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个博士

在几年前，一提到博士，很多人都会羡慕不已。不过在最近几年，太多大学生都开始在犹豫是否该不该读博士。全中国看有将近80万人次已读博士。不过很多博士在毕业之后却选择了高校的行政岗位。这一选择，让太多人开始考虑读博士究竟有什么用途？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总结一下读博士究竟有用吗？一、待遇单单从薪资待遇方面来看，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去读博士，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在大学之后也会有对应的生活补助，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有两千左右。不过在一些发达的地区，博士能拿到的工资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在3、4线城市，实行人才引进，一般在进入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会分配一套房子。和本科生相比，发展空间比较大，晋升空间也是很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博士本身的知识比较深厚。月薪一般是在5-8万左右。年薪上百万基本是差不多能达到的，对以后考公务员也有很大的优势！二、就业从就业方面来看，其实博士还是比较倾向于研究类领域，到了博士阶段就已经研究出比较好的成果。还有一些博士比较倾向于到母校教书，在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学校也是很希望这些博士来学校教书的，从而培养更多的人才。假如你的能力非常突出，学校也会给出很诱人的条件，让你来到各地高校！以上两点是博士的优势，当然了，有优势就有劣势。那么有哪些劣势呢？一、家庭条件想要读博士，第一点要考虑的因素是家庭条件怎么样，要知道博士是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如果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父母也力不从心。二、研究方面你自己能不能专心的从事研究方面的工作呢？并且要有相应的论文。如果你在一个知名报刊发表论文，一是需要一笔钱，二是如果你自身水平不够的话，报刊也不允许发布的。三、压力其实读博士压力挺大的，在博士毕业之后，大多同学都已经到了30岁了，这个时候的压力不只是有学习压力了，而是家庭压力，同龄人都已经结婚生子了，而你才刚刚毕业，这就被人甩了好几条街了。但是，如果这些压力你都可以承受的住，不要犹豫，那你就去读博士！总结：在读博士中，我们的知识确实是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以前不是很懂的细微的知识，在读博上会研究的更加透彻，而且博士在社会上的认知度比本科生可强太多了。而在找工作的时候，企业一看到你的学历，一般会特别重视你，在以后晋升上也会更加容易。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评论留言。（图片来源网络，侵权删！）

在我国学历的等级分为四类，从低到高依次为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而博士是我国最高的学历，有的人考上博士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就业拿一份不错的薪水，有的人考上博士则是为了更好的深造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你知道目前我国有多少博士呢？他们的收入水平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年薪百万”吗？首先我们一起来探讨下，目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博士。据网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显示，全国共授予博士学位人数80万左右。1978年是我国博士培养的起点，那年只招了18名博士，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家逐渐重视对教育的发展，之后每年博士招收数量持续的增长。由网上一份资料统计来看：从2004年至2017年博士毕业生人数合计587821人，加上1995年至2004年博士生总人数在10—15万人之间，现在全国每年大概有约5万名博士毕业生，再参考以上图表到2019年，中国博士大致在80万左右。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收入的一个水平是怎么样的？博士生通常来说，会比普通本科生收入高3000—5000元，比研究生高1500—3000元每月，除了在待遇上比本科生或者研究生都要高出许多，博士生在其他方面也有特别明显的优势。现如今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到来，各个领域的高端研究、开发人员都是相当稀缺的。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很多城市的各大知名企业都能给出相当丰厚的待遇，比如放宽一些条件，解决户口问题、给予住房补贴（或者直接可以说成是分配住房）、孩子上学受良好教育、给予充足的研究经费等等。对于其中很多优厚而独到的条件，是普通本科生与研究生不能享受到的。说到博士的具体工资，这是谁也无法给出答案的，网上说的都不能轻易的相信，只能算得上平均的一个水平，因为这关系到你的工作城市、工作单位、工作的种类等等方面的因素。我们用医生举例，医学博士工作在国外、沿海和内地工资不一样，在骨科和内分泌不一样。相对而言比较低薪的，在大学教书的博士，多数年薪大概10—20万。中层次有在外企上班的，收入30—50万一年，不包括年终奖和奖金。也有比较高薪的博士，薪资可以高到如自己创业，成功研发出一个项目，几千万甚至上亿年薪。就目前而言，博士仍然是非常稀缺的人才，同样也是高收入的人群，虽然没有网友们说的那样“年薪百万”，至少生活水平还是特别不错的，年薪几十万还是有的。所以小编觉得只要是能坚持学习深造自己，创造出自己的价值，总有一天你也会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

理工科的博士收入要高于文科博士相对来说，理工科的博士收入要高于文科博士。如果进大学，现在top级别的博士，都进不了一本以上学校，只能去二三本大学；所以很多博士选择企业就业，甚至去中学当老师，比如最近特别火的深圳某中学招了20个老师，19个是清北的，其中更有博士。如果博士在大学里，年收入在10-20之间；去中学的话，20-30万年薪；去企业的话，差别就大了，10-100万的都有。博士人数才不到100万全国有十几亿人，博士人数才不到100万，所以博士依然是教育阶梯里顶尖的人才，读了几十年数，不拿高薪能对得起自己吗？能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吗？先不说参加工作后的收入，光说读博士的收入就已经超过很多上班族了。就拿我同学的例子来说，他在北京的一所211读博，吃住都在学校，花销很少。但参加导师的项目有补贴，读博国家也有给补贴，发论文还有奖学金，另外在做些兼职什么的，每个月的收入都在大几千了。想我这样的社畜，扣除房租饭钱，最后发现还没人家挣得多，心塞啊，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读博。年薪百万也不一定不过要说都是年薪百万也不一定，要看学校和能力怎么样。一般博士的出路要不是留校、要不是去企业，如果是留校的话，也得从讲师做起，一步一步的往上熬，当个教授、副教授什么的，能独立承担项目，那么收入也会很多，那百万年薪也差别不多，只是当讲师收入很少的；如果是去企业，也要看去什么企业了，能去华为的话年薪百万很容易。小编总结从博士生的待遇上来看，为了鼓励更多的学生选择读博士，我国也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到了大学之后会有相应的生活补贴，一般的大学会在2000块钱左右，而一些发达地区的博士生每个月拿到的工资更高。如果在三四线城市就职，实行人才引进，在顺利进入岗位工作的时候，直接会被分配一套住房，和本科生相比，晋升空间也要更大一些。本身知识就很渊博，给出的薪资在8万到10万，年薪也在百万以上。如果博士选择考公务员的话也有很大的优势。不过薪资收入相对进入企业要低很多，一般在1万—2万左右。

2019年9.26日，小西刚给课题组的3个博士新生、1个博士后添置新的台式机，便于他们处理数据和撰写论文。近5年，我们课题组的博士招生人数变化不大，大约是3-4个博士生/年。部分朋友听闻的"一个博士生导师每年带几个博士生"真的很少见。但是，我们专业、所在学院、整个学院的博士生招生人数却是有显著增长的，因为每年都在引进新的青年教师（博士），同期也有不少教授遴选为博士生导师。这也是不少学者常提到的"研究生扩招"，换句话说，也是不少人有所感觉的"学历贬值"。之前，我的导师曾说过：要是我们提升学历的速度赶不上学历贬值的速度，硕士生、博士生就白读啦！比如，你读研3年、同学工作3年，要是不努力，单单"混"个硕士学位，那么读研带来的变化将达不到你的期望。1.我国有多少博士？博士：博士研究生通过在校学习与研究，完成课程学业与学位论文的撰写，经论文查重、外审等流程后，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被校学术委员会授予博士学位的人。也许，上面关于博士的定义有点拗口，通常的说"已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叫博士"。同理，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叫博士生。不过，便于称呼、简化，通常也将在读博士生喊为"××博士"（更加顺口）。我国有多少博士的数据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因此往往统计的不太准确，比如每年6、12月有2批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学位。以教育部2019年7月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为例，其中：2018年招收博士生9.55万人，在学博士生38.95万人，毕业博士生6.07万人。自我国1978年培养第一批18名博士生（上图）开始，博士生招生人数持续在增长（增长率有不小的浮动）。2013年11月，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在论坛介绍中提到，博士生招生快速发展，实施研究生教育35年来，已培养逾50万名博士人才。2014年之后，我国每年博士授予人数大约在5.5-6.0万人左右，以最大数据估算即：50+2.5（2013年下半年）+6+6+6+6+6+3=85.5万人折算上之前"逾50万人"，截至2019年9月，我国已培养的博士约为90万人左右。之前，小西也提到2018年博士招生9.55万人，毕业仅有6.07万人。这个比例（63.56%）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约有2/3的博士生4年学制内无法正常毕业（延期）。因此，我建议不要盲从读博。2.博士现在的待遇水平如何？博士的待遇放到个体上，差异性非常大。博士常见的几个求职选择：① 留高校、研究院所做一名科研工作者。比如，进入高校做教师（青年教师=青椒），普通大学讲师引入的话，待遇在10-12万元/年；"双一流"大学特聘副教授、教授引入的话，待遇在24-30万/年。当然，诸如"青千"、"优青"等高层次引入的话，待遇可达到50万元/年以上。除了工资的基本收入，还有可观的安家费（或给套房），如根据人才层次15-100万不等。同时，为便于科研工作，会配套不低的科研启动费，如不少高校是30-60万/人。优秀的博士，甚至可以和单位"谈条件"，如解决配偶工作（如进财务、图书馆等，有编制）、解决孩子读书难题（如入学单位配套优质中小学、幼儿园等）。在地方引入博士时，会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如长沙是1.5万元/年；直接落户或给予较高的落户积分等福利。② 进入企业，从事研发等工作。之前，华为发布的一则通知激发不小的争议，其中关键的是给予博士200万的年薪。我记得一个HR曾和我说过一句话：你想要百万年薪，没问题、真的不多，只要你值这个价，那公司就捡到宝了。而且，能拿这样的年薪，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同样不小。不过，小西熟悉的几个博士进入企业的，待遇都是不错的，待遇基本上达到20-25万/年。其中，大部分博士工作几年后就"跳出来"，自己创业。另外，部分博士会选择考公，待遇的话和单位、定职有关，待遇的话并没有额外的增长。不过，在很多单位，博士工作努力、成绩出色的话，有更大的提拔机会（成不成还得综合参评选拔）。如今，博士的总体情况是"博士仍然稀缺，重在提高质量"。也许，不少博士单工资收入不高，部分科研成果好的博士年终绩效（科研奖励）是非常高的，去年我们一个优秀同事年底拿了30多万。年后，就看到她换了一辆新车。但是，双非大学等普通院校的不少老师没有足够的课题和经费，也发不出好文章的话，单工资收入真的不高，扣完各种费用后到手四五千/月的博士不少。看了博士的人数和待遇，你还有想法读博吗？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的学位，是象牙塔内最高级别的学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同等学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由学习阶段进入学术阶段。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是博士学位的核心内涵，也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最本质特征。 ——摘自《百度百科》近些年，全国高校本科、研究生开始大幅扩招，随之而来的是学士和硕士文凭的相应贬值。当家长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望洋兴叹同时，不得不自信地问出一个未雨绸缪的问题 ：“孩子，你以后想不想念个博士？”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博士”这一词汇到底从何而来？很多人以为博士是随着西方教育体系进入中国后才产生的，但其实博士一词最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齐国举办的稷下学宫成为列国规模最大的人才聚集中心，很可能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战国时期：C位出道，国家担当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生于赵国,十五岁就来到了齐国,一辈子受学于稷下,执教于稷下,成名于稷下。他一生进进出出、走走回回,多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一职,成为天下文坛盟主。作为稷下学宫最出名的“掌门人”,他见证了百家争鸣最后的辉煌,也见证了稷下学宫的浮浮沉沉。可别小看战国时期的博士，在当时做博士可是相当难的一件事。首先，知识面要掌通古今，君主若找你咨询，得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不管星座八卦，还是政治经济，都能侃侃而谈。平时，得去学校传道受业，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授课之余也不能闲着，还得整写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维护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库。这样高标准严要求下，整个秦朝3000万人里，也就七十人能以博士的名义C位出道，堪称整个国家的脑力担当也不为过了。汉朝：全国博士生统一招生考试到东汉时期，博士开始有了统一的标准考试。如果一个学生想要成为博士，首先得通过《易》、《书》、《孝经》、《论语》等必修科目的测试。考试合格后，这些候选人还得再找到博士生导师，为他写推荐信，通过举荐后的评定，才能授予博士的称谓，和现代的博导制异曲同工。唐朝时期：72行，行行出“博士”到了唐朝，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国家开始对高等院校“扩招”：不但丰富了“本科”院校——国子、太学、四门的办学力量，还设立了“专科”院校：律学、书学、算学。教育改革后对于人才可以说只有一个要求，“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只要学问深，就是国家的好博士！宋朝：接地气的“博士”到了宋朝，博士更是走下神坛，走进生活。在市井中甚至还有茶博士、酒博士等称谓，大约类似于我们今天所叫的“师傅”。只要你能成为一门行业内的大拿，便会被尊称为博士。如《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若是你茶煎得好，或酒酿得全国第一，虽然没有文凭，但凭江湖地位，大家也会敬你一声“博士”。现代社会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到今天，随着近代引入西方教育，“博士”这个概念从江湖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学堂。成为了我们今天形容高等教育最高学术水平者的称谓。看来，博士这个名词也是汉语中的活化石了。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沧海桑田，但核心的寓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让人不得不感慨中文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

我们总能看到每年一到毕业季，就会有一大批媒体争相报道，“今年又有多少多少大学生毕业？”，“今年大学生又将面临如何程度的就业压力？”。其实笔者每年看到这样的报道之后，都会有一个疑问，作为“高等教育”的“学历金字塔”——博士，这个算不上大学生的高学历群体，每年会有多少人毕业？而在这群“博士毕业生”当中，又有多少能达到人们对博士预想的那样，毕业及“年薪百万”？国内每年博士毕业人数，到底有多少？博士招录不同于“本科生”招录的“严进宽出”，各所高等院校的博士培养不仅“严进”，同样也“严出”，博士招录也会举行相应的统一考试，并且考上博士之后，并不意味着就能轻松拿到学历！不同于“本科阶段”的学习，“博士在读”几乎就是一个残酷的学习过程，想要拿到“博士学位”意味着你读博期间，必须研究出来一些东西，一大推的硬性指标，论文数量，期刊发表等等，只有达到相应指标，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所以每年虽然我国各所高校招录的博士生，都在7—8万人左右，博士的学制为3年，但是大多数博士生都不能顺利毕业，很多博士生都要面领着“延时毕业”！笔者查阅了网上各种资料，关于我国每年博士毕业人数，几乎没有相应的统计资料，但是从网上一些资料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每年我国博士生的毕业数量，应该在每年招录人数的50%左右，所以粗略估算的话，每年我国各所高校的博士生毕业数量，应该在3—4万人左右！是不是所有“博士毕业生”，毕业及能“年薪百万”？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我国每年“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笔者同样查阅各种资料发现，每年各所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其中的一半以上的人，都会选择“留校任教”，或者到一些低层次的高校任教。这是因为“博士”群体中的很多人，几乎人生中的接近20年都是在校园里度过，所以很多“博士毕业生”不愿意毕业之后离开校园，愿意选择继续留在大学任教！而留在大学任教，意味着这一大批“博士毕业生”无法达到年薪百万！因为在高校任教，单就工资收入来说，一般的情况下也只是20—30万左右的水平！排除这至少一半以上的选择“留校任教”的“博士毕业生”，剩下的这部分“博士毕业生”，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果能进入到一些知名企业，尤其是一些高新科技企业，以“博士学历”的标准，在一些发达城市，“年薪百万”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所以，综上分析来看，毕业及“年薪百万”的“博士毕业生”，其实并不多，甚至说毕业能拿到“年薪百万”的“博士毕业生”只是占每年“博士毕业生”群体中的很小一部分！我是乡村教师看世界，感谢各位读者的阅读，如果您觉得此文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关注、评论、转发、收藏！

中国国产博士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为何却引起很多人担忧？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的高等教育起步是落后的，但是与中国经济一样，中国教育也渐渐后来居上，代表着我国教育最高学位的国产博士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就可以看出一点。据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说到，在2007年的时候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就超过了五万人，而2008年的时候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赶超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年产博士生数量最多的国家。虽然说目前我国国产博士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为何却引发起很多人担忧呢？首先来说，博士生数量上涨其实是全球国家的趋势，也不仅仅是只有中国博士数量在增长，欧美国家也在与时俱进，博士生数量的上涨显然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因为太多的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国际竞争等都是需要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看起来我国博士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其实博士在我国仍然是稀缺人群，因为我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与庞大的基础人口相比较，我国博士生的数量依然比例十分低， 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相比还是存在一定距离，这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我国的博士生培养依然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短板。博士生数量虽然说渐渐多了起来，但是博导依然严重供不应求，早年在培养一名博士的时候，通常采用的都是一对一教学，可是如今甚至很多博士生导师要带领的学生多达几十位，这样教育出来的博士恐怕质量是有点堪忧的，比如说“翟天临事件”，类似翟天临的博士生有多少呢？学风不严谨、学术造假事件频发，人们对此早已麻木，如何才能提高博士素质恐怕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最后希望我国的国产博士有朝一日能够超越世界名校的博士，为我国的建设增砖添瓦，加油，中国博士！

大家好，我是一个说教育的。你们知道吗，我国传统的博士生学制为3年，但很多博士生反映认为3年时间不够完成学业，很多顺利毕业的质量也不是很高，2019年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高达40%，其中接近一半延期的时间为一年，20%的延期时间为两年。那么究竟是为何有这么多的延期学生呢。首先应该被抨击的是学制体系。现在呀，中国仍然有很多大学设置的博士学制体系是3年，而世界上的大多为3-6年。所以呀，这样是导致有这么多博士延期毕业的主要原因。不过呀，当初之所以设置这么短的博士学制也是有原因的。博士的三年制制度有两个优势：其一，时限短，可以早毕业参加工作；其二，学制短，激发学习积极性。当时的中国呀，很是贫穷呀，哪里来那么多钱来培养人才，再加上没时间给你培养了，因为国家需要你了，需要你进入到社会中去了。所以这个体质一直是国家需要。也是迫不得已。其实呀，中国以前的博士学制连三年时间都还不足，据说呀，以前才两年多，后来经过改革才确定延长到三年。所以呀，后来这个三年的学制就一直保留至今。随着祖国和世界科技的发展，学术方面需要更加深厚的学识储备。所以慢慢的又存在了一定的劣势：博士生涯学业压力大；而文科精品作品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精心打磨，短学制不利于博士生潜心学术，容易滋生急功近利的“学术泡沫”；短学制不利于博士生出国访学，扩大学术视野。且一旦延期，无补贴等生活来源的后果容易让学生感到压力。除了这些之外，也还有一些家庭原因等等。毕竟呀，现在读书的时间也太长了。想想看，一个学生幼儿园三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研究生四年，再加上博士，3+6+6+4+3+3读完都要三十了，这还是在正常情况下，你说这样你家里能不着急吗。所以呀，最近几年以来，很多大学都在慢慢改革了。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博士学制改为四年制。如清华、北大、上海交大、人大、厦大、中山、中南大学、华东师大等高校，均已实行四年制博士学制。这是一个好消息呀，有这些前面的好大学带头，我相信后面的大学也会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体质，这也是现在社会所需要的，现在学术所需要的。好了，到最后了，给大家透露一点消息吧，去年2019年博士招生人数达到了10万，专家估计今年博士招生人数会超过11万。不得不说，现在的高学历人才是越来越多，像我这样一个大学本科出来的就是菜狗一枚呀，不足为道。找工作都十分的困难呀，即使找到工作也是朝朝暮暮，没日没夜，还薪薄难以顾家呀。不得不说，现在的成年人压力真的不小呀。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