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刊物

日前,广东人民出版社精心打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正式出版。这是我国首部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主编黄修己教授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之一,其以85岁高龄,率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4名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姚玳玫、陈希、吴敏、刘卫国,攻克了这一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5名作者均为广东学者,这套通史是理论粤军对中国学术的重大贡献,堪称粤派理论的一座高峰。 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全书以学术发展进程为纲,采用史的编纂法,探源溯流,分别时期,记载和检视从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成果,勾勒现代文学研究的脉络和走向,描绘艰辛与坎坷,展示业绩与风采,总结成就与不足。全套共5卷,161.2万字。(潘玮倩) 【来源：新快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由中宣部出版局主办、中国期刊协会承办的第四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结果日前在京揭晓，45篇（组）文章入选。“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是优秀出版物宣传推介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引导广大期刊坚持正确办刊方向，进一步提高主题宣传质量。此次入选文章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新中国发展成就和经验，宣传党史国史军史和英模人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旋律响亮，体现“时度效”要求，有深度、有温度、接地气，题材角度、策划手法、表达方式等具有较强的创新性，集中体现了期刊界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成果。这45篇（组）入选文章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求是》，2019年第7期；《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历史若干重大论断（笔谈）》，《党的文献》，2019年第6期；《论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追寻领袖走过的足迹》，《党的建设》，2019年第9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与境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历史视域中的人民旨归——改革开放坚持的价值向导》，《求索》，2019年第3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构建》，《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1期；《逐梦图强启示录》，《瞭望新闻周刊》，2019年第39—40期；《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8期；《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尊重与融入——绿色发展中的追求》，《人民画报》，2019年第7期；《一号文件解读》，《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3—4期；《脱贫攻坚重塑乡村治理》，《半月谈》，2019年第20期；《共同书写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当代党员》，2019年第1期；《全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8期；《一场提升监督本领的学习革命》，《党风廉政建设》，2019年第9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中国七十年的主线和成就》，《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沃野千里 磅礴伟力——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三农”发展给我们的启示》，《农村工作通讯》，2019年第19期；《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专栏》，《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新中国历史学70年” 笔谈》，《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让画动起来——共和国动画七十年”专题》，《传记文学》，2019年第8期；《经济进化中的民间力量——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观察特辑》，《浙商》，2019年第19期；《“我”家70年 小日子的大发展》，《年轻人》，2019年第10期；《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哲学研究》，2019年第10期；《全球化与爱国主义认同》，《中州学刊》，2019年第8期；《名家笔谈·纪念古田会议90周年》，《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难忘的上甘岭战役》，《百年潮》，2019年第10期；《两弹一星 大国俱乐部入场券》，《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2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旨归》，《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银幕上的新中国时刻》，《中国银幕》，2019年第10期；《中国921》，《神剑》，2019年第1—6期；《寻找共和国的老英雄》，《老人春秋》，2019年8—12月；《阻击埃博拉》，《人民文学》，2019年第8期；《劳模价值链》，《当代工人》，2019年第5期；“村小人生”系列：《恰似你的炉火》《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辽宁教育》，2019年第9期、第12期；《走进港珠澳大桥，寻访大湾区优秀青年》，《黄金时代》，2019年第2期；《青年讲师团 打造青年理论武装工作的“轻骑兵”》，《中华儿女》，2019年第18期；《美丽乡村中的别样芳华》，《天津支部生活·党建版》，2019年第5期；《回到良渚——对话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国报道》，2019年第9期；《长安寻唐》，《女友》（家园版），2019年第5期；《一曲黄河八十年》，《国家大剧院》，2019年第11期；《爷爷的新童年》，《我们爱科学》，2019年第38期；《蹲点老区访初心》，《南方》，2019年第14期；《我们的村》，《当代陕西》，2019年第22期；《核桃增产 农民增收》，《今日新疆》，2019年第12期。（张贺）

11月26至27日，2020年度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会员大会暨2019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颁奖会在江西上饶举行。正如本届全国文学报刊联盟理事长单位《当代》主编孔令燕所说，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烈氛围中召开此次会员大会，是希望借此能够更好地发挥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团结文学力量的作用，推动完善联盟工作机制，更好地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会议中，来自全国的近百家文学报刊负责人，获奖编辑、作者也围绕编辑和创作的初心以及报刊媒体融合等话题，共话编辑和办刊心得，展望文学刊物未来发展。孔令燕主持全国文学报刊联盟第四次会员大会编辑、作家、评论家：保存内心文学之火今年，为激励广大文学编辑，培养爱岗敬业的良好风尚，打造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文学编辑队伍，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基础上，面向全国文学报刊联盟成员单位及在中国作家网内刊频道注册的文学内刊，设立了“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优秀编辑奖”，包括新锐文学编辑奖、骨干文学编辑奖、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内刊文学编辑奖4个奖项。获得新锐文学编辑奖的《花城》编辑许泽红表示，这是她十年编辑生涯中第一个杂志编辑奖项，作为代表发言让她有点紧张。紧张是编辑工作的一种常态，紧张也代表了文学编辑的一种敬业精神，紧张作者、在乎作品，对文学编辑这个职业永远保持清醒和敬畏。骨干文学编辑奖得主、《天涯》编辑林森说，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会员大会在冬天召开，给人一种在寒风中围炉取暖的感觉。今年，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改变是全方位的，文学期刊行业当然也会受到波及，可能从明年开始，生存境况会变得更加艰难一些。他希望大家在围炉取暖之后，继续保存着内心的文学之火。获得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的韦健玮表示，前辈编辑精准的审美眼光和专业水平，对编辑事业的热爱和奉献，为后辈确立了职业的标尺。编辑们常自我调侃，说自己的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然而美丽的嫁衣不仅装扮了新人，也会照亮自己的梦想。编辑是需要付出辛苦、也能收获美好的工作，“把它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是我一直倍感欣慰的事”。获得内刊文学编辑奖的《昭通文学》编辑杨恩智说，作为一份地方性的文学内刊，《昭通文学》的办刊目的一是展示昭通文学创作成绩，为本地作家、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平台；另一方面是发现昭通文学新人，为他们搭建成长的桥梁。他说，昭通有11个县市区，每一个县有哪些写作者，他们主要写小说、散文，还是写诗歌，写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昭通文学》的编辑们基本都有大体的掌握。因此，这份荣誉是给昭通作家群的，是给《昭通文学》这本刊物以及编辑部整个团队的，是对地处边疆的昭通文学的关心和关爱。优秀作家贡献奖得主赵德发已经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涉四十余年，他表示，一同获奖的作家们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推移，见证了国家与民族的巨大进步。他们创作中的历史感与日俱增，一直保持着对生活的敏感，对当今世界变化、社会人心，依然能够做出一个作家应有的文学反应。获得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优秀编辑（记者）奖的《中国作家》编辑佟鑫表示，在长期的编辑工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文艺必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抒写人民群众的奋斗实践和火热生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今后自己将继续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编辑和创作工作。颁奖会上还颁发了2019、2020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评论家南帆代表获奖者发言，他认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应对从事这项工作的理由做出自己的回答。在他看来，现今的意义空间已经分割为形形色色的区域，美学意义是其中一个区域，经济学、历史学或者生物学、物理学构成了另外一些区域。作家在纸面上虚构各种物质空间，去芜存菁，更为彻底地敞开美学的意义空间。作家是美学意义的始作俑者，但意义生产并未止于作家，承担意义生产后续工作的人即是文学批评家，他们是“意义再生产”的主角。评论家的种种阐释是扩大意义空间的一个重要形式，通过扩大进而达到一个更为理想的意义空间，是文学批评工作的任务所在。评论家刘大先代表2019年获奖者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这个年轻而充满生机的刊物表示感谢，并衷心祝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越办越好，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贡献力量，成为青年批评家、学者崭露头角、大放异彩的重要平台。新时代文学报刊的媒体融合发展会员大会期间，第五届全国文学报刊主编高峰论坛同期举办。全国文学报刊主编高峰论坛此前已在北京、乌兰察布、武汉和呼和浩特举办四届，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在此次论坛上，与会者围绕“新时代文学报刊的媒体融合发展之路”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诗刊》《青年文学》《北京文学》《鸭绿江》《台港文学选刊》《三清媚》《中国铁路文艺》《中国作家》等报刊负责人发言。论坛由《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主持。第五届全国文学报刊主编高峰论坛现场《诗刊》副主编王冰介绍了《诗刊》社融媒体建设和发展情况。他说，作为已有六十多年历史的传统刊物，《诗刊》近年多方尝试融媒体建设，力争打造具有权威性、影响力、传播力和引导力的融媒体平台。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诗刊》社充分分析舆论走向，准确把握工作定位，瞄准在疫情中有突出表现的青年一代，与央视电影频道、“学习强国”平台、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快手短视频平台等联合推出了融媒体直播“青春诗会·春天里的中国”，直播全网观看量高达2.25亿次，相关微博话题浏览量高达35.77亿次，在青年一代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诗刊》还通过中国诗歌网和微信公众号平台，以及与其他媒体、行业深度融合合作的方式，加强全国诗歌报刊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了诗歌走进大众和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青年文学》主编张菁思考了被科技改变的传播模式和交流方式，认为过去线性的文学生产和分享方式，在当下已经被重构。内容融合需要的是思维的打开，融合科技和人文，这与《青年文学》主推的“城市文学”方向不谋而合。她表示，在当下环境中，传统文学期刊需要以更大勇气和热忱去鼓励和珍惜创作者，让更多具有现代意识和审美的作品进入视野，并对时代产生影响。《北京文学》副主编师力斌作题为《文学之酒怎样走出深巷》的发言，他说，好酒也怕巷子深，文学产品被影视、流行文化和网络信息堵在最深处。破解之道是减少文学产品接受的中间环节，通过新媒体平台直接对接粉丝和潜在读者。近年来，《北京文学》通过与龙源期刊网、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的合作，以及在百度、亚马逊、知乎、今日头条的内容推广，扩大了期刊的浏览群体，打破了纸刊信息传递的局限性，提高了品牌影响力。同时刊物还针对不同平台的受众定位，尝试在新媒体平台“寻找”新读者，通过开设相应账号，初步构建包括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博客、网站、简书、小红书、抖音、北京文学APP等新媒体矩阵，推广期刊和文学信息，2019年下半年被新浪读书推荐到首页博文25篇，微博#北京文学#话题阅读量已达592.7万。《鸭绿江》主编陈昌平介绍了刊物对基层作者的挖掘与培养。《鸭绿江》在辽西的阜新、朝阳和辽东的本溪开设文学基地，与基层文学爱好者建立广泛联系。还通过建立红色文学记忆馆，让读者在了解刊物历史过程中，重温东北解放区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杂志还与高校合作，成立社会主义文艺研究中心，融合刊物资源和高校学术资源。同时注重刊物公众号建设，把纸媒的严肃性与公号的趣味性、纸媒的周期性与公号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形成互补且互动的多层次刊物构建格局。《台港文学选刊》执行副主编练建安介绍说，创刊于1984年的《台港文学选刊》，是我国第一家专门介绍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最高发行量达每期40万册。面对发行量的现实压力，刊物积极拥抱互联网，与“龙源期刊网”“博看网”合作，今年以来，也与知网洽谈了合作意向。下一步刊物还打算与小微企业合作，创办网络平台，盘活创刊36年来积累的5500万字内容财富。上饶本土的民间杂志《三清媚》的主编杨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她介绍说，由三清女子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三清媚》，读者以上饶市乃至县镇一级的女性为主，她们把杂志发到农民中去，上饶市60%的农村女性都拿到过《三清媚》。除了办杂志外，还开设读书会，鼓励女性提高文学素养，为社会贡献正能量。《中国铁路文艺》执行主编杨天祥认为坚持文化自信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保障，他从铁路深度改革触动内核、媒体深度融合进入试水期、广取兄弟报刊之长补己之短三个方面，以铁路职工和文学编辑的双重视角，探讨了当前环境下办刊的媒体融合之道。《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在总结中以《中国作家》为例，介绍了文学版、纪实版、影视版三大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深度融合，使得好的内容从单纯文字后面走出来，向着电影、微电影、电视、戏剧话剧舞台等大文化产业概念转化。她认为，新媒体的强大冲击下，纸质文学报刊的传统传播方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文学报刊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应积极利用新媒体优势，充分发挥新媒体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尊重新一代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趣味的转变，增强文学报刊自身的阅读吸引力和读者粘性，以内容为核心要素，从观念融合、技术融合、机制融合等几个方面不断丰富内容创新。联盟会员大会还通报了经常务理事会议表决通过的联盟秘书处秘书长、副秘书长调整情况。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综合办公室主任宋向伟任联盟秘书长，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张月任副秘书长。大会表决通过增补《中国作家》《小说选刊》《钟山》《南方文坛》等4家刊物为常务理事单位，增补《散文》《时代文学》《莽原》《四川文学》《当代文坛》《大家》等6家刊物为理事单位，吸收《太湖》等11家报刊为会员单位，至此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会员单位增加至144家。大会还讨论审议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评奖办法（修订稿）》。大会表决文/图：中国作家网 李琪

编者按 今年是《新文学史料》创刊40周年。《新文学史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办刊物，刊名由茅盾先生题写。自1978年创刊至今，已不间断地出版四十年，总计出版162本。它已然成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大型“回忆录”、丰富的史料库。四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名家楼适夷、韦君宜、牛汉等高瞻远瞩，创办了这份以收集和保存五四以来文学史料为宗旨的刊物，呼吁老作家撰写回忆录，呼吁文学工作者挖掘、考证史料，希望以一刊之力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五四新文学光荣传统，为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贡献。《新文学史料》创刊号（复刻版）老主编牛汉（左）与老编辑李启伦（右）、黄汶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史料大家朱正回忆，他接到创刊号后立即读了一个通宵，判断道：“这份刊物是必将传世的。”其后的几代办刊人始终不放弃文化责任，于滚滚红尘、商业大潮中保持国家级学术期刊的学术品质，受到作家、学者及读者高度赞扬，被海内外学界视作探究历史、省悟历史、回味历史的一份新鲜可读、饶有趣味的名刊。丁玲的《魍魉世界》、胡风回忆录、日记、书信及《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文联旧档案”、“冯雪峰外调材料”等一大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也刊登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的作家小传、评传及偏重资料性的专题研究、访问、调查、考证、年谱等，如“路翎专辑”、《文坛师友录》、《张爱玲文坛交往录》、《口述历史不可尽信》、《民国时期文人出国回国日期考》等重要史料，既有亲历者个人回忆，又有研究者多方考证的“史家拍案”。阅读《新文学史料》，有助于走进历史现场、感受历史氛围，从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现代作家作品，探寻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真相。《新文学史料》拥有众多忠实读者，很多人从创刊号一直订阅到现在。著名作家孙犁是《新文学史料》的忠实读者，他在世时曾写专文夸赞，称《新文学史料》是他保留的唯一一份刊物，经常用牛皮纸包着放在床头，从不外借。来自安徽的许华斌和许馨父女两代人从创刊号开始订阅、珍藏《新文学史料》。许华斌在双目近乎失明的情况下，靠听力语音帮助女儿完成了史料百期的文献分类，许馨女士的母亲则帮助校对。2003年，许馨女士自编、自费出版了一部《新文学史料百期索引》。集藏《新文学史料》四十年▌谢其章我从1986年开始追求《新文学史料》。我是“杂志控”，不是一本两本零散着买，追求的是“全套无缺”，集配全份杂志，必不可缺的是创刊号。《新文学史料》创刊于1978年3月，彼时我刚刚从农村插队返回北京，工作刚刚有着落，对象仍无着落，四顾茫然，哪里知道抢购《新文学史料》创刊号呢。我没记错的话，《新文学史料》的发行渠道不是邮局（邮发），所以大街上的报刊亭见不到它的身影。我倒是在报刊亭定期买得到《大众电影》《读者文摘》《集邮》《世界博览》。后来发现东单北大街有个“报刊集配部”，可以配到所缺的杂志和报纸（我曾配齐过1958至1966年全份《北京晚报》），我拉个书单给店员，二十几天后便通知你去看看配到了什么。当时不知道世上有本我日后百计求索的《新文学史料》，因此书单里失记。1986年，回城已十年，成了家有了娃，考上了“电大”，开始关注娱乐休闲之外的文学刊物。这才盯上了《新文学史料》，而且发现它不是很容易买到，偶尔在书摊碰上一两本，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那个时候，没有成规模的旧书市场（潘家园报国寺旧货市场九十年代中期才形成），更没有网络书店，因此想配全大非易事。后来结识了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龚明德先生，他在成都，将手里的《新文学史料》复本送给了我，其中有创刊号，我很感谢他。淘买旧书很方便以后，我又淘到了一本十品的创刊号，书贩索价五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开始搜集民国文学刊物，由于动手早，至今已略具规模，现代文学史的名牌刊物大体齐备。阅读民国文学刊物，免不了要查些资料和线索，这下，《新文学史料》便帮了大忙。于此提一个看法，早期的《新文学史料》偏重于主流的史料（大史料），对于一些边缘性史料开掘不够，这是时代的局限（局限于“新文学”三个字），如今已弥补过来相当多了。我不喜欢读研究“鲁郭茅巴曹”的高头讲章，如果将刊名易为“新文学研究”，那只好退避三舍，绕道而行。1996年韬奋三联书店开业，店里设有“期刊角”，《新文学史料》在焉！我两三个月逛一趟，看看新一期《新文学史料》来了么。每次总是直奔“期刊角”，买完了它再逛别的书架，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有时候卖光了，有时候剩下的几本品相不佳。正因为如此挑剔，我的一套《新文学史料》本本均“新若未触”。又过去几年，网络书店兴起，集配旧刊易如反掌，那些为了凑齐数而买来的《新文学史料》，被我一本本调换成品相更好者。你说这是“完美主义”还是什么“强迫症”，我都欣然接受。由于几十年来无节制地淘买旧书刊和新书刊，居家面积和空间已被挤压到“无立锥之地”，有图为证。早期的《新文学史料》装进了一个装电视的纸箱，新买进的只好随处乱塞。如今我按期买的刊物只剩下《新文学史料》了，幸好它还是季刊，如果改版成双月刊或月刊，我真得认真考虑它的“生存空间”了。《新文学史料》四十岁了，我也老了四十岁，人书俱老。回望四十年来之辛苦路，感慨无端，写下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却是真心话。致敬前辈——在《新文学史料》创刊40年之际▌郭娟 （《新文学史料》现任主编）在纪念日，易于感怀。我见过楼适夷楼老，在他家中，为了编他的一本散文选。他拄杖从里屋一步一顿地走出来，应该说是“挪”出来，却倔强地不让人搀扶，个子不高，却自带气场。这是当时我见过的最老的老头儿，那时我二十多岁。楼老，本人即是新文学史中的人物，与鲁迅都有那样深的联系；他资历老，对文艺界的事是清楚的，不隔。所以他说，应该去向某某组稿，或者，这个问题，你应该让谁谁写一写回忆，那是很切实到位的指点。我看过他写给牛汉的信，感到他对《史料》付出很多心力，操心很细的。韦君宜韦老太，我只在协和医院见过她一面。那时她已失语，躺在床上，一双眼睛却是闪亮的、骨碌骨碌转动。后来编她的5卷本文集，看回忆她的文章，我才比较多地了解她。她总是洋溢着青春热情，凡事亲力亲为。在筹办《史料》之初，她去拜访茅盾，请他带头写回忆录，茅盾就带了头，还题写了“新文学史料”刊名。她大胆起用牛汉，牛汉那时还没有正式平反，牛汉就将《史料》办成了名刊。牛汉先生给我很多鼓励。接触较多。他骑自行车，很潇洒地打招呼的样子；他朗诵诗作的样子；他讲话，长长叹一口气的样子；他弯下魁伟的脊背、蹒跚着迈步的样子……记得他说过、写过的一些话——“《史料》要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也是很难。但绝不能回避，更不能歪曲。”“《史料》在我看来，不能只看重左联，应该反映文学史全貌。应包括各流派的作家作品，以供大家研究……哪怕有问题可以批评。”牛汉先生郑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探求历史真相的勇气，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对于《新文学史料》而言，求真，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是宗旨；真即是善，即是美。歪曲，回避，片面，都失真。陈早春老师也是这样：他早年执着于考证“杜荃是谁”，不为尊者讳；他一直为还原冯雪峰真实的历史形象持续不断努力，也是求真。还有李启伦、黄汶老师，他俩对坐办公桌，默默做案头工作，李老师高度近视，看稿子贴得很近，像是“闻”稿子。牛汉评李启伦：非常认真，踏实可靠。黄汶老师也是这样。许多作者记得他们的名字。这些前辈留下的气息、氛围、气场，罩着我们，如培元兄的书名，我们与前辈的魂灵相遇。我们的前辈太强大了！就说创刊号上的《致读者》和《征稿启事》，写于40年前，写得那样大气，开放，周全，立意高远，又诚挚具体。曾以为我主持《新文学史料》小有创制，其实，都没跳出前辈画下的圈。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受着前辈的荫蔽。所以感恩，致敬。致敬前辈，就是致敬传统，并努力承续他们留下的事业。值此40年纪念日，一瓣心香，致敬前辈，伏惟尚飨。来源 北京晚报流程编辑 TF003

朱燕玲先锋是一种精神气质何平：广东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前沿。《花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花城》创刊之初，其“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的办刊方针显示出它视野的开放和包容。《花城》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赋予《花城》怎样的精神气质？朱燕玲：《花城》诞生于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人激情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创造力被大大激发。广东人思想开放，在历史上有革命的传统，此时划为改革的前沿试点地区，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更加凸显。又因广东地理上毗邻港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客观上得到海外资讯的便利大大强于内地，这才使得创刊初期的《花城》有可能设置那么丰富的栏目，打破常规，迫不及待地向读者介绍国际文坛的作品和思潮。40年后的今天再翻看，仍然能感到一股海洋之风扑面而来。可以说《花城》诞生在一个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根植于沿海的土地，先天就带有了开放的基因、敢作敢为的精神气质。何平：《花城》有诸多有影响的栏目，比如1983年的“作品争鸣”，1994年的“新小说”，1999年的“实验文本”，2004年的“花城出发”，2016年的“新媒介文艺前沿探讨”，2017年的“花城关注”……《花城》被文学界称为“先锋文学的摇篮”。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先锋”具有复杂性和流动性，作为《花城》“先锋转型”的参与者想必你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能具体谈一谈吗？朱燕玲：在我看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作品与争鸣”栏目来自于创刊早期打破禁区的强烈愿望。“新小说”栏目设立后推出了小说家韩东以及新人朱文和李冯，可以说及时抓住了上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重整旗鼓“续航”远征的契机。为什么大家现在常说《花城》是先锋文学的摇篮或者先锋文学的重镇？我想是因为《花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刊登先锋作家的作品，虽略晚于《收获》，但保持先锋的姿态更持久，而这些在《花城》成长起来的先锋作家，也更持久更鲜明地保持着先锋的个性，直至今日。我觉得，不要狭隘地理解先锋。先锋应该是一种精神气质，它是年轻的，勇敢的，也是理性的。它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单说技巧，它在今天也已经不知不觉融入到几乎所有作家的写作之中。这也许就是你说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吧。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和发现何平：《花城》四十年并不是只追求先锋性和实验性，我的阅读观感，《花城》同样是改革开放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你有着怎样的理解？朱燕玲：这里的先锋性和实验性，都是指文本意义上的。而我更愿意将先锋扩大至一个精神性的层面。这样理解，才更能看出《花城》40年办刊，其实有一条线贯穿始终：40年来，虽历经多任主编，风格和侧重点有所不同，由现实主义基调、报告文学主打，到实验色彩渐浓、鼓励文本创新，到文学策展、品牌运营，都无不保持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和独立担当勇气，每一任主编都很珍惜这个纸墨园地，不敢懈怠。何平：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新世纪前后，毕飞宇、李洱、韩东、北村、吕新、陈染、林白、艾伟、东西、鲁羊、朱文——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得很长，这些当时的青年作家最重要的小说几乎都发表在《花城》。他们的年轻锐气带动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绝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花城》今天依然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和发现，你觉得今天的青年作家群体和当年这个青年作家群体之间有差异吗？朱燕玲：是的，现在看，这个阵容十分强大。但当年他们也是一个个扎扎实实冒出来的。现在，最大的“90后”也快30岁了，而当年那批作家，在这个年龄，已经各自有非常不俗的表现。虽然“90后”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和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是必然的结果。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更有个性的作家一个个脱颖而出，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花城》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寻找这样的新人。何平：《花城》的诗歌栏目对汉语诗歌，尤其是长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早期朦胧派诗人第三代诗人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诗人都在《花城》有诗作发表，《花城》有没有自己的择选标准和尺度？朱燕玲：《花城》确实一直保持对诗歌栏目的高度重视。《花城》之所以坚持刊登组诗、长诗，是觉得推出一个诗人要有充分的说服力。组诗或者长诗才能较完整体现一个诗人的风格和面貌。我认为好的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应具有崇高的精神力量，感知众生，悲悯为怀。我不反对写日常、写细小的事物，但我反对口水诗。我还认为所有好的文字都该有诗性——小说、散文、甚至评论。优秀的诗歌是可贵的，因此诗歌不能沦为版面的补白。希望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何平：《花城》是重视文学文化批评的文学杂志，设有“花城论坛”“现代流向”“思无止境”等栏目，这两年还有“域外视角”，诸如陈晓明、程光炜、谢有顺、王一川、陶东风、南帆、王岳川等人都在《花城》上发表过评论文章，《花城》的文学文化批评更注重什么？朱燕玲：《花城》这一块的栏目名称多变。“现代流向”栏目曾经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学者的文章，既有学术性也有思想性。而“思无止境”栏目，可以看成是“花城论坛”和“现代流向”的合体，再加上“花城关注”栏目里的点评部分，一起形成每期刊物里有点有面的效果，反映出对当下文学现场的观察、对文学和文化思潮的评判。“域外视角”注重的是海外资讯，我发现对同一个问题的解读，海外有可能提供非常不同的视角，在思维方式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而和北大网络文学研究院的合作，则源于我的一个想法：要研究青年写作就必须研究青年兴趣，而青年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个特约栏目，借北大师生的视野，引进他们对前沿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一本原创文学期刊里的文学文化批评，往往是点睛之作，应反映出办刊者的观点、眼界和趣味。《花城》首先排除掉太学院派的学术论文，更注重发现和表达，希望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实际上接近学术随笔。何平：2017年，我开始和《花城》合作“花城关注”栏目，你的预期是“集《花城》品牌栏目‘花城出发’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的实验性为一体”。时至今日，这个栏目已经坚持快3年了，不知道这个栏目是不是达到你的预期了？朱燕玲：这个栏目的效果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成为了我们的王牌栏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原来的设想是做一个能够及时反映文学现场的栏目，尤其是反映青年的写作状态，相当于一个文学观察员，这个观察员不能是个书斋里的评论家，必须要有巨大的阅读量和新锐的学术思想做基础，要非常关注年轻作家并有经常的互动，要既敏锐又有行动力。“花城关注”栏目除了有访谈，还增加总评，突出问题意识。何平：《花城》以“独立精神，人文立场，新锐主张”为办刊宗旨。面对当下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形势，《花城》的办刊理念会作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文学现实？朱燕玲：载体的改变固然会影响对内容的需求，但内容为王不会过时，我们仍然有用武之地。相反，网络的发达，反而使纯文学的传播也有了新的途径。我们应好好利用这些途径。虽然纯文学小众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多元的社会提供了拓展文学边界的机遇，跨界的、跨阶层的、跨年龄的……不断革新的文学才会有生命力，开放、融合才会推动社会发展。原有的办刊方针依然适用，那是我们追求的精神高度，是《花城》的品牌价值所在。我们会以纸刊为核心，做更多尝试，搭建一个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总之我们在做的是有关心灵的事业。

作者：周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向世界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国策。习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国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更规模化、更成功地实施这一策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学术界对海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路径和模式研究成果颇丰。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然而，我们文化输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较为艰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翻译的书籍在国外并没有真正地打开市场，为世界所接受。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并探索如何真正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中华文化“走出去”受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传播的文化与输入国所期待接受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诚然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出版设计水平也非常高，对外译介成果非常丰硕。然而，最终得到其它国家本土读者认同的译本却并不多。以我们现当代文学传播为例，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译本还是由西方本土译者所选择并翻译的译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文化传播策略，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上所述，翻译策略研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则有可能造成译本不为受众接受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将文化传播过程分为接触与显示、选择和采纳融合三个阶段。大量译本推向世界只是使我们所希望传播的文化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受众如何进行选择这一阶段就成为评判传播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采纳的关键环节。目前我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将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著作译介并传递出去，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是否有效地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领域：海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几乎很少去关注。针对这一现状，对海外权威学术期刊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他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确立以受众为重心的传播方式，并力求找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更有效地为目的语国家所接受，最终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学术期刊，体现了学术前沿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哈佛大学历来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美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哈佛大学历年来名家辈出。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以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机构、院系和刊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汉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刊于1936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的权威级期刊，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学术界的风向标之一。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旨趣，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对《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千禧年以来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分析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为我们深入分析接受国的“期待视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让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进行文化输出，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首先，不同的文化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重要的论文得以一窥究竟。从历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论文来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戏剧等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然而，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阈并不囿于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研究视角，而是立体的、多维度、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元化研究。同时，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并运用西方文论中新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科林·霍伊斯的长篇论文《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同期的长篇书评《狐狸与鬼魂：纪昀与十八世纪文人讲述故事》；书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物品》；阿尔弗雷达？默克的《中国宋代的诗歌与绘画》；著名西方汉学家袁苏菲的两篇书评《17世纪中国的戏剧家和文学游戏》、《欲望戏剧：早期中国宋朝戏剧的作家、读者以及再生产》，以及论文《蟒袍礼物：“金瓶梅”中物的流通》等论文都是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对经典文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解读的代表性作品。当代美国汉学巨匠宇文所安的《诗经的再版》、《唐朝的手抄本遗产》，《早期中国经典诗歌的形成》这三篇文章则不仅仅将研究视角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将文学与文学生产与传播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同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试图挖掘被经典文学话语排除在外的私人性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一道丰富了我们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同样拓展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有对西方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生活》进行的长篇评论。而《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则探究了现代性与中国休闲文学这一较少受主流学术话语关注的领域。这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给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指导我们在外宣工作中采用更为丰富、灵活、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的战略，从而打破学术/非学术、经典/大众、菁英/通俗话语的疆界，找到我们文化输出与海外接受的契合之处，将中华文化更有效地引入国际视野。其次，海外学者把以前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传统之外的边缘声音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关注性别、族群、地方话语等问题。例如，著名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的书评论文《剑与绣花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女侠》、《美女与小说：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其它如《清朝的性别与文本政治：<正始集>研究》、《发声的女士：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性别与男性群体》、《女鬼：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作为作者的她自己：晚清中国的性别、代理与写作》等大量的书评和论文可以看到性别研究在当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其它如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杭州、安徽等地方文化的论文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第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涌现不仅吸引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也为我们对外传播打开了新的思路。大众文学期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不仅挑战了传统主流文学的出版模式，拥有大量的文学受众，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状况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拓展了新天地。总的说来，过去我们对外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外宣模式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近年来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同样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西奥多？D. 哈特斯撰写的《文体问题：文学社团与现代中国的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的书评就向我们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团体以及我们学界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大众文学期刊的研究兴趣。该著作的作者迈克尔？霍克斯（贺麦晓）是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他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成为近年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多维度、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政治偏见使我们在分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话语。但总的来说，海外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使我们在文化输出时必须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在文化输出时最终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过去在外宣过程中由于对目的语国家的需求不够重视，造成我们的文化输出常常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相割裂，因此我们的对外输出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优秀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时，在文化输出时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旨趣以及文化差异，是我们当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简介：于2006年获得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于2014年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08CWW005），以良好的成绩结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3&ZD127）。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专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其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来源：光明网）

白之十分看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运用。其译研所涉领域广博，从唐诗宋词到元杂剧，从明传奇到清代小说，再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他均有独到见解。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1925—2018）是饮誉世界的中国文学专家与翻译家，专攻中国话本小说、古典戏曲及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他对明清戏曲的研究，执西方汉学界之牛耳。白之生于英国兰开夏郡，并在英国完成了所有阶段的学习，毕业后供职于母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长达12年（1948—1960）之久。白之在英国为自己一生的汉学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欧洲汉学对白之有着十分深远的学术影响。白之的汉学生涯恰好见证了英国完整的汉学专业时代，他是一位较为典型的成长于英国、由学院式汉学逐步向专业汉学过渡的汉学家，并成为《斯卡伯勒报告》第一批受益学者之一。无论其身处英国还是美国，他始终以英国第一代专业汉学家的身份，亲历了英国专业汉学发展流变历程。在漫长的译研路上，白之始终恪守以学术为本位的原则，所有汉学成果均由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国文化而取得。在1960年移居美国之前，白之作为英国少数几位中国话本小说研究专家，首开中国古典戏剧研究新局面。其博士论文《古今小说考》是英国第一部关于《古今小说》（又称《喻世明言》）的专著（内含小说的译文、论文长达499页）；1958年刊行的《明代短篇小说选》使其成为最早将中国神仙志怪小说翻译到西方的人。移居美国之后，白之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学术精神，其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一卷》（1965）和《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1972）是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汇集并译介成英语的选本文集，成为许多美国大学的指定教材，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进中国代表著作系列。他还是第一位将《牡丹亭》进行全本译介的汉学家，其《牡丹亭》全译本（1980）的译介水准被学界视为无人能出其右，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编撰的《中国文学流派研究》（1974）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与哈罗德·阿克顿、陈世骧合译的《桃花扇》（1976）为西方读者呈现出了最优秀的英译本；其晚期译作《明代精英戏剧选集》（1995）被列入《亚洲经典翻译系列丛书》，学界视其为“欧美汉学史上首部较为详细地介绍中国明代古典戏剧的著作”。白之《娇红记》全译本（2001），首次为西方读者揭开了“为爱而死”的主题。除此之外，他还选译过《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镜花缘》等其他诸多中国文学经典。从中国元明巨制到20世纪新文学，白之皆予以专文探究。白之在毕生挚爱的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笔耕不辍，浸淫于斯，在西方汉学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在历经社会动荡的洗礼与淬炼之后，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在文学形式与创作技巧等方面均取得了累累硕果。面对中国文学的林林总总，白之始终表现出极高的学术旨趣，无不竭力研究，可谓穷尽毕生之力。白之作为学术主体，是中西文学文化双向阐发，以及互识、互鉴、互补的极好范例，很好地响应了“将汉学的发展演变放在各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李学勤语）的学术呼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一名兼具欧美双重学术背景的汉学家，且受日本汉学影响，其学术个性是基于民族历史、个人成长环境及其本人对文学审美的追求等因素共同铸造而成，也由此决定了他在世界汉学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及意义。白之的汉学评论与译研致力于跨文化的比较视域和方法创新。自20世纪40年代白之选择中文作为自己专业的那一刻起，他便与汉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写下不少书评，多刊于《亚洲研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国季刊》等有着重大影响力的海外汉学研究刊物。其评述往往精练、客观公允，并能适时提出建设性学术建议。他十分重视对海内外汉学研究学术前沿的把握，及时向西方世界评介中国优秀汉学著作，为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打开了另一扇重要窗口。纵观其汉学生涯，白之坚持译研结合，在跨文化的比较视域下，始终以文学为中心来开展汉学译研活动。白之十分看重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运用。其译研所涉领域广博，从唐诗宋词到元杂剧，从明传奇到清代小说，再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他均有独到见解。首先，从其译研内容上看，以中国文学为基础，主要涉及明清白话小说研究，代表作有《明代短篇小说选》等译著，以及被西方学界视为首篇从结构形式角度切入、系统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话本小说的形式特点》等著述。在中国古典戏剧研究方面，代表作则有《牡丹亭》全译本、《桃花扇》合译本、《明代精英戏剧选集》选译本、《娇红记》全译本等译著，以及《元明戏剧的翻译与移植：困难与可能性》等论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五四”时期的小说》等文章。其次，从方法论上看，白之作为专业汉学家有着与前辈学者不尽相同的研究路径。他的研究在西方传统文献方法的基础上，注重从思想比较视野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实现了对前辈学者史迹考察研究范式的转向。值得关注的是，白之在中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综合借助文献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中外学者也不啻为一大启发。1960年，白之携妻带子移居美国，供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直至1990年荣休。荣休之后，他继续任该校荣誉教授，虽退出教学一线，实际上却是退而不休，继续进行汉学研究。经修改完善的《中国神话传说》（2000）及《明代精英戏剧选集》《娇红记》全译本（2001）等译著皆是其晚年力作。白之长期活跃于汉学教育教学一线，诲人不倦。其为人为学对英语汉学界的学术思想抑或对众多汉学新秀的精神涵育，都起到了积极的激发和影响作用。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白之在英国安然离世。纵观其一生的汉学之路，从中国古典文学到中国新文学，皆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译研对象，其各类汉学研究成果及长期坚守的一线教学活动，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余晴 葛桂录精彩推荐：融通中外翻译学术话语体系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翻译探究呕心沥血的翻译家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古今文学研究》编辑部面向全国约稿啦约稿函各位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朋友们:你们好！《古今文学研究》是义乌市文联古今文学研究院创办的纯文学刊物。本刊以研究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引进、介绍、赏读中外名家名作为主要内容，是浙江文学百家内刊联盟团体成员之一。现特向国内的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朋友们隆重约稿！本刊欢迎名家，不薄新人，按质选稿，不讲人情。我们相信文字质量和思想深度是检验刊物优劣的最高标准！自2020年元月一日起，本刊“文学研究”、“文学评论”以及“作家访谈”三大栏目面向全国征集优质稿件，稿费每千字200元（本院成员除外）。“文学研究”栏目文章要求:有关中国古今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及中外文学比较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文学评论”栏目文章要求:对某篇文学作品(或者某种文学现象，发展趋势等）发表你独到的看法，用评论家的眼光去剖析和挖掘，就它的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等作出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作家访谈”栏目文章要求:通过访谈录的形式，对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进行深入的采访解析，揭开作家们别开生面的一幕。通过特定人提问或自问自答形式畅谈写作习惯、写作信念、写作技巧、阅读兴趣、消遣爱好等。以上来稿以5000字左右为宜，请用电子文本（A4页面，正文4号宋体）发至指定邮箱：gjwxyjybjb@163.com。稿件请注明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联系方式及所投栏目名称，以便交流意见及稿件发表后寄送样刊。所有来稿文章必须为原创作品，杜绝抄袭，一经发现，即交本院法律顾问酌处。静候佳作！顺颂文祺！ 《古今文学研究》编辑部2020年元月本文图片文字均来自网络，资讯由驿站编辑搜集整理，版权属于原版权方，如有侵权/错误/不实，请联系小编处理删除，谢谢～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分册↑日前，国内首套将“文化自信”方针与中国散文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丛书——《文化自信与中国散文丛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丛书为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立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重新发现中国散文的价值，发掘中国散文丰沃的思想文化和审美资源，旨在从散文研究的角度切入，讲好中国文化故事。— 时代命题的学术性回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我们的文化自信既要建立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要坚持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既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充当代社会文化感应器的一种重要文体，中国散文在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推动文化自信的贯彻落实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因此，本丛书的出版已超越了一种单纯的文学体裁研究，而成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当代重大时代命题的学术性回应，同时也是大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的学术实践。— 散文研究的创新性突破 —本丛书由国内顶尖的散文研究名家吴周文、王兆胜、陈剑晖担任总主编领衔，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散文学会、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一线知名学者担任分册著者。丛书视角新颖，从中华民族精神、“和而不同”精神、“文以载道”精神、家族文化等专题切入，多维度地对中国散文进行了全息性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创新价值。丛书甫一问世，便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原副会长孙绍振先生认为：“该丛书用时代精神去弥纶、整合中国散文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做到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东方与西方的多向度耦合，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丁帆先生认为，本丛书“针对中国散文面临的问题，以‘散文文化’的原创概念贯穿整体的研究体系，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极具个性，体现出极强的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林非先生评价：“本丛书从‘散文文化’的四个维度出发，将其细化、拆分为若干独特的角度进行专题论述，构建起全面而细致的立体研究体系。每册所涵盖的研究内容在已有的散文研究当中极为少见，具有极高的学术创新价值。”—《文化自信与中国散文》书目信息 —主编：吴周文 王兆胜 陈剑晖书目：1. 散文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陈剑晖著）2. 家族文化再造与中国当代散文（葛杰、何平著）3. “和而不同”与中国散文（李继凯、任竞泽、马杰等著）4. 散文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梁艳萍、刘琴琴、周圣男著）5. 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王兆胜著）6. 散文文体自觉与审美诉求（吴周文著）7. “文以载道”与中国散文（杨庆存、朱丽霞、杨宝珠、薛方媛著）8. 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散文艺术精神研究（周海波、王金胜著）— 主编简介 —吴周文，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研究，在《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300余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散文十二家》《散文审美与学理性阐释》等多部著作。曾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扬州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等职务。王兆胜，1963年生，山东蓬莱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专著16部、散文集4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表论文30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转摘60多篇。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等。陈剑晖，现为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资深特聘教授，曾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东散文研究会会长、全国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终评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杂志编委。出版《诗性散文》《诗性想象》等7部散文研究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4篇，先后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15种奖项，主持国家课题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