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前沿

关于文化散文思潮新的历史时期，散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尽管在文学最受社会欢迎之时和最引人注目的形式之中，散文都不是其中最闪亮的部分，但是散文却一直默默无闻地坚守着，而且越来越好。其标志在于：一是散文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在老一辈作家冰心、杨朔、秦牧、刘白羽之后，新时期不仅出现了余秋雨、王充闾、周涛、梁衡、林非、卞毓方、木心、王剑冰等专事散文写作的名家，而且许多诗人、小说家如严阵、贾平凹、熊召政、毕淑敏等也踊跃加盟，写出了更加脍炙人口、色彩鲜明的散文名篇。二是散文阵地增加，作品逐年增多，除了《散文》这样的专门刊发散文的杂志外，每个文学期刊都有散文专栏，尤其是大量报纸副刊的扩版更为散文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三是散文的读者群日益扩大，散文不仅成为大众闲暇轻松阅读的必备品，而且成为学生业余提升文化品味的基础性读物。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目前大部分文学刊物生存困难的时刻，散文刊物普遍能够收支有盈余，更不要说主要选登散文作品的《读者》早已洋洋大观，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文化集团了。主要选登散文作品的《读者》在每年以十万计的散文创作中，常规的人物纪事、心理抒发、旅游随笔之类的创作均波澜不惊，有序发展。而“文化散文”的出现确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散文的出现，通常是以1992年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为标志的。所谓文化散文，一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二是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文化苦旅》用余式特有的古今混搭、上下勾连，情绪充沛、表达雅致的风格为人们补了一次“历史文化”课，由此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散文热潮。其间，还有夏坚勇《湮没的辉煌》、南帆《辛亥年的枪声》、曾纪鑫《一个人能够走多远》、葛水准《河水带走两岸》、祝勇《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朱以撒《古典幽梦》、任蒙《反读五千年》等，都称得上是出色的文化散文集。从这些作品中，读者突然发现那些僵硬的历史文化，原来也可以如此生动、如此感染人；同时也发现，散文也可以如此知性、如此老少皆宜，成为人们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亲切方式。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出现，通常是以1992年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为标志的。无论后来的人们怎样质疑，甚至贬损余秋雨和他的文化散文，说他煽情、沦为文化消费品也好，说他不严谨、知识错误百出也好，抑或说他虚伪、虚荣、投机也好，但所有这些，都不可否定《文化苦旅》对中国散文文体拓展和散文表达模式突破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余秋雨，说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做出了先于他人的突出贡献。文化散文，成为散文从审美趣味过渡到审智趣味之间的一座桥梁，从此散文变得很知性，抒情已退到一旁，独有的见识、经验、知识成为散文的“主打”内容，文化散文甚至成为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管道。许多报刊争相发表这类有一定历史厚重感的文化散文，作为轻松的抒情写意的小品文性质的散文渐渐退隐。然而，当文化散文把自身优势发展到极致之时，人们也很快开始了反思其利弊成败的思考，诟病者不断增多。孙仁歌在“异化了的文化散文”中指出：把散文文体转换成一种传播文化的形式抑或载体，一度被读者普遍接受不说，还一度成为被追捧的一种写作时尚，一时间“文化散文”的写作热潮滚滚而来，各种以“文化散文”为标签的散文铺天盖地，从热闹到疯长，从高产量到超产量，从小文化到大文化，而且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贪长的可比长篇小说，贪大的可大到学术研究、文物考古、历史演义，以及种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形而上的生命思考与拷问等等，于是乎，“文化散文”终于被扭曲、被变形、被变成了一种“四不像”，“异化”了的文化形态，等待它的便是一堆挽歌式的“悼词”。　　更有论者认为，那种只有“文化”而没有“散文”的“文化散文”，实际上就不能称之为散文，只能称之为一种不讲究逻辑的、散漫的且失之规范的“学术研究”“知识考据”“文化调查”甚或“考古探秘”等等，阅读这类文章，你头脑一定要清醒，作者不是在写散文，而是在“炒”文化，千万不要因为被冠以“文化散文”的标签就把它当作散文去读了。评论家雷达曾把“散文”比喻为“一棵小树”，并呼吁不要让这棵小树承载太多的东西，东西压多了，小树就被压弯了。渐渐地，名目繁多的各种标签的“文化散文”之所以遭到读者冷落，就是因为其中所谓的“文化散文”里面只有“文化”而没有“散文”，或者说弱小的“散文”被彪形大汉一般的“文化”遮蔽了，“文化”的分泌物都可以把“散文”淹没。谢有顺强调自己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重新解放感官的写作……期待感官话语的崛起，期待眼睛、耳朵和鼻子在文学中重新复活。这种感官放大与解放和余光中的感性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那些“去散文化”的“文化散文”，在许多时候并不需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亲鼻去嗅，就能演绎出洋洋万言甚或几十万言的噎死人的“大文化散文”，这是文学的末路！散文家只有视角向下，直面人间烟火，让“在场”的心灵与生活中所见、所听、所闻的自然“身历声”及人的生命“身历声”发生碰撞，继而产生诗意情感关系，如此才能写出让人心灵为之颤动的散文。像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陈冠学的《大地的事》、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之所以得到广泛叫好，就因为这些散文的“在场”与散文家的生命体验乃至读者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唯有阅读这些“在场”而且用心的散文，才会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散文是生命的表达者、是诗意情感的表达者，而不是种种“大文化”和“大思想”的表达者。那些贪大求长、借散文“搭台”让文化“唱戏”的“文化散文”，与生命是有隔膜的，不仅与作者直接的生命体验有隔膜，而且与读者间接的生命体验也有隔膜。其要害在于“文化散文”被“文化”害了，也就是说“文化散文”一旦抽掉了“文化”，还何散文之有？假如把散文比喻为母鸡，那么母鸡下的蛋一定是鸡蛋，如果下的是鸭蛋或鹅蛋，那么还是母鸡下的蛋吗？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文化散文开始沉寂，散文创作重新回到原有的波澜不惊的写作状态。人们逐渐意识到：越是好的散文，其文字往往越是咸淡不惊；而往往越是文字咸淡不惊的散文，其超越字面意义的深层结构也往往越是复杂而又丰富。其奥妙在于闲适之中见生命之真，而那种玩文化的“散文”里面却看不到生命的真性情，则可能成为散文发展的误区。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简单否定文化散文出现的价值，它的确为散文创作的领域和形式拓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文化散文的历史功绩不宜抹杀。关于主旋律文学思潮1987年初，针对当时电影娱乐片出现的：“媚俗、庸俗、粗制滥造之作泛滥于市，‘裸、露、脱’频频闪现于银幕”的现象，电影行业首先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的概念自此在文艺界流行开来。到了1990年代，“主旋律”不断“升格”，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艺政策。这似乎与通常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惯例不太符合，显然这只能用行业共识来解释，至少是针对了文艺领域出现的某些倾向问题而制定的一种补救措施。何以至此？有人分析：一是部分作者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现实缺乏热情，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描写重心转向历史；而写历史又不去描写人民大众的苦难史、反抗史、革命史，表现他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与向往，而是专写封建宫廷内闱帝后妃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争风吃醋，专写所谓的阴谋史、传奇史和欲望史。二是一些作者出于某种文化心理或利益驱使，在“躲避崇高”的诱导下，挖空心思地炮制一些诸如《畸恋》《裸野》《野鸳鸯》等俗不可耐的精神垃圾，拿肉麻当有趣，视腐朽为圭臬成为某种流行病。三是“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纯粹私人化写作盛行，创作中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东西，对主流价值观传播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因而，“弘扬主旋律”的文艺方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基于对异质性价值的疑虑或者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领地收缩的一种“应激反应”。从此，在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弘扬主旋律开始成为一种创作潮流。“主旋律”是文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对文学艺术表现时代精神、时代理想的深情呼唤。《亮剑》剧照“主旋律”是文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对文学艺术表现时代精神、时代理想的深情呼唤。经过数年坚持与努力，普遍认可的主旋律创作在革命历史、现代军旅、经济社会改革、当代英模和“反腐败”题材创作方面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艺术上也较为成熟。比如《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亮剑》《狼烟北平》《狼毒花》《军歌嘹亮》《我是太阳》《楚河汉界》《走出硝烟的女神》等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成绩最为显著，这些作品摆脱了以往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成规，释放了对革命历史的新的想象空间，出现了新的变化，给人面目一新之感。同时也有力带动了当代军旅题材创作，像《突出重围》《波涛汹涌》《DA师》《惊蛰》《沙场点兵》等，虽从当下军事生活入手，却有着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内涵，潜藏着一种面对当代军事变革的焦虑意识以及超越了这种历史焦虑的自强自信的精神风貌，为读者塑造并呈现了当代军人的崭新形象，试图回答中国军队如何承接光荣传统，以回应当代世界格局提出的挑战，并承担起沉重的历史使命。还有像《孔繁森》《焦裕禄》《天下财富》《至高利益》《中国制造》《分享艰难》《英雄时代》《省委书记》《抉择》《大法官》《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作品，或近距离展示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生活，或精心塑造了感人肺腑的英雄模范人物，或大胆揭露历史变革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或高扬反腐败的大旗，呈现出反腐败战场上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这些作品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道亮丽风景缐。焦裕禄然而，由于“主旋律”这个概念不像它在音乐创作中那么实指，其间虽有“四个一切”（即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的界定，但具体操作起来，依然不太容易准确把握。有人概括它至少必须具备五个特征：1、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2、适应国家政策宣导；3、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4、情态表现积极向上；5、体现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正能量。如果说这种概括大致符合主旋律创作的标准，自然也就构成了主旋律创作的多层性，构成了创作自身思想性与艺术性关系上的平衡难度。思想性的高要求与层次复杂性的纠葛，很容易在创作中出现思想大于艺术，或重思想而轻艺术、影响思想表达的现象存在。因而，自然也就引发了主旋律与多样化关系的讨论。从理论上讲，“弘扬主旋律”后面配上“提倡多样化”，二者理应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但实际操作难度不小，需要高水准把握。“弘扬主旋律”，要求文艺创作要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振奋民族精神作为文艺创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求文艺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沃土，大力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当代中国人民的创造中吸收丰富的养分，同时又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积极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精华，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作品，增强文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求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更多健康文明、积极向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去赢得群众、占领市场，同时承担起武装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斗志、塑造人们的心灵、引导人们行动的重要职责。而“提倡多样化”就是要尊重文艺创作生产的内在规律，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把文艺产品的极大丰富作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充分发挥作家艺术家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文艺形式、风格、流派的充分发展，实现文艺作品题材、体裁、主题的丰富多彩。就是要使文艺作品充分反映和体现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和精神世界，无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文艺园地占有一定位置。就是要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任务，人民群众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用者，他们对文艺产品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文艺必须毫无保留地以丰富的多样性予以满足。实现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辩证统一，要求在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的同时，提倡艺术风格、形式、体裁和品种的多样化，坚持“二为”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内容与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偏废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出现文艺发展方向上的偏颇。实现二者的统一，既要求文艺继承发扬中国主流文学“尊用崇善”的品格，能够“匡世济时”“为世所用”，又能够与时俱进，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既要求大力弘扬当下时代精神，又保证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能够协调发展。只有这样，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才是完整的、正确的。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弘扬主旋律不仅应该是文艺的精神追求，也是文艺的理想追求。理想主义精神始终是人类不断前进的推动力，是影响人类灵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文艺作品折射出的是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良知的精髓。文艺要想实现对受众的精神引导价值，需要弘扬理想主义精神，让受众在文艺鉴赏中学会感悟和思考，用敏锐的眼光和聪灵的耳朵聆听文艺的声音，通过审美鉴赏和精神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进而实现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情感的养成与提升。当然，理想不能代替现实，如果一味从实用的功利主义需要出发，形成创作上一枝独秀的局面，完全排斥其它“非主旋律文学”，或者不惜牺牲现代美学所重视的文学形式的自由抒写，势必导致创作的单调乏味。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也在相当程度上对主旋律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致使一些内容健康向上的作品因概念化、脸谱化失去了应有的鲜活和生动。尽管其中不免有人好心办坏事，却也极大地败坏了主旋律的声誉。事实上，任何“唯题材决定论”，或只重视思想而忽视艺术的方式，都是十分可怕的庸俗社会学。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实现了高度统一，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所欢迎的作品，才是真正坚持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辩证统一；只有让理想接上地气，既符合当下社会需求又经得起历史检验，才能使文艺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广，保证社会主义文艺在正确的轨道上繁荣发展。总之，正像有的论者所言，主旋律创作是历史过程中一个文艺现象，甚至可能终结于未来历史的某一个时点。然而，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主旋律所代表的也是一个永恒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存在和发生过，也将在未来同样存在和发生。因为，任何时代或社会，无论是自觉生成还是社会提倡的结果，都客观存在和需要一种主导文化——作为社会“团结的文化”或社会整体性的象征。从这种意义上看，主旋律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或者说文化与政治的结盟，不仅在政治上有其无可厚非的合法性，而且也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更清醒地认识到，要完满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不是要将文化政治化，而是将政治文化化，即强调“文化对于政治的优先权”，把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合目的性”要求，置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如果主旋律创作在坚守自身价值范畴的同时，也相容一些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合理的价值范畴，让其内涵不断扩展，疆界不断拓宽，以此走向一种融合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本土价值和外来价值的文艺发展之路，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广泛文化辐射力的“共同文化”。如果沿着这一思路，预探主旋律创作未来发展方向的话，主旋律创作理应具有广阔的前景。关于新写实主义思潮20 世纪 80 年代末，一股热衷于书写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力图还原生活原生态的创作潮流——新写实小说异军突起，此后应者如潮，气势蔚为壮观。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新写实小说短短几年时间，以其独特艺术魅力征服了众多读者，为当代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活力。较为著名的代表作有：方方的《风景》《白雾》，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搭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白涡》《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叶兆言的《艳歌》等，产生了持久广泛的社会影响。“新写实”的称谓源自1989年第3期《钟山》新辟专栏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图为《钟山》杂志封面。“新写实”的称谓源自1989年第3期《锺山》新辟专栏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陆续将这类颇具新质的小说以群体性的面貌醒目展现出来。《首卷语》提到：“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有论者进一步强调，新写实主义的出现，似乎已不仅仅是痛定思痛之后的感伤与情感宣泄，而是生活价值之审美判断的另一走向。作者们仿佛是在借轻松的调侃，揭示生活的艰难困苦，从而说明人们充分地认识人生的复杂局面。因此，新写实主义往往不注意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而一味偏爱叙述大于人物的视角。并且在描述人物时也并非是从道德的善恶与政治意义的好坏出发，以区别于传统写实作品将人物以好坏善恶定终身而推到极端化的程度。当然，这种无鲜明爱憎的描述，也往往容易导致人物性格的模糊性。新写实小说将笔触伸展到了人们的生存世界，着力对普通人琐碎凡俗的日常生活及其严肃无奈的生存困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幅幅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黎民百姓平凡的世俗生活画卷。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新写实小说，在题材取向、小说结构、人物塑造、叙述策略、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具有较为鲜明而一致的艺术特色。小说家将笔触伸展到了人们的生存世界，着力对普通人琐碎凡俗的日常生活及其严肃无奈的生存困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幅幅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黎民百姓平凡的世俗生活画卷。方奕、刘冬青等人强调，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由于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话语的束缚，总是追求宏大叙事和本质真实，关注重大社会问题或矛盾冲突，致力于对启蒙理想、崇高精神、精英意识的肯定与宣扬，而忽视未经理性严格梳整的原生态生活现象。而新写实小说家们却一改传统现实主义的取材方向和创作原则，对曾经被普遍忽视的写作题材予以重视并大胆地诉诸笔端，令读者耳目一新。他们放弃深度，躲避崇高与激情，排斥矫情、雕琢和虚伪，不再传达政治理想，俯视社会生活，而是立足于对自然的人及其生活状态的观察、剖析，揭示出未经政治理念图解和浸染过的生活自然形态，惟妙惟肖地展现出芸芸众生裸露的生存本相和“烦恼人生”。因此，婚姻、家庭、工作、单位等成了作家们的聚焦点，老百姓吃喝拉撒、喜怒哀乐、上班下班、夫妻吵架、结婚生子等等一系列细碎庸常的生活琐事，被不厌其烦地一一叙述出来。他们追求所谓的“零度写作”，主动拒绝充当说教者、劝诫者、启蒙者、批判者的创作角色，突破传统小说作家对人物和情节品头论足并赋予明确价值评判的旧有模式，而以一种客观冷静、消解自我的情感态度观照生活，不动声色地展示生活的原生态以及底层小人物的灰色人生。与此相对应，新写实小说在结构形态方面呈现出生活流式的特征。小说摈弃了完整连贯的故事框架和因果化、戏剧化的情节模式，过滤掉人工雕琢的痕迹和突出的中心情节，只按照原汁原味的生活面貌进行描写，不掩丑不溢美，不筛选不删改，让那些原本零碎散乱而成缐形连缀的生活片断自由地组接在一起，构成小说情节的主体。有意回避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而将目光投向处于社会下层甚至底层的普通民众。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已不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不再是具有崇高品质和伟岸气度的英雄，而是一个个背负着沉重的生活负担，体味着种种辛酸苦辣，在各自窘境里忙忙碌碌、奔波劳累、挣扎着求生存的小人物，是一群从理想的云端回归到世俗人间，有着真实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欲望的平民百姓。新写实小说作家 池莉这里的所谓“平民化”倾向，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小说的取材范围；二是作者的观察视角。就前者而言，新写实主义传承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本身即有一种平民化倾向。至于视角，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总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观察点，自以为高明地对作品中人物说三道四、品头评足，而在新写实小说中，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站在一种平等的立场，平易地去接近他们，对平民眼光和平民的生活态度予以认同。不管作品中人物变得如何“实际”，作者都以一种宽容的眼光打量之、认同之、欣赏之。《文学评论家》曾发表六人对话录，蒋守谦等人在对“新写实主义”评点中认为：之所以力求保持生活“原生态”或曰“生活的本相”，原因在于像方方、池莉这样一些年轻作家，缺少旧时代的生活体验，对新的东西又格外敏感，所以那些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现象、精神现象，就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风景”和“烦恼的人生”。而这些描写，粗看似乎是纯客观的，纯自然主义的，其实却是作家用当代人的眼光看世界，是他们带着同情的感情对纷繁万态的生活进行审美选择的结果。 因此，新写实主义小说在新时期小说创作过程中表现出过渡性，并呈现出反叛性特征。一是反叛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只注重个体的或细节的真实。二是反叛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拒绝作者主观情感介入。三是反叛传统悲剧观念，注重发掘人物个体性格因素对其命运的影响。其结果必然导致淡化文学的社会价值观念、人物失去了典型意义、小说创作流于自然主义的描写倾向。陈思和认为：“新写实之新在于更新了‘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是在“特定的时期对现实主义的继承和深化”。刘震云、方方等人也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在为真正的现实主义正本清源和注入新的活力。相反的意见却认为：“新写实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下行，在消解了过往文学中肤浅的乐观与虚假的崇高”的同时，也“颠覆掉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他们不同意将新写实归于现实主义，认为：“新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它与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迥然有别的叙述姿态……现象学观念可以说是新写实主义出现的哲学依据，它对新写实主义的写作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与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背景的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写作方式大相径庭。”也有人认为，它更倾向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是从西方古代的“模仿”说、“再现”说，到十九世纪启蒙、批判现实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路丰富发展起来的，从开始的对自然、生活表象的模仿，到后来的透过世相对社会历史现实和事物发展趋向的把握，都把作品是否符合客观真实作为是否是现实主义的衡量标准。而新写实之热衷于展现世人日常生活常态和基本生存表象，不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生给予高深的批判和指导，而只是通过展示，与接受者平等地体验和分享对生活人生的共同感受。正如刘震云所说，新写实真正体现的写实之实，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强化给读者以某种感受。余可训则把“新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形态的东西，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认为这或许更切合“新写实主义”的宣导实际，更能看出这一宣导对于促进创作和为丰富现实主义理论提供经验的现实意义。尹文涛进一步强调：新写实主义拘泥于琐碎庸碌的日常世象，不能自拔，缺乏超越性与审美理想。新写实把“日常身边琐事”当成了我们认识世界、判断世界的标准，当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因此，以展现当下人的生存状态为主题的新写实就不免转向了对“日常身边琐事”的专心描摹，而在这种摹写中，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理解缺失了，对理想和人的价值建构缺失了，作家笔下人不免沦为了“为生活而生活”的动物，日常生活也“被沥干成一个抽象概念”“一种‘必然如此’的‘元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新的规范，反而让文学更深地陷入了平面化、趋同化的境地。” 这样一来，作品的丰富性和批判性大大降低了。这是新写实创作不可能走得太远，却很快衰退的重要原因。另一些论者认为，“新写实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自觉的文学运动或流派，而只是一种“我行我素”的文学现象。由评论家一厢情愿地假设倡扬的 “新写实主义”理论，只是一种自言自语的话语形式，是一种空洞的能指语符系统。它在概念定义上、理论阐述上以及对作家划分时表现出种种缺陷，方方等所谓新写实代表作家们的创作实例，也充分证明评论家用“新写实主义”这个概念时所显示出的问题与不足。由此可见，“新写实主义”不是理论而是现象。李万武更加严厉地评价：一些人一听说有以“还原生活”为旗帜的新品种小说出来，而且能写出“生活的原汁原液”，具有撩人的“毛茸茸的质感”，真是好生喜欢了一阵子，以为这是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复归”了。其实仔细推敲一番，“新写实主义”里的“实”，与他们自己阐释的并不一致。如果人们看出“新写实主义”的理论鼓吹本身和所期望成潮的文艺之“实”，是一种以特殊方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形式，这恐怕不该算是一种误读。比如，“零度情感”“中止判断”，只是这种小说叙述方式上的特点，是一种佯装的冷漠。据此讲这种小说“放弃了作品的倾向性”，更是一种谎言。被他们视为“样板”的一些“新写实主义”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性不仅鲜明，而且强烈得很。他呼吁人们要在“新写实主义”创作和理论面前保持必要的警惕性，即不再把作家们写进小说里的东西包括作家们的心理偏见，统统当作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绝对“写实”。作家对哪些人感兴趣，大约主要取决于作家的鼻梁上架起的是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或者是他们喜欢用自己架着“眼镜”的眼睛往哪个方向瞅，当然，归根结底恐怕还是作家们的“心理现实”向哪种价值观念倾斜。还有论者强调，新写实主义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有着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丧失了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唯其失落了理性批判精神，新写实主义不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直接发展。与现实主义相比，它在把握现实的态度、人物和环境描写、主题的提炼，以及创作的技巧诸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变异。现实主义对客观真实性的强调，并不排斥作家表达出自己的主观倾向，只不过要求用精湛的艺术技巧把自己对现实的褒贬态度、是非立场隐藏起来，让读者在发现、创造的阅读快感中受到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产生共鸣；而写实主义标榜的所谓纯客观写实，自然也就失去了对现实的理性批判精神。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新写实主义没有失去理性批判精神，没有一部作品真正实现过情感的零度。具体表现在，一是对生存困境的思考。新写实小说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境况考察的专心程度和深刻程度是前无古人的，这里没有浪漫的情怀与洒脱的人生，更没有信仰的虔诚，甚至连那最圣洁庄严的爱情也在生存困境的压迫下遭到世俗的亵渎。二是对生命本体的重视。新写实主义大胆面对食色性的人生命题，比如《伏羲伏羲》中杨天青与菊豆的那种扭曲的、“大逆不道”的爱情，充分地显示了作者对生命本体与现实之间尖锐矛盾的深沉思考，猛烈地抨击了扭曲人性、扼杀生命的封建传统伦理。这里的深刻社会批判是蕴藏在作品之中的，需要给予充分肯定。有人曾这样总结到，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可读性无疑使读者对文学的热情有所回温；新写实主义以它自己的方式建立了文学创作与实际生活的血肉联系，它一方面有别于新潮小说，另一方面亦有别于传统写实小说；新写实主义既恢复了小说中最源远流长的写实主义传统，又吸取了新潮小说的一些创新手法，所以它不简单地是一种“回归”；新写实主义作品虽然生动细腻，亲切可读，但在意识形态上、在个人精神上缺乏伟思宏意，决定了很难产生雄视百代的大作品。迄今为止，新写实主义的成就几乎只限于中短篇小说，在长篇小说上则无所建树。是作家才力和识见的不足，还是这种创作思潮本身就不适于鸿篇巨制？其间的症结，值得深思。关于新体验小说潮1994年初，《北京文学》隆重推出由陈建功、许谋清等 10位著名作家创作的一系列“新体验小说”，这些作家“率先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躬行实践，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和深切体验，迅速逼真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幻，表现当代人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给人们带来一种新异感觉。紧接着，不同题材的新体验小说相继出现，且作家们还不时以座谈、笔谈的形式介绍其“新体验”小说理论和实践，各种评论文章也不断见诸报端，标志着新体验小说潮的诞生。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流派蜂起，诸如“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文化关怀小说”等等，标“新”立异，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意味。纵观这些文学流派，共同目的之一是不满于当时文学创作的沉寂局面，试图开辟出一个较广阔的纯文学市场，为一度陷入危机的纯文学创作带来一缐生机，“新体验小说”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一批作家通过自己的“体验”，写出一系列作品，像陈建功的《半日跟踪》、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刘庆邦的《家道》、储金福的《放松》、赵大年的《大虾米直腰》、李功达的《枯坐街头》、徐坤的《从此越来越明亮》、袁一强的《“祥子”的后人》等，都对当代文坛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新体验小说代表作家 陈建功张颐武在《“新状态”的崛起》中提出：所谓新状态小说，是实验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在80年代后期一直处于文学话语中心的潮流趋于衰落之后，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寓言化写作的总取向终结之后，兴起的对当下状态直接书写的新文学潮流。它不是如实验小说式地强调作者的创造力及语言的激进实验，也不是如新写实小说式地追求对经验的直接性和琐碎日常事务的精细表述，而是以一种主观的投射与外在的世界相融合，将照相式的写实与抽象的表现加以融合的新表达策略。它既是创作中许多作家所表现出的相近的追求，又是批评理论进行概括的归纳成果。学界认为：新体验小说继承并张扬了新写实小说与先锋派小说关于“特殊的个人生活”的探索余绪，只不过采取的是一种温和、中庸、实在、亲切的手法。与新写实小说和一些先锋派小说不同的是，新体验小说不重视“有因有果的故事”，而只是纪实化的生活氛围的展开，其它人生场面的插入，主观感受的强化。新体验小说的出现，为个人生活、个人行为的重要性的重新展示提供了实验基地，它在努力清洗着“个人”表面的蒙翳。与此同时，“个体”的自我拯救也在阅读体验中不知不觉地进行着。毕淑敏新体验的宣导者有意识深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去体验人们的喜怒哀乐。正如许谋清所言：“新体验小说，一个严峻的实验，就是把自己逐出伊甸园，让作家去食人间烟火，恢复肉眼凡胎，承认自己身上也有一般人所具有的特点，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这里的作者既是旁观者，又是当事人；既是叙事者，又是评论者。其亲历性、体验性，给读者带来的切近感、真实感，使它反映社会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并使之与其它小说流派相区别。由于创作主体的参与和某些新闻手法的结合运用，又使它带有纪实性和新闻性的特点。一般地说，小说中的人、事是真实的，宣导者们也不满足于虚构，照他们的说法，“真实性具有虚构无法替代的魅力”。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一般是作者自己或分裂的自我以及被叙述者思想和行为的真实记录，具有亲历性和纪实性特点。如果从体验本体论角度讲，一切小说都是体验的言语编码和符号表现。但从以往的小说的形态看，这种体验的本体存在是作为一种 “他在”本体存在的，小说通过符号化对存在和生命意义领会的显露是对小说人物的存在和生命遭遇及其意义领会的呈现和显露，作家的自我体验和存在呈现则附属于他存在的亮相和呈现，小说家始终是一个隐含的“他在”。新体验小说的新体验，试图颠覆和消解以往小说模式的体验“他在”性，走向体验的作家本体“我在”性，通过“我在”性体验本体而不是“他在”性体验本体存在，去敞开生命存在，去实现生命存在的意义领悟。新体验小说宣导者们所提倡的“亲历”“体验”，目的也许在于使它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文学效果，或者是对传统小说的不满。所以，赵大年说：“不是旁观者，不是记者采访，不是评判员，也不是作家式的深入生活”。新体验小说代表作家 李功达谢裕华、杨锐等人认为：新体验小说是在先锋小说陷入危机，新写实小说走向式微，市场经济条件下纯文学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复归。新体验小说的作者们以各自的方式写出了一些较有分量的作品，受到人们的赞誉，但只要对前后几年的全部作品作对比分析，又不免让人感到困惑，看出其创作实践和理论上的草率和不足。读《半日跟踪》这类小说，我们与其说是在欣赏新体验小说，倒不如说是在阅读作者作为著名作家的某些方面，或者说是在注意小说“形式”的演绎，是在欣赏“意义大于行动”的小说。新体验小说虽然标榜从文学观念到创作方法都与传统小说不同，但实际上这些作家并没有在创作中遵循他们共同推出的流派理论，作品与传统小说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这些小说除了让人感到新奇之外，还让人感受到他们创作体验中的无奈。就他们的小说文本来说，一些作品还存在叙事技巧粗糙，体验深度不够，视域比较狭窄的弊端，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给生命和存在亮相的深刻、惊人之作，至于创作主体的个人，在小说文本之中只是作为一个参与者、追随者，实际上仍有蛇足之嫌；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评判者去论述生活，又有说教之嫌。创作主体不时对他的小说作理论性的阐述，无非是想张扬他们体验的真实程度，从而让读者知道他们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还有论者认为，“新体验”就是与个体生命相类的经历、经验、情感、情愫，它必须唤起记忆深处的深层隐痛，或许它并不能与人分享，或许也激不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它只是一根孤独的琴弦在颤动，但它不是被观念冲溅起来的肤浅的感情泥沙，而是个人存在的幸福和痛苦的源泉。熊元义则持不同观点，他认定“新体验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不同在于它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主动地适应环境。“新体验小说”恰恰是走出了这种怪圈，它是在肯定现实生活中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同时，实现作者的自我的。总体上讲，新体验小说的宣导者动机是好的，也许他们试图通过本体存在的体验去展示一个时代、表现一段历史，去显露、领悟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但这种文学冒险并不太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便夭折，不能不使人深省和思考。因为，作家们没有真正从历史的发展与理论发展的角度更理性地分析创作，没有建构作者与读者“心桥”沟通的心理思考和情感积淀，在试图实现内容上的“融合视界”的更大突破时，又陷入了形式的窠臼。创作中没有形成真正具有“召唤”实力的“视界融合”的创作意识，以至于在寻找、夺回“权力话语”时，不知不觉又脱离了“话语场”，缺少这种作者和读者真正能共用的“话语场”，是他们没能延续的主要原因。关于网络文学潮网络文学通常是指采用网络思维的方式，具有网络语言特征，依赖网络进行传播的网络原创文学。即由网民用电脑创作、在网络上发表和传播、供网上用户欣赏的原创文学作品。1998年始，随着《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活得像个人样》等网络小说的“蹿红”，网络文学作者、读者队伍迅速壮大并受到社会广泛瞩目，标志着网络文学思潮正式兴起。网络文学兴起初期，网络写作仅仅只是作者们业余的兴之所至，并不是一种谋生手段，其作品大多蕴含着或多或少的“游戏”意味。“榕树下”“天涯论坛”“起点中文网”等，是最初以发表网络文学而出名的网站。整体上看，网络文学萌芽时期的作品题材比较单一，文学创作者基本为“新手”，作品风格类似。此时，传统文学界普遍持一种质疑态度，认为网络作品不应该称为“文学”，因为“网络写作根本不是为了‘文学’的目的而生的”， 是在一种“惊人的自我陶醉的幻觉中”被当作了“属于心灵的文学”。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创作实践，网络文学不断做大，影响日益广泛，让广大读者包括文学界大佬们真正见识到了在网络上进行写作的可能性。网络文学开山鼻祖 痞子蔡有人依据网络作家成名的先后顺序，把他们分为三代：第一代网络作家为 20世纪 90年代声名鹊起的“五驾马车”——痞子蔡、李寻欢、寜财神、邢育森、安妮宝贝；第二代网络作家是新世纪初被誉为“四大写手”的王小山、南琛、小ｅ、今何在；第三代网络作家是近几年异常活跃的一个创作群体，代表人物包括韩寒、春树、李傻傻等等。这些网络作家凭借自身的坚持与不懈努力，跨过了“写手”与“作家”之间的藩篱，赢得了文学界对其“作家”身份的认同。另外，网络文学也从最初的免费浏览，开始探索收费阅读的盈利模式，网络作品也从缐上收费扩展到实体印刷。众多网络写手通过网络文学不仅收获了知名度，还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在每年的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上，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南派三叔（《盗墓笔记》）、安妮宝贝（《告别薇安》）等都榜上有名，击败众多传统作家。可以说，网络文学拓宽了文学创作的疆域，正处在方兴未艾的发展期。据统计，目前，全国网络签约作者突破250万人，文学网站日更新量突破1.5万字。近十年，发表在网上的中文原创文学作品，已超过近60年所印刷的当代文学作品的总和。网络文学作家 安妮宝贝网络文学具有比较突出的特点。葛红兵用“自由、快捷、恣意”来概括。他说：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自由，是人性的、游戏的、非功利的，那么网络文学正是在这点上将文学的大众性、游戏性、自由性还给了大众。藤常伟提出，网络文学较之于传统文学完全是异质性的：1、发表的自由性；2、流通的撒播性；3、文本的分延性；4、阅读接受的互动性；5、文本的多媒体化。欧阳友权认为：1、网络文学的艺术手段不再是硬载体的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2、艺术加工方式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象，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结合。3、艺术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的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4、艺术的内容是同艺术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5、艺术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慧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被普遍认同的网络文学特点大致有四：一是生活化。网络文学起源于海外游子思乡之情的自由抒写，许多网络写手只是想倾诉真实的生活感受。其中最好的是那些描写普通人生活的小文章，写身边小事，夫妻、家庭、职场、同事之间的家长里短，大多以“流水账”式的叙事手法还原了生活的原生状态，而且边写边贴，不像训练有素的职业作家那么字斟句酌，但那些从心底流露出来的文字，却能在网络上大行其道，赢得读者。二是游戏化。许多网络写手关注的不是文学，而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游戏心态表达的瞬间快乐，是片刻的打动而不是长久的感动。它们不尊崇什么经典与永恒，更注重休闲性、娱乐性、流行性和消费性。三是包容性与互动性。网络集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之大成，又具有三大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网络文学发表容易，读者享有更大的阅读自由。凡是传统文学中已有的风格样式，网络文学不仅应有尽有，而且有传统文学所无法具备的新特点，那就是自由便捷、容量巨大、超文字、多媒体呈现。特别是缐上互动的方式，更容易通过随时的回馈与交流，加强作者与读者的贴近，增进文学的接受度。四是商品性。作为网络产业链中的一部分，网络文学除作品之外，还有许多衍生品，体现着网络文学不容忽视的商业价值。网络文学的空前繁荣也为其他形式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最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如今充斥荧屏的各种穿越剧，网络小说改编成了影视剧创作的热门。由网络小说《失恋33天》改编的电影票房过亿；《宫锁心玉》改编的电视剧，在湖南卫视首播时创下同时段最高收视率；《杜拉拉升职记》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电影，轮番上演，掀起了一股“职场热”。由《步步惊心》改编的电视剧不仅在国内受到众多年轻观众的追捧，还出口到日本、韩国，也取得了很好的收视。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改编自艾米的网络小说，陈凯歌的《搜索》也改编自网络小说《网逝》，赵薇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源自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网络上众多的玄幻小说也成为网游改编的最佳选择，像《诛仙》《盘龙》《恶魔法则》《佣兵天下》《星辰变》等，都被改编成十分畅销的网络游戏。网络文学从冷变热以来，相对于新闻媒体的追踪热议，文学界关注的声音一直比较微弱，作品评论基本处于空缺状态，这一现象在2009年发生转变。当年5月，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新浪网、搜狐网、天涯社区协办的“中国网络文学研讨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会议就中国网络文学的现状、前景和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研讨。当年6月15日，由《文艺报》和盛大文学共同主办了“起点四作家作品研讨会”。会议形成基本共识：随着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不断融合，两者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模糊，主流文学评论家对网络文学不应持失语状态，应当为网络文学输入来自传统写作和评价体系积累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要素，使网络文学得以健康发展。由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与中文缐上17K文学网主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揭开了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序幕，此后各种理论研讨会，以及鲁迅文学院开办的首届网络作家培训等活动，显示了传统与网络进入了实际融合的阶段，表明文学理论界和传统作家开始正视网络写作，两种写作之间开始出现最大公约数。网络文学浩如烟海，量多质差是普遍现象，寻找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如大海捞针。有人这样评价网络文学:“网络这个自由的赛伯空间犹如马路边的一块留言版，谁都可以在上面信手涂鸦，它给网络写手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圆梦阵地，也给恣意灌水的文字垃圾提供了抛洒的乐园。随心所欲的杜撰，漫不经心的表达，即兴式的发挥，情绪化的宣泄，装腔作势的做作，抖机灵的调侃，无病呻吟的抒情，乃至粗鄙的谩骂，肉麻的吹捧，词不达意、文不对题的言说，不负责任的讥讽，乃至错别字、生造字、符号代码等在网络中比比皆是。”有人这样表述：作者卸落责任担当，以点击率为目标，没有底缐地向市场做出妥协，因而，80%的网络写作都是令人讨厌的，10%由于其思想偏执而令人发狂，只有10%是精彩有趣的，值得认真看完。网络文学的这种局限性是最被专家学者诟病的问题。南帆认为：电子技术成为一系列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催生婆，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缐，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作家莫言将网络文学的无序和低俗状态比作“乱写大字报”，风格内容上肆无忌惮，毁掉读者胃口。陈定家认为：网络文学丧失主体、削平深度、标榜多元、对抗主流、疯狂复制、杂乱拼凑等特点，完全可以说是后现代文学在网上的升级版本。桑地认为：网络文学其实就是“聊天文学”，网虫们对现实生活感到厌倦，依恋于那种虚拟世界，其作品比“垮掉的一代”还让人沉沦，实在看不出这些网络文学究竟好在哪里。东方渐明认为：网络文学存在着渎圣主义、乞读主义、批判主义、白色幽默主义、病句主义与方言主义、文化流氓主义等问题。汤小俊认为：“网络文学是芦苇文学”，它“头重”，自我标榜太过分；“脚轻”，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和范畴。网上漫游者多以聊天、游戏、“灌水”为乐事，艺术审美的动机空缺和意义悬置，使网上的自由空间成了文学的“痰盂”，谁都可以去吐上一口。吴过认为：网络文学是速食文化，网民随取随用，就像餐巾纸用了随手扔掉，极有可能构成对文学的伤害。韩寒葛红兵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贬低网络文学是短视的看法。虽然目前网络文学在总体水准上不尽如人意，但任何一种事物初生时都有这样那样的欠缺，欠缺表明这个事物是新生的，它有着光明的前途，正在走向过熟期的路上。对于文学来说是一场表现手段和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将几何级数地扩大文学话语的表现力，丰富文学表现的范围和手段，在纸面文学经历其过熟而衰退之后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吴晓明认为：网络文学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在于它打破了文学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使文学回归民间。在荧幕前随心所欲、言所欲言，在网络上随意自由地发表，不必接受审查，“我”主宰的一切，使主体的创作心态写得更加自由、开放，无拘无束。顾晓鸣认为：网络写作“无评奖之诱惑，无评奖之焦虑，无被拒之困惑”，可以极大拓展自己的想象力和情感空间。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全民参与的诗学意义在于，它革新了文学旧制，颠覆了文学等级观念，彻底消除了贵族书写，打破了传统作家对舆论工具的垄断，开辟了文学回归民间的坦途，创造了文学民主的新神话。网络文学是“脱冕”和“祛魅”的文学，它不再是文人生存方式和承担形式，而只是一种游戏休闲方式和宣泄狂欢途迳。从此，文学女神走下神坛，回归民间，与民同乐，形成自由而快意的文学亲和力，让充满欢笑的怪诞、嘲弄、调侃、滑稽、耍贫嘴、假正经以及各种民俗民间文化来颠覆尊贵和典雅，把传统的文学经典范式和价值理念弄得兜底翻。金元浦认为：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它启示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物件，越过传统的边界去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电子媒质的创生变换带来的文化本体革命，加速了世纪之交文学艺术的文化转向，是文学理论的又一次突围。为什么网络文学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异军突起，获得新的生命力？吴晓明认为，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网络写手的写作习惯、写作姿势以及思维方式，“网络给文学带来的是一次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网络写手李寻欢在《我的网络文学观》中感叹：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现在有了网络，再也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这就是网络的意义”。王朔提出：网络文学代表着文学的未来，它为年轻的文化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使每一个才子都不会被埋没，今后的伟大作家就将出在这其中。”郭炎武、王东认为：网络对文学的影响首先是文学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无纸时代”的创作、传播和欣赏方式打造出全新的文学社会学；其次是带来文学观念的变化，如审美本体上由艺术真实向虚拟实境变迁，在价值取向上由社会认同向个人宣泄转换；三是文学生产力的解放，互联网自由、相容、平等、交互等特性，使文学边缘族群有了圆梦文学的空间，“人人都能当作家”的契机所诱发的“新民间文学”，让文学真正表征着底层大众的审美意识。网络文学走过了从不屑、批判到认可的曲折过程。在各式各样的消遣方式充斥网络的时候，网络文学开辟的一块文化阵地，使网络不至于成为文化沙漠，但网络文学如何发展，却依然是个巨大的变数。马季在《网络文学的三个变数》中强调，网络文学面对着审美层面、表现方式和受众层面的三个变数。网络作家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更接近文学的原生状态，有鲜活的在场感；网络文学除了强大的故事性和连贯性，语言必须简洁明了，不能拖沓，对文学语言的挑战成为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市场作为网络文学的第一道门槛，是作品的生死缐。一部作品如果无法在网络上存活，即使文学价值再高，在进入专业读者视野之前就已经消亡了。因此，网络文学带来的烦恼和惊喜是这个时代不能忽略的文学话题，也是当代文学必须面对的现实。传播介质上的革命正在改变着文学的面貌。且不论网络文学是雅是俗，有多少优秀之作，有数量庞大的作者正在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精神资源化成文字，有数量庞大的读者每天上网去阅读，这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大潮本身就是文学的希望。尽管文学精英们不愿在网络上发声，尽管青春期的网络文学缺乏必要的知识引领，让网络文学少了些文学本该具有的书卷气，少了些振聋发聩的文化力量；尽管网络文学最终的历史认证，取决于它能否走进人文审美的精神殿堂，能否真正与“文学”融合并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但互联网话语权对自由精神的敞开，情感流对生命力的释放，交互性对心灵期待的沟通，就是网络文学给予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新建构，这也是网络文学的精神价值和意义。（本文首刊于《东方文化》杂志2017年第1期）

新华网北京12月20日电（袁思陶 邢贺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暨2020年度学术成果新闻发布会”12月20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此次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20年度的代表性科研成果，由文化蓝皮书系列和“文化中国书系”两个部分组成。文化蓝皮书系列包括：《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0）》《中国普洱茶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国际文化科技趋势报告》《中俄文化交流年度报告（2018～2019）》和《中越人文交流年度报告（2018～2019）》；“文化中国书系”包括：《探索文化发展观念 助力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选编（2000～2020）》《新时期新问题新思维：张晓明文化政策论集（2012～2020）》《人文学和经济学双重视野的文化研究》《文化观念的范式转换》和《中亚2027：变化中的战略图景未来十年的情境预测》。其中，《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政策的相应变迁，对当前文化发展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并对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具体内容涉及区域文化产业、文化金融、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企业、不同类别的文化产业、国际文化产业等多个方面。《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中指出，应抓住5G商用的重大契机，实施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战略。2019年已经被看作“5G元年”，紧随5G商用而来的，将是更为恢宏的文化生产系统变化和文化生态环境变迁，是从目前已经发展较为充分的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必须启动空前规模的国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生态体系不耦合和文化大生产体系不平衡问题。《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课题组认为，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到，几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中华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略资源，而将国家文化资源从传统介质向数字媒体的全面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关键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和文化经济发展准备条件，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只有将一向依赖于财政资助，并且到目前为止仅仅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化和智能化，接入每一个人的智能终端，才会从根本上使我们的国家文化生态发生变化，而只有建设一个以开放性、多元化、协同化的文化大数据“云服务”平台为核心的新型文化基础设施，才能实现上述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胜表示：“20年来，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秉承“学以致用、咨政建言”的宗旨，致力于开展多项文化政策研究，开创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等多种‘文化蓝皮书’品牌系列，共出版相关蓝皮书20余本。其中‘文化产业蓝皮书’在16年中共推出了13本。而《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7-2020）》是上述蓝皮书的2.0版。”值得一提的是，另一本代表性科研成果《探索文化发展观念 助力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选编（2000～2020）》涵盖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年来在国内文化政策、国外文化政策、地方文化发展等三大领域的理论探索，反映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以致用”、“问题导向”的智库特色，展现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支学者队伍在学术前沿辛勤耕耘、在改革实践磨砺成长的全过程。《〈文化政策调研〉选编》共分为四编，其中关于国内文化政策的文章分为两编，第一编是“新的文化观与文化体制改革”，第二编是“文化产业发展”，所选文章反映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对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探索和现实思考。第三编“国外文化政策：调研与借鉴”则是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者搜集并编译的一批有代表性国家的文化政策与文化战略的最新动态及分析评述，这些译介成果对新世纪我国制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方略和文化产业政策起到了参考与借鉴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者由开始对他国文化政策的翻译、引介和借鉴，发展到后来提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纲要”和相应的对策建议的研究轨迹。第四编是“地方和部门文化建设：思考与建议”，选编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在地方调研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调查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和《文化政策调研》刊发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

以“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出版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3月28日讯(记者 熊远帆)近期，湘籍作家聂茂磨砺历十二载撰写的《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系列丛书正式出版。3月27日上午，“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融媒体宣传推广会在中南大学举办。 《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共7本专著，总计300余万字，分别是《人民文学：道路选择与价值承载》《家国情怀：个人言说与集体救赎》《民族作家：文化认同与生命寻根》《湘军点将：世界视野与湖湘气派》《政治叙事：灵魂拷问与精神重建》《70写作：意境闳阔与韵味悠长》《诗性解蔽：此岸烛照与彼岸原乡》。其中，既有对文学湘军中的老作家或知名作家的历时性研究，又有对文学湘军中的中坚力量、新锐作家的共时性的阐释，还有是对名不见经传、但颇有潜力的文学新人或文学“票友”的“发现性”考察与分析，带有较强的史料性和体系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作家相对而言，更关心国家、社会、历史、人性，他们的经验是整体‘中国经验’的缩影，所以，文学湘军的发展也是‘中国经验’的一个剖面。”聂茂介绍，全书立足于学术前沿，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对世界视野下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资源、叙事模式与创作风格，中华优秀文化的赓续与传承、家国情怀、人民文学与文学湘军的深刻关联，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湘军的文化记忆、文本特征、审美态势及其创作成就、困境与突围等，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细致的总结、阐释、评论和分析，力图构建“湖南作家创作图库”和“文学湘军精神谱系”。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陆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授权：0731－84329818苏女士。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责编:荣庭芳]

“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的不合时宜。”——钱钟书要说中国近现代历经磨难的学者中，吴宓算得上是极为凄惨的一位了，可悲惨的人生却还是不能掩盖他在学术领域取得的造就，哪怕放到今天，人们依旧敬仰吴宓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的一生经历了太多跌宕起伏，很多人对于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可单看他在学术领域的造诣，无论是开创比较文学研究还是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及教书育人，他对于中国文学、语言学、哲学等领域的贡献永远是不可磨灭的。有人说吴宓曾经的私人生活很混乱，这一点的确给他的人生抹了黑，可对于学术的纯粹追求更让这样一位学者在后来飞速发展的时代中越发的格格不入，令人惋惜的是，吴宓的晚年没能在学术领域创造新的突破反而是在极为凄凉的生活中了此残生的，可面对吴宓曾取得的诸多学术成就面前，身为后人的我们，依旧应该对他保持最高的敬仰。1、年轻有为即是学术巨匠，“哈佛三杰”名不虚传1894年，出生在陕西泾阳的吴宓有着殷实的家境，自幼便受到了不错的教育。1916年，吴宓在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毕业，1917年时，23岁的他顺利地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先是攻读了新闻学又在次年改读西洋文学。1918年，吴宓转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而这一次他选择攻读比较文学、英国文学与哲学，在1920年-1921年，成功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学士、硕士学位，与当时同样在哈佛深造的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在海外修学期间，吴宓拜访过很多名校，与很多文学巨匠都有过深度的沟通，所以，在外语、历史、西方文学、翻译等等领域，吴宓都有着非凡的造诣，这些成就对他日后回到国内教书育人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也是因为吸取并多年受到西方学术界开放的氛围影响，吴宓在学术领域同样是将人才发展与学术研讨放在第一位的。其实，单纯在某一学术领域取得成就并不是多么难的事情，相反，在接触了多个文化领域并能最终将其进行整合与融会贯通，这种成就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成就，而吴宓最大的优势便在于此。2、惜才与大度并存，有吴宓才有清华国学研究院在1921年回国之后，吴宓便一直走在中国教育前沿，从回国到1949年这将近30年的时光中，吴宓担任过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等诸多名校的教授，在他的努力下，更多求学若渴的学子们都学到了宝贵的学术知识，而对于吴宓来讲，在学术研讨领域，他最大的建树还要数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是惜才的，从他与得意门生钱钟书跌宕起伏的师生情就可见一斑，哪怕当年桀骜不驯的钱钟书多次对其出言不逊，在吴宓看来也无非是文人的一身傲气而已，相反，吴宓的努力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很多一流的学者，比如季羡林、徐中舒、钱钟书、高亨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学术巨匠。而要说起吴宓的大度，在他创办清华国学院的这一壮举中就可见一斑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国学院的创建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能将当时名震学术界的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聚焦一堂，也只有吴宓这样大度的胸怀才可以做到，正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过的“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样，吴宓就是本着一位真正懂得包容的教育家的气度来创办国学院的。众人都说没有梅贻琦便没有清华，而清华校园中，没有吴宓就一定没有国学研究院，一流大学首要重视人才培养，这一点在吴宓这里也得到了最好的印证。3、时运不济，一代大师晚年凄惨，临终依旧心系教书育人令人惋惜的是，吴宓学术生涯的辉煌仅仅停留在了当年入蜀任教之前，要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学术界也经历了很大的变迁，吴宓完全可以选择去西方或是台湾、香港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然而，有着一腔爱国热血的他执意留下来，可之后他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也注定了这位学者因时运不济而面临的凄惨晚年。在新中国人们的思想发生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吴宓的很多理念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民众诉求都是不相符的，所以，先前再是有着卓越的学术贡献依旧无法受到大众的欢迎，被打压也是在所难免的。没有了安稳的学术研讨环境，甚至一度还要面临性命之忧，吴宓的晚年生活几乎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唯一幸运的是，在他的身体极度不适时，堂妹吴须曼对他无微不至的关照使得吴宓的晚年还不至于悲惨到极致的地步，而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吴宓的心中一直有着继续教书育人的渴望。1977年，83岁的吴宓早已是双目失明、行将就木的耄耋老人，在老家陪伴并帮助外甥女进行高考复习，当他听说泾阳中学因为师资缺乏上不了英语课时还一度十分认真地问询为何不能让自己前去为学生授课，仔细想想，一位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学者依旧将教书育人作为人生最大的渴望，历经磨难终不悔，这不是可悲而是可敬。1978年1月17日，吴宓最终因突发脑血管疾病而与世长辞，由此，这位一生极具悲情色彩的学者带着对于人生所有的感慨与遗憾离开了。小结：“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吴宓生前最后发出的呓语，可想而知，“教授”在他心中有着多么重要的位置，其实，“教授”的背后更是吴宓一生对于培养人才孜孜以求的渴望。吴老的一生，不求名利更不怨恨晚年时运不济，他有着真性情与真学识，一生都将教书育人放在首位，这才是吴老最值得后人尊敬的地方。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为鼓励和引导海内外青年学者积极投身中国古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文学遗产》版拟开设“青年学者论坛”栏目。栏目分两种形式：一是与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合作，每半年举办一次（初定），以博士、博士后、讲师为对象的长期征文活动；二是组织青年学者就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点评。评选出的优秀文章，以及讨论和点评的具体内容均将在版上刊出。我们真诚希望海内外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分享学术智慧。一、截止日期第一季度与第三季度的最后一天，如首次与第二次征文活动的投稿截止日期分别为2021年3月31日与9月30日。二、征文对象在读博士、在站博士后，以及讲师职称的青年学者。三、征文范围中国古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文章应符合版面“跟踪学术前沿、引领学术风气、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术发展”的宗旨。四、具体方式1.征文形式：每篇文章字数一般在3000字左右，至多不超过5000字，格式参考本版往期内容。2.征文要求：文章须为原创学术成果，未曾公开发表，不存在抄袭及其他违背学术规范的行为，语言通俗易懂。3.用稿方式：评选出的优秀文章将在本版“青年学者论坛”栏目刊发。五、投稿方式征文一律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并请于邮件主题和文章首页左上角注明“青年学者论坛参评文章”字样，投稿邮箱为gmwxyc@163.com。来稿须在文末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单位、学历或职称、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六、评选方式征文活动每半年评选一次。为保证评选的公平、公正，主办单位将邀请国内知名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文章，所有参评文章均以匿名形式提交评审。本启事长期有效。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2021年1月11日

9月18日，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转折的文学：新人·新主题·新历史”《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优秀论文奖颁奖活动暨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在辽宁文学院举行。沈阳主会场参会人员合影受疫情因素影响，本次会议采取线上方式进行，设立沈阳为主会场，北京、杭州、南京、苏州、重庆、海口、青岛7地为分会场，同时直播会议。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首先介绍参会嘉宾及2019年优秀论文奖评奖情况。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韩伟，党委常委、副主任王筱雯等同志出席会议。韩伟在致开幕辞时指出，省文化演艺集团作为辽宁文学院的主管单位，自改革组建以来，一直紧紧围绕振兴发展大局，积极开展文学创作的普及、研究、交流等公共服务工作，推出了诸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省文化演艺集团将以主办此次盛会为契机，充分借鉴、吸收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加强团结协作，切实肩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要职责，为繁荣辽宁文艺事业，为辽宁文学由“高原”向“高峰”迈进做出更大贡献。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韩伟致开幕辞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主持会议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宣读《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优秀论文奖获奖者名单，他们分别是：徐兆寿、王兆胜、张国龙、芦苇岸、叶炜、韩模永、王德威、杨姿、毕光明、赵坤。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宣读颁奖辞，获奖作者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国龙致受奖辞，各分会场嘉宾为获奖作者颁奖。全国各地参会嘉宾视频会议截图本次高峰论坛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文学期刊的70余名一线资深专家、学者、编辑。专家学者们以网络为媒介，共聚一堂，讨论热烈，就论坛主题“转折的文学：新人·新主题·新历史”从不同角度畅所欲言，阐述真知灼见。此次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立足于一个“新”字，是在新时代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的一次成功梳理和总结，同时又是一次对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有效探讨和指引。《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从1984年创刊至今，时刻不忘虔诚的文学初心，牢记与中国当代文学同行的神圣使命，行走在当代文学发展的最前沿，全方位深度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建设，积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与中国当代文学一同走向繁荣发展之路。

「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就存在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所开创的文明中。轩辕黄帝所开创的文明，概括起来包含了两大核心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关于「重叠结构世界」的世界观。就像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所开创的「单一结构世界」的世界观上一样，轩辕黄帝所开创的文明也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上，只是这种世界观与现代文明的世界观完全不同，TA是一种「重叠结构世界」的世界观。也许，让现代人无法理解与接受的是，产生于5000多年前的「重叠结构世界」的世界观，远比现代文明的「单一结构世界」的世界观要来得更为先进。现代科学所认识到的「单一结构世界」只是「重叠结构世界」中的「显性世界」部分。「显性世界」部分并不是完整的「重叠结构世界」的主体所在，「重叠结构世界」的主体，是其「隐性世界」部分。在「显性世界」中所存在的事物，其主体部分都存在于「隐性世界」中；「显性世界」中所发生事情的动因、动机、动力，也都存在于「隐性世界」中。从「显性世界」的角度根本无法观测「隐性世界」，甚至无法想象。这就好比，一个「游戏玩家」沉浸在「极度沉浸式虚拟现实」游戏中的时候，从「游戏角色」的角度无法观察与认识到「游戏玩家」自身一样。因为「游戏玩家」所有的感觉已经被「游戏角色」的感觉所覆盖掉，「游戏玩家」的感知能力，只剩下在「显性世界」中进行认知的能力。所以，从「显性世界」的角度，根本无法观测与认识到「隐性世界」。要真正能够认识到「隐性世界」，人的「感知的主体」必须学会回归「隐性世界」。第二部分是关于「心智系统转换」练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应用。什么是「心智系统转换」？既然这个世界是「重叠结构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人」也是重叠的，既有「显性人体」，也有「隐性人体」。一个平常人的「感知的主体」，平时都冲到「显性人体」，受到「显性人体」上「显性人体意识设定」的约束，用「显性人体意识设定」进行思维。用「显性人体意识设定」进行思维，是永远都无法认识到「隐性人体」与「隐性世界」的，只能根据在「显性世界」中所形成的经验、知识、观念、情感进行比对式、好恶式的思维。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平常是不是这样思维的？因此，一个人要真正能够认识到「隐性人体」、「隐性世界」就必须把自身的「感知的主体」从「显性人体」向「隐性人体」以及「隐性世界」方向回归。这种把「感知的主体」向「隐性人体」与「隐性世界」方向回归的训练，就是「心智系统转换」练习。轩辕黄帝所留下的「心智系统转换」方法是那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其背后的训练逻辑是：「显性世界」中的万物，包括人体在内，都是用来帮助人认识「重叠结构世界」的，「显性世界」中的人类社会，就是帮助人用来进行「心智系统转换」练习的。所以，「显性世界」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就是「心智系统转换」练习的最佳场景。所以，「重叠结构世界」的世界观以及「心智系统转换」的练习方法，是轩辕黄帝所开创的中华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两大部分。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中医、武术，周易术数都是建立在「重叠结构世界」世界观上的应用，「心智系统转换」练习都是其中的核心部分。轩辕黄帝所开创的中华传统文化，通过两条路线传承了下来：第一条路线是用「黄帝密文」的形式，把「重叠结构世界」世界观以及「心智系统转换」方法用「黄帝密文」这种特种图示记载了下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甲骨文，其前身就是「黄帝密文」。甲骨文是在「黄帝密文」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常规文字。「黄帝密文」并没有消失，《郭店楚简·老子（甲本）》以及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都是用「黄帝密文」写成的。心智玩家已经用「黄帝密文」字义解读了这两本古老的《老子》版本，其讲述的内容都是关于人在「重叠结构世界」中进行「心智系统转换」的方法。而且，这两本《老子》成书于不同的时代，论述的角度也完全不同。这条传承路线的主角，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老子。但是，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老子很可能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传承线，在这条传承线上，每一个时代的那个人都是老子。相关的解读内容，已经上传至心智玩家的专栏，有兴趣的网友可以阅读。第二条路线就是用「礼乐」的形式，在日常生活、工作场景中，进行「心智系统转换」练习。我们现在对「礼乐」的认识，认为是一种摆排场的形式。但是，「礼乐」的真正作用，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场景中，进行「心智系统转换」练习的最有效方式。在这一条传承路线上的主角，是孔子。孔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礼乐」重新发掘了出来。现代学者中有人认为，孔子办的不过是是葬礼训练班。但是，大家是不是想过，一个专业办葬礼的人，他教出来的学生却是各个领域的通才，政治、军事、外交、商业都有他的学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孔子所发掘的上古「礼乐」，其本质是一种源自轩辕黄帝，非常有效地在生活、工作领域中，进行「心智系统转换」练习的有效方式。他的学生经过「心智系统转换」练习以后，其心智水平、思维能力远远高于一般的人，拥有了王阳明所说的那种「随感而应，无物不照」的能力，在任何领域动都能鹤立鸡群。在这两条主要的路线以外，还存在着第三条路线：第三条路线，实际上是第二条路线的延伸。中医、功夫、周易术数这些都是在生活、工作的各个领域中，在「 重叠结构世界」原理下，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心智系统转换」的练习。我们现代人都是在「单一结构世界」原理的基础上，从「显性世界」去认识中医、功夫、周易术数，这样的认识角度，其实都偏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也无法发挥这些传统文化的真正作用。在中国的上古时代，有一段时间，「心智系统转换」练习曾经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非常有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讲的就是庖丁进行「心智系统转换」练习以后的效果。在人类的历史上，要认识到「重叠结构世界」是非常困难的事，而要把「重叠结构世界」表达清晰，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除了中华民族的先贤，国外的柏拉图、释迦牟尼佛都曾试图把「重叠结构世界」告诉给人们，但是，限于当时的知识背景，想要了解这种超前的科学是很难的。所幸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给现代人建构了足够的知识背景，以及体验手段，去认识「重叠结构世界」。我们只要认识了「重叠结构世界」这种世界观，以及「心智系统转换」这种方法，我们就能真正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并且能真正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世界会发现，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极其古老，但却极其前沿与超前。

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走走；校对：翟永军。任何公号或平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国家博物馆举办“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家讲座系列之中国古代哲学讲座的整理汇编，是一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儒家思想的概貌剪影，也是前辈名家在读书治学的同时，结合自身阅历，对为人处世、人文社会、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哲学思考。见证百年国图的文化担当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不论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的启动，还是《儒藏》项目（2003）的设立，都是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展开的保护与传承、研究与利用工作，即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和有步骤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推动阐释的深入，促动文化精髓阐发的拓展。这些围绕着古籍展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是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基本原则之下，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为优秀文化的传承提供智力支持。《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一书即是此种努力的成果之一。它具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源自公共图书馆学术讲座、专家传承文化经典和学者接地气解读等几大特点，是多方合作讲好儒学故事的范例，是我们追求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的精品案例。《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是国家图书馆系列公开讲座的衍生品。国图的公开讲座对公众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进场聆听专家的解读，感受国图的氛围；不能到场的读者，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进入现场。这是当代图书馆创新服务方式的直接体现。现代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传承的重要文化机构和公共教育机构。就其职责而言，它一方面注重知识的典藏，即保护好历代传承下来的人类智慧财产，另一方面促进文明的传播，即为公众提供可便利获取的知识。另外，它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即参与到文化自信的建设之中，为社会的进步和精神的需求提供必要的智力资源和公共文化服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北平图书馆（国图前身）新馆开馆时，时任副馆长袁同礼曾为该馆提出了一个恒久的事业愿景，即“其志在成为中国文化之宝库，作中外学术之重镇，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以一洗往日艰閟之风。”从此以后，数代国图人莫不为此宏大理想而奋斗，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给国图老专家的回信中所指出的：“110年来，国家图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代代国图人为此付出了智慧和力量。”国图承担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要职责，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自是国图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现代图书馆不仅提供阅读的场所，也负有知识推广和传播的重任，更有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职能。为此，近年来，国图在保持既有服务质量的同时，不断地创新服务方式，《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一书即是这一创新的成果。探寻儒家思想的传承演变《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是讲好儒学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范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通力合作，精心策划了系列讲座，涵盖了新时代儒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从讲座主题之中我们就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楼宇烈《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孙钦善《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及其评价》、牟钟鉴《探寻儒学中的普遍价值》、李中华《儒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精神》、王博《儒学的发展历程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际遇》、陈来《孔子与当代中国》、安平秋《儒家经典与〈儒藏〉编纂》、魏常海《略议儒释道三教互动及其现代意义》、景海峰《儒家的经典诠释及现代转化》、郭齐勇《儒家的乐感文化与忧患意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被提上议事日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及其经典，儒家经典自然是人民群众的首选。据陈来先生的观察，2007年一年，仅《论语》一书的解读，就有上百种之多，满足了至少三千万人的文化需求。不论是对孔子思想的重新理解，对其当代价值的梳理，还是整理儒家经典，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时代要求，它并非书斋中的想象，也不是著述中的概念体系，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时代的特色。诚如景海峰教授所说：“它不是一场整理国故的运动，而是要在新时代中阐发出一种新的义理来，要产生出一种新的思想系统。”通过阅读《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一书，我们至少可以增加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儒家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源；儒家思想为中华文化确定了文明的基本样式；儒家学术的传承演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缩影；儒家典籍的整理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等等。总之，这十场讲座构成了一幅当代儒学学术前沿课题的梗概图景，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学者对于我国传统学术的态度、信念和认知，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儒学的历史与现状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线索和初步的答案。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魅力《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为我们提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新解读。《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荟萃了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诸位专家学者的讲演实录，通过对当代儒学研究的概要式梳理，为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儒学思想的历史定位、文化价值、时代特色和研究前沿等提供了权威解读和学者之声。十位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既有对儒学的历史评价，也有对其当代价值的学术分析；既有对孔子的历史文化贡献和传统学术的定位分析，也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如何看待他的精准分析；既有对《儒藏》工程的详细介绍，也有对儒学发展历史的细致梳理；既有从文化安全角度分析儒学文明的重要意义，也有从个人安身立命角度来畅谈儒学活态。从专家学者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人文魅力。总之，新的时代，有新的气象，也有新的精神。《诗》云：“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即在这时应运而生。该书系统梳理了儒家传统及其当代价值，概要呈现了当代儒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重点介绍了《儒藏》的编纂缘起及其时代意义，深入分析了孔子的思想本质及现代转化的可能路径，是一部新时代儒学研究概要书，是国图讲好中国故事又一次尝试。廷衷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编辑 周章龙编审 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