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北京10月10日讯(记者 刘佳)今天起至本月31日,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正式启用,凡有意参加2021年研考的考生可于每日9点至22点登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报名。截取自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根据教育部此前印发的《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显示,报名研考的考生须满足4个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相关条件。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预报名成功后,报名数据有效,不需要在正式报名阶段再次报名。2021年研考初试时间定于2020年12月26日至27日,每天上午8点半至11点半;每天下午2点至5点为考试时间。在此前教育部印发的《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中要求,2021年研考将进一步推进科学精准划线。原则上学术学位类按学科门类分别划线,专业学位类按专业学位类别分别划线。其中,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旅游管理、图书情报、工程管理、审计等7个专业学位将根据实际情况分开划线,不再统一划线。
(2020年服贸会)中国国研中心: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六大新趋势中新社北京9月5日电 (记者 夏宾 庞无忌)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牵头完成的《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一书,作为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重要成果之一5日在京发布。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琦称,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发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呈现出六大新趋势。第一,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张琦指出,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增速高于GDP增速,全球服务贸易增速也高于货物贸易增速。同时,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已达四分之一,是较高的比例,据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40年该比例将提高到50%。第二,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力、模式、主体等多个方面都发生变化,如,数字经济大幅降低了服务贸易成本,也大幅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等。第三,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价值链升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张琦表示,在发达国家最终产品价格中,制造环节增值不到40%,服务环节则达60%;在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中,生产型服务占比达70%,现在有继续深化的趋势。第四,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出现新的特征,一个是结构向高端服务贸易领域发展,另一个是市场集中度非常高,前十大经济体在全球服务进出口的占比超50%。第五,商业存在模式成为全球服务贸易最重要的模式之一,按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口径,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的服务贸易约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55%,与全球跨境投资60%以上投向服务业的趋势相一致。第六,全球的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各方博弈的重点。相比以往的服务贸易规则,新的规则高标准、强约束特征更为明显,由于各国的政策分歧比较突出,数字贸易成为规则制定的焦点,一些新的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值得高度关注。(完)
资料图:苏州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泱波 摄中新社三亚12月7日电 (记者 李晓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7日称,现在应加快改革释放经济潜力。张军扩在当天举行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无论从供给要素还是需求空间来看,中国经济都依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一潜力不能自动释放,需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才能实现。他建议,今后中国应加强以下几方面改革。首先,切实加强产权保护,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与信心。各级政府要形成严格的产权意识、合同意识,在法律和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做到透明、公开、可预期。张军扩称,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隐形壁垒,加大对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应及时更新和提高质量、环境、安全标准,以国家标准倒逼产业升级和发展质量提高。他表示,今后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升级方向、方式以及产业优胜劣汰和重组等的直接干预。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等过程中,要尽可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此外,张军扩认为,如何营造在全球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吸引人才的环境,在当前形势下尤为重要。下一步中国应下大力气改革科研、教育和人才管理体制,着力营造能够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来华从事科研教育工作的良好环境。(完)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不仅增速下降,规模也开始出现减少;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过去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眼下,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挑战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给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创新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城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到来,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一些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变化,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规模,并提出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对策建议。我国劳动力供给特征及趋势预测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每年以千万规模保持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以2013年至2019年为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几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从总量看,我国的部分群体还存在就业压力,但就业总量已经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就业的结构性风险大于总量风险。当前,劳动力供不应求成为常态,表现为: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减少;二是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市场监测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扩张延缓推迟了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青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从人口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三化”是指老龄化、少子化和农村空心化。劳动力供求呈现“五降一升”特点,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就业人数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产业、群体及劳动力供给质量等方面。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变等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内地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劳动力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为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返乡回流。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长期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下降。同时,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将继续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是现实目标。基于趋势判断和已有的劳动力供给数据,我们通过相关模型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9.89亿人下降到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68.44%下降到65.17%,按照两项指标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2030年达到6.27亿人。我国劳动力需求特征及趋势预测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就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规模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越大,每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规模越大。比如,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的创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并不意味着就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可以预期我国就业岗位需求规模仍将不断扩大。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少部门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行业也多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随着我国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在实体经济领域,2019年我国工业企业用工下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断减少,从业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新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反映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变量。历次产业革命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破坏。同时,广义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就业的“创造效应”,随着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产品及中间产品的扩张,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综合来看,只要生产扩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们预测认为,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2020年的1.87亿下降到2030年的1.09亿,第二产业从2亿下降到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到4.9亿,综合三次产业我们认为,到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7.6亿。积极应对劳动力供求变化展望未来,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效率,我们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研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老龄人口增加导致更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二是研究出台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以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避免下一代际劳动力增长率继续降低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三是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应对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及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减少临近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第二,减少就业结构性障碍,促进就业公平。一是减少就业性别、城乡及地域歧视,重视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深入研究我国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促进就业公平。二是加强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减少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中的机制障碍和求职成本。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惠共赢。四是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碍就业创业的壁垒,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基本权益。第三,更好推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劳动力有序流动的研究,保障劳动者迁移、择业、社保接续转移等基本劳动权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二是促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进一步提升基层一线劳动者工作技能,加快学习和更新传统知识结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三是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研究乡村空心化和农村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加大农、林、牧、渔等产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技能培训力度,做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帮扶工作。第四,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新时代呼唤新型劳动者。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深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提升我国劳动力技能素质水平,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加大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通用就业技能和基本职业素养。二是加快中专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以行业、岗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化定制及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三是着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引导社会资源投入职业院校发展,增加技工供给数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形势研究”课题组课题负责人:李建伟 执笔:钱 诚)
来源:证券日报 国研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数字经济开启下一轮经济周期本报记者 姜楠6月20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指导,腾讯金融研究院与金融科技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2020金融科技发展论坛”在北京通过腾讯新闻进行全球直播。本次论坛云端连线来自经济、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著名学者,共议“金融科技与经济复苏”等相关话题。在嘉宾发言环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从“数字经济开启下一轮经济周期”这一角度对科技如何助力实体经济复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王一鸣首先分析了我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严峻形势。一是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从外需上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外需收缩会进一步加剧沿海外贸企业的困境,进而增大就业的压力;二是我国已经深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当前主要经济体还没完全复工复产,加上美国技术断供的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三是供给和需求端的变化向金融部门传导,实体企业违约现象增加,导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以及中小银行的风险加剧。随后,王一鸣分析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基于数字技术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对冲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数字经济将开启新一轮经济周期,成为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的引擎。推动我国经济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不仅能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有效拓展国内的需求,还能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期。其次,王一鸣分析了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几个重点领域。一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长期以来制造业企业受到信息平台场景化应用不够和数据感应、传输、存储、加工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制约,此次疫情也倒逼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二是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疫情冲击下,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后疫情时代,服务业也将延续强劲的数字化发展势头。三是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近年来科技向金融领域渗透,为金融业开辟了新模式。互联网企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传统金融机构也在不断加强金融科技的研发强度和投资规模。四是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疫情期间,数字化的运用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行,疫情后可推动这些成果进一步巩固。五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是服务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也包含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除了可以发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将突破时空约束、降低交易成本等,在经济复苏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最后,王一鸣对发展数字经济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制定数字经济复苏的发展战略。围绕新基建关键技术研发、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进行战略勾画,引导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与企业合作推动的数字化经济发展的合力。二是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市场主体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新基建”,更好地对接市场的终端需求。三是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领域提前布局。四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发挥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五是进行包容审慎的监管。监管机构不仅要关注数字平台的形成,更需要关注竞争机制是否有效、竞争秩序是否有序,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六是解决数据产权的界定问题。对个人数据、政府数据以及商业数据进行分类界定和保护,建立安全、自由的数据流通环节,为培育数据市场创造条件。七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育。通过高等院校调整专业设置、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等手段,加强数字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大我国数字化转型的人才资源储备。(编辑 上官梦露)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 王恩博)中国金融业如何更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安顺11日在北京表示,要推进股票市场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制度改革,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发展。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和中国移动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当天举行。王安顺认为,首先,要推进股票市场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制度改革。未来中国应在总结科创板经验基础上,积极有序推进创业板、中小板、主板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改革。就当前而言,则要简化行政许可,缩短审核时间,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提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效率,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等。在债券市场方面,要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探索建立公平合理交易机制,破除违约债券交易障碍,发展不良债券处置市场。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应发挥合力,加大对存量违约债券协调处置力度,进一步支持民营和创新企业从债券市场融资。其次,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发展。王安顺认为,中国已建成多层次资本市场,关键是要加强统筹,形成合力。尤其对于新三板市场,他建议以精细化分层为抓手,引入更高效发行和交易制度,优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增加投资者数量,丰富投资者类型,改善市场流动性,提升市场融资交易功能,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区域性股权市场则要在规范中寻求发展,成为主要市场板块的有力补充。(完)
李伟表示,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正呈现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新形势下,我们要积极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要保持定力,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新动能加快形成。苗圩提出,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构建引导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和政策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出席中国经济时报社等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时分别就新的形势下我国如何培育增长新动能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表了主旨演讲。李伟表示,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正呈现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新形势下,我们要积极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要保持定力,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新动能加快形成。苗圩提出,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构建引导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和政策体系。李伟: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李伟表示,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正呈现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从国际看,一方面,与过去相比,增长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得益于多数国家的共同努力,国际经济也呈现出一些积极信号或变化。从国内看,总体上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激发和培育新动能的挑战也在增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为此,李伟提出,要保持定力,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新动能加快形成。要在新发展条件下,构建一套新的体制机制来补齐效率短板。今后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四个方面:一是要全面提升创新创业的质量和效率,有效发挥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我们要更大力度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坚持走开放创新的发展道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让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要从根本上弥补创新短板、激发创新活力,既要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更需要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优化创新投入机制,提高创新治理能力,完善创新创业生态是重中之重。政府要多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等方面加大投入,市场导向的技术研究要多让企业牵头,以企业为主体。同时,要构建鼓励创新、审慎包容的市场监管体制,破除制约新技术、新业态成长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队,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深化产权保护制度与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二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现阶段要把创新重点放在对既有产业和产品的升级上,创新的主战场要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上。我们必须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深度参与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新技术革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质量提升、效率提高、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互动和深度参与全球化,都将是形成我国增长新动能的重点。要实现这一系列新动能,离不开相适宜的市场体系和有效的产业政策。我们要加快监管方式转变和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以要素市场改革提高资源流动性与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产业政策相互协调。确保产业政策能够强化市场竞争,夯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要加快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更有效地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减少金融对实体经济利润的挤占,化解债务风险,扭转“脱实向虚”趋势。三是坚定不移地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合作新机制。尽管当前国际经贸及投资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但进一步扩大开放,丰富开放内涵、提升开放层次,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深度融合世界经济的长期方向。在新一轮开放中,我们要正视逆全球化现象频发、区域经济一体化遇阻、大国间博弈加剧等不利因素。还要认识到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竞争新优势还在培育之中。要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加快释放增长新动能,必须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新机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共建“一带一路”推向深入的基础上,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重大改革。进一步放宽外资在服务业、制造业准入限制,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四是着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为培育新动能构筑坚实的人才支撑。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向技术前沿迈进,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以及创新创业的需求迅速增长,要求有更多的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应用和创新加速,使知识结构更新节奏加快,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明显提高,要求劳动者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力资本规模有了大幅提升,但人力资本结构和质量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因此,实现人力资本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是我国新时期人力资本发展的重点任务。 苗圩:推动我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苗圩表示,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加快对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支持,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制造业国际竞争呈现日趋激烈的趋势。我国制造业发展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我国制造业发展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建设制造强国,并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2019年七项重点任务之首。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第一,着力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也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当前要加快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加强核心技术的攻关,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实施补短板工程,探索利用“揭榜挂帅”的机制加快突破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把产业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二是解决共性技术供给不足问题,要面向关键领域的行业共性技术需求,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打通从实验室产品到工厂化产品当中的共性技术的缺失问题。例如专用的设备、专用的材料、先进的工艺、检测和标准等这些共性技术的平台,克服国外经常说的“死亡峡谷”,使我们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三是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健全以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完善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第二,着力优化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我们要着眼于解决发展当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升级,要发挥好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力度,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推动制造模式和企业的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要引导要素资源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行业去聚焦,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造形成发展新动能。要推动现有的产业集聚区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和发展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着力培育优质企业集团,制造业强,企业必须强。近年来我国涌现出华为、格力等一批有实力的企业,但总体而言这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还是偏少,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企业在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和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要鼓励企业聚焦主业,做强做大,培育一批上下游协同,核心竞争力强的世界一流制造业企业集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公共服务,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行动计划,引导中小企业专注于细分领域,提升专业化能力和水平,培育一批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建设一支追求品质、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企业家队伍。第四,着力完善制度环境,当前要突出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动产业政策从差别化、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型转变。鼓励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在开放、公平环境下有效竞争,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二是提高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下决心破解科技和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强化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之间的衔接通道。要促进科技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三是落实金融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大力开发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金融类产品和服务。根据创新创业和企业发展各阶段资金的需求特点,完善对制造业发展的全周期金融服务。特别是加大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投入力度,现在贷款基本都是短期贷款,企业也只能短贷长用。完善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发行上市政策,完善融资担保机制,切实缓解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第五,着力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制造业在不断开放、合作、竞争中发展壮大,未来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必然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虽然现在有一些逆流,但是我们认为主流还是主导的,这是不可阻挡的。面向国际市场,全球资源,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在竞争中实现共赢发展。(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每经实习记者 李可愚 每经记者 胡健近年来,中国经济“L型走势”这一重大课题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经济增速为何出现回落现象?下一阶段应如何应对?图片来源:摄图网对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2018年第十六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作了详细阐述。他表示,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逐年回落,不排除外围因素冲击和内部经济周期变化的原因,但最主要或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能更新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竞争力就会弱化,发展进程就会受阻。而创新比较优势、再造发展动力的关键就是要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提升,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对国家发展是如此,对企业发展更是如此。”张军扩说。我国创新发展具有优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广大企业来讲既是挑战,也是重要的机遇。企业围绕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这个核心推动转型升级,应当从哪些方面发力?张军扩在论坛上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一是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创新发展方面具有诸多明显的优势。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不仅提升了我国产业的质量档次,优化了产业结构,也促进了消费需求的增长,成为了经济趋稳向好的重要支撑力量。二是要大力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质量水平。目前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质量档次、安全标准还不够高。这些年由于国内消费品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方面屡屡出现问题,损害了消费者对国内消费品的信心。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前景广阔。三是要大力提升服务业的质量水平。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居民在旅游观光、休闲康养、家政服务、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不仅成为了居民消费升级的增长点和亮点,也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由于这些领域在服务质量、安全标准方面良莠不齐、问题频出,不仅打击了国内消费者的信心,也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四是要大力促进绿色发展。对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要通过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使得企业产品服务严格达到国家各类质量安全环保标准,而且要以此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要按照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充分挖掘和抓住市场的机遇,大力发展相关环保产业,打造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要减少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发展模式转变除了需要企业发力以外,也离不开政府的努力。张军扩表示,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企业往哪个方向变革、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创新,最终都只能由市场来检验。政府的作用要更多地转向功能性、社会性的支持政策,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其次,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更新和提高环境、质量、安全标准,并严格执行。这既是保护公众利益的需要,也是形成倒逼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再次,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市场秩序,为优质优价、优胜劣汰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企业创新和提升质量的根本动力在于优质优价、优胜劣汰,政府作用的着力点也应当放在这里。第四,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科研创新的科研管理制度,鼓励成果转化的期权股权激励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以及鼓励创新的监管制度等。最后,要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干部制度改革等,只有这些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促进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每日经济新闻原文链接
11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邀请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围绕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 王恩博 摄中新网北京11月23日电 (记者 王恩博)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琦23日在北京表示,中国下一步全面扩大开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举行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吹风会,张琦在会上表示,疫情大流行带给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明年复苏前景还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在以开放创造机遇、以合作解决难题的思路下,十九届五中全会意味着中国再次对外宣誓将全面扩大开放。对于下一步全面扩大开放的路径,张琦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扩大贸易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比如高新技术产业、新兴制造业、服务贸易等。她特别提及,在进口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已经将关税总水平从9.8%主动降至7.5%,如果按加权平均计算则为更低的4%左右。二是进一步发掘消费潜力和内需潜力。三是基于中国比较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吸引跨国企业和投资者进入中国,分享产业链的韧性和稳定性优势。四是数字经济。张琦表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非常快,促进了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在此方面亦欢迎外资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参与。谈及近期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扩大开放有何积极作用,张琦认为,RCEP将从贸易、投资、服务等方方面面给各方提供相互交流促进的机遇。待各国批准正式实施后,要给企业做更多培训和宣传,让企业用好这一协定。(完)
网络图片文|刘乃亚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国在精准施策并取得抗疫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始终不忘大国责任和使命担当。6 月17日晚, 由中国和非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发起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这是习近平主席继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及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之后,就人类合作抗疫,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表的又一重要讲话。习主席的讲话高屋建瓴,具体务实。既突出中非联合抗疫, 体现中非友好,又呼吁各国加强团结,应对全球疫情蔓延。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应邀出席。习主席关于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设想, 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团结抗疫,进一步推进中非友好合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权是我党的立党之本和执政之基,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以民为本”上来。中非共筑卫生健康共同体最终无疑也应以此为依归。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中国主张,即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什么在此时召开中非特别峰会?峰会又传达了怎样的信息?有必要对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及世卫组织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做一回顾和比较,才能更好地解读习近平主席的上述主张。(一)向世界发出团结抗疫的重要倡议3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发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演讲时指出:“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国际社会应该加紧行动起来,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在会上,习主席提出了四点倡议: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协调。尽管当下疫情肆虐, 但是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却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 展现了中国的世界情怀。(二)五大举措为国际合作抗疫注入新动力5 月18日, 第73届世卫大会召开主题为“加强合作,共同抗疫”的视频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致辞,再次强调,面对新冠疫情这场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各国人民勇敢前行,守望相助,风雨同舟。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为了推进全球抗疫,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力度,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以下五大举措:——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国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努力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输和清关绿色通道。——中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贫困国家债务偿还倡议”,并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如何在疫情背景下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机遇,应是世卫组织召开本次视频会议的主要目的和关切所在。事实上,世卫组织的此次会议主题与中国自疫情暴发以来,向世界发出的“团结抗疫”的重要倡议也是一脉相承的。从提供资金援助、加强供应链保障建设,到帮助非洲减债,实现医疗机构对接,五大举措既考虑到抗击疫情的现实需要,也关注疫后的复工复产和民生问题,有目标也有具体实施方案,有助于解当前抗击疫情的迫切之需和燃眉之急。五大举措是对中国抗疫方案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最新体现和重要安排。可以说,五大举措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的同时,也极大地回应了非洲国家的迫切需要。在新举措中,非洲国家既享受计划单列,又在一揽子新举措中共同受益,凸显非洲在中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习主席的讲话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在做好自身抗疫的同时,始终不忘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更没有忘记包括非洲兄弟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感同身受,并竭尽所能,出手相助。另外,习主席宣布的五大举措,向世界释放的另一个重大信号是,非洲在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三)特别峰会是中非加强团结、友好合作的新的里程碑能否帮助非洲实现疫情控制,是此次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取胜的关键,也是中非协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中非“患难之中见真情”。习主席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主旨讲话中,除了重申继续贯彻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和世卫组织视频会议宣布的五大举措外,还指出, “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中方承诺,将提前于年内开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同非方一道实施好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的“健康卫生行动,加快中非友好医院建设和中非对口医院合作,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为了推动非洲国家复工复产,改善民生,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中方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并呼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相关国家缓债期限。可以说,峰会立足中非友好合作,正超越中非层面,惠及整个世界,成为中非加强团结、友好合作的新的里程碑。非洲疫情严峻,凸显医疗卫生能力建设不足中非值此非常时期召开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携手抗疫,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非洲严峻的疫情形势和医疗卫生能力严重不足。非洲有54个国家、人口超过13亿,医疗卫生水平整体较为薄弱。大疫之下,多数非洲国家缺医少药,不堪承受此次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目前已有大量人员和经济损失。(一)非洲国家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4月16日的报告称,或将有超过30万非洲人因疫情丧生。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非洲疾控中心数据,从2月14日埃及发现第一起病例起到6 月25日,非洲已经累计出现338756 例新冠感染者,新增感染人数呈现暴发态势,现有确诊人数166369 人,由一周1万人向每日超过1万人的速度增加,非洲国家无一幸免。目前死亡人数已达8888人,死亡率2.67%(全球为5.23%),累计治愈人数163499人,治愈率为48.04% (全球为5 2 . 7 5 %)。其中,就累计确诊人数看, 南非( 1 1 1 7 9 6 人)、埃及(59561人)、尼日利亚(22020人)、加纳(15013人) 和阿尔及利亚(12248人)是疫情最为严重的五个国家,其中,埃及和南非死亡人数已分别超过2450人和2205人。截至6 月25日,非洲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占全球确诊总数的7.68%,死亡率占全球死亡率的0.16%,是病倒确诊相对较少的地区之一。这一方面得益于非洲具有应对其他流行病的防控经验,另一方面,域外疫情也起到了示警作用,非洲国家大多为此制订了备灾计划。尽管如此,世卫组织特使桑巴·索乌还是警告称,因缺乏足够的核酸检测,非洲大陆可能面临一场“无声的疫情”。鉴于非洲国家薄弱的卫生防疫能力,人口相对集中于大中城市,加上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整个非洲大陆已接近疫情全面暴发的临界点。(二)疫情引发的次生灾害已然显现非洲国家疫情流行,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已经初步显现:一是对非洲农业生产将产生严重影响。非洲大陆粮食自给率只有60%。今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非洲之角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沙漠蝗灾,这一地区的粮食减产已成定局。截至今年3月底,非洲的稻米价格上涨超过30%。在人们面临饥馑威胁之际,新冠肺炎疫情将使该地区的灾情雪上加霜。当地民众连粮食都买不起,别说买口罩防疫了。预计2020年,非洲大陆将有1.4亿人不得不忍饥挨饿,面临粮食危机。二是对于缺乏生活保障的城市低收入人群而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贫穷同样可怕”。据联合国非经委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些低收入人群是非洲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主力军,占就业总量比重高达71%。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中,75%以上是妇女。封城举措,使这些低收入人群失去工作机会,生活举步维艰。到处可见生计没有着落的贫民在排长队申领救济粮食。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很多国家引发动荡、骚乱等社会矛盾。联合国非经委报告指出,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将因疫情由3.2% 至少降至1.8%,这将导致近27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报告称,国际社会需向非洲国家紧急提供10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才能帮助非洲人民建立抗击疫情的“安全网”。(三)医疗卫生系统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严重不足非经委报告的立论依据,是建立在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缺乏健全的卫生防疫体系基础之上的, 这确实是非洲大陆面临的一个严峻事实。面对域外疫情蔓延,非洲多国采取了诸如封城、减少宗教及人群聚集等多种管控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使得非洲目前的疫情没有预测的严峻,但限于能力建设严重不足,医护人员及各种抗疫物资严重短缺。目前,南非的医疗卫生水平在非洲尚属前列,但在大疫面前,医护人员及各种医疗资源短缺现象严重。南非在提前准备了4000台呼吸机的情况下,仍深感设备短缺,人手不足。南非尚且如此, 其他国家情况更是捉襟见肘。据称,塞拉利昂全国只有一台呼吸机,各国每千名患者所配备的临床工作者人数大多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2.5人标准,且核酸检测试剂、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资严重缺乏。许多民众因缺少口罩, 只能用T恤遮住口鼻,难以起到防护作用。大疫当前,非洲各国除每日向非洲疾控中心汇总疫情外,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迫切需要联合国、世卫组织、非盟及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居中统筹协调,加强指导,提供支持。中非协力,发出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最强音中非抗疫特别峰会的成功召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深化了互利共赢的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为支持多边合作及国际联合抗疫增添了新动力,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更加完善。(一)中国再次成为国际对非援助的引领者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中非加强卫生领域合作, 共同实施“健康卫生行动”,是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立的“八大行动”的重要内容,无疑也是中非推动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北京峰会确立的“健康卫生” 行动,其目标是帮助非洲建立有“应变力”的公共卫生系统。该项行动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确保健康生活并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以及非盟《2063年议程》制定的消除热带病、完全控制传染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发展目标相关联对接,且相辅相成。为此,中国决定优化升级50个医疗卫生援非项目,重点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中非友好医院等旗舰项目;开展公共卫生交流和信息合作,实施中非新发再发传染病、疟疾、血吸虫、艾滋病等疾控合作项目,为非洲培养更多专科以上的全科医生,继续派遣并优化援非医疗队;开展“光明行”“爱心行”“ 微笑行” 等医疗巡诊活动;实施面向弱势群体的妇幼心连心工程。两年来,健康卫生行动与其他七项行动同步推进,均在有效实施中。中非自始就是命运共同体,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在此次战“疫”中,中非互相支持,共同携手,再谱中非友好合作的新篇章。武汉疫情暴发后,非洲多国领导人纷纷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所遭受的疫情表示慰问,并对中国强有力的抗疫举措表示声援和支持。埃及、赤道几内亚、加纳,吉布提等国家还捐资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在中国遭受疫情最严重的关头,中国仍不忘非洲兄弟,积极施以援手。中国除向埃及、尼日利亚等多国赠送防疫物资、派遣防疫专家组外,还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合作,通过埃航向其他非洲国家运送口罩、呼吸机、防护服等抗疫物资。4月26日,随着武汉实现在院新冠患者清零,中国在取得阶段性抗疫成果后,也进一步加大了与非洲国家携手抗疫的力度。中国政府成功应对疫情及加强中非团结抗疫所采取的有效举措, 得到了绝大多数非洲政府官员、智库界专家学者的理解和支持。肯尼亚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卡万加撰文指出,值此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中非双方如何排除干扰,实现双方在2018年北京峰会所确立的目标,这一点与抗击疫情同等重要。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五大举措,为中非合作抗击疫情,加强中非卫生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内涵,增添了新动力。塞拉利昂马可尼大学中非研究院院长阿尔法·穆罕默德·贾洛认为,新冠病毒不受边界、制度的限制,需要人们以专业知识和人性之善加以应对。法国学者索尼娅·布雷斯莱认为,习主席的致辞多次提到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支持,既让人看到中非相互支持的情谊,也让世界看到“人类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中国视野,以及在这一视野下推动团结抗疫的中国理念。习主席在世界卫生组织视频会议上提出的联合抗疫五大举措,为中非团结联合抗疫搭建了重要的合作平台。特别是加快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建设,提高非洲大陆抗击疫情的组织力、协调力和救治力;中非通过建立30个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将有助于提升非洲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能力建设水平。疫情就是命令。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非双方需要调整思路,加强团结,携手抗击疫情,最大限度地减少民众的病亡率。大疫之下,中非双方在继续推进落实“八大行动”的同时,需将“健康卫生”行动置于优先考虑,并将之提升到当前工作的首位,实施中非携手抗疫,亡羊补牢,共筑中非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通过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合作,加快非洲疾控中心建设, 通过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织牢织密非洲公共卫生防护网。中国也因此再次成为国际对非援助的引领者。(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更加完善今年分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和非洲国家独立60周年。中非合作抗疫特别峰会的成功举办, 标志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更加完善。除了每三年在中国或非洲举行中非峰会外,中非还会根据需要,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适时地召开主题特别峰会,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所谓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面对疫情,中非双方通过共同举办抗疫特别峰会,以联合抗击疫情的具体行动,纪念这两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可以说意义非凡。贾洛认为,中国“ 行胜于言”,且“言必信,行必果”。从抗击埃博拉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以其实际行动再次证明,中国才是非洲人民最可靠的朋友,是真正的好伙伴、好兄弟。五大举措犹如久旱逢甘霖,将极大地助力非洲国家抗击疫情,提升其战胜疫情的信心。中非携手,定能共同渡过此次疫情危机。为了促进和平和抗击疫情,呼吁所有人团结起来,一起抗击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唯有携手合作,才能够助力实现消灭新冠疫情的目标。有了中方提供的准确数据、技术、测试包及个人防护用品,只要非洲国家政府加强防疫行动和社区管理,非中定能齐心协力,共同战胜新冠病毒。“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加强合作。”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成功召开,中非共同主持的主场盛事,“四个坚定不移”的中国主张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决心是坚定的,措施是具体而务实的,成效是显著的;中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抗击疫情、稳经济、保民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有任何改变。作为中非主场,特别峰会的成功召开,也为明年中非合作论坛塞内加尔峰会进行了预热和铺垫,中非需为后疫情时代未雨绸缪,积极谋划。作者系中国非洲研究院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南非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第12期 聚集智慧 创造价值 传播文明国研智库是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背景下,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单位中国发展出版社发起设立的智库咨询与传播平台。国研智库依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的专家优势,整合国家部委和首都高校智库资源,创新发展以智库为核心业务的文化产业,旗下有咨询研究、出版传媒、会议会展、大数据、教育培训、智能金融和智库园区等七大业务。其中,国研智库论坛是国研智库品牌旗下的智库交流平台,已成为中国智库行业的知名品牌。作为国研智库品牌的运营机构,国研文化传媒集团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批准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中国智库创新科学园亦城财富中心1号楼7层网址:www.guoyancm.com邮箱:guoyancm@guoyancm.com电话:010-67889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