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期刊

2018 年12月24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纯文学刊物《中篇小说选刊》推出“万众阅读平台”，这是全国文学期刊首个自建的数字阅读平台。创刊于1981年的《中篇小说选刊》，读者遍布全国以及全球二十多个国家，曾被评为新中国最有影响力刊物。在坚持纸质媒体的同时，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又面向融媒体时代，着力打造数字阅读基地，使优秀作家的作品能更广泛便捷地走进读者视野。据介绍， “万众”取“万众瞩目”之意。建设万众阅读平台旨在：在网络阅读繁荣发展的当下，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希望凭借深厚的作家作品资源，向广大网络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有可靠文学品质保障的数字阅读渠道。截至上线时，万众阅读平台已完成平台布局，包括pc端平台、移动端APP、手机网页版三种形态，覆盖安卓和IOS两个操作系统。秉承着《中篇小说选刊》“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办刊宗旨，万众阅读将覆盖短、中、长篇小说的在线阅读，既有单纯选载作品，也有原创作品的阵地。目前，已有两百多位小说家的数百部作品与平台正式签约，作者既有当代著名小说作家，也有正在蓬勃生长的年轻小说作者，未来还将签约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为提供更好作品阅读体验，万众阅读平台延续了《中篇小说选刊》的办刊风格，开设了编辑推荐、创作谈，这两个谈作品阅读与创作的频道，从编辑和作者两个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除了文字阅读之外，为更加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趋势，万众阅读平台在发展规划中，还将分阶段逐步开发听书项目，提供更为优越的数字阅读服务。从发展趋势看，数字化阅读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目前互联网阅读市场中，由传统文学期刊自建的阅读平台还非常少见，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未经整理，无法在互联网上阅读，文学期刊的作品宝藏未能及时转化为线上阅读资源。《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作家林那北表示，万众阅读平台将成为全国文学期刊的首个自建阅读平台，率先实现数字化转型，该平台建成后，将借助《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的深厚资源和在全国作家和读者心中的影响力，成为小说数字化阅读的优质资源，开拓文化宣传新阵地，引领网络阅读方向，澄清当下网络文学阅读乱象，创造更加优质清朗的互联网阅读环境，开拓并坚守一块文学阵地。（光明融媒记者 饶翔）

01:06封面新闻讯（记者 张杰）“诗圣”杜甫其人其诗，光焰万丈长，深受历代中国人喜爱，也一直吸引着后辈学人研究。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第五届全国人文社科高峰论坛及期刊评价峰会”上，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报告》基于学科与期刊特点构建了不同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1291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2012年及以前创刊）、164种新刊（2013-2017年创刊或更名）及68种英文期刊进行了评价。在报告发布的名单上可以看到，《杜甫研究学刊》，在“中国文学”类，与《红楼梦学刊》《鲁迅研究学刊》《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一起进入12种核心期刊阵营当中。著名画家蒋兆和画的杜甫像《杜甫研究学刊》是海内外目前仅有的公开发行的杜甫研究学术专刊，由四川省杜甫学会和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共同主办。旨在弘扬以杜甫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持续开展以杜甫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工作。 《杜甫研究学刊》1981年创刊，原名《草堂》，半年刊；1998年更为《杜甫研究学刊》，季刊。辟有“杜甫研究”、“杜诗学研究”、“版本及评介”、“杜诗鉴赏”、“问题讨论”、“诗圣遗踪迹考”、“域外论杜”、“浣溪丛语”等栏目。学刊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宗旨，宣扬爱国精神和人本思想，深入探讨杜诗艺术。创刊几十年来，登载了海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代表了当今杜甫研究的前沿成果，其中许多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研究学刊》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2000年《杜甫研究学刊》首次被评为中国社科核心期刊。“18年后学刊再次进入核心期刊系列，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学刊编辑部将更加努力，脚踏实地，编发高质量的杜甫研究论文，不断提高学刊编校水平和学术质量，为弘扬和传承杜甫精神贡献力量。”

大数据时代，评价体系标准逐渐由重视定性分析转向重视定量分析，数据化评价越来越成为流行的趋势。正如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所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在学术期刊评价方面，目前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社会评价中心、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核心期刊评价中心三大评价体系。这些评价体系虽然在具体评价指标上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在趋向性上有明显一致的地方，就是均强调数据指标的考核评价。数据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期刊刊发论文的转引率。所谓转引率，是指一篇论文发表后被其他公开发表论文引用的机率或频次。随着对数据化客观评价的重视，它正在成为越来越加重要的评价论文学术影响力的因素。国内的许多学术成果评奖，也在将论文转引率作为必要的评价指标。不仅如此，论文的转引率还成为衡量学术期刊办刊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有的期刊评价体系如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评价体系将其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当然，不同专业的期刊其转引率会存在明显差距，如自然科学期刊的转引率相比较社会科学期刊来说普遍要高，社会科学期刊中经济学期刊相比较文学期刊来说又普遍较高。但对于同类期刊来说，通过努力是可以在原有自然转引的基础上使转引率得到明显提高的，同时可以达到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效果。《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近年来通过实施名家名稿战略，主动走出去向学术名家约稿，转引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严家炎在该刊发表的《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为例，该文自发表以来，仅就CSSCI来源期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均有论文转引，此外还有许多普通期刊论文予以转引。名家的论文往往具有更高的学术性和创新性，容易产生影响力。当然，转引率的提升与期刊的多渠道推介和传播也有极大的关系。在当今期刊林立、信息海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如果不能主动推介、多渠道传播，那么即使是名家名稿也可能会被无情淹没在论文海洋中，为学界所忽略。数据评价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期刊刊发论文的转载率。所谓转载率，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被其他刊物再次转发的比率。期刊每年发表论文被其他刊物转载的总篇数称为转载量，而转载篇数与期刊发文总量之比即为转载率。通过转载率或转载量，可以看出期刊论文获得社会和学界认可的程度，显示出期刊论文的学术影响和编辑水平。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可以说是国内影响较大的转载系列期刊，现有期刊100余种，每年从4000多种国内期刊、报纸上搜集、精选优秀的人文社科学术论文加以转载。目前，它已基本覆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一级学科。结合期刊转载，该复印书报资料中心每年还定期发布年度转载的学术论文数据，对我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教学科研机构进行统计排名。自2001年起每年3月份，《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文艺报》、新浪网、搜狐网、中国网、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网等媒体，都同时发布这个年度“转载排行榜”。该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文社科期刊阵营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发展状况，受到期刊界、教学科研机构和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此外，《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红旗文摘》等都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学术文摘期刊。作为期刊编辑，要想使自己编发的论文能被这些文摘期刊转载，获得较高转载率，当然首先应从提升论文的学术质量和水平上来努力。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从已有的转载论文情况以及各大转载期刊的转载要求，可以针对转载率作出必要的调整。例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在转载评分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就有剔除会议消息、报道、书评等非学术性文章这样的原则要求。根据这样的分析结论，在发稿方面作必要调整，避免非学术性文章、学术性不强的文章、学术创新性不突出的文章等，则无疑会有更大可能提高所刊发论文的转载率。无论是转引率还是转载率，都只是定量分析数据评价的一方面内容，还很难称得上是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从目前国内最具有影响的三大期刊评价体系来说，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CSSCI来源期刊评价体系更多侧重于转引率数据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更多侧重于转载率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中心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则兼顾到学科自引量、学科载文量、引文率、摘转率等多项评价指标，相对更加综合。因此，综合量化指标分析应是数据评价的发展趋势，学术期刊要想在数据评价方面得到优良成绩，不能只关注某一方面努力，而应在转引率、转载率等多项指标上综合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学术期刊的综合实力，真正打造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期刊。 新的时代孕育和产生新的事物，而新的事物需要新的思维来认识。从传统眼光来看，无限增长的海量数据庞杂无序，无疑给人们认识事物造成更多的负担和压力;而今天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大数据却成为一种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收集、分析和处理的新的技术方法。“大数据标志着人类在寻求量化和认识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过去不可计量、存储、分析和共享的很多东西都被数据化。拥有大量的数据……为我们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么，如何看待大数据与学术期刊之间的联系?如何将大数据具体运用到学术期刊的办刊中?如何从海量数据中发现规律，寻找隐藏在大数据中的办刊模式和趋势，揭示当下期刊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这些都需要我们学术期刊的办刊人转变观念，要有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思维首先强调要有大数据的意识。意识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具备大数据意识的人，能够更加重视大数据，更主动地去运用大数据。这种人即使自身不拥有数据，不具备分析和处理数据的专业技能，往往也能够借助社会提供的已有数据加以利用，从而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能够先人一步获得机遇。对于学术期刊编辑来说，由专业机构或网站开发的论文查重、引文检索等大型数据库，为确保稿件编辑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等就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例如知网、维普、万方等专业期刊网站均有独立开发的论文检测数据库，目前多数学术期刊的编辑已将选择论文检测数据库查重作为审核投稿的必要程序。根据其检测的重合率结果来判断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可以快速有效地避免论文重发、学术侵权等问题。如果仅凭编辑审稿时的个人经验判断，这些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利用期刊所获取的作者投稿、读者订阅、刊文转载转引率、网传文章点击或下载量等方面的大量信息数据，通过分析其中的相关性作出预测，以便更有针对性地选择紧扣学术热点的论文选题，挖掘具有学术发展潜力的高被引作者，正不失为一条学术期刊办刊的新路径。大数据思维还强调数据的全面收集和利用。由于技术条件和认识手段等局限，传统的小数据思维往往注重通过抽样数据或典型数据的分析作出判断，在今天看来，其结论是难以保证全面可靠的。因此，大数据强调要全面地收集和占有数据，“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数据样本”。作为学术期刊来说，全面收集与期刊联系密切相关的数据，建立期刊自己相对独立完备的数据库，也是一条值得重视的办刊新路径。通过接收来稿、学术会议交流、网络搜索等多种渠道，学术期刊可以广泛收集相关数据，逐步建立作者信息库、审稿专家信息库、读者信息库、期刊资源库、学术咨询库等准大数据资源。对于大多数数据来说，其利用价值往往具有多重性，也就是说在一次利用之后还可能会因不同的分析处理而产生再次利用价值。当然，大数据思维也要注意避免对大数据的过度迷信，要避免唯数据化的倾向。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既具有海量性而又呈现碎片化的特征，网络自媒体的兴盛也同时带来信息传播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的诸多负面因素。所以，面对来自网络的众多信息和各种数据库的庞大资源，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更加强化自身的把关能力，而不能陷入对大数据的盲从，唯大数据马首是瞻。比如在核校稿件的引文时，编辑人员不可完全相信各种学术搜索数据库，必要时还是要尽可能找到原版著作或论文资料逐字查对。此外，有些期刊或期刊编辑动辄要求来稿篇幅须在1万字以上，或参考文献须在15个以上，或正文内容至少须有三部分，或正文各部分须有三级纲目，等等，这些都是数据过度迷恋症的典型症候。这种对数据的过度迷恋，只会促成形式主义的新八股论文，而对学术创新的促进毫无助益。

包天笑在我有限的文化记忆里，包天笑（1876-1973）给我的印象是位古老的旧派的大作家，却不见载于正统的文学史。直到某一天在琉璃厂邃雅斋旧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一本《杂志》，这才拉近了与包天笑的距离。一本杂志的名字就叫“杂志”，好像这是吾国期刊史的唯一一例。《杂志》1938年5月10日创刊于上海，中间停刊了两回，于1942年8月10日再度复刊。复刊之后的《杂志》较之先前的《杂志》，不知好看了多少倍！只须说一句，张爱玲是《杂志》的头牌作家，还用多解释么？张爱玲名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给了《杂志》首发，《杂志》专为张爱玲办过几次聚会：“《传奇》集评茶话会”“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女作家聚谈”“纳凉会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双方的合作非常愉快，善始善终，没有重蹈《万象》“一千元灰钿”的覆辙。《杂志》不单单对张爱玲好，对所有的作者都好，唯一的负面消息——有人怀疑它的背景是否正确。《杂志》在《杂志》里，我惊奇地见到了从远古走来的包天笑，老作家慈眉善目，谁也不得罪的圆胖脸。1944年12月的这期《杂志》，刊出了老漫画家王敦庆（1899-1990）的《作家素描六题》，第一题《包天笑车中话旧雨》，如雷贯耳的人名真多，值得全部抄在下面：若果没有随车由京返苏的漫画家季小波兄的解说，彼此阔别二十年的包天笑先生，或许不会再认识我，我于庞杂的人丛中，也未必能找着他。我代包先生提着轻便的旅行箱，一同乘上定备的bus。冬来的雨声，如泣如诉，不禁引起了我们怀旧的哀愁。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当年《晶报》的“三剑客”——袁寒云，张丹斧和余大雄的过去，讲起目前居留在苏州的《晶报》同仁许窥豹和黄转陶两位“小弟弟”的现在。又论及由他扶育成人而去充《新华日报》记者的毕倚虹的一位公子。再交换关于飘泊在数千里外的漫画家张振宇和黄苗子的消息。甚至还想起抛却笔耕生活的江红蕉，目前经营丝织品公司是如何地得意。最后，我不知怎样把他所主编的《小说大观》提出来做话题，他随即就说：“每期用老四号排，也有二十多万字，要估四五百页的篇幅，定价却只有‘袁世凯’一枚。若照现在的市价记算，恐怕纸章就需要四五百元，还不说排印工了，即或卖给旧货担，每册也可得一张一〇〇。这足见今日的出版事业，愈弄愈难了。”包先生比我大二十一岁，明年就要做七十荣庆，可是他的身体与精神，还是那样地健旺，笑容还是那样地可爱。人世几回伤往事，王敦庆和包天笑聊到《小说大观》，不由然想起我那失去的《小说大观》。三十年前，于海王村里的中国书店漫无目的地买了不少零零散散的老旧杂志，其中即有《小说大观》。当时买回来的杂志，自己感觉封面不讨喜的就搁在壁橱里，《小说大观》黑不溜秋，又厚又大，理所当然打入壁橱。不久，还是在那家中国书店的书架上，我一眼瞅见书架顶端放着一捆朝思暮想的《古今》，请老店员取下来一看定价，九百元！当时穷得叮当响，情急之下，回家从壁橱里拿出两大摞子杂志，算了算买入价拢共是一千八百元，心想折个半价换套《古今》总可以吧。第二天赶到店里，说明我的意思，老店员的脸立马就不好看了，冷冷地说了一句，哪有这么换算的？虽然碍于我在他这儿买了两三年的老杂志，怎么着也算老主顾的情面上，最终换给我《古今》。可是，从此往后，老店员再也没有卖给过我一本杂志，更甭提上库房给我补配杂志了，三年的交情毁于《古今》。《小说大观》也在那次交换之中，在壁橱前我曾犹豫过，翻了翻还是换出去了，可是“若有所失”的心情一直时隐时现。多少年之后，我买到了《小说大观》的创刊号，好像是一种补偿吧，对自己，对包天笑。《小说大观》高伯雨（1906-1992）于《记包天笑先生》里写到《小说大观》和《星期》，那是青少年时期他的爱物：“我开始读他（包天笑）的小说时是一九一九年，有一天，我偶然在书斋的书橱中发见一本厚厚的《小说大观》，我是看惯旧章回小说的，当时正在看《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现在见了这部新的小说，真是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对《小说大观》有好感，故此爱屋及乌，对主编人‘吴门天笑生’自然也有好感，……后来在《申报》，见有大东书局大减价的广告，赫然有《星期》在内，五十本一盒，定价五元，八折优待，我连忙写信托上海的朋友代买了。”魏绍昌在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群排兵布阵时，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五位，称作“五虎将”（《我看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对这顶帽子不大情愿：“前日《大公报》的《大公园》里，宁远先生写了一篇《关于鸳鸯蝴蝶派》，其中似有为我辩护的话。他说我‘以风格而言，倒还不是地道的鸳鸯蝴蝶派。’云云，至为感谢。据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目我为鸳鸯蝴蝶派，有的且以我为鸳鸯蝴蝶派的主流，说起鸳鸯蝴蝶派，我名总是首列。我于这些刊物，都未曾寓目，均承朋友们告知，且为之不平者。我说：我已硬戴定这顶鸳鸯蝴蝶的帽子，复何容辞。行将就木之年，‘身后是非谁管得’，付之苦笑而已。”又说：“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于鸳鸯蝴蝶派。（某文学史曾举出了数部但都非我写）。”包天笑显然不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点，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两百七十六种现代文学期刊中，包天笑只在《小说世界》里有三篇作品，《万象》三篇，《风雨谈》六篇。但是如果将范围扩展到“近现代文学”，包天笑的名字则响彻云霄。将包天笑划归到鸳蝴阵营里，我认为研究者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将你归到破鼓万人捶那一边，揍起来又顺手又省劲。《杂志》于1944年11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掌故座谈会”，请来的嘉宾有包天笑、周越然（1885-1962）、徐卓呆（1881-1958）、钱芥尘（1886-1969），还有三位日本学者，内山完造、松平忠久、福间彻。主持人说：“在座诸位中，包先生的高寿已经六十九岁，年纪最长，就请包先生先谈些清末的小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包天笑说，清末四大小说家，曾孟朴，刘鹗，李伯元，吴趼人，“我认得曾，李，吴三位，只刘铁云先生不相识，他只做了一部小说《老残游记》，其余三位则著作很多”。这资格老得也是没谁了!《掌故座谈》接下来，他们聊起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民报》《小说月报》《时务报》《浙江潮》《江苏》等报刊杂志和主笔者的轶闻趣事，谈兴正浓，一些个花边掌故自然而然就聊了出来：“他（李伯元）与花界中人物挺相熟，每逢星期日，总在‘张园’跟当时的名妓在一起的。”“经售《民报》的徐镜吾，一个肥胖的人，也是老同盟，大家叫他‘野鸡大王’。那时的好事文人，常常开‘花榜’，捧长三妓女，他却故意开‘草榜’，把最下等的妓女——野鸡，选举作状元，故有野鸡大王的诨号。”“（《杂志》）：福间先生到过青莲阁没有？（福间）：去过的，我在青莲阁楼上喝过茶，看见野鸡兜来兜去，络绎不绝。（《杂志》）：没被她们拉了去？（福间）：哈哈，没有。”“那时候青莲阁有一书场，妓女来往，都坐在龟奴的肩上，由龟奴的手托住一只小脚，真有趣。”“日本人娶中国太太的，倒常常要离婚，据我所知，有十几个日本人娶中国太太，可是其中只有一个人是不曾离婚的。”“哎呀！戴季陶先生自己是怕老婆的，他的太太凶得很啊，所以他有此一论。”“嘴上说怕老婆的，未必真怕，讳言怕老婆的，倒一定有季常癖。”“掌故座谈会”主持人总结发言：“我们希望在座诸位将来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掌故和史料，写成文章，这样较有系统，也可以说得更详尽一点，在《杂志》上发表。当然，这又是为《杂志》拉稿。”几位与会的老作家，包天笑以实际行动响应，旋即给了《杂志》这些顶级的掌故好稿：《我与杂志界》（上下），《六十年来妆服志》（上中下），《六十年来饮食志》（上）。《饮食志》特好看，可惜没来得及登完，《杂志》便停刊了。想三十年前，龚明德关心我，鼓励我编《书鱼重温录》，内收民国杂志里谈藏书的文字八十余篇，其中即有包天笑的《我与杂志界》。《我与杂志界》包天笑于《“今年的愿望”特辑》（1945）说：“我每日早晨起身吃粥，两碗白米粥，三碟吃粥菜。粥菜并不名贵，咸菜，酱瓜，偶或有火腿，皮蛋，惟粥则香粳米，熬之极稠。今已两年不啖此粥，而此种糙米，所煮之粥，殊难下咽。我希望今年仍旧吃点香粳米粥。”七旬老翁何所求，一碗香粳米粥而已。包天笑，可亲可爱的老人。回归正题，包天笑与杂志界。《我与杂志界》分两期刊载，可称它为近代期刊之信史，若果有人撰写中国杂志史，此文诚为宝贵的一手材料。若果再参考包天笑1971年所撰《钏影楼回忆录》里相关的《木刻杂志》《在小说林》《编辑杂志之始》《编辑小说杂志》《〈时报〉怀旧记》诸篇，合而观之则更佳。某些小细节和小数据，还是《我与杂志界》可靠，如：“《星期》也是以小说为主体，不过多一点小品文之类，式样是小型的。……一年共出五十期，幸未脱版，已觉大幸。”而《编辑小说杂志》内云“这个《星期》周刊，也只办满了一年，整整五十二期。”又如《编辑小说杂志》里说“《小说画报》初出版时，却也风行一时，照例印三千册，可以销完……出完了一年十二册，以了此局。”实际上《小说画报》自1917年1月至1920年8月共出二十二册。某年中国书店拍卖会有二十一册《小说画报》上拍。以二万多元成交。《小说画报》包天笑亲力亲为主编若干杂志，因此颇能说出里面的道道，如：“《小说大观》是一种季刊，一年出四册，小说杂志的有季刊，此为创始，后来遂有《文学季刊》之类。为了这小说大观四字，我颇与沈芝芳争执一下。我主张用‘今小说’三字，否则老老实实用‘小说季刊’四字。因为那时候，坊间所出的书，都是用大观两字，使人一望而知是‘洋洋乎大观哉’。因此编了许多法律书的，便称之为‘法学大观’。搜集许多笔记而汇刊成编的，称之为‘笔记大观’。更有所谓‘清朝野史大观’，甚而至于还有书画大观，魔术大观等等，大观两字，早已用得滥了。然而他们书贾，是注意在生意眼的，用大观两字，足以表示内容丰富。因为是季刊，要三个月出一册，安得不以丰富示人呢？……他们的生意眼却不差，出版后果然畅销。”另如：“《小说画报》尤其特别，完全是旧式，用有光纸一面印，装订作线装（用五色线作草装法）除短篇小说外，其余的长篇，完全是章回体。何以谓之画报呢？因为每一篇中，都插图画罢了，这近乎从前的所谓绣像小说。不过《小说画报》当时有一个规例，无论长篇短篇，都不许作文言。这在当时无论何种杂志所少见的。”“《小说画报》上写稿的，除自任长短各一篇外，有陈蝶仙（即天虚我生），叶楚伧，姚鹓雏，毕倚虹，周瘦鹃，朱鸳雏，徐卓呆，张毅汉诸君，此皆为我之键将，每边小说杂志，必借重诸君，即《小说大观》亦如是。但有一人，亦为吾《小说画报》的中坚分子，即刘半农君是也，刘半农后为新文学巨子，在《小说画报》时代，则亦写章回小说者。”再如：“我在编辑了《小说大观》《小说画报》以后，曾经编过了一种星期刊，那种星期刊，名字就叫《星期》。……因为编辑杂志，在我算是一种业余工作，我的本业是新闻记者，编那种月刊、季刊，可以从容不迫，正是论语所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了。倘然是星期刊，那就七日一来复，迫紧在后面，我恐怕有些吃不消了。……《星期》出版以后，销数在水平线以上（当时上海的杂志，以能销三千份为水准线，不及此数，即将亏本。）但至多亦不过五六千，少则在三千数百份之间，于出版家之理想，未能满足。”包天笑自嘲：“由《小说大观》，而《小说画报》，而《星期》，体积愈来愈小。友朋谑我，谓‘张公养鸟，越养越小’。”寒舍所存这三种包氏期刊，均为散册，《小说大观》是无心配齐，《小说画报》是无钱配齐，《星期》全帙近来本有机会一鼓而擒，却因一念之差失之交臂，聊以启功的话“来日无多慎买书”当宽心丸罢。(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作者:穆涛(《美文》杂志副主编)如果稍事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今天文学期刊的“排头兵”,仍是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那几家老字号。也就是说,几十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产生一家有广泛说服力的新品牌杂志。从总体上说,在社会大转型的重要变革时期,文学杂志整体上掉队了。掉队也叫落伍。形成这样的局面有外部因素,但文学杂志自身也要反思内因。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学杂志繁荣的业内人都会知道,那个时候,有一批“重操旧业”的老编辑,他们学问底子厚实,案头功夫扎实,更重要的是敬业,有文化操守。不仅让当年的年轻编辑受益良多,今天年过五十岁的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恐怕不会忘记那群编辑人的职业风范和人格光泽。2007年,《美文》杂志请王培元先生开专栏,忆写了十二位老编辑家,具体有韦君宜、聂绀弩、秦兆阳、牛汉、冯雪峰、严文井、舒芜、绿原、孟超、楼适夷、巴人、林辰,之后结集为《在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出版。这十二位大编辑,是那个时期那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也可视为代表者。大裁缝店是有大裁缝支撑局面的,一流杂志的基础是有一流编辑。大作家和大作品对一个时代是重要的,但应该认识到优秀的编辑,以及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编辑群体对一个时代更重要,因为事关文学生态。编辑是特殊的“技术工种”,因为生产的是精神产品,仅手艺活儿过硬还不够,还要有文化做底子,更须提倡“大国工匠”那种敬业和职业态度。但今天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仅不被重视,乃至被社会忽视,甚至缺乏年轻编辑成长成才的土壤和机制。八十年代重要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先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再由出版社出版。那个时期的文学杂志,基本呈现着时代的社会趋势和精神风貌。九十年代之后,社会变革的节奏不仅多元,也在更深层次变化,作家们对社会的认知吃力了。文学杂志则显得更加吃力。九十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前行的繁荣与复杂,明亮与艰辛,而且发生了那么多大事件,但这一切在文学杂志中呈现式微。仅以散文写作为例,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但从整体上看,写山水花草、休闲饮食、故土亲情一类的文章占着多数。这些内容贴近人情事理,读着亲切,但如果成为一个文体的主体部分,就应该警惕了。《古文观止》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散文选本,全书221篇文章,收录《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90多篇,收录的文章大家也是以醒世醒心的内容为主,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等,均是多篇文章入选。这部选集中写山水游记一类的文章仅十几篇,不足全书的十分之一。文章千古事,脱离了对社会思潮的直视和审视的文学,是偏离文学主航道的。再比如农村题材写作。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在脱胎换骨般变化着。改革开放40年,基本上形成了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土地”一词的内涵也发生着质的变化。简单地说,土地不仅仅生产庄稼了,传统的乡土观念在裂变。当下有二亿六千万“农民工”,这是中国职业中的“新人类”,分布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包括县城。在这个群体的背后,还有几千万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今天的农村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文明与落后、进步与保守,已经关乎中国的社会进程以及未来趋势。这样的现实状态下,如果再用“田园诗”那样的眼光观察并书写中国农村,就有点不合时宜了。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相比较,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欠缺点,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那些作家,中国传统文化底子厚实,他们启动了向外国作家学习的程序,眼界和眼光开阔了,但他们创作的作品中国气韵浓郁,也饱满。今天的文学杂志与现代文学杂志比较,同样可以印证出这样的认识,当代的文学杂志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继承和研究得远远不够。比如“文学标准”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文学是有中国标准的。但自从白话文写作以来,直至今日,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尚没有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严格的中国文学标准。一个国家的文学,是呈现国家精神的。应该认识到,我们已经到了建立中国文学标准的时候了。中国文学要有“中国芯”。在这个问题上,文学杂志要有所作为。《美文》是一本散文杂志。散文在中国是影响最广泛的一种主要文体。传统的散文是有规范的,但白话文写作以来,既繁荣着,在体例上也混乱不清着,在“散文”这个概念之外,还有“杂文”“随笔”“小品文”等,也就是说,中国的新文学在散文这个领域缺乏共识,也缺乏理论的界定和梳理。1992年创刊以来,《美文》杂志倡导“大散文”写作,即是着眼于这个基本现状。到2009年,《美文》以“长篇散文”“中篇散文”“短篇散文”设定编刊栏目。2018年《美文》继续保持以往的编刊特点外,重点推出两个专栏。一是“汉风·孔子学院散文专刊”。这个专刊是从2015年开始编辑的,已出刊二十多期,发表国外大学孔子学院教授和学员的散文作品。设立这个专栏,不仅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而且还是让国外文学走进中国,让多个国家的写作者来写,与中国的当代散文写作互为映照。二是请英国学者罗宾·吉尔班克博士写作“中国当代作家观察”,已经完成和正在写作的作家有铁凝、贾平凹、阿来、熊召政、余华、迟子建等。文学评论是理论的,但也可以写成可读性强、让普通读者爱读的文章。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文学杂志要顺应这个时代主潮,校准方向,奋力前行,以建立中国文学的新时代。《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6日 16版)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由山东师范大学申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今天上午举行启动仪式，五年内，包括《新青年》、《小说月刊》在内的近万种近现代期刊将实现全文数据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层次最高、最具权威的项目类别，选题强调侧重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作用的重大问题。山东师范大学成功申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项目，汇集了刘增人、陈子善等多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领域专家，将用5年的时间，对1872年到1949年期间的近现代文学、涉文学期刊进行详尽整理，并实现全文数字化。据初步统计，这项工程将收集期刊10000多种，总计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项目完成后，《新青年》、《小说月报》等难得借阅的史料文献，会很方便的供大家数字化查阅。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的嘉宾们在富阳，种下一棵树12月7日，又是一年郁达夫的生日，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将在这里颁奖。迟子建《候鸟的勇敢》、斯继东《禁指》分别摘得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孙频《鲛在水中央》、马小淘《骨肉》、须一瓜《甜蜜点》获得中篇小说提名奖，邵丽《天台上的父亲》、雷默《大樟树下烹鲤鱼》、徐则臣《青城》获得短篇小说提名奖。正是大雪节气。从北国到南方的新老作家们汇聚在浙江富阳，又一年的文学盛事，以郁达夫的名义，星火传承在这片江南的土地上，辐射到更远的地方，更远方的文学爱好者。一本在江南水土上生长的文学期刊，走过了40年。一个在江南水土上诞生的文学奖项，走过了六届，12年。时光，是文学力量在江南生长的见证，这种见证的基调是一种丰厚，一种润泽，一种温柔。是持久的关注与热爱，悄然生长与蔓延在民间。就像每届郁奖颁奖的那天，《江南》会和获奖的作家们一起，在郁达夫的故乡种下一棵树。树会慢慢生长，郁达夫小说奖，也在一年年长大。在江南，谁人不知郁达夫。而郁达夫小说奖跨越12年，也像富春江水，浩浩荡荡流向更广阔的土地。这正是江南文化的美好的样子。郁达夫奖的全国影响力有目共睹。获奖作品榜上，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从第一届到第六届，铁凝、王安忆、毕飞宇、阿来、白先勇、迟子建都是中国拥有海内外影响力重量级的作家。同时郁达夫小说奖也从不忽略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今已经成名的70后作家张楚，80后作家甫跃辉等等，《江南》都曾经是他们成长的“福地”，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给了他们至关重要的肯定。一个郁奖，也培养了一批浙江本土的文学生力军。从第二届获得短篇小说奖的温州作家东君始、斯继东、张翎、王手、祁媛等浙江本土作家都得到了郁达夫小说奖的关注。《江南》和郁达夫小说奖，也成为他们文学道路上的强大推动力。洪治纲【一个评论家眼中的《江南》40年】《江南》40年来，既参与推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培养了浙江本土的一批优秀作家。从叶文玲、汪浙成、张廷竹，到余华、柯平、艾伟，很多本土优秀的作家，都得到了《江南》的大力扶持。这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洪治纲的观察。《江南》杂志自2009年开始设立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一届，至今已办了六届。洪治纲作为评论家，也一直关注着郁奖的生长。说起跟《江南》的缘分，洪治纲不仅是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之一，很早就是《江南》的作者。“我在读书时就在《江南》上发表过组诗，后来还发表过随笔、评论等，对《江南》怀有非常温暖的记忆。”他说。以洪治纲的专业视野和目光打量这本在杭州土生土长的文学期刊，他说，《江南》的包容性和编辑视野很强。它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过众多极具影响的作品，包括余华的《祖先》等先锋小说、南方生活流诗歌等，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领域，产生重大反响。新世纪以来，刊物继续保持这种开阔视野，发表了不少新移民作家作品。为什么《江南》的编辑视野很强大？他说，《江南》一代代的编辑，很多本人就是浙江重要作家。如汪浙成、谢鲁渤、袁敏、钟求是等，他们都有全国影响力。他们既决定了刊物的面孔、品质和胸怀，也团结了国内外大量优秀的作家，保证了刊物质量。洪治纲研究小说，也不仅仅关注小说。他说，《江南》拥有一些重要特色的专栏。《江南》的文化散文和诗歌，一直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栏目，曾推出过张加强、柯平等一批作家极具江南特色的散文。诗歌栏目更是浙江诗人的作品重镇，并延伸出了《诗江南》。令评论家洪治纲欣喜的是，40岁的《江南》，正在建构自己的审美范式。“很多重要刊物都设有自己的文学奖，但省级刊物中，像《江南》举办的全国郁达夫小说奖，可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它以郁达夫式的审美格调作为基本的评判依据，既彰显了江南文化的特质，也倡导了文学回到人的内心世界、回到真情实感之中的审美理念。”洪治纲说。东君【东君回忆获奖：这事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跟外界一些同行相识相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文学杂志主办的笔会，正如一棵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座山，一枚钥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门，一本杂志，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群写作者，了解由这样一个复杂群体构成的一种文学生态与氛围。在网络阅读成风的时代，有几本自己喜欢翻阅的纸质杂志，有一些与自己心气相通且能跟进关注的作家或诗人，多少也算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温州作家东君，以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得主横空出世，那是8年前。当时，70后作家东君的得奖，被文坛称为“黑马”。东君与《江南》，有不短的一段故事。东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订阅《读书》、《港台文学》，对别的什么文学杂志不甚了了。直至九十年代初，到县城读书，他才在图书馆里接触到大量文学期刊。有些文学杂志的名字是以时间节点命名，比如《十月》、《清明》之类，有些则是以地理空间命名，比如《江南》、《西湖》之类。《江南》是偏于南方的。它有着南方的郁热、湿润、阴柔。我甚至觉得江南是偏于夏天的、中年的，而《西湖》是偏于春天的、青年的。东君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过《江南》杂志社的“初体验”——“1997年早春，我从北方远游归来，途经杭州，就在西湖一带逛了一圈，阴雨天，游客依旧不少，我逛完白堤，游兴不减，又逛到了布满法国梧桐的南山路，无意间瞥见一个浙江省作协的牌子。其时，作协里头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知道《江南》杂志社就跟省作协合署办公，我认识其中的一位副主编谢鲁渤。彼时的《江南》有着《江南》该有的样子，设在一栋民国老房子的二楼，很是清幽。那里有一座庭院，还有几棵令人安宁的老树；没有门禁，访客可以直行无碍。我手头没稿子，就仿佛走亲戚家忘带伴手礼，犹豫再三，还是贸然敲开了杂志社的门。谢先生一见到我，便像与昔日的难友重逢，很客气地沏了茶，还拉着我的袖子转到另外一个编辑部参观，我还听说，这栋楼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浴缸，也算是一种别样的民国遗存吧。”东君说自己写小说已有二十来年，但跟杂志编辑之间很少往来或互通信息。《江南》也不例外。“不知为什么，我至今没有请过《江南》编辑一顿饭，他们私下里也没有请过我。然而，彼此之间却存有一份比酒更浓的情愫。”这或许正是东君心目中的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文人交往。“认识钟求是，是在谢鲁渤之后。他比我大十岁，我一直视同兄长。十年前，《江南》杂志社打造了一个以郁达夫命名的小说奖，影响不可谓不大。那天中午，我正打算进一家面馆时，看到钟求是发来一条贺信，大意是说郁达夫小说奖已评出，短篇小说奖得主是我。我几乎有点不敢相信。钟求是当时虽然还不是评委，但他也在评审现场，因此，在事后很坦诚地告诉我，本次入围的小说家实力都很强，名气也都远远在我之上，我能得奖，多少让他感到有点意外。漫说是钟求是，这事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后来上网看现场评审的文字记录才了解到整个评奖的过程有多激烈。兴奋之余，我就让面馆老板在面条里多加了两个煎蛋。”东君回忆他非常意外地获悉得奖的那一天。“获奖之后，我就成了《江南》特别关注的作者。自从钟求是担任主编，差不多每年都会向我约一篇小说。《江南》与我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老字号店之于供货商，彼此对上一眼，聊上几句，大致能明白手头的货色。然而，越是熟人，越是不敢轻慢。”东君说，“好的杂志，大概都有自己的风格。《江南》风格自然跟南方的地域环境、人文风气有关。可我写东西，也没有打算迎合杂志的口味，更没有打算迎合这个时代的口味。我在《江南》曾发过诸如《东先生小传》、《长生》、《空山》、《门外的青山》这样的小说。有些人读了我的小说，说我像一个民国作家，好像我就是在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写作。说实话，我没有试图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但我更希望另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的读者也能读到我所写的一部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品。”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对于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来说，“新世纪”曾经是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美好未来。白驹过隙，时至今日未来变为现实已经二十年了，五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光足以检验我们关于新世纪的梦想实现了多少。17K小说网上有一部名为《美好的新世纪》（作者海军爱嘟嘟）的小说，网站关于作品内容介绍的导语这样写道：“一切都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爱情是美好的，工作是美好的，只要你的心里是美好的，那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部作品2018年开始连载，是借人物的回忆讲述进入新世纪前后的经历。颇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第一章名为《微信》，讲述一个叫潘新的企业经理的微信群里突然热闹起来了，曾经的同学们发的消息使他记起了过去的生活。我们注意到这部小说引出故事的媒介是微信，这个诞生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可在移动终端上运行的网络聊天程序，如今几乎成了人的数字身份标记和人际之间赖以交流的必备工具——数字媒介，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依然可以帮助人类打捞沉潜的记忆，就如同人脑的记忆细胞和书籍、报纸、电视这些传统媒介一样。我们已经知道“白日梦”想象是网络小说阅读吸引力的重要来源，借助对人物形象的代入感，读者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完成的梦想可以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得到实现，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弥补人生的缺憾。网络文学在中国崛起和发展的时间，恰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前后十年，当它们像《美好的新世纪》那样描绘和定义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时，正与社会大众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期待契合在一起，二者是一种广义上的同构关系。因此，从这一角度说，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网络文艺与社会叙事关系极为密切，成为观察社会情绪和风尚潮流的晴雨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启了新时期的历史阶段，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就开始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程转换，而“富起来”的标志是兜里有钱消费能力提升，这直接促成了消费社会的形成——将记忆、情感和想象用文字的方式审美化和具象化的文学，被推到了商场的入口处。假如我们承认人类生活本身对文学至关重要的限制性作用，那么这一变化就非常重要——消费观念对传统价值的消解，曾经“白纸黑字”的文学就像点燃后的烟花，开始出现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变化。这种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即已惊起社会的嗟叹，但与新世纪以来以网络普及为主要特征的媒介变革所带来的文学创作、生产和传播中的变化相比，不过是魔幻舞台上大幕刚刚揭开的一角。新世纪20年，在媒介革命洪流的裹挟下，文学进行着从圣殿到民间、从精英到大众、从思想场到娱乐场、从心灵创作到工艺创制的转移与转化；媒介与文学之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具有因果关联，媒介的演进不仅改变了文学的传播，也改变了文学的创作和生产，其中包括叙事和修辞以及文本的内部变化。毫无疑问，新媒介成为重构新时代文学现场的主要力量之一。一“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时间概念，而是恰逢重大‘变局’发生的十年。这‘变局’在文学媒介、文学标准和文学体制三个层面同时发生……”（ 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文学媒介被列在发生“变局”的第一个层面，预示着进入新世纪后，媒介上升为导致和观察文学变革的基础性要素。从逼仄的文学内部空间抽身出来进入到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便可知道媒介的数字化革命是撬动文学变迁的杠杆。我们有必要通过回顾中国互联网的历史，观察网络如何从媒介工具变成我们生存的文化环境和重新塑造文学的力量。世纪之交，电脑“千年虫”曾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世纪末的钟声敲响之际，很多人都怀着奇怪的激动心情等着大事发生，但这个电脑软件中的BUG所引起的危害并没有预想中的那样大——这固然得益于程序自身的稳定性，更主要的是，在新世纪到来前的1999年，中国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只有146万台，其中专线上网的25万台，另外121万台是拨号上网，中国网民总数只有400万，互联网作为媒介载体还主要停留在工具用途上，远未达到以文化主体的身份改变社会环境的程度，互联网上的事件尚不足以对全社会造成实质性影响。2000年，基于2G移动技术的WAP无线网络协议开始推广，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业务全面铺开。移动互联网依靠这一简单应用徘徊了十年，2009年，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开启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新纪元；十年后，5G开始进入社会应用，网络的新时代来临了。截止到2020年3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网民总数9.04亿，网络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而且重建了生存环境，上网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变成了人的生理需求，甚至成了随时在呼吸但却感受不到的空气一样的必须品。我们已经很难脱离网络而生存，网络创造了平行于现实的“第二现实世界”，上网不仅是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的行为，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和人在网络上的活动过程已然被精神化，网络已经开始重新定义人和社会生活。网络的媒介功能强化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论断：存在即信息，媒介即信息，所以媒介即存在。“没有媒介生成的存在境域，文学其他要素无法形成圆融一体的存在性关系，文学也难以成为显现存在意义之所。”（单小曦《媒介与文学》）进入新世纪，网络凸显了媒介作为文学存在的特殊功能。我们不必要过分纠结于“存在”的哲学意义，而似乎可以望文生义地借用一下“存在”的字面意思，即文学始终要通过媒介来生成和存在，没有媒介之物，文学就不知所在。媒介作为文学的存在形式不是从网络时代开始的，文学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必须通过媒介得以产生和持存，给文本式样和写作方式贴上“艺术”的金色标签不过是后世理论化的结果，实际上它们只是因为不同的媒介载体才成为那个样子：同一个神话和民间传说出现多种版本，是因为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口语讲述是无法被固定下来的，所以朱光潜说，民间歌谣都活在口头上，搜集整理印出来就等于替它“钉棺材盖”（《诗论》）。把文字镌写在龟甲、青铜、竹帛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长篇小说的，凭借原始工具在小小的龟壳上费力刻写完《红楼梦》是不现实的，所以甲骨卜辞上的词句只能是那种式样。现在我们看到的长篇小说为何是这种形式？很多研究者都将之归于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提升了，所以小说的容量变大了。这固然不错，但直观上看，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印刷术发展之后实体书的容量变大了，物理局限与修辞技巧共同创造出特殊的文体形式，连带着影响到内部结构和吸引读者、促进作品流动的表达方式，从而发展出系统性的文学法则。网络文学篇幅超长，不让故事结束以维持粉丝粘性固然是主因，但没有重量、容量无限的数字化网络载体空间才使之成为可能，媒介对篇幅的突然放量也势必导致建立新的叙事规范，例证之一是客观现实世界有限的逻辑已经无法填充漫无边际的网络空间，文学只能借助对异世界、异时空和异能的想象来加以填充。在农耕和工业时代，媒体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限制了文学阅读和创作的普及程度。直到新世纪开始，文学的大众化才真正取得实效并在二十年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而这其中，网络媒介的低成本和方便快捷的应用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保障作用。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化，网络的平权效应将会导致传统精英文学丧失赖以独占的媒体资源优势，就读者数量而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关于谁是主流的问题在第二个十年结束之际已经毫无争议。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学的读者并非都是从传统文学中抢夺而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大众中吸引来——这些读者在不读网络小说之前也并不一定有读文学期刊的习惯，是文学读者中的绝对增量。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受制于已经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民族传统审美习惯，尽管社会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但随着作家和读者的代际更迭，延续传统通俗文学脉络的大众文学会受到更多关注，通俗小说与“五四”以来新文学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会在部分层面上发生融合，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人类普遍性的情感表达方式会被重新定义，这一历程已经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开启。二媒介变革对新世纪文学的影响不只表现在网络文学的兴起上，传统文学也面临了一场严重的“遭遇战”——之所以称之为“遭遇”，是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史上来看，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审美表达为范式的严肃文学写作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多重变迁，而这些变化几乎可以肯定都与媒介相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在九十年代遇冷，文学读者数量急剧缩减，社会惊起“文学被边缘化”的呼声。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追求经济利益的价值导向使理想主义衰落了，人们都忙着挣钱无暇读书，但从媒介传播的角度观察，造成文学遇冷的原因在于：原有读者被新兴的媒体分流了，而新增读者则选择了其他文化生活方式。主要是电视的普及，其次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录像厅、游戏厅和歌舞厅等，人们不再将阅读文学作品当作娱乐、求知、拓展视野和获得新鲜体验的主要途径。文学的娱乐功能本就不如影像和逃离生活现场的身体行动更能带来感官的刺激和享受，况且彼时作为主流的严肃文学恰恰追求对庄重、崇高等严肃意义的追求，所以其遇冷是媒介变革的必然结果。期刊曾是文学最重要的媒介载体，是观察文学潮汐变化的风向标。在网络文学诞生前，现时的文学正是通过期刊传播到读者中的。2011年，多家媒体曾刊文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所有的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都大幅跌落，《十月》《收获》《当代》《花城》等，发行量均曾达到上百万份，《当代》甚至有过超150万份的记录，但近年来，这些杂志的发行量均已跌至10万份以下，各地的省级文学刊物更是步履维艰，省级刊物中大多数只有三五千份。”十年之后的现在，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观，局面或许更加严峻，《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显示，当年全国“文学、艺术类期刊663种……与上年相比，品种降低0.30%，平均期印数降低14.46%，总印数降低20.65%，总印张降低22.50%。”这还仅仅是一年之内降低的幅度，期刊的发行量或可侧证严肃文学的生存窘境。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纸质媒体和书籍早已不是稀缺资源，文学期刊和严肃文学书籍销量减少与读者买得起买不起关系不大，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期刊市场变化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代表着高雅趣味和经典审美的严肃文学期刊订数减少，并不是人们不读杂志了，而是不读这一类杂志了，因为几乎是在同时，一批蓬勃兴起的通俗读物创造了媒体市场的神话，《故事会》《读者》《知音》《今古传奇》以及稍后些的《特别文摘》等都曾经引起过轰动性的文化现象；即便进入网络时代，这些刊物的读者群也比严肃文学期刊要大得多。在媒体易得的时候，假如某种刊物不能吸引读者，只有一种原因：它登载的内容不被读者喜欢。“好看”并非严肃文学的叙事目标，它抵不过娱乐年代里以之为首要标准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媒体匮乏时代，如同在方寸之内绣花，文学总是试图在有限的页面内容纳更多的内容、更持久的价值和更具经典性的审美意义，以使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语言、结构、视角和修辞上精心选择来完成典型形象的艺术化塑造，成为经典叙事最基本的艺术手法。媒介崛起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媾和在一起，每个人专注于同一媒体上的时间变少，读者对阅读（不只是文学阅读）的需求不再是对永恒意义的追寻和坚守，而是能够在紧迫的时间段内获得更多、更直接、更快捷和更爽的阅读体验，传统期刊上的长、中篇小说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但“故事会体”“知音体”“读者体”作品正符合读者的期待：篇幅短小、故事有趣、论说直接、道理浅显。新世纪以来，严肃文学中的短篇小说进一步变短，“小小说”“微型小说”“闪小说”等在纸刊和网络上的流行正是文学对媒介变化的自适应。在内容、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媒介也冲击着新文学的坚固审美堡垒。这是一个不易直接观察到的隐微改变，但并非无迹可寻，一个例证是类型化写作大行其道并登上过去只有严肃文学才能荣进的大雅之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谈到他们为何发表类型小说时说：“类型文学已经被遮蔽了好多年了。现在提到武侠大家都只想到老一辈的金庸、古龙、梁羽生。但当下的武侠题材里面还是有高水准的作品存在，它们的艺术成熟度不亚于其他纯文学。”此外，严肃文学被大众读者疏远，其内因还与它的表现方式并不完全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有关，有学者论及，“传奇”文体传统经过创造性转化后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得到延续（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这恰是伴随媒介兴起后的大众叙事勃兴的象征，这一趋势是与大众审美的复兴潮流相一致的。与网络文学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相反，大部分纯文学期刊无法在市场上独立生存，必须依靠财政补贴，这进一步加强了以文学期刊为中心的严肃文学生产机制对体制的依赖，从而引起了 “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等生态问题（邵燕君《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从报刊到电视，从电视到网络，大众媒体经过了从平面到数字、从固定到移动、从有限到无限的数次迭代，这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媒介环境。在媒介数字化的“霸权式”扩张中，传统思维模式下的文学及书籍所代表的庄严意义被消解，新世纪20年后，严重依赖传统印刷媒介的严肃文学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上。三进入新媒介影响下的文学生产过程进行观察，文学会展现出另一幅机理和面相。文艺有起源于游戏一说，文学也是人类游戏的一种。及至文字开始作为襄助统治者树立威权的工具，文学的教化之功才凸显出来，创作也成为一种专业技能，但其游戏、娱乐成分并未泯灭。文学固然是作者个人抒发情感、载道咏志的工具，但同时也是生存劳动之外娱己和娱人的玩乐；并且，文学作品生成的过程，既是作家呕心沥血、潜心耕耘的创作，亦是一种按照审美图谱和成规进行的工艺意义上的制作。在古典文学传统中，规则繁多、结体谨严的格律诗赋、对联、回文诗、藏头诗等皆是特殊写作工艺的产物，其实这种形式上的选择并不是表现主题所必须的，它更可能是借助传播方式（押韵、对仗等为了方便记忆）实现的对写作技能的游戏式炫耀，它自身的形式意义来自于赏读者自我的建构，且更加消解了主题意义以使读者更专注于形式。这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装置艺术作品极为相似（可见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早有呼应），它们通过刻意的形式来显示其是艺术品的身份，而这种形式带有明显的“去人性化”趋向（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去人性化》）。现实主义作为传统，正是以自然而然的、与日常讲述相似的写法达到彰显或批判人性的目的，这是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叙事的基本方法。进入新时期，更具艺术感的文体意识出现在朦胧诗和先锋小说中，写作的“制作性”显著增强。进入网络时代，在“制作”视角下观察创作，媒介融合效应测试作家的讲述如何在众生喧哗中被关注，网络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虚拟情境”吁求文学的新变。前边我们谈到的，在刊物上发表依靠体制的力量获得更多推送的机会、大众审美在严肃写作中的延续以及短篇小说的文体变化，皆是这种“制作性”的体现，它们在叙事上的艺术化表达试图让一部分人不理解以增加神秘的艺术感，而通俗化的部分则又试图让一部分人顺畅阅读以求得理解和认同，这在诗歌和先锋小说写作中最为常见。在网络文学中，新世纪前五年商业化之前的网文仍然是自发写作、激情写作的产物，而阅读收费制度建立后的网文走上自觉写作之路后，在商业机制的作用下发展出一整套“制作工艺”以确立自身适合大众阅读的形象。例如，“小白文”成为网络文学的基本法，从审美上就排斥了严肃文学的表达方式，而通过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和大量使用网络用语等语言方式消除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在一些虚实结合的作品中，现实中的人物因为车祸、撞击、生病等意外事件突然失去意识，然后就实现了时空穿越和重生，这种情节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可言，而是为了达到新奇的效果进行的文本制作；将长篇故事化整为零，每一个章节字数大致相同且都有相对独立的情节并出现小高潮，足以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阅读快感，作者宁肯牺牲结构的整体性也要进行这种技术操作。此外，作为类型作品重要特征的模式化写作，通过在不同的叙事模式中替换不同的时空地域、人物角色等要素产生新的作品，它利用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有耕耘才有收获、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等读者熟悉的人物命运和情感逻辑原理，更是充满制作的意味。媒介融合对文学的改变还体现在与其他文本形态之间的互文关系上。在严肃文学中，一部作品因为复杂的艺术手法和多义性的主题以致无法用影视、舞台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展现，那么它就被认为有很高的艺术性，例如意识流小说。但在网络时代，这一观念正在发生翻转，将文字转变为影像是一种荣耀。严肃文学中的场面性描写增加，画面感增强，意味着电视普及以来影像审美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在文学中起效；在网络文学中，可向影视、游戏、动漫等转化的IP潜质和业绩更成为评价网文作品的核心指标之一。在新媒介时代，文学作品不再是一个浑然一体、难以分解和解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品，而成为可以被不同艺术技巧重新结构、适应不同传播格式和受众审美偏好的超文本。尽管不同文本形态之间的转换是一个艺术化的再造过程，但超文本与由其分化出来的子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是以产品开发的形式出现的，这使一部文学作品变成了文化工业制作链条上的起点，而非作家艺术创作的终极成果。在世俗生活中，文学作品与其他消费性文化产品之间的鸿沟正在被填平；当我们谈论一部小说时，我们可能正在谈论它是一本书，是一部影视剧的底稿，或者一位流量明星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作为文学的小说本身。从创作到制作的转化，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艺术活动属性的重大改变。麦克卢汉说：“一切媒介对我们的影响都是完全彻底的。媒介影响的穿透力极强，无所不在，在个人、政治、经济、审美、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我们的一切方面无不被触及、被影响、被改变”，他又说“社会是由人所传播所用的媒介形塑的，而不是由传播的内容形塑的，古今皆然。”（《媒介即按摩》），只有依赖媒介才能存在的文学必然不能逃脱被“形塑”的命运。当新世纪的曙光变为朝阳，数字化、交互式的互联网取代纸媒和单向的低级电子终端而崛起为主要的媒介载体，由上世纪信息的传输者身份发展为新世纪以来的语境提供者，全面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媒介的崛起既使文学面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也为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在今天，轰轰烈烈的媒介革命如火如荼，伴随AI时代的来临，文学的无限可能性变得更加变幻莫测，前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本世纪必将是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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