、村内的陈郭两个大族、以及村里供奉的社庙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关联，但却难以找到其中的症结。在晚上的讨论汇报中，老师和师兄师姐们依据白天的田野观察所得，勾勒出一个又一个关于简村的故事，我们才最终将原本分散的要素逐渐勾连成一条连贯的脉络：简村内有一条丁字状的主河涌流过，整个村落沿这条绕村而过的河涌呈环状分布。村内居民多种桑养蚕，通过丁字涌，村民可将蚕丝运出，西可到太平，东可抵民乐、官山，远可通佛山、广州。而居住在涌边的家族依靠地利，把握运输命脉，渐渐成为村内的掌权者，如陈氏和郭氏。这些大族在夺得经济上优势地位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开始掌握社庙祭祀系统，从信仰层面将整个村社整合。简村的地理、宗族、信仰就这样融进了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民乐地区是我们田野考察的第二站。民乐在近代是西樵地区的蚕丝交易中心，包括藻美、云滘和儒林三乡。在藻美村，老师带我们走访了吴氏宗祠和英灵古庙（天后庙）；在祖仁村（旧属云滘），我们探访了潘氏祠堂和北帝庙；在海边村（属于儒林），我们走览了梁氏宗祠；最后，我们一行来到民乐市场。市场建在堤上，两边就是涌道。在这里，我们看到文献中屡屡提及的民乐窦。民乐窦建在大江和河涌的交汇处，是当地重要的水利设施，其功能在于蓄存和泄放围内的积水，不仅关系到河涌的船只航行，还关系围内农田的灌溉。民乐窦读碑在民乐梁氏宗祠前释读碑文每到一个村子，老师都会让我们对当地居民进行采访。较之第一天因听不懂粤语而对访谈产生的排斥，民乐之行中，我已经愿意主动找寻合适的访谈对象，并借助手势和纸笔与其交流。通过实地考察、访谈和阅读文献，我们发现藻美村是以吴氏家族为首，祖仁村以潘氏家族为首，两家都是当地的大族，彼此为了争夺对民乐窦和民乐市场的控制而持续竞争，最终联合起来掌握了市场的管理权。而海边村的梁氏则是外来的水上人，较之于在基内的藻美、祖仁，海边村地处基外的泥沙淤积地，是后来才上岸定居的。为了与基内开发较早的村落大族竞争，这些水上人也开始修建祠堂，构建自己的宗族，从而确立自己身份的正统性。区域内不同家族间的斗争让我不由想起三毛的一句感叹：“人，真是奇怪，没有外人来证明你，就往往看不出自己的价值。”这些家族一直的追求是“有份”的感觉，而这种“有份”却总是借由排斥“外人”而实现。之后，由于桑基鱼塘的发展、经济协作的需要，民乐地区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整合，藻美、云滘和儒林三乡共享水利圈、北帝祭祀圈，并接受三乡公局的领导，最终形成了以民乐市为中心的经济共同体。桑园围水利我们一行人走在堤上，看着长日尽处，远方的霞光仿佛映射出了百年前的民乐：堤上的市场还人声鼎沸，堤旁的涌道还船只络绎，民乐窦的闸门闭合间，便放走了无数个春秋。人世沧桑变化，足叹矣。集体考察了几日后，同学们对田野都有了一些自己的体悟，也形成了各自的问题意识。之后的几天田野，我们开始以小组为单位，结合之前的文献搜集和阅读，在既定区域内自选田野点，自定田野主题，进行独立考察。我们组确立西江两岸的市场问题为调研主题，将调研地定在西江北岸的九江区和西江南岸的高明区。九江区的九江大墟和高明区的杨梅墟、井头墟、三洲墟都是西江两岸古时重要的墟市，在今天它们有的依旧是区域内的市镇中心，有的已经没落，沦为最小的基层市场。我组对区域市场的考察涉及到商品运输、商贩群体、集期设定、墟的管理、市镇中心的变迁、市场层级的构建等问题，尝试运用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和市场等级体系理论，叙述西江两岸市场形成与变迁的故事。杨梅观音禅寺在田野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和村民交流沟通，还要通过释读碑文与逝者对话。我们组在破排角遗址发现了两块石碑，于是师兄师姐们便走到墓碑前拂去尘土、开始断字录文，我在远处踌躇着不敢上前。师兄师姐录完碑文后对我说道：“历史人有时就应该放下仪式上的忌讳。”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之后，我们又在一间废弃的老屋前发现了一块嵌入墙壁的石碑，碑上有数处被水泥溅到封住了。这时师兄师姐们又从地上捡起一块砖石，小心的敲开封在碑上的水泥，接着用水擦净，并辅以面粉涂抹，一步步复原出了碑文的原貌。我在一旁看着这一过程，只觉得他们又演绎出了属于历史人的仪式感。我蓦然间明白：所谓仪式，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内里的信仰才是。师兄师姐们在墓碑前放下的是形式，而他们在古屋前却诠释了对田野、对历史的信仰。两日的分组田野，各组每晚都要进行汇报交流。除了我组关注的西江两岸的市场问题外，别组调研的主题还有：桑园围管理中的水利建设和“基主业户”制度、桑园围内外的人群组成与宗族构建、西江流域的瑶乱与海盗问题等。各组在相互的交流和诘问中，不断凝炼各自的观点、梳理各自的逻辑、填补各自的材料，甚至发现了彼此研究问题之间的互通与联系，尝试共同构建起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图景，极具启发性。田野访谈最后一天，各组一起前往鹤山县进行考察。历经多天的田野训练，我们进入官田村和水心洞村后，已经可以迅速的开展调研。有人去寻找庙社，看到重要的碑刻就用面粉抹碑，之后辨字读碑；有人去走访祠堂，并询问是否有族谱，以增补田野文献；有人去村间访谈居民，听他们讲述村子的历史，以此探究村落历史记忆的构建；有人去绕村观测并绘制人文地图，记录村子的地形布局和标志建筑……相对于第一天的举足无措，最后的一天我们已经变得淡定从容。大家不再走马观花的踏访古村，我们开始在田野中解读文献。“田野”二字，唯有经历，方能懂得。当温春来老师宣布本届西樵田野考察圆满结束时，所有同学都有一种恍然如梦之感。六日时光里，大家走出书斋，将文献书本赋予我们的表衣脱尽，用纯粹的心深入乡村内部去感受、去体验、去融入。每个人收拾自己的心情、梳理自己的记忆，都会萌生出不同的体悟。虽然我们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道路上还有漫漫征程，甚至可能像《目送》里描写的“马陆”一样：无数只的脚，无穷尽的奋斗，一生的努力，只能走一点点的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一次新的经历，每一份新的收获都是值得庆贺和铭记的。所以还是喜欢胡适的那句：“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学术研究之豁达，当如此！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六天的田野，长的是学术的追求。我们，依旧在路上。

说明：1. 以上为我校复试基本分数线。各招生单位在学校复试基本分数线之上，可结合生源和招生计划等情况，自主确定本单位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及其他学术要求。相关复试工作安排另行通知。2. 我校对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期满的考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务义务兵役退役后的考生，执行教育部有关加分政策。3. 工商管理[1251]、公共管理[1252]、会计[1253]、旅游管理[1254]、图书情报[1255]等五个专业通过提前面试的考生，适用国家A类线(175/44/88)。复试及录取要求参见相关招生单位规定。（来源：中山大学）

最近一段时间，广州中山大学的古墓，在广大媒体朋友的轮番播报下，算是再一次刷爆了朋友圈。但冷静下来仔细看看，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现，要知道，全国每年发现的古墓至少有几百个，那为什么偏偏就中大的古墓就“火了”呢？因为一位教授认为，别看文物没有出土多少，但这座古墓对与中山大学的学子，具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到底是什么作用呢？下面小编就来给您揭秘：在揭秘之前，小编先给您说一下媒体没有报道的关键之处——古墓的发现过程！在2018年年初，中山大学就已经做出规划，在学校东边再建一个食堂，以缓解师生用餐的压力，在同年7月，中山大学就申请了对施工区域做考古勘察。因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在施工前必须先勘察地下是否有古墓或者遗址。也就是在这次例行公事的勘察中，专家们竟意外地发现了古墓。当时，考古专家们在地表简单地勘察完现场后，他们就和往常一样用探（洛阳）铲，开始对施工区域做进一步的地下的钻探。几天后，考古人员在南边的一处不显眼的地方，用探铲打下去一米多深的探洞，低头再观察铲端带上来的土质，结果竟然全都是花土。所谓的“花土”，或者叫“活土”，是墓顶经过人为夯制后，才会形成的一种特殊土质，因此这下面一般都会存在古墓。所以专家们就很激动，于是就在发现活土的这片区域，又打了几个探洞，最后的探洞中，随着探头，竟然还发现有陶片的痕迹。考古工作者们，随后开始确定古墓存在的区域，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勘察，最终圈定了墓葬的数量和范围，这里一共有13个墓葬坑，其中清代的有10个，明代的有2个，汉代的有1个，所以说地下的墓葬数量非常之多。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考古工作者们，便在元旦之后展开了发掘，而中大的师生和同学们，通过微信朋友圈，及时展现了发掘古墓的过程，这让中山大学的考古发掘事件，迅速传遍了整个网络。一开始，考古工作者们发掘的是汉墓，而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也大都为一些生活类陶器、漆木器等等，并没有什么让人眼睛一亮的 “珍宝”出现。由于考古队的人手少，发掘古墓进展缓慢，中大考古系的系主任，就找到了当地文物局的领导，并主动请缨，他想带领中山大学考古系的同学们，与考古队的队员们一起，展开一次联袂的发掘。文物局的领导思前想后，觉得中大考古系的学生们，虽然经验不足，但可以在考古的前期工作中，大显身手，而且这次联合发掘，对于中山大学考古系的学生们，确实是一次难得“实战”机会，故此，他很快同意了中大考古系系主任的请求。中大考古系的系主任回到学校，他组织了上百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十几位教授的指导下，这些学生们开始分工作业，他们首先将墓穴区域内的封土清理干净，然后启开墓门，就开始用专业的小铲子，将墓内的淤泥，腐物，一点一点的清理出来，当然随葬品的提取，还需要专家去完成。虽然这次联合考古，出土的文物等级不高，也没有可以让人眼前一亮的宝贝，如果从文物的出土角度考虑，这次考古，不算成功；但从“练兵”的角度来说，这次古墓在大学校园中发现，对于中山大学考古系的同学们来说，绝对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完全是不出校门，便可以得到一次实地考古的机会，要知道，这个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以至于考古系的教授们，都连声说：有大用——那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刘立江的

做考古的人，习惯根据自己研究的对象来称呼自己，比如“良渚人”“二里头人”“殷墟人”“周原人”……那么，研究考古遗址的动物遗存的考古人就被称为“动物人”，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则被称为“植物人”。日前，两个领域的考古人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举行了“动物、植物与人——生物考古学术研讨会”，为动植物考古学者了解各自领域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五谷丰登”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植物人”赵志军是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他1999年放弃了美国绿卡，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看中的就是在中国从事植物考古的广阔天地。在美国亲眼见到了浮选法是如何打开一座座古代植物遗存的宝库之后，回国的头几年，赵志军将精力投入到推广浮选法上。经过多年的努力，浮选法在中国从无到有，成为田野考古必不可少的程序。植物考古在中国的发展伴随着1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赵志军和同事、学生们对距今5000到3000年间、6个不同区域的遗址留下的植物遗存进行了采集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代表观点便是他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中提出的：“在汉朝的文献中记载的‘五谷丰登’并不是简单的形容古代社会发展的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来自中国六大区域的各个重要遗址，以及农业起源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植物遗存在会议中被反复讨论。比如西辽河流域，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8000年前开始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到了夏家店下层时才新出现了少量的大豆，但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黄河上游，也就是我们说的西北地区，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在河西走廊，小麦大麦在距今4000年后传入并且增长速度加快。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时代主要是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以及以水稻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大豆和小麦非常少。长江下游和中游，是水稻驯化的两个中心，除了水稻，就没有发现过其他的谷物。“中原地区，同样是粟和黍两种小米占有统治地位，但在龙山时期水稻开始增加，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晚期，大豆出现并稳定占有一定比例。二里头到二里岗时期小麦异军突起。五谷的说法源自《论语》的‘五谷不分’，在汉代有两种说法，粟、黍、小麦、大豆和大麻或者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大麻就是用来做我们穿的麻衣，但如果只讲食用的谷物，自然是水稻。五谷丰登就是指这5种，而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是唯一五谷都有的地方。”赵志军说。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刘歆益博士看来，这些年通过“植物人”的努力，中国农业起源的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在一个区域只种适合这个区域的单一品种，今天看来适合大规模的管理、收获，但在古代却有可能意味着危机、灾难，任何天气、降雨、作物本身的退化病害都会导致农作物生产的崩溃。中华文明形成的那一阶段恰恰气候变化最剧烈，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区域有可能经受不了冲击便消亡了，但中原地区的多品种种植方式，提高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刘歆益说。除了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各个区域的植物遗存也为证明本地区的农业活动提供了可能。长年在新疆吐鲁番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蒋洪恩教授，以这一区域3个时代先后的遗址为例，来说明古代先民的生活生产变迁。洋海墓地只出土了小麦、青稞、黍，水果只有葡萄，纤维只有芦苇，肉食只有羊肉。到了营盘，出现了棉花与蚕丝，加工的食品中有了烧饼，而到了丝路兴盛时的阿斯塔那，随葬的墓中粟和水稻都有出现，织物的纤维有大麻、亚麻和苎麻，水果更是增加了哈密瓜、杏、梨、核桃等。研究动物在祭祀中的角色，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动物人”袁靖现在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担任主任的数年间，他致力于动物考古。“动物的进化故事以前由生物学家来讲，如果从动物考古的角度如何来讲呢？人和动物相处的历史已600万年了，古代的人最初面对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其他动物时，主要是依靠狩猎、捕捞的方式去获取它们作为肉食资源。后来人学会了饲养动物，这对人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在袁靖1993年进行动物考古之前，中国考古对于六畜驯化并没有多少概念，而现在，“动物人”已经有了很精彩的故事可讲。“‘五谷丰登’与‘六畜兴旺’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吕鹏博士说，“六畜这个词最早出自《左传》中‘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可见马、牛、羊、猪、狗和鸡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家养动物。”据袁靖介绍，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出现过程分两种：一是居民在与野生动物相处的过程中逐步控制它们，将其驯化成家畜，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通过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把已经成为家畜的动物引进来，以绵羊、黄牛和马为代表，比如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绵羊出现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的甘肃和青海一带。和国外动物考古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的动物考古与史前社会的祭祀紧密相关。中国古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袁靖看来，研究动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动物人”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里，最早用于随葬的动物是狗。直到距今4000年龙山文化遗址里才开始出现黄牛和绵羊。到了商周时期，马又成为祭祀用的最主要的动物。“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这些家养动物往往成为等级的象征，什么级别用什么动物，什么祭祀仪式用什么动物，都有讲究。”袁靖说。现在，“动物人”与“植物人”有一个“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基地有7个实验室，可以说都是科技考古的前沿阵地，未来的目标自然是与国际动植物考古领域深度合作。不过袁靖说，考古人做的也是历史研究，而好的历史研究，就是讲一个好故事并赋予它意义：“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联合起来，可以把人与动植物同行的故事讲得更好。”

“贫穷、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气候变迁、圣战组织——有时人类面临的问题看起来是不可战胜的。但是，覆盖600万年人类进化全景的考古学视角却告诉我们，今天的万物之道并不可能永久恒常。”——《第五次开始》还记得第一次在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Smithsonian’s National Zoo）仅隔着一层玻璃窗凝视着红毛猩猩时由惊喜到感慨再到同情的复杂心情。将手机对准这位与人类基因极为相近（达96.4%，亲缘最近的黑猩猩则为98.8%）的家伙时，它冷漠甚至不屑的眼神让我尴尬和不安。事实上，我们人类和猩猩也不过大约在600万年前“分家”。如果活着有什么想不开，那么去动物园走一遭吧！感谢人之为人的确幸。从猿到人，再到文明人，这究竟是一种注定的必然还是连续的偶然？这花花世界又究竟是连贯的还是变幻莫测的？不同的世界观不仅将引导我们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而且也将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乐观而又博览全书的考古学家是如何看待人类这600万年的历史发展、又将对未来持有怎样的判断和预见？让我们一起开始关于《第五次开始》的探索之旅！与人类基因相似度达96.4%的红毛猩猩（刘怡 摄）《第五次开始》的作者罗伯特凯利（Robert L. Kelly），怀俄明大学（University of Wyoming）人类学系考古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在狩猎——采集社会的进化生态学、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新大陆古印第安文明、人类进化以及石器技术。专著有《野马棚：静水山岩棚试掘报告》(2007)（Mustang Shelter: Test Excavation of a Rockshelter in the Stillwater Mountains）、《觅食幅度：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的多元性》(2007)（The Foraging Spectrum:Diversity in Hunter-Gatherer Lifeways）等。45年来致力于一线考古，并多次参与考古学教材的编订和再版，与戴维·赫斯特·托马斯（David H. Thomas）合著有《考古学》（Archaeology）（1979）、《考古学：脚踏实地》（Archaeology: Down to Earth）（1991）。凯利教授在怀俄明考古调查《第五次开始》的译者徐坚，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及东南亚青铜时代考古学、考古学理论、考古学史；中国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个人专著有《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2016)、《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2014)等。田野经验丰富，并长期致力于考古学理论的发明与传播，译著颇丰，有《过去的现在》（2018）、《理解早期文明》（2014）、《中国艺术史》（2014）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此邀请我就这本译著专访了正在美国访学的徐坚教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这本书的理解以及对相关话题的有趣讨论。徐坚澎湃新闻：徐老师您好！您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读到这本书？为什么会想要翻译这本书？有什么特别吸引您的地方？在翻译的过程中，您觉得最有挑战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徐坚：在2017年年初，中信出版社的晓玲编辑联系我之前，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而且我对凯利教授也知之甚少，甚至当时我很好奇地问出版社，你们确定要引进一本2016年刚刚出版的书吗？这本书值得引进吗？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吗？出版社希望我翻译这本书，而我最近几年时间明显不够用，本想婉拒的。出版社很宽厚地让我先读读再作决定。我用了几天时间试读了一下，才猛地意识到差点错过一本精彩的“大家小书”。所以，我同意用一个暑假完成翻译工作。当然，译文的打磨工作持续了很久，直到付印前的最后一刻。凯利教授以狩猎——采集者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学习和工作轨迹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按照崔格尔（Bruce Trigger）的说法，属于世界考古学中，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传统。不过，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考古学，熟悉的西方考古学是“英伦传统”考古学，而对“美国传统”考古学却很陌生，甚至有些敌意。看看我们引进的考古学教材就知道，相对于美国传统的《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典型英伦传统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可谓风行一时。其实，凯利教授也写作了一本考古学教材，《考古学：脚踏实地》。这些隔阂都造成我在起始阶段的陌生感。《第五次开始》英文版封面（2016）由于偶然的原因，翻译过程中我知道了凯利教授的暑期田野学校。我们也很快建立了邮件联系。2018年初，当凯利教授前来波士顿领取美国考古研究所颁发的霍尔顿图书奖时，我们还短暂地聊了一个中午。但是，更进一步的熟悉是在翻译过程中获得的。我非常乐于承认，翻译《第五次开始》对于我来说具有重要的补课价值。首先，我基本浏览了书中列出的参考文献，有很多是我之前的专业训练没能覆盖到的，也有很多是近年的研究新进展和新成就。其次，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前辈学者如何凭借强大的专业背景，讨论一般读者感兴趣的问题。《考古学：脚踏实地》第五版（2013）封面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作者提出来的第五次开始以及技术、文化能力、农业以及国家出现的前四次开始？如果可以重写，您会选择那些事物或者事件作为人类历史全新的标志？徐坚：这正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考古学家写作的全球史，与历史学家写作的会有什么不同？我想，最主要的差别是观察视角不一样，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任何成熟的学科都有与独特视角相匹配的方法和理论，因此，认知框架也不一样。在观察历史上，考古学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首先是鲜明的物质性，与此相关的，就是善于把握大时空框架和群体性潮流。凯利教授在书中强调了这点，这本书也体现了这个特征。凯利教授在书中采用的分期模式就是考古学中最广为接受的年代框架。19世纪早期，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提出三期说，即历史时代之前的人类社会按照进化论模式区分成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个分类方案其实具有本质性缺陷，其立论基础认定，人类社会的变迁基本遵循单线进化模式，而且人类社会的进化进程可以借助单一物质性标准进行衡量。这种僵化的单一器物标准反映单线式进化模式的论点既存在逻辑错误，也无法得到历史的证实。比如，石器时代的石器可能是工具，但是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基本就不再是工具了，两个时代的切换也不是工具材质和类型的变化。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考古学仍然在使用三期说呢？这得归功于柴尔德(Gordon Childe)——这是《第五次开始》介绍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考古学家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喜欢使用“革命”一词，不过他的“革命”指重大的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变革和转型。这样，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重大转型是“农业革命”，而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重大转型是“城市革命”。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往前新增了旧石器时代的起点和人猿分离两条界线，就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开始。因此，的确如凯利教授所言，五次开始体系就是考古学试图提出自身对全球史研究的独特贡献。至于以公元1500年作为第五次开始的起点，这是来自全球史的观念，即以地理大发现作为当下时代的起点。提出了“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考古学家柴尔德及其代表作澎湃新闻：那么，您对全球史观念中公元1500年作为近现代的开始标志，怎么看？徐坚：在传统的全球史研究中，1500年的重要意义表现在“西方发现世界”，殖民主义也建基于此。这使很多新全球史研究者颇为犹豫，是否该继续沿用符合殖民主义观念的分界线，还是应该采用替代方案？沿用“地理大发现”会不会遭致连带的意识形态批判？我觉得无需刻意回避，只是需要强调，这个时代对于新全球史的意义完全不同。1500年代表了“世界”概念的显著变化和社会生产形式的重组，也就是本特利所称的“交流”形式的革命。本特利的《新全球史》第六版（2014）澎湃新闻：正如您提到的，这本书是一个考古学关于全球史的写作尝试，并且第五次开始体系是考古学试图回答全球史的问题，那么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全球史这么重要？为什么考古学也要参与这样的讨论？徐坚：全球史只是宏观史的一种形式而已，而宏观和微观本就是历史观察的两种常见方式。全球史并不是现在才变得这么重要，只是当下的全球史和以往的全球史的确有些不同。本特利(Jerry Bentley)的《新全球史》很好地总结了当下的全球史研究的反殖民主义倾向，“传统”和“交流”就是全球史的两大核心主题。简而言之，世界不是被任何主导文明发现的，世界各地的文明的地位都是等同的，都各有自己的脉络；但是，强调各地的独特“传统”却不能否认，世界很早就是个“系统”，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刺激”源远流长。在新一轮的全球史浪潮中，考古学拥有特别的地位，与文献史学相比，考古学的殖民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原罪和负担都轻多了，物质材料本身更容易培养反精英主义和反中心主义的学术；与口承史学相比，考古学材料更适合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意义上的大尺度研究，所以，在当前的全球史研究中，考古学应该当仁不让。本特利的《新全球史》（第五版）中译本（2014）澎湃新闻：相对于新全球史，什么是旧全球史？是指仅带有殖民主义倾向的全球史吗？这种全球史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受到批评和反思？徐坚：新全球史运动出现之前的“世界史”或者“全球史”基本都是。前面提到的本特利就是新全球史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本特利教授于1990年创办了《世界历史杂志》，成为新全球史的大本营。他的两卷本《新全球史》也是新全球史主张的最集中体现。虽然殖民主义是旧全球史的主要特征和表现，但并不是全部。事实上，殖民主义和国族主义是一对难兄难弟，既然有西方“发现”世界和“征服”世界的殖民主义全球史，就有全球以我为中心，世界只有与我相关才有意义的国族主义全球史。这样，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新全球史的进步意义，一方面，通过说明文明可以“相遇”，可以“碰撞”，但是无需“发现”，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通过说明文明虽然各有“传统”，但是都在“系统”之中，反对国族主义。澎湃新闻：书中提到很多有关于考古学家的电影，譬如《夺宝奇兵》，您觉得西方电影里的考古学家形象反映了大众对其的何种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以及电影描绘的考古学家形象又表达出对该职业怎么样的理解？可以跟我们谈谈吗？擅长不列颠史前考古和苏丹考古的克劳福德，参观考古学遗址譬如巨石阵，发展了对考古学的热爱（编译自维基百科）以及2017年春的巨石阵（刘怡 摄）徐坚：基本而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的考古学家形象基本都是老套而曲解的。以印第安琼斯为代表的牛仔考古学家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尘封已久的宝藏，最终又往往追溯到某种神秘力量，这几乎是一百多年前，考古学还没有真正成为考古学时的荒诞想像。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几乎见不到考古学家——如果偶尔出现的话，集中于百废待兴的八十年代早期，那些作品中的考古学家都是老年男性，身手和敏捷一点儿都不沾边，无一例外地拿着放大镜看甲骨或者青铜器，这反映了我们对考古学的另一种误解。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片面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多种考古学，有很多种考古学家，其实恰好就没有印第安琼斯那样的考古学家。很多考古学家的真实故事都非常有趣，像凯利书中写到的克劳福德（O. G. S. Crawford）和柴尔德，他仅仅提及名字的，比如建立了垃圾学的拉什杰(William Rathje) ，甚至还有很多他没有提到的，比如创立了印度现代考古学体系，被称为最迷人的考古学家的惠勒(Mortimer Wheeler)。可惜都没有通过大众媒体流行开来，这不得不说是令人沮丧的。“最迷人”的考古学家惠勒以及《印度河流域文明》第三版（1968）封面澎湃新闻：您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学术读物还是通俗读物？发表之后在美国及英语世界的反应如何？对于中译本，您对中国的读者会有什么样的预期和期待？徐坚：毫无疑问，这是有学术含量的大众读物。这本书的英文原版相对较为短小精悍，凯利教授也已经提及，这是刻意而为的结果。这本书出版之后，无论是学术还是普通读者，反响都不错。2018年年初，美国考古学研究所将霍尔顿奖颁发给此书。英文原版是单独出版的，但中文版收在中信出版集团的见识丛书之中。这是中文版和英文版对目标读者的不同期待。在中文市场上，我希望不仅仅有对公共考古学感兴趣的读者，更有对全球史，对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阐释的全球史感兴趣的读者。垃圾考古学家拉什杰及其代表作《垃圾！》（2001）澎湃新闻：能否跟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公共考古学？是不是还有私人考古学？徐坚：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试着简单地梳理一下吧，首先，公共考古学就是公共历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特殊性来源于材料的差异，但是材料的模糊性，比如图坦卡蒙王陵或者曹操墓的发掘，我们就很难在历史学或者考古学中二选其一，这也会导致我们无法清晰地将公共历史学和公共考古学分开。其次，更棘手的问题来自“公共”本身，是不是有“不公共”的考古学或者历史学呢？如果我们认定，社会性是现代考古学或者历史学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社会公器”的话，那么，毋庸置疑，我们没有“不公共”的考古学或者历史学。但是，最初之所以出现“公共考古学”，是因为学者们默认有另一个对立面的存在——“专业”考古学。由于建立在“专业”和“公共”的对立基础之上，所以，早期或者被我称为“旧范式”的公共考古学是一种追求学术“普及”，自上而下教育公众、启迪公众的考古学，是一种试图将自认为“专门”的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的考古学。虽然这是现在的公共考古学主流，但是很遗憾，走错方向了。这种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教谕式公共考古学本身就体现了有悖于公共精神的傲慢和偏见。这种如阳光普照一样的知识普及化考虑过受众吗？那些“知识”真的是受众所需要的吗？如果考虑到这点，我们就能理解最近以“怼”的形式出现的知识和权力解构。所以，我推崇另一种公共考古学，自下而上的，考古学能为更多的人所用，尤其是传统权力之外的人们所用的公共考古学。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在云南、贵州和湖南都推广过的“村史”写作计划就是建立公共考古学的尝试。这种类型的“公共”其实在公共历史学中已经成为主流，考古学何不学习一下？从材料属性上讲，那么贴近公众，那么贴近历史上无名无姓的普罗大众的考古学，真的关心今天的普罗社会的话，总比传统上被高度选择性文献把持的文献历史学要更容易转型吧？《第五次开始》澎湃新闻：很有意思！那您认为这本书是一种考古学科普吗？徐坚：应该算是我提到的立足基层，立足实际的第二种公共考古学作品。凯利教授很清晰地表达了为了“前瞻”而“后顾”的观念，也很清晰地表达了考古学如何为时代所用，如何为人民所用的观念。而且，行文之中，凯利教授可从来没有强调自己在普及“标准答案”，没有兜售“现代人不得不知道的古代知识”，相反，他处处强调这是自己的一孔之见，当然，是基于专业训练的。虽然书中从未提到公共考古学，但是却身体力行地做到了。澎湃新闻：您觉得美国和中国的大众对历史读物有什么样的看法？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在哪？徐坚：我既不熟悉美国大众读者，也不熟悉中国大众读者，所以，以己度人的话，我深感凯利教授在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着实不易，而且，读起来感觉他做得比大多数考古学家成功多了。我们都是学术写作的作者，我们可能分别熟悉极少数专业读者，凯利教授因为写过教材，可能也熟悉作为求知者的年轻读者。我们都在努力揣摩不同语言的大众读者的口味，看起来读者的预期差别不大，归结起来应该就是两点，首先作者提供训练有素的专业意见，其次，在表达上需要有技巧，不能过多地流露出狭窄的专业气息。这对每位作者都不容易。澎湃新闻：您打算写一本类似风格的作品吗？为什么？国内的学术圈一般是如何看待这一类的文本写作？徐坚：我希望自己能写，但是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口。其实不仅仅是国内学术圈，可能在任何国家的当代学术圈里，同行评价也许都不会把这类写作当成重要的学术成就吧。但是，这是一种更高尚、超越了同行评价的追求。学者应该做学术普及，应该让学术之外的人知晓我们在做什么。更现实地说，我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学术圈能够达成共识，认可甚至高度评价这类作品的意义。20世纪以来的学术职业化导致学术成为与社会需求密切挂钩的事业。如果自我隔绝，以自己的研究与社会无关的“纯洁性”沾沾自喜的话，社会将同样认定某种研究是社会所不需要的，并且直接反馈为经费和职位的削减。所以，为了学术事业的延续和发展，向公众报告自己的工作还真有必要。那些从事此类工作的学者无疑是超越了一己之私利的。澎湃新闻：您是否可以推荐一些具有类似风格或者特质的近期的考古学、人类学或者历史学作品？徐坚：坦率地说，如果以考古学家写作极简全球史为标准的话，这本书应该算是比较罕见的了。虽然这个框架是考古学中公认而常见的，但是之前几乎没有人尝试这样写作过。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考虑，中信出版的全球史系列倒是值得关注。其中，有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全球史作者，有的却是借助某个主题、某种现象、某个类别表达全球关怀的专门史作者，凯利教授不就是在全球史框架下发出考古学的声音吗？如果从面向社会大众的“大家小书”的角度考虑，我会特别推荐本书从属的“见识丛书”系列。每一种都是打破预设的不同学科边界、专业与普通受众的边界、历史和现实的边界的经典作品。

学术学位专业学位单独考试专项计划说明1. 以上为我校复试基本分数线。各招生单位在学校复试基本分数线之上，可结合生源和招生计划等情况，自主确定本单位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及其他学术要求。相关复试工作安排另行通知。2. 我校对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等项目服务期满的考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务义务兵役退役后的考生，执行教育部有关加分政策。3. 工商管理[1251]、公共管理[1252]、会计[1253]、旅游管理[1254]、图书情报[1255]等五个专业通过提前面试的考生，适用国家A类线(175/44/88)。复试及录取要求参见相关招生单位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