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当前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广东该如何把握时机，在变化中寻找发展良机，在特区建设40年等新起点上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虽然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蕴藏着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等诸多发展机遇。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广东更要高标准对标国际规则，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改革，全力打造对外开放门户。■专家访谈经济走势怎么看？全球分工规则体系面临重构南方日报：如何看待疫情冲击下国内外经济形势走向？徐洪才：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遭受破坏，全球经济遭遇多种危机叠加。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分工体系正在重构，规则体系正在酝酿，但是分歧多于共识。另一方面，各大央行普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但是总体需求仍然不足，全球经济面临通货紧缩风险。比如，美国开动印钞机，但5月份CPI还在下滑，这就说明还是需求不足。总体来看，全球经济的需求、供给受到双重冲击，中间环节的供应链也受到影响，世界经济正面临衰退和萧条的风险。4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预测今年世界经济收缩3%，世界银行报告预计为5.2%，说明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我国在前期疫情控制和复工复产方面工作卓有成效，抢占了先机，但因为全球疫情还没控制住，外部仍充满不确定性。我预计二季度之后，外贸订单仍可能进一步下降。一些年度综合指标完成情况可能也会受到大环境拖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GDP增长目标，我认为是务实理性的选择。南方日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该如何把握稳经济、促发展的机遇？徐洪才：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从全国层面来看，我认为蕴藏着四大发展机遇：一是新型城镇化。通过过去十年努力，我国城镇化率从50%提高到60%。按照发达国家75%左右的城镇化率，未来15年左右我们城镇化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城镇化水平提升，客观上会拉动投资和消费的需求。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国情，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基础。二是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有着较好的现实基础，比如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接近2亿接受了高等教育和专业化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这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基础。未来，人才红利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近年来，我国创新投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只要坚定不移走下去，相信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必定会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三是老龄化催生的机遇。当前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庞大的老龄化人口，催生了养老健康、银发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让老年人老有所为，发挥其经验和智慧方面的余热，还有大量文章可做。四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改革红利。放管服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国资国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将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化市场和社会活力。同时，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形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相继出台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这对内陆城市也是发展机遇。广东深化改革路往何方？聚焦激发自主探索活力南方日报：具体到广东，如何在变化的局势中找到新一轮发展的动力源？徐洪才：广东是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十八大以来，广东相继承接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国家战略，在当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的形势下，广东有基础有能力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首先，以规则对接提升开放水平。唯有开放才能进步。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整变革之际，更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议广东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自贸区等平台，高标准对标国际规则，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开放水平，打造新时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前沿门户。特别是广东自贸区要对标香港以及新加坡，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其次，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动手早，已经形成配套能力强、多层次特点鲜明、市场主体活力强等优势，应当继续坚持以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为我国科技创新“杀出一条血路”，从而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赢得一席之地。南方日报：当前广东在深化改革开放上需要着重关注那些方面？徐洪才：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基本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很多时候要面对存量改革。对于深化改革，需要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不能拖拖拉拉、拖泥带水、等靠要，要激发自主探索活力。具体到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我认为首先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广东要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优势，重点围绕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等方面强化改革，激化科研人员活力，在全国一盘棋中先行一步。南方日报：最近越南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如何看待对广东的影响，怎样应对这种外部挑战？徐洪才：越南与欧盟签署自贸协议，可能会导致我国部分外资和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广东。建议广东密切关注，同时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一方面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土地等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政府服务，优化产业配套能力，通过我们的产业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南方日报记者 占文平

每经记者：张怀水 每经编辑：陈旭在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同时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今年的两会如何共商大计，再展改革发展宏图，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期待。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外贸、投资、消费等多项数据降幅收窄、出现回暖。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怎样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此外，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央强调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基于这样的判断，今年全国两会将释放出哪些对外政策的信号，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同样备受瞩目。如何理性看待疫情给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2020年即将走入下半场，中国经济如何疫中寻机？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影响能否在短期内得到修复？结合对今年全国两会的前瞻和预判，《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进行了专访。二季度外贸形势可能更加严峻NBD：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强调稳外贸，您如何预判二季度外贸形势？徐洪才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徐洪才：中央多次强调“六稳”和“六保”，结合疫情对外贸产生的实际影响，可以预判，稳外贸仍可能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尽管4月我国外贸出口增速由负转正，但疫情给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冲击，外贸尚未到回暖的时候。相反，我们需要做好长期应对严峻形势的思想准备。今年4月我国进出口增速有所反弹，其中原因之一是订单和出货存在时间差，4月出口的商品许多是2月、3月积压出口订单的释放。3月以后，由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很多企业订单随之减少。5月以后，疫情给外贸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逐步释放。总体来看，二季度外贸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两会召开后，中央将出台哪些稳外贸、稳外资的举措，国内外也是充满期待。NBD：我们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和全球经济在短期内难以修复？徐洪才：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外贸、消费、投资降幅均有所收窄，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疫情防控做得好，复工复产较早。此外，围绕促消费、稳外贸，我国积极出台相关举措，比如发放消费券、帮助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等。这些举措对国内经济的回暖和复苏都起到重要作用。我想强调的是，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发酵，除了美国和欧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疫情的严峻考验。所以，疫情会给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造成冲击，会导致我们出口压力加大，原材料进口的压力也会增大。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也有可能抬头，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底线思维和较长期应对的准备。数字经济将成经济“新引擎”NBD：IMF等多个国际机构日前都下调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您认为，全球经济是否会走向危机？徐洪才：危机和萧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认为全球经济不太可能走向危机，但可能会出现萧条。当然，这取决于全球各国控制疫情的时间。如果特效药物或者疫苗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将起到正向的助推作用。在当前全球分工合作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唯有抱团取暖。全球经济如果没有回暖，国内经济也很难迎来积极反弹。同样，全球分工体系如果能在短期内恢复，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NBD：每年全国两会，都会出台许多宏观经济的举措，这些举措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您认为，中国经济接下来的机遇体现在哪里？徐洪才：我无法预测具体的宏观经济举措。但抗疫期间，“数据”作为新基建的核心地位充分显现。可以说，“云”服务几乎无处不在，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和互联网医疗等新业务从原来的可选项变成当下的必选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科技在抗疫中大显身手，从流动人员健康监测到疫情态势分析，再到机器人配送和红外人体温度快速筛检仪等，都刷新了人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图片来源：新华社近期，中央提出了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4月份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发布2020年新基建项目投资计划，推动疫后经济恢复、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我想，数字经济非常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更好发挥国际组织作用NBD：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对全球经济复苏起到阻碍。对此您怎么看？徐洪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暴发，呈现指数级上升态势。全球抗疫到了十分关键的阶段。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应急举措，人类社会面临共同挑战。不仅抗疫需要加强合作，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同样需要加强合作。疫情不仅对金融市场稳定造成巨大冲击，还会对全球分工体系、供应链、产业链产生负面影响，部分国家的政客在疫情期间不仅没有寻求国际合作，而且频频发出挑衅，可谓火上浇油。对这种情况，我认为，需要更好发挥国际组织的凝聚作用，比如G20机制，在过去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期间，我认为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还有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日韩自贸区等，都可以在组织框架内寻求经济合作。NBD：能否帮大家预测下两会的热点？徐洪才：首先，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所以两会召开期间，可能会检验之前定下的各类目标有没有实现。其次，今年还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启动“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在当前新的内外形势下，如何规划“十四五”蓝图，可能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另外，疫情防控应当会成为两会的重要议题，对外寻求国际合作、共同抗疫；对内如何保民生、促消费，加强国内经济复苏，都有非常多的话题可以讨论。每日经济新闻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小微企业量大面广，是活力的源泉、就业的主体，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要从全局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小微企业自生长能力有限，需要金融的源头活水，也要多方联动支持，并促进其机制化、常态化。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白津夫在“第二届小微经济发展论坛”上建议应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政策驱动形成联动机制。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近年来的高频词，当前受国际经贸形势和疫情影响，加之复工复产需要，使之更加重要。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把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放到了突出位置，应进一步强化政策落实，形成强大政策合力。“当前，要真正形成以金融支持为主、社会资本协同的机制，为小微企业发展建立起金融支持的长效机制。”白津夫认为，一方面要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另一方面，应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为他们创造投资机会，既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又放大金融支持效应，实现互利共赢。二是数字化赋能精准施贷。更多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破解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难题。除了要精准滴灌受困企业，还要重点加大对新业态企业的支持。这类企业成长力强、发展空间很大，但由于“轻资产、重智力”的特点，贷款的条件备受考量。所以，要通过改革探索新路径新方法，可将知识产权作为融资担保，也可将人力资本作为授信额度，不断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同时，通过平台赋能，让小微企业融入平台体系、共享平台资源、分享机会红利，使之能真正通过个性定制、协同制造、联通市场，实现迅速成长。”白津夫说。三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大力发展产业链融资、商业圈融资和企业群融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疫后复工复产和产业链整合，小微企业要主动融入产业链和供应链，实现产业链协同、供应链融合。金融服务应进一步向产业领域延伸，发展供应链金融，深化金融服务。供应链金融的本质是信用融资，在产业链中发现信用，并把融资服务贯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白津夫认为，“这既是金融创新的方向，也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通途，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具有巨大发挥作用的空间和广阔发展空间。”（经济日报记者 张静）

中国日报网11月15日电 11月14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银行、中国日报社、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共同举办的以“高水平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第86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南海口开幕。在以“中国：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的分会上，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徐洪才表示，未来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加快构建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的机制。徐洪才表示，“我国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点，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日可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开启。展望“十四五”和未来十五年的发展目标，我们倍受鼓舞。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规模超过了100万亿，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展望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徐洪才认为，“未来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加快构建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的机制。工业品产品要下乡，农副产品要进城，要建立工业化城市化反哺农业农村的发展机制，鼓励知识下乡、人才下乡、人才下乡、资本下乡，每年提升一个点的城镇化率”。要建立这种城乡双向的循环，徐洪才认为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推进土地生产要素的流转；第二，要转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第五，城乡融合的发展；第六，区域协调发展。来源：中国日报网

9月19日，由经济日报社与廊坊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数字经济大会”在河北廊坊市举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教授白津夫表示，面向数字时代要形成新的产业发展逻辑，运用新的逻辑来指导产业发展。一是从“竞争优势”到“协同创造”。在数字形态下，公司战略不是追求所谓“竞争优势”，而是通过“创造协同”，让企业能够“持续创造价值”。二是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由大规模生产形成，主要满足标准化、同一化的市场要求。范围经济是由厂商的范围而非规模带来的经济。在网络联通条件下，公司规模无须同步增长即可实现业绩扩张。三是从组织化管理到平台化管理。在数字时代，管理的核心是平台化管理，是覆盖面更广、更具科学性的管理。四是企业组织从层级化结构到网络化结构。传统企业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已不适应数字时代企业跨界融合的要求，去中心化、平台化、无边界是企业组织变革的重要趋向。五是从中心化向平台化转变。从过去的生产中心、销售中心模式，转变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平台体系，通过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平台、工业APP布局，促进基于数据的跨区域、分布式生产和运营，提升全产业链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实现个性定制、联程设计、协同制造、延伸服务。六是从做项目到做生态。不再以引进项目、集聚企业为取向，而是让企业通过网络联通，推动形成跨界融合的产业生态圈。从产能合作向产业链合作延伸，形成产业链互补链接、上下游融合发展的产业共同体。以共创、相互赋能、共享的合作模式实现产业形态升维。（经济日报记者秦悦）

10月28~29日，2020第三届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在成都举行。本届论坛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组委会（WCCF）主办，成都传媒集团承办，每日经济新闻执行。据了解，论坛以“从文化空间到城市认同”为主题，包含世界城市书店沙龙、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沙龙、时尚创意设计与城市空间沙龙、欧中文旅创新发展（成都）峰会等多项精彩活动，吸引了数百位国内外知名文化大咖、业界领袖，共同探讨文化与城市认同、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等重要议题。在10月29日举行的主论坛上，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赵少华从中国城市化进程出发，就“艺术城市”的理念与实践展开了深入探讨。赵少华认为，践行艺术城市理念，将为城市化进程中摆脱“大城市病”提供新方向，并就如何实践这一理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艺术城市”理念有助于摆脱“大城市病”“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文化是城市文明的标志。”赵少华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展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足可媲美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任何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赵少华看来，城市化进程不仅涉及生产要素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而且还包含着城市规模体系的变动。城市化在优化资源利用，释放发展动能的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不过，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源饱和、同质竞争、简单复制等大城市病问题。城市化发展到今天，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突破。“艺术城市”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为摆脱“大城市病”困扰，实现现代城市科学、健康、优质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随着超大规模城市的产生和城乡融合发展速度的加快，现代城市正在依托公共政策和市民愿望被不断壮大和重塑。“在这一过程中，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到城市的发展和革新中，必将成为非常活跃的推动因素。”赵少华说。“艺术城市”的理念，已被国内外众多城市实践。“英国伦敦的南岸艺术中心和巴比肯艺术中心、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等综合性复合式的艺术中心，满足了人们多元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在中国，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M50艺术区和成都的蓝顶艺术区等，也都逐渐发挥出聚集效应，成为重要的城市文化景观。这些文化艺术街区，将艺术元素与商业功能相融合，推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商业、艺术与产业的结合。突出文化特色 提升城市辨识度和竞争力赵少华认为，“艺术城市”的核心在于，以公共艺术为主体，将多种艺术形式构成的综合性环境艺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艺术语言展示给市民，形成独特的心理感受。同时，还可以满足人们欣赏、游憩、娱乐、消费、教育等多样化需求。“‘艺术城市’正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包括政府管理者、企业投资者、社会民众等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赵少华说。那么，如何具体实践“艺术城市”，做好城市建设和管理？赵少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必须坚持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人这一原则。”赵少华说。多年前，赵少华曾与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有过多次探讨和交流，刘太格认为城市建设是一个生态系统，每座建筑要与当地自然环境、周围建筑有自然而默契的结合，赵少华也深以为然。在赵少华看来，城市既是有机体，也是生命体。不论是否冠以“艺术”之名，“为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永远是第一问题。突出文化艺术特质的城市，更应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元的人文体验和精神文化感受，通过人文艺术之美推动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和管理中还要突出文化特色，才能提升城市辨识度和竞争力。“当前城市形态建设的趋同现象，已经给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带来了很大困扰，在处理全球化与多元化、民族性和世界性以及传承和创新等问题上，艺术城市建设或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赵少华说。对于中国的许多城市来讲，怎么样把各地传统的文脉和城市规划有机相融，“把大自然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和我们生活的家园、空间更好地相融”，从而通过城市建设、城市面貌彰显中国特色和时代风貌，已经成为重要课题。成都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赵少华看来，艺术城市建设将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经济将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有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万多亿元，比上年增长7.0%。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8.4%和11.8%，分别比东部地区快2.3和5.7个百分点。“未来，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升级的溢出效应正向文化艺术领域渗透。艺术城市建设可以提供不断更新迭代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有效承接居民的文化消费。”赵少华说。作为西部经济中心的成都，同样也是一座文化之城、艺术之城。赵少华表示，厚积千年文脉传承与灿烂巴蜀文化的四川成都，拥有4500年的城市文明史和2300多年城建史，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尤其是在此次应对疫情冲击、恢复经济的过程中，成都展现出极强的文化韧性，助力城市迅速恢复常态的同时，也激发出成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届论坛已是成都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当前，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多点开花”，加快融合成势。一组数据足以证明。2019年，全市文创产业增加值达1459.8亿元，同比增长24.5%；旅游总收入4663.5亿元，同比增长25.6%；体育产业总产值730亿元，同比增长15.5%；餐饮收入1123.9亿元，同比增长24.9%；音乐产业产值481.2亿元，同比增长21%；会展业总收入1332.6亿元，同比增长22%。“成都不仅已经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并且正向构建更加广阔区域的经济枢纽地位大步迈进。”赵少华说。每日经济新闻

“三农”问题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阻碍我国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障碍。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土地资源极度分散，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集中土地资源。为此，建议借新冠肺炎疫情国家实行量化宽松金融政策刺激经济的机会，由人民银行发行基础货币，引导银行资金进入农村、农业领域并购农民土地，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市民化。实施这一举措，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全国消费水平，可让农民转化为市民、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可以盘活土地资源、引导资金建设新农村，可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增强粮食供给能力，可谓一举多得。“三农”问题已成当务之急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失衡，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非常严重。农业的问题是发展水平低下，我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人均耕地不到3亩（美国人均耕地为400亩以上），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低，国际竞争力弱，粮食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弱化。农民的问题是农民靠农业难以维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形成了典型的“城市农民工”现象。近3亿农民工占我国产业工人一半以上，他们居无定所、常年游移、业务难精，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双跨越，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更成为社会问题。农村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度向大城市集聚，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难以流向农村，导致县域经济不振、农村城镇化缓慢、美丽乡村不再、农村逐渐衰败凋零。“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和社会稳定，必须尽快加以解决。调研发现，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18亿亩耕地和山地、林地由8亿户籍农民承包经营，土地极度分散、没有盘活，资金难以流向农村，农民离土难以离乡。按照目前的政策，农村农地、林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但不能自由买卖，同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租赁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农民通过土地自种或者租赁出去，只能解决吃饭问题，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只得到城里打工养家。农业企业或农户只能通过租赁方式获得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每亩1000元左右的租赁费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靠种植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基本没有效益，只能靠种植花卉等经济作物才能盈利，这导致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流转土地越多、规模化发展越好、主粮生产越少、国际竞争力越弱的恶性循环，是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强粮食供给安全的根本措施，改革的核心是允许农民自由买卖承包地、依法享受土地转让收益、增加财产性收入，让农民离土也离乡，转变为市民。鉴于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为了守住土地公有这根红线，并购土地主体必须是国有企业。为此，需要各级政府成立国有农业开发企业，按照自愿原则并以不低于国家规定的土地价格收购农民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民转市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显然，推进这一改革思路的关键，需要解决国有企业并购资金来源问题。疫情为实施宽松金融政策提供机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如何做好保民生、保就业、保经济，各国不约而同实行了量化宽松金融政策。短短3个月美联储增发基础货币3万亿美元以上，总资产规模较上年末上升12个百分点。在美联储直接干预下，美国民众按月收到补助，企业免交贷款利息，政府债务被美联储直接收购，由此在停工、停业、在家休息情况下百姓仍有收入维持生活，企业也能维持生存。我国央行实施了超常量化宽松金融政策措施，包括下调逆回购利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利率和贷款基础利率（LPR）释放流动性，并设立抗疫专项再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和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等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额度。但须看到，央行超常量化宽松政策执行后，基础货币增发没有让企业和群众直接受益，而是在金融机构内部加速流通，这表现在央行资产规模下降而社会流通货币大幅增长。央行总资产萎缩意味着基础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表明我国基础货币发行受阻。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通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外汇占款，二是给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再贷款。2012年以后，随着外贸顺差大幅降低，外汇占款这一央行发行基础货币主通道受阻，外汇占款在2014年达到峰值27.07万亿后就进入下降通道，2019年下降到21.23万亿，今年疫情后下降更快，4月份继续下降到21.19万亿，比去年底下降0.2%。今年以来，尽管央行疫情后实行了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再贷款仍处于下行通道，截至今年4月，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减少到10.8万亿，降幅达到8.2%。我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不畅，表明量化宽松金融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打通基础货币增发新通道，是消化金融领域流动性过剩、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更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济的当务之急。“三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发行基础货币推动农村土地集中，既可带动银行金融机构资金进入农业农村领域，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也打通了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一条新通道，不失为基础货币进入实体经济让广大群众受益的最佳渠道，也是落实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加快疫情后经济恢复的有效措施。一万亿撬动几十万亿增发基础货币并购农村土地方案的大致思路是：由人民银行发行一定规模的基础货币（比如一万亿元），通过无息再贷款方式投放给国有银行，国有银行配套一定资金后给中央和省级国有企业长期低息贷款，国有企业专项用于并购农民土地。并购农民土地后，再以土地质押从银行金融机构获得长期低息贷款。这样，人民银行一万亿基础货币将撬动几十万亿资金进入农村、农业领域，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新农村建设。研究发现，实施这一方案具有可行性。一是符合国家土地政策。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宪法同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发行基础货币通过国有企业并购农民土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是关系粮食安全、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的国家重大公共利益，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国有企业并购农民土地，必须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土地合并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除了由国有企业购买以外，也可采取农民或农业合作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方式，保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二是符合党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是我们党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但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村土地、宅基地没有盘活，农民缺乏财产性收入，仅靠打工和农业种植为生，让绝大部分农民处于低收入阶层，甚至成为脱贫对象，也成为我国贫富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发行基础货币并购农民土地方案的实施，将帮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实现脱贫致富，符合党的共享发展理念，也可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措施。三是符合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改革方向。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离二元经济体制，阻碍了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广大农村居民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险、教育和城市公共服务等现代文明成果。本方案的实施，从本质上来说是国家付出成本解决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这些成本包括农民失地成为城市居民后，国家在社保、教育、城市公共服务等方面要付出代价。从操作角度讲，国家在制定农民土地最低保护价时必须将农民身份置换需要付出的综合成本考虑进去，农民出售土地时国家可以从农民土地收入中扣除一定费用补贴城市社保资金和城市建设资金，确保失地农民转为市民后在城市有房住、能落户、子女能上学、生活质量不降低，真正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四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发行基础货币并购农民土地的操作主体是国有企业，按照中央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为了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国家鼓励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主体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为此，国有企业并购农民土地后，可以吸引外资、民营企业、农业合作社乃至农民个体，构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市场主体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打造一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农业品牌企业。这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利用高强度资金投入，整治土地、建设水利等基础设施，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机械农业和高技术农业，引进高技术人才和成熟工人，大幅提高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扭转主粮生产规模下降趋势，不断提高单产水平，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企业也能获得较高投资回报率，这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是增强农业国家竞争力的需要。一举多得研究发现，方案的实施可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首先，有利于国家实施国内大循环战略。本方案的实施，让广大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财产性收入，可以迅速转化为消费需求，形成对房地产、家电、汽车、家具等消费品的消费，无疑可形成对实体企业巨大的需求，有助于帮助实体企业复苏。同时，大量资金进入农业农村领域，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新农村建设，可以形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符合经济增长动能向内需为主转变的需要。其次，有利于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方案实施后，农民不仅通过获得财产性收益解决了贫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身份将不复存在，他们可以自由迁徙，既可继续在农村居住，也可举家迁移到城市、县城或乡镇居住，实现向市民的转化，长期存在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可望得到根本解决，这是一项福泽亿万百姓的幸事。再次，有利于消纳社会流动性过剩。土地的资本属性很强，本方案实施后，将充分发挥土地的资本功能，使土地成为资金池，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最后，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大量资金进入农业农村领域，必将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可以形成一批新兴产业，比如现代农业生产、设施农业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设备制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不仅可以吸纳大量农民就地就业，还可招收大量大学和中专毕业生就业，降低社会就业压力。4点建议发行基础货币并购农民土地、解决“三农”问题，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策划、审慎操作，才能将这件惠及民众的好事办好。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加强统筹领导。建议中央深改办设立专题工作小组，会同人民银行、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国资委、国开行、农发行等，研究制定实施方案，牵头制定配套政策，负责试点方案实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二是稳妥推进方案实施。首先，中央、省、地（市）县政府尽快成立国有农业开发公司，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负责方案落地实施。其次，全国抓紧开展土地摸底调查，根据土地规模化种植适宜程度，将农地分为国家级、省级粮食基地，明确国家级和省级粮食基地的土地原则上分别由中央和省级国有企业负责并购，其他土地由市县国有企业负责并购。再次，试点先行。建议近期人民银行给农发行、国开行发行数千亿元无息再贷款，农发行、国开行配套一定资金后给国家级农业开发公司如中粮集团、农垦集团等企业低息贷款，让他们在吉林、河南、河北、黑龙江、新疆、湖北等地先行试点，摸索经验后全国推广。三是制定土地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建议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针对不同土地性质并充分考虑农民身份置换所需综合成本制定土地最低收购价格，作为并购农民土地的依据。同时，建立土地交易市场，在严格执行最低保护价格机制前提下允许土地交易价格随行就市、适当浮动，尽量让农民获益。四是实行土地用途严格管制制度。建议国土资源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严格界定土地属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监控土地使用情况，基本农田必须用于种植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严禁农地尤其是基本农田撂荒，对撂荒者实行高额罚款甚至收回土地使用权，保证国家主粮生产持续增长。五是实行农民市民化政策。放开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尽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医疗、就业、低保等制度，让定居城镇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就业、住房、上学、就医、低保权利。同时，为了保证农民转市民后，国家社保基金支付能力不减弱，城市功能不受影响，可以考虑从农民土地流转收益中扣除一定费用，充实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资金和社保基金，以满足农民身份置换后的需要。(□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唐元)

来源：巴比特据经济日报6月16日消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白津夫建议，更多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破解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难题。除了要精准滴灌受困企业，还要重点加大对新业态企业的支持。

证券时报e公司讯，今日，自由贸易园区发展国际论坛举办。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发表演讲，为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提出6个方面设想。包括夯实硬件基础。要扩大基建投资、港口、码头、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金融服务要先行。海南周边几个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如何发挥离岸金融服务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有很大的文章；建设高科技研发基地；做强教育吸引人才；打造国际高水准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