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

建议国家尽快建立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 黄洁夫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日益显露出公共卫生和生命医学的一项短板:缺少一个对内制定抗疫统一性规范、标准与指南,对外发表国家学术观点、立场与部署的国家医学科学研究权威机构。为此,建议我国应尽快建立国家级的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为国家生命科学发展和健康公共安全建设提供可靠的技术和组织保障。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设有科学院、工程院、医学科学院等三大研究院。例如美国的医学科学院称为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美国生命医学科学与行为学最重要的学术机构,拥有二十七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通过研究基金等各种资助方式指导全美国大学、医学院校和医院的学术研究,并主导美国医学科技合作交流及各种学术标准规范的评审与制定,为美国生命科学发展与人民健康保障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未能建设一个国家级的权威医学学术机构。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阜外医院、整形医院和几个研究所组成的正厅级单位,由原卫生部主管,不是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力量单薄。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主要是由卫生部负责。那时卫生部拥有十一所重点医学院校,四十四所全国顶尖学术水平的附属医院,当时的卫生部科教司职能相对健全,能够统一领导全国的医学教育与科研。1998年,卫生部直属的十一所重点医科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合并,重点医学院校及高水平医院大多归属教育部。生命医学科研经费主要由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教育部管理,医学的学科带头人即生命医学学部委员相继进入中科院或工程院。现在的国家卫健委在医学教育、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及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均缺乏代表国家的管理的职能。我国各部门的这种碎片化管理,难以形成在生命科学发展和健康公共安全方面的合力,更难以反映国家整体水平和整合能力,尤其是在眼下抗击新冠肺炎斗争中暴露无遗,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生命科学研究与临床医疗服务规范化管理的重大缺陷,还制约了我国医改中一些与专业技术相关政策的出台。如全科医师、专科医师培养与资格认定,医学教育中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的脱节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造成近年来我国一些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理滞后,如魏则西生物治疗事件、头移植丑闻、基因编辑婴儿等处理应对医疗与卫生事件上滞后无力。再如2003年的SARS与今年新冠肺炎的应对在科学策略与能力上均有不足。建立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权威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界专家学者多年的期盼,全国政协11届、12届医卫组对此有过两次联组委员提案,相关领导也十分重视,但由于各方掣肘而半途而废。今年两会还有政协委员在继续提案。纵观我国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日益彰显我国生命科学发展和健康公共安全领域加快改革的重要性,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我国医学教育、科研与医疗服务领域深入进行制度、体制与能力的现代化管理改革,这就突出地需要从国家层面整合各方力量,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尽快构建一个能够引领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生命科技创新的国家级权威学术机构,形成合力。为此,建议国家尽快组建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以整合我国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命科学、药学、公共卫生、医院管理、生物制药等学科力量,为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公共安全提供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关键人才和创新学科保障。我认为,新组建的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在国务院领导下,在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的指导下,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平行运行,构成与国际惯例对接的我国三大科学研究院体系之一。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有类似美国国家卫生学院(NIH)的职能与资金来源,成为国家制定国民健康政策、重大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医学伦理政策的智囊办事机构,还应负有对政府相关主管机构的监督责任。新组建的国家级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体现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创新,力求不同于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管理方式,可以采用行业推荐制,按国家需要分期分批增补新成员。这个机构要有灵活的组织机制,只吸纳成员,不命名为院士,从而建立起吐故纳新,废除终身制的新机制,让专业技术人员专心做专业技术的事。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建设成为一个独立于各部门之外的学术机构,成员应该是由群众民主推选出来的专家和带头人,是具有丰富临床医疗与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知名医学专家代表和学科带头人,在各学科领域和社会上乃至世界上有担当精神,关键时刻勇于直言。(作者,黄洁夫,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我国肝胆外科专家、现任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原标题：《龙》杂志:建议国家尽快建立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中科院之声2月23日晚间发布讣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周同惠，因病于2020年2月23日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95岁。周同惠，1924年11月8日生于北京，籍贯广西桂林。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52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主要从事药物分析与中草药活性成分分析的基础研究，开展药物代谢及代谢产物的鉴定与分析方法的研究。领导研究建立了运动员禁用的五大类100种药物的分析及确证方法，筹建了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兼任主任。代表作有《纸色谱和薄层色谱》、《中草药现代研究》等。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中国网12月1日讯（记者 张艳玲）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振东同志，奋战在疫苗研发一线，连续作战200多天，积劳成疾，不幸离世。11月30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赵振东先进事迹报告会，师生共同怀念致敬赵振东同志。赵振东同志生前为病原所研究员，课题组长，科技处长，“协和学者”特聘教授。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技术组组长，潜心致力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生产，被誉为“新冠疫苗守护者”。9月16日晚上8时，从长沙评标返京途中，因连续工作、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于17日凌晨离世，年仅54岁。此前，他刚刚结束武汉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联合检查。赵振东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科学研究、严谨治学育人，国家需要时冲锋在前、发挥关键作用。“他是实验室的“打更人”，热爱科研到了痴迷地步，他生活在他的感染免疫学研究世界里。”赵振东妻子王斌在回忆与丈夫相处的细节时说道。在赵振东同志的学生、病原所助理研究员王蓓心目中，赵老师是不可多得的严师，十几年如一日，永不停歇地阅读文献、追踪最前沿科学研究，用“毛竹精神”、“一万小时定律”激励大家，以永不轻言放弃的科研精神带领学生坚定地走在科研道路上。赵振东同志的博士后、首都医科大学副教授王继说，赵老师一直强调“科学研究就是求真求实，必须要认真严谨，不可有半点马虎”，要求每一个结论都要重复至少5到10次实验才可确认，也正是因为他宽严相济，以身作则，对学生专业基础和学术能力的高要求，大家才能在科研工作中行稳致远。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刘海鹰副所长介绍，为重大新发突发应急事件提供科技支撑是赵振东同志和病原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赵振东同志从今年1月份就投入到疫情防控研究中，完成抗新冠病毒药物筛选工作，构建了新冠病毒复制子评价平台体系，参与紧急起草了五部门《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通用要求》，为推荐我国疫苗研发和紧急使用做了大量工作和基础贡献。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用表率、敬业、动脑、勤奋8个字来形容与他共事十几年的老同事赵振东同志，分享赵振东同志在采集H7N9病毒样本、脊髓灰质炎病毒样本和埃博拉病毒样本等多次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期间总第一个挺身而出的壮举，在承担重大医疗任务期间连续工作72个小时黑白无休的付出，抓住每天通勤时间研读文献的坚持，点点滴滴折射着赵振东同志的诸多优秀品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认为，赵振东同志潜心科研，是一名率真的学者，也是一名不计个人名利、敢于提出不同见解、心无旁骛、具有学者风骨的科学家。从2003年非典、2009年H1N1流感，到2014年援助非洲埃博拉疫情，再到今年新冠疫情防控与疫苗研发直至因公逝世，他都冲在一线，勇担社会责任、国家使命与民族大义。这种舍生取义的品格正是百年协和精神的传承，值得院校、学界更多科研工作者效仿、全社会珍视。王辰强调，院校全体干部应当向赵振东同志学习，传其精神、承其遗志、立足本职，以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着力推进院校各项科研攻关任务，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3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药物疫苗和检测试剂研发攻关最新情况。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秦川针对动物模型实验在科研攻关工作中的作用进行了介绍。秦川介绍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科技攻关组积极推动了动物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将其作为五个攻关方向之一，组织国内的优势单位，充分利用在非典、高致病性禽流感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历次研究中有基础的单位，第一时间建立了动物模型，为科学家认识疾病、病原体、传播途径、药物筛选、疫苗研发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动物模型是什么呢？形象的说，就是在实验室里研制的新冠‘病人’。”秦川说，疫苗和药物都要经过这种特殊“病人”检验，才能用到真正的病人身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已经建立了表达人病毒受体的人源化转基因小鼠模型，也建立了恒河猴模型，中国科学院也建立了恒河猴模型，这些都是第一时间建立的模型，这些最早成功并经过鉴定的动物模型，使中国率先突破了药物和疫苗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技术瓶颈，再现了疾病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加深了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秦川表示，目前动物模型在3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是明确病毒传播途径，中国医学科学院通过动物模型定性研究了气溶胶、粪口传播等多种途径的可能性，实验结论纳入了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二是用于药物的筛选。很快筛选到了有效的成药，并已经用到临床救治中。三是验证疫苗的有效性。科技攻关组同步部署了5条技术路线进行疫苗研发，研发中充分考虑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个过程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程序开展的。目前已有8种疫苗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有效性评价，部分疫苗的有效性评价工作已经完成了。“疫苗是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安全有效是第一位的，我们将继续严谨的按照科学程序来完成这项工作。”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严雨程 北京报道编辑 陈怡西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医学科学院？在后疫情时代，思考从国家层面建设真正的医学科学院对增强公立医院科研实力、完善公立医院建设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包括整合公立医院进行预防性医疗和救治性医疗，更好从专业、权威角度发声进行舆论引导等。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完善公立医院体系的讨论一直不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三个院，即科学院、工程院、医科院，我们国家就缺了医科院，我们中国所谓的医科院是‘有名无实’的。”8月29日，在2020中国医院竞争力大会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指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公立医院体系经受住了考验，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后疫情时代，思考从国家层面建设真正的医学科学院对增强公立医院科研实力、完善公立医院建设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包括整合公立医院进行预防性医疗和救治性医疗，更好从专业、权威角度发声进行舆论引导等。突破制约重建医科院事实上，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56年，已有逾60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不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自1957年起实行院校合一的管理体制。目前，院校拥有23个研究所（院、基地）、6家医院、7所学院、56个创新单元，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5个、其他国家级科研基地8个。黄洁夫向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记者表示，该医科院实际是由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阜外医院、整形医院及几个研究所组成的正厅级单位，并非权威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而由于多个部门碎片化管理，难以真正形成合力，我国公卫安全、生命科学研究与临床医疗服务规范化等工作进展受到影响，医改中一些与专业技术相关政策的出台受到一定制约。全科医师、专科医师培养与资格认定，医学教育中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脱节等问题就受此因素制约，长期难以得到较好解决。对此，黄洁夫建议建立真正的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机构成立初期可委托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筹建，其成员由在世界上有影响、敢于担当直言、具有丰富临床医疗与公卫管理的各学科领域知名资深专家组成。该机构的管理方式应有别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对其成员应采用行业推荐制，按需分期分批增补，同时应有吐故纳新、废除终身制的机制。“这个层面不要叫‘院士’，要不断地创新机制，而且几年要换岗，要成为行业之间大家公开承认的临床、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专家，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中医在内。要形成真正的国家科研机构，要代表国家发声。”黄洁夫说道。　医科院的价值与意义建立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对我国医疗、药物、卫生等方面的研发给予长期稳定指导、投入与支持，带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未来提升我国应对突发公卫事件能力、实现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关键。”黄洁夫曾公开表示，“这一机构不仅是为国家制定国民健康政策及重大公卫安全、生物安全、医学伦理政策的智囊办事机构，还应负有对相关政府主管机构的监督责任。”而对于如何建设医科院，在黄洁夫看来，关键是整合全国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命科学、药学、公共卫生、医院管理、生物制药等学科的优质研究资源，培育医学科技战略力量，为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公共安全提供前瞻性、科学性的关键人才和创新学科。生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大的机遇，要组成国家的团队。以国家团队的形式作战，而不要孤零零的几个声音。如果说各级医院是常规部队，那么医科院就是公立医院体系中的战略力量。像在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是美国科学界四大机构（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科院、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之一。除了自然基金会以外，其他三院都会分别授予院士头衔，实行终身制。美国医科院主要负责向美国政府提供咨询、预防等方面的建议，以及从事与全球健康有关的事务。截至2019年10月，美国医科院有成员2302人。疫情期间，美国医科院召开了网络研讨会，邀请业界院士和专家梳理了在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以及政策法规领域的观点和建议，并作出了抗击疫情需要科学思维，创新对话的倡议。美国医科院是国际医学界权威机构和政府政策咨询机构，其院士专家的观点广受关注。而英国的医学科学院1998年成立于伦敦，是英国医学界最高的学术荣誉机构。英国医科院的主要成员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和临床医学方面的专家。疫情期间，英国医科院曾发表研究报告《为充满挑战的2020/21年冬季做好准备》。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医科院作为专业研究机构在抗疫发声上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代表了医学界的权威声音，对公众起到了示警作用。不管如何建设医科院，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体系是此次疫情中的广泛共识。在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看来，首先医院是传染病以及许多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信息源，往往这类事件都在临床上发现；其次医院是应急系统的最初起唤者；此外，是应急管理处置的关键环节之一，绝大部分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需要临床支持；最后一般性的应急处置，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系统，医院是维持社会运行的战略力量。

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官网消息：为有力加强对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与核心基地建设的智力支撑，中国医学科学院汇聚我国医药卫生健康领域的杰出专家，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并设立学部。2019年8月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暨学部委员会议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礼堂召开。会议现场 本文图片均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官网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作为高端学术咨询机构与智库，为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与核心基地建设、医学科技发展等提供战略咨询，并覆盖医药卫生健康主要科技领域，设立临床医学部、口腔学部、基础医学与生物学部、药学部、卫生健康与环境学部、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部等六个学部，聘请199位在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享有卓著声誉的专家为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王辰院校长向大会报告了相关背景情况和筹备工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吴沛新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和首届学部（群）主任、副主任名单，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规则（试行）》。学术咨询执行委员会委员赫捷代表执行委员会，胡盛寿、张志愿、詹启敏、徐建国、李松、王威琪等六位学部主任代表所在学部发言。中国医学科学院1956年成立。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年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自1957年起实行院校合一的管理体制。作为我国最高医学研究机构和最高医学教育机构，院校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引领我国医学科技教育发展和维护人民健康为己任，为我国医学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上述官方消息发布之后，各地医疗机构陆续发布了部分学者当选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消息。中新网河北频道消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张英泽院士当选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河北省第一位当选中国医学科学院(临床医学部)学部委员的院士。张英泽院士是我国创伤骨科学术领军者，兼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副会长。他40年来致力于骨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多次参与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及指导工作。江苏省人民医院官网消息：8月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会议于北京圆满落幕，我院肝胆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学浩教授受邀参会并荣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官网消息：2019年8月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暨学部委员会议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礼堂召开。我院周宏灏院士作为首届学部委员出席此次会议。周宏灏教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遗传药理学、药物基因组学和临床药理学家。现任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终身教授、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湘雅医学检验所所长等。

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呼吸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中日医院举行，中国呼吸病学领域又一国家级研究基地正式建立。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副司长吴沛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国勤及呼吸研究院依托单位中日医院院长孙阳出席成立仪式。据介绍，呼吸研究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医科院）构建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依托院外单位建设的首批研发机构之一。呼吸研究院成立之后，将遵循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依托中日医院开展建设工作，其主要任务为围绕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依据医科院的规划和要求，凝炼科学问题，突出重点、特色，开展呼吸领域的重大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与转化医学研究等；开展呼吸领域前沿趋势战略研究；开展科技资源建设与共享应用；开展呼吸领域医学人才培养工作，并承担有关教学和人才培养任务。李国勤指出，“开放办院”是加快将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医科院完善学科布局和体系架构，构建具有国际视野、符合大科学时代科研规律的多层次协同创新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引领中国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一步。依托中日医院呼吸学科成立呼吸研究院，将充分结合医科院与中日医院在基础研究及呼吸领域临床研究的各自优势，通过共同建设、人员双聘、合作研究等创新机制，激活双方科研团队的科技创新原动力。“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其防控形势日趋严峻。中日医院作为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在呼吸疾病临床研究领域已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同时，中日医院呼吸学科近年来牵头开展的呼吸专科医联体建设、PCCM科规范化建设项目、PCCM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多项工作，更是有效推动了我国呼吸学科发展及呼吸疾病防治能力提升。”吴沛新表示，希望呼吸研究院的成立，能够实现医科院与中日医院在呼吸病学研究领域的强强联合、共同发力，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可有效转化为临床防诊治实践的呼吸领域研究成果，以科技创新引领我国呼吸系统疾病防控能力的整体提升。中日医院呼吸中心常务副主任、呼吸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彬教授介绍了呼吸研究院建设方案，明确了呼吸研究院的建设目标、研究方向及建设规划。曹彬表示，呼吸研究院将依托现有平台与基础，整合医科院与中日医院优势研究资源，从基础建设、人才引进、专项研究、国际合作等角度发力，力争在5年内将呼吸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领衔、国际具竞争力的呼吸领域科技创新基地。（孙慧）

e公司讯，据央视，李克强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

2012年放疗科合影提起“放射治疗科”，在一般综合性医院算是冷门科室。但是，对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简称“肿瘤医院”）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大科室。这个由临床治疗、放射物理和放射生物室三部分组成的专业科室，临床分为头颈、胸和腹部肿瘤三个专业组，是一支由医护人员、研究员、物理师、工程师和技师等超过200余人组成、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每年收治新患者超过6000名。作为科室主任，李晔雄已经在这里奋斗36个年头。从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科室主任、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主任委员，他不仅带领肿瘤医院放疗科在前辈打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也见证我国放疗事业从弱到强的发展，为国家放疗人才培养作出突出贡献。接过老一辈接力棒肿瘤放射治疗是利用放射线治疗肿瘤的一种局部区域治疗方法，和手术、化疗并称为肿瘤治疗三大方法。现在大约50~70%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放疗，其中约有40%癌症可以用放疗根治。放射治疗在肿瘤治疗中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治疗恶性肿瘤主要手段之一，李晔雄介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拥有颇为辉煌的历史。早在1958年，医院就设立放射治疗专科，在当时规划中便大胆设计8个加速器机房，是当时国内最大放疗科。放射治疗科前辈为科室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建科之初，谷铣之教授等一批老前辈们手拉肩扛，自己动手安装钴60治疗机。在早期治疗过程中，医生往往会受到很大剂量的辐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老一代放射治疗专家们依然为推动中国放疗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那是一段峥嵘岁月。”李晔雄说。也是在谷铣之和殷蔚伯教授等前辈努力推动下，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成立。李晔雄说，放射治疗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有一百多年历史，而真正得到迅速发展是最近几十年。肿瘤医院放疗科在临床和基础科研工作方面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1958年以来，放疗科主编的肿瘤专业和放疗专业书籍正式出版发行40余套；主译或参译专业书籍已出版7套，主编《肿瘤放射治疗学》第一版至第五版和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教材。科研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内外知名专业杂志上超过千篇，其中SCI论文300余篇，包括国际著名杂志。李晔雄说：“饮水思源，在这些成就背后，是吴桓兴院长和谷铣之教授等一批前辈艰苦卓绝的奋斗，成就了肿瘤医院和放射治疗科今天的成长。”历经几代人发展，今天肿瘤医院放疗科在李晔雄带领下砥砺前行。他提出的“和谐，严谨，创新，进取”八字科训已经成为科室的魂，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人。这种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的氛围，和李晔雄的性格相得益彰。确立淋巴瘤放射治疗原则作为放射治疗科淋巴瘤专业学术带头人，李晔雄在谈到自己选择恶性淋巴瘤放射治疗作为研究重点时说，淋巴瘤在我国比较多见，以往对早期恶性淋巴瘤的治疗原则主要是以化疗为主，他和同事们在临床中发现某些淋巴瘤患者接受放疗后取得好的疗效，“于是，我们抓住不放，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改变某些恶性淋巴瘤治疗原则，通过放疗提高疗效，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二十年多年来，他努力探索结外淋巴瘤，如鼻腔、韦氏环、胃肠道、甲状腺、腮腺、肺、乳腺和中枢神经系统原发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特点，并开展一系列最佳和规范的综合治疗。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是中国最常见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欧美则比较少见。李晔雄带领团队通过系统地研究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和生物学特征，首次提出鼻腔、非鼻腔上呼吸道和上呼吸道外原发三个亚型分类方法，为同一病理类型不同原发部位患者个体化治疗带来理论依据。并独创性提出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风险分期原则，建立风险分层模型，可以准确判断预后和指导治疗。在此基础上，李晔雄项目组改变以前化疗为主的治疗原则，确立放射治疗作为早期结外鼻腔NK/T细胞淋巴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前以化疗为主的治疗方案，患者五年生存率大多低于50%；我们采用放疗新技术后，通过风险分层治疗，早期患者五年生存率超过70%，早期低危患者生存率甚至达到90%。通过一系列研究，基本确立放疗在早期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治疗中首选和必要地位。可以说，大部分早期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通过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可以得到根治。”李晔雄团队通过不懈努力，为更多患者带来生的希望。李晔雄项目组在国际上首次确立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根治照射剂量，制定了调强放疗技术条件下，头颈部淋巴瘤、纵隔原发B细胞及霍奇金淋巴瘤正常危及器官的限制剂量，运用调强技术提高了临床靶区涵盖度，消除了3级以上毒副反应发生，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经过十多年研究，李晔雄团队对于肿瘤大分割照射治疗方案也取得突破，比如对于乳腺癌保乳或改良根治术后，传统的大分割照射是2 Gy/每次、25次方案，现在可以做到2.9 Gy/每次，15次就完成一个疗程。这一方案已经作为常规治疗手段，疗程大幅缩短，也为国家节省医疗资源。在李晔雄带领下，项目组在放射治疗多个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李晔雄还参加国内外数部医学专著中有关淋巴瘤章节的编写，并应邀成为国际淋巴瘤放射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和国际结外淋巴瘤研究组成员，参与恶性淋巴瘤治疗策略的制定。为国家培养放疗人才1984年，李晔雄从湖南医科大学毕业，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工作。他回忆，那时放疗科只有三台加速器，尚未开展调强放疗和三维适形放疗。随着CT影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现在放疗技术已经由二维放疗发展到三维放疗、四维放疗，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肿瘤。放疗剂量分布也由点剂量发展到体积剂量分布，在体积剂量分布中达到照射剂量调强，在肿瘤得到放疗剂量优化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正常组织照射剂量。不仅技术发展很快，放疗学科的治疗规则和理念也发展非常迅速，很多肿瘤的治疗原则一直在变，因此对医生的学习能力、知识更新速度，要求都很高。李晔雄说，放疗科可以说是一门交叉学科。一个优秀的放疗科医生，首先应该是一个肿瘤方面专家，对于肿瘤疾病的发展规律要有充分认识。此外，还要具备放射肿瘤学知识，包括放射物理学、放射生物学，比如大分割照射的放射生物效应，大剂量对肿瘤的杀伤是大还是小，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是什么程度，还要懂得计算机方面知识。在从事临床研究时，需要懂得临床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学方面生存率的计算、线性回归、连续变量分析等所有相关知识。一方面是技术更新换代迅速带来的入行门槛高，另一方面是学科的综合性、复杂性，导致放疗人才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都十分缺乏。“培养一名合格的放射治疗医生，周期通常5~10年。于医院而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培养成本较高；于导师和学生而言，需要掌握很多知识，学习整个放射治疗体系是艰巨任务。”2000年，李晔雄从美国求学回国后不久，就在放疗科推动住院医生规范培训制度，从临床、教学、科研等多方面培养医生。他还努力推进国际交流，2005年开始将欧洲放射肿瘤学会（ESTRO）系列培训课程引进中国，让国内医生同行有机会学习，并每年选派科室医生去国外参观或接受培训。除了对本科室医生规范化培养外，李晔雄还着眼于全国放疗人才短缺问题，承担很多全国放疗人才培养工作。除科室30余名住院医生和研究生培养外，每年还接收来自全国各地30到50名长期进修的医生和物理师，10余名规培住院医生。进修医生在病房和机器门诊轮转，主管一定数量病人治疗，参与值班、抢救及每周一次的学术查房，以此提高临床实践经验。现在，肿瘤医院已经成为全国放疗医生和物理师培养规模最大的单位，每年慕名报名想来参加进修的医生和物理师数百人，短期参观学习的50至100人。学术查房制度，让医生迅速成长循证医学是诊疗基础，但也需要大量医学经验，为了让年轻医生迅速成长，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方式。基于此，李晔雄开创性地推动了放疗科“学术查房”制度。李晔雄介绍，医生除了日常普通查房，每周还需参加一次学术查房，医生在一起对所有新收治病人病情和治疗方法进行集中讨论。在查房过程中，以每位医生讲解所在组临床一周以来新接收的患者病历和治疗分析为主，同时重点讨论疑难病例，科室主任和资深专家共同把关治疗原则和放疗计划，修正不当之处。李晔雄说，每一位医生的专业知识都有局限性，各自只能从自己知识出发做判断。以前查房方式，很多时候就是某一个医生说了算，如果这个医生知识比较窄、认知有限，治疗方案就会有偏差。通过新的查房方式，大家对每一个新收治病人进行充分讨论交流，一个患者治疗方案是不是合适、治疗计划是不是科学都要拿出来讨论，做得不好的地方就进行调整、修正，避免一个人可能基于知识面局限或者判断失误出现治疗方案偏差，会让患者得到更好的规范化治疗。通过学术查房把所有病例对科室医生进行共享，资深专家将分析思路展现给在场医生，在病例分析基础之上，如果大家认为有价值，可以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每周一次的学术查房也是很好的交流学习机会，大家对国内外本专业发展动态、国外最新文献读书报告、本科科研开题或成果总结报告等进行交流，开阔眼界，共同提高。2008年由欧洲放射肿瘤学会(ESTRO)与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联合主办的培训班老师与学员合影医者责任心最重要谈起医者“初心”，李晔雄答案让人有些意外，这个他深耕钻研近四十年的领域，当初却是因为偶然入行。李晔雄出生于湖南娄底，家里没有人从事医疗行业。从小到大，他都是典型的“理科男”，喜欢钻研数学、物理，爱挑战最难解的题，最不喜欢死记硬背。他对自己将来的职业方向也很明确，要学物理或计算机。高考时，整个涟源二中当年只有两名学生考上大学本科，李晔雄是其中之一。但他阴差阳错被调剂到“第四志愿”——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没能进入自己心仪专业，在大学里，他学习热情并不是很高，有时候甚至是考试前才临时抱佛脚。李晔雄笑呵呵地回忆。毕业后，李晔雄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在放疗科工作，常常接触罹患癌症的病人，与死神抢夺生命，每个病例都是最大挑战、最难解题目，李晔雄在一天天工作中，对医学这个曾经不是很有热情的专业，慢慢建立起感情。1994年，李晔雄先后赴瑞士洛桑医学院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刚踏出国门，国内外巨大落差让他内心受到很大冲击。不仅仅是因为瑞士草坪蓝天、汽车别墅，更是因为当时瑞士先进的医疗水平、理念和管理制度。这也让他更加珍惜时间，争分夺秒地学习。出国前，国内工资奖金加起来不过200多元人民币，到了瑞士每个月收入就有4000瑞士法郎。拿着不菲工资，享受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有人劝他，为了孩子，还是留在国外吧。但李晔雄说，那里不是家，还是回来更有归属感。这个家就是中国。1999年，李晔雄回到阔别多年的肿瘤医院放疗科。2000年10月，37岁的李晔雄担任放疗科主任，是当时全院最年轻的一位。带着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要把肿瘤医院放疗科建设好的使命感，李晔雄满怀热情地扑到工作中。担任科室主任以来，他除了大力推动人才培养，还积极倡导科室引进先进的治疗设备，与国际放射治疗的发展接轨，推动放射治疗从二维技术迈入以三维/四维和功能影像为基础的精确治疗时代。他带领同事率先在国内开展各项放射治疗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2001年开展调强放疗，2006年开展简化调强放疗，2007年引入图像引导放疗和术中放疗，2010年推行图像引导旋转调强放疗，2013年开展磁共振模拟定位，2020年实现磁共振图像引导放疗。放疗科目前拥有9台直线加速器,80多套放疗计划系统，2台CT模拟定位机和1台MR模拟定位机，1台近距离治疗机等一流的设备和完善的网络管理结构。在鼻咽癌、小细胞肺癌、食管癌、恶性淋巴瘤、早期乳腺癌保乳治疗等方面，均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现在去国外考察交流，国内无论是医疗条件、学术水平还是生活环境，已经和发达国家感受不到很大的差距，有些方面还优于国外，”李晔雄感慨，“我们这一代人既是改革开放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成果获益者，我们既经历了艰苦年代，也经历了现在这个美好时代。随着放疗技术越来越精准，很多以前治不了的肿瘤现在可以治了，以前疗效不好的肿瘤，现在疗效也提高了，治疗起来毒副作用得到有效控制，痛苦小了，患者生活质量也好多了。”他说，“这得益于医学技术的发展，更得益于国家的强大”。从医三十多年，李晔雄对医生这个行业的付出或许最清楚。每天早上查房，之后门诊工作从早上九点开始，结束时间接近十二点。问病情、看病案、做检查、讲治疗方案、讲放疗原理、讲生存质量，每个进来的病人，都要走一遍这个流程。半天下来，往往没有时间喝口水。有的病人带着病例来找李晔雄，请他制定一份放疗方案，他会详细翻看病人病历、影像检查等资料，再详细询问患者病情、病程、曾做过的治疗及治疗进程等等，然后耐心跟患者讲解放疗是否适用，应该怎么做，要做多久，需要病人做好哪些准备。看病间隙，常常有人进来找他加号，即使接下来日程表上排满了工作，也有很多理由可以拒绝，但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在加号条上签字，递给一个又一个患者。“这些病人都很不容易。”李晔雄说。理性、严谨是李晔雄给记者的印象，但是谈起患者，那种作为医生内心深处的温情慢慢释放出来。他总是说，作为医生，要去理解病人的痛苦，站在他们角度考虑问题，体谅他们的难处。白天需要担负专家门诊、查房或会诊等繁重的临床一线工作和科室管理工作等，科研工作就只能利用下班后、节假日等休息时间，翻阅文献、开展科研设计、落实科研具体实施环节、整理科研思路数据、撰写科研论文、修改博士生论文……常常工作直到深夜。他习惯了没有节假日的生活，也几乎没有爱好。“临床研究就是最大的爱好”。与疾病的斗争是医者永无止境的使命。“医生当然要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李晔雄作为医者的理念。2014年李晔雄夫妇参加儿子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他坦言，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是困扰中国人求医看病的一个难题，为了获得更好治疗，病人都集中在大医院，医生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但这不能成为医生不认真对待病人的理由。他常常和年轻医生说，在这个岗位就把这件事情做好，要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对待每一个病人。一个人能力或许有大有小，但作为一名医者，责任心最重要。[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