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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思考。考察70年研究成绩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文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并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张福贵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别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的体系建构来探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倡导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融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李永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三者的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在寻绎现当代文学研究轨迹和话语模式时，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另辟蹊径，引入经济学方法，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分析，客观、立体地呈现出7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侧面。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谭桂林的《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提出“知识谱系生成与时代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内核的理论话语模式。孟繁华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分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三种历史形态，认为其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审思现代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现代文学传统是2019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温儒敏的《“五四”辩证》倡导在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评价“五四”，认为“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陈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复兴，它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特征。郜元宝的《走出百年文学的两极摇摆》探析了“五四”作家处理“文章”和“实用”关系的不同方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融通“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的复杂关联。文学传统是在文化更新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自新运动，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改良话语”“批判话语”和“自审话语”三种形态上。这些话语类型为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树立了方向性的路标。刘勇的《五四新文学何以“现代”》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与语言的现代化，两者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王本朝的《白话如何成为新文学》认为，正是由于白话文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双向发力，才使新文学获得了殷实的成果。高玉的《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从语言本体论视角出发阐释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的现代化变革密切相关。聚焦“茅奖”获奖作品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现实主义小说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在传统与现实的联动中，现实主义小说“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刘大先的《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肯定“礼乐观念”对于《牵风记》中国气象生成的功能作用。文章认为，这种人生艺术化的诗性叙事超越了对人性的生理和心理认知，也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达到了关于人生感、历史感与宇宙感的抽象哲思境界。吴义勤的《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强调“秦腔”之于陈彦重构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文章认为，《主角》将传统戏曲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渗透于故事叙述中，实践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谕功能，并将僵硬机械的教谕转换、再造为艺术和审美的化育。思想和艺术是文学创作不能析离的范畴，两者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借助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而其深厚的思想内涵也促进了艺术形式的创新。王春林的《〈人世间〉：民间伦理立场与史诗性书写》将《人世间》视为一部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的历史画卷。王春林认为该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于：一方面营造了以周秉昆、周秉义与周蓉三兄妹为中心的一种辐射性伞状艺术结构；另一方面在坚持民间伦理本位叙事立场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史诗性的思想艺术品格。李德南的《抒情的史诗——论徐则臣〈北上〉》认为，徐则臣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构建了个人的叙事美学，这主要体现在内在书写方式和外在结构形式上；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的辩证融合，徐则臣写就了《北上》这部抒情的史诗。阎晶明的《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形象地将《应物兄》比作一栋容积率极高的“塔楼式”小说建筑。在此建筑内，人物是穿梭的，故事是推进的，悬念一环套一环，但整个场景又让人感觉是平面的，是动感的、嘈杂的平面图。纵观2019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学术热点外，学界还关注史料开掘与阐发、文学史的重构与阐释、学科本位意识与跨学科品格、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文学传统的建构与延传、文学语言与话语模态、社会思潮与文学生态、作家作品的再解读等议题。此外，一些新的议题，如图画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标准、网络文学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形态、媒介生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性与民间文学资源开发等，也成为学界瞩目的新动向。伴随新方法、新概念和新话语的运用，这类研究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浓郁的时代气息及缜密严谨的学理分析，拓展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性，进而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翔宇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自1980年代兴起“方法热”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如叙事学、结构主义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为研究者打开了进入文学世界的另一扇窗，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并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利与弊总是相生而存，过于热闹的方法热，也容易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的眼花缭乱和求新急切的空疏学风：不重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而是忙于用各种时髦理论阐释现代文学的诸多命题，也产生了一些主观臆断之论。 　　在西方理论方兴未艾之时，已有学者意识到史料的重要性，呼吁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而始终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增砖添瓦的解志熙，也认为现代文学虽不算久远，但已成为一段有起止时间，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历史对象，理应给予更加客观、全面的审视，不仅要重视史料，还要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针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解志熙還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应加强“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当然，他更希望研究者能做到两者互补，让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观性的批评激情和客观性的学术规范之间达至某种合理的均衡。 　　作为一位颇具学术个性的学者，解志熙始终保持着对史料的重视和对传统学术方法的钟情。当很多同行开始尝试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跳出现代文学领域进入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时，他却紧步为现代史料学奠基的前辈樊骏、马良春、孙玉石、刘增杰等学人的后尘，在现代文学这块领地内辛勤耕耘，先是把传统文献学的“校注”吸收转化为批评性的“校读”，用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考辨、校注和批评；后又提出并践行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研究模式，把作家、作品及其一切与之相关的文学背景综合起来，进行叙述和透析。由于这两种方法或路径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且与中国传统治学理念密切相关，因此，具有了典型的史学品格。 　　虽然解志熙早期的专著《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无不受惠于西方文论，但他重视史料和传统治学方法则一以贯之。在这两本专著中，解志熙以史家的眼光追根溯源，考察存在主义和唯美-颓废思想的兴起、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形，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周详的考证和文本细读，证实了这些思潮不仅在中国确实存在，且何以会存在的命题。论者在考察其渊源流变时，尽量用当时的原始报刊说话，让史料自动“现形”，不仅反映出他扎实的西方理论学养，还彰显出“博通古今，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方法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深刻烙印。 　　在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主导学者批评与研究思维的是“作家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受此影响，作家和作品研究往往成为一种静态的观照和封闭的分析，忽略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关联，只剩下孤零零的纯文本解读。针对这种研究模式的不足，解志熙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路径——“文学行为叙论”。“叙论”顾名思义，是对研究对象的叙述兼评论，论者不再囿于单纯的文本解析，而是钩沉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大量史料作一综合评析。而“叙论”作为一种论说方式，同样彰显出古典化的史学品格。如论者为1940年代出现的“知性散文”命名，融合时代特征及作家的个人经验分析这一文体的渊源由来和美学特质，及其代表作家的文风特点，并结合现代散文的发展流变，揭示出1940年代的知性散文对于矫正1930年代杂文的峻急、情调散文的煽情和幽默小品的轻薄不无裨益。通脱、风趣的知性散文，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天地，又深化了散文的思想境界，此一叙论可谓在史料钩沉、梳理的基础上，填补了现代散文发展链条的某些空白，别开生面。

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思潮澎湃，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构建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观念与版图”。围绕该问题，由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主办的“跨学科：现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10月12—13日在山东威海举行。华文文学备受关注华文文学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学百年版图的重要线索之一。20世纪以来，华文文学迅速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界定，也一直伴随着争议。在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看来，世界华文文学概念存在模糊性，但也为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方面，世界华文文学的各部分都是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们要么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要么是外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华文文学包含了跨民族、跨文化的因素，也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组成部分。鉴于世界华文文学或华人文学的复杂性，世界华文文学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不应该是孤立的学科。陈思和提出，应从跨文化、“大中国”观的视野将华文文学纳入中国文学谱系中。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炳辉也表示，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突破了传统中国文学概念的国别文学视域，有效拓展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视野。如何处理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关系？暨南大学教授王列耀认为，华文文学、华人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史视角，在“文化中国”的全球化场域中，可以有效沟通本土与海外。在山东大学教授黄万华看来，海外语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一条重要线索。晚清陈季同的旅欧写作即是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一个重要起点。陈季同倡导中华文化，但在写作中也蕴含自觉的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意识。由此展开的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从世界看中国现代文学史21世纪初，不少学者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问题。陈思和认为，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就是要在其与世界的关系中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质。这个“世界”既是推进文学演变的宏大自然背景，又是文学演变本身。我们应该视中国文学为世界的一部分，并与世界相互呼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破学科壁垒，关键是要在贯通性的视野里考察文学的演变与延伸，改变过去把海外华人文学视为中国文学补余或点缀的观点，进而推动二者的平等对话。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谭桂林表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构建起了完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知识谱系。世界性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必然要出现和面对的一个新话题。这是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的一次学术视角的转移，是现代文学知识谱系建构上的一种话语创新，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突破西方理论影响和话语的遮蔽、努力建构中国话语、强调中国主体的一种尝试。重视人文精神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文学史料学的研究转向。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认为，这一转向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思路由宏大叙事转向实证主义和史料论。在某种意义上，实证主义和史料论的转向是对过度的宏大叙事风潮的调节。我们应当重视史料研究，同时要避免研究走向边缘化、细碎化。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表示，以“资料整理、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为主旨的文学研究项目呈现繁荣发展势头。文学史料发掘固然重要，但不能忽略研究者的主体性和价值观的呈现。此外，目前影响文学史走向的关键性史料仍然缺失，应推进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马兵认为，史料收集固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内循环式的封闭研究，必须警惕只有史料而没有思想统领的情况。张福贵认为，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昂扬向上的宏大叙事时代和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实证主义的复兴时代，当下文学史研究应该重提人文精神，建构以人类价值为本位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用人类价值衡量文学史写作、作家作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文学人文情怀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成为文学的主题，也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和尺度。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1内容简介在西方和中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本解释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术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地对经典文本的阐释的过程。该书分为十讲，所讨论的不是哲学层面的所谓“本体论阐释学”，而是文学批评层面的“方法论阐释学”。故书中着重介绍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关于文学作品解释的传统，力图将文学阐释的观念、方法与诗歌的注释形式、文集的编纂方式结合起来考察，从中见出某种共同的“阐释学眼光”。目 录绪论 阐释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一讲 中国和西方阐释学主要原理和原则第二讲 关于中国文学阐释学方法的“右文说”第三讲 诗歌、诗人与解释者的关系以及解诗原则第四讲 诗之比兴与易之象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解释观念第五讲 言意之辨以及诗歌的理解与解释第六讲 诗歌“本义”与诗人“本意”的追求第七讲 历史背景决定诗意理解与解释的观念第八讲 典故密码的破解以及与作者对话第九讲 从去意图、尚韵味到反诠释、非诗史倾向第十讲 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诠释观念余 论 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后 记2内容简介该书内容包括陶潜、陆机、王弼等人的研究以及清谈、文会、玄学等的研究，探讨了魏晋哲学文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书中所收文章探讨的多是该领域重要的学术问题，并有不少创获和突破，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该领域研究者必读的文集。目 录“通侻”——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从建安到太康——魏晋文学的演变陶诗“任真”说陆机与六朝文学中的唯美思潮清谈与文会——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与文学传播的新方式关于魏晋清谈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清议”词义考从王弼答裴徽问论魏晋玄学的思想纲领与论述策略略论魏晋玄学的宗旨及相关问题魏晋玄学与清谈之先驱人物荀粲考论刘宋“四学并建”考论附一：评《世说新语》英译本附二：《世说新语》近代校笺注疏择要评议3内容简介在唐宋词的创作中，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对前人诗歌的接受。唐宋词人接受前人的诗歌，其数量很多，质量也很高。他们正是在广泛学习借鉴前人作品的基础上，转益多师，以故为新，才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该书主要关注的是唐宋名家词人对前人诗歌的借鉴和化用，兼及文章（以辞赋为主）和词。这些唐宋名家词人有温庭筠、韦庄、李煜、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通过对他们接受前人诗歌情况的全面梳理和分析，研究他们如何借鉴前人的诗歌为自己的创作服务，终使词成为“一代之文学”。目 录第一章 温、韦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二章 李煜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三章 晏殊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四章 欧阳修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五章 苏轼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六章 晏几道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七章 黄庭坚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八章 秦观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九章 贺铸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章 周邦彦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一章 李清照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二章 辛弃疾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三章 姜夔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四章 史达祖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五章 吴文英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4内容简介该书选取作者自2008至2016年发表的20篇论文，主要内容包括理学与文学、诗派形成原理、文章学，以及做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宋代科举与文学》、《宋元文章学》）后意犹未尽的相关文章。大致按原发表时间先后排列，部分文章作了些许修改或补充。因作者此前曾出版过论文集《宋代文学探讨集》，本稿与前书性质相似，故命曰《宋代文学探讨续编》。目 录四川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序 祝尚书论宋人“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论南宋的文章“活法”从宋代台阁体的繁衍看文学体派的形成机制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王安石“道德性命”之学及其对科举的影响论赋体类书及类事赋试论我国科举制度延续千年的原因科举守护神“文昌梓潼帝君”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试论王应麟《词学指南》的价值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略论《宋登科记考》的体例唐宋制科盛衰及其历史教训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体四六”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关于文章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续修四库全书·宋别集》收书商榷谈《蒙川遗稿》十卷、四卷之关系后记5内容简介该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南宋书棚本与江湖派研究，涉及陈起、张良臣等江湖诗人生平事迹考证，书棚本唐人小集、南宋群贤小集、《江湖前后续集》《江湖集》等江湖派基本文献研究；第二部分是元代文学文献整理，在对海内外公藏元刻本进行目录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对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元刻元人别集进行叙录，并对《全元文》所收虞集、杨翮文进行辑佚；第三部分是元代文学文献考证，以个案的形式对伪托虞集的《杜律虞注》、伪托夏天祐的《正思斋文集》、伪托释明本的《梅花百咏》七言绝句进行辨伪，并考证韩璧《云樵诗稿》、杨翮《佩玉斋类稿》等稀见元人别集版本的文献价值；第四部分是元诗接受研究，包括日本五山时代与元朝的文学交流、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目 录四川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序Ⅰ 版本目录学与宋元文献(上)——书棚本与《江湖集》第一章 陈起和书棚本第二章 《江湖前、后、续集》与《江湖集》求原第三章 书棚本唐人小集综考第四章 宋刻《南宋群贤小集》版本发微Ⅱ 版本日录学与宋元文献(下)——元刻本与元人别集第五章 清代私家书目二种考证第六章 元刻元人别集调查与叙录第七章 稀见元人别集版本研究Ⅲ 虞集诗文著述辑考第八章 伪《杜律虞注》考第九章 《全元文·虞集卷》佚文篇目辑存第十章 《虞集全集》补遗Ⅳ 元人诗文总集研究第十一章 释明本《梅花百咏》考辨第十二章 《青云梯》和《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所录元代江浙乡试赋题考第十三章 清人编元诗总集二种研究Ⅴ 元诗接受研究第十四章 五山时代前期的元日文学交流第十五章 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第十六章 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论著原始出处后记6内容简介该书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历史逻辑与共时的文化语境相结合的方法，力求能在历史逻辑与共时文化层面深度揭示明代诗学的特征及在中国古典诗学史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揭示出“文学经典意识”与明代诗学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该书主要从两条线索对明代诗学进行研究，第一条是诗学发展逻辑线索，研究中国古典诗学发展至明为何发生了转向，明代诗学在“文学经典意识”之下如何展开与发展，及在诗学发展过程中明人“文学经典意识”如何发展成熟的；第二条是论争辩难线索，考察明代诗学在论争中深入发展及明人的“文学经典意识”的明晰与深化。所以，本书中“明代诗学”与“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是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这也造就了明代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地位与独特样态。目 录绪论第一章 明代诗学面临转向第二章 文学经典意识在明代诗学中初步形成第三章 七子派的格调理论及其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与成熟第四章 文学经典意识与竞陵派选评《诗归》第五章 明代诗学论争与文学经典意识的明晰与深化结语参考文献7内容简介中日之间一衣带水，文学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江户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勃兴，当时输入日本的中国小说得以广为接受。通过不同时期的文化过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五部小说与日本文学和文化相互融合，呈现出不同的文学特质和表现形式，体现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该书关注日本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四大名著”，因为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差异，四大名著不仅指大众通常所熟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还包括与前三部并称四大奇书的《金瓶梅》。五部中国明清白话小说先后于江户时期传播到日本，与日本文学文化相互融合，对日本大众文化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延续至今。目 录第一章 中国“四大名著”跨国演绎的肇始第二章 中国四大奇书与日本江户文学第三章 《三国演义》的日译本第四章 《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日译本第五章 《西游记》和《红楼梦》的日译本第六章 日本大众文学人的三国和水浒第七章 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三巨匠第八章 多视角下的日本版《三国演义》第九章 精彩纷呈的日本版奇书第十章 搬上日本舞台的中国古典小说第十一章 《西游记》题材的日本影视剧第十二章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与日本动漫参考文献8内容简介该书是吴组缃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文章首次结集，汇集了吴组缃先生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人物解析、阅读等方面的多篇文章，全面展现了一代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的《红楼梦》研究成果。同时，吴组缃先生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他读《红楼梦》，从小说家的立场出发、用创作的视角体察人物，有很多独到之处。该书附录中选了吴组缃先生研究古代小说的两篇文章《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几点体会》《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希望能以《红楼梦》为起点，吸引更多读者了解古典小说。另外还收录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家石昌渝的《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吴组缃先生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成就。目 录怎样读《红楼梦》略谈《红楼梦》研究在第六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工作并略谈《红楼梦》《红楼梦学刊》要开展论争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附录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几点体会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石昌渝）9内容简介该书是研究《再生缘》的学术专著。本书从文本细读出发，探讨了《再生缘》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文学结构、女性意识的觉醒、浓厚的悲剧意蕴、耐人寻味的结局等学术问题；附录部分搜集了大量的移植于《再生缘》的戏曲、电影、连续剧、小说（不包括网络小说）、曲艺、话剧、连环画、音乐剧等相关作品，分析了《再生缘》在传播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及折射出的文化内涵。目 录绪论第一章 江南才女陈端生第二章 文苑奇葩《再生缘》第三章 一代奇女孟丽君第四章 舞台荧屏俏丽君第五章 众说纷纭话结局附录 万家移植《再生缘》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中国文学研究新动向”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合影）2020年12月4日-6日，由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新动向”学术研讨会在济南舜耕山庄举行。本次会议由龚鹏程教授和杜泽逊教授共同召集，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75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新视角、新趋势，对文学理论革新与文学史书写、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影响等学术话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龚鹏程先生主持开幕式。山东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张帅致欢迎辞，他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山东大学隆重聘请龚鹏程先生的战略意义，山东大学专门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中心，请龚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并配备了12位青年教师担任中心研究员，这有利于龚先生更好的开展教育和研究工作。（龚鹏程先生、山东大学文学院张帅书记）开幕式上，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山东大学江林昌教授分别就重写白话文学史、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抒情诗学中的地位、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境界的开拓等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山东大学江林昌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山东大学李剑峰教授强调文学史书写要重视读者的作用；北京大学常森教授对中国早期书写中的潜文本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清华大学生安峰教授针对后理论时代的背景，提出回归中国语境，建设中国的理论话语；江苏师范大学沙先一教授以周密《玉京秋》为个案，探讨清人填词的具体情境；北京大学程苏东研究员对早期中国文本生成问题进行了学术史的反思。山东师范大学陈元锋教授主持主题发言，并做精彩点评。（分论坛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照片）5日下午，50余位学者参加分组讨论。山东大学孙学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俊教授；山东大学刘培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曾绍皇教授；山东大学李桂奎教授与吕玉华副教授，分别主持三个分论坛。经过紧张而热烈的讨论，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良好的学术影响。（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总结发言）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最后做会议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收到了55篇学术论文，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是由中青年一代优秀学者的优秀论文构成的，这是学术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龚先生主办本次学术会议的意义所在。龚先生于2019年4月应樊丽明校长之邀就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对山东大学的古典学术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喜得良师，龚先生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交友满天下，本次会议是以文会友、交流学术的良好开端。杜院长对不远千里、不辞辛劳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达了真诚的感谢和美好的祝福。会议期间，龚鹏程教授精心准备“文心雅集”，并邀请大家在尼山书院体验了射箭、武术、古琴、雕版印刷等文化活动。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历任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等教职。2019年4月始任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致力于中国学术文化研究，兼通儒释道，博涉东西方，著述宏富，出版专著《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中国诗歌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书艺丛谈》《龚鹏程述学》等一百馀种。文：钮迎莹、刘占召图：钮迎莹、王伟龙转自／山东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来的发展特点，分析其研究状况，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有利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创新中积累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从宏观发展趋势看，这种研究呈现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等特征。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大兴总结道，古代文学研究不断努力创新研究方法，实现了学术空间转向。从单纯的注重时间转为时空并重，既注重学术研究中的时代特点，也注重地域特点。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廖群谈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古代文学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倾向，除了传统的文献考据学、二重证据法以外，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叙事学等也都被广泛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中。机遇与挑战并存“7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总体而言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研究成果。”廖群举例说，相关学科，比如文艺学、考古学等，也在理论建树和新材料发现等方面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此外，国家以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方式，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也给予了古代文学研究极大支持，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在解决古代文学疑难问题方面有所突破，正是当今古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英国和日本传入的，主要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现在使用的将文学作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四分法，也是西方的分类方法。诗、文、小说、戏曲都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汉语概念，这些概念与西方概念未必完全等同。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概念体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可能以中国传统中的意义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另一个问题是易用西方的概念重新编织中国文学的材料和传统。这两个问题几乎同时存在，应该特别予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比较好的机遇。曾大兴谈到，第一次机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重视古代文学的普及，一些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除了研究，还做了大量普及工作，像《诗经选》《乐府诗选》《宋诗选注》等都是以钱锺书为代表的老一批学者发起编纂的。第二次机遇是改革开放让研究视角变得多样化，这为古代文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学术环境。第三次机遇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近年来，新的文献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徐建委表示，传统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内容，追求的是正误、早晚、真伪等基本的知识性判断，而并没有在校勘之外缀合知识的碎片，发现那些埋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而这才应是当下文本研究所追寻的“猎物”。文本研究的新思维促成了文献学研究由知识型向理论型的转化。这就需要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更新方法论，重建研究的概念体系。只有在方法论更新之后，才能够重新定义符合中国本土文献情况的“文学”“作家”“作品”等基本概念，并重新界定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标，甚至重新书写新概念体系下的文学史。另外，还可以推进中国古典研究与全球人文学科前沿研究相互融合，拓展全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置于全球古代文明研究的大舞台中，赋予古典研究以全新的当代价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加强对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学、口头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表示，任何一个民族，在学会书写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口语时代，那个时候的文学唯凭口耳相传。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基于口头文学的再创造。即使在文字产生以后，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仍是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活力源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次文体变革，都离不开民间文学的滋养，每一种新文体，最初都是兴起于民间。了解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不仅有利于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还能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曾大兴建议，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首先要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实学传统，同时不断创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同时，要进一步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和人民的需求，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和现实服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美娟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回顾与总结70年古代文学研究成绩的一年。这一年，学界在研究中不断拓展视野、更新方法，以此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从总体趋势来看，研究者不断回归经典，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守正而出新。关注学术史梳理 推进文体学研究如何看待和梳理70年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是2019年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话题。刘跃进的《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分析总结了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制度保障和重要收获，概括了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走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道路。”张伯伟的《艰难的历程，卓越的成就——新中国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方向性问题：“面对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潮和派别，如何以自信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态度参与其间，形成一种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需要我们为之努力的一个方向。”傅道彬的《70年来先唐文学研究概观》将70年来先唐文学的研究进程划分为“新中国学术”建立期、文学本体回归、学术规范建立、新世纪的总结与贯通气象四个时期，以此分析70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历史轨迹。戴伟华的《视野·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对70年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新变作了探讨。2019年，文体学依旧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吴承学在《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中提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本质上是从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意义、现代形态的中国文体学转型的过程，百年来的中国文体学研究担负着“开拓本土的学术传统与价值”“推动现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文明复兴”的双重使命。钱志熙的《汉魏六朝“诗赋”整体论抉隐》对“诗赋”这一继“辞赋”而出现的重要文学术语进行专门研究，认为其意义在于指向一种可称为“诗赋整体论”的文学史事实，而这对于认识汉魏六朝文学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意义。孙少华的《试论中古文学的“文体流动”现象》从萧统、刘勰对“吊文”分类的认识差异切入，指出文体分类命名上的差异是文体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并以此深入考察中古时期的“文体流动”现象。彭玉平的《论词体与其他文体之关系》梳理了词学家况周颐对词体与古文、诗赋、小说等文体关系的分析，肯定况周颐提出的“词亦文之一体”“小说可通于词”等重要论断。强调多角度探讨重视跨学科实践近年来，探讨文学与音乐、图像之关系，开展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已取得丰硕成果。这些研究在2019年又得到进一步深化。在文学与音乐关系探讨方面，葛晓音的《“苏莫遮”与日本唐乐舞“苏莫者”的关系》在考察中、日苏莫者之间渊源关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苏莫者的舞人和乐人均取自“飒磨遮”歌舞活动中的局部场面，是在从唐朝传到日本的过程中形成的小型舞乐。王小盾的《论朝鲜半岛词文学的产生》认为，朝鲜半岛词文学的创作受宋朝、高丽之间文人交往、典籍交流，及“唐乐”歌辞东传的影响，文章着重辨明文学事物同音乐事物的联系与区别。张之为的《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考察了中日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指出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的重要因素。文学与图像之关系的研究有很大学术潜力，衣若芬以研究图像与宋代文学为基础，提出“文图学”概念。蔡丹君的《莲社故事文、图与〈陶渊明集〉之编纂》勾勒出莲社故事进入陶集的艺术途径，并论述文、图关联及对陶集编纂、年谱的影响。吴企明的《“岁寒三友图”的形象创造和文化意蕴》论及“岁寒三友”是诗画融通的产物，体现出“比物以德”这一自然审美观念在诗画艺术中的自然运化。一些青年学者也参与这一领域讨论，如戴一菲的《唐代孤舟送别诗意与后世孤舟送别图》认为，后世送别图以转译与暗合两种路径容受了唐代孤舟送别诗意，显示了诗与画的深度互渗与融通。文学与地理学跨学科研究仍受到研究者重视。罗时进的《地域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以清代江南为例，谈及地域文学研究中所需掌握的共同性、差异性与独特性原则，探讨如何从事件的视角进行开拓研究，对从多种角度开展地域文化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程章灿的《以江南之路作为思考的起点》指出，道路的改变是一种流动，流动代表着开放与交流，新的风景、时空、物资和观念也应运而生，因此当人们思考建设什么样的江南时，应将江南之路作为思考的起点。唐诗之路研究是文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课题，2019年唐诗之路研究会的成立有效推进了这一研究。胡可先的《浙东唐诗之路研究谱系的建构与探索》从时间、人物、艺术三个维度指出浙东唐诗之路应有的构建。肖瑞峰的《刘禹锡与唐诗之路》对唐代诗人与各地唐诗之路的关系进行回顾，并以刘禹锡为代表解读其与浙西、湖湘、京洛等唐诗之路的关联。立足文学文本 借力数字人文立足文学本位，从细节中发现问题仍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借此研究者将古代文学研究继续推向深入。程苏东的《〈庄子·让王〉脱文辑证》通过对《吕氏春秋》中互见文本的细读，将《吕氏春秋·贵生》篇与《庄子·让王》篇进行文本比勘，认定《贵生》篇中存在一段文本，是脱落自《庄子·让王》篇的一段佚文，而这段佚文对重建《让王》篇内部结构、重审其思想内涵，对认识早期文本的“结章”艺术均可提供重要参考。林晓光的《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通过对六朝咏物文学作品的细读研究，探讨了在贵族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六朝咏物文学；进而指出，“贵族”与“贡物”的遇合为六朝文学提供了特殊的主题素材及书写机能，成为一种构造性的中古文学现象。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依旧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而古籍数字化及数字人文的发展是2019年古代文学研究新方向。数字人文技术发展使文献整理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刘京臣的《大数据视阈中的明代登科录研究》将大数据与明代科举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明代登科录进行数据分析，结合已数字化的相关文献，梳理出进士家族。王兆鹏的《浙江唐诗之路的可视化呈现》谈及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和使用技巧，同时介绍了浙东唐诗之路数据库建立的构想与建设手段。王兆鹏、郑永晓、刘京臣的《借器之势，出道之新——“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三人谈》探讨了“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究，肯定“数字人文”对文学研究各方面的积极影响，认为其有益于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传统，构成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2019年古代文学研究状况进行总结，是为了梳理其学术研究脉络，也是为了展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综上，守正出新已成为古代文学界共识，传统文献整理、考据的方法与新视角、新方法、新手段相结合，是2019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特点，也将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晓燕 戴伟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文学研究》第6卷第1期封面从“瓠落”到“桴浮”：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习得性重构 倪晋波、柳宏摘要：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史著的撰写范式已经历了三次转换，即：以文体为导向、强调经世致用的文章流别史，以作者作品为主、体裁潮流为辅的作家作品史，以文本为重心、强调文本、文学、文化互渗的“大文学史”。对文学史编撰者来说，范式的转换是逼近“完美的文学史”的基本路径，但也带来“瓠落的文学史”之惑。就阅读者而言，他者性和滞后性是编撰者主导式的文学史著的两种内在缺陷，其困惑则是：我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文学史”吗？基于阅读者视角，文学史有三个层次：原生文学史、文本文学史和习得文学史，后者是其最终追求。阅读者主动利用最新出土文献，跳脱文本文学史之囿，或可接近“真实的文学史”，特别是早期中国文学史。文学与历史书写下的宋孝武帝悼亡形象 赫兆丰摘要：在《拟李夫人赋》中，宋孝武帝刘骏抒发了自己的悲痛与哀思，突出了爱情的缠绵与凄婉，成功淡化了作者的皇帝身份和哀悼对象的皇妃身份。谢庄的《宣贵妃诔》塑造了一个既不失皇帝身份，又能有节制地表达哀情的孝武帝形象，是对《拟李夫人赋》的弥补。李延寿在《南史·宣贵妃传》中借助对史料的有意剪裁和移接，模仿了《汉书·李夫人传》的叙事结构，导入了自己对孝武帝与宣贵妃的道德批判，强调宣贵妃去世与孝武帝荒废政事之间的因果关联。赋、诔、史传三种文体各有偏重，共同塑造了孝武帝的悼亡形象。《文心雕龙》的时空观 管正平摘要：《文心雕龙》一书，充分考虑了创作以至于欣赏这一系列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不仅全书有明晰的时空框架，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本源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也有相对完整的独立时空框架。时空关系在《文心雕龙》中有静有动，有同有异，有显有隐，互相渗透、补充和呼应，统一在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涩体,一种文学竞争的策略——唐徐彦伯文风及其流变初探 赵庶洋摘要：唐代文学家徐彦伯所创造的“涩体”，自产生之初即在当时文坛产生热烈反响，虽然在后世备受争议，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追随者络绎不绝。重新审视徐彦伯本人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风格绝非“涩体”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与“涩体”诗文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了徐彦伯创作中的两种风格。结合初唐时期文学背景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徐彦伯之“涩体”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他在当时文坛的激烈竞争中在文体上做出的主动选择，从而争取在竞争中占得先机。这一创作心理在后世“涩体”创作者中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说明“涩体”是文人在竞争中做出的一种文体选择的策略。晚唐诗人王涣与其《惆怅诗》考论 王治田摘要：晚唐诗人王涣之字号、籍贯与仕履等生平状况，尚有若干值得考察之处。根据出土的《王涣墓志》，史籍留存的归入郑延昌名下的两篇奏文当出自王涣之手，为其《西府笔稿》中文字，可以补《全唐文》之遗漏。作为王涣的代表作，《惆怅诗》十二首采用一诗专咏一人或数人的方式，叙写才子佳人之感怨故事，呈现出以艳体入于咏史的特点。《惆怅诗》十二首的吟咏对象多出自唐代的传奇或小说，呈现出浓厚的传奇风格，注重对人物个性和精彩画面的刻画，或对原有的故事情节进行改编或翻新，这些在后世产生一定影响。《惆怅诗》十二首作为一组独具特色的七绝咏史组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燕行录”对古代沈阳文学之意义探析 赵旭摘要：“燕行录”广义上泛指从高丽到朝鲜这七百多年间朝鲜人在中国的见闻所形成的文献，狭义上则专指朝鲜时代使臣们来往北京过程中的见闻所形成的文献。对于沈阳文坛而言，“燕行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朝鲜人来中国，一般情况下都会经过沈阳，甚至以沈阳为目的地。在沈阳期间，朝鲜人积极创作，或与当地文人唱和，或细致记录见闻，其作品成为了古代沈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朝鲜人也主动地考察沈阳的文化环境，其相关记述，从域外角度审视沈阳文坛的发展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沈阳的文化氛围和文人的精神风貌，丰富了古代沈阳文学史料，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变与不变：蚕花戏的原初面貌及其变异 王昊摘要：蚕花戏与蚕神信仰密切相关，发轫于明代中叶，盛行于清代，主要在嘉湖杭地区传播。两名非职业演员在露天载歌载舞的表演是其原初面貌，属于有简单伴奏和道具的民间小戏。其后，海宁一带移植皮影戏作蚕花戏，吴江盛泽嫁接小满戏为蚕花戏，两者均有固定的表演程式，演出整本大戏，形态丰富。在外在演出形式、表演内容上，它们与原初面貌的蚕花戏面目迥异，在祭蚕神、祈丰收、娱神娱人等内在精神方面，却存在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明清世情题材小说中人伦关系的跨越与淆乱 朱锐泉摘要：世情题材小说人物身上的伦常兼类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同于单纯担任一种伦理身份的情形，现实的社会与家庭结构中，人们很可能扮演多种角色，同时，个体在他人的眼中，也可能处在原有伦理关系规定以外的别种位置。此外，古代小说的作者评论者津津乐道于小说移风易俗维持伦理秩序的功用，却不得不迎来小说中伦理关系淆乱的实际描写。“家反宅乱”的《金瓶梅》诚然是个中代表，不过，明清世情小说还有数量可观的作品展露了婆媳、叔嫂、兄弟、主仆等伦理关系中的“乱伦”问题。这既揭示了世相的复杂性，更引导读者思考人情与礼法的稳固性。论明清曲谱对犯调曲牌名的整改 许莉莉摘要：为曲调正名，是制谱者的基本任务。历来制谱者都称得上悉心考辨。就犯调曲牌名而言，早期曲谱主要整改坊本中的舛谬；后期曲谱则更热衷于对前人之谱已定犯调名的重定。后期曲谱惯按“章句”擅拟犯曲中的成分，并随之修改总名，这与前期曲谱的考辨相比，似过简单化。此种整改原则，使得后期曲谱中重定犯调名的情况过滥。明清曲谱对犯调曲牌名的整改现象，使某些曲文在曲谱中不断以新名称出现，客观上造成了新曲牌辈出的假象。明代戏曲命名再探 李奎、吴美玲摘要：明代戏曲以明杂剧由盛转衰和明传奇概念确立、体制成熟为发展走向，展现时代风貌和大众审美的变化。明杂剧和明传奇作为两种不同的戏曲形态，在命名上也呈现着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命名的组合方式及其与主题的关联之上。杂剧与传奇地位的交替兴盛伴随着明代政治经济的风向转变，戏曲命名在宏观上反映了明代政治政策的逐渐松动和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渗透；微观上则展现着戏曲源流与题材和命名方式的密切联系。同时，创作主体与市民文化双向选择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戏曲命名。明代繁盛的商业出版则以市场为导向、以商业出版者为操作者，影响着戏曲出版成品的命名。清初小说书坊“课花书屋”考 文革红摘要：本文是对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快心编》的刊刻者——“课花书屋”的考证。本文根据课花书屋刊书年代考证出“课花书屋”主要活动于康熙、雍正年间，又据上海图书馆藏芥子园刊本《绘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尤侗序后“悔庵”“课花书屋”两枚印章和卷一末“雍正乙卯春日七旬灌叟程自莘氏较刊于吴门之课花书屋”“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下塘西山庙前藏板”之题署，考证出“课花书屋”位于苏州阊门外上津桥下塘西山庙附近。我们根据《重刻绣像第七才子书》的刊刻年代，否定了尤侗、烟波钓徒为课花书屋主人的可能性；课花书屋主人是否是程士任亦值得怀疑。由于在阊门之西、运河之上、下塘地区合计有四桥，由此推测“课花书屋”主人可能即“四桥居士”。“课花书屋”刊刻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快心编》和《隔廉花影》。如果“天花才子”与“四桥居士”为同一个人，则《绣像传奇后西游记》，也是课花书屋在苏州刊刻的。《金瓶梅》袭用《水浒传》部分版本考论 邓雷摘要：关于《金瓶梅》中袭用《水浒传》部分所用底本的讨论，数十年来学界有过不同说法。本文通过对诸种《金瓶梅》以及《水浒传》文本进行细致的校勘与分析，发现《金瓶梅》中存在不少的缺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与简本《水浒传》相似，进而得出《金瓶梅》的底本是简本《水浒传》，此种简本是一种文字删节不多，类似于京本忠义传的简本，此简本大致刊刻时间为隆庆年间。阵前出生的孩子——穆桂英和陈靖姑 （日）大塚秀高撰、王子成译摘要：以杨业为始祖的男女武将为主人公的杨家将物语在经过了长期的扩充、变更后，物语的主人公及时代背景一面在不断地变更，一面又通过传颂、书写而传承了下来。虽然在两本“小说杨家将”中皆存在杨六郎的妻子柴郡主在天门阵中生孩子的情节描写（阵前出生），但是在《北宋志传》中那个孩子被设定为与宗保年齿相距甚远的弟弟文广，而在《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中却没有载明他的身份，简单地把他设定为宗保和穆桂英晚年生育的初子。而且，两本小说所共有的“十二寡妇征西”这一设定，其具体细节也存在着差异。本论一边设想早于小说杨家将出现的杨家将物语为旧本、原本杨家将，一边以在福建至今仍被信仰的有关陈靖姑的物语为线索，来尝试解析“阵前出生”“十二寡妇征西”所蕴含本意。《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与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 布莉莉摘要：《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作为一份颇具“同人”色彩的副刊在1950年代初期的报刊场域中显得较为“瞩目”。它不仅以富有个性的批评实践建构出一批“另类”经典(如《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母亲和孩子》《柳堡的故事》等)，更信笔指点权威、敢于陈一家之言，屡屡向解放区文艺的标杆性人物(如丁玲、赵树理、孙犁等)发起挑战，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它的停刊。对《文学评论》双周刊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厘清1950年代初期意识形态结构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分歧，同时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多重语义发展的可能大有帮助。“技术主义”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体实验 朱言坤、李兴阳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在不断开拓叙事新领域的同时，也进行“写作技术”与乡土小说文体的新探索新实验，其表现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土小说的传统文体形态及其情节、人物、环境等构成要素进行解构，有的解构突破了乡土小说文体形态必要的底线，使乡土小说不像小说；二是进行“跨文体写作”，引入词典、地方志等非小说文体，将乡土小说破碎变异为“词典体”、“闲聊体”、“纲鉴体”、“地方志”、“絮言体”、“杂糅体”等，在推动乡土小说文体发展变化的同时，又破坏了乡土小说的基本形态。新探索新实验中出现的“技术主义”倾向，有追求表达自由的积极意义，也使一些创作者忽略或钝化对历史的思考与对现实的关注，从而失掉小说创作应有的“精魂”。当代社会“群体症候”的多维影像——鲁敏都市小说论 华珉朗摘要：鲁敏的都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都市人群的创伤与隐疾，其症候包括器官的病变与精神的郁结、人际关系的疏离错位以及终极价值和精神理想的陷落。其发病机制是工业兴起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工具理性造就的“单向度的人”、消费文化对群体灵魂的询唤以及权力体制的规训。从历时与共时的谱系来看，鲁敏的都市书写也是中国现当代都市小说中的一环，而她揭示“群体症候”的广延性、深刻度与持续性，正是其独异的价值所在。

新华网北京12月31日电（袁思陶 邢贺扬）临近2020年岁末，站在“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开启的重要节点上，回望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它离“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越来越近，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的强势崛起使得我国文化发展搭上了快车，我国文化发展正进入新一轮“增量改革”周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政策的相应变迁，对当前文化发展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并对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具体内容涉及区域文化产业、文化金融、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企业、不同类别的文化产业、国际文化产业等多个方面。新华网文化频道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摘登《报告》部分内容，希冀与网友一起总结经验、共谋未来。应抓住5G商用的重大契机，实施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战略《报告》指出，2019年已经被看作“5G元年”，紧随5G商用而来的，将是更为恢宏的文化生产系统变化和文化生态环境变迁，是从目前已经发展较为充分的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必须启动空前规模的国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生态体系不耦合和文化大生产体系不平衡问题。《报告》课题组认为，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到，几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中华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略资源，而将国家文化资源从传统介质向数字媒体的全面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关键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和文化经济发展准备条件，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只有将一向依赖于财政资助，并且到目前为止仅仅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化和智能化，接入每一个人的智能终端，才会从根本上使我们的国家文化生态发生变化，而只有建设一个以开放性、多元化、协同化的文化大数据“云服务”平台为核心的新型文化基础设施，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的新治理格局已初步形成《报告》指出，新时代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新历史条件下催生出一批新的文化业态，而文化新业态的勃兴与不断壮大必然要求文化业界在治理方式或路径方面做出新探索。总体来看，伴随着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的新治理趋势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国家顶层设计推动治理模式改革。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是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为促进形成与现代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2018年3月，整合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职能，新组建了文化和旅游部；7月，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协调与科技创新领域相关的各种职责。注重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把网络和信息安全纳入国家整体安全的战略高度，召开“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积极推动网络强国建设。一系列改革创新，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推动了文化治理的时代化和现代化水平。2、强化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监管力度。近年来，文化新业态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为规范和管理文化新业态，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广电发〔2018〕6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新广电办发〔2018〕21号）、《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2018）、“出版国产网络游戏作品审批”和“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游戏出版物审批”（2019）等。这些文件的发布与实施对完善文化业态的管理、规范文化行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3、完善相关文化法律法规体系。法律法规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助于文化建设健康、有序发展。目前我国在文化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建设与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一要加快文化产业的法制建设。文化产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应都取得显著进展，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把文化产业发展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上来，2019年7月《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聚焦“促进什么”“怎么促进”两个核心问题以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创作生产、文化企业、文化市场等环节予以扶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二是多维度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文化和科技融合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趋势，为增强文化和科技的互动，国家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201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2018）、《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2018）、《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试行）》（2018）、《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2019）等一系列措施，从创新创业、体制改革、消费机制完善、基地建设等多层面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文化消费领域，体验化、智能化和个性化消费会成为主流《报告》课题组认为，更好地满足文化消费是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终目的。随着文化和科技融合走向深入，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对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智能化体验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这种需求构成了产业升级换代的发展方向。尤其是近年来，一些新兴文化业态依靠大数据智能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如可穿戴设备、AR/VR产品等，从表现内容与展现形式层面为文化消费提供更为优越的体验感。某种程度上，智能化是优越体验感的重要体现，也是大数据主要应用方向。从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到2019年8月科技部印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预示着发展人工智能已从国家战略进入具体实施，未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创造更具体验化和智能化文化产品的同时，还应注重消费升级对消费需求带来的变化，即现有的规模化、大批量、单一化的文化生产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个性化、时尚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此外，消费群体的代际转换，即一个以“90后”“00后”为主要构成的消费群体正在崛起，这个群体比以往年龄段消费群体更为注重充满个性、品质与情怀的文化消费品。因此，把握这些具有个性化的消费信息，需要依托来自各移动终端的数据，并以此发现和预测消费者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个性化、定制化的文化消费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