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研究

秦始皇统一文字前，古文字的种类繁多，表达的意义还只是以图画形式出现。汉字隶变楷化后，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图画方式，变为笔画形式，意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汉字研究的方向不要只朝古文字（甲骨文）一个目标去挖掘。汉字八画是组成汉字的基本元素，是研究汉字的基础，离开汉字笔画去研究汉字，就像无源之水，空中楼阁，不可能诠释汉字的最基本的本义。有的学者沉浸在古文字甲骨文中，依据出土的甲骨文去猜测或者说去推测汉字的本义，肯定是片面的。从甲骨文到楷体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汉字发生了质的变化，何况甲骨文挖掘的区域也不同，在没有文字统一的那个时代，最后定格的汉字是参考的那个甲骨文，也难以确定。一个字一个词意义有的经历了多次变化，如“小姐”这个词，在短短的这几十年，就有了意义完全不同的说法。何况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研究汉字必须要用两把钥匙，一是汉字的字形；二是汉字的读音。必须用这两把钥匙，才可解开汉字“义”这把锁，才能揭示汉字蕴含的自然、历史、社会、科学的奥秘。汉字的字形是由汉字的笔画组成的，所以要首先明白汉字笔画的本义和演义。一、要从汉字的基本笔画（八画）去分析研究汉字的基本笔画只有八画（点、横、竖、撇、捺、折、弯、钩）。小学教材所列的其它笔画是基本笔画的合体笔画。汉字笔画最原始的意义，也就是本义，是建立在物理学的角度基础上的，来描述物质形状和运动特征的。每个笔画都有特定物理意义，不是随意编制的。最初参照人的生长和发展规律来定义的。汉字八画的理论基础是《易经》，是人们对天地人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原始的造字就是看天看地看自己，远取诸物近取者身，最后用笔画确定其表象，并引申其意义。八画也有本义和演义（引申义）之分。下面简单描述下汉字八个基本笔画原始的物理运动的意义和引申意义，以及和人的发展生长规律对应关系。第一个基本笔画点“丶”从，从物理学角度理解，只占位置不占空间；从人的生长历程看就像人的生命开始，在高倍显微镜下，才可看到的精子和卵子结合成的受精卵；在汉字中起指示作用，指示人们心知肚明的事物，如犬中的“丶”指示跟在人一边的狗，因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再如“主”中“丶”本义夂灯烛的发光火焰，这里指示君主能给人们指引方向的明灯。太（台tài）是由大和“丶”组合而成的字。大指人四肢张开之形，表示天大地大人亦大，其大无外；下面一点丶指示只占位置，不占空间，其小无内；所谓的太极，极大，极小。也可理解大生小，小变大；有的解读丶指小孩子，大人生孩子，是自然界新陈代谢，自然更替的过程。物至极必更替的道理，古音“太”读“替”。后依“台”声表示尊老之称。如太上皇、太夫人、太师母等。太的本义为大中极大，小中极小。寸（存cùn）是由十、勾“亅”、点“、”组成的字。十指示人的十个手指；勾“亅”表示两手相对的十个手指；点“、”指双掌内侧退十分（一寸为十分）之处为“寸口”，是中医把脉的地方。借“存”声来说明通过把脉，摸到脉搏跳动来说明人还存在，布指拿脉可以判断人的存亡。寸的本义为距手掌十分动脉处的寸口。舟（周zhōu）是独体文。舟的笔画释义为：撇点“ ”指示舟行的方向是向双桨中用力小的一边偏转；撇“丿”表示有力的作用，桨向下向后用力；横折勾“ ”是笔画合体，就有复合意义，折“”表示舟的弧形结构，勾“亅”表示舟和水作相对运动；中间横“一”指示水面，舟一部分在水面上，一部分在水面下；两个捺点“”是二的变形，指示舟的双桨。舟的笔画是对舟的整体结构和性能的诠释。借“周”的读音来说明水环流于舟的周围，也可理解为舟可周旋、周行。舟的本义为水上划行的小船。第二个基本笔画横“一”，从物理学的角度，表示水平位置运动或用力，引申为横向、东西、水平的运动或受力；在人的生长过程中，人刚出生不能站立的、不能爬行，躺着就是“一”，如“子”中横“一”表示横躺着的婴儿；“木”中的一横“一”表示地面。上（示仰、是阳、shàng）的甲骨文和金文是画两横“二”，下面的长横指示参照的基准标准线或标准面，上面的短横指示基准线上的高处。楷化后在基准线上加了一竖，指示垂直、纵向，这里指示垂直指向高处为上。读音是示（shi）和仰（yang）的切音（shi+yang）,示是指示，仰指仰望，仰望看到的高处为上；或为是（shi）阳（yang）切，指示向阳的地方为上；也有说从“上中下”的发音过程中，舌尖的正好处于口中“上中下”位置。 作部首笔画释义为：竖“丨”指示垂直、纵向，这里指示上头；横“一”指示上平面或高处的位置，作部首组成的常用字有卡、占、卢、贞、卤、卓、点、桌、睿等。上的本义为位置在高处，与“下”相对，如楼上、上边。大（拟声或叠加切dà ）从甲骨文、金文、篆书来看，是人站立的伸臂之形，应该是人刚会站立学走路的样子，在大中横“一”表示小孩伸臂是为了掌握平衡，有水平之意。是和描述人的初生状态横躺着的“子”、人会爬行状态“儿”作比较，来说明站立行走长大了。破解古文不可凭想象下结论，要采用对比的方法。大楷化后意义发生了变化，就像“人”的甲骨文、金文均刻画了一个人走路的侧面像，楷化后是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同样这个大也是在人字的变化中发生质的变化。大是“人”和“一”组成的字，笔画释义为：撇“丿”表示阴或女人；捺“乀”表示阳或男人；一横“一”指示男人女人在一起结婚生子，标志长大成人。读音应是模拟幼儿学走步的声音；或借“叠（dié ）加（ jiā ）的切音（dié + jiā ）”来说明两人叠加重合就增大了。小是把男女两人分开之意。大读（dài ）指撇“丿”捺“乀”为阴阳，阴阳结合为“乂”，中医看病要阴阳平衡治疗，一横“一”表示平衡。借“戴”声表示被人爱戴尊敬的成人，如医生（大夫）、山寨头领（山大王）。大（台tài ）通“太”更印证了是男女在一块生了孩子为大、为太。大（叠加dà ）的本义为两人相加在一起的。引申为1.面积、体积、容量、数量、强度、力量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与“小”相对，如大厅、大政、大气候、夜郎自大、大腹便便；2.指大小的对比，如这间房有那间两个大；3.规模广，程度深，性质重要，如大局、大众；4.用于“不”后，表示程度浅或次数少，如不大高兴；5.年长，排行第一，如老大；6.敬辞，如大作、大名、大手笔；7.时间更远，如大前年；8.〔大夫〕古代官职，位于“卿”之下，“士”之上；超过事物一半，不很详细，不很准确，如大概、大凡。大[戴 dài ]的本义为中医依据阴阳平衡看病。引申为1.〔大夫〕医生（“夫”读轻声）；2.〔大王〕戏曲、旧小说中对强盗首领的称呼（“王”读轻声）。大[ 台tài ]本义为男女在一起生子。古1.通“太”、2.通“泰”。不（拟声bù ）“不”是酒杯的“杯”初文，一横“一”表示杯子的杯口处于一个平面，看甲骨文 就是三角形“ ”，后用陶器制作，酒杯口为圆形，平视为平面，改为一横；下面是“”，不是“小”字，是指酒杯的三足，指示杯子的形状，酒杯上面的口大，杯子座小。后加归类符号“木”成“杯”，最早杯子是木质的，就把不这个字空出来了做另作“否定”之用。 从放置稳定角度考虑，“上大下小”不如“上小下大”稳定，也就是倒置稳定，不就做否定之意，所以后造字“否”就是口在下，杯子倒置即否定之意。不 、否的声音就是杯子倒置桌面快慢发出的不同声音，用杯子倒置发声来确定其不、否的意义；杯的声音来源于喝酒碰杯的声音。不、否、杯都是拟声字。“不”是个偏旁部首字，有否定和环状之意，如丕、坯、环、坏、怀、孬等。不的本义就是酒杯倒置，引申为1.否定，如不会、不大、不一定、不勾(不消、不够、不到)、不才(没有才能)、不才之事(不好的事情)；2.两者中既非这个也非那个，如不男不女、不明不白、不知不觉；3.无须前面的先决条件而出现后面的行为和状态 ，如不问而知、不寒而栗、不翼而飞；4.作为虚词,表示缺乏或忽视某种行动 ，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5.用在叠用的相同的词之间,前面常加“什么”,表示不在乎或不相干 ，如道理不道理？；6.表示事理上或情理上不需要，如不客气、不谢；7.用在动词后,表示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或目的 ，如我呆不下去了、吃不了、办不到； 8.用在句末,构成问句 ，如不知小何在家不?；9.同“否”(fǒu）；10.用来加强语气，如:好不吓人;用11.通“丕”(pī)。大，如“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第三个基本笔画为竖“丨”，从物理学角度表示垂直、纵向、南北运动或用力；在人的生长过程中表示能站立的阶段；在汉字中，如“木”中竖“丨”表示纵立的树干；如非中两竖“”表示两鸟纵向相对交配。王（往wáng wàng ）甲骨文画斧钺（月）（钺为刀刃是半圆形的兵器）形，表示操有杀罚之权者为王。篆文和楷书受易学影响，变形为“王”，王的笔画释义为：三横“三”表示天地人，一竖“丨”表示上下贯通，会意为通天地人者为王，得天时、地利、人和者为王。借“往”声表示王者得民心，天下归往。王作部首的字有玉、主、弄、旺、枉、全、望、皇等，多与王的本义有关；作左偏旁“”的字有玩、环、玖、珍、琥珀等为玉的省形，指示与玉有关；两王“”在字上的字有琵琶、琴、瑟等指两玉相撞击发出的不同声音。王的本义是指因为自身修养和智慧以及能力非常之高进而被天下所有人推举为最高管理者的人，称之为王。引申为[ wàng ]古代指统治者谓以仁义取得天下，如王天下、王此大邦。[ wáng ]1.殷周时代对帝王的称呼，如王公(天子与诸侯，泛指达官贵人)、王土(天子的土地)；2.春秋时,楚、吴、越等诸侯国国君也开始称“王”,战国时各诸侯国国君普遍称“王”，如王人(国君)、王女(古时封王者之女)、王政(国君的政令)、王妃(侯王、太子之配偶，帝王之妾,位次于皇后)；3.从秦代开始,天子改称“皇帝”，“王”便成了对贵族或功臣的最高封爵,即诸侯王，如西汉初,刘濞被封为吴王、韩信先被封为齐王,后改为楚王；4.朝廷，如王庭、王廷(朝廷)、王役、王徭(朝廷的徭役)；5.王朝，如王制(王朝的制度)、王灵(王朝的威德)；6.首领，同类中最突出者，如擒贼先擒王、乐器之王、拜他为王、山大王；7.中国古代对祖父母的尊称，如：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尔雅》；8.统治者,主宰者，如王化(以仁义治天下的教化)、王官(宗藩王府的小职官)；9.冠军，如拳王；10.姓。木（母mù 冒覆切）是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树木形，上为枝叶,下为树根。楷书中中间一竖“丨”表示树的垂直的树干和主根；撇“丿”和捺“乀”表示树根，分布于主根的周围；一横“一”表示地平面。借“母”声表示木生火，木为火之母。上古用钻木取火，母也是，女结婚生子为母。在中国的五行说中，东方属木，木生火。又说读音为冒（mào ）和覆（ fù ）的切音（mào + fù ）寓意冒地而生，长大覆盖土地。“木”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从“木”的字表示树木或木器的名称。因树木种类繁多，所以由木作偏旁部首的很多，如末、未、本、术、札、朽等；还有木中竖“丨”改为“亅”表示相对之意，如杀、杂、条、亲、弑、寨等。本义为树木，如花木、木石(树木与岩石)、木化石、木芽(草木的嫩芽)、木已成舟、木斧。申（身shēn）从甲骨文和金文来看并非闪电之形，而是种子生根发芽的状态，篆书更像植物生根发芽破土而出。隶变楷化后，应是甲和由的合体，甲为植物种子生根，由为植物种子发芽，中间的“田”表示土壤，一竖“丨”向上凸出为发芽，向下延伸为生根，植物的生根发芽就是上下延伸的过程。申可寓意通天入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者为神，申加“礻”旁为神。借“身”声说明植物的生根发芽类似人初生过程中的身体成长。申的本义为植物种子的生根发芽。第四个基本笔画撇“丿”，从物理运动学的角度看，表示向下、向内用力或运动，引申为阴柔、女性等；在人的生长过程中表示会走路迈步的阶段；在汉字人中的“丿”表示直立行走的人向前迈步下落的过程，后引申为女人；在才中“丿”表示树根向地下生长。矢（示 shǐ ）的甲骨文金文字形看象箭矢之形。隶变楷化后，矢是由天和“丿”组合而成的字。天表示矢在天空中飞行；“丿”表示向下、向内或圆弧运动，如太阳的运动轨迹用“勿”中“彡”表示类似，这里表示箭矢的抛物线运动轨迹。汉字的笔画与物理学中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丿”表示向下、向内用力、作圆周运动的向心力、力度减小（轻柔）等；捺“”表示向外、向上用力、力度增大等。矢借“示”声表示射箭要有明确的指示方向。矢作汉字部首的字有知、矩、短、矬、矮、稚等。矢的本义为在空中飞行的箭矢（古以竹为箭,以木为矢），如飞矢、矢石(箭和礧石，古代守城的武器)、矢人(造箭的工匠)、矢如雨下(箭像雨一样射来，极言其多)、矢房(箭袋)、矢书(战争中用箭射至敌方的文字)、矢干(箭杆)、矢锋(箭的尖端)、矢镝、矢镞(箭头)、矢刃(箭和刀，泛指兵器)。牙（拟声yá）从金文、篆书字形上看象是上下牙齿交错形。隶变楷化后，笔画组合很好地反映出牙的结构。牙是由两横“二”、横钩“ ”、“亅”和“丿”组合的字。“二”指示牙有上下两排；横钩“”表示弧形排列的牙横向对称；“亅”指示上下牙相对运动；撇“丿”指示向下、向内运动，这里指大牙在后面咀嚼用的。读音模拟大牙错压磨碎食物的声音。牙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与牙组成的字都与牙有关，如邪、雅、鸦、呀、芽、讶、蚜等。牙的本义为槽牙。勿（无wù）笔画释义为：“ ”是横“ ”、折“ ”、弯“ ”、勾“ ”的合体笔画。横“ ”为东西，表示太阳从东方升起；折“ ”表示太阳从东向西的轨迹为圆弧；弯“ ”表示太阳从升到降运动的方向；勾“ ”表示相对运动即相对地球、相对每天做类似同样的运动；三撇“ 彡 ”是三的变形，指示多，指示太阳周而复始，天天如此的这样从东到西、从升到降、从有到无的运动。勿借“无”声来说明太阳从有（日出）到无（日落）的过程。勿的本义是指太阳的运动轨迹。第五个基本笔画捺“乀”从物理学角度看表示向外、向上用力或指示其向外、向上运动；引申为刚强、男人等；在人的生长过程中和撇对应表示人学走路迈步的阶段；在汉字“人”中的“乀”表示直立行走的人台步走路的前行过程；后引申为男人，人是由撇和捺组合而成的，也表示为人是由男人“乀”和女人“丿”组合而成，男人支撑女人，后有撇“丿”支撑捺“乀”那就是“入”，有入赘之意，所以撇捺有引申男女之意。乂（宜）、爻（要）、刈（乂）第一个字是撇和捺相交，丿表示阴柔、女人，捺表示阳刚、男人；阴阳相交要恰当，男女结合要般配。所以，乂借“宜”声表示阴阳结合，男女婚配要适宜，脾气相投、门当户对。可引申为治理得宜。乂有个兄弟爻，两个乂上下组合的“爻”，天地万物阴阳相交，揭示万物之规律，可效天下之要，爻借“要”声就是此意。在化学平衡理论中的电离平衡和易经中阴阳平衡是相通的。乂还有个儿子刈，是乂和刀的会意，乂是适时治理，刀是指用于除草的工具，总体表示适时治田除杂草，如“禾锄日当午 汗滴禾下苦”中午锄草可以把草锄下晒死。八（拟声bā ）是由撇和捺组合而成的字，依人的四肢为参照，是人字的撇捺（撇为女人、捺为男人）分开之形。撇“丿”指示阴柔、女人以及向下向内用力，这里指女人；捺“乀”指阳刚、男人、向外向上用力，这里指男人。男女分开每人各有双臂双腿四肢，两人合计八肢，来表示数字“八”。八在甲骨文中象两人分开相背的样子，所以八和其它字结合形成的字多数与分解、分散、相背有关，如分、公、其、只、六、关、丫、匀、冰等。读音来源于男女分合之声。又（右yòu）的甲骨文、金文、篆书都是象手向上抓东西之形。楷书为又，由横折撇“丿”和捺“乀”结合的字。横折撇“”表示手可弯曲握持，向内用力；捺“乀”表示可以向外用力。又得合意就是指手的灵活性，即可以向内用力，又可向外用力，还可弯曲握持东西。又和手的区别在于表现手的不同功能。借“右”声来说明手分左右，呈对称之形，右手优于左手。又是个偏旁部首字，与又结合的字多与手有关，如叉、反、支、友、劝、对、观、欢、取、受、变等。又的本义是指能向内向外用力、能握持的手。夂（至zhì、终zhōng）是冬（冻dōng）和终（至冬切zhōng ）的初文。从甲骨文看是手工缫丝（将蚕茧抽出蚕丝的工艺）最后结束的图形，下垂的两个小圆点表示抽丝最后剩余的蚕蛹；金文 增加了缫丝缠绕蚕丝的圆轮工具（图1）；篆书开始分化为两个字冬和终。增加“纟”旁表示终；增加冰旁“仌”为冬。分化后意义延续了夂的意义。隶变楷化后夂的意义更加证明了是蚕茧缫丝最后状态。夂中撇“丿”指示柔软的蚕丝，折“ ”指示圆或弧，这里指示抽出的丝缠绕在圆形轮上，捺“乀”表示从蚕茧上向外抽丝，所以，夂为缫丝的过程。借“至”声表示缫丝最后停止的状态。《说文》解“从后至也”，也是到最后停止的意思。分化两字后夂一般作偏旁部首，如处、各、条、备、复、夏、麦、路、络等。冬下两点由“仌”变两横“二”，最后变“ ”是受“易学”影响，两横“二”为阴，指阴间，由最初的两个死的蚕蛹，到冬天的冰凌“仌”，再到阴间的两横“二”，最后楷化后的“ ”，这两点是“二”的变形，并非“八”点。冬借“冻”声表示一年中最后最冷的季节（冬季）。终应是至（ zhì ）冬（dōng ）的切音（zhì+dōng ）表示缫丝的最后停止状态即终了。终延续了夂的本义，是夂的繁化，所以夂还读“终”声。第六个基本笔画折“、、、”。从运动物理学角度，折表示圆或弧的形状或运动状态，由于折的形态校对，表现出来的运动状态或形态也不一样，但都有固定的指向。如竖折“”、撇折“、”，表示向下、向内凹陷的弧或圆形状态或运动状态，如凹中“”，发中的“”，女中的“”等；横折“”，表示向上、向外凸起的弧或圆的形态或运动状态，如围中“”，又中横折“”、夕中横折“”均表示向上、向外凸起的弧形或圆形运动状态。从人的生长过程看，就可以熟练走路，不仅可以走直路也可走弧形路或圆形路，按自己思路的运动阶段。女（尼乳切nǚ）从甲骨文看象一个敛手跪着的人形，头上插一簪子，形态矜持端庄。楷书受两汉礼教思想的影响，楷化为“女”。女是由折“”、撇“丿”和一横“一”组成的字，女的笔画释义为：折“”表示女子具有曲线美，柔情似水；撇“丿”指示阴柔、女性、向内用力，这里表示温柔的女性；一横“一”指示女出嫁要从一而终。读音为尼（ní）和乳（rǔ）的切音（ní+rǔ），尼指女人身体柔软，乳指女人有哺育功能。女作偏旁部首常表示“中空”，如楼、偃、屡等。女、妇、妻、母、妾，都是指女性，各有不同的指向。女指未嫁女性，嫁人后曰妇、曰妻、曰妾，生子后称母。妇借“附”声强调妇是随夫的附属身份；妻借“齐”声强调妻子与丈夫齐同的身份，把家庭治理得整齐干净；妾借“怯”声指示立在妻子一边不敢说话的小老婆；母借“模”声指示生下的孩子模样像父母，母以子贵。幺（圆小切 yāo ）从其甲骨文、金文的图形来看，为还没有吐丝的蚕的幼虫，此虫长大吐丝后就死。在古文中幺通“夭”。夭是由大和“丿”组成的字，大为刚学会走路的幼儿，加“丿”表示头下垂样，死人特征，指刚学会走路幼儿未成年就死，为夭折。夭和蚕的幼虫最终结果意义相似，都是长大就死，所以夭借“幺”声，意义相通。幺的笔画释义为：两个撇折“”指示蚕幼虫身上的多环状节结构，点“丶”指示蚕的幼虫长大后吐丝的口。幺的读音为圆（ yuán ）和小（ xiǎo ）的切音（ yuán + xiǎo ），表示蚕的幼虫体形为圆形的小虫。幺的本义为蚕的幼虫。马（拟声mǎ）从马的甲骨文和金文看，是个象形字，早期金文字形,象马眼、马鬃、马尾之形。隶变楷化后变为“馬”，后简化为“马”。由繁体馬突出马鬃“”中“三”指多鬃，“丨”指马鬃从头到背纵向排列；简化后马由“”变横折“”突出马头凸起的弧形状。繁体“馬”下的四点“灬”指示马有四条腿；简化后“马”四点“灬”变为一横“一”，突出马蹄是单蹄类动物。竖折弯钩“”没有变化，指示马奔驰的动作。竖折“”指示马的向下凹的马背；弯钩“”表示马奔跑中，马的前后两马蹄相对向内向下用力的过程。读音模拟多马在一起的嘶叫声。马是汉字的偏旁部首之一，如冯、驭、闯、驮、驰、驳、驴、驽、驶、驷、驸、驹、驻、驼等马的本义为颈上有鬃，尾生长毛，四肢强健，善跑，供人骑或拉东西，单蹄食草大型哺乳动物。第七个基本笔画弯“ㄋ、阝心”从物理运动学角度看，是无规则的曲线运动或曲线状态。弯多数和钩组成合体笔画，突出说明弯有性对的运动特征。如弓中弯“”指拉弓弦向外凸，心中卧形弯钩“”表示心都向内，向着自己，乃中弯“”表示乳房外凸的曲线状态。儿（二ér）繁体兒是由象形字甲骨文、金文、篆书，经隶变楷化而来。繁体兒上面的“臼”是指婴儿的头囟门未合拢的，简化后只留了下面的“儿”，来描述幼儿爬行状态。笔画释义为：“丿”指示婴儿的后退向下向后用力；“乚”指示婴儿伏在地上爬行的动态过程。“儿”字仅保存了孩子的爬行特征，去掉了头部盖骨的变化。也能区别于“子”（即孩子的初生过程状态，即只会躺着，不会爬行）。借“二”声表示阴阳二者相交生儿女。天创造，地生养。儿作偏旁部首字有元、兄、允、充、兑、兖、党、竟、竞、兜、兕（肆sì犀牛）等。本义为指示幼儿的爬行状态和过程。力（耒耜切lì）是个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耒耜形,有柄有尖,用以翻地。力的笔画释义为：横折弯钩“”表示向内弯曲的臂膀，或者拉车拉犁时弓起的身体；“丿”指示用力的方向，这里指向自身方向用力。许慎的《说文解字》当时汉字还没有笔画定型，还是用古文字解释，必然有他的局限性。汉字楷化是质变过程，有的字的意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力借“耒（lei）耜(si)的切音（lei+si）”表示用耒耜耕作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力”是汉字部首字，组成的有办、劝、功、夯、务、加、幼、动、劣、劫、劳、助等。力的本义为力气，如四肢无力、力人(力气很大的人)、力尽神危(力气精神都疲惫到极点)、力软筋麻(力尽筋疲，筋疲力尽)、力尽(力气用尽)、力竭(力气用尽)。勹包（布交切bāo）是由撇“撇”和横折弯钩“”组成的，是“包”的初文，笔画释义为：撇“丿”指示向内向下用力，这里指向内用力包裹东西；横折弯钩“”是笔画合体，指示向内做相对圆弧运动，就是包裹东西的运动过程。后加“巳”繁化为包。“巳”是指未破壳的蛇卵，被包在壳内，寓意被包裹的东西就像未破壳的蛇卵样，来完善勹的意义。后依据外包层的材质演化出胞、苞等。勹仅作偏旁部首。以“勹”为意符的字，多与包裹有关，如包、旬、匍、匐、匀等。读音为“布（bù ）交（jiāo ）切（bù+ jiāo）”表示用布交扎在一起裹东西的过程为包。包的本义为用布裹东西的过程，如纸包不住火、包缠(包裹缠绕)。乃（拟声nǎi）是奶的初文。从甲骨文和金文看是母亲乳房图形。隶变楷化后，用笔画诠释了乳房的发育特征。“乃”是由撇“丿”和横折弯钩“ㄋ”会意而成的独体文。“丿”表示向下、向内用力或运动，这里指示乳房在哺乳期下垂；“ㄋ”是横“一”和折“”、弯“”和钩“”和合体笔画，横“一”表示横向、东西运动或用力，这里指示两乳房横置胸前；折“”表示圆或弧，这里指示圆弧形的乳房；弯“”表示凸起或凹陷的弧形运动，这里的外弯“”指示乳房生成奶汁的向外凸起运动过程；钩“”表示相对运动，这里指示对称的双乳。所以，乃为乳房的结构特征。读音是模拟婴儿吃奶的声音。后加女旁繁化为奶，强调女性特有的生理特征。乃作偏旁的字有：奶、孕、仍、扔、礽等，都与女性生理特征有关。乃的本义为女性哺乳期的乳房及生理特征。第八个基本笔画钩“亅、、乛、⺄、ㄋ”从物理运动学角度看，是相对运动之意，和不同的笔画组合表现不同的相对运动，或相对状态。体现了物质的运动都是相对的概念。长（朝阳切cháng zhǎng）是長的简化俗字。長的古文字像是一位长发拄拐的老人。隶变楷化后，長体现了其意义，三横“三”表示多毛发；竖“丨”表示毛发下垂；一横“一”表示毛发不仅下垂竖立的，也有横至于头顶的；竖钩“”表示相对生长延长；横八“”表示分合，指示毛发分散于头部也可辫在一起。简化为长后，意义更加广泛。，长是由“十”、钩“”和横八“”组成。“十”指示多，这里指多种动植物；“”表示相对，这里指相对本身、过去或其它同类；横八“”表示分合，这里指示向上下左右延伸增加。长的意义为多种动植物相对本身、过去或其它同类的延伸增大。借“朝（cháo）阳（yáng）的切音（cháo+ yáng）”表示植物朝阳的叶子都长（cháng）于背阳的叶子，光线强的长（zhǎng）得快；借“朝（zhāo）阳（ yáng）的切音（zhāo+ yáng）”寓意朝（zhāo）阳升起万物开始生长（zhǎng）。长的本义为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景象。才（屮栽cái ）的甲骨文应是栽下的树苗或植物的秧苗，开始生根返苗的阶段。隶变楷化后，笔画印证了其推断地正确性。才是由横“一”、竖钩“亅”和撇“丿”组合而成的独体文。“一”表示水平、横置、东西等，这里指示地面；“亅”表示垂直相对，这里指示栽入地里的树苗要相对垂直于地面；“丿”表示向下、向内用力或运动，这里指示树根向地下生长。读音是屮（cǎo）和栽（zāi ）的切音（cǎo+ zāi ），表示栽下的树苗或秧苗初生状态。才的本义为栽下树苗或秧苗初生状态。买（埋mǎi ）是由繁体“買”简化而来。“買”是由网的变形“罒”和宝贝的“貝”会意而成的字。“罒”表示网罗市利，也就是购买便宜的货物；“貝”表示古代货币，到秦朝废除貝行钱。总体会意表示持货币去市场收购货物。借“埋”声表示购买货物要有心计，会打埋伏，仰天报价，就地还价。1964年从草书的俗字中简化为“买”。买是由横钩“乛”和“头”会意而成的字。横钩“乛”是由横“一”和钩的合体笔画，意义也是横和钩的双重意义。横表示水平、横向、东西或横向运动，这里表示买卖要公平，钩表示相对之意，所以横钩“乛”这里表示做买卖要相对公平。“头”表示买东西要有头脑，会比较分析，货比三家、价比三家，择优而收买。买的本义为用钱购物，隐含购买过程中存在智慧的博弈。尔（儿ěr ）是有撇“丿”、横钩“乛”和小会意而成的字。“丿”表示向下、向内运动或用力，还引申为阴柔、女人等，这里表示向下，力小柔弱之一；“乛”表示横向比较，这里指同辈年龄比较；“小”表示小于自己，小于参照物。总体会意指小于自己的人。借“儿”表示和自己相比小的人称呼。尔后加“亻”繁化为“你”。表示人之间的相互比较后的对称。借“妮”声表示从直观上看比自己小的女孩，带有亲密感的人称代词。现在仍然沿用对男孩称“儿”，对女孩称“妮”。音源的迁移说明字义的变化。尔的本义是对比自己小的称呼。角（较jiǎo 决jué）的甲骨文和金文看画牛角之形。隶变楷化后，角是由撇“丿”、折“﹥ ”、牛的变形“ ”和横折竖钩“”组成的字。上短撇“丿”表示向内、向下用力或运动，这里指示牛角攻击其它动物，或斗牛中，牛低头用力；“ ”表示圆或弧，这里指示牛角的顶端圆而尖；“ ”是牛的变形，指示牛；“”是横、折、竖和钩的合体笔画，横表示牛角横生于牛头，竖表示纵立于牛头，折表示牛角截面多为圆形，钩表示牛角对称双生。角借“较”声表示牛角是用来斗争较量的；角借“决”声表示牛角适用于比试决斗的。角也是汉字的部首之一，如解、觥、觚、斛、觞、触等。角的本义为牛角。二、要从汉字的读音来源去研究汉字的“音”就像一首动听的歌，来源于自然界的拟音占到80%左右，也即是说在汉字400多音节中，或者说有音调的1400多个音节中，80%是自然发出的声音,模拟自然发声的音，如“仝”读音是模拟众人一同夯地基的声音，也就是打夯，夯落地发出的“嗵嗵”声，这就是所有读（tong）这个音的音源。这位刘老先生在《中华字通》中，把这400多个音节中的音源都挖掘出来了。这是两千多年以来，或者说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做到的第一人。没有读音的解字，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没法破解汉字全部的意义。汉字读音从音源字开始，也有其规律可循。借音补义是《中华字通》编写的理论基础之一。汉字在构型上不一定诠释汉字的意义，需要借用某个特定字的读音来完善其意义，如教借“校（jiào）”；有的还需要借用两字的切音来完善其意义，如长（朝阳切）、山（石尖切）等。与（拟声yǔ yù ）是个简化字，繁体为“與”。中国的汉字首先是“一幅画”，都有一个背景图，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字是什么样的背景画？是一位母亲抱着孩子，用勺子撬开孩子的嘴喂食的背景和过程。“與”简化为“与”，是把一复杂的场景简单化。将复杂场景抱孩子喂食，简化到上下牙齿之间的关系，与的上下两横“二”是指上下两排牙齿，这个“ ”竖折弯钩是喂食的勺子笔画变形，并省形。所以“与”的本意是“用勺子喂食”。从这个字的场景就可知道它的衍义，与有“和”的意义，上下牙齿的合并过程；还有“赐予、给予”，给孩子喂食，这是一个赐予、给予的过程。教和学之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又是教师传授给学生知识的过程，所以，教和学用“与”连接起来是非常恰当的。这个字的读音来历是怎样的？模拟给孩子喂食之声，现在南方人给孩子喂食还称“与”。我们北方有的地方农村妇女喂小孩，还有时用这个音。这个拟声字“与”是所有读“yu”的音源。教（校jiào）右边的“攵”（攴 ），在放羊的“放”和牧羊的“牧”中都有这个部首。它是由“攴（去横点）--攴----攵”这个演变过程。攴（去点）---攴---攵）第一个是又上是“丨”（棍gun），手持棍子。在过去旧的教育理念中，奉行的是“棍棒之下出孝子”。现在还有的家长教育子女，还秉承“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旧教育理念。后来演变为攴，“攴”（朴pu）持敲朴（教具—教鞭：短为敲，长为朴）。教鞭要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不能往死里打，伤害学生。对所教问题要启发学生回答。最后，变形为“攵”，表示学生要听从（随从）教师的指导而思考，而行事。作为施教者要讲明道理，做出榜样，让学生有师法的标准。所以“教”也是与时俱进的，是发展的。不能停留在那种“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旧的教学理念上，靠体罚学生，是达不到教的目的。由孝和攵组成“教”这个字，即不读孝也不读攵，而读jiao。说明仅从这两个字还不能诠释教的含义。从结构上看，不论听从教命，还是上行下效，都是为了使学生或子女走正道，人心向善。可是，人易产生不良思想行为，校正学生和子女的不良行为，长其善救其失，也是教育的目的。为了完善教的字义，借了“校”的声音。教的初级功能就是“校”，校正人的不良行为，否则不校发展下去就会违法犯罪。但“校”不可滥用，只有学生思想行为出轨的时候才及时校正；正常的思想行为用不着去“校”，校之过甚至会扼杀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父母校之过甚也容易使子女产生逆反心理，所以校要有尺度。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这就是对“教”的音形义的通解。。学（穴、晓），繁体“學”，上面的“ ”掬，双手合持，手把手（展示手把手教学生练习毛笔字的图形或动态场景），中间为“爻”（要），易经中卦爻，古人可以依据易经中卦爻，效天下之要，推测天下之要事。交叉为文，合体为字，文字如同卦爻，蕴藏着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和道理；从“冖”读mi，蒙，启蒙的蒙，指小孩、儿童，教小孩子识文断字。从整体上看这幅画，就是手把手教小孩子写字，识文断字。这个学字在普通话中读（xue穴），还有个读音，地方方言读（xiao晓）。如果我们仅知道这个字读学（穴），不明白他还有个方言读（晓）那么对这个字就只能说是一知半解。在汉字中的多音字中，同一个字说明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背景画是一样的；为什么读音不同意义不同？主要是借音不同造成的，借不同字的声音，表现不同字的意义。读“穴”是借了“穴”的声音，是说明学有窍门，学要掌握窍门，入门得法，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取窍中的“穴”读音就是这个意思（流程图：窍—穴）。我们北方还有读音，所谓的方言，上学（晓xiao），借晓解道理的“晓”，学的目的是教人觉悟，晓解道理。有些汉字不了解他的地方方言的读音，就无法完全理解它的意义。保存地方方言，也是保存我们中国文化，一旦方言丢失，有些汉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法得到全面的解释。现在又掀起了保护地方方言的行动。1964年简化为“学”，在“字”上加两点“丷 ”（流程图：丷+字=学），这个倒八点表示分，在汉字笔画中，只要有两点的，都表示分合意思。在以后讲解汉字八画时，还要详解“两点”的意义。这里的两点丷指分辨的意思,就是分辨文字为“学”。有的汉字简化的非常有道理，绝不是随意简化。学的本义---启蒙，教小孩子识文断字的方法，晓解道理。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学习”，学的目的是得法,习的目的是熟练。高考不是考学,而是考习，主要是考对知识的熟练程度。当前形式下，作为一位中小学教师必须明确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与习之间的关系。山（ 石尖切shān ）作为独体文，是由象形演化而来。由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的象形到用笔画来合成汉字，可以说是文字的质变过程。那种撇开“汉字八画”再用象形来解字是不科学的。要想正确的通解汉字，必须采用汉字“笔画拓扑”的理论即“笔画释义”来解。竖折“ ”表示向下、向内凹陷的弧或圆形状态或运动状态，这里指群山起伏中，山下的山沟、山川等；两竖“ ”表示垂直纵立地上，两竖的长短不同表示山的高低不同。读音是有石（shi）和尖(jian)相切而成(shi+jian)，石指示山有石头组成；尖说明山多是上小下大的形状。本义为地面上由土石构成的隆起部分。三、要从汉字的发展进化角度去研究汉字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社会认识的提高，不断地产生意义更加确切的汉字。文字也从简单的独体文，会意成复杂的合体字；由浅入深，有简单描述事物的部分特征，到尽可能描述事物的多方面特征等，使汉字的本义更确切，更完善。如由目到眼，由自到鼻等。目（没入mù）的甲骨文和小篆字形象眼睛形,外边轮廓象眼眶,里面象瞳孔。隶变楷化后，目有闭合的外框“”，表示人的眼眶；内加两横“二”表示人眼睛有两只，眼为阴窍，有黑白二性（眼球和白障）。不写成横目而写成纵目表示不可横着眼睛看待人和事，把人和事物看死（看成一成不变），要纵向看，即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和世界。借没（mò）入（rù）的切音（mò+ rù）表示眼睛眨眼似眼球没入水中，时出时现。目作偏旁部首的多与眼睛有关，如盯、盲、相、瞄、眇、盼、看、眉、督等。目的本义为人的两只可以开闭的眼睛。眼 （演yǎn）它是有“目”和“限”（省形）组成的字。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有距离限制，太远或太近都是看不清的。同时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演示人的喜怒哀乐，善恶好恶，借“演”声来补充其意义。再说“目”，口为眼眶，园为方，两横表示眼有两只，还有黑白二性。古借“默”（mo）声，表示眼睛默然而内识。即：眼无声，不会说话，然而一看就知道。后借“没”（mu）声，表示眼睛不停眨动，时出时没。“目”是个独体文，是象形演变而来，但从意义上还不能完全表达眼睛的功能，没有体现视距是有限制的，所以又造了这个合体字“眼”。文字也是与时俱进的,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加深,会不断地产生新的汉字,所以中国的汉字是有时代性的。自（ 拟声zì）是个独体文，甲骨文画了一个鼻子的图形。自楷化后只是在目的上面加了一个撇点“”，是丿的缩小，撇“丿”指示向下或向内用力，这里指示鼻孔向内吸气，向下出气；目的外框“囗”指示鼻子的圆形孔；目内的“二”指示鼻孔有二个。自就是指向下两个进出气的鼻孔。读音模拟鼻孔快速喘气的声音。自的本义指两个向下的鼻孔。鼻（畀bì）的甲骨文、金文到楷体来看，鼻由“自”到“鼻”的演变过程，说明人们对鼻子的功能有了进一步地认识。从原来的对形状的描述，引申到对鼻子功能的体现，就是把鼻子的过滤净化空气的功能通过引入“畀”展现出来。鼻子中的鼻毛和分泌的黏液，可以阻挡灰尘随空气进入肺部。就像箅子可以透气，又可阻止蒸饭落入蒸锅底部。汉字的增加也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社会、文化的认识的提高而不断地发展创新。论（仑lùn lún ）汉字也是与时俱进，也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在《易经》中天是指时间的（天时）。字义的变化和字的产生是受时间（天）因素决定的。如“论”繁体为“論”，左边的“言”与说话有关，简化的也非常好，原来点横“ ”指示脑袋，说话受大脑指挥，两横“ 二”指示说话需要上唇和下唇，“口”指示嘴形。简化后用“讠”，做与说话有关的归类符号，“丶”指示脑袋，下面是横折“ ”和竖勾“ ”组成的，凡是“折”指示弧或园，这里指示人的嘴唇，凡是“勾”指示运动，说话上唇和下唇要动，这样简化比繁体更完善。右边的“仑”繁体为“侖”，上为“八”，指示分合，下面是册“冊”是书册，分析书中的内容，论意为引经据典。把“册”简化为“匕”，是受“斗争哲学”的影响，“拿起理论的武器，与阶级敌人做斗争。”匕首是一把双刃剑，同样我们在论述某个问题是，要论述反正两方面，既要论述有力的方面，也要论述不利的方面。四、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汉字的产生于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不是那些文人创造的。就像化妆品不是美容师生产的一样，化妆品的研制和生产是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杰作，美容师只是应用而以。利用化妆品装扮的再漂亮化妆师也不一定了解生产工艺和研制过程。就像那些文学家、作家等文人，虽然写出优美的文章、诗歌，也不一定知道汉字是怎么创造的样。汉字是经过几千年的劳动创作出来的，里面蕴含着很多自然科学、社会历史知识。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本人历来反对文人去研究汉字。因他们仅会用描述加描述，不知道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不知道产生汉字的土壤是什么？下面举几个常用字供文人去研究参考。卤（露lǔ）的古文字看就是盐在盐湖或盐池中结晶的表象。隶变楷化后，用笔画诠释了卤的意义。卤是由繁体鹵简化而来。去掉中间四点“”意义变化不大，只是把盐结晶的小颗粒表象省去。卤是由上的省形“上”、“囗”和“乂”组合而成的字。“上”表示盐开始在盐湖边上或原有的结晶体上结晶；“囗”表示盐湖或盐池的围沿；“乂”表示阴阳结合为适宜，“丿”表示阴，指阴离子（Cl﹣）乀”表示阳，指阳离子（Na+），阴阳离子结合为盐（NaCl），盐是最适宜人需要的食物。卤借“露”声表示盐卤中的盐结晶过程中首先暴露在盐湖边沿或原有盐结晶体的表面。卤是汉字的部首之一，如鹾、硵、鏀、樐、塷等。卤的本义为盐溶液中盐结晶析出的过程。熵（商）我们那些最初的国学大师样，把外国技术或文化引进的时候，来进一步汉化。如这个新造字熵，以及烃、烯、炔以及很多科学用字都进行了汉化，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匪浅，而后期就没有了，因为那些大师都死了，没有再去研究了。一个“阿佛加德罗常数”给中国孩子的理解，造成了多大的麻烦，一个“物质的量”的概念多少次纠结变化。为什么？这些后起的所谓科学家，他们没有汉字的基础。不知道汉字的规律。就只能用英文字母“GDP、CPI”等这些让国人难易理解方式出现在大众眼前。使我们几十年的扫盲运动又会产生新的“文盲”。谁能预知几百年后我们的汉字中会有多少“GDP、CPI”等等。当我们的汉字中这些英文字母超过我们的汉字时，我们还是汉族吗？看看我们早期国学大师级的科学家的智慧。熵是由火和商会意而成的字。“商”是由“冏”和章的省形“”会意而成的字。“冏”表示从外知内，在一定的范围内沟通；章“”表示协商要有章法，不可漫无边际的乱谈。表示做买卖，谈生意。引申为数学名词“商：一数除以不为零的数的结果。”以此为参照，用“火”表示能量，温度除热能的得数即为“熵”。商即标音又会意。后又引申信息论中的基本量，描写不肯定性的大小。熵越大，包含的信息的不肯定性就越大。砼（仝）如近几十年的新造字“砼”，是著名结构学家蔡方荫教授。创造时间是1953年。当时教学科技落后，没有录音机，也没有复印机，学生上课听讲全靠记笔记。“混凝土”是建筑工程中最常用的词，但笔划太多，写起来费力又费时。于是思维敏捷的蔡方荫就大胆用“人工石”三字代替“混凝土”。因为“混凝土”三字共有三十笔，而“人工石”三字才十笔，可省下二十笔，大大加快了笔记速度。后来“人工石”合成了“砼”。构形会意为“人工合成的石头，混凝土坚硬如石。”并在大学生中得到推广。 1955年7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审定颁布的《结构工程名词》一书中，明确推荐“砼”与“混凝土”一词并用。从此，“砼”被广泛采用于各类建筑工程的书刊中。很长时间没有标音， 1985年6月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了“砼”与“混凝土”近义、并用的法定地位。借了“仝”的声音。”仝”为象形拟声字,似人夯实地基,并发出“嗵嗵”的声音。 另外，“砼”的读音正好与法文“BE—TON”，德国“Be—ton”，俄文”BE—TOH“混凝土一词的发音基本相同。这样，在建设领域中更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是个建筑工程专用字。汉字的产生是华夏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个汉字的产生不是随意臆造的，而是都富有文化科技含量。自十八世纪以来，从西方引进一些新兴学科以来，也创造了一些汉字，如烃、氕、氘、氚等这些新造字都有一定的科学含义。汉字的产生是伴随科技发展而发展的。

15万片甲骨文，如果全部靠人工识别并将碎片拼接起来，这是不可想象的宏大工程，更不用说15万还只是专家估计的数字。学界传来的好消息是：随着计算机领域学者的加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识别碎片的边缘、完成甲骨文残片缀合，这种新技术已开始在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使用。“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早已使人类社会的结构以及精神面貌发生剧烈变化。整个社会的智慧网络化正在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季卫东说，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新文科，并不是在原有的文科中添加一些新兴技术，而是必须推动实质性学科交叉、真正进行跨界协同的复合型研究，进而创设新的学术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新文科的基本特征是问题导向，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密切合作以及对未来进行创造性构想。”季卫东说。推动研究范式转型，摒弃书斋里“创造”的理论时下，当学科交叉越来越成为新文科建设所聚焦的一大重点时，不少走在学科发展前沿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推动研究范式的转型，成为新文科建设的一大看点所在。启用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后，客观上要求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要有更强烈、更明确的问题意识——聚焦现实问题，通过跨学科的研究，给出新解或者更优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磊领衔的课题组长期从事电子政务治理研究。随着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已是热门研究领域。而要研究电子政务治理，必然会涉及到数据开放，细究之下，这不仅会涉及技术、管理、基层治理等细分领域的研究，还需要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哲社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如今，郑磊所在的课题组聚集了多个学科的学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跨学科团队。“聚焦现实问题，使得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学科交叉成为必然，从而最终形成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新范式。”郑磊说。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院长陈方若也有同感。在他看来，高校作为“理论工厂”，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了精细的学科分类，并进行着专业化的理论生产。而理论是否站得住脚，最终需要进入社会实践的“试验场”进行测试。“如果学者不关注现实问题，一些纯学理层面的建议或结论，只能自洽于自己的小天地，最终形成理论的‘内循环’，却于现实无所裨益。”陈方若担任院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学校电信、船舶、机械等各学院的学者合作，打破学科壁垒，并且联手深入各个行业进行调研，为中国的行业发展提供更前瞻性的决策咨询。“学者在书斋里‘创造’的理论，要不断经过实践的检验和修正，方能成为真理，否则只能是假说。”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之所以提出新文科建设，是因为传统文科不论是在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实际问题上，还是面向未来培养人才方面，从某种程度上都有些落伍了。”郑磊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人文哲社研究，究其根本都与“人”有关。而和“人”相关的问题，在步入信息化时代后显得愈加复杂。同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李辉，他的头衔是“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而由于早早地开启文理交叉研究，在很多场合，他更是一位人类学研究专家。李辉曾经参与过曹操墓的鉴定，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考古学、历史学，为历史上直至近代都没有定论的曹操墓之所在“盖棺定论”。而汉藏语系的起源和发展，则是语言学结合了分子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后才得以厘清。目前，李辉正参与人类表型组研究大科学计划中的中医相关表型组研究。这个服务国家需求的重大项目，同样也需要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才能解决一揽子学术问题。“新文科的发展，不仅是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层面的关切，同时也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必然。”李辉以历史学举例。传统的史学研究多从文本出发，经过多年传播，离历史本来的“面目”或已很远。因此，借助语言学、遗传学、考古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式来重新构建中国早期的历史，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学科交叉融合，就可以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突破，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从而进一步助力构建中国学派。”大学中文系是最传统的文科专业，而如今的很多中文系教授，也在忙着“破圈”：打破学科界限，引入信息学、人工智能、化学等理工科加持。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为例，中文系教授吕志峰告诉记者，中心在古文字研究中已引入人工智能的文字识别技术，由此为古文字研究提供辅助，从而极快地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开放的心态，构建全新的学术共同体在夯实文科本身学科基础的前提下，伴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提速，不少学者认为，在教育管理层面也要考虑启动必要的改革，探索与交叉研究相适应的全新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实际问题牵引学科交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学术界内部，也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构建新的学术共同体。”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蒋红珍说。在凯原法学院，探索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氛围正浓：很难想象，传统的法学院会“孵化”出如此多与心理认知、脑科学相关的科研团队。而和法学院教授合作、在犯罪行为认知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则是一位人文学院的教授。事实上，不少学者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都曾遇到过困难或阻力。一位青年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即便是在提倡交叉学科的当下，“申请课题时，若参加评审的专家恰好是在某个领域有深入钻研的‘保守派’评委，我们的研究方向经常会受到质疑。”利好消息是，评价制度层面也已暖风频吹。不久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宣布成立第九大学部，即交叉科学部。未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而在更多高校，在对科研评价管理的顶层设计中，也将交叉学科纳入考虑。“也许，学科交叉未必能够一日千里地发展，仍然需要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但是构建新的学术共同体和共识，仍然是推动新文科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蒋红珍说。来源：文汇报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智慧不断凝聚、文明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因此，汉语言文字研究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新材料不断涌现、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汉语言文字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功夫。以材料更新开辟研究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汉语言文字研究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挖掘新的语言文字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理论体系。材料是学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正是由于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和整理出版，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不断开辟新的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传世文献向出土文献扩展。传世文献特别是中古之前的传世文献存在数量较少、文体单一、多为书面语、经历代传抄难以保真等问题，因此，汉语言文字研究不能局限于传世文献。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整理出版并形成历时的完整序列，汉语言文字研究增添了新的丰富材料，具备了前人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这里所说的出土文献，包括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商至汉代铜器铭文、春秋战国玉石文献、战国至魏晋简牍文献、汉代以后的石刻文献、魏晋以后的纸质文献等。二是从国内文献向国外文献扩展。国外文献首先是指传统汉文文献。古代东亚、东南亚地区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而使用汉字，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包括传统的经典文献、训诂材料、辞书、汉语字词汇抄、汉语教科书等，有抄录者，也有改编者，其中有很多是中国失佚资料。其次是指西方传教士文献。包括汉字汉语辞书、汉字汉语研究著作等。这些国外文献的涌现是对国内文献的有益补充，为汉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支撑。三是从通语文献向方言文献扩展。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比如汉语普通话)是汉语言文字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近年来，研究者们密切关注方言文献，开展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有力拓展了通语与方言的研究范围。此外，还包括从纸面文献向口头文献、从传统文献向特色文献扩展等。近年来，新材料新文献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汉语言文字研究开辟了广阔研究空间。以理论创新引领研究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汉语言文字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从汉语言文字材料本身出发，不断构建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是汉语言文字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只有如此，中国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为人类语言文字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引进了很多西方理论。这些理论的引入对深化汉语言文字研究而言不能说没有益处，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世界语言文字中，汉语言文字独树一帜，历史悠久且承续至今，直接使用任何缘起于其他语言文字的理论来研究汉语言文字，其结果必然是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目前，我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使用西方理论时还存在两种需要改进和改正的现象：一是简单地把西方语言学理论介绍进来，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改进；二是借鉴西方理论来研究汉语，却没有深入探索汉语言文字自身的规律。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遭遇的困境和突破、构想的目的和思路等决定性因素。对这些因素，理论创立者不一定言明，研究者只有对其理论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才能获得，而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因此，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机械套用舶来品是错误的。举例来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严格区分历时语言研究与共时语言研究的理论，对中国语言学界一些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所谓历时研究是对语言文字现象发展脉络、发展规律的研究，是动态现象研究；所谓共时研究是平面系统的描写和分析，是静态现象的研究。虽然具体目的不同，但宏观地看，二者只不过是对同一现象的纵横切分而已。历时发展中，语言文字现象的消长转化主要是不同共时平面制约和抉择的结果，而所谓共时平面也只能是对历时过程的横向剪取。所以，离开历时追索和解释，很难准确地进行共时描写；脱离共时观照，也难以恰当地理解历时演化。但国内不少研究者已习惯于历时、共时的对立，把研究的问题首先框定在历时或共时范畴，然后进行隔绝式的探讨，历时研究只分析纵向发展、共时研究不考虑历时因素成了固化的理念。这种固化的理念并不利于开展汉语言文字研究。汉语言文字研究应当打破西方理论窠臼、突破纵横界线，使历时与共时融合，这样才会有质的飞跃。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汉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跳出西方理论的束缚，扎根本土、深耕实践。把研究重点聚焦到汉语言文字本身，依据科学的思路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才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正路。基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扎根本土，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上不断加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有的研究者进行多元融合创新，依托社会学、哲学、生态学、计算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进而不断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方法是学术发展的另一核心要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学术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揭示事物内在规律，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继续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在对汉语言文字文献进行学术解读时，要坚持正确的方法，首先离不开正确的立场。解决好研究立场问题，需要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汉语言文字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贯通。从学科上看，汉语言文字研究纵向分成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近年又有人分出“当代汉语”；横向分成了汉字、语音、语法、词汇、方言等。这样的学科分类自有产生的原因和现实意义，但从学术研究来看，研究者如果仅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学科整体发展而言弊端颇多。事实上，做好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文史哲”不分家，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我们很难区分它是史学著作、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因为它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是十分重要的汉语研究材料。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而这同一文献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彼此依存的；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核心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26日 09 版)

中国青年网北京9月27日电（记者 杨维琼 杨月）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系》出版发布座谈会。该《书系》分为国家发展建设史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史两个序列，系统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谈到该《书系》中的《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主编刘丹青在发言中说，“《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一书的任务就是要提纲挈领，在汗牛充栋的成果中提炼出语言文字学术70年发展繁荣的主脉及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这70年，是我国历史上语言文字研究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系》出版发布座谈会现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供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报刊上相继推出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学术期刊出现了多场语法大讨论，50到60年代，汉语学界和语文教学界都充溢着浓郁的语法学氛围，并弥漫到整个文化教育界，有力深化了大众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认识。“语言研究所是19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最早设立的几个所之一，70年来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的领军团队。”50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刘丹青指出，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在推普的同时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并出现一批堪作方言学标杆的调查研究著作；实验语音学团队建起了与时俱进的学术规范，为今天语音分析合成的学术繁荣和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成为本学科发展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其中，《现代汉语词典》的诞生和与时俱进，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同时带动了普通文字学的发展；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参照；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进一步拓展到词汇和语法研究；语言理论的翻译介绍和创新，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如50年代末最早的机器翻译的成功探索，都展示了中国语言学的强劲活力。“引进来”和“走出去” 应用性新课题催生新成果改革开放对语言文字学术最直接的推动，是开放健康、全面均衡的学术生态，涵盖学术发展所需要的方方面面。这种生态，是学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本硕博培养体系的逐步成熟，为语言学提供了人才保障。开放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促进了翻译介绍各语言学流派和前沿的热潮，借鉴了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实在，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越来越多样化的人员交流途径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新的应用性需求为汉语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了汉语各个方面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刘丹青介绍，那个阶段，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个分支学科纷纷成立学会及下属分会，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参与国际性学会的活动，并在有些学会中逐渐成为主角，如汉语学界最重要的国际中国语言学会（IACL）。“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刘丹青特别提出，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应用性课题催生了大量新成果。“中国立场、世界眼光”成语言学者学术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语言学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现象。“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国立场、世界眼光’成为很多语言学者的学术价值取向。”他提到。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文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脑神经科学，包括核磁共振成像、眼动仪等新技术，引入语言文字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得以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以不同方式参与到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建设。改革开放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计算语言学的形成发展，同时反哺语言学的本体，也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进入21世纪，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研究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刘丹青介绍，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语言方言得到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高峰。“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刘丹青颇有感触地说，近些年，“语言库藏类型学”“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新描写主义”等中国学者的理论探索和主张，已经产生较大的学界影响，并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刘丹青谈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倡导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三段论”中，已经在逐步迈向“自主创新”的第三个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进。巨大的历史成就不仅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更激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时代肩负重任，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据介绍，《书系》编撰工作自2018年底启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学科、多部门共同参与，并由优秀科研精干力量集中编撰。《书系》共30册，首批13册图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来源：中国青年网）

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古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早的创造者传说是黄帝的史官仓颉。这在古籍上多次提到，在汉代淮南王刘安著的《淮南子》一书中说：“昔者仓颉作书”。尔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也说：“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是也。”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更明确地写道：“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书”是书写， “契”是契刻，均指文字而言。这就是说，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受到启迪，才发明和创造了文字。由于刘安、司马迁、许慎等人都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的著作有极大的学术和思想价值，特别是许慎，又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有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字的专家，所以书中的一些话常为后人所信。这样，影响所及， “仓颉发明和创造文字”之说就渐渐地传开了，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人们一提到文字，总是会想起仓颉来的。可以说，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仓颉成了我国文字的始祖。为了纪念他，据说奴隶社会就有人在他创造文字的陕西省长安县昌里村为他造了“仓颉造字台”，清代嘉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还亲书这五个字立石碑道旁。还有一些学堂，往往设有他的牌位，初入学的学生，入学时，先要对着牌位磕头，然后才启蒙识字。现在社会自然不用这一套了，但仓颉与文字的关系，却并未到此中断。现代一些记录文中虽然没有肯定他是文字的发明和创始人，可是根据《荀子·解蔽》篇所说：“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者壹也”的无根无由的话，还是作了“可能只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的释义，仍旧把仓颉和文字拉上了关系。除了仓颉外，还有传说中的神农氏作穗书，黄帝作云书，祝诵作古文，少吴作鸾风书，曹阳氏作蝌蚪文，曹辛氏作仙人书，帝尧作龟书，大禹铸九鼎而作钟鼎文，等等，不一而足，也全是说的文字的创造。上面说的一些人，均为上古时期神话或传说中的人物，虽然神话是历史的影子，但毕竟不能与历史等同起来看，因为历史上有无这些人，一直是在争论不休的，信者说其有，不信者说其无，尤其是仓颉，人们考证、研究了二千多年，也仍然是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唯其如此，这些人与文字的创造究有多少关系，人们也就只能抱多自阙疑的态度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上每一进步的变动，都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文字从无到有也绝不会例外。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就已经指出来了：“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这就是说，文字非一时所创，而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并且得到人类的公认以后才形成的，完全是人类智慧的产物，绝对不可能靠一人或几人就能创造而成的。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字，主要是进行生产时必须交流思想。起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语言。但是语言本身有很大的缺陷，它无法保存，不能传得久远。为了克服这个缺陷，远古人曾经想过各种方法，如刻木，结绳等。所谓刻木，就是在木头上刻上记号；所谓结绳，就是在绳上打结子，以此留下语言的印记，向其他人传达他的思想。但这不过是最初的语言符号，区限性很大。所以，它终究不能长期地流传下来。《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可见文字是在继结绳而后出现的。那么，具体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很难回答清楚。现在我们只知道，曾有人根据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研究，发现了在这些陶器上的一些刻划符号，笔划简单，形体规则，距今大约六千年左右。稍晚于此，在山东章丘县出土的黑陶上，也发现有刻划符号，但为数不多，距今约四千来年。这些刻划符号，有人推断可能就是中国最早期的原始文字，可惜人们无法辨识，有人虽然作过某些猜测，但意义至今也不为人所知。唯其如此，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些刻划不过是生产者刻上去的一种记号而已，与文字是毫无关系的。但是，使人不解的是，刻划符号既然不是文字，为什么其中有一些与现存的三千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比较，竟有明显的类同之处呢?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人们怀疑：中国文字有否可能多先是从刻划来的?或者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有否可能最早属于同一系统?对于这一问题，有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有的人则持否定的态度。这当然值得人们注意并加以讨沦。但是，从中国文字发展史来考察，刻划符号没有成为中国文字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它象夏夜天空的彗星，带着耀眼的亮光一掠而过，最终成为人们所追念的东西。这里，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甲骨文。所谓甲骨，甲即龟甲，骨即兽骨，刻在上面的文字就叫“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商代是一个奴隶社会，奴隶主非常迷信，他们相信天命，每逢祭祀、征战、田猎、风雨晦冥、疾痛、年景的丰欠、时日的吉凶、分娩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占卜以请命“上天”，并将占卜结果刻在甲骨上，当作档案一样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验。这样，甲骨文就随着人世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而流落到了地下。在甲骨文发现前，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一向是不甚清楚和明确的，自甲骨文发现后，才有了研究中国早期文字的实物资料，因此，甲骨文的发现实为中国文字史上一件大事，既值得大书特书，又有必要作认真细致的科学研究。甲骨文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如上面所沈，其中有一些字和刻划符号有相类似的地方，但是，甲骨文中大量的、也是基本的字形与刻划符号有别，而与画则相差无几，与实物的形体也很相似。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列过一些例子。从总的来看，甲骨文与刻划符号似非同出一源，是有它的形同于画的独立体系的，且后来文字学家研究证明：中国文字正是由这种体系所构成。当然，画不等于文字，从画到文字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开初人们画得很仔细，线条繁多，这便于别人一看就懂，当然这要花过多的时间，会影响生产。考虑到这个原因，再加后来人们对某些画所代表的意义熟悉了，画的线条渐渐地由繁趋简，最后经过整理和多头试用，又有约定俗成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于是便从画中分离出来，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形成定形(相对来说)的文字。这种文字应从什么时候算起，学者有过不少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仍要追溯到半坡遗址的陶器，在这些器物上，除了刻划符号外，尚有笔触颇为精巧的画，如人形、人面形、鱼形、兽形、鸟形，草木形、轮形等。这些画就是后来文字学家所说的“象形文字”。但是，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在当时是有象形文字的，不过就这些画的部位而言，只是一种花纹，而还不是文字。情况究竟如何，这就有待于文字学家作进一步的研究了。象形文字在甲骨文中屡见，它是从画脱胎而来的。除了象形的以外，尚有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与“象形”一起构成文字的六条原则。这些原则的构成，说明文字不是在商代突然出现的，而是文字发展到商代才有的结果。由此可知中国的文字在三千年前的商代就已存在了。不过，有人认为，早于商代的文字，近年也有所发现，如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西安附近的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掘到的一些兽骨、兽牙、骨笄，上面刀刻的笔划就是文字。经测定，此种文字距今已有四千五百至五千多年的历史，比甲骨文早一千二百到一千八百年左右。遗憾的是，作为文字，由于这些笔划和上面讲到的半坡遗址陶器上和章丘县的黑陶上的刻划符号一样不能辨识，所以，这些刀刻的笔划是否为文字，文字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撇开这项发现不谈，又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最古的文字，就目前能见到的来说，不是甲骨文，而应为金文，也就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人称铜为金)。学者指出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一些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中原地区已不象人们常说的还处于石器时代，那时候青铜的冶炼技术已经普及，那时留下的许多青铜器物上铸有的文字才是迄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从对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比较可以看出，甲骨文要比金文先进得多。许多金文如鹿如象，仅仅是具有和文字相关线索的写实图形，而甲骨却已是经过抽象化的、带有一定表意作用的字符，虽然这为中国文字研究提供了新说。但是，此说的根据是否立足，理由能否成立，这不仅要对历年来从地下掘得的青铜器上的文字作认真的考证、研究，也有待于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作佐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下面主要就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简要叙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的需求推动语言文字研究发展党和政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对文化教育事业高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相继推出，学术期刊出现多场语法大讨论，深化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中学教学提供了完整实用的语法体系。这些都带动了汉语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在帮助提升全民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对语言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推广普通话的需求促进了汉语方言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既服务于方言大调查，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随后出现了《昌黎方言志》等精品著作，树立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标杆。汉语方言学成为了显学。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语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以中科院语言所为主的研究队伍用实验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为科学认识普通话音系、满足语音合成和识别技术的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为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中科院语言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其内容和体例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和素材，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在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助力下，这一学科走向成形和成熟。国家对语文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历史语言学观念促进了从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的考察。王力《汉语史稿》首次为汉语全面勾勒了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的主线。“汉语史”逐渐成为汉语研究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音系本身的研究，基本确立了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的参照。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研究范围超越字形、词语，拓展到语法研究。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包括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内的苏联语言学著作，并带动对语言和思维等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有所介绍，刊于《语言学资料》等书刊。这一时期，朝向世界语言学的窗口始终开启。在应用领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科院语言所和技术计算所已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在1958-1959年间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学术环境。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硕博士点逐渐设立和增加，语言学有了人才保障。语言学期刊有恢复，更有新生，期刊集刊方阵逐步成形并壮大。《中国语文》复刊后发表了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担当了领军期刊的角色。新生的语言学期刊各以所长逐步跨入后来的核心期刊行列，成为语言学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石。各类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态势涌现，拓宽了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同时，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中国语言学会于1980年成立，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分支学科也纷纷成立学会、研究会及其下属分会。这些都对凝聚学术力量、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学会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使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很多学会办有集刊，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得以及时展示。另有很多学术会议不属于任何学会，但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和会议周期，并出版连续性文选。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自1992年创办起，每年在亚欧美各国举行年会，中国学者成为与会最大群体，多所大陆高校主办IACL年会，知名学者先后担任会长。改革开放掀起了介绍国外各语言学流派的热潮。大量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或介绍读物得以出版；借鉴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凸显，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以语言学教学和交流为导向的人员往来日趋活跃，来华讲学、出访、留学、长期兼职等形式，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带来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的研究范式已成汉语界的显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并反哺前沿理论。形式语言学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音韵研究从解读古韵书的音系，发展到构拟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音系并勾勒语音演变规律；词汇训诂研究从训释古代具体词语发展到探求词汇系统发展史；文字学从具体汉字的析字解理上升到系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研究热点领域。新的应用性需求继续为汉语研究提供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汉语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支撑语法研究的工具书或语料库纷纷涌现。对外汉语教学类期刊成为汉语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重要发表园地。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汉语词汇学、语音学、文字学等学科各有丰硕成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计算语言学家们致力于完善机器所需的语法规则，包括分词、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化规则等。计算语言学界对统计方法的强调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语言文字应用性研究也随之调整。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规范化课题催生了大量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发生显著变化，语文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构建更加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资源等领域得到更多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通过)的制定，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语言文字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的共时历时现象。如方言学更注意探求方言在汉语演变史中的位置，加上语言接触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城市方言研究则更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简帛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为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等领域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和启发；音韵学与古文字的结合，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地下或民间大量更贴近口语方言的各类语料，保留更多汉字变体，透露特殊乡音，推动了俗文字学、方俗词语、古代方音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言文字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观察记录法和实验法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大脑神经科学踏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眼动仪等逐渐成为语言学的利器。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本体研究也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在更加统一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调查，并对语言方言进行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成果的高峰。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学者以此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文白异读等语音历史层次，将相关个案成果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目前已经成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语言库藏类型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是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关注汉语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合适的描写体系。“新描写主义”主张用跨语言的眼光、合理调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增强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精细度，避免理论对语言事实的扭曲。这些理论探索虽然还处在发展早期，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理论，其发展走向值得关注。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作者：刘丹青，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名词性短语句法结构的类型学比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民俗文字发展脉络中国文字说（四）中国文字的发展，从历史上就有三条发展脉络。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二条：中国方块汉字的发展脉络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发展脉络，此篇文章，我们就来论述中国文字的第三条发展脉络，这就是：中国民俗文字的发展脉络。什么是“中国民俗文字”？中国民俗文字就是在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在一些特殊场合，由一些特殊人物使用的，处理特殊事件的特殊的语言文字。这些文字不是我们常用的文字，也不是少数民族文字，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多多少少碰见过。比如：宗教文字，行业文字，小集群文字等等。宗教文字宗教文字，产生于原始人群的图腾。在原始部落时期，每个原始部落的图腾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图腾是鸟，有的图腾是鱼，人们出于对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于是把这些图腾刻画在漂亮的石头上，玉石上。也有的是从山上，河流里捡到的自然有线条、画面的石头。这些早期的出现在石头上的“画符”，就成了人类文字的起源。其中，有一部分，就成了宗教文字的起源。中国的地域辽阔，部落众多，图腾也是很多的，像鸟、鱼、猪、鹿、狗、牛等等，都是某一些部落的图腾。后来，中国各地的部落合并成了中华民族大部落联盟，于是，就“创造”出一种能上天，能下海，能入地，威风凛凛的“龙”图腾。在龙图腾的启示下，人们学会了跳舞。跳舞在当时是一种集体狩猎的劳动技能。学会跳舞，使人类可以对抗和捕猎比人体大很多倍的“大野兽”，改变了人类在自然界食物链上的位置。故此，人类对跳舞有一种特别的敬仰和崇拜。跳舞，也就成为当时人类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当人们遇到难以解决的大事时，比如：洪水，干旱，瘟疫等，人们无力解决问题，他们就要求“老天爷”来帮助他们解决。求老天爷的方法叫“祭祀”，祭祀也就是向老天爷诉求。人们认为，老天爷能理解的人类的诉求语言，就是跳舞。于是部落里跳舞最好的人，就被推选出来当“巫师”。巫师用跳舞来和老天爷，和众神灵沟通，以解救人类的危难。巫师跳舞表达了人们的诉求，老天爷听到这些诉求后，要给人们一份提示。这种提示，只有巫师“看得见”，看得懂，于是，便产生了一些“天书文字”。天书文字，进一步发展，就向宗教文字发展。在原始时期，奴隶制时期，认识文字的人是极少的。但社会的上层阶级总还是有一些识文断字的人。为了叫其他人都看不懂，只有巫师能看懂，巫师们于是搞出一些只有他们巫师来解说的“画符”。这些画符，渐渐地发展成为后来的宗教文字。中国人是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的民族，对土地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看似极为普通的泥巴，却能生长出五谷万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超自然的人物在其作用。故此，始终崇拜“土地公”。中国人最早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对死去的亲人，很早就形成了丧葬制度。丧葬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相对高度时期的标志。中国人认为，人死了，灵魂不死，还会在另一个“世界”活着。一应生活，如同活着的人。于是，便要陪葬很多的东西。于是，鬼也有了，神也有了。宗教，也就由此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中国古代的宗教发展到今天的，主要是道教、儒教、佛教。道教的创建，神话传说中，道教创建于“二仪未分”之时的“元始天王”，即盘古，也称“盘古大帝”“元始天尊”。是公认的道教鼻祖。全称“一气化三清玉清居清微天圣登玉清境始气所成日天宝君元始天尊妙无上帝”，为道教最高神灵——三清尊神之首。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与庄子并称“老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老子的主要著作是《道德经》，《道德经》中，道，是讲道法自然，也就是要敬仰和尊重自然规律。德，是讲做人要修德，说白了，德，就是人的良心，没有良心就枉为人。《道德经》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巨著之一。道教对中国哲学，医学，化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对中国民间风俗和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民间风俗中的门神、灶马、桃符等都出自道教，并留下很多特殊的道教文字。儒教儒教发源自尧舜禹的五教。尧舜即注重“敬敷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五教”,就是处理人际道德关系的五种基本规范,即孟子所解释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这证明了在殷商时期，“儒”就是一种祭祀神职人员。《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儒教在后世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一系列人的论述和实践，最终，儒教的学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经典之一。儒教在哲学上，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正是儒家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儒教的文字就是正宗的方块汉字，已经在《中国方块汉字的发展脉络中》专门论述。佛教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佛教各派中至今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不能确定。他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来在印度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涅槃。约在2000多年前，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佛教中国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中国周边的国家。佛教典籍共分为经、律、论三藏。“藏”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佛教的经典理论是：普度天下，四大皆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普度天下，是指天下的人都平等，不能持强凌弱。四大皆空，是指人的欲望不能过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劝人多积善，不要作恶。人在做，天在看，时间一到，都要还的。佛教是外国传入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宗教，因为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相容，故此成为中国古代道儒佛三大教之一。宋朝以后，三大教互相包容，促使中华民族文化在战乱的烈火中，凤凰涅槃，顽强发展，延绵5000多年，至今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佛教在数学上和天文学上贡献巨大，佛教早就阐明，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大，而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灰尘。佛教有很多佛教文字，有一些佛教文字，形状跟方块汉字一样，但读音和意思是和汉字不一样的。其他宗教，因不使用中国文字，在此就不谈了。行业文字 五行八卦奇门文字此类文字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的文字，其内涵至今有很多东西，还不能用科学来一目了然的解释。人类对世界，对宇宙，对大自然的认知，还是很有限的。五行八卦奇门文化和奇门文字有着不可思议功效和奇迹，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字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类别。只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文字的奥秘而已。八卦图最早出自伏羲根据燧人氏造设的《河图洛书》所创。先天八卦（大概起始于七千多年前）其用阴爻和阳爻的组合来阐述天地中八种最原始的物质。后世道教将伏羲供奉为神。伏羲的先天八卦位置不同。其含义不变。后来，孔子创立儒家，将周文王的易经收录为儒家经典（也就是又成为儒家教科书）。《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也就是说，当时文王（西伯昌）被崇侯虎陷害而被殷帝纣囚禁在羑里整七年，在狱中，西伯昌潜心研究易学八卦，通过八卦相叠从而推演出现在《易经》中所记载的乾为天、坤为地、水雷屯、山水蒙等六十四卦。古代汉族的阴阳学说，所谓“太极生两仪（即阴阳），两仪生四象（即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象演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此为伏羲八卦，也叫先天八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一幅由全世界科学家通过几十年合作，运用最先进的卫星、红外、声波仪器勘测和长期积累的数据库绘制而成的。这幅地球表面立体平面图通过三维的方式把海底和陆地的地形地貌构造在一张平面图上表现出来，恰恰是这一代表人类对地球地理构造最深刻科学认识的地图上，八卦图象属性所指的马、牛、羊、龙、鸡、豕、雉、狗形象在地球表面立体平面图中都能够体现出来，图象与地球地理构造形态呈现出对应状态，因此，八卦图也和地球地理联系在一起，为揭示中国古文明文化中，五行八卦的奥秘找到新的角度。古代的阴阳学说。“五行”具体是指金行、木行、水行、火行、土行，一直是中国古代汉族先贤从事各种研究的工具与方法，无论道家、医家、兵家、儒家、史家、杂家、历算家都必须精通“五行”。五行相生的规律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规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八卦为乾、坤、震、巽、离、坎、艮、兑。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排列、象徵方位及所象徵的数，都有所不同。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图中的符号按照顺时针下来依次是：坤（代表地），震（代表雷），离（代表火），兑（代表雨泽），乾（代表天），巽（代表风），坎（代表水），艮（代表山）。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列为上面是坤卦，下面是坎卦就叫“地下有水，是师卦”，而如果是上面是坎卦，下面是坤卦，“地上有水”叫比卦。太极和八卦组合成了太极八卦图，它又为以后的道教所利用。道家认为，太极八卦意为神通广大，镇慑邪恶。八卦是中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代表阳，“— —”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八卦为乾、坤、震、巽、离、坎、艮、兑。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排列、象徵方位及所象徵的数，都有所不同。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研究它第一个要注意的，假使算命先生算命，把行认为是走路，那就绝对错了。我们翻《易经》，乾卦的“天行健”这句话，这个“行”是代表运动的意思，就是“动能”，宇宙间物质最大的互相关系，就在这个动能。这个“动能”有五种，以金、木、水、火、土作代表。也和卦一样，是种传统符号，不要看得太严重了。所谓“金”并不是黄金，“水”亦并不是和杯中喝的水一样，千万不要看成了五行就是五种物质。五行八卦中的文字看起来是方块字，但这种方块字和方块字汉语不同。五行八卦中的方块字是奇门中的方块字，哪怕是读音相同，字的意思都是另外的意思。比如八卦中的“乾”，汉字的意思是“植物弯曲生长的意思”；在八卦中就是“天”的意思，天卦。自古以来，五行八卦奇门文字都是极少数人使用的“通天语言文字”，只在帝王将相及其谋士中传承。故此，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后来，老百姓中，偶而有接触到一知半解的，拿来给人算命，那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小集群文字小集群文字指的是某一地区，某一群人之间使用的特殊文字。这些文字，既不是方块汉字，也不是少数民族文字，更不是五行八卦奇门行业文字。他们只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在某一群人群中使用的文字。比如：农民起义军的某些特殊文字，女书等等。农民起义军的文字，比如：太平天国的“国”字。正常的国字简写，方框中间是个“玉”字；而太平天国的“国”字，方框中间是个“王”字，少了一点。“揭竿而起”造反，那是犯的杀头的重罪。历代官府对农民起义军都是残酷地镇压，除非实在打不过了，官府被推翻了，换了朝代。农民起义军基本上都是“官逼民反”的，起事前的秘密串连，起事后的互相呼应，他们经常会用一些特殊文字的物件作为“信物”。过去，农民中认识字的人很少，使用具有特殊“文字”的信物，也就是一两个字，而且是特殊的“文字”，就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也便于认识和使用。女书文字 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着一种神秘的文字---女书。这是一种女人“专用文字”，一种流行在江永一带的汉语土话，其文字是音节表音文字，一个字基本上对应一个音节。江永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种专为女人存在的文字，它诞生在汉朝，脱胎于方块汉字，是方块汉字的变异。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是汉字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综上所述，中国民俗文字的起源、发展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无疑，是中国文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中国文字说，论述到此，暂告一个段落。本人在中国古钱收藏中，早就发现中国文字，不止是方块汉字一条发展脉络。经过研究和思索，初步列出三条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这就是：中国方块汉字的发展脉络；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发展脉络；中国民俗文字发展脉络。提纲是列出来了，但是要论述，就要有证据。我不是文字专家，想论述中国文字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唯有一边学习，一边多多收集证据。可是，因为条件有限，拖到今天，似乎再不写，就写不成了。于是草草写了这四篇文字（包括一篇《中国文字的起源》），抛砖引玉。我不是“学院派”的人，只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敬仰者。我的文章不是“学院派”的论文格式，我只想明确地表明一点：中国文字有三大类，中国方块汉字，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民俗文字，这三大类文字相辅相成，维护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的健康发展，至今朝气蓬勃！2021,1,22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智慧不断凝聚、文明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因此，汉语言文字研究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新材料不断涌现、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汉语言文字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功夫。以材料更新开辟研究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汉语言文字研究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挖掘新的语言文字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理论体系。材料是学术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正是由于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和整理出版，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不断开辟新的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传世文献向出土文献扩展。传世文献特别是中古之前的传世文献存在数量较少、文体单一、多为书面语、经历代传抄难以保真等问题，因此，汉语言文字研究不能局限于传世文献。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整理出版并形成历时的完整序列，汉语言文字研究增添了新的丰富材料，具备了前人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这里所说的出土文献，包括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商至汉代铜器铭文、春秋战国玉石文献、战国至魏晋简牍文献、汉代以后的石刻文献、魏晋以后的纸质文献等。二是从国内文献向国外文献扩展。国外文献首先是指传统汉文文献。古代东亚、东南亚地区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而使用汉字，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包括传统的经典文献、训诂材料、辞书、汉语字词汇抄、汉语教科书等，有抄录者，也有改编者，其中有很多是中国失佚资料。其次是指西方传教士文献。包括汉字汉语辞书、汉字汉语研究著作等。这些国外文献的涌现是对国内文献的有益补充，为汉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支撑。三是从通语文献向方言文献扩展。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比如汉语普通话)是汉语言文字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近年来，研究者们密切关注方言文献，开展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有力拓展了通语与方言的研究范围。此外，还包括从纸面文献向口头文献、从传统文献向特色文献扩展等。近年来，新材料新文献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汉语言文字研究开辟了广阔研究空间。以理论创新引领研究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汉语言文字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从汉语言文字材料本身出发，不断构建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是汉语言文字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只有如此，中国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为人类语言文字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引进了很多西方理论。这些理论的引入对深化汉语言文字研究而言不能说没有益处，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世界语言文字中，汉语言文字独树一帜，历史悠久且承续至今，直接使用任何缘起于其他语言文字的理论来研究汉语言文字，其结果必然是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目前，我国语言文字研究领域使用西方理论时还存在两种需要改进和改正的现象：一是简单地把西方语言学理论介绍进来，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改进；二是借鉴西方理论来研究汉语，却没有深入探索汉语言文字自身的规律。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遭遇的困境和突破、构想的目的和思路等决定性因素。对这些因素，理论创立者不一定言明，研究者只有对其理论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才能获得，而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因此，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机械套用舶来品是错误的。举例来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严格区分历时语言研究与共时语言研究的理论，对中国语言学界一些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所谓历时研究是对语言文字现象发展脉络、发展规律的研究，是动态现象研究；所谓共时研究是平面系统的描写和分析，是静态现象的研究。虽然具体目的不同，但宏观地看，二者只不过是对同一现象的纵横切分而已。历时发展中，语言文字现象的消长转化主要是不同共时平面制约和抉择的结果，而所谓共时平面也只能是对历时过程的横向剪取。所以，离开历时追索和解释，很难准确地进行共时描写；脱离共时观照，也难以恰当地理解历时演化。但国内不少研究者已习惯于历时、共时的对立，把研究的问题首先框定在历时或共时范畴，然后进行隔绝式的探讨，历时研究只分析纵向发展、共时研究不考虑历时因素成了固化的理念。这种固化的理念并不利于开展汉语言文字研究。汉语言文字研究应当打破西方理论窠臼、突破纵横界线，使历时与共时融合，这样才会有质的飞跃。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汉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跳出西方理论的束缚，扎根本土、深耕实践。把研究重点聚焦到汉语言文字本身，依据科学的思路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才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正路。基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扎根本土，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上不断加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有的研究者进行多元融合创新，依托社会学、哲学、生态学、计算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进而不断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方法是学术发展的另一核心要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学术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揭示事物内在规律，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继续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在对汉语言文字文献进行学术解读时，要坚持正确的方法，首先离不开正确的立场。解决好研究立场问题，需要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汉语言文字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以方法创新激发研究动能，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贯通。从学科上看，汉语言文字研究纵向分成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近年又有人分出“当代汉语”；横向分成了汉字、语音、语法、词汇、方言等。这样的学科分类自有产生的原因和现实意义，但从学术研究来看，研究者如果仅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学科整体发展而言弊端颇多。事实上，做好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文史哲”不分家，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我们很难区分它是史学著作、哲学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因为它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是十分重要的汉语研究材料。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而这同一文献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彼此依存的；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核心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26日 09 版)

AI+表意文字大数据成果——“文镜万象”出土文献智能识别释读系统之“商周金文智能镜”31日正式发布。　田波澜　摄中新网上海5月31日电 (陈静田波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31日发布AI+表意文字大数据成果——“文镜万象”出土文献智能识别释读系统之“商周金文智能镜”。使用“商周金文智能镜”，艰涩难懂的“天书”商周金文就能为大众读懂使用，民众可以获得金文专家才具备的商周金文知识系统。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臧克和表示，“商周金文智能镜”是一种革命性的商周金文学习工具。　田波澜 摄据介绍，“文镜万象”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基于20余年中国文字数字化建设成果，跨学科研究打造的智能文字识别系统，由刘志基、臧克和两位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攻关而成，识别的对象包括以出土文献文字为主的从殷商到现代的各时段汉字、表意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字以及域外各类古文字。“商周金文智能镜”是“文镜万象”系列的首个成果，开启人类表意文字的学习、释读、研究智能化的全新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方面介绍，“商周金文智能镜”是对商周金文资料进行深度建设加工的数字化平台，运用人工智能领域多种前沿技术，首次实现商周金文多维度智能自动识别释读。相对于其他已有文字识别工具，“商周金文智能镜”能进行文字及其各种属性的系统识别、成篇文字材料的整体性识别、文字载体的特征性影像识别。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臧克和说：“就社会普及而言，‘商周金文智能镜’是一种革命性的商周金文学习工具。”这位专家表示，可以预期，商周金文这种由于历史因素被长期尘封的宝贵传统文化资源，将会在社会各专业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而商周金文本身也将在此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对专业研究而言，“商周金文智能镜”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消除商周金文数字化现有的关键性盲点，通过字形识别来打通商周金文各类数据关联对接，盘活数字化营造的商周金文大数据系统，推动商周金文研究大踏步迈向智能化时代。臧克和介绍说，“商周金文智能镜”有着持续20多年的研发历史，2003年版《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是它的前身。“商周金文智能镜”的研发经验，将对“文镜万象”其他分支成果的推出产生积极作用，今后“殷商甲骨智能镜”“战国文字智能镜”“秦汉文字智能镜”“魏晋南北朝文字智能镜”等各时段汉字识别系统，以及“纳西东巴文智能镜”“水书智能镜”等少数民族表意文字识别系统乃至“古埃及文智能镜”等域外表意古文字识别系统将陆续面世，为人类表意文字学习、传承、研究开辟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