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2020年7月21日，格库铁路全线铺通，新疆青海两段铁路顺利接轨。新华社发从古至今，西部地区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这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生态屏障护佑华夏；聚居着中国80%的少数民族群众；拥有中国80%以上的陆地边界，处于中国国界安全与国际交往的战略前沿。2000年，“西部大开发”仿若一声春雷唤醒了广袤的土地，这是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统筹两个大局的一项重大决策。2021年，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正在形成新格局。擘画秀美繁荣的西部1936年，当《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踏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时，他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等五种疫苗，这些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第一次见到黄土高原的斯诺写道：“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可以想象，80多年前那个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困、战乱、疫病折磨的中国西部，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千百年来，经略西部一直是历代的国之大事。然而，中国西部一直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特别是近代，国家积贫积弱，开发西部只能是无数仁人志士难以实现的梦想。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一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战略大开发，在占据中国版图三分之二的西部大地拉开帷幕。范围包括渝、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内蒙古、桂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西部地区3亿多人口。西部人民终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盼来了大开发！人们不会忘记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西部地区视察调研，深入基层边疆一线，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2017年1月，《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印发，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和新开放战略角度定位西部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发布，擘画了新时代的更高目标：“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脱胎换骨的西部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的古胜村，村史馆的广场上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古胜新村赋》：“仅十余年，嶙峋石丛，林木繁茂，退耕坡地，花果飘香。做规划，通村路，兴农旅，引得清泉自流入户。绿水青山，脱胎换骨奔小康。”其中描述的就是地处西南溶岩石漠化山区的苗寨古胜在西部大开发中生态和产业实现良性循环的生动实践。以生态建设为先导，合理开发资源，人与自然和谐，产业与环境共美，西部大开发20多年久久为功，润物无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和复兴中华的战略定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的20年，是西部各省份发展最快的时期。据统计，西部12省（区、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1.5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0.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20.7%，提高了约3.6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截至2021年2月，包括西部各省份在内的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仅甘肃省，就有7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262个贫困村全部退出，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交通运输网络不断拓展加密，空间可达性大幅提升。截至2019年年底，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5.6万公里，其中高铁9630公里，高铁已连接西部大部分省会城市和70%以上的大城市。“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如今县县通高速；四川省公路总里程达34.7万公里，居全国第一，“蜀道难”已成历史；青藏铁路穿越了世界上最大的生命禁区；川藏铁路、西成高铁、兰新高铁、宝兰高铁等项目相继建成通车，让西部天堑变通途。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相继竣工，最后一批无电人口用电问题有效解决。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了一批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大数据、健康养生、旅游文创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十三五”期间，甘肃省专利申请量从5.11万件增加到13.25万件，高新技术企业由319户增加到1229户，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5.1%。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得到巩固。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全面实施。截至2019年年底，西部地区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1.37亿亩，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提高。草原、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19年西部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5万元和1.3万元，是1999年的6.5倍和7.8倍。“两基”攻坚计划如期完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新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呼图壁县雷锋车队队长徐涛说，国家在投资安排上，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了交通环境与服务设施，促进了铁路、公路、民航、通信网络等发展，为新疆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便利。“20年来，中国是从政治经济全局高度，通盘考虑，综合施策，构建地缘发展的政治经济机制，来推进西部大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这样评价。新时代的新西部3月31日，来自河南南阳的一批货物在西安国际港务区集结，首列“宛西欧”班列驶向德国。曾经因为不沿海、不沿江而对外贸易徘徊不前的陕西，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成为中国东部和中部向西开放的“桥头堡”。2020年，中欧班列“长安号”经受住了疫情考验，运力规模持续扩大，全年开行3720列，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运送货物总量达281.1万吨，与开行初期相比，增长了40倍。伴随着满载的列车穿越欧亚大陆，2020年，一场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正在启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是份超万字的战略性文件，包括7大点36条。从提升创新能力，到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从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到提升教育医疗水平；从打好三大攻坚战，到加快绿色发展，一幅“百姓富、生态美”的西部高质量发展蓝图徐徐展开，激动人心、催人奋进。“《意见》支持四川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对四川从腹地变为前沿，形成全新开放格局，孕育着巨大机会。”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认为，这是国家给西部的一份礼物。作为四川“鸡蛋黄”的成都，日新月异的发展折射出西部大开发的巨大成就。2020年5月，成都东部新区正式挂牌，在“一带一路”倡议、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多重机遇利好下，正站在时代的风口，蓄积着更大的腾飞力量。加强西部对外开放不仅有基础较好的四川、重庆和陕西，还将支持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形成西向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中心。支持甘肃充分发掘历史文化优势，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支持贵州、青海深化国内外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支持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意义体现为五个有利于：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破解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利于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陆海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互济，提升西部地区开放水平；有利于增强内生增长动力，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西部地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本报记者 吕慎 宋喜群 王冰雅）

■2013年黄金抄底战，“中国大妈”一战成名。海外媒体不仅创造了“dama”（大妈）热词，由此引申出的“大妈经济”也受到国际关注。■她们不仅是家庭投资与消费的决策者，也是实施者。“大妈经济”崛起俨然成为中国经济水平和国民购买力提升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一些企业甚至喊出“得大妈者得天下”的营销口号。随着市场不断成熟，中国也将迎来“大妈”群体消费井喷的时代。■除了惊人购买力，“中国大妈”引起外媒关注，也有其消费不够理性、投资盲目跟风的因素，这一点容易被放大和误读。前不久，刘伟琴将几年前在国际金价下跌时“抄底”购入的黄金卖了，她略带羞涩地说：“赚了不少钱。”这位浙江女性的举动，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媒体口中的“中国大妈”的投资行为。2019年6月第一周，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再创新高。纽约市场金价也创下2018年4月中旬以来的新高。2013年国际金价急剧下滑时，“中国大妈”因抢购黄金而一战成名。海外媒体不仅创造了“dama”（大妈）热词，由此引申出的“大妈经济”也受到国际关注。“中国大妈”这个群体，年龄不一、性格各异，由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女性组成。她们手握家庭财富支配权，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不仅活跃在中国城镇的广场舞舞台上，还活跃在国际消费、投资市场上。很多人好奇“中国大妈”的神奇和力量来自何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发展，中国家庭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并开始涉足消费和投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妈经济”揭示的“银发人群”消费、投资行为，既是中国个人投资者和家庭消费行为的缩影，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生动写照。“中国大妈”的“黄金”投资时代浙江人刘伟琴还记得2013年的“黄金抄底战”。刘伟琴并没有系统学习过金融知识，当年“炒黄金”时，她凭借的是自己10多年的投资经验或者说是投资“直觉”。2000年，刘伟琴和丈夫从浙江湖州一家水泥厂辞职，下海经营水产育苗生意。5年后，湖州市老乡徐敏利看准乡村旅游的潜力，经营起度假村。得益于国家经济腾飞的大环境，加之个人的勤奋，她们的生意越做越顺，生活也富裕起来。掌管家庭财富大权的刘伟琴和徐敏利意识到，不能让辛苦积攒下来的钱“闲着”，她们通过身边的姐妹开始接触到投资理财。按照媒体的说法，刘伟琴、徐敏利和她们的“姐妹团”属于较早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妈”。她们先从当地的投资机构开始，逐步涉足基金、黄金、奢侈品等多个领域。随着投资经验日渐丰富，她们开始炒比特币，进行海外置业，步伐越走越大，风险也逐渐提高。2013年，“中国大妈”大量“抄底”购买黄金。胡剑欢摄（新华社发）2013年的那轮黄金抢购并没有让“中国大妈”获得如期的收益。黄金价格在之后的几年里始终处于低位，不少“中国大妈”被套牢。刘伟琴坦言，自己在那几年也遭遇过不少惨痛的投资经历。因此，现在的投资风格越来越趋向稳健，投资的能力和技术也有了进步，最重要的是，“心态变得稳定了”。其实，“中国大妈”现象并非孤例。据相关报道，日本在经济高峰阶段也出现过一个相似群体——“渡边太太”，即投资境外高收益品种或进行外汇投资的日本家庭主妇。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大妈”的人群规模更大、购买力更加惊人。建信基金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中国大妈”现象之所以引发世界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代表的中国国民的惊人购买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国民财富快速积累，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迭代升级，理财需求也随之提升。“闲资时代”催生“大妈经济”，她们渴望利用投资来实现财富的增值。“大妈经济”是国民购买力的符号“中国大妈”这个称呼，是中国女性在家庭内务中具有话语权的生动表现。“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女性牢牢掌控着‘钱袋子’，是家庭内部事务的决策者和实施者。”中央财经大学新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志军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家庭的消费与投资内容较为单薄，但即使是在料理一日三餐、准备节庆食品等有限的消费活动中，女性的决策能量也甚为可观。李志军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腾飞，许多家庭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女性在家庭内务中具有话语权的传统并未改变，她们不仅是家庭投资与消费的决策者，也是实施者。从这个角度看，“大妈经济”的崛起俨然成为中国经济水平和国民购买力提升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大妈经济’引发全球瞩目，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关注和解读，同样，这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合理现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西部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霍学喜教授表示。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70年来，从“一贫如洗”到“中国奇迹”惊羡全球，从“洋火洋钉”到“中国制造”风靡世界，我国经济实现了巨大腾飞，从经济凋敝的困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富裕起来的人们对财富增长和生活品质有着更高的渴望。这与建信基金所称的“闲资时代”说法相呼应。深交所发布的《2018年度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个人投资者的价值投资理念逐步增强。2018年，价值投资类投资者占比上升至28.6%，而趋势类和短线交易类分别占比25.9%和19.0%，价值投资观念被更多人认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毛中根教授认为，“大妈经济”的说法绝非戏言，这一群体不仅数量庞大，掌握着家庭财富的决策权，还具有广泛的消费需求，涉及农产品、保健品、奢侈品、投资理财、时尚健康、医疗教育、房地产等众多行业。表现出强大购买力的“中国大妈”群体及其衍生出的“大妈经济”，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一些企业甚至喊出了“得大妈者得天下”的营销口号。“中国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大妈经济’这一独特经济现象的出现，或将为以消费为主导的中国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中国也将迎来‘大妈’群体消费井喷的时代。”李志军说。“大妈经济”揭示群体消费潜力投资、消费、出口被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生动形象的表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消费受限，投资资金匮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一般消费拉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近年来，我国积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需求结构逐步合理化。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消费结构的变化也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抓住这些新变化新机遇，有助于更好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霍学喜表示。在李志军看来，“大妈经济”健康发展需合理引导。“中国大妈”群体的消费表现揭示出多个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第一个不容忽视的消费群体就是支撑“银发经济”的中老年群体。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到，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银发社会”既带来新的挑战，也蕴含新的机遇。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3.79万亿元，老龄产业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无论在旅游、休闲、养老方面，还是在日常的居家消费方面，新时代的中老年群体都将推动高品质消费。“大妈经济”里来自农村的消费力量也不容小觑。随着农村消费结构在升级，掌管一家财政大权的“大妈”越来越青睐家庭耐用品消费，开始追求品质消费、个性消费，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持续释放。“三农工作是国民经济重中之重，三农领域同样是投资和内需的潜力所在。”霍学喜说。霍学喜表示，“近年来，国家对于三农工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民的收入得到快速增长，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市场的潜力，在拉动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毛中根谈到，提振国内消费潜力，关键要围绕消费的三个要素“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来做文章，形成“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的良好环境。首先，要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就业能力提升计划，促进中低收入和农民人群收入增长，让消费者“能消费”；其次，应当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让消费者“愿消费”；最后，要加强市场监管，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营造安全、便利、放心、舒心、满意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敢消费”。无须讳言，除了惊人的购买力，“中国大妈”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也有其消费不够理性、投资盲目跟风的因素，这一点容易被放大和误读。对此，建信基金研究发现，随着国民综合素质提高，国民的投资素养也在不断提升。我国个人投资者已经从投资单一标的向综合资产配置转变，从追求短期收益、跟风炒作，发展到接受价值投资理念，力争长期收益。理财、消费、旅游、健身……这些活动让她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热情，这也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们。社区志愿者、广场舞阿姨……她们是社会发展和城乡治理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母亲、妻子、女儿……作为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中国大妈”的精气神儿也是中国家庭、中国人面貌的展现。“中国大妈”付出过汗水与努力，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她们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理财、消费需求，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积累的表现，也成为推动我国各行各业发展进步的动力。（来源：人民网）

“回望过去一年的履职历程，可以说收获很多。通过履职，不仅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还能开阔自身眼界、增长见识、拓宽思路、提升能力。”5月7日，省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接受记者采访，在被问及履职中最大的感受时，他这样说道。今年是毛中根履职的第三个年头，作为一名经济领域的专家，除了在学校进行教学、科研工作外，他还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特别关注。去年，毛中根提交了两件提案、反映了一条社情民意信息。其中《加快成都夜间经济发展助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提案得到成都市商务局的肯定答复。针对我省社科评奖情况，在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情况的基础上，毛中根与和欧兵委员联合提交了《关于增加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一二等奖数量的建议》，得到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采纳与感谢。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关于以成都为西部消费中心建设中国特色消费型城市的建议》获省委书记彭清华，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的批示。“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相关部门、领导的肯定与重视，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也更坚定了我继续履职尽责的信心。”毛中根说。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冲击和威胁，毛中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毛中根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的多篇社情民意信息被省政协和农工党中央采纳。而当前，他最关注的莫过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围绕该重大战略，他积极履职：参加省政协经济委组织的“合作共建产业园区 推动成渝地区双经济圈建设”课题，赴内江和宜宾开展调研并撰写相关研究报告；围绕“川渝协同创新 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建言献策等。“今年两会期间，我还将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交相关提案。”毛中根说。作为政协委员，毛中根不仅关注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还身体力行参与扶贫帮困。他积极参与“我为扶贫攻坚做件事”活动，多次通过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等方式开展消费扶贫。看到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后，他积极建言献策，报送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脱贫攻坚影响及建议》由省政协办公厅社情民意专报报送给相关领导。“我很喜欢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可以说政协履职工作与我的本职岗位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在高校更多涉及的是理论知识，而前往各处调研，与相关部门、专家研讨交流，能更深入了解当地实际情况。这不仅能让我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指导实践，还能以实践验证理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毛中根说，他将在经济建设领域继续发挥专长，履行好委员职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来源：四川政协报 任薇）

“回望过去一年的履职历程，可以说收获很多。通过履职，不仅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还能开阔自身眼界、增长见识、拓宽思路、提升能力。”5月7日，省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接受记者采访，在被问及履职中最大的感受时，他这样说道。今年是毛中根履职的第三个年头，作为一名经济领域的专家，除了在学校进行教学、科研工作外，他还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特别关注。去年，毛中根提交了两件提案、反映了一条社情民意信息。其中《加快成都夜间经济发展助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提案得到成都市商务局的肯定答复。针对我省社科评奖情况，在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情况的基础上，毛中根与和欧兵委员联合提交了《关于增加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一二等奖数量的建议》，得到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采纳与感谢。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关于以成都为西部消费中心建设中国特色消费型城市的建议》获省委书记彭清华，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的批示。“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相关部门、领导的肯定与重视，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也更坚定了我继续履职尽责的信心。”毛中根说。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冲击和威胁，毛中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毛中根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的多篇社情民意信息被省政协和农工党中央采纳。而当前，他最关注的莫过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围绕该重大战略，他积极履职：参加省政协经济委组织的“合作共建产业园区 推动成渝地区双经济圈建设”课题，赴内江和宜宾开展调研并撰写相关研究报告；围绕“川渝协同创新 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建言献策等。“今年两会期间，我还将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交相关提案。”毛中根说。作为政协委员，毛中根不仅关注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还身体力行参与扶贫帮困。他积极参与“我为扶贫攻坚做件事”活动，多次通过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等方式开展消费扶贫。看到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后，他积极建言献策，报送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脱贫攻坚影响及建议》由省政协办公厅社情民意专报报送给相关领导。“我很喜欢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可以说政协履职工作与我的本职岗位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在高校更多涉及的是理论知识，而前往各处调研，与相关部门、专家研讨交流，能更深入了解当地实际情况。这不仅能让我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指导实践，还能以实践验证理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毛中根说，他将在经济建设领域继续发挥专长，履行好委员职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来源：四川政协报 任薇）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喜威 摄为了助推成都加快建设立足四川、服务西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助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12月18日，第四届中国西部财经论坛暨2019四川高质量发展峰会在成都举办。作为2019天府金融论坛专业论坛之一，此次论坛以“创新·品质·品牌”为主题，聚焦高质量发展新机遇，以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推动产融融合发展为根本，积极探索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新活力、新空间的路径与方法。本次论坛由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西华大学指导，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主办，四川新闻网、西华大学西部经济研究所承办。值得注意的是，四川高质量发展智库在论坛上正式启动，而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四大研究机构”在论坛上正式揭牌。四川高质量发展智库启动2018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全面落实党中央推动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决定》提出了推动四川高质量发展的26条决定，其中第12条“推动品质革命和品牌创建”中就提出，支持高校设立质量发展研究院。随后，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西华大学共建的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也于去年正式揭牌。而在此次论坛上，四川高质量发展智库正式启动。据介绍，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是四川省首家由政府职能部门与高校共建的质量研究院，其设置的四大研究机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区块链研究中心、西部经济研究所、景区活态研究所也在此次论坛上集中揭牌，这标志着四川在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中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西华大学品牌研究院院长刘晓彬表示，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立足于四川省质量发展大格局，致力于解决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中全局性、战略性及前瞻性质量问题，全力服务于四川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布年度十大财经关键词据介绍，中国西部财经论坛每年都会发布“十大财经关键词”，而此次论坛发布的2019年度十大关键词包括：猪肉涨价、GDP触及6％、科创板、全球降息、人民币破七、4.025%、减税、暴力裁员、P2P退潮、破产。论坛上，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母亲的艺术品牌联盟、溪塔科技、上海官途科技等还现场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此外，本次论坛期间还颁发了2019年度杰出青年、2019年度杰出女性、2019年度最具价值品牌、2019年度最具社会责任感机构、2019年度财经人物等高质量发展贡献奖，以激励那些为四川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的个人、企业等。据介绍，获奖单位和个人在脱贫攻坚、环境保护、产融融合、普惠金融、文旅创新、区域协调、乡村振兴等方面为推动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编辑：易启江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喜威 摄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是监管部门的整体要求，也是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诉求。3月9日，“2019年中国产业与金融专题论坛”在成都举办。《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获悉，由四川省企业联合会、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小平故里书院联合成立的“全球新川商50人智库”在论坛上正式揭牌。据介绍，这一智库的成立，旨在协同四川省外顶级专家与企业家集思广益、献策献力，助力四川发展。此次论坛由四川省经济与信息化厅指导，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四川省企业家协会、青羊区金融商务服务区管委会主办。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徐世群参加了论坛并致辞，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琳也出席了此次论坛。此外，参加此次论坛的还有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西财智库CEO、首席研究员汤继强，峨影集团总裁向华全，四川毛球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明鎏等在内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大咖。论坛上，多位专家围绕“抓住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新机遇，助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汤继强提到，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很好的产业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强大支撑，而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好了，也会对经济、产业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强大的助推作用。王明鎏也认为，不能服务于实体经济或企业的金融中心将是空中楼阁。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建设需要打造一个“拳头产品”。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方面，王明鎏在谈到结合本土优势时举例称，通过金融的支持和服务，培养、孵化出区块链领域的高科技产业，或许是成都在新经济领域和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发力点。每日经济新闻

刚刚过去的2020年，成都双流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十大机场之一，起降架次和运营总航班数均位居全球第8。“十四五”开局之初，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备受期待——航空，被认为是下一个五年里，成都的最大机遇之一。从目标设定，可以看出成都对此的决心：成都提出，完善立体大通道体系，建强亚蓉欧航空枢纽和泛欧泛亚陆港枢纽“双支撑”。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铁路、航空通道打开了内陆城市的对外开放新局面，在航空方面，成都的航线拓展、流量增长一直在西部有明显领先优势，加之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政策叠加，优势还在扩张。但如果置于更大市场呢？在中国城市临空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马剑看来，成都距离亚蓉欧航空枢纽仍有距离。一方面，西部整体在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等要素资源有待加强，但在新时期，尤其是双循环新格局下，航空枢纽是被迫切需要的，“尤其是西部，需要一座有先发优势的城市带领区域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引领区域航空枢纽的崛起”。“‘十四五’期间，很多城市都提出了枢纽城市的建设目标，但有‘一市两场’加持，以及西部领先度，成都无疑具有更大可能性。”马剑说，在此过程中，补齐短板、加强合作，是成都未来五年的大事。▲中国城市临空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马剑01、为什么是亚蓉欧航空枢纽？红星新闻：你如何看待成都关于“亚蓉欧航空枢纽”的定位？马剑：这个定位其实可以拆分成两个方面：“亚蓉欧”+“航空枢纽”。为什么会选择“亚蓉欧”？其实成都做了个很聪明的选择。“十三五”收官之际，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二是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欧盟、东亚势必会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市场，产业合作、经贸往来对航空枢纽产生重要影响，是发展航空枢纽的很好机遇。至于为什么要当“航空枢纽”？这是因为，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已经能深刻感受到，无论是贸易规则、国际环境规则都要迎来重大变化，而航空枢纽的本质，不仅能吸引高端资源聚集，培育新动能，通过枢纽的辐射效应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当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贸易规则也在逐步趋于一体化，比如运输结算体系、价格水平，未来全球一定往标准统一的方向走，而当你成为标准的制定者，证明你在国际贸易的层级和议价能力已经很高了，这时候的航空枢纽已经不仅是城市区域功能，也是城市在世界贸易体系话语权的提升。▲2019春运，成都双流机场进行安检的旅客 红星新闻资料图红星新闻：但过去“海洋经济”发展得太久，内陆发展滞后于沿海，如今内陆城市还有机会吗？马剑：不仅有机会，而且有必要。从目前国内机场分布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都有明确的航空枢纽城市，而作为第四极，成渝也理应培育出与北京、上海同能级的航空枢纽，要有一座有先发优势的城市带领区域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当然，2013年起，“一带一路”提出打开了内陆城市的对外开放新思路，成都、重庆等城市其实已经在铁路、航空等新通道的建设有一定成效，加上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一系列政策支撑，其实内陆城市是有基础的，关键是看哪座城市能主动上前接受挑战。 02、有了双机场，成都就赢在了起跑线吗？红星新闻：刚刚过去的2020年，成都双流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十大机场之一，起降架次和运营总航班数均位居全球第8。“十四五”期间，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即将建成启用。成都是不是最有机会的城市？马剑：毋庸置疑，作为全国第三个“一市两场”的城市，成都是有打造亚蓉欧航空枢纽的先机。两个机场意味着成都有更多的资源运输能力，这是供应基础；而西部人口优势如何转化为航空运输的资源优势，这是需求基础。此外，成都的开放程度在西部较领先，包括领事馆数量、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与世界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开通国际航线。但前面也提到，亚蓉欧航空枢纽已经不只在西部，它不仅要建设机场，也考验着城市对基础交通、产业配套等如何有效合理的配置。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上个月我们到成都出差时，发现双流机场周边每到高峰时刻就很拥堵，而轨道交通配套上，目前只有一条地铁直通，便捷性不足以支撑机场的枢纽功能。而今年天府国际机场投运后，更加考验两场一体化的运营，包括保障两个机场以及两场换乘的通达性。这一点，上海在双机场综合交通城市配套的建设上值得借鉴。此外，航空枢纽也考验着本地基地航空公司的吸引和建设水平——航空公司决定了机场航班数量、线路优化等资源要素，这对于航空枢纽是相当重要的。从高能级航空枢纽城市看，北京既有国航主基地，同时还有南航、东航双枢纽运营等，上海也配备了东航主基地等。目前，双流机场主要依托川航主基地和国航西南公司等支撑，航空资源存在的差距，未来依然要靠招引更多高能级航空公司来补充。还有一个看似无关、但却影响供给的配套设施是链接西部各个城市的陆路运输能力，包括长途汽车、铁路等。关于这一点，郑州其实是个很好的学习对象——同样是内陆城市，但它从一开始就重点发展货物运输，因此它在几年内很快形成了“区域网”，成为了货品分拨中心——到今天，甚至成都人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商品也会由郑州分发到成都，这种枢纽能力是相当惊人的。坦率讲，从资源要素看，成都的确是最有机会的城市，但仍需要对标北京、上海、广东等先发城市，毕竟即使走在了建设“亚蓉欧航空枢纽”的起跑线，后面还有更多赶超者，未来成都要跳出“中国的航空枢纽”的思维，补齐短板，从而链接更好的资源，发挥航空枢纽的“引擎”功能。▲2020年11月3日，天府国际机场首航，飞机平稳降落 红星新闻资料图红星新闻：成都应该如何用好“一市两场”？马剑：未来两个机场的运营，从规划开始就要有“互补”的逻辑，通过定位差异，发挥“1+1>2”的协同效应。比如，从目前的情况看，两个机场的航线分配就有明显差异：天府国际机场主要偏向洲际航班，而双流则是以东南亚航班为主——可以发现，这种分工既减少内部的竞争，又恰好对应“亚”“欧”两个市场，符合枢纽功能的需求。从产业协同看，成都也有自己的产业基础，这个“基础”代表的是产品、产业在国际供应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政府要从“拉郎配”的思路转变，多倾听市场声音，再进一步挖掘本地的特色产品和提升区域的产业价值，培育更市场化、更符合实际的临空产业，提升国际航空运输网络的产业价值。同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市也应该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市场规则，提升城市枢纽经济的软实力。仍以郑州为例，由于先发优势，它的通道建设是走在了货源发展的前列，近期，郑州其实也面临了货源增长不及物流增速的情况。此时，郑州引入了天猫、京东等跨境电商平台的合作，用新经济领域的新市场，更好地激发市场潜力。 ▲天府国际机场效果图03、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红星新闻：西部其实不缺机场。如何理解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与合作？马剑：国内尤其是西部，枢纽城市的竞争其实一直很激烈。近期，民航局先是取消了通用机场建设补贴，但又增加了航空货运的补贴，意在支持航空枢纽的形成。目前，昆明、西安、重庆等城市已经公开提出打造“航空枢纽”，这些城市与成都的地理区位并没有明显差异，他们也在提交新机场申请，鼓励航空公司到当地落户；而从周边邻居看，曼谷等东南亚城市在利用机场枢纽提升城市能级，内外的竞争形势不容小觑。当然，枢纽城市的本质是要素流通，比起通道建设，首先要有充足的产业商品来支撑。而相比沿海城市，西部地区的后发体现在腹地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均消费指标等方面。对于成都，要打造亚蓉欧航空枢纽，就一定不只是提升本地机场、或者城市的重要性，而是提升西部城市的整体势能，抱团发展，做好协同引领的工作。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四川航空客机 图据ICphoto红星新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距离成都约300公里，“双城记”机遇下，未来“两市三场”应当如何协同？马剑：无论从通道建设还是产业发展看，成都和重庆的确也有很多相似性，同时，两个城市也在大力发展航空经济，围绕空中丝路加大对新航线的投入。但正如前面所说，枢纽城市的发展一定是区域一体化发展。从协同发展看，京津冀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2015年，河北机场集团正式纳入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管理，从而实现首都机场、北京新机场、天津机场、石家庄正定机场一体化运营。在定位方面，首都机场执飞目的地将重点定位为中远程国际航线航班、港澳台和内地重点干线航班；天津机场将重点拓展国内中转航线、周边国际旅游航线、货运物流等特定市场；石家庄机场将着力发展货运包机、航空快件、低成本航空等特定市场。同时，通过建立城市候机楼，打通城际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京津冀也探索了一条较为先进的方式。但从更多层面看，比如客运、航线分配等方面，成渝两座体量相当的城市到底该如何发展，国际国内的经验尚不足。未来，这也是成渝两地的重要使命——两个城市、三个机场如何分工合作，如何高效配置两场资源 ，建立动态服务能力和管理方式，从而提升软实力，让枢纽城市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编辑 官莉（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成渝地区又一次备受瞩目。2020年伊始，中央为成渝两地划了一个圈——“成渝双城经济圈”，两地将迎来合作共赢的新起点。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新年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2011年的“成渝经济区”到 2016年“成渝城市群”，再到如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又有了新的目标定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看来，这恰逢其时。“从区域发展来讲是需要的，而且成渝也有这样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点上，成渝是西部条件最好的地区。”刘云中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 刘云中成渝发展路径进一步明确，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红星新闻：从2011年的“成渝经济区”到 2016年“成渝城市群”，再到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法。称谓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刘云中：从经济区到城市群到双城经济圈，提法上的改变，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它更明确了城市群下面两个核心城市的都市圈和经济圈的形成。双城经济圈更突出在成渝城市群里面，一些空间、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路径变化。“成渝经济区”，纯粹是一个区域概念，没有给出一种很具象的东西。但是2016年说“成渝城市群”的时候，并没有放弃成渝经济区的概念。在说“成渝城市群”时，可能会突出城市。因为城市是经济、人类和文化活动最集中的载体，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和辐射地之间的关系，来构造城市群。所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法是在一步一步把它更加深化，或者说是更明确路径的意思。并不是说用一个概念来完全替代另一个概念。▲ 成都城市风光红星新闻：过去几年，川渝两地乃至全国多位专家学者都曾积极建言将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从现有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您认为是释放了怎样一个重要信号？刘云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上专门讨论这个话题，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这个区域包括对整个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是肯定的。在“十三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成渝地区作为一个城市群发展，国家也发布了成渝城市群的规划。而且这里面把成都和重庆又拎为国家中心城市，这也是在规划里面明确提过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把成都和重庆都定义为国家中心城市，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原来说19个城市群，为什么专门来讨论成渝，不讨论别的地方，（成渝的）重要也是不言而喻。对比三大城市群：成渝发展不比京津冀慢红星新闻：《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将成渝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城市群并列。成渝地区的发展区别于这些的点在于哪些？优势是什么？刘云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区域协调发展。成渝跟三大城市群相比是有一些差异的。从经济角度讲，粤港澳和长三角的经济结构转型会比较早一点也比较成功一点，京津冀是首都功能一个疏解的问题。成渝在区域上讲是一个内陆地区，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城市群，所面临的辐地跟长三角和粤港澳是不一样的。如果看过去的发展基础，很难看到它们产业结构有什么相似点。但现在有一些变化，经过交通或者国家政策上的变化之后，各个城市群的外向型都在发生改变，成渝的外向型也在提高，包括“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都带来了新机遇。这个优势是跟国家大的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的，之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口和投资，现在转型向内需消费。内需消费，是跟人口的密集和对国内市场的辐射相关，成渝就这个角度讲，相比内陆地区城市群它是有一些优势的。当然从变化角度讲，也算是优势。因为长三角、珠三角边界上的增量变化其实比较小，原来它面向的海外市场，或是面向东部地区的这些市场，不可能继续再有很大的增加。但成渝则不然。成渝本来是一个人口很密集的地方，也是收入比较高的地方。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它辐射的地区会更广。像广西贵州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成都城市风光红星新闻：近10年里成渝地区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相比还有不足。您认为这种局面该如何打破？刘云中：我们有一个全国的数据，体现工业产品的数据变化。我们发现长三角、珠三角在全国来说，工业产品产量一直保持比较稳定。但重庆和成都，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是上升的，说明重庆和成都的速度更快。这可能跟最近几年成都和重庆那些消费类电子的发展有关系。事实上，从2012年、2013年之后，你会发现中国的区域差距在慢慢扩大。东西差距是一个方面，但是南北差距更加明显。成渝最近10年的发展，至少不比京津冀慢。红星新闻：四大地区中，成渝是唯一一个地处西部内陆的地区。是不是也意味着它的发展路径很难借鉴其他地区？刘云中：东部城市群当时发展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当时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现在是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当时的路径不可能再回去。去重复走别人的路子肯定行不通。而且成渝现在走得也很好，也自己找出了一条路，摸索出了很多事情。成都在班列的结算单上其实有很多创新。陆路运输跟海运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此前提单规则是针对海运的，没有针对陆路运输。成都就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方式，现在国际上用的是当时成都自己创出来的。进口车运抵成都提速，很大程度得益于成都国际铁路港的“一单制”改革。成都现在已经成为中欧班列贸易的一个枢纽。成渝为战略交汇之地，将成下一个“湾区”红星新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肩负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的期待。您如何看“新的重要增长极”这个说法？刘云中：这个涉及到对成渝的定位，重要增长极这个原来的规划也提过，但是“新的重要增长极”，是刚提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时点。我提到我们的区域差距在一步步扩大。如果经济完全过于集中在一个地区，或过于集中在几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对大国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所以一定要在空间上相对均衡。去年8月份中央财经委员会也讲到，要把资源和要素集中在优势地区，除了东部外，中西部也有这样的优势地区，现在把成渝双城经济圈作为一个新的增长极。从区域发展来讲它是需要的，而且成渝也有这样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点上，成渝是西部条件最好的地区。第一成渝城市经济发展不错；第二，基础设施改善之后，成渝就成为一个战略交汇的地方。▲ 重庆城市风光红星新闻：这是否意味着，国家要把成渝城市群培养为中国的下一个“湾区”？刘云中：湾区经济其实是借鉴东京硅谷那边的一个形象说法，讲下一个湾区，跟新的增长极是一个意思。称为湾区会突出一个集聚作用、创新作用。地方很容易集聚一些优势资源、优势要素和优势产业，然后就可以做一些创新 。国内的粤港澳、长三角也都是创新区，大家也会把成渝城市群当做下一个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从集聚产业角度讲，目前做了很多不错的事情。最近成都和重庆的发展，集聚了很多新产业，很多是跟新经济或高端装备制造很有联系的产业。而且国内一些重点企业在成渝地区都有布点。一些新产业，实际上在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红星新闻：怎样才能扩大两地增长极辐射效应？刘云中：这两地在经济的辐射范围里面会有一些重合，两地之间还有一个互相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这个还需要两个地区讨论，或者市场自己来做选择。两个城市合作得比较好的话，主要是带动周边地方。其实四川除了成都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发展不平衡。包括重庆的两翼也是，其实还是需要来带动的。成渝双城经济圈，不是说仅仅把自己搞得很好。通过什么方式吸引人口，或者采取低端产业转移的方式，把周边地区带动起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但又挺难做的事情。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王田 北京报道图据@成都发布/@重庆发布/资料图编辑 张超

据了解，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的2021年3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的结项名单，西安财经大学西部能源经济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胡健教授主持完成的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创新驱动和环境约束的中国西部能源产业升级研究”（编号17AJY009）顺利结项，获得“良好”等级。该项目聚焦我国西部能源产业升级问题，从能源产业升级的创新驱动、环境约束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研究团队共发表了12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形成了约40万字研究报告。该项目主要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有：第一，首次对能源产业升级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清晰界定，认为创新驱动和环境约束下的能源产业升级包含煤电产业清洁化、能源化工产业链延伸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替代三方面内容；第二，对能源产业升级机制、路径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数理逻辑推演，刻画环境、技术与产业活动乃至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逻辑关系；第三，将研究范围界定在我国经济、资源和环境矛盾突出的西部地区，探讨在生态环境承载约束下，以技术创新驱动能源产业链升级、煤电产业清洁化发展以及适度发展新能源的升级战略；第四，为全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的具体落地实施提供差异化政策设计，并对配套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提供一揽子总体方案设计与评估。据介绍，近年来，该校高度重视国家级科研项目管理工作，创新性做细做好项目选育、申请动员及辅导、立项后过程服务管理，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总量持续增长，结题质量持续优化，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有效地支持了学校学科发展、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高质量地服务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讯员：西安财经大学张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