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

本文乃作者小衫说文化原创，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雍正官窑创始于雍正四年，直至十三年，督造官是年希尧，但年本人管理淮安关税务，并不驻厂直接督造，不过由他遥倾指掸。年希尧大概也是个有文艺修养的官僚，当时官窑瓷器的式样由他参加意见，也是可能的事。他所督造的窑称为“年窑”,“年窑”瓷器的式样，据说“极其精雅”,其中的珍品也多仿古，能仿宣德成化二窑，与“郎窑”相近。其代表作是一种淡天青色的瓷器，此外还有“青花”、“五彩”等式样。古董商把一种暗杠色的小器成为“年窑”，这是不大可靠的。年窑从雍正六年起，清廷又派一个很有文艺修养的内务府官唐英驻厂督造，受年希尧的节制。唐英专心向工匠学习，逐渐成为制瓷的大名家，在他管理期内，官窑瓷器大有发展，仿古创新，式样繁多，清代的官窑瓷器从此进入了至盛期。雍正后期的官窑名为“年窑”,实际上已是“唐窑”了。唐英从雍正六年驻厂督窑，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八年之中，把官窑瓷器发展到顶点，根据他所作的陶成纪事碑记看来，至少到雍正末期，官窑瓷器的水平巳经和乾隆年间差不多了。唐窑又傅说清初的“五彩”瓷器：康熙窑彩色很浓，不和粉，称为“硬彩”;雍正窑彩色稍淡，是和粉的，称为“软彩”: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雍正以前已有“粉彩”，雍正年间的“五彩”瓷也未必都是“粉彩”。大概雍正“五彩”颜色淡姘，多有和粉的(“单彩”瓷有一种称“胭脂水”的，作淡红胭脂色，非常鲜艳)，这是彩瓷的一个新发展，此后“粉彩”瓷器就兴起了：这样看法，是比较安当地。我们认为：“粉彩”的盛行可馆也是唐英的贡献，因为唐英所督造的瓷器，无论是雍正窑或乾隆窑，其产品都是很觯艳华丽的，“粉彩”就是-种鲜艳华丽的瓷器。(以上论“雍正官窑”瓷器)硬彩唐英驻厂督窑，直到乾隆元年，就在这一年，唐英被谓到滩安关去任税务；乾隆四年，又调管九江关税务，直任职到乾隆十四年；十五年调任粤海关监督；十七年又调回九江关，一直任职到乾隆二十一年去世。当他管理淮安关和九汇关税务时，仍兼管景德镇官窑瓷务，这样除去乾隆十五、十六两年在粤海关任职时似乎不兼管景德镇瓷务外，从乾隆元年到十四年，十七年到二十一年，前后共历十九年，他都兼任着景德镇官窑督造官；再加上从雍正六年到十三年的八年，则他管理景德镇瓷务，前后共达二十七年之久。清代官窑瓷器就在这相当长的时间中，发展到了最高峰。景德镇官窑瓷乾隆年闻的瓷器，显然比雍正年闻还要进步。不过乾隆年间的官窑虽然号称“唐窑”,但唐英本人反而并未驻厂督造，只由他遥领指挥，和年希尧的任务差不多。然而这时候景德镇官窑的瓷务，一定仍是依照唐英所定的规格进行的：所以称为“唐窑”,也还名副其实。又唐英任淮安关税务时，大概不曾亲临窑厂督察，而在任九江关税务时，则每年两度临窑厂巡视，对于瓷务更有直接指挥的可能。乾隆官窑瓷器的精工美备，花色繁多，称为“集厂窑之大成”,这是前人已有顶部的。从雍正到乾隆的“唐窑”,其最主要的成就，除仿古创新，式样繁多外，还有“龙蝴、钧窑，继艳业，复古制”的功积。“龙纲”是一种榆有龙形的大器，在过去很难造出，清代到“唐窑”时，才能很有把握地制造，出器颇多。龙形的大器“钧窑”本是一种“窑变”瓷器，极难仿造，“唐窑”能很有把握地制造“窑变”瓷器，模仿“钧窑”而有新发展。又“珐琅彩”瓷器股胎于“珐琅”,多仿“洋彩”,非常华美，是“彩瓷”中最精致的作品；其制始创于康熙，而极盛于乾隆，即所谓“古月轩”瓷，近人已有考证.唐英在乾隆几年骨编着陶冶图说二十则，这是说明清代瓷器工艺的一大着作，它表现了乾隆年闻瓷器工艺的高度水平。从唐英死后，官窑瓷器不付听说再有大发展，大概终乾隆一代，瓷器工艺不贫超出唐英规格的水平。“珐琅彩”瓷器嘉庆以后，瓷器工艺随着整个糨济、政治和文化的衰落而衰落，专事模仿，创造性极少，工艺程度也比不上从前。到清朝后期，瓷器工艺更是不振，可是清末的仿古瓷器，还有可以乱奥的。“民国”初年，袁世凯企图称帝时，会下合造“洪宪窑”瓷器，据说也很精致。又自从清末官窑解体后，良工四散，禁合解除，官窑的技术普遍传入民间，这却推进了民窑瓷器的发展。(以上论嘉庆以后官窑瓷器的衰落)清代民间瓷业发展的情况，限于史料和研究水平，这里不能详细叙述。大概随着官窑瓷业的发展，民窑瓷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其制品有胜过官窑的。可是由于官窑的垄断排挤，至少景德镇民窑的发展，就受到不少影响。清代景德镇民窑很少有名的，只有康熙年间有一个“熊窑”，是次于“郎窑”的名窑，据说制作“粉彩”瓷器，它可能是私营的景德镇窑厂。又有“吴窑”,不知何时所创，是歙人吴鏖在景德镇的私窑，“产秘色器”,据说“与唐、熊、年三窑齐名”。至于景德镇以外的民窑，出品佝好、也相当流行的有“宜兴窑”、“广东窑”等。但明清时代的瓷业毕竟是集中在景德锁的，直到现在为止， 一般人说起瓷器来，总还是提景德镤的乃规姚地发的瓷器，远远及不上景德镇的产品，所以占不聪尊嘤地位。挺竖许险清代的民密瓷器。参考资料《明代民间青花瓷器》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日前，由中宣部支持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第三批图书正式出版发行。本次出版图书包括《荀子》《楚辞》《论衡》《史通》《贞观政要》5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秉持“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的编纂目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籍，力邀相关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以当代眼光审视并深入浅出解读，寻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契合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荀子》是继《论语》《孟子》之后儒家重要经典，其思想充满“思辨”色彩。通过专家解读，读者可对书中蕴含的思想有更深刻的体悟。《楚辞》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与《诗经》并称“风骚”，解读人在文本和字词注释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给读者提供精审耐读的文本。《论衡》吸收先秦汉代诸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开创了元气论，反对天人感应论，解释世俗之疑、辨析是非之理，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史通》是首部系统性史学理论专著，论述史籍源流，评价前人修史得失，探讨史书体例及编纂方法。《贞观政要》为政论性史书，反映了贞观时期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尤其是谏诤制度的由来及发展变化，通过专家解读，广大读者可以深入领略唐太宗君臣讨论治国理政时所表达的智慧，做到以史为鉴。本次出版的5种图书的解读人分别是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复旦大学教授邵毅平、扬州大学教授王嘉川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保成。“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每一部书都是解读人、审订人及编委等精益求精、集体创作的工作成果。《楚辞》解读人赵逵夫在书稿修订过程中，专门致电编纂工作办公室说，现在像“百部经典”这么下功夫做一本书的已经很少了。工作人员专程登门拜访详谈，有完整的工作手册，请三位外审专家审稿，还时常跟进联络，解读人怎能不认真改稿？像“百部经典”这样选题不偏、精选底本、解读权威的本子不多。作为《楚辞》书稿的审订专家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徐志啸也表示，解读人对审订意见积极吸收的态度，说明编纂组织工作做得好，如以后还有类似工作，愿意尽力。为保证图书编纂质量，每部书稿都经过提交样稿、样稿审读、初稿审订、解读人修订、审订组长复审等环节，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多轮审订，在编纂工作办公室收到“达到出版要求”的意见后，才提交出版社，进入编辑流程。截至目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已出版图书20种。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介绍，按照工作规划，2019年底前力争再出版10种图书。届时出版总数量将达到30种，部分科技类典籍解读图书也将与广大读者见面。责任编辑： 刘阳

崇德向善、明德惟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这六方面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代树新风、化新人的价值引领。（2月17日央视网）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因为作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积淀着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含着民族最根本的思想基因，深藏着民族最丰富的道德资源，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激发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强大支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更加充分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更加自觉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国理政、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崭新阶段，有力凝聚了民族精神，得到全世界中华儿女高度认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不言而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因此，对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来说，就是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如此，就需要我们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南方网：李建）

今天，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取得巨大成绩，但解决面临的许多难题仍然“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本着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尊重与思考的态度，多次提出挖掘与借鉴历史经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服务，形成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借鉴观。历史借鉴观的核心内涵学习是一种借鉴，借鉴是一种更深刻的学习。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中华民族快速发展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学习并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分，一贯重视历史借鉴。他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因此，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从这一思想出发，习近平总书记从多角度阐述了他历史借鉴观的具体内涵：一是借鉴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都给人以重要启示。他强调，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我们学习历史，要结合我们正在干的事业和正在做的事情，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比如，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置手段并用。又比如，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再比如，我国历史上经过科举制等途径，探索出了把人才的培养与任用分为两类：通才与专才。这个选人用人的历史经验，今天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二是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经验与教训。读史可以明智，可以观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我国古代反腐倡廉的许多思想和实践，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廉政问题的缜密思考，体现了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卓越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三是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他认为，培育、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他在许多讲话中，还具体探讨了中华民族在世代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爱国、民本、自强、和同、信义、仁善、德治、均平等观念，指出这些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与理念，随着时代推移和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四是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借鉴观是开放的历史借鉴观。早在1996年，他就指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又要面向世界，吸取和借鉴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十八大以后，他在高度重视学习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始终强调要“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倡导“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还深刻指出这种借鉴是时代的需要，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历史借鉴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中，素有重视记录历史、学习历史、借鉴历史的传统，强调政治家治国理政应当从现实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取舍、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与国家发展，历史与政治兴衰，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高度紧密的关系。从历史中获得的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等治国思想与方略，是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时期社会变革的精神源泉。例如，秦统一后，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集团，对统一国家内部推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进行过激烈争论，而最终否认了分封制，全面采取郡县制的管理方式，正是李斯等一批政治家正确总结周以来历史经验的结果。汉初刘邦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自负，拒绝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经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人的说服，终于懂得了礼仪教化的重要意义，遂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撰成《新语》十二篇。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及时调整秦代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的统治政策，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国策，影响着汉初几代君主的施政方针，与“文景之治”的出现有直接关系。魏晋时期，建立汉国的刘渊自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耻也。”建立后赵的石勒虽不识字，却很注意学习历史，让人读给他听。有一次使人读《汉书》，当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时，大惊道：“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当听到留侯（张良）谏，才说“赖有此耳”。这两位君主都不是汉族士大夫出身，而属少数民族，他们或对汉史人物有精深的研究，或对历史有深刻的见解，这对他们当时的政权建设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唐初名臣魏徵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对唐太宗的劝谏很多都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十分重视历史学习，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通过研习历史，他不仅认识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而且深感“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通过《贞观政要》一书，我们不难看出“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为首的政治集团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有着莫大的关系。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特点，使中国历史发展既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呈现出自身的规律。而善于总结与继承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一次次登上人类文明高峰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政治家善于从历史中探索未来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在这个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历史积淀深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必须坚持中国国情、中国道路，也须臾离不开历史思维。因此，他高度重视历史学习，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他多次强调历史认识的重要性，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他还十分重视吸取历史经验的意义，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借鉴观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他关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密相连的深邃历史思考。历史借鉴观的理论方法学习历史既要有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更要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环境，我国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既不会胶柱鼓瑟，也不会妄自菲薄，总是在善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未来。《大学》中所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神就是创造与创新的精神，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不断得以前行的重要思想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不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也形成了历史借鉴观的科学理论方法。首先，坚决摒弃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高度强调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一个抛弃或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断指明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事实就是如此，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的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今天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其中无数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不仅对于我们今天治国理政，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对每个人，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其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借鉴传统文化更不等于以传统文化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时刻也在强调必须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要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看待传统文化。他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再次，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树立了典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战略中，从许多方面吸取借鉴了传统文化精华，并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内涵，发挥出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时代价值，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截至2016年12月9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37次集体学习有9次与历史或历史理论学习有关，其中5次与传统文化直接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许多表述，展现出他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敏锐思考。例如历史上的“一带一路”、反腐倡廉、国家治理、法治与德治、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等，涉及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家庭与个人层面各方面，已经融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历史全视角下的“中国特色”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 卜宪群）

原标题：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信息快递）——首届历史政治学年会述要中国政治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人大政治学论坛2020暨首届历史政治学年会”不久前在京召开，与会者围绕“‘大一统’与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与会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从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治国理政思想中汲取智慧，与时俱进坚持和完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王续添）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自身，都亟须中华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个体和群体，思想观念要到位，知识结构要调整，要“扩容”，举步措施要得当，落实行动要扎实，相关的体制、机制要改革，协同创新要推进。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五周年之际，“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在京召开“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纪念活动、学术活动，也是对协同创新中心下一步工作进行研究和安排的活动，这对山东省乃至全国儒学界协同、合力，创新性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产生很大影响和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前视察曲阜，并发出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号召，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调整、动荡、变革的关键时刻的一个重大事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类正站在又一个十字路口。此时，世界上像杨朱那样，茫茫然不知南行还是北去者众，正需要中国智慧；国人方向已定，但是一时不知如何找到兴旺之法的人也有，这也需要从祖先的经验和教诲中汲取适合于今的思想而发展之，超越之，形成民族共识，自觉而自信地昂然走在新格局下的大路上。因此，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自身，都亟须中华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对中华文化的主干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儒家学说从孔孟开始奠定了的基础出发，2000多年来，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化和创新，甚至可以说，一部儒学发展史，就是儒家思想不断丰富提高、超越自身、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时代与现实的历程，前哲的精神和经验已为我们“导夫先路”。从20世纪中叶起，中国的社会结构、教育水平、科学成果、文化自觉，特别是政治制度，和20世纪前半叶以及全部过往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当下，以继承、发展儒学，为文明相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学人，我们心急如焚，是理所当然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任重道远”的古训也在提醒我们：既要全力以赴，又要切避急躁；既要大胆创新，又要牢记根本。为把这一想法说得清楚些，我简要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谨供“中心”和同道们参考。一是必须站在为人民、为天下、为人类未来的高度有所思、有所为，就是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出发点和指南。二是需要跳出儒学看儒学，跳出中国看儒学，跳出人文社会科学看儒学。这是先圣先哲开辟的不断履践探索之路，接力的火炬传到当代，我们理应视野更开阔，方法更科学，跑得更有力，更迅捷。三是要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把中华传统文化“讲清楚”，让它“活起来”，这应该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唯有如此，也才能与儒学界人士学习、研究的初衷相吻合。为此，我们自己首先要研究清楚，要在自己心里活起来，学习、研究者主体与所研究的客体相合为一。“知行合一”在儒学学习、研究、转化和创新过程中尤为成败、优劣的关键。四是要高度重视一代代年轻学者的培养，勇于改革创新培养年轻人的体制和机制。五是要挽救即将湮没的“绝学”。这里所说的“绝学”，特指原先被列为“经学之附庸”的“小学”，包括文字、音声、训诂、校勘、版本、典章制度等等。这些都是让文化遗产说明白、讲清楚、活起来的基础、前提和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夫子之教也。上述几点，概而言之，不过就是想强调：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个体和群体，思想观念要到位，知识结构要调整，要“扩容”，举步措施要得当，落实行动要扎实，相关的体制、机制要改革，协同创新要推进。“知易行难”，其实知也不易，包括知“其然”和“所以然”都需下一番苦功夫；而欲明其深邃内蕴，化为内在，从而具备身体力“行”之能力，确实更“难”，特别是在大的格局发生巨变时，尤难！《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28日 22 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对于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深刻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最深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沃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中华儿女努力劳作、奋进拼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意志品质等不仅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精髓，更是滋养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提振当代中国人精神力量的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与精神追求，就是尊重中华儿女的勤劳奋斗与实践探索，就是尊重中国人的不懈追求与文化需要。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指出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轴心时代”至今，依然焕发着生机活力、从未中断，究其根源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发展理念，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处事方法，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爱国情怀，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人文精神等，在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相较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而言，是一国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与发展动力，以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暴力、强权等硬实力的比拼不再是解决国际问题与冲突的唯一途径，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不敢也不愿轻易诉诸使用武力，而是由经济、军事等硬实力领域转向了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化软实力成为国与国竞争的重要方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更是责无旁贷、刻不容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与灵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不竭动力。“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自强的重要支撑，也越来越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必不可少的因素。基于此，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现代社会相协调，积极主动实施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不仅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更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传播中华文化、彰显中国形象。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沃土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任何新的创造，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和环境下进行的，而不是凭空想象或拿来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条件和环境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因而在我们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时，这一既定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完全借鉴“西方模式”，而必须切合中国的现实国情，遵循独特的中华文化传统优势，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具体来说，从道路的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发展不仅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既定历史基础，而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兼收并蓄、实事求是、革故鼎新等精神品质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发展提供了启迪。从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相结合的产物。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价值追求等高度契合，从而使其在中国落地生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等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并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良好思想文化环境。从文化的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具有本源性地位，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的时代表达。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与现实旨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加剧，由此引发的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建立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他多次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讲文化自信，要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底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文化资源与力量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传统，包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根脉和灵魂，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文明多元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应时代需要，与中国实际结合，创造性地发展出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撑。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不竭动力。面对当前文化安全问题凸显，国际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走出去”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一方面，要在执中鉴西、贯通中外的实践中积极树立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置于当代世界文化语境下加以重新挖掘与开发，积极主动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有益贡献。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储峰

关于文化，习总书记这么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涵的内容十分广泛、繁多，但核心在于儒道两家。抓住了儒道经典和概念，就基本建构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四梁八柱。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本源，是最有价值的著作；概念是人们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认识和反映，儒道的基本概念包括道、仁、义、礼、智、信、孝、忠、廉、耻等。学习经典要注重原著的学习。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任何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能够有助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传诵得更远，跨越时空，传诵得更深，直指心灵。并充分利用这些传播方式吸收涵养，化入生活、化入内心，拨动心弦，拉近心灵之间的距离。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所蕴含的物质文化是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载体，所蕴含的精神文化是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撑，所蕴含的行为文化是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因此，要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基因，培育新的红色文化基因，让红色基因浸润到人民群众的灵魂深处。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光辉产物，与革命的发展交相辉映。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不竭动力，从陈天华到林觉民，从夏明翰到方志敏，无数革命志士舍小家为大家，为革命的熊熊大火在中国大地燃烧，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这种奉献精神，在一代代的革命者中，悄然地传播。“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是流淌在革命者身上的一种血液，是中华儿女赢得近代反抗侵略斗争的最终胜利的关键所在。这种革命集体主义精神，与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密不可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文化；是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根本目的等，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正是由于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精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健康向上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本版编辑 | 小陆

整理者按：谢刚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生于1928年，2016年遽归道山。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北大学生，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形成了诸多独到见解。我们根据先生的谈话加以整理，以飨读者。括号内文字为整理者所加。01我给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特定群体生存与发展经验的总结。个人行为不能代表群体。李鸿章去国外满地吐痰，这不代表中国的文化，是他个人的行为。郭嵩焘去国外就比较客气。要我说，李鸿章就是中国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当权派，而且距离登上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是典型的中国文明结构的代表，已非中国文化的代表。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是软实力，文明结构则是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直到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存在，是硬实力。中国古代文明结构的首要特点，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在中国文化上，我们认为很多人却是追求自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的自由观。但在文明结构上，只能承认“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李鸿章可能也有了这种感觉。慈禧就怕他做皇帝。有一个很有学问又跟郭嵩焘对立的人，在英国当过大使，就向慈禧参了一本，说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他肯定是有根据的。慈禧看了之后二话没说，以讲究和谐为名，把这个上折子的人撤了。李鸿章感觉只有他才有可以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外国人也不例外，于是便不尊重别人的文化，随地吐痰了。中国文明结构还有第二个特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慈禧懂得李鸿章的硬功夫实力比自己强。中国这种文明结构是汉武帝时代确立下来的。此前，中国文化形态史学（先生把历史学分成文化形态史学和意识形态史学，前者代表是司马迁，后者代表是班固和司马光）的鼻祖司马迁大概不承认“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观点，他给汉高祖写了个本纪，给项羽也写了个本纪。他认为刘、项，还有陈胜都有竞争天子地位的自由，所以司马迁对天道的观点是：“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意思是他也不知道。历史本来就没有对错。不过如果说历史怎么打扮都对，这也不行，总得说出个道理来。文化的概念中的群体是所有人，是所有人的一种理念。理念就是idea，抽象的，纯粹是精神上的东西。文化可以不要加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帽子，因为是从经验上总结出来的。经验可以有唯心的，也可以有唯物的体验。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是抽象的，越抽象，涵盖的面就越多。不过有些哲学家，像冯友兰说哲学是思想思想的思想。我同意他把哲学定位在精神状态上，但我不同意他将哲学完全作为空话。马克思说：哲学是行动的指南，哲学抽象出来后，还要回归到行动中去。所以我的看法是：文化必须通过政治操作，取得文明的效果。文化和文明不是也不可能是分离的，你可以在精神上将文化和文明分开，但在事实上文化必须转化为文明。你一直思想思想的思想，思想到什么时候？干什么用？怎么发展下去？中国一直讲究内圣外王，就是思想思想的思想以后，还要去进行政治操作。这也是文化人的一种使命感。现在有人讲文化以人的快乐为目的，不只于丹这样说，还有更严肃的学者也是这样认为。那就应该把“内圣外王”改为“内外都有快乐”。有人说，现在文化人多已宠物化，这话是刻薄了一点，但快乐也是宠物主人之所有，宠物自身快乐吗？02中国的皇权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跟外国不一样。外国特别是日本，别看他这么现代，他认为他的皇室是神。你看他跟美国打成那样，跟中国打成那样，他投降可以，但必须保留皇室。美国也同意了，为什么？就是从文化考虑的。他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跟你是共和的总统，没有冲突。中国的皇帝制度最能体现皇权功能性，中国的皇权是天也不予保证的，不行就换，历来如此。日本换过吗？天皇号称万世一系，西方还有“教皇无谬说”。中国的皇权更替叫革命也好，叫禅让也好，叫推翻也好，不合适了就换掉你。这是中国文化规定的，可见于大概也是汉武帝前后不久成书的《礼记·礼运篇》。它规定皇权必须保证“小康”社会的稳定，不行就“去位”。（“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中国的皇权就是功能性的。孔子时尚不主张更换，到孟子就不然了。从经验上看，也非换不可。这是中国能够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机制所在。中国在亚洲是第一个废除皇帝的。在公元前841年就有所谓共和政体存在过。有趣的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任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时候有一篇演说词，讲的是西方现代共和史，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致祝词的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梁启超最亲密的战友，他代表国会却大讲，从中国的传统来说中国老早就知道共和，中国的历史本来就有共和。这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林长民用中国史实来解释共和，袁世凯从外国来解释共和，怎么解释都行，这就表明不仅中西文化趋同，也表明中国文明结构的皇帝也好，大总统也好，都只是一种功能性存在。我用第一种皇权来解释古代国家元首的功能性存在，而西方文明结构的元首的功能性存在是从现代革命才开始，因此用第二种皇权来解释现代国家元首的功能性存在。谈个人的时候我用皇帝。中国古代功能性的皇权一直存在。像中医所说的心肝脾肺肾，并非指器质性的具体存在，指的就是人体运作机制的一种功能性存在。我所说的皇权功能性就是政治操作文化的运作机制和国家文明结构运作机制的最终决策权，并不是说推翻皇帝之后共和还是帝制。从文化到文明，必须经过皇权的政治操作而实现。外国历史同样如此。拿破仑是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最大推动者。小布什除宣战和缔约外，也可以否决国会。没有拿破仑，还不知道欧洲会是什么样子。现代和古代的皇权可以区别开，但功能是一样的。现在美国正在谈论“克林顿王朝”和“布什王朝”问题，当然不是指的帝王家庭世袭制，但是指现代皇权的世袭制问题。民族啊、国会啊，只有通过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政治操作才能实现，然后才有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共和制，法国的总统制，日本的天皇制。哲学家也好、思想家也好，设计出来的任何文化机制或者文明体制都必须通过实践检验，实践又不能是俱乐部或“一国三公”式的运作，最终决策权是运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古今中外任何机制或体制概莫能外。文明结构的确立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皇权是否合格也要通过政治操作的检验。实际上李鸿章就是由地主阶级在野派转化为当权派再到皇权的一种政治操作。他是曾国藩和袁世凯之间承上启下的一位历史人物。我们称之为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皇权的政治操作主观上是有文化导向的。文化只有经过政治操作的检验能够确立为文明后才变成可以规范文明体制运作的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虽然也是一种精神存在，但入于文明的范畴，就不可能还是文化原型的范畴。例如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是从孔子开始讲的中国的古典自由，但入于文明的范围后就具有限制自由的强制性。这可能跟别人的观点不一样。皇权的政治操作在汉武帝之后通常是由地主阶级在野派按照儒家文化导向来提供的，化作意识形态以后，便由地主阶级当权派去执行。这些是我的发明创造，主要是试图解释一些中外历史学研究中一直自相矛盾而又纠缠不清的问题，我的这些解释试图从古代一直贯穿到现代。中国的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实际也是由地主阶级在野派转化过来的。不论是思想特征，还是其本身的社会和政治存在，都是这么个东西。地主阶级在野派有能力从文化视角上去总结群体的经验。司马迁也不总结，就把事实摆出来。03中国文化一向是多元性的，政治操作的文化机制也是多元性的。只有确立为意识形态以后的文化机制才是一元的。中国文化源于三大家——孔子、老子、墨子。中国到现在也没离开这三大家。为什么我说是这三大家呢？战国时代的百家也是从这三大家发展出来的。到汉朝初年的时候，就成六家了，查《史记》可以查到。现在中外一提中国文化就以儒家为代表，不合事实嘛。到了汉武帝就剩两家了，一儒一法，儒法相成，号曰儒术。这个法家是从战国开始的，不是春秋时代以邓析为代表的法家。历史、思想史、哲学史是可以对照的。《老子》思想成书的时代比《孟子》还晚，因为可以从《道德经》里看出来老子思想里有针对孟子的思想，他是反对的。司马迁说孔子是老子的学生（孔子问礼于老子），大概也不对。可以肯定的是，在孔子的时代，老子的思想肯定已经存在，这是有根据的。说墨子是孔子的学生，也不太可靠，但儒墨相通，比较有依据。司马迁说对了的是这三者是差不多同时存在的，从春秋就开始了。最早有记录的就是《论语》。这几家的思想，从后来人的陆续记载中可以看到。比如杨朱是西晋人说清楚的。战国时代的孟子说得很清楚：“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至今也没有逃出这一范畴。不过孟子没有提到的一点乃是逃儒必归于墨。杨，就是杨朱，属于《老子》成书以前的老子体系。战国法家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就是虽源于法家的政治操作，但指导思想却是老子和荀子的混合发展起来的。荀子是儒家，主张性恶，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帮助秦始皇的混合政治操作，用的就是法家思想——老子的思想和荀子的思想相结合。文化趋同，从政治操作来看，中国也跟西方差不多相似。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解决群体间或群体内生存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关系类似，经验也类似；文化更趋同，政治操作机制也会差不多。解决群体间关系先要解决群体内关系的稳定问题。群体内关系的根本问题即个体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杨朱讲“贵己”，是个体本位主义者；墨子讲“轻生”，是群体本位主义者。前者在生存竞争中是强势者，是少数；后者是弱势者，居多数。儒家讲自由，也讲仁爱，最终的稳定靠法制。政治操作的文化导向，我总结出来的办法，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制，一个是社会主义，当然这是用现代文明概念类比的。操作之后，各归儒家。马克思说，历史常常表现为本想入这个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个房间，就是这个意思。中西文化趋同，文明结构却也千差万别。儒家文化反映的本是中国的古典自由，法家文化反映的本是中国古典的平等，墨家反映的是中国历来的社会主义。如果离开这三家，外国的自由、平等和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行不通。太平天国是典型的墨家思想，你别看他是什么基督教。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导向是自由、平等、博爱。博爱就是社会主义观念，是革命后期的产物，由马拉主导。墨家讲博爱，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当时的国学家一下子就把它和墨家联系起来。直到孙中山讲博爱也还是联系墨子。墨家的组织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侠、游侠，大概在司马迁时代，墨家就已经非法了。秦始皇的法家意识形态站不住脚，汉武帝的儒术就站住脚了。因为儒家认为，法家暴力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思想不能盖过自由。马克思说人类的理性终端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的儒家为什么一直存在，倒了又站起来了？文化机制的导向与文明体制的意识形态导向为何归于儒？因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个人主体性的自觉认同，而且是双向性的。双向性就是平等性。三纲的单向性是后来的事了。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双向的，你对我礼，我就对你忠。反过来，个人就应该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自由。又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谓之曰恕，也是双向的。宋明理学后来也发展儒家的自觉，但把双向性给取消了，变成了单向性，意识形态化以后，成了所谓的“吃人的礼教”。从文化理念到政治操作，再到意识形态的规范，这是历来中西历史的轨迹。说得越抽象越省时间不是？文化形态史学主张破坏性和创造性都是同一的希腊式思考。这就是说对待同一个事物观点不能变来变去。例如租界，一会儿说是革命的，一会儿说是反动的，一会儿说是殖民地，一会儿说是现代化过程的表现；观点总是随文明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变迁而变迁。例如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原先说是卖国政府，现在又说是民族主义的。当然我是同意后者这个观点。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属资产阶级范畴，其破坏性与创造性本是同一的。如果洪宪帝制是君主立宪政体，也没有必要把杨度与严复绑在袁世凯的战车上。柳如是是婊子，陈寅恪还不是给她立了一个“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牌坊？州官放火与百姓点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对历史所表示的遗憾不能停留在又谴责婊子又立牌坊的反复，或各打五十大板，各赏五十两纹银的平衡上，而要对历史的经验作出总结。袁世凯最大的错误不在当皇帝和刺杀宋教仁，而在于反对孙中山。孙中山的根本问题不在任何时期文化和政治操作的机会主义上，而在他崇奉太平天国，却不能将其“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按照洪秀全杨秀清的那一套去搞，洪杨在紫荆山建立了以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洪秀全让曾国藩镇压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实行什么《资政新篇》，而是他过早地“逃墨归杨”，进城以后忙于摆帝王架子，造王府，搞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洪秀全搞的是墨家的政治操作，墨家是讲究节约、节俭的。（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中国凡是成气候的政权都节俭，包括外来的游牧民族。曾国藩是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以儒术成气候，也很讲究节约、节俭。他的最大错误和李秀成一样便是二人的合作意图表现得太晚了。儒、老、墨三家的周而复始的文化机制促成了儒、法、墨三家周而复始的文明结构，其间政治操作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暴力。老、墨两家都主张暴力，老子学说主张放任，最终会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暴力自由竞争；墨家宣扬兼爱，但实施替天行道的暴力。儒家反对老子自由竞争的暴力，主张唯皇权可以施行暴力，所谓“征伐自天子出”。但中国更需要的是皇权的多元文化的操作，文化导向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汉武帝不是儒，是儒术。有人说出自董仲舒，其实未必。术是法家的概念，术就是皇权政治操作的法家暴力性手段，可以用兵家的阴谋。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儒家，讲究阴阳互补，儒家为阳，阳谋为纲，多元互补。法家为阴，因为只说儒家的自觉认同便没法操作。法家讲究平等，不管你什么出身，刑赏是平等的，赏善罚恶，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文化出发点是荀子的性恶论，人性恐惧与贪婪，须以刑赏餍足。刑即法。刑者，施于人身之暴力也。商鞅变法，以军功首级定爵赏。法家之不同于老学者，唯皇权始有刑赏之权。儒家之“征伐自天子出”，表明唯皇权有施暴之权也。唯皇权暴力是人类迈出“丛林法则”的重要一步。丛林法则是说谁暴力强谁就得势。唯皇权暴力可以制止暴力的自由泛滥。作为中国皇权图腾的龙，头似虎，身似蟒，爪似鹰，它是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的综合，可以翻江倒海，可以上天入地，就是不可超越的暴力综合。改造前资本主义自然经济机制和文明机制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暴力，而是市场经济的平均利润原则和操作。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依然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机制，是太平天国的墨家和湘军的儒术。不过墨家只讲平等和博爱，没有自由；湘军只讲法家的刑赏、平等和地主阶级的自由，没有博爱。在政治操作上，中国的历史不是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样，因为清朝到了慈禧时，主政的已经不是慈禧和光绪系统，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系统。辛亥革命没有袁世凯，隆裕和宣统就不可能退位，是袁世凯让他们退位的。冯国璋打到汉阳，袁世凯不让他打了，要是打下去，黎元洪行吗？不打了，就坐下来谈判，是严复代表袁世凯去谈的。严复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父，他最讲究西方的自由，但是最后，他自己承认，不得不回到东方的现实中，只有支持袁世凯的地主阶级自由化。为什么？事实上是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经济的自由。严复是最早将西方的自由引入到中国的。他说：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立以为教者就是自由。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把自由当过意识形态。孔子追求的也是自由，但意识形态上必须遵守三纲五常的单向性，充其量只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自由。鲁迅说（孟子所谓）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即摩登圣人，说的就是中国现代的地主阶级自由派。（先生说过，圣之时者就是与时俱变之意）由曾国藩与李秀成的合作意图开端到孙中山与李鸿章、袁世凯的合作失败，再到国共合作的反复，这才是中国现代化政治操作的历史进程中“正反合”的主旋律所在，资产阶级自由派虽一时附和于某一方，但始终反映着一种合的愿望。最好的政治操作是什么样的文化导向呢？我的观点是：混合文化民族本位的操作。混合文化指的是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包括游牧民族，混合以后，不分彼此，没有歧视。这样所产生的文明——中国唐朝盛世的文明，就是这样来的。外国呢？实现了这种文化操作的就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林肯实行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混合文化民族本位。你看美国的租界交还得最早，像天津的他就不要。你看小布什政府中，赖斯就是黑人。所以说美国就是混合文化民族本位的政治操作。唐太宗的母亲是突厥人，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文化是没有冲突的，冲突的是文明。混合文化没有主从之分。政治操作有主体性，但文化不应该有主体性。现在的对外开放有的是继承了西方的文明，有的是继承了西方的文化。如果懂得文化和文明的区别的话，我们应该改造他们的文明，吸收他们的文化。唐太宗的时候，外国人是冲着你的文化来的。混合文化就是唐太宗搭的架子。这就是第二文化大时代，我把中国的文化时代分为四个。中国的文化时代和文明时代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时代往往是乱世，盛世是一个文化时代终结的开端，乱世是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你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日本人也来压迫，但那时文化是最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