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在职博士

截至目前，中科大累计培养了超过300家企业，所培育企业市值总合超过千亿，而科大控股持股市值也突破100亿人民币。“圜则九重，孰营度之？”2000多年前，屈原嗟叹。7月23日，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上空，一抹亮色快速冲出云际。“天问一号”的顺利升空成为当代科研人遥望古人的跨时空回答。伴随着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之旅的点燃，背后努力多年的科研院校和太空人们也浮出水面。作为我国深空探测中首个承担单机级科学载荷任务的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独立研制的火星环绕器有效载荷火星磁强计也成功踏上了星际穿越之旅。追求真理、创新进取，是中科大自1958年建校以来传承的不变血脉和方向。在过去60余载的岁月中，中科大不仅向社会输送了大批顶级优质人才，在研究水平、科研创新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截至目前，中科大在量子信息、铁基超导、纳米科学、火灾科学、语音技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进入世界科研第一方阵，尤其是在量子信息领域已经开始担当“领跑者”的角色 。在科技成果的转化上，累计创立了近百家企业，包括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大讯飞”）、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大国创”）等6家上市公司。刚刚登陆科创板的独角兽企业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盾量子”）就来自中科大。浓厚的科研基因、强大的科研体系，让中科大正在成长为中国科研的中坚力量，而这所孕育顶级人才和科研成果的高校也成为中国科研技术实现世界性飞跃的跳板和坚实盾牌。科大控股总裁王兵科教报国的峥嵘岁月1958年5月，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自此，研制“两弹一星”工程拉开序幕。在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大背景下，以“科教报国”为校训，中科大宣告建校。从首任校长郭沫若开始，中科大就沿袭了历史使命感——为国家培育科研人才。建校后，中国科学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围绕国家急需的新兴科技领域设置系科专业。本着“理工结合、理实交融”的办学特色，中科大创造性地把理科与工科即前沿科学与高新技术相结合，注重基础课教学，高起点、宽口径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汇集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贝时璋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建校第二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把科学和技术结合、把理论和实践结合，一直是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特色。”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科大控股”）总裁王兵对本刊表示。时光荏苒，1970年，中科大由北京迁至安徽，并在此后的50余年时间励精图治，多次改革创新中成为中国高校中的改革排头兵，创造了多个历史性的第一。回顾建校历史，徐徐展开的不仅是中国高校成长的缩影，更是中国科研院校埋头苦干、发奋图强的最佳纪录。首创少年班、首个研究生院、首个国家知识创新工程、首批985、211工程院校追求内涵发展，追求创新让中科大成为一众高校中科研基因极为鲜明的一所。王兵直言，“中科大在发展中始终坚持质量，而非规模。”这种坚持最能体现在几组数字中。在中国高校界一直流传着中科大1860这个数字。事实上，自建校起，中科大本科的招生人数始终是1860人，直到20余年后，因学科双一流建设的拓展后，招生人数才略有扩大至1921人。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科研特色，中科大始终追求卓越。“办精品学校，质量高于数量。这让我们在理学基础方面非常强，也是中科大的特色之一。”王兵表示，“不做所有的事情，做有可能做到最好的事 。”这一基因也促使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中科大形成了独特的思路。最近几年，中科大内部统一共识：“要以原始创新成果催生变革性技术，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具体理解，就是依托学校强大原始创新能力的同时强调产业化。“我们聚焦于变革性的技术，一旦转化成功，就可以诞生新的赛道，并带动赛道上下游的产业链形成创新产业链条。这是我们转移、转化的思路。” 穿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谷 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科研院所的重点命题。拥有原创技术的高校如何推动产学研结合，如何将科技成果推向社会这一话题已经被讨论数年。最近两年，硬科技正当红，伴随科创板等资本市场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芯片、量子信息在内的领域借势而起。对原始创新的重视，让中科大硕果累累。在量子信息、单分子科学、高温超导、纳米科学、地球环境、生命与健康等前沿领域，中科大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除此之外，在致力于科学前沿探索和高新技术创新的同时，中科大在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同时，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断与地方合作，加快区域产业升级转型。“改革开放之后，大学有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还是带有一定主动和被动结合的因素做这件事情。进入新世纪以后，慢慢将目光转向大学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使命。”王兵表示。而回顾中科大在技术成果转化的路径，早在32年前就已经埋下种子。1988年，科大控股成立，宣告了正式走向技术产业化的路径。王兵回忆，最初，公司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技术输送到社会。“谈不上规范性，刚开始是八仙过海，生存下去是第一要务。”在多年的探索之后，科大控股开始进行规范化建设，设立实业总公司，并设立转化企业规范、指导院系公司改制。此后，通过组建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搭建了与小企业之间的防火墙，不断进行市场化推进。“在体系升级中，学校内部也在不断思考，如何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大学为什么要办企业、为什么要做转化这种根本性的问题。”不断的内部研判，促使中科大搭建了完整的科大控股体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思路是，以原始创新成果，催生变革性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王兵补充， “上、中、下游密切配合，形成可持续循环的创新转化链条。 ”上游指的是中科大的原始创新，中游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协同创新，下游是科大控股的战略创新。而在具体转化模式，中科大也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方法论：一、项目研发的模式，具体体现为委托研发、合作研发和联合实验室；二、知识产权处置模式，体现为技术转让、专利许可和作价入股；三、与地方合作模式，体现为产业研究院、成果转化中心和干部挂职。通过这套成熟体系，自2015年国家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试点以来，中科大积极推动成果转移转化，取得超过3.6亿元的成果转化额度。2002年，中科大所走出了第一家上市公司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科大讯飞上市；2016年科大国创上市。截至目前，中科大累计培养了超过300家企业，所培育企业市值总合超过千亿，而科大控股持股市值也突破100亿人民币。 小树苗长成生态森林在具体项目的参与中，中科大有个原则就是只做小股东，参股不控股。“让项目更加市场化，引入社会的资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能送一步就送一步。他不行，我们推一把，他行了，我们就要退一步。始终牢记我们的使命就是做好创新转化。” 王兵表示。目前，中科大内部要求，学校持股比例不超过35%，且不做实际控制人。此外，中科大一般以初始股权来自技术作价，并放弃后续增资的优先权 。 2020年7月，国盾量子登陆科创板，首个交易日触发涨停，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0倍。截至首日收盘，国盾量子收盘价为370.45元，涨幅为923.91%，市值达到296亿元，刷新科创板以及A股单日涨幅纪录，成为上市首日表现最强劲的公司。成果转化的运作上，中科大鼓励运营团队以毕业生为主，结合引进专业人才，并不赞成老师直接参与企业运营。以国仪量子为例。这家从中科大走出的企业成立不足三年。“企业的总经理是中科大的在职博士，以前也是少年班的，在校期间就曾两次创业，这一次，他携带导师的技术进行了第三次创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行业的明星企业。” “一项技术进入社会，我们的首个方法论不是做企业，而是将技术变成产品和服务。我们直接创办企业的案例较少，而是鼓励通过各种方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教授集中精力在上游做好研发科研和教学工作，而非直接投身于企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技术型人才，教授们的创业路上有不少坑和死亡谷。按照Gartner的技术成熟曲线，成果转化按照时间轴可划分为技术触发期、期望膨胀期、泡沫幻灭期、启蒙爬升期、生产力高原期。要穿越一整个周期，难度不小。“最大的问题就是，教授们太聪明了。”王兵坦言，“教授们太喜欢创新了，我们反复强调，科研可以创新，产品可以革新，但是企业管理需要尊重职业化。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甲方到乙方身份的转换、市场化的运作，对科研人员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从科学家到企业家，很少人能成功。”成功无法复制，但经验教训可以吸取，除了打造更优质的科研环境、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中科大也在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邀请参股的企业分享经验，让新设企业少走弯路。在科技成果转换的整个路径中，中科大内部不断锐意创新，力图创造一个更肥沃的技术土壤。“资金并不是我们的短板，相反，我们认为服务和资源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的是更优质的合作伙伴。”中科大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高校。在中科大成长的路上，与不少中科院体系内的企业都有紧密的联系。比如中科院旗下的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也是国盾量子的股东。“中科院下的诸多科研院所、投资机构、企业像是一个大家族，向上溯源，我们都是表兄弟的关系。”体系范围内，从上游开始出现技术研发的合作机会，向下游移动又出现了人才培养以及产业化协同的诸多环节。“我们是技术的提供方，在技术转化的路上，体系内的投资机构可以提供全周期的资金支持，而体系内相关企业也能提供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合作。”伴随着中科院科技创新投资产业联盟（简称“中科院科创投资联盟”）的成立，兄弟连内的合作也将更为紧密。王兵表示，联盟将加强兄弟连之间紧密合作的程度，让产业化的过程更加顺滑畅通。“体系内的血脉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感情上有很深的认同感，彼此的信任成本很低。联盟的建立，让我们互相了解、合作的机会也变得更多。强强合作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促进。”

金融博士去学牙医4月18日，一件不大的事情在朋友圈转发，也引起某日报的注意：博士朱骏（化名）博士都毕业6年了，居然去报考专科学校！放弃银行和科技公司的职位，去学牙医去了，过去二十多年的在数学和金融方面的专业积累都不要，重新开始一个陌生的领医学域，对他是佩服也是对他抉择的尊重。事情的大概是这样的，早在六年前就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的博士朱骏（化名），今年报考了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口腔医学专业，最终取得了文化课满分，校考第一名的成绩，一旦被录取，将在学校里进行三年的全日制学习。根据新闻报道的信息内容，以博士学历报考高职专科学校，这在安徽省还是首例，估计全国也是罕见。高职专科到博士，中间差了三个学历等级：专科到本科，本科到硕士，硕士到博士。只有从专科起步向上攀登到博士的，没见过博士毕业再考专科学校的，这不是颠倒着来吗？据报道，朱骏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业都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的，本科专业是数学，硕士以及博士专业是金融工程，2013年毕业后先后在银行和一知名科技公司上班。“对医学感兴趣主要是受我的岳父和爱人影响，他们都是口腔医生。”朱骏说，自己的兴趣一直比较广泛，虽然是理工学生，但也对历史等学科充满兴趣。在见识了妻子对牙齿“正畸”后，感受到了医学的神奇，萌生了学习口腔医学的想法。一番考察后，他决定报考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于是一路过关斩将，以第一名的成绩即将开始三年的口腔医学专业学习。一路名牌大学毕业，读到博士基本到头的状态，可以充分证明此人非常聪明，但是对于普通人的观点，对于回头读大专这个事情，肯定还是会有不小顾虑：我一个博士生，去考专科，太没面子了吧？别人会怎么看我？一事当先，先考虑别人的观点，不是想到自己。自己喜欢不喜欢，有没有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符合他人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就是这种在世俗的眼光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自己的爱好。其实，读到博士的人，尤其是工作过6年时间的人，应该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个体，这一点根本不用怀疑，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是揣测别人的想法，但是这各问题的理由可能还是就来自于世俗的判断，为啥这么说，可能牙科医生的收入、发展前景、以及妻子和岳父所能提供的职业发展和盈利预期，确实是非常确定性的未来，比自己在专业领域发展可能要光明的多。当然兴趣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兴趣使然？读大专是进入行业的通行证我们无法判断朱博士放弃金融职业，去进修大专真的是因为兴趣，但是这个牙科大专的文凭确实是进入牙医行业的最低的门槛儿，有这个毕业证就可以进入岳父的诊所，未来也可以自己开诊所。事实上从社会对人才需求角度说，博士回炉读口腔医学专业，也许是一种非常有“钱途”的选择。根据《中国正畸市场消费蓝皮书》显示，2016年底，中国的牙医执业(含助理)医师数量在15万人左右，其中真正受过正规牙医本科教育的口腔医师可能只是3万人左右，保守估计牙医缺口在12万人，实际缺口可能在17-18万人。而且，种牙植牙都非常昂贵的背景下，在“一口牙等于一辆宝马”的当下，口腔医生收入非常高，一般能达到几十万元，一点不低于选择“996工作制”的程序猿。如果是自己开诊所，独立行医，估计收入要更高一些，年入百万也很正常。有人觉得这是瞎胡闹，有人觉得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从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毕竟国家培养一个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投入，但是毕业后却没进入合适的领域发展，对于国家在朱博士身上的投入来算，尤其是从本科到博士的是十年，可以说确实是一种浪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不是胡闹，毕竟读过20年书，又在社会上混过6年的人，对于自己是不是胡闹肯定有自己的更多判断。“对医学感兴趣主要是受我的岳父和爱人影响，他们都是口腔医生。”朱骏说，自己的兴趣一直比较广泛，虽然是理工学生，但也对历史等学科充满兴趣。在见识了妻子对牙齿“正畸”后，感受到了医学的神奇，萌生了学习口腔医学的想法。朱博士实际在他的采访中完全表达了自己的小算盘，对于他学数学和金融的背景来说，接近30来岁再转型确实难度比较大，但是有岳父以及爱人的专业支持和行业背景，应该说转型不难，关键是他的引路人在牙医这个行业经验老道，有他们带路，朱博士转型几乎是无风险、高收益转型，可以看到的未来，中国少了一个办公室白领，多了一个充满干劲、经验丰富的牙医老板。当然，朱博士自己的观点是兴趣使然，但是到了快四十岁，工作六年的人来说，再谈兴趣确实有点晚，但是也不得不说我们的教育确实会泯灭兴趣。与朱骏相映成趣的是“流浪大师”沈巍。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流浪汉饭都吃不饱，跟“读书”联系不到一起。但沈巍就是边流浪边读书，读书流浪两不误，不为世俗所左右，你说你的，我读我的。沈巍与朱骏境遇迥异，处世之道则同。知乎上也有关于类似问题的讨论，其实很多人的误区就是读书多理所应当的拿钱多，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正相关，一般来说，读书多，收入也一般来说会高一些，但是具体到个案，又完全不同，很多文科博士，确实在经济收入上处于弱势，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离钱比较远，拿到博士学位对收入的改善也比较少，甚至赶不上早几年上班的专科生，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房价飞涨，十年几乎十倍的涨幅，早出来十年混社会，造就买了房子，而刚出校门的博士，拿着几千块工资，面对着几百万的房子，确实有深深的无力感。朱博士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是兴趣使然，我却分析还是认为牙医这条路绝对是无风险、高收益的一条路。这是记者采访时的对话记者：为什么博士学历还要报考大专院校？朱彦俊：一方面是我兴趣比较广泛，平时对历史和医学等学科都非常感兴趣，去年知道有这个分类考试后，就决定往口腔医学方向试一试；另外一方面是，我爱人、岳父也都从事口腔方面的工作，我挺好奇的。记者：之前博士所研究的知识就那么放着，会不会觉得可惜？朱彦俊：之前那么多年的学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整体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专业也并不一定会丢掉。比如说，我想学的口腔医学与人工智能还是有交叉的。记者：假如你被医专录取，会不会向更高的学历深造？朱彦俊：暂时没有考虑，我更偏向职业方向，但未来不排除深入研究。记者：口腔医学中有有一门基础课——解剖学，你会不会害怕？朱彦俊：我之前也问过爱人，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应该不会是个难过的门槛。而且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看医学专业课书本。无独有偶：清华化学博士重新高考读建筑据报道 ，1998年，刘早第一次参加高考，其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专业志愿依次是建筑学、计算机、生物医学工程，后以612分的成绩，上了浙大的调档线，被该校调剂录取到化学工程与工艺系。刘早说，本科学习强调打基础，学生对专业的了解和研究并不深入，学位，刘早学得很认真。在浙大，刘早的综合成绩从大二到大四一直是全班第一，还担任了该系学生党支部书记。最终2002年本科毕业后，刘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化工反应工程专业“硕博连读”。 但是他还是喜欢建筑学，快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毅然回高中参加高考，以644分的高分实现了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愿望。因此他对自己的专业谈不上感兴趣，也谈不上反感。冲着保送研究生的指标、奖学金和学士。我身边的案例：选择大于努力我的高中同学，后来跟我考入同一所大学的生物学专业，读了半年，还是决定回去高考，因为转专业太难了，教育部虽然同意可以转专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难度很大。后来这个同学再次高考，进入重庆大学建筑系，后来在央企做建筑规划，趁着房地产发展的十年，基本已经财务自由。如果还是读生物，估计最好的结果也就是美国某大学著名实验室的博士后吧。当然这个抉择主要是兴趣的原因，但是没想到后期也带来经济上的差异。这种专业调整我个人认为都是理智选择的结果：1、高校转专业太难，试想高中毕业的小孩子，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考生，知道啥大学专业情况，完全就是瞎撞，碰到哪个算哪个，能拷出来就是成绩了，还怎么在乎兴趣。但是进了大学门再调整就很困难了，又是成绩要求，学习实践。对于那些专业性很强的专业，完全没法转，比如建筑系、医学类专业，，所以只能回去重新回炉。2、职业规划太弱，甚至根本没啥规划，别人说哪个好就跟着去，完全不懂未来发展的实际情况，身边一堆朋友被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环保的世纪等忽悠去了生物、环保这些专业，想脱身没那么容易。我有同学学传播专业去了建设银行，进去才发现，学传播和学金融的发展的完全就是天上地下的感觉，自己自学注册金融师，去了国内第一的公募基金，收入自然也是跨越式发展。但是这些行业之间的差别都是工作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朱博士最后决定去考牙医，我相信也绝对是看出了其中的差别。3、如果能换专业，我相信身边的朋友，还是读者朋友们有一大批要换个专业，上班十几年，你会发现，选择比坚持重要，行业比聪明重要， 那个考研咨询达人张雪峰也说，对外经贸的金融专业比北大的文史哲学要强太多，对此观点，我也是认同的。最后，如果给你选专业的机会，你会换专业吗？换到哪一个？来源：学术志 梆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喜报今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向我校发来喜报，对镇海中学毕业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的优秀成绩表示祝贺，向镇海中学多年来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输送优秀生源表示感谢，并称赞我校不忘育人初心，始终坚持先进的教学理念，是一所教育教学成果丰硕、声誉卓著的学校。喜报显示，2019年我校毕业生朱逸峰、沈周瑜等25名学子获得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国家奖学金等奖励；其中，沈周瑜同学还打破芝加哥商学院E&S项目（PhD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in the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s dissertation area）超10年内地本科生零录取记录，收获全奖博士offer，充分彰显了镇中学子的发展潜力和精神风采。祝愿学子们勇攀学术高峰，承继家国大志，勇担时代使命，再创青春荣光！学子风采我校2016届学子沈周瑜，在高二年级时便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大学就读期间，于2018年获得国家奖学金，2019年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唐立新奖学金，大三暑期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交流学习，申请时专业课成绩全部A+。近日传来消息，沈周瑜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届本科生的身份，收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向的全奖博士offer！这份珍贵的offer打破芝加哥商学院该项目超10年内地本科生零录取记录，可谓意义非凡。寄语学弟学妹“虽然在镇海中学只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但是梓荫山下的那一片校园总是让人时时忆起。镇中给我带来的最重要的并不是能够帮助我们考上好的大学，而是让我拥有了非常优秀的学习习惯，拥有了镇中人特有的韧性以及拼搏精神，拥有了镇中人积极面对各种挑战的态度，这些才是镇中教给我们最有用的东西。最后希望学弟学妹能够珍惜在镇中的时光，并且交出一份无悔的答卷！”——2016届沈周瑜老师眼中的他“沈周瑜是个做事认真、有钻劲的学生。”——高中班主任周爱红老师“沈周瑜对数学非常有热情。在沈周瑜的QQ空间，几乎每一条说说都围绕着各式数学题……高一开始，沈周瑜便参与了学校数学兴趣小组。他的数学水平在兴趣小组属于前列，一方面归功于他数学基本功扎实，肯投入，喜欢做题；第二个还蛮喜欢跟同学进行讨论；对问题做一些改编延伸也是他的喜好。“——高中数学老师金国林芝加哥商学院简介芝加哥商学院成立于1898 年，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多次跻身于商学院排行榜前三名，以其多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而著称于世。1920年，芝加哥商学院首先开办了管理学博士项目，2008年11月正式更名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商学院现有专职教师174位，学生3100名，其中全职硕士生 1,100名，博士生120名，在职MBA硕士生1,400名，在职经理MBA硕士生480名，39,000名校友遍布世界各地，许多已经成为全球五百强企业的决策人。来源：镇海中学 统稿：曾昊溟 编辑：刘县兰

中国科学院大学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编者按：2017年9月，首批研究生将正式注册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技术学院的学生。今年5月28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文成立人工智能技术学院。这是我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首个全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新型学院。人工智能技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将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引起生产力的革新。然而，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人才缺口。《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教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学院建设方案》经审议于2017年3月在院务会通过。根据建设方案，学院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核心科学和关键技术，面向国际学科前沿与社会发展需求，形成科研、教育、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与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互补，专业化培育与定制型培育结合的教育科研体系。人工智能技术学院由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担任主、承办单位，联合计算所、沈阳自动化所、软件所、声学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等为共同承担单位。人工智能技术学院建设工作已经启动，目前已着手建立学院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开展课程体系研讨与课程设置方案的论证，开展教学、科研师资力量配置等工作。根据建设方案，2018年9月起还将逐步面向社会，结合国际、国内人工智能技术产业需求，开展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及在职人员继续教育等人才提升项目。同时，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官网上，人工智能技术学院也贴出招聘启示，称急需公开招聘2名管理支撑和服务岗位工作人员。（来源：网易）

在讨论是否转博之前，观察号为你的远见点个赞，能够尽早规划自己的未来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对于硕士来说很多人马上到了转博的节点上还没搞清楚自己该不该继续读博，没搞清自己的定位也没有明确的规划。首先你要知道博士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一名合格的博士毕业生要完成两件事，第一是完全掌握一个科研领域，或者说成为某领域的专家，第二是要在这个领域开创新理论。其次，要不要读博，观察号认为刚上研究生不宜盲目做决定，可以先看一看科研工作的进展情况。如果是硕士转博士，不需要考试，并且目前的科研进展顺利，那么观察号认为你再花2-3年拿下博士学位是值得的，如果是考博或者目前科研工作还是没有什么头绪，观察号建议你谨慎考虑。在了解了以上基本内容，在选择读博或转博前还要考虑好以下两个问题：1、 你读博的目的是什么？虽然现在博士也在扩招，但是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说，毕业并不轻松，印象中可能大家还记得在今年年初中科大博士失联的事，其原因可能就是不能按期毕业导致压力过大，我们承认研究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成果的产出以及毕业，但从整个培养过程来说，博士毕业要比考博难的多。如果你只想混个文凭，为了以后在职称晋升方面或者考公务员时能有些优势，劝你还是尽早放弃读博的想法，当然，如果你本已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读个在职镀镀金就行了。还有，如果想通过读博来找个好工作或者赚大钱，虽然有可能实现但并不划算，因为博士毕业后大部分都会从事科研相关工作，如果去了企业，可能还不如硕士混得好。但是如果你足够优秀，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可以为你开出顶薪。但是，如果以后想走科研这条路，那么读博士不仅重要还是必须走的一条路，能去国外读博士更好。在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学到很多科研方法，培养科学思维，进行科学实践，而且还能接触到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因为有博士点的地方，其师资力量肯定非常强，不仅能在科研上给予你指导和帮助，在为人处事方面同样会教会你很多，换句话说，与这些聪明睿智的人在一起，想不提高都很难。2、 你是否能坚持下去？第一、 毕业压力。虽然现在清华大学已经修改了博士研究生毕业培养方案，不再强制要求发表学术论文，但是这个标准想全国推广恐怕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且不强制要求不代表不要求，况且目前来说论文还是高校申请博士学位的必要条件，理工的论文发表要求更高。此外，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不仅要阅读大量文献，还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论证，对于博士来说要么在实验室，要么就在通往实验室的路上，即便能够按时毕业，付出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第二、 经济压力。虽然现在国家提高了博士的待遇，但是不同高校博士之间“贫富”差距还是不小的，中科院和985高校相对好一些，一般而言，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已经很不错了，可能之前的同学和朋友早已经小有成就，心理上难免会有不平衡。另外如果赶上同学之间的应酬，囊中羞涩在所难免。第三、 就业压力。有人说都读博士了还有就业压力，其实博士阶段重点培养在某一领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其研究范围和学习的领域相对较窄，就业的时候受到一定的限制，更多人选择的是进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工作。而现在高校的用人标准早已不是十年前了，不仅要求论文的档次，很多高校明确表示海归优先。写在最后：读博也好，工作也罢，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而读博不仅是对自己的一次人生挑战更是难得的人生阅历，也是对自己意志品质的磨练，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生财富。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如果这篇文章帮到了你，欢迎点击关注，点赞和转发，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近些年，博士毕业成为了社会一个热点难题，原本三年学制的博士基本都会延期毕业。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我国有接近17万的在读博士研究生面临毕业，然而，实际毕业人数只有不到6万人，接近三分之二的在读博士无法毕业。中科大在读博士刘春杨正是因为读博6年，没能交出1篇论文，最后不堪学业压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论文是博士毕业的至关条件，但是，想要出成果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大多数高校博士毕业要求至少发表3篇期刊论文，其中必须有一篇被“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收录。而想要被SCI收录，就必须能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文章。上海某985高校机械工程专业在读博士陈铭（化名），正是因为英文基础差，大学英语四级考了4次，六级考了8次，直到博士入学后才通过。以至于后来，博士论文投稿多次被拒主要原因就是英语语法错误太多，陈铭坦言：“如果英文好，一篇论文至少可以节省半年时间。”现在，四年博士学制，因为达不到毕业要求，他已经延期毕业一年。博士论文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导师。博士毕业就像游戏里打怪升级，论文就是装备，导师则是GM。装备再好，也顶不住GM随时可以“调高游戏”难度。没有导师的指导（包括提供课题方向和思路、解决实验中遇到的问题等），想要顺利毕业，几乎不可能。还有更糟糕的，由于高校对博士生导师把关不力，有些博导即便不从事科研工作多年，一样还有招生权利，结果就是学生招进来了，毕业却只能自己想办法，因为导师根本无法给出指导。同学的男朋友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读的是学硕，发表的论文必须要被SCI收录。导师是骨科主任，但是多年在一线工作不再做研究，手中没有课题也没有经费。到头来，这位同学只能自己倒贴几万块做实验写论文，再花钱找做基础研究的老师帮忙修改论文、帮忙投稿。遇到这样的导师，读硕都已困难如此，可想而知，读博想要毕业真要难于上青天了。博士如此难读，大学教师读博却另有“出路”。随着“双一流”高校陆续出台“晋升正高级职称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硬性规定，大学教师读博迫在眉睫，然而，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据，目前中国大学教师足有163万，拥有博士学位的只有不到40万。依照目前博士毕业的难度看，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想要在国内读博，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毕业。于是，一条“全日制博士速成”的产业市场悄然形成。5月20日，韩国三大报纸之一的《东亚日报》报道了一篇文章《来韩留学拿速成博士学位，韩国恐成中国的“学历工厂”》，文章指出在韩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据一半人数，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多的群体是中国大学的在职教师。韩国大学甚至为这些读博留学生开设“特色”课程，12天读完一学期课程，3个月读完三年博士课程。不仅如此，韩国大学还提供了一种“买”博士的方案，大约17万的学费加上2万左右的中介费，合计20万就可以拿下一个博士学位。这样得来的博士学位，还能让人相信吗？这样成长的大学老师，有能力培养博士研究生吗？因此，博士毕业难，部分原因在于高校博士扩张导致生源不高，有些考生读博没有相关学术基础和能力，不是因为学术上的喜爱，而是为了获得“虚荣”的资本。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高校对于导师把关不严，有些导师缺乏培养学生的能力，却依旧在招收学生。

不少中国高校教师赴韩读博，仅用12天便能修完全部课程。这种速成的全日制博士在韩国已发展成较为完整的产业市场，17万元左右的学费加上均价1.8万元的中介费，20万元不到就能买回一个博士学位。5月20日，韩国《东亚日报》发表社论“来韩留学拿速成博士学位，韩国恐成中国的‘学历工厂’”，抨击了中国高校教师赴韩修读博士学位仅用12天完成全部课程的现象。韩国《东亚日报》：赴韩留学拿速成博士学位，韩国恐成中国的“学历工厂”。韩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在韩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高达48.2%（6.8537万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共计3636人，相比2013年的1906人几乎翻了一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持硕士文凭的中国高校在职教师。其中全州大学和圆光大学便是中国留学生大户。　1为啥这么多人赴韩读博？或许临近毕业季的缘故，这已经是博士生群体继翟天林学术不端、中科大博士失联之后，第三次登上了话题榜热搜。小编犹记得上一次的吐槽还停留在对论文答辩被导师批评的恐惧和怀疑自己能否顺利毕业的焦虑之中，不曾想有些人仅仅花了十几万去韩国镀金，短短的12天就省去了我们要熬几年的痛苦。在中国，高校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数量有严格的硬性要求。以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为例，在就读博士期间，至少要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的刊物上发表（或录用）2篇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这是在读博士进入学位答辩程序的必要前提。相比之下，在韩国花高价买来一个速成的全日制博士要简单得多。汉桥教育“2018年-2019年中国高校在职教师韩国读博士”项目显示，上课时间实行集中授课学期制，每年寒、暑假期安排上课；授课方式为集中面授形式，韩语授课，汉语翻译；最终，拿到的是全日制证书。这种“水博士”不仅修读起来很轻松，在博士课程和论文审核环节也存在不少违规操作。去年有韩国媒体爆出忠北大学面向中国大学讲师提供的博士项目把需要5个月才能学完的课程“压缩”成12天的课程，这样的博士学位显然有“水分”。忠北大学相关人士则表示：“来自中国的讲师大部分持有硕士学位。这些讲师平常在中国远程获得指导并在假期来韩国集中学习4周。法律层面上，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问题。”韩国媒体报道忠北大学“速成”博士项目事实上忠北大学并非个例，早在2012年全州大学便首开先河，与中国河北省教育厅签订合约。2013年，全州大学开设特别班，第一年招募了7名仅持硕士学位的中国大学老师，此后每年均维持在7-8名的规模。与全州大学同属全罗北道地区的圆光大学，是中国博士留学生大户。截至2018年10月，共有150多名中国大学教师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同年，全北国立大学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欢迎仪式，欢迎来自中国11个大学的24名大学教师到校攻读博士学位，并将该项目命名为“龙项目”。这些韩国地方城市大学如此积极招收中国大学教师赴韩攻读博士学位的背后，是韩国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生源危机。2017年韩国共有196家四年制大学、137所大专学院。其中约有1/5为公立学校，其余为私立学校。除了背靠三星的成均馆大学、倚赖斗山集团的中央大学等有强大财团支撑的少数私立大学，对于很多排名靠后的私立大学来说，生源成为他们的经营支柱。但低生育率却使韩国大学生源不足的局面雪上加霜，2017年韩国的平均生育率为1.05，排名全球最低，预计2021学年的学生实际入学人数，将比大学招生数少5.6万人。这类短期速成博士项目在韩国的火爆，给韩国大学带来收入的同时，中国讲师获得学位成功镀金，牵线的中介也有利可赚，“一举三得”。2乱象背后，“唯学历论”的反思2018年8月，中国驻韩大使馆向韩国教育部传递了“博士速成项目”存在的问题。之后，韩国教育部展开了调查，向忠北大学、启明大学、东方文化大学院等发了正式公文，要求这些大学严格管理学位。收到教育部公文后，忠北大学决定加强对该项目学生的要求，同时终止招新生。但韩国整顿高校加强管理的同时，我们也应反思，为何这些在职的教师会选择花高价来混个文凭？都说学习使人头秃。博士难读，但在学位“刚需”的中国，却不得不读。处于学位制度象牙塔尖上的博士学位，在与科研相关的“学术就业”领域有着天然的优势。而在博士扎堆出现的高等院校、医疗卫生等行业，“博士”也成为晋升和评职称的一项硬性条件。2017年杂志《Nature》对全世界5700多名博士萌新进行了调查，其中将近80%的受访者选择读博是为了课题研究和学术发展；10%的人希望未来在非学术界发展，而7%的人是出于工作需要。有人希望用艰苦的学术生涯换取卓越的学术能力；有人希望用博士学位作为求职路上更好的敲门砖。1978年我国开始招收博士生，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中国博士招生增长率始终维持在20%左右。2017年，在校博士已达36万，当年招生人数也突破8万大关。2018年8月27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要继续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因此博士数量的持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宏观政策的驱动密不可分。当下博士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培养高端学术人才”，同时也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博士学位人才”的需求。3花钱买来的文凭就能一劳永逸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博士”已成为求职的硬门槛，但老牌本科高校基本人满为患，新建本科高校博士师资储量逐渐增加，对博士的需求越来越小。1995年至2008年，进入高校任职的博士生比例从59.8%下降至46.1%，进入科研院所的博士生比例从16.9%下降至8.3%。此外，高校引入博士师资的门槛也水涨船高。一项对65所高校聘任博士人才的研究显示，有16.2%的高校对引进的博士生有第一学历歧视，要求必须为全日制统招本科；有8所学校要求引进的博士其本硕博专业必须相同或相近；约一半的新建高等院校要求引进的博士在40周岁以下；有14所高校对引进的博士的学术能力提出明确要求；有三所高校对引进的博士的毕业院校档次、导师名望提出要求，优先录取985与211类高校博士生。学术劳动力市场渐趋饱和，博士毕业生逐渐远离稳定的教育和基础科研职位，进入“非学术”就业市场，与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等同台竞技、角逐一个饭碗。因此，学位可以速成，但人生没有速成的活法，本本分分做学术比什么都重要！新民眼工作室 杨欢图片 |网络图编辑 |顾莹颖 施雨原标题：12天、20万元就能拿韩国博士文凭？中国高校教师集体赴韩“补学位”引发关注

在《80年代我们怎样读大学——访科大著名校友朱学良 | 熊卫民访谈》中，朱学良研究员回忆了在科大勤勉读书、筚路蓝缕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岁月。在接下来这部分谈话中，他回顾了自己后来留学美国又毅然归国，先在大学然后在研究所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经历，包括他所亲历的PI制最早在中国试点的经过。从这些经历出发，他比较和分析了中美的科研文化、科研主力等，对限制中国科学进一步成长的瓶颈作了深入反思。受访人 | 朱学良访谈人 | 熊卫民整理人 | 任安波、熊卫民[1]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8日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受访人朱学良，1963年生于云南楚雄，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生物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底赴美国，以联合培养方式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完成博士论文，1994年底回到科大，199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并任课题组长。1997年被聘为副研究员、研究组长，1999年晋升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年转入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2000年后并入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后又历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学位委员会主席、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图1 朱学良和熊卫民 | 2017年12月28日摄联合培养 赴美访学熊：您当年出国，是通过学校的政策还是通过联合培养项目？朱：应该说还是出于系里几位老师对我的器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想过考TOFEL、GRE出去，因为很多同学都在做这件事，但考虑到参加这样的考试需要美元，对家里来说是一笔负担，就没有做。硕士毕业留校之后，徐洵老师想培养我，就跟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细胞所”）的郭礼和[2]研究员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李文华（Lee, Wen-Hwa）教授说好，三方联合培养我。因为科大生物系还没有博士点，所以我算是细胞所的在职博士。档案什么的在科大，细胞所负责授学位，具体到美国去培养，用的是这种方式。熊：所以您并没有在细胞所上课？朱：完全没有。我作为郭礼和老师的弟子，却从没为他干过一天活，对此我非常感激郭老师的宽容大度。因为是联合培养，我在美国也不算学生，而算访问学者，那边给了我一个技术员的身份，让我在那里做毕业论文，同时承担一些实验室职责，譬如为同事们合成DNA引物。熊：那您在美国的经费来源是？朱：我算是自费公派，学校并不提供任何费用。李文华教授给我发工资，一个月1600美元，相比公派留学国家给的七八百美元，还是很不错的。科大生物系也还继续给我发工资——那时候的工资很少，我离开前一个月大概就是七八十块钱。熊：回来再补发工资，还是一直不间断地发？朱：每个月都发，一直发。我特别感激徐老师。我去美国的机票钱是徐老师帮我垫的。去美国的头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刚开始的生活费也都是徐老师帮我垫的。图2 徐洵院士（中）和先生罗老师与朱学良2013年在厦门合影 | 朱学良提供熊：请谈谈您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朱：刚出国时，我感到了极大的反差。可以进去自由挑选货物的超级市场、车流滚滚的高速公路……许许多多新东西迎面扑来，我几乎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不知道，极端好奇，兴奋得不行。熊：学术上是何情形？朱：刚去的时候，学术上的很多事情也不懂，因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我们八十年代上学时，教材内容大多比较陈旧，而老师可能也不太了解国际学术前沿，所以没法传授给我们。不懂怎么办？学呗！我们很愿意学。而国外的很多教授也愿意招中国留学生，因为中国留学生特别能吃苦耐劳。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蛮辛苦的。我已经结婚，太太在科大计算机系工作，她怀孕了，可学校不让她出来，相当于被留作人质。我们跟学校、跟系里沟通了很长时间，又是徐洵、刘兢等老师出面交涉，才终于放我太太出来。我见到我儿子时，他已经快八个月了。我在圣地亚哥时住在离实验室挺远的地方，工作很紧张，还得自己做饭。通常十一二点吃午饭，可因为忙不过来，我有时到下午两点了还吃不上饭。晚上也如此，往往要到晚上十点才能走到家做饭。饿极了在超市买点巧克力、香蕉什么的，出门就往嘴里塞。我现在不太吃香蕉，就是那时吃伤了。晚上凑合着吃点，还得多做一些，充当第二天的午饭，弄完这些，就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那时候我很瘦，瘦得皮包骨头。尽管辛苦，但由于对工作、生活中碰到的事情都感到新奇，人总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所以精神状态非常好。熊：您夫人来了之后，就有些照应了。她在美国可有职位？朱：没有，她属全职太太。我先是在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约半年后，李文华教授被聘到德州大学。那里新建了一个研究所，请他做所长，我也就跟他去了。我太太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德克萨斯。我们和几个同事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整个一荒郊野外，就那么几套公寓，周围没有人家。我们是该地第一批住户，进出都很不方便。刚去的时候我没有车，要买什么东西，得找有车的同事带我去。我想少麻烦一点别人，所以半个多月才出去买个菜什么的。通常要到冰箱里的蔬菜都吃光或烂光了，基本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才会请有车的同事带我去买点东西。我后来买了辆二手车，抽空学开车，并考了驾照，等我太太和孩子来了之后，情况就好多了，增加很多乐趣。我工作很忙，孩子是在旷野里玩大的。那里春夏鲜花烂漫，秋冬遍野的仙人掌上立着红红的果实，到处落橡树籽；时常能碰到鹿、浣熊、犰狳、负鼠什么的。孩子很开心，但太太就寂寞了，还得为孩子提防郊狼（coyote）、响尾蛇、蝎子、火蚁（fire-ant）等危险动物。所以太太也非常不容易，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图3 朱学良的孩子在美国住所旁的荒野里玩耍 | 摄于1993年，朱学良提供熊：您在美国主要是做什么研究？朱：我在美国的导师李文华先生是第一个肿瘤抑制基因Rb的克隆者，当时非常出名，是UCSD最年轻的教授。关于肿瘤，更早发现的是癌基因，它们能引起肿瘤，但对于治疗肿瘤和癌症用处不大。肿瘤抑制基因，顾名思义，就是说放到肿瘤细胞中后有可能把肿瘤给抑制住，所以那时国际学术界非常看好这方面的工作，当然现在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参与的是Rb抑癌机理的研究工作。李老师让博士后单倍做师傅带我寻找并克隆Rb的结合蛋白基因。经过努力，我们筛选到了重要的转录因子E2F1，只是投稿比其他组稍晚，而按主编要求连夜补做的实验又未成功，这篇论文很遗憾最终未能进入Cell。我自己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在我们筛选到的其它的Rb结合蛋白上，最后锁定一个李老师取名Mitosin的蛋白质。我对它很感兴趣，尤其是它在细胞有丝分裂期出现的星空般的免疫荧光让我着迷，每个细胞中荧光点的排布和明暗都不一样，吸引着我长时间在显微镜下观察、拍照。但这个蛋白质的分子量很大，推测其cDNA有一万多个碱基对。在当时克隆这么长的基因是相当费力的事，需要一遍遍筛选不同的cDNA文库，测序并逐渐拼接出更长的片段，花了我很多时间。图4 李文华教授（左3）、单倍博士（左1）和朱学良（右2）及同事 | 朱学良提供熊：您的研究是不是很快就上路了？朱：开始还是很顺利的，但后来有些曲折。有段时间我跟李老师之间有点隔阂。在国内，老师对学生很关心、体谅。可当时感觉“老板”只对工作感兴趣，与我从小受到的社会主义教育形成反差，思想上有些反弹，与文华的沟通渐少。不巧又有人嚼舌，让他很恼火，想让我离开。我想，我还没发表第一作者文章，就这么回去，怎么能拿到学位呢？就到其它学校找工作。找到工作后，我向李老师辞行。既然要走了嘛，就跟他面对面把一些事情给说开了。然后大家发现其实有很多是误会，他对我有误解，我对他也有误解。李老师希望我还是留下来把工作完成，而我也希望拿到学位。所以，我留了下来，直至完成主要工作[3]。后来碰到实验室来的人，才听说李老师在我走后夸了我很多年。最夸张的说法是我把他实验室的《分子克隆》（Molecular cloning）这套书都翻烂了！熊：两种差别很大的文化在一起，难免会生出一些误会。在美国期间，您主要有哪些收获呢？朱：主要有两方面的收获。首先是科研能力的提高，论科研水平，美国和国内反差太大了。我在美国学了很多科学方面的新知识、新方法，收益很大。我通过对mitosin（分裂激素）的研究进入了细胞生物学领域，而且鬼使神差的是，这个蛋白质就定位在硕士时曾想做的染色体着丝点上！其次，在美国期间，工作时我拼命工作，空闲时我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美国。我对美国文化有很多体验，虽只待了短短四年，但相信比不少待得更久的留学生，对美国有更深的了解。我对美国社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了较深的了解，与国内相比较，产生过很多思考。这对三十刚出头的我而言，是重要的经历和经验。譬如我后来作为研究生导师和履行各种行政职责时，人性化成了我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此外，成天与大自然为伴、又受到同事朋友们喜爱的儿子（他在那里的名气比我还大）养成了健康的体格和随和、阳光的性格，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有很大帮助。太太虽然没有工作，但平时的耳濡目染使她积累了国外实验室布局和管理等方面的见识，回国后在多个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图5 1994年回国前的朱学良太太和孩子 | 朱学良提供毅然决然归国熊：作为美国名师的弟子，您当年有很多选择机会吧？选择回国时您有哪些考量？朱：是的，我有选择机会，可我还是一门心思要回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师长们的感召。我们系有那么多的好老师，他们一心一意待我，费了好多力送我出来深造，如果我不回去，那就辜负了他们。第二，我觉得自己应当回报国家。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差，靠助学金上的大学。每月二十一块五，我记得很清楚。熊：二十一块五是什么概念？朱：就是吃饭不需要花家里的钱，节约点的话一般的日用品还买得起。所以从上大学起我就基本不向家里要生活费。国家资助了我，我一直是挺感激的。熊：当时助学金是普遍的吗？朱：比较普遍。我拿的是最高的甲级，乙级好像是每月十五块。并不需要评选，也不是根据成绩，而是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情况。我爸工资只有三十几块，我妈又是家庭妇女，家庭比较贫困，学校就给了我最高的助学金。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报答的。熊：九十年代前期，留学生归国的还很少吧？朱：是的。当时周围的华人朋友没人赞同我们回国，而且不少人把国内想得很可怕，都劝我们留下。但大家也都把这看成件大事，光欢送会就开了两次。那个时候，在国外完成博士论文回来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科大生物系，我很可能是第一个回来的。然后有廖侃[4]，他更正宗，不但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还做了博士后，然后才回来。他之回来，更是系里的一件大事。熊：您是哪一年回国的？朱：1994年底。第二年5月我到细胞所来答辩，然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拿不到院里批准的设备熊：回国之后，您是不是很受重视？实际情况跟预期有没有反差？朱：有反差，觉得学校并没有重视我。系里是重视的，可系里没什么资源，而掌控了资源的学校对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重视。熊：回国之初，您打算做什么研究？朱：继续做细胞有丝分裂机理的研究。做博士论文期间，我有一些想法，很想接着博士论文的工作，继续往后做，并希望立即开展，否则，别人也会跟上，新意也就没了。研究有丝分裂必须用到荧光显微镜。系里当时还没有能用的荧光显微镜。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一个（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该局的老局长……熊：王贵海？朱：对，王贵海。因为当时回来人很少，有一次王局长来科大时专门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需求。我说需要一台荧光显微镜，没有这个设备，我的工作无法开展。王局长说：“好，我给你批一台！”我挺感激。可后来我一直没能拿到买这个显微镜的经费。系里的领导也积极帮助沟通，但学校的答复是，尽管王局长给你批了一台荧光显微镜，但按现行的财务制度，生物局并不能直接给你钱，而是要从科学院或生物局给科大买设备的钱中分一块出来给你，可这些钱早已经各有所属了。我一听就傻眼了。熊：您有没有向王局长反映，说没能收到他批准的设备呢？朱：没有。我不擅长这种事。而且，当时我没有他的电话。后来碰到他时说起这件事，他也表示很无奈。图6 朱学良和他离不开的荧光显微镜 | 摄于2009年，朱学良提供调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熊：难以开展工作，那怎么办呢？朱：刚好这时中国科学院要改革，在上海脑研究所的地方成立生命科学研究中心[5]（以下简称“生命中心”）作为试点。在以前的制度下，职工是组织分配到实验室来干活的。作为研究员、实验室主任，你可能指挥不动下面的职工，因为你没有用人权，不能解雇他，你也没有财权，不能影响他们的收入。为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决定在这里试行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项目负责人）制。你是PI，你负责这个实验室。你有用人权，想用谁就用谁，不想用谁就不用谁，你可以给实验室的职工开不同的工资。为什么在脑所这个地方建呢？因为脑所当时萎缩得厉害，出国的人不回来，又招不到新人，所以在脑所内腾了一些空间建生命中心。生命中心成立、建设一段时间后，开始到处招人[6]。1995年有一次在上海开学术会议，我应邀参加。生命中心就带我们去参观，看他们的设备，有多少种显微镜等，还说别的条件也很优厚，然后对我说，这里缺人，希望你来。他们肯定也跟别的一些人说了。不久，廖侃就决定过来，到生命中心建立一个研究组。这让我也动心，因为我想把研究开展起来。但我的情况跟廖侃的有一定的区别。廖侃在美国做过博士后，完全符合生命中心研究组组长的要求，他们聘廖侃做研究员没有问题。而我，刚刚拿到PhD，资历还比较浅，尚不够资格做研究员和研究组组长。而且，在当时的体制下，调动一个高校教师几乎不可能。但是，也有一个渠道，博士后是随时可以动的。后来，就弄了一个联合方案。这跟裴钢院士有关。当时他刚回国不久。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联合在细胞所组建了第一个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引进裴钢任组长，双方都给钱，经费量高达每年一百来万元。裴钢老师对我说，因为生命中心也想双聘他，我要愿意来做博士后，就把我放在生命中心。所以，后来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做他的博士后调来上海，生命中心负责提供公寓；太太也借调来帮助建设、管理他的实验室。我办调动手续时，科大人事处的老师还说，只有人来我们这做博士后，从来没听说我们的老师到别的地方做博士后的。各种风言风语。我在细胞所裴钢老师的实验室待了几个月，帮他做了点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然后就去了生命中心。因为我不够资格当研究组组长，中心就让我做课题组长。我基本是独立的，做的是自己的研究课题，尽管裴钢名义上还是我的合作导师。1997年我博士后出站，生命中心就聘我做副研究员，1999年又聘我为研究员。这么一个调动过程，蛮复杂的。廖侃正式办调动在我之后。他的经历进一步表明，当时调动工作是很难的事。紧接着，脑所垮了，新成立神经所[7]，周专[8]也调了过来。短时间之内三个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从生物系离开，当时在系里是影响蛮大的事情，对后来的人才引进可能也有负面影响。熊：我曾听滕脉坤教授谈起此事。他倒没有怪罪你们，只是说因为当时系里条件不好，难以开展研究，所以你们离开了[9]。朱：感谢滕老师的理解。其实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我对系里的老师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他们给过我很多实实在在的教诲和帮助。譬如鲁润龙老师不仅指导过我的本科和硕士论文，1990年我出国时他还给我做过担保——这是要承担风险的，如果我没回来他要出保金并付出其它代价。关于要不要接受上海方面的邀请，我专门请教过鲁老师。鲁老师给我讲了他自己的经历，然后说：我们从来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指挥到哪就到哪，很少站在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考虑。结果是什么？领导指挥对了当然好，但实际情况往往是领导考虑不周、指挥不当，然后我们也就埋没了。而我们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对国家也是不利的。反过来，若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给做强，国家也就会强。他给了我蛮贴心的建议：过分听上层或领导的话，实际是不好的，你们还是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发展。他的忠告促使我下决心去上海。我并不是出于抱怨而离开的。对于生物系，对于科大，我一直心存感激。我相信很多同学也是心存感激的。2015年是我们班毕业30周年，近一半的同学从世界各地返校。大家不仅拜见了当年的老师，还在科大西区生命院大楼旁捐赠了一套石桌椅。图7 参加毕业30周年返校活动的808同学与部分任课老师（前排左起徐耀宗、陈惠然、康连娣、孔令芳、阮迪云、顾月华）和辅导员（王更生）合影 | 朱学良提供图8 返校活动中王程（左一）、何华平（右二）和朱学良（右一）代表808同学到家探望高龄的李振刚老师 | 朱学良提供图9 返校活动后朱学良（左一）和程临钊（左二）代表808同学看望在上海定居的鲁润龙老师和赵师母 | 朱学良提供图10 808返校同学和科大生命院老师一起为捐赠的石桌椅揭幕 | 朱学良提供PI制改革试点熊：中国科学院把改革试点设在上海，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964年，它就曾设立过上海生物学实验中心；1999年（7月3日），它又成立了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朱：据说有人对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有抵触，因为它把很多本来可能划拨给研究所的设备购置费放到中心去了。后来建神经所时，生命中心就撤销了，仪器设备都留给了神经所。生命中心撤销后，我来了细胞所，廖侃去了生化所，随即两所就被合并到了一起，成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下属的生化与细胞所。熊：也就是说，生命中心只存在了几年。当时有几个研究组呢？朱：研究组不多。常驻PI也就五六个：一个冯林音，原脑所的；一个是贺林，后来从外面英国引进回来的，现在是院士；然后就是廖侃和我；还有刘建华，是生化所毕业的。另外还有几个非常驻的，如香港科大的叶玉茹教授。梅林、饶毅、鲁白他们三人建了个实验室，主要是托冯林音在管。熊：你们当时确实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朱：是的。在我的组内，人员任用、工资什么的都由我来决定。熊：PI制实验效果如何？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效果应当说不错。几年后中国科学院就下决心在所有研究所都推行PI制。因为试点试完了，生命中心也就解散了。中美科研主力比较熊：PI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后我再向你详细了解。因时间关系，今天我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美国跟中国大陆有哪些异同？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这次就谈点科研人员构成方面的区别吧。美国的研究所、实验室广泛使用博士后。他们科研能力强，有很强的独立性，所以，很多实验室人都比较少。我们这边则广泛使用研究生。他们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才能发挥主要作用，且相对缺乏独立能力，所以，我们的实验室通常人多，但产出效率总体上要低一些。我认为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比较细致、系统的。他们的研究生阅读量很大，在写作、口头报告、沟通交流和独立思维能力等方面有系统的训练，研究压力相对较小，学习环境也宽松一些。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要相对粗犷一些。我们所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可算是比较完善的了，有实验室轮转、师生双向选择、开题、转博、导师小组指导研究进展等内容，可我们有几百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方面很难做得很细致。学生们也面临很大的科研压力，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内，博士后很少，绝大多数是研究生，他们发挥了相当于美国博士后的作用。研究生的特点是，他们开始几乎没有科研经验，得一点一滴培养他们。从如何做实验，如何进行科学思考，如何写作这些基本能力教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是好学生，也基本要到高年级之后才逐渐成为比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如果招到基础差或缺乏科研兴趣的学生麻烦就更大，而这种情况又很难避免。招博士后，起码知道他（或她）在博士阶段发表了什么论文，对他（或她）的能力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招研究生，顶多只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学校，考试成绩如何，而这些不太能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和动机。我们研究所招到的研究生应该属国内一流的了，可我发现不少新生越来越缺少钻研精神、探索热情和志向，做事缺乏起码的条理、逻辑性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知道，为了不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学生们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疲于补习、应付繁重的功课，兴趣和好奇心让位给了考分和证书，能力被等同于应试水平。到了像研究生这样的工作阶段，当社会期盼经十几年苦读出道的学生们施展本领、小试牛刀时，却发现不少人已变得兴味索然，或成了低能儿。我认为这是基础教育的失败，并为此非常担忧。本来，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哪怕你把一只小鼠放在陌生环境中，它也会立马到处去探索，更何况人。而且，无论干什么，充满好奇心的人都会有更大的主动性、更强的创造性和更高的做事效率，也能获得更多的乐趣。所以，我认为教育应该是培养兴趣并为好奇心插上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的翅膀，而非用单纯的考分和证书来遏制甚至抹杀它们。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不展开讨论了。总之，以研究生，而不是以博士后为主力，这是我们国家在科研方面，至少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的一大瓶颈。熊：这确实是个问题。少数好学生成长为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后，又马上就要毕业离去了。朱：对。早些年毕业的学生基本上都出国做博士后去了，当然近些年在国内找工作的也多了起来。有时候感觉我们培养人才是在为他人做嫁衣。但我个人还是鼓励我的学生出国深造。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水平不比国外差，没必要出去做博后。即使这句话的前一半有一定的道理，譬如我们所现在的研究水平，肯定高于不少美国高校的实验室，但我还是认为应当出去。去国外，到另一种文化之中，体会另外一个氛围，你会有很多的收获。写文章要用英文，起码你在语言方面能有所提高吧。其它方面，譬如你对另一个国家，对另一种社会制度有深入的体验，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鼓励我的学生出国。不管你准备在国内干什么工作，你都应该先出去。有了较高的见识，你做什么都会受益匪浅。熊：中美两国的科研系统的结构确实有明显区别。朱：根本的差别在于，美国的体制特别重视博士后经历。在美国，不管你准备去做PI还是去公司，博士学位之外通常还要求你有博士后经历。而且，你博士后阶段的工作做得是好是坏，说白了就是你发表论文的水平，跟你能到什么机构、获得什么职位密切相关。因为前途攸关，所以美国的博士后非常用功，真的是在拼命。去美国做博士后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业绩决定他们以后在美国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回到中国来能不能找到PI职位。所以，博士后阶段是大家最用功的时候。而在我们国家，除PI等职位外，博士后经历对于找工作而言经常是可有可无的，或者并不要求做得很好。你博士毕业就可以在大学里找到一般性的工作，甚至从讲师，偶尔还会从副教授做起，有博后经历就会锦上添花。很多公司招人更不在乎你有没有做过博士后，或做得怎样。因为用人市场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或压力，大家自然也就不做这方面的努力。熊：国内在1980年代就有了博士后制度。早年的情况我没体验过，不太了解，近年来嘛，感觉博士后成了鸡肋。很多人认为，博士后是一种临时工作，只有那些在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的人，才在国内做博士后。不少科研教育机构给博士后提供的待遇是很差的。那么差的待遇也能招到人，说明招到的人质量不高。朱：看来不同机构不一样。我也听说一些单位开的条件非常优厚，如博士后的工资可上不封顶，连我们这些PI听了都乍舌。其实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所，博后的待遇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十几万甚至更高的年薪外，还能分到公寓住，或另有住房补贴，而博后出站留下来工作倒不能享受住房这样的待遇了，工资也可能下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招到优秀的博士后。除了前面提到的因素外，非海归不能做PI或享受特殊人才待遇这类制度，也使得好学生纷纷选择去海外镀金，而不是在国内做博士后。我们国家在移植博士后制度方面是下过大力气的，但是未达到预期目标。正如你所说，现在人们选择在国内机构做博士后，往往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是为了换工作单位。这种人你怎么能指望他做得好呢？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博士后不如研究生，与其花那么多钱招博士后，还不如花较少的钱招研究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科研的主力军不能逐渐转型成博士后，恐怕就会成为瓶颈，卡住中国科研的发展。熊：可我还是注意到，你们研究组，以及一些别的PI的实验室，近年来也还是发了好多高档次的文章。朱：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确实有大幅提升，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科研提供了很强的财政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对科研人员的财政支持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科学方面，甚至任何方面的探索都是这样，财力是第一位的。你要是没有钱，就没法探索。什么是探索？探索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来。你要是没做出来，钱就砸掉了。如果你没钱去砸，什么时候都选保险的、肯定能做出来的题目，你就不可能，至少是很难做出创新性很强的东西出来。我们国家的科研底子很差，近些年国家富强了，肯对科研砸钱，还把很多PI从国外招了回来，所以整体水平提升很快。但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瓶颈还在，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它们的效应很可能越来越突出，以致约束我国科研的快速发展。图11 朱学良与其毕业研究生的合影 | 摄于2014年，朱学良提供本文首发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年第4期。标题为《返朴》编者所加。注释[1] 访谈整理人简介：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xiong163@ustc.e.cn。任安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基金项目：“生命科学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BB2110240046。[2] 郭礼和（1940- ），1964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物理化学系，1968年从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91-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3] Zhu X, Mancini MA, Chang K-H, Liu C-Y, Chen C-F, Shan B, Jones D, Yang-Feng TL, Lee W-H. Mol Cell Biol 1995, 15: 5017; Zhu X, Chang K-H, He D, Mancini MA, Brinkley WR, Lee W-H. J Biol Chem 1995, 270: 19545.[4] 廖侃（1962- ），1984年毕业于科大生物系，1991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任博士后，1994年归国，任科大生物系副教授，1995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99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5] 1994年11月15日，经过一年的酝酿，中国科学院联合复旦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上海的科研机构成立了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许智宏任中心主任。参见：田彦.周光召院长寄厚望于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周光召院长在上海生命科学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J].生命科学,1995(2):36-37.[6]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招聘研究组长[J].神州学人,1995(9):46.[7]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于1999年11月27日成立。[8] 周专（1957- ），198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电子仪器专业，1990年从华中理工大学获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然后到德国马普学会、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机构工作多年，1997年到科大生物系工作，1999年到中国科学院神经研究所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9] 熊卫民、高习习.从工农兵学员到教授——滕脉坤教授访谈录.严禁任何形式的媒体未经授权转载和摘编。《返朴》，致力好科普。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文小刚与生物学家颜宁联袂担任总编，与几十位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一起，与你共同求索。

原创钮钴慧慧画财经中科院是指我国的科学院，也是科研工作者人才汇聚的地方，是很有权威的国家级科研单位。一般在很多发达地区都设有分院，但是想要进入地方的研究院也是需要足够优秀的。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90多名科研人员集体出走的消息引爆了朋友圈，吸引了无数的眼球。200人的研究所，有90人集体辞职，这肯定不是正常现象，可以肯定研究所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是几个人辞职，可以是职员的问题，但是接近一半的人同时辞职.这几年科学家的移动和流失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据该所透露，核能研究所高峰在职人员达到500余人，近几年人员不断流失，自去年开始只有200人左右，此次又出现集体辞职，目前只剩110人了。但这次和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规模较大、专业敏感且原因离奇。90多位原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出走.我们知道“唯有科教、科研才能兴国！”，但这一集体离职事件让人不得不反思：高科技科研人员离职风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离职风波导火索记者了解到，集体辞职事件的导火索，是中科院合肥研究所强制更换保安，核能研究所科研人员认为是侵犯了自身权益。核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冲突一直持续到6月15日晚上11点，30多名特警到来。“核所有涉密的项目，我们换正规的保安公司和换门禁卡，才能防止外人进入工作区域。”这名干部说。记者注意到，核所的域名后缀为“cas.cn”，目前与科学岛官网一致。该中层干部说，这是此次改革强制核所改用的，之前的后缀为“fds.org.cn”。“目前我们按照党纪党规在内部整顿，事情暂时平息了，90多位辞职的今天（6月28日）也没来上班，人事处在清理人员，资产处宣布清理资产了。上升到党纪党规，又立案调查了，估计多少有些震慑力。”这名干部介绍，目前有90多人辞职，空出70个事业编制。还有一名疑似核所职员的用户在网上发帖：“院方没有任何提前沟通的情况下，就强行拆除门禁，并让保安把核所前后门锁住，核所人员被锁在里面小半天，对科研人员没有一点尊重，好些女同事惊恐地都哭了”。据这名职员陈述，冲突一直持续到6月15日晚11点，30多名特警到来才平息纷争，并表示，没想到过了大半月这件事竟然在网上火了。目前，核所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所里科研工作正常进行，前几日学生毕业答辩也在时候开展，所长也在单位办公”。他表示，作为基层科研人员，只想安心把自己工作做好。人都是平等的，谁都需要尊重。对于高学历的人群他们的内心可能更为脆弱，他们大多数来自大山、来自普通工薪家庭，他们希望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不曾想被一道不尊重的门锁再次触及到他们脆弱的神经。新的院领导上任后改革，降低基层科研人员工资我们先来看下空个研究所的背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半岛上，得名“科学岛”。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是科学岛上的一分子，新的院领导上任后改革，降低基层科研人员工资，这对核所的研究人员有没冲击？肯定是有，但是，这是针对整个中科院的行为，院里其它所没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证明这不是主要因素；研究所被裁撤，裁掉了10个科研单元中的3个也是院新领导上任后，将核所的10个科研单元砍掉了三个，理论上来说裁掉科研单元，那科研人员就多了，但院方领导肯定也做好了该科研单元下人员的去化工作，可以算是一小部分原因，小部分人对更改后的工作环境不适应或不满意辞职也属正常，但不足以闹到集体辞职，重点是其中有个研究单元“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研究”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为常州当地的产业经济作出不少贡献，这代表着这个研究的收益是可观的，它的更改，可能影响着一些人的收入，这又是影响集体辞职的又一诱因；“中科大的博士待遇一万多，怪不得人家要辞职”据悉，离职的这些员工基本都是中科大本硕博学历，平均年龄为31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科研所一名中层干部表示“读了22年书，出来就有事业编制，一个月工资一万多，并且还有配备的福利房，现在他们辞职说不要了，实在太可惜……”还有解释称：“核所原先是一个搞核材料的研究室，之后扩张成一个研究所，揽下国家的几个大项目。但这两年申请不到大的科研项目，没有钱，人才就走了。”针对于这一见解，网友也表达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问题关键点直指：对于这样一群高学历，高科技人才这样的待遇应该也不算多！不由得想起娱乐行业天价片酬和“年薪仅12万的研究员离职影响中国登月”事情来！难道这就是当前中国科研人员的现状吗？这种集体出走必然意味着人事上的重大矛盾。这一点明眼人都能看的出来。虽然目前更多信息还没传出来，但如果没有组织，不可能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出走。可惜的是目前的新闻只把锅先扣到了普通的科研人员头上。出了这种事，说实话，最倒霉的就是老老实实做事的基层科研人员，毕竟薪水待遇最低，所求也只是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罢了。事情要想水落石出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也不妨暂且等待更新的消息传来。但这件事情也暴露出我们确实在科研上投入的不足和失衡，待遇和经费上的不足就不说了，现在的科研机构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不如高校和企业。是仅仅因为金钱短缺，还是因为自由开放的研究环境不如外面？对基层科研人员来说，能否减少繁琐的会议、考勤和考核？能否提升相对较低的待遇？能否有一个可以安静的沉下心来做研究的空间？这些问题值得深思。一个研究所“去年开始只有200个人了。这下90多个人辞职，现在就剩100人左右”，这局面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在大众印象里，一线科研人员往往相对单纯，他们通常不会主动生事。而且即便不排除个别“刺头”存在的可能性，一大批科研人员全是“刺头”的几率微乎其微。那么到底是什么激怒了“老实人”，就值得好好调查。科研人员不仅是他们各自家庭的栋梁，是所属单位的职工，也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公众对科研人员异常动向的关注，也寄托着对整个社会创新环境的关心。人们有理由要求一个权威、有说服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