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杂志社

（“中国文学研究新动向”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合影）2020年12月4日-6日，由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新动向”学术研讨会在济南舜耕山庄举行。本次会议由龚鹏程教授和杜泽逊教授共同召集，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75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新视角、新趋势，对文学理论革新与文学史书写、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影响等学术话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龚鹏程先生主持开幕式。山东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张帅致欢迎辞，他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山东大学隆重聘请龚鹏程先生的战略意义，山东大学专门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中心，请龚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并配备了12位青年教师担任中心研究员，这有利于龚先生更好的开展教育和研究工作。（龚鹏程先生、山东大学文学院张帅书记）开幕式上，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山东大学江林昌教授分别就重写白话文学史、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抒情诗学中的地位、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境界的开拓等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山东大学江林昌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山东大学李剑峰教授强调文学史书写要重视读者的作用；北京大学常森教授对中国早期书写中的潜文本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清华大学生安峰教授针对后理论时代的背景，提出回归中国语境，建设中国的理论话语；江苏师范大学沙先一教授以周密《玉京秋》为个案，探讨清人填词的具体情境；北京大学程苏东研究员对早期中国文本生成问题进行了学术史的反思。山东师范大学陈元锋教授主持主题发言，并做精彩点评。（分论坛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照片）5日下午，50余位学者参加分组讨论。山东大学孙学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俊教授；山东大学刘培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曾绍皇教授；山东大学李桂奎教授与吕玉华副教授，分别主持三个分论坛。经过紧张而热烈的讨论，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良好的学术影响。（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总结发言）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最后做会议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收到了55篇学术论文，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是由中青年一代优秀学者的优秀论文构成的，这是学术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龚先生主办本次学术会议的意义所在。龚先生于2019年4月应樊丽明校长之邀就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对山东大学的古典学术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喜得良师，龚先生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交友满天下，本次会议是以文会友、交流学术的良好开端。杜院长对不远千里、不辞辛劳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达了真诚的感谢和美好的祝福。会议期间，龚鹏程教授精心准备“文心雅集”，并邀请大家在尼山书院体验了射箭、武术、古琴、雕版印刷等文化活动。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历任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等教职。2019年4月始任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致力于中国学术文化研究，兼通儒释道，博涉东西方，著述宏富，出版专著《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中国诗歌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书艺丛谈》《龚鹏程述学》等一百馀种。文：钮迎莹、刘占召图：钮迎莹、王伟龙转自／山东大学文学院

2020年，有哪些好书曾陪您走过？1月12日，作家出版社召开年度好书终评会。2020年度好书终评结果在京揭晓。00:34据悉，为向广大读者展示2020年度优秀图书作品及在文学出版领域取得的优异成果，作家出版社成立年度好书评选工作小组，从其2020年1月至12月出版的图书中初评出了32种年度好书候选图书，并于2020年12月29日至2021年1月4日进行了网络投票，得到了读者朋友的踊跃参与。图：20本年度好书封面本届终评评委阵容强大，由著名文学评论家、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等组成。最终，经过专家评委评选，并综合读者网络投票情况，评出了作家出版社2020年年度好书20种。图：年度好书评选现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总编辑杨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文艺报》总编梁鸿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小说选刊》主编徐坤，《中国作家》原主编、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王山，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黄宾堂，《小说选刊》原副主编、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顾问王干参加本次终评会议。会议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参评图书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松介绍。　　图：评委团队2020年度好书简介（部分）：生死守护内容简介：“人民作家”张平2020年度新作《生死守护》。女工绘内容简介：被称作文坛“短篇王”的作家刘庆邦2020年的长篇新作。吉祥的天空内容简介：《吉祥的天空》延续了张之路《吉祥时光》悠长舒缓平和的风格，细致地刻画了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学生活。拖把军团内容简介：“皮卡兄弟”系列图书是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校园成长小说代表作。该系列丛书讲述了围绕皮达、皮卡兄弟所发生的二十多个取自真实生活的幽默故事，包括裸睡、旅行、骑车、理发等生活趣事，也有兄弟情、父子情、师生情等动人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点滴感动，再次传递出曹文轩“追随永恒”的大家气质与文学魅力。阅读的艺术内容简介：阅读的艺术，就是我们怎样看待阅读，如何阅读，读什么。本书包含四个部分，即阅读的哲思、阅读的方法、阅读的随想和阅读的笔记。俗世奇人（叁）内容简介：冯骥才延续《俗世奇人》壹、贰风格，由十八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描写清末民初天津卫的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深入挖掘其间百姓的地域性格，进而展示蕴藏其中的地域文化，篇篇短小精妙，回味无穷。徐小斌经典书系内容简介：“徐小斌经典书系”共十四卷、十五本书，包括六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一部散文随笔集、一部艺术随笔集、一部影视剧本集和《虎符传奇》这个电视剧本，《虎符传奇》分上下两卷。笑的风内容简介：《笑的风》是王蒙先生的2020最新长篇。20世纪50年代末，贫农高中生傅大成在春天的一个夜晚，忽闻风中传来女子银铃般的笑声，青春情致骤然萌发，写下一首诗歌《笑的风》，从此开启他幸而不幸、不幸而幸、似荣光又似晦暗的尴尬一生。烟火内容简介：作家王松创作的长篇小说《烟火》从1840年的天津写起，到新中国成立，时间的跨度是一百余年。故事是从天津老城的北门外一个叫“侯家后”的胡同开始的。天津的民俗，风俗，市井文化，各色小人物，在历史风云翻卷的背景下，如一幅长长的图卷徐徐展开。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内容简介：丛书共包含10部作品：《国家温度》《耕梦索洛湾》《出泥淖记》《爱的礼物》《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春风已度玉门关》《太阳出来喜洋洋》《两根丝连接一片民族情》《明月照深林》《决战柯坪》。暂坐内容简介：《暂坐》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以西安城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独立奋斗的都市女性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以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以暂坐茶庄的老板海若为中心，刻画了红楼群芳般的众生相。她们神秘着，美丽着，聚散往来之间，既深深吸引人，又令人捉摸不透。妇女简史内容简介：《妇女简史》由《敦煌》《乐师》构成，分别发表于《十月》和《收获》。大河初心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从崭新而宏阔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披沙拣金，探骊得珠，艺术而全面地还原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跨世纪接续铸造焦裕禄精神的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为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奉上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上海表情内容简介：年初，作家何建明因疫情意外被留在了上海。在这“被留”的百余天里，他亲身经历了上海抗疫工作从开展到取得成效的过程。下午内容简介：陶文瑜的小说题材多以自己生活的苏州为大背景，既有家长里短的《夫妻》《六楼看下去》《明晚电视》等篇目，也有洋溢侠气的《寒山寺》《棋道》等篇目。抗“疫”者说内容简介：《抗“疫”者说》就是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期间，一本来自疫情重灾区湖北的抗“疫”笔记，也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抗“疫”鲜活样本和报告。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 吴波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戴雨静通讯员 刘强

来源:新华网新华社台北３月２６日电（记者陈键兴、石龙洪）第四届两岸中国文学研究研讨会２６日在此间举行，来自两岸高校、学术机构的学者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戏剧戏曲、修辞诗学等方面展开对话，分享研究成果，畅谈两岸加强文教交流、共同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此次活动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共同主办，同时还举行了《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百年学术论丛（第四辑）》新书发布会暨赠书仪式。据了解，与前三辑一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百年学术论丛（第四辑）》共收入１０部著作。福建师范大学将向台湾相关高校、文化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和知名学者赠送该丛书。当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还与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就出版论丛第五辑进行了签约。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郑家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建师范大学长期致力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活动，此次是第四度来台发布新书，将继续秉承以书会友、以文会友、以学会友的初衷，不断增进两岸同胞情谊，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实现同胞心灵契合而努力。在台期间，郑家建将代表福建师范大学，与台湾海洋大学签约缔结为“姊妹校”。他告诉记者，福建师大和台湾几十所高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包括学生、教师互访和共同举办学术会议等，不断为两岸年轻人和学术界相互了解提供机会，让大家的心灵越走越近。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思考。考察70年研究成绩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文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并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张福贵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别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的体系建构来探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倡导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融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李永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三者的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在寻绎现当代文学研究轨迹和话语模式时，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另辟蹊径，引入经济学方法，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分析，客观、立体地呈现出7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侧面。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谭桂林的《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提出“知识谱系生成与时代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内核的理论话语模式。孟繁华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分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三种历史形态，认为其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审思现代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现代文学传统是2019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温儒敏的《“五四”辩证》倡导在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评价“五四”，认为“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陈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复兴，它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特征。郜元宝的《走出百年文学的两极摇摆》探析了“五四”作家处理“文章”和“实用”关系的不同方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融通“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的复杂关联。文学传统是在文化更新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自新运动，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改良话语”“批判话语”和“自审话语”三种形态上。这些话语类型为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树立了方向性的路标。刘勇的《五四新文学何以“现代”》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与语言的现代化，两者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王本朝的《白话如何成为新文学》认为，正是由于白话文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双向发力，才使新文学获得了殷实的成果。高玉的《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从语言本体论视角出发阐释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的现代化变革密切相关。聚焦“茅奖”获奖作品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现实主义小说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在传统与现实的联动中，现实主义小说“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刘大先的《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肯定“礼乐观念”对于《牵风记》中国气象生成的功能作用。文章认为，这种人生艺术化的诗性叙事超越了对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认知，也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达到了关于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抽象哲思境界。吴义勤的《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强调“秦腔”之于陈彦重构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文章认为，《主角》将传统戏曲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渗透于故事叙述中，实践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谕功能，并将僵硬机械的教谕转换、再造为艺术和审美的化育。思想和艺术是文学创作不能析离的范畴，两者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借助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而其深厚的思想内涵也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创新。王春林的《〈人世间〉：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将《人世间》视为一部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的历史画卷。王春林认为该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于：一方面营造了以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三兄妹为中心的一种辐射性伞状艺术结构；另一方面在坚持民间伦理本位叙事立场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史诗性的思想艺术品格。李德南的《抒情的史诗——论徐则臣〈北上〉》认为，徐则臣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构建了个人的叙事美学，这主要体现在内在书写方式和外在结构形式上；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的辩证融合，徐则臣写就了《北上》这部抒情的史诗。阎晶明的《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形象地将《应物兄》比作一栋容积率极高的“塔楼式”小说建筑。在此建筑内，人物是穿梭的，故事是推进的，悬念一环套一环，但整个场景又让人感觉是平面的，是动感的、嘈杂的平面图。纵观201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学术热点外，学界还关注史料开掘与阐发、文学史的重构与阐释、学科本位意识与跨学科品格、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文学传统的建构与延传、文学语言与话语模态、社会思潮与文学生态、作家作品的再解读等议题。此外，一些新的议题，如图画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标准、网络文学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形态、媒介生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性与民间文学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学界瞩目的新动向。伴随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话语的运用，这类研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浓郁的时代气息及缜密严谨的学理分析，拓展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进而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翔宇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三大体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20年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不断增强关注、把握现实的力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更深刻体认文学“经世”的价值功能。二是在深厚的学术积淀中变革创新，反思文学研究的方向调整、边界拓展、视域融合、史料挖掘等问题，以反映和应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寻求问题解答和方向引导。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到来之际，总结文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展望未来，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时代精神形塑、文化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一、年度重要学术现象国家层面对于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文学研究自身的更新迭代、世界范围的疫情暴发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2020年文学研究的学科方向、问题关切、生产与传播方式等。国家政策引导影响文学研究学科发展方向。国家教育部2020年1月发文，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的“强基计划”。其中涉及的文科学科主要包含历史、哲学和古文字，传统文科的文学被摒弃在外，引发了传统文学是否属于基础学科及是否应当加强建设的热议。8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新增“交叉学科”作为学科门类。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将给未来的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带来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结合学科现状积极探讨政策性变化带来的机遇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此组织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新文科建设”特别策划等。文学研究学术生产、传播方式新变加速。一是疫情影响下，传统的线下聚集式的学术交流、传播方式，加快向线上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云端交流传播方式转变。二是原有学术成果的发表方式、评价方式、学术秩序加速变化。预发表、开放获取、交互平台等，将成为未来学术成果发表、评价的重要渠道。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具有即时评议和交互功能的媒介，使得精准推送与交互式阅读更为便捷。一些学术公众号如“中国学派”“学术派”等在学界影响较大。学术批评的时效性大为增强，如围绕“清平乐”读音等问题，学者通过各种新媒介平台参与讨论、回应学术争论，形成新的学术热点。学术传播在普及化、大众化的同时，也出现扁平化的传播趋势。这无疑推进了文学研究的生产和传播。文学研究者群体代际更迭渐趋明显。以“70后”“80后”为主的学术群体，通过举办读书会、组建学术微信群、组织专栏文章、论文结集等学术活动，凸显作为新生代学术力量的问题意识和自觉反思。“从艺术哲学到艺术媒介”跨学科青年工作坊、“2020青年学者词学研讨会”等一系列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活动，呈现出小而精的特色。继《文献》杂志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后，“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这些都体现出新生代文学研究者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引导学术潮流的努力。学术纪念活动引发对文艺经典学术问题的重新讨论。2020年适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钱锺书诞辰110周年等，有关的经典学术命题被重新讨论。学者们提出应重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构建的巨大贡献，而对钱锺书等的学术纪念活动，则引发文学研究具有范式意义的问题探讨，学界再议“回归文学本位”、“诗史”与“心史”之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等话题，反思文学研究中思想性、文学性缺乏的问题。二、年度学术发展方向处在变化生长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方面在丰厚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深化已有学术议题，努力完成历史化、经典化的发展使命；另一方面回应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现实挑战，不断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固本开新、转型拓路。1.面向“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将之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是核心要义。在研读经典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精髓。只有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才能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意义价值。“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文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体系被学界不断重申。孙文宪认为，马克思对文学艺术问题的阐释往往夹杂在非文艺问题的论述中，要有机把握其文论话语特有的互文结构。姚文放通过解析经典文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量马克思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在体系建构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下的当代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学实践的有效结合，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是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体系成熟的重要尺度。胡亚敏认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应坚持人、社会和审美的三个维度。季水河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在文学实践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界立足当代文艺发展实践和中国文艺历史传统，共同努力得来的智慧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当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理论指南。白烨强调文学的人民性立场。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的系列重要论述，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化的方法论特性。张清民比较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两个讲话体现了党领导文艺的内在思想逻辑。程国君、李继凯提出应重视延安革命家诗词研究。2.面向“现实”的文学研究2020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再次得到强调，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人民性价值内涵，以及研究者对文学社会影响力的重视与思考。表现抗疫和脱贫攻坚等重大事件的文学创作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关注迅速反映现实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通过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传播的文艺作品，肯定其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开设专栏讨论这些作品。吴思敬对抗疫诗歌、丁晓原对报告文学、赵稀方对港台文学、朱寿桐对澳门文学、王光东对生态文学的研究，都体现了文学研究关怀现实的巨大热忱。一如历史上文学汇入时代“大合唱”的特殊时刻，人们更看重文学发挥见证历史、激励人心的作用，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精诚品格和民族情怀。研究者也对作家的现实关怀提出艺术性要求。面对现实与文学何为的理论诉求及历史梳理备受关注。“文以传道”“诗言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承载和功能传承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当下时代语境中，文学研究从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源上再次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问题。疫情促使学者反思研究的价值意义。在“面对灾害，文学何为”的问题反思中，刘跃进认为古代文学对自然的敬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强盛的期盼等，在2020年疫情防控中得到全新诠释；王立等对明清避灾驱疫、御灾叙事、应灾心态等作了探索。陈晓明张扬当代英雄的精神气节。一些学术会议则以主题聚焦形式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家国情怀，如“中国新文学的现实关怀”学术研讨会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关怀这一传统的发展与演变，思考当下应如何深入理解“现实”概念。3.文学研究基本问题再思考理论、历史与经典的学术三分对应于文学研究即是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这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文学本质与功能、文学研究对象与方法、文学史书写、文学经典、文体与文本等的探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焦点。推进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在新时代语境下，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无论是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是话语体系研究，均呈现出向中国文学传统、文化资源回溯的趋向。南帆提出，当前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回归中国的文学传统，将文化结构、现代性、审美与文学传统四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视野。丁帆强调文学的“当代性”概念。董学文认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要破除“唯洋是从”的思维定式和“以洋为尊”的话语模式。高建平认为美学研究要既依托艺术又突破艺术。曹顺庆、李伟昉聚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党圣元、张晶等认为，“诗话”“文话”“词话”“小说话”等中国传统批评文体研究应成为填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间鸿沟的积极尝试。关键词研究受到关注，金惠敏、高玉从方法论角度强调关键词对于文学话语研究的枢机性意义，《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专题文章对“意象”“文心”“文德”“诗兴”“事象”等文论关键词展开讨论。张永清主张从语境化和知识化视角，透视审美反映论问题。省思文学研究方向。在文学研究经历了方法论热潮、文献考证热此消彼长的研究局面后，近一两年来，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发问，文学研究未来走向何在？文学究竟该怎样研究？有感于文学研究“非文学化”趋向的日益严重，一定程度上存在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体悟解读的现象，张伯伟提出要回归文学本体研究，提倡语文学与文学理论结合下的文学研究。王水照提出文学研究要坚持文学本位、坚持文学—文化—文学的研究路线。陈思和强调对文学与人生的关注。刘勇重视文学的文脉谱系研究。张清华提出如何将现实经验升华为精神性命题，均是文学创作反映时代的关键所在。李建军认为文学是对人和生活态度的反映，倡导积极意义的写作。赖大仁认为有必要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多层面总结反思。拓展文学研究边界。社会生活的加速变迁正在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边界和内涵不断拓展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因史学化倾向的加强向传统经典文学“归队”，网络文学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一些网络小说的点击率和销售量远超传统经典作家作品，尤其是改编后的影视、网络游戏等，它们正成为今天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存在之一。邵燕君认为，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中，个人需理解、遵循不同空间的文学原则。陈定家认为应重视网络文学独特的叙事模式，周志强认为网络文学应面向精神史写作。与网络文学类型、题材等常规性研究内容相比，网络文学场域诸要素越来越得到学者重视。学者认为，网络文学研究要在产业、技术、管理、舆论、消费等场域要素的复杂互动中建构新的批评话语。随着文学边界的拓展，图像、声音、影像等也都成为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赵宪章、龙迪勇等继续推进“文学与图像”研究，傅修延探讨听觉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更新文学研究方法。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体系不仅源于批评实践，更吸收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理论的有益成分。跨界研究和交叉学科带来的科际整合，让文学研究的生态和形态大为改观。学者不断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角度深入文学研究，打开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连接通道”。张福贵认为技术分析法指向了文学史研究中新的理论生长。蒋承勇提倡文学研究在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与对话。《文学评论》推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提倡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家族文学、都市文学、社团文学、民间文学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从历史活动场景理解文学的发生、接受与影响。文学研究地理空间视角的转向，引发了文学研究“地方路径”的思考。张光芒主张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叶舒宪、王明珂、徐新建等强化文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话，封宗信探讨文学批评的转向与语言学范式转向之间的关系，聂珍钊强调从伦理学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需要警惕的是，新方法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文学史实践基础上，且应与社会历史语境形成密切互动。再议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关系。2020年，一些研究者对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的隔膜表达了担忧和不满。这一方面表现在批评缺少理论支撑，缺乏理论深度，未能给理论研究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文学实践，从理论走向理论，过度追求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者多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一些病相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吴义勤、孟繁华、贺绍俊等认为，文学批评要有关怀与梦想，更要增强批评的理论深度和现实向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文学批评阐释当下文学的有效性。加强文学阐释学研究。文学阐释学研究依然延续了前几年的热度，受到文学研究界持续关注。继“强制阐释”“公共阐释”“构建中国阐释学”主题讨论后，阐释学研究从各方面深入推进。阐释的本质是什么？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张江认为，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阐释学学刊》《探索与争鸣》等刊物组织了多期阐释学研究的专栏文章，周宪、张政文、李春青、王宁、程光炜、曾军、傅其林、张跣等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公共理性等话题展开多维度、开放性的深度讨论。深化文学史写作研究。文学史写作的兴起是现代学术体系的产物，“五四”以来的种种文学史叙述，已基本形成纵向以朝代进行历史分期、横向以文体类型和作家作品分类的整体框架，这既为学科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研究的“惰性”，乃至形成文学研究创新的藩篱，当下文学实践的阐释要求正在倒逼文学史研究更新。李杨认为有必要重审以“纯文学”为对象、“四分法”为基本架构的“文学史”体制和观念。一些学者在原有文学史叙述基础上，探讨长时段、多角度审视下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从长时段历史视野出发，将宋代文艺置于“唐宋变革”与“宋元近世”交集的历史演进视野进行考察受到关注。在文学史写作实践基础上，颜水生、贺仲明、陈培浩等对于文学史意识形态属性、审美属性、知识属性等的再思考，也体现了学界对于文学史本质属性的理论关怀。文学史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及演变研究，依然是学界的主攻方向。孙郁、郜元宝、王尧、王彬彬、谭桂林、乔以钢、宋剑华、王泽龙、罗振亚、张洁宇等的作家作品研究，吴周文、陈剑晖、王兆胜、陈亚丽等的散文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组织的路遥专栏，以及葛晓音、郭英德、左东岭、钱志熙、陈文新、戴伟华、徐兴无、刘宁等对于古代经典的解读，袁行霈、陈尚君、莫砺锋、周裕锴等对古代文学经典的普及，都凸显经典研究之重要意义。《文学遗产》组织的七十年分体文学学术史的专栏论文，提出要把握原生文学史和“文献中的文学史”的关联和区别，探究“文献背后的事实”。有关文学史写作的探讨，既是近些年“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也体现了文学研究界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文学场景下，以历史化方式对思想文化进行敏锐观察，重建整体性文学史的努力。重视文学史料学研究。文学史料学建设受到重视，研究呈现丰富样貌。一是文学研究史料利用范围不断拓展。黄发有、何平认为，应关注报纸、边缘刊物、内部资料、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话题的书信、读者来信及期刊命名等。古代文学研究在传统史料外，重视新材料如出土文献和域外汉籍的挖掘和利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关于安大简《诗经》文本性质、文字训释、文本次序、早期《诗》学传授等问题的热议。对散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的域外汉籍中新史料的持续挖掘和集成研究，也使学者提出的以汉文化圈为单元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可能。二是文学史料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吴俊从文献学、国家文学制度、网络新媒介等多维视野考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文学史料研究开辟新路。三是史料研究的价值追求应该倡扬。学者认为，史料研究不能缺乏思想穿透力，背后应体现相应的逻辑、观念和理论系统，呈现学术价值思考的深度。当下技术进步为史料的收集、利用及保存带来极大便利，但也产生泛滥、碎片化倾向等负面影响。4.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尽管数字人文的发展依靠现代技术，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研究范式。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文学研究界积极围绕数字人文新变，推动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发展。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文本挖掘、语言计算、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等，都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数字人文》等刊物都发文分析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现状和前景，如王兆鹏以唐宋、六朝文学地图平台建设为例探讨数字人文的研究实践，刘石探讨大数据技术在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研究中的应用，刘耘华提出建构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王贺分析数字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赵薇借助计算批评发现“文本”生产背后更深刻的文化逻辑，徐永明探讨数字人文的可视化实践。数字人文的理论创新。数字人文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不仅是解决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更应在实践研究基础上面向未来，提炼出影响、改变或引导新时代文学研究格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话题。数字媒介、人工智能、后人类状况成为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刘方喜认为，当下需要超越观念论旧范式，扬弃生产工具与主体对立的二元论，构建AI时代的文化哲学新范式。单小曦提出必须从再现论、文本论、接受论向超人类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论转型。王晓华认为，后人类美学是一种涵括了人类、机器、自然存在的交互美学。郑永晓重申创建“数字文献学”、张三夕呼吁古籍研究应建立“数据思维”等。以上都反映了学界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努力更新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积极探讨。如何看待传统研究与数字人文之间的关系，将数字化研究方法与纯理论的演绎方法相结合等，需要在大量实践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客观来说，目前数字人文研究中新方法新技术很多还停留在尝试阶段，但文学研究必须直面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以积极主动姿态完成传统研究方法和新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推动学科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转型。三、今后文学研究展望在现实图景、文学场域和学科转型的变化中，中国文学研究因应时代需求夯实发展根基、建构思想体系。今后的文学研究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把握学术演进的历史谱系和当代语境，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推进回应时代、视域广阔的文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现象、文学思潮是时代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中最生动、敏锐的组成部分。以文艺之笔真切反映新时代伟大历史变革的风云际会，文学从来不只是时代的理性“观察者”，更是时代的热情“参与者”。如何回答时代问题，突破当下反映现实力度不够的艺术困境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理论困境？文学需与时代相铆合，超越个人视野、学科内部“知识空转”的局限，更关注与国家、人类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秉持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视野和更高远的人文理想。在创作与研究的互动中，从审美、情感、意义层面更好发挥文学共情沟通、介入现实、引领时代风气、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功用，迈向更广阔、深沉、多高峰的文学世界。推进融会贯通、整体观照的文学研究。在日益规范的学科建设中，文学研究一方面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但也出现条块分割、壁垒森严的界限分野，造成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隔膜、固守疆域。面对变动不居、互联互通的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边界的不断拓展，这样的研究格局显得比较滞后。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应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社会等相结合，突破学科壁垒，打通古今中外，树立面向未来的“大文学”观。这种追求整体性视野的多学科互涉研究，将有助于催生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将文学研究置于人类精神文明一体化中进行系统把握，更准确认识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历史样貌，更好体现文学研究本应具有的宏大视野、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推进更具活力、创新发展的文学研究。思想匮乏与创新意识缺乏的具体表现是研究的模式化与形式僵化，这种现象阻滞了文学研究的活力激发和创新发展。文学研究需跟从文学发展实践步伐不断创新发展。首先，面对新科技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积极探索数字人文视野下文学研究的观念更新和方法创新。其次，面对新媒介发展导致的文学新变，积极探索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展与方法融合。再次，面对“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观念，进行新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下的批判性问题反思和理论建构。如反思西方概念、术语、体系割裂中国文学史与错置文学现象的问题，现代性概念的价值重估与重建问题，“人的文学”思想传统与理论局限的问题等。在对中国社会历史深刻洞察和整体把握基础上，鼓励基于不同视野、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既致力寻求共识，又拥抱多样性，将有助于建设更具主体性、文学性、审美性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创生机盎然、百花齐放的文学研究新时代。（执笔：李琳、马征、张聪、范利伟）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相关阅读：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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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郑小琼1980年出生在嘉陵江中游四川南充的一个村庄里。1995年，初中毕业的郑小琼，进入南充卫校读了四年书。南充的文化氛围不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南充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李亚伟、万夏等“莽汉”诗人曾在四川师范学院（现为西华师范大学）读书，“莽汉诗派”主要诞生地就在南充。郑小琼经常去万卷楼，那里是陈寿曾经读书治学的地方。但当时的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偶遇诗歌，在广东东莞的工厂流水线上，孤独的她开始思念家乡，经常梦见坐船过嘉陵江。情感需要表达的出口，她找到了诗歌。用诗歌表达自我，用诗歌关注他人，逐步关怀更大的世界，郑小琼也逐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当代青年诗人。诗歌，成了改变她命运的重大事件。流水线上萌发的诗歌机器的轰鸣，似乎加速了灵感的到达1999年，郑小琼从南充卫校毕业。找不到进公立医院工作机会的郑小琼，在私营医院里短暂当过一段护士。看不到希望， 郑小琼选择南下打工。她进过鞋厂、家具厂、毛织厂、玩具厂等，也被招工骗子骗过，还进过一家黑工厂。几经辗转，在广东东莞黄麻岭一家五金工厂站住脚，当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在工厂里，她编号245。每天重复着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最多一天打过一万三千多个。辛苦只是打工生活极小的一部分。微薄的薪水、漂泊感、流逝的青春以及不公正的待遇，压迫着这位刚走出校园的女孩。很怕见到老乡。因为总有人问她：你不是考上学校，毕业会分配工作吗？无言以答。2001年的东莞，打工妹的出租房里，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网络。孤独、迷茫的郑小琼，发现工业区地摊上有人卖杂志。当时广东有几十家打工类杂志，销量相当不错。主要刊登打工生活为主的文字，也会刊登有一两个页码的诗歌。多年后的郑小琼，每每想起那些地摊上的杂志，都能回忆起那曾获得避难所式的安慰，“没有那些打工杂志我可能不会写诗，是它们让我接近文学，慢慢走上了文学的道路。”看到杂志上的诗歌，郑小琼觉得自己也能写。打工杂志有时候刊登的一些打工者通过写作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也给郑小琼打开了一扇看到希望的窗口。她开始写起诗来。长短不齐的句子，仿佛云雀冲撞着囚禁它的玻璃窗，充斥着痛感与无奈。她的一些诗是在上班时偷偷写下的，机器的轰鸣，似乎加速了灵感的到达。写诗是需要天赋的。郑小琼天赋不俗，2001年才开始写诗的郑小琼，当年就有诗歌发表在打工杂志上。逐渐发在《东莞日报》，以及更大的媒体、刊物上。由此她也结识全国范围的诗人。她的诗，她的散文，逐渐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曾对她如此评价：来自底层的真切的生活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风神，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备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2005年，郑小琼受邀参加“青春诗会”。“青春诗会”是中国最有名的诗歌刊物《诗刊》组织的，选拔培养大量的诗歌新人，被誉为当代新诗的“黄埔军校”。2007年，题名为《黄麻岭》的组诗获得东莞年度诗歌奖，她用诗句记录了自己丢失在黄麻岭的青春。2007年6月，27岁的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用文学记录打工女性个体命运莫言作品法语译者尚德兰邀请她去法国朗诵一时的成名或许有偶然的成分。持久的命运改变源泉，还是要从内在的力量发出。自己孤独被解救的郑小琼，从注重自我感受的表达，也转向了关注他者的命运，拓展着灵魂的空间。历时七年完成的《女工记》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她用诗歌的方式，关切一个一个打工的女性个体，她们的工作、婚姻、家庭……有灰暗，也有温情，有成功，也有失败……《女工记》受到了持续而热烈的关注，也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的对象。2020年春天，美国太平洋大学周筱静教授推出一本研究专著《Migrant Ecologies》（《移民生态》），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向英语世界介绍郑小琼的诗集《女工记》。据周筱静向封面新闻记者介绍，她和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任教的石江山教授，都邀请过郑小琼到大学校园与学生交流诗歌和诗朗诵。“ 在我任教的大学，小琼的诗朗诵会很成功，座无虚席。小琼用中文郎读了这些诗歌，其中一首她用四川方言朗读的。听众很喜欢，说四川话比普通话听起来更有感染力。”周教授还透露，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女音乐家为小琼《女工记》中的诗谱上曲子，并在音乐会上表演过。郑小琼如今已出版诗集《女工记》《玫瑰庄园》《黄麻岭》《郑小琼诗选》《纯种植物》《人行天桥》等。作品获得多种文学奖励，曾参加柏林诗歌节、鹿特丹诗歌节、土耳其亚洲诗歌节、不莱梅诗歌节、法国“诗歌之春”、新加坡国际移民艺术节等国际诗歌节，其诗歌多次被国外艺朮家谱成不同形式的音乐、戏剧在美国、德国等国家上演。周筱静很欣赏郑小琼的诗，认为其“带有尖锐的观点和深沉的同情心，但又不局限于这些。她的题材特别广，内容丰富，诗形式多样；她是个敢于探讨，善于不断自我创新，多才多艺的诗人。小琼诗歌吸引我的地方还包括它新颖的隐喻中国历史和创新的引用中国古诗词，以及地方文化的特色。我在美国出版的《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发表的几首小琼英译诗歌体现了一点这方面的特色。”据周筱静介绍，美国今年要出版《文学传记词典第387卷：1949年以来的中国诗人》，其中包括小琼的文学传记，都是她写的。“跟我约稿的编辑，都是大学教授，挺了解小琼的作品和中国的新诗。他们告诉我，小琼是其中最年轻的诗人。”郑小琼（右2）与法国汉学家尚德兰（右3）等人合影早在八九年前，资深汉学家、莫言作品的法文编辑尚德兰，不光将郑小琼的诗歌翻译到法国，2018年还曾邀请郑小琼去巴黎、雷恩等法国多个城市朗诵。尚德兰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邮件采访时透露，她最早读到郑小琼的诗歌，是2008 年在网上读到郑小琼两首诗，“觉得很有强力，语言很新鲜。马上翻译了。”并将其收入她编的“追求现实的诗歌”（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诗人）一篇卷宗， 登在“欧洲杂志”（罗曼·罗兰1950年代创的文学杂志）1003-1004号。“我已经得到一些法国读者的反映：“都着迷。”郑小琼接受封面新闻采访：“用一种缓慢的诗歌来保持对复杂世界的感知”诗歌需要天赋，但想要在诗歌艺术上走得更深，还需要足够的勤奋和执着。诗歌改变了郑小琼的现实命运，帮助她从流水线工人成为纯文学杂志《作品》的副社长。但她对文学的追求，浓烈之情不改初衷。在她的朋友圈里，经常看到她又去哪里调查，又有哪些题材促动了她的文思。看得出，她是一个一直在路上，潜力无限的诗人。封面新闻：从工厂一线流水线到文学刊物的办公室，工作状态的改变，对您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您对诗歌的热爱，执著依然浓烈。这背后是怎样的精神力量在推动您？郑小琼：诗歌对于我来说，只是人生的一次偶然。它让我想起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歌，“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诗歌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一次选择，当我选择了它，也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是一个简单的人。人生对于我来说，简单得只能做一件事，写作是我人生决定做的事情，它不会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我有过接近八年的工厂生活，工厂生活带给我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也决定了我观察事物的视角。这八年正好是我人生成熟期，它带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它影响我对诗歌意象的探索，比如我在诗歌中探索人类与机器、人与人类自己创造之物如何共处，让工业名词焕化出一种古老的诗意。诗人有机地将工业名词与自然意象融合，让工业器物与诗意表达之间有了巧妙的平衡。封面新闻： 2019年你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您正在写一部关于乡村的诗集，现在进展如何？如今您常住广东，隔着空间的距离来回望故乡南充，是怎样的感情？它带给您的诗歌灵感多吗？郑小琼：我完成了一部叫《村庄志》的乡村诗集，这部诗集已经出版了。我还在写一部关于故乡南充的诗集。我的老家在嘉陵江边，龙门镇是嘉陵江边一个非常古老的镇，从搬罾到龙门，这一段嘉陵江给我太多的记忆。我一直在写关于这段河流的诗歌，现在昔日江上的沙洲不见了，江边的树木也被砍伐了，我在一首叫《江边》的诗歌曾写道，“江边人似树，岁月水中流，”这种感觉一直萦绕着我。“打工诗歌”因其直面现实的勇气显得极为可贵封面新闻：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劳动往往是机械重复单调枯燥的。也正是这种枯燥单调，让敏感的心灵格外渴望诗意。出现了不少打工诗人，打工题材的诗作。作为曾真实经历过这种体验的诗人，您觉得有打工背景的诗歌，总体会有怎样的特色，格外打动人心？郑小琼： “打工诗歌/打工文学”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与中国先锋文学同时起步，同时期的文学期刊都曾刊发过大量打工文学的评论与文本。在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年代里，“打工文学”因其创作者弱势，以及打工群体与打工词汇的局限性（主要存在于广东沿海的工厂与城市），这部分声音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也不被人注意。伴随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制造，关注中国打工者的生存环境与待遇。关注到反映这个群体真实境遇的“打工诗歌”，重新认识打工诗歌。“打工诗歌”真实、客观地反应了中国打工者存在的种种问题。“打工诗歌”因其广泛的社会背景，其作品深刻揭示了现实之下的种种真相、生存困境、人性，特别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当下显得极为可贵。封面新闻：当看到国外的诗歌读者、研究者，对您作品的反馈，您一般是怎样的感受？郑小琼：我去了欧洲多个地方朗诵，当我朗诵工厂的诗歌时，常常会遇到以前在工厂待过，或者在工业区生活过的听众，他们常常会跟我一起谈论工厂的往事与记忆，然后告诉我，我写出了他们心中想表达的东西，我很在意这些普通读者的感受。有一次我去法国朗诵，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走过来，跟我说起她自己的过去，我觉得很有意思。封面新闻：在您的诗歌里带有很大的知识含量。我想这跟您的阅读有很大关系。您平时读什么作品多些？最近在读什么？哪些阅读对象对您的写作启发比较大？郑小琼：现在获取知识的途径实在太多了，一台手机就是一个无限大的图书馆。我喜欢纸上阅读，读书很杂，很混乱。我更关注日常的生活，比如我关注工地工人的现状，不仅仅只是指工人的生活，我会关注到这十几年来，工地劳动工具的变化，工地所用材料，比如沙子、水泥、钢筋等价格的变化等，这也是工人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细节，我可以触摸到广阔的社会。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兴趣，每天会读些古典文学。我是一个很笨拙的人，但是很执着。当我要做某件事，我做得很缓慢，但是会一直坚持，有时做一件事需几年，或者上十年。封面新闻: 现在这个时代，世界动荡加剧，技术革新速度，生活节奏都很快，消遣娱乐让人浪费很多时间。青年人在安身立命过程中，该如何通过阅读、学习等自我教育方式，走好自己的路？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想或者建议？郑小琼：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习惯于“惊艳”的谈资，而非缓慢的思考。浮于表面而浅薄的“惊艳”让我们获得短暂的快感，人们习惯用浮于表面的、破碎的“惊艳”加速娱乐化。我更喜欢用一种缓慢的诗歌来保持对复杂世界的感知，我很少就一些即时新闻来写作。我让自己的速度更缓慢一些，也许几年后才能看清楚一些事物的真相，才能有更深入的思考。郑小琼法文诗集中国新诗还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封面新闻：如果让您来概括一下诗歌、写作对您的意义，您会怎么说？郑小琼： 诗歌是我感知世界与自我内心的一扇重要的窗口，但是归根结底，诗歌只是它自身。封面新闻：作为一名新诗诗人，您有着非常突出的形式感意识。在不少人看来，新诗的形式非常自由。对新诗的自由和形式，您有何看法？郑小琼：新诗才一百年，对于新诗的形式与体例等等问题，一切还在探索中。以中国律诗为代表的近体诗（律诗与绝句）始于南北朝沈约等对声律、对偶的追求，至唐代宋之问、沈佺期等方有定型，经过了几百年历史。一种新形式的诗歌诞生，会有漫长的摸索期，大家都在探索中。新诗发展史本身是一部诗歌探索史，我只是在努力通过各方面的探索，探索其内在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中国新诗还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其他方面，都值得写诗的人去努力。郑小琼诗歌欣赏黄麻岭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它的雨水淋湿的思念头，一趟趟，一次次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在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黄昏从荔枝林中吹来向晚的风，沙沙的衣衫声一个散学归来的孩子贴着玻璃飞翔卖苹果的河南人在黄昏的光线中微笑，五金厂的铁砧声制衣厂绸质的丝巾光芒闪烁、跳动，像女工光鲜明亮的青春。她们的美丽挽起了黄麻岭的忧伤和眺望我站在窗台上看见风中舞动的树叶，一只滑向远方的鸟。我体内的潮水涌动。我想这时候，在远方一定有一个人将与我相爱他此刻也站在楼台，和我一同倾听黄昏

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思潮澎湃，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构建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观念与版图”。围绕该问题，由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主办的“跨学科：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10月12—13日在山东威海举行。华文文学备受关注华文文学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学百年版图的重要线索之一。20世纪以来，华文文学迅速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界定，也一直伴随着争议。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看来，世界华文文学概念存在模糊性，但也为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方面，世界华文文学的各部分都是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们要么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要么是外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华文文学包含了跨民族、跨文化的因素，也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组成部分。鉴于世界华文文学或华人文学的复杂性，世界华文文学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不应该是孤立的学科。陈思和提出，应从跨文化、“大中国”观的视野将华文文学纳入中国文学谱系中。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炳辉也表示，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突破了传统中国文学概念的国别文学视域，有效拓展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视野。如何处理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关系？暨南大学教授王列耀认为，华文文学、华人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史视角，在“文化中国”的全球化场域中，可以有效沟通本土与海外。在山东大学教授黄万华看来，海外语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一条重要线索。晚清陈季同的旅欧写作即是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一个重要起点。陈季同倡导中华文化，但在写作中也蕴含自觉的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意识。由此展开的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从世界看中国现代文学史21世纪初，不少学者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问题。陈思和认为，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就是要在其与世界的关系中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质。这个“世界”既是推进文学演变的宏大自然背景，又是文学演变本身。我们应该视中国文学为世界的一部分，并与世界相互呼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破学科壁垒，关键是要在贯通性的视野里考察文学的演变与延伸，改变过去把海外华人文学视为中国文学补余或点缀的观点，进而推动二者的平等对话。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谭桂林表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构建起了完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知识谱系。世界性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必然要出现和面对的一个新话题。这是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的一次学术视角的转移，是现代文学知识谱系建构上的一种话语创新，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突破西方理论影响和话语的遮蔽、努力建构中国话语、强调中国主体的一种尝试。重视人文精神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文学史料学的研究转向。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认为，这一转向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思路由宏大叙事转向实证主义和史料论。在某种意义上，实证主义和史料论的转向是对过度的宏大叙事风潮的调节。我们应当重视史料研究，同时要避免研究走向边缘化、细碎化。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表示，以“资料整理、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为主旨的文学研究项目呈现繁荣发展势头。文学史料发掘固然重要，但不能忽略研究者的主体性和价值观的呈现。此外，目前影响文学史走向的关键性史料仍然缺失，应推进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马兵认为，史料收集固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内循环式的封闭研究，必须警惕只有史料而没有思想统领的情况。张福贵认为，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昂扬向上的宏大叙事时代和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实证主义的复兴时代，当下文学史研究应该重提人文精神，建构以人类价值为本位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用人类价值衡量文学史写作、作家作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文学人文情怀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成为文学的主题，也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和尺度。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的嘉宾们在富阳，种下一棵树12月7日，又是一年郁达夫的生日，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将在这里颁奖。迟子建《候鸟的勇敢》、斯继东《禁指》分别摘得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孙频《鲛在水中央》、马小淘《骨肉》、须一瓜《甜蜜点》获得中篇小说提名奖，邵丽《天台上的父亲》、雷默《大樟树下烹鲤鱼》、徐则臣《青城》获得短篇小说提名奖。正是大雪节气。从北国到南方的新老作家们汇聚在浙江富阳，又一年的文学盛事，以郁达夫的名义，星火传承在这片江南的土地上，辐射到更远的地方，更远方的文学爱好者。一本在江南水土上生长的文学期刊，走过了40年。一个在江南水土上诞生的文学奖项，走过了六届，12年。时光，是文学力量在江南生长的见证，这种见证的基调是一种丰厚，一种润泽，一种温柔。是持久的关注与热爱，悄然生长与蔓延在民间。就像每届郁奖颁奖的那天，《江南》会和获奖的作家们一起，在郁达夫的故乡种下一棵树。树会慢慢生长，郁达夫小说奖，也在一年年长大。在江南，谁人不知郁达夫。而郁达夫小说奖跨越12年，也像富春江水，浩浩荡荡流向更广阔的土地。这正是江南文化的美好的样子。郁达夫奖的全国影响力有目共睹。获奖作品榜上，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从第一届到第六届，铁凝、王安忆、毕飞宇、阿来、白先勇、迟子建都是中国拥有海内外影响力重量级的作家。同时郁达夫小说奖也从不忽略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今已经成名的70后作家张楚，80后作家甫跃辉等等，《江南》都曾经是他们成长的“福地”，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给了他们至关重要的肯定。一个郁奖，也培养了一批浙江本土的文学生力军。从第二届获得短篇小说奖的温州作家东君始、斯继东、张翎、王手、祁媛等浙江本土作家都得到了郁达夫小说奖的关注。《江南》和郁达夫小说奖，也成为他们文学道路上的强大推动力。洪治纲【一个评论家眼中的《江南》40年】《江南》40年来，既参与推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培养了浙江本土的一批优秀作家。从叶文玲、汪浙成、张廷竹，到余华、柯平、艾伟，很多本土优秀的作家，都得到了《江南》的大力扶持。这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洪治纲的观察。《江南》杂志自2009年开始设立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一届，至今已办了六届。洪治纲作为评论家，也一直关注着郁奖的生长。说起跟《江南》的缘分，洪治纲不仅是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之一，很早就是《江南》的作者。“我在读书时就在《江南》上发表过组诗，后来还发表过随笔、评论等，对《江南》怀有非常温暖的记忆。”他说。以洪治纲的专业视野和目光打量这本在杭州土生土长的文学期刊，他说，《江南》的包容性和编辑视野很强。它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过众多极具影响的作品，包括余华的《祖先》等先锋小说、南方生活流诗歌等，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领域，产生重大反响。新世纪以来，刊物继续保持这种开阔视野，发表了不少新移民作家作品。为什么《江南》的编辑视野很强大？他说，《江南》一代代的编辑，很多本人就是浙江重要作家。如汪浙成、谢鲁渤、袁敏、钟求是等，他们都有全国影响力。他们既决定了刊物的面孔、品质和胸怀，也团结了国内外大量优秀的作家，保证了刊物质量。洪治纲研究小说，也不仅仅关注小说。他说，《江南》拥有一些重要特色的专栏。《江南》的文化散文和诗歌，一直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栏目，曾推出过张加强、柯平等一批作家极具江南特色的散文。诗歌栏目更是浙江诗人的作品重镇，并延伸出了《诗江南》。令评论家洪治纲欣喜的是，40岁的《江南》，正在建构自己的审美范式。“很多重要刊物都设有自己的文学奖，但省级刊物中，像《江南》举办的全国郁达夫小说奖，可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它以郁达夫式的审美格调作为基本的评判依据，既彰显了江南文化的特质，也倡导了文学回到人的内心世界、回到真情实感之中的审美理念。”洪治纲说。东君【东君回忆获奖：这事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跟外界一些同行相识相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文学杂志主办的笔会，正如一棵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座山，一枚钥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门，一本杂志，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群写作者，了解由这样一个复杂群体构成的一种文学生态与氛围。在网络阅读成风的时代，有几本自己喜欢翻阅的纸质杂志，有一些与自己心气相通且能跟进关注的作家或诗人，多少也算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温州作家东君，以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得主横空出世，那是8年前。当时，70后作家东君的得奖，被文坛称为“黑马”。东君与《江南》，有不短的一段故事。东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订阅《读书》、《港台文学》，对别的什么文学杂志不甚了了。直至九十年代初，到县城读书，他才在图书馆里接触到大量文学期刊。有些文学杂志的名字是以时间节点命名，比如《十月》、《清明》之类，有些则是以地理空间命名，比如《江南》、《西湖》之类。《江南》是偏于南方的。它有着南方的郁热、湿润、阴柔。我甚至觉得江南是偏于夏天的、中年的，而《西湖》是偏于春天的、青年的。东君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过《江南》杂志社的“初体验”——“1997年早春，我从北方远游归来，途经杭州，就在西湖一带逛了一圈，阴雨天，游客依旧不少，我逛完白堤，游兴不减，又逛到了布满法国梧桐的南山路，无意间瞥见一个浙江省作协的牌子。其时，作协里头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知道《江南》杂志社就跟省作协合署办公，我认识其中的一位副主编谢鲁渤。彼时的《江南》有着《江南》该有的样子，设在一栋民国老房子的二楼，很是清幽。那里有一座庭院，还有几棵令人安宁的老树；没有门禁，访客可以直行无碍。我手头没稿子，就仿佛走亲戚家忘带伴手礼，犹豫再三，还是贸然敲开了杂志社的门。谢先生一见到我，便像与昔日的难友重逢，很客气地沏了茶，还拉着我的袖子转到另外一个编辑部参观，我还听说，这栋楼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浴缸，也算是一种别样的民国遗存吧。”东君说自己写小说已有二十来年，但跟杂志编辑之间很少往来或互通信息。《江南》也不例外。“不知为什么，我至今没有请过《江南》编辑一顿饭，他们私下里也没有请过我。然而，彼此之间却存有一份比酒更浓的情愫。”这或许正是东君心目中的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文人交往。“认识钟求是，是在谢鲁渤之后。他比我大十岁，我一直视同兄长。十年前，《江南》杂志社打造了一个以郁达夫命名的小说奖，影响不可谓不大。那天中午，我正打算进一家面馆时，看到钟求是发来一条贺信，大意是说郁达夫小说奖已评出，短篇小说奖得主是我。我几乎有点不敢相信。钟求是当时虽然还不是评委，但他也在评审现场，因此，在事后很坦诚地告诉我，本次入围的小说家实力都很强，名气也都远远在我之上，我能得奖，多少让他感到有点意外。漫说是钟求是，这事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后来上网看现场评审的文字记录才了解到整个评奖的过程有多激烈。兴奋之余，我就让面馆老板在面条里多加了两个煎蛋。”东君回忆他非常意外地获悉得奖的那一天。“获奖之后，我就成了《江南》特别关注的作者。自从钟求是担任主编，差不多每年都会向我约一篇小说。《江南》与我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老字号店之于供货商，彼此对上一眼，聊上几句，大致能明白手头的货色。然而，越是熟人，越是不敢轻慢。”东君说，“好的杂志，大概都有自己的风格。《江南》风格自然跟南方的地域环境、人文风气有关。可我写东西，也没有打算迎合杂志的口味，更没有打算迎合这个时代的口味。我在《江南》曾发过诸如《东先生小传》、《长生》、《空山》、《门外的青山》这样的小说。有些人读了我的小说，说我像一个民国作家，好像我就是在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写作。说实话，我没有试图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但我更希望另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的读者也能读到我所写的一部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品。”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8月23日上午，我校在霍林河校区励志楼213会议室召开了由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郝青云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北疆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校党委委员、副校长任军参加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及我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科技处处长裴志利主持会议。任军对各位到访专家学者和课题组成员表示诚挚的欢迎，并就学校基本情况向大家进行介绍。他表示，项目获批对于学校申请博士点建设意义重大，恳请各位专家对项目多提宝贵意见，学校将在以往研究和积淀的基础上整合团队，高标准完成课题研究工作，进一步提高学科建设水平。会上，项目首席专家郝青云教授介绍课题的选题由来、主要内容、总体框架及子课题构成，重点阐释课题的研究思路、视角、研究方法和手段以及课题拟解决的重难点问题。各位评审专家分别进行发言，充分肯定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学科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提出，应该加大学校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力度，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大对项目的政策倾斜，并建议在项目的基础上建立北疆纪行文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钟进文教授认为，应谨慎考虑“文学”与“文献”之间的关系，由此对研究内容进行界定。纪行文学不能仅仅局限于诗词，还应囊括具有文学性质的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国星研究员指出，在实际的研究工作开展之前，要统一文献整理的体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汤晓青研究员代表专家组做总结发言，并宣读了“专家组意见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讲话任军副校长讲话郝青云教授介绍课题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