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

言为心声，有文为证！——贾平凹《我有病》深度解读，兼答远方友人及网友关切自从2021年1月28日，文学艺术界刊物《文学自由谈》微信公众账号发布该刊物2021年第1期文章《唐小林：贾浅浅爆红，突显诗坛乱象》，引起舆论热议后，就不断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朋友，隔空喊话贾平凹先生，希望他能够出来溜达溜达，就近段时间网友非常关心的她女儿贾浅浅副教授的几个问题予以回应。笔者热情过度，替双方梳理了一下，总括起来，无非是这样几个问题：贾浅浅创作的浅浅体诗歌，为什么圈内专家都叫好，圈外网友都叫骂？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贾浅浅当年高考成绩究竟是不是250分？这样的成绩是怎样被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年制本科录取的？她的浅浅体诗作和研究父亲您贾平凹先生的论文的发表、结集出版和获奖，以及评定副教授、出任青年作协副主席，与您有关系吗？从1月28日算起到今天（2月19日），已经有22天了，但网友们经久不息的持续喊话，并没有得到贾氏父女半个字的正面回应。笔者也只是就自己意识到的几个问题，在自家开的公众号里发表了几篇拙文——1月31日：《近几年中国诗坛有点儿乱》；2月7日：《文学拒绝投机——兼论<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彭敏评论浅浅体诗》；2月9日：《再论文学创作中的代际传承——为什么总是有人喜欢下半身？》；2月10日：《再论文艺创作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月15日：《“贾浅浅热”可以休矣！》。谁知，就写了这么几篇评论，居然还给自己招来了“祸端”！今天在同学群中，看到一位发小同学转发了一篇文章《贾平凹：我有病！！！》，并且特意@我：贾平凹说，他有病了！你给看一下，病的轻重？我只是一个写作爱好者，参加工作后忙于教书育人，很少有时间读可读可不读的文章或书籍。今天恰逢开学开会日，散会后回到家中看到消息，我大致读了全文后，联想到近来贾氏父女大红特火，以为是有人不怀好意，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于是回复道：咱不是医生，看不了人家的病！老贾肯定不会这样说自己有病的，都是别人瞎铺排人家的！谁知道很快就有另一位发小同学回复道：真是老贾写的，以前看过。这个回复，吓我一跳！看来自己真的是落伍，要被社会和时代淘汰了！我固执的以为，文中写欣赏美女的那段文字，怎么看，都像是别人在编排他，怎么可能出自他本人的手笔——曾经约过一些朋友去吃饭，席间有个漂亮的女人让我赏心悦目，可她一走近我，便“贾老贾老”地叫，气得我说：你要拒绝我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这样叫呀！“席间有个漂亮的女人让我赏心悦目”，“你要拒绝我是可以的”，这是要干什么啊？！这个回复迫使我不得不再次认真审视这篇深度美文！细读之下，觉得老贾的病可能有以下这些症状——一是“爱钱”。文中说：“又突然地爱起了钱，我知道我是在老了。”这说明，在此之前，贾平凹先生应该是不爱钱的。此文不知写于何年何月，网上能查到的最早开始流传的时间是2017年3月13日，但从文中“事实是我的孩子也即将从大学毕业”这句话来看，此文当作于2010年以前。因为他的女儿贾浅浅汉语言文学本科2003年7月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2009年7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年，老贾51岁；2009年时，老贾57岁；今年，老贾已69岁了。以前不爱钱，可能是因为钱来得相对容易，几乎每年都有或中短篇小说集、或长篇小说、或散文集什么的出着，2010年甚至曾登上过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5名，那稿费版税哗哗的，当然不差钱！更何况，贾平凹先生的书法作品一直市价坚挺。1990年他的书法作品便已经开始进入市场，当时他的四尺书法价格还在500元左右；2008年春节过后，贾平凹先生四尺书法作品价格升至2万元，2017年后匾额每字甚至涨到4万！而如今，他的四尺作品已经涨到了9万元，这是许多专业书法家都无可比拟的。但是，随着时光飞逝，贾平凹先生也已垂垂老矣！随着体质、名气、主攻方向等等因素的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养儿为防老，赚钱也为防老。千方百计，或文、或书、或画，多种经营，尽可能多赚几个钱，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二是“爱美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自古皆然。纵是我等生活在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走在大街上，远远瞧见迎面飘过来一位美女，我们也会像猪八戒遇见了嫦娥，或者是猪八戒误闯女儿国时那样，心里乐开了花，眼睛都看得直了！更何况像人家贾平凹先生这样位高权重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地位崇高，身份非凡，影响巨大，当今社会善于附庸风雅者又多如牛毛，自当趋之若鹜！欣赏几位美女，打几声情，骂几句俏，尤其是拥有像《废都》里淋漓尽致描写过的那些娴熟技法原创权利的人，这真的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像上文提到的面对赏心悦目的美女，说出“你要拒绝我是可以的”那样的话，在我看来，那只能是“别人别有用心的铺排”，但在贾平凹先生自己看来，就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三是“爱熬夜打麻将”。文中说:“往后再不敢熬夜了，即便是最好的朋友邀打麻将，说好放牌让我赢，也不去了。”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熬夜著书立说写文章，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同为陕西著名作家、有着文坛陕军“三驾马车”之一称号的路遥先生，就有《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自白！但是，贾平凹先生的“熬夜”熬出了新境界、新高度，新格局，“往后再不敢熬夜了，即便是最好的朋友邀打麻将，说好放牌让我赢，也不去了”！看看人家这阵势，听听人家这层次，简直羞杀我等凡夫俗子！家庭团圆，朋友聚会，来了兴致，打打扑克，搓搓麻将，活跃气氛，融洽亲情，常有的事！但是你可曾遇到过“说好放牌让我赢”的“最好的朋友”？——别说是朋友了，就是你的亲爹亲妈、兄弟姐妹，一旦坐到牌场，立下规矩，恐怕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人也会“六亲不认”“翻脸不认人”的！那么，我们不禁好奇：经常邀约贾平凹先生打麻将，并且“说好了放牌让他赢”的那些“最好的朋友，”都是何方神圣？抱着怎样的目的？打着怎样的如意算盘？毕竟，“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四是“爱搓裆部”。当今社会，随着生活物质的极大丰富，有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症状的亚健康人群，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这些统统被人们称之为“富贵病”！所以像贾平凹先生在文中提倡的“吃饭讲究”“ 喂牛奶”“喝乌鸡人参汤”“吃海鲜和水果”“倒退跑步”“不吸烟”“拿舌头抵牙根汪口水”这些养生小常识，尽管受经济条件所限，可能有些做不到，或者不能经常做到，但笔者建议大家：绝大多数还是可以尝试尝试的！但笔者唯独不提倡大家像贾平凹先生那样去做的，就是这“勤搓裆部，往热里搓”。一来你可能没那么多充裕的时间，老婆孩子饿得嗷嗷叫，你得忙赶着上建筑工地搬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啊？！二来你身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赏心悦目的美女供你欣赏把玩，搓热了急火攻心可能严重伤身，甚至危及生命！到那时估计你也不好意思说是受了贾平凹先生的影响吧！所以，此处建议你“高难动作，请勿模仿！”五是 “爱子女亲近”。文中说：“当学生，能考上大学便是父母的孝顺孩子，现在自己把自己健康了，子女才会亲近。”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这句话，就是当学生，若考不上大学便不是父母的孝顺孩子。但自古以来，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即便是恨铁不成钢，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但一旦生下了不像父辈那样出色、耀眼的儿女，我们也并不能和他们断绝血缘关系！毕竟，他们是我们的血脉，血管里流淌着我们的热血，是他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所以，在健康自己、以便子女多多亲近的同时，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遵从古训，爱子女，为他们计深远，放长线，钓大鱼，从长计议，为他们牵好线，搭好桥，铺好路，聚好人脉，拉好关系，尽可能让子女方方面面都遂顺：学业有成，事业腾达，爱情甜蜜，婚姻幸福，家业兴旺，名利双收，左右逢源！这样的话，虽然没能“龙生龙，凤生凤”，但至少，也延续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佳话，进一步证明这句话是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样的话，子女必定愿意和父母更加亲近，亲情必定更加彰显，天伦之乐一定会更加动人、诱人！六是“爱寻找自己的位置”敲黑板！——这一点儿才是最最重要的！“浅浅热”兴起20多天来，那些自不量力、傻得可爱、没有丝毫自知之明的读者朋友，天天盼着贾平凹先生、贾浅浅女士、西北大学、甚至《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彭敏先生，能够出来溜达溜达，就读者关心的一些热门话题予以回应！那种盼望、想念之迫切，就像大旱之望云霓，饥饿之于面包！但直至今日，也没盼到一个字的消息！及至重读贾平凹先生的《我有病》，我们猛然发现，早在写作此文时，贾先生已经把后半辈子要说的话、要回复的问题，早已做了预设，在这里回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了！想让我们作出回应吗？请先问问：你够格吗？你找准自己的位置了吗？你一个不知文学为何物的门外汉，凭什么让我们这些文学大家、艺术大家回应你的问题啊？你够格吗？我是英雄我是桶，你只是一个小勺子，无论你怎样地盛水，也是盛不过桶的。说得通俗点儿，胳膊扭不过大腿，你连这点儿常识都不知道吗？因为你不明白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 ，所以你必然沦落成弱者。你是弱者，即便你怎样使强用狠，你怎样残忍无情，这一切也是徒劳的。我没必要回复你！我就是温柔的强者，所以我只知道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虽然当年也曾提着烟酒到当官的门上蹭磨，也曾抱上自己的书和字画求当官的去斧正，事后也曾动不动坐在家里骂官，官让办什么事偏不干！——但是如今，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做，现在到我家！你奈我何？虽然我早就明白“谄固可耻，傲亦非分，最好的还是萧然自远”、“遇人轻我，肯定是我无可重处”、“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的道理，但我“不再会为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烦恼了”，所以，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说什么，那都白搭了！想得到我们哪怕一个字的回复，休想！我当然知道除了病多，再就是骂我的人多，原来我老不明白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总是有人骂我，现在看了古人“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这副对联，我终于明白：骂我也是让我出名的一种方式啊！于是，我便会心而笑了：敬请各位读者继续热捧贾浅浅及其诗歌，继续骂我贾平凹，顺便也可以骂骂西北大学，骂骂那些热捧浅浅体诗的专家学者和编辑、发表、出版贾浅浅诗歌和论文的编辑、教授们！我们照单全收了！细细大家！你们辛苦了！

过完今天，人们曾经无比期盼的21世纪便已走完五分之一。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或许并无过多特殊意涵，人们所能真正把握的，只是存在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此时此地。对瞬间命运的珍视，对存在意义的求索，对良善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仍然坚持沉静而严肃地办一份纸媒文化副刊的终极理由。在“流量挂帅”、“渠道为王”的时代氛围中，《新京报书评周刊》却有一种逆时间潮流而动的气质，我们并非无感于身外的喧嚣与躁动，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在为更精准地捕捉时代的脉搏和情绪而努力，并为各种看似宏大、实则关乎每个个体命运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议题而思索求解。当然，问题永远多于答案，凭一个编辑部有限的智识与经验，远远无法一一回应，但我们愿意真诚地分享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或带着疑惑求诸方家。因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总是能看到那些最富洞察力与表现力的思想者的名字，他们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中，但无不视野开阔、底蕴深厚，并有所精专，他们是我们的作者、访谈对象或评述对象，他们的精神气质共同熔铸在这份刊物里，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选题总是以问题和价值为导向，既不盲目跟风追随热点，也绝不错过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有的话题和人物可能略显冷僻，但只要确认其价值，我们便不惮以最大的篇幅和力度去推介，去做一些真正具有发现性和独创性的内容，让它们能够抵达理想的读者。每期的报纸封面专题，是书评周刊编辑部合力打造的拳头产品，已在学术界、出版界和读者圈中形成了不错的影响力。本文是对2019年49期封面专题的回顾，透过这些社科、历史、文学、新知、教育、生活、儿童类议题，不难看出我们的价值关切和思想立场。我们或许难以为每个议题找到一个完美而确定的答案，但至少可以去辨析问题，厘清盲区，重估价值，为思想市场提供一份参考意见，也为勤于思考的阅读者构筑一个可信赖的精神家园。撰文整理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一 月文章千古事，公道在人心1月19日，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逝世90周年纪念日。这位生前以文字横扫千军、深刻影响时代的显赫人物，一生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复杂多变，他从办《时务报》和时务学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后经历了清末民初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其一生事业文章，杨度为其撰挽联曰：“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梁启超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精英，被传诵，被争论，被模仿，被批判，为近代思想学术开风气之先。然而，在梁启超逝世近90年后，他的全集才被历史学者汤志钧、汤仁泽父子整理出版，这套全集耗费36年时间编纂而成，收录了目前所见梁氏全部文字著述，凡一千五百万字。关于梁启超的“流质善变”，以及保守和激进的争议，必将随着这部全集的出版而继续生长发酵，他的思想教义也必将随全集而流传后世。专题采访了汤仁泽先生，对全集编纂历程及学术价值作了深入探析。日本叙事在今日迷住了我们。这不只是器物、消费生活方式或文化产品上的迷恋，今天中国人也在情绪与精神构造上感到与日本的亲近，在经济、社会及人口展望上体验到类似的症候。这个专题旨在对中国出版传媒界围绕日本的话语生产做有问题意识的梳理，考察今天所形成的当代日本叙事，并辨析尼特族、下流社会、低欲望社会等词语背后的社会问题。每年的新京报年度好书评选，备受出版界、学术界及广大读者瞩目，已然成为读书圈的盛事，2018年的书选依然秉持专业、多元、公共的理念进行，在年度好书之外，还设置了“年度经典再现”、“年度视觉读本”、“年度在地书写”、“年度跨界书写”等奖项，这也是对2018年的一种独特审视。朱利安·格拉克是个刻意保持低调的作家。他从不上电视，不参加学院活动，拒绝了龚古尔奖。他的作品有超现实主义意味，但也有荒诞、意识流，还有浪漫主义的影响，因此形成了一种杂糅的、感情充沛的诗意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他奇特、瑰丽的想象。这样的写作是艰难的，阅读也不易。他用自己的写作抵御流行文化的粗制滥造，维持文学的严肃性。二 月私人阅读VS公共空间在热言时代，我们总是被网络情绪所冲击，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能真正袒露于众。或许，对于阅读的个人意见，是中国人最愿意向大众谈论的。在这片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暧昧地带，哪怕是最私人化的访谈问答，无论是公共的表达，还是私人的叙述，既有着私人性的趣味，也有着公共性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己见即偏见，偏见即洞见。这期书评周刊，我们邀请了徐贲、薛忆沩、王人博、彭小瑜、羽戈、江晓原等多位作家、学者，以私人阅读的名义，对近期阅读的图书发表自己的独特感想，或者透露最近正在思考的社会议题。比如，最近正在阅读的图书是什么，阅读次数最多的图书是什么，最欣赏的作者是谁，最失望的作者又是谁……在访谈中，他们也透露自己的思考和写作近况，以及正在关切的时代议题。临近除夕，年味渐浓，书评周刊编辑部全体成员合作了这期“寻找年味”的特刊，把深刻烙印在每个编辑、记者生命记忆中的年俗和年味双手呈上，有欢腾，有温暖，有陌生，有冲击，串联起中国社会的城乡和古今之变。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文学，很难被归类为“魔幻现实”——他既不魔幻，也远离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从写作的姿态来看，加莱亚诺更像是个学者，在一片被掠夺一空的大陆上搜寻着历史的记忆，其历程从南美原住民的创世神话直到21世纪的拉美现状。三 月死生亦大矣，共情即伦理刚刚过去的“平安夜”，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医生杨文被患者家属谋杀案，引发网络舆情持续震荡。医生与患者本应是同一战壕内共同对抗疾病的盟友，却成为拔刀相向的仇人，医患矛盾仍然是这个时代最难解的命题。生、老、病、死，人生从起点到终点无可逃避的四件事，如今四分之三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完成。相比于从前，现代人与医院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现代医疗面临着技术与人文二者的平衡。我们试图以人文叙事，弥补破碎的医患关系，从近年出版的一批医学人文类图书出发，展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医学叙事。医生讲述患者的故事，普通人阅读医生的故事，每一本动人的医学人文图书都是一座桥、一条孔道，让医患双方多了一些相互理解的机会。故事能带来有效的沟通，共情能化为相互的理解。在这里，生死边际的挣扎与挽救，疾病来袭造就的脆弱与坚强，医生的成长和艰辛，患者的焦灼和苦痛，都真实地汇聚在一起。“过劳时代”、“狗屁工作”、“社畜”……成为这一年新的流行语，我们如何卷入了加速的工作与生活？今天中国及世界出现了怎样的工作趋势及特征？技术加速如何制造了时间紧迫感，而那些以懒惰作为对抗的（反）工作伦理，背后勾勒了怎样的乌托邦？这些命题都直指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从去年起，苏珊·桑塔格的全集和传记扎堆面世。这位在中国属于偶像级别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文艺教母”，再次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她的话语方式曾改变了20世纪下半叶欧美公共写作的方式，也重塑了知识分子作为明星的形象。这一专题透过桑塔格的人设学、地理辞典、写作辞典，来回溯桑塔格的智识遗产及其时代启示。如今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作家能引起读者如此广泛的关注，一切围绕着村上春树的东西，都变成了无法避免的焦点。今年，通过新书《刺杀骑士团长》，争论之剑又一次指向了村上春树。喜悦，这个词语在文学中有些被边缘化。人们更愿意谈论深刻、压抑下的人性、思想与历史的流变，而喜悦在文学的讨论中总是显得不那么严肃。如果有什么可以解释这件事的话，也许答案就是，我们对喜悦的理解尚不够深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歌之旅，就是去寻找失落的喜悦。春天，读书天。2019年的春季书选，我们遴选出了34本好书，但我们没有框定每个类别的数量和不同类别的区分，因为好的阅读一定会超越这些界限。四 月时代激流中的“布道者”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实用主义、民主思想和教育哲学，经由其弟子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在中国广为传播，深刻影响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应邀访华，并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多，足迹遍布中国的11个省，做了近两百场演讲。在传播自己的哲学和教育理念的同时，他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对中国时局、文化、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在急于寻求救国治世良方的知识精英眼里，年届六旬的杜威俨然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化身。他自发地充当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大使”，把美国的民主理念和实践介绍给中国，也将中国寻求国际支持和民族独立的民意传达给美国。他被蔡元培等人亲切地称为“洋孔子”，在时代激流中，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布道者。在杜威访华100周年之际，重新检视其与中国的文化渊源，并重温其关于民主与教育思考，对今日中国依然大有裨益。作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湘军统帅、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自晚清民国至今的形象演变史，堪称一部“变脸记”。作为中国现代性转型历史中的关键角色，曾国藩自身所内含的复杂性，在后世的解读中既被扭曲亦被神化，而所有“操作”都与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走向密切相关。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过程，和中国新文学的萌发、发展脉络大致吻合。思想性是俄罗斯作家写作的一大特点，他们往往集作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百年间，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疏离期，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热度也随之变化，到现在，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才逐渐回归到文学本身。今年是达·芬奇逝世500周年，我们试图通过相关传记和研究专著解码达·芬奇的人生、绘画和身份——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位探索世界的科学全才。我们在封面中设计了一份“达·芬奇密码”，仔细看封面图中的转盘，所有元素均指向一个和达·芬奇相关的对象，正文中也隐藏了破解线索。你能猜出谜底吗？五 月文明的自觉，青春的回响“五四”百年，是今年被学术界和媒体讨论最多的历史议题。在过去的百年里，对五四运动的回望和反思，对五四精神的重申和继承，其实一直未曾中断。五四运动一直是近代史上的核心议题，它所引发的政治激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它所倡导的文明理念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内在动力。我们将“五四”称之为“觉醒的时代”，既是指个体权利意志的觉醒，亦是指国族文明的觉醒。这是一部以整个国家作为舞台的宏大史诗，它以告别过去的高声呐喊开幕，又以拥抱未来的万丈激情为高潮。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找寻舞台中心和边缘的人物，他们可能是发起者、参与者、支持者，也可能是旁观者乃至反对者，他们的行动、思想、个性以及历史时刻到来时做出的抉择，都体现出了那个时代人物特有的精神。那是文明的自觉，也是青春的激荡。自摄影术传入中国以来，“拍摄中国人”就成为一个复杂的跨文化命题。从晚清民国镜头下的城市底层、都市文人、倩女娼妓或满清遗民，到如今的明星脸、大众脸以及网红脸，都在摄影之中安置了自身的存在。自拍产业下的“中国制造”，也反过来倒逼着我们去重新审视何为“摄影”的本质。在亚洲的47个国家，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1000多个民族。几千年来，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的文明和历史，都映照在从古至今的一部部亚洲文学作品之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之际，我们用此专题，为读者打开一幅亚洲文学地图。在文学史上，勃朗特三姐妹是不可复制、甚至无从接近的形象。夏洛蒂、艾米莉与安妮留下的《简·爱》与《呼啸山庄》等小说，已经成为世界级经典。她们曾被视为时代的反叛之音，以女性作家的身份书写了黑暗与禁忌的题材，而随着年代的久远，她们留给我们的只有更加神秘的身影和难解的谜团。六 月用理性拓宽公共边界哈贝马斯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借助庞杂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和宏大而完备的话题体系，自从24岁崭露头角以来，他便以极富冲击力和争议性的话语，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高度的媒体曝光率，以论战的方式影响着知识话语和公共议程。在学术研究和公共话语之间，哈贝马斯总能够找到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他懂得如何在争论中定位正确的批评和良好的政治。这些也让他将自己推进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的双重折磨之中。无论是他早期因批判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而一炮走红，还是当下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欧盟积极辩护，哈贝马斯终生都在探寻着民主的前途和可能。今年6月18日，是哈贝马斯90岁生日，我们隔空为其祝寿，以8个整版的专题介绍其思想和品行，这既是对其体大思精的知识体系的叹服，更是对其始终关注时代疑难、拒绝犬儒化的人格操守的敬意。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探访了北京、四川、湖南、辽宁、河北等多地的乡村小学，并采访了多家儿童阅读公益机构，并做了一期“乡村儿童阅读观察”。城乡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是不争的事实，关注广大农村儿童阅读状况的意义不言而喻，改善境况须从给予关注开始。近年来，旅美作家严歌苓借助多部电影的放大效应，逐渐跻身最当红的华语作家之列。对严歌苓的采访报道车载斗量，而我们选择从其职业化的写作特点出发，进入她那恢弘的文学世界。她经过科班的写作训练，也将其写作方法广泛运用于各种历史和现实题材。作家能否被培养？这个曾经模糊的问题，似乎有了更确定的答案。诺奖得主斯坦贝克，是一位对美国社会现实倾注关怀的作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遭遇经济大萧条，斯坦贝克长期过着贫困生活，他看到了贫困带来的灾难，同时也看到面临灾难时人们的勇敢、乐观、爱的能力，以及自我救赎。他写下的具有“人类生存困境”寓言意味的故事，足以牵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思考。七 月用文学直抵灵魂民族清洗、屠杀、无休止的暗杀、战争，这些让巴尔干地区成为了西方眼中的蛮荒之地。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正是西欧历史上那些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将巴尔干地区的人民一次又一次贩卖。在20世纪，他们又转而戴上了一副能区别善恶的思想眼镜，开始讨论这里的罪恶与可行的和解方案，但各种方案划定的边界只能让巴尔干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在美国，罗伯特·卡普兰用政客的思维为欧美的军事调停造势。在西欧，一个南斯拉夫人的作品若是出现了亲塞尔维亚倾向，便被以一种粗暴的方式与恐怖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画上了等号。在这片布满“火药桶”的半岛，似乎只有文学才能直抵巴尔干人的灵魂，因为它不是对某一政治事件的单调追溯或阐释，它是直接来自于这里两千年时光的痛苦。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开始用三次旅行理解每个巴尔干民族的灵魂；塞尔维亚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用历史散文叙述这里的故事；而米洛拉德·帕维奇，则给巴尔干本就魔幻的历史加上了一些更魔幻的艺术手法，向世界读者给出了文学性的暗示。漫游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才能聆听到那种没有被“波与辐射”改写的声音。下半年的书评周刊，以35本精选的夏季书单拉开帷幕，长篇小说《重生三部曲》、游记作品《黑羊与灰鹰》，以及学术作品《皇帝圆舞曲》《孔子大历史》《声入心通》等都被纳入。读书是一种驶向真实之境的努力，甚至构成了一种直面未来的美德。将世界分为真实与想象两个部分，或许是人类独具的天赋。人们将不能理解的动植物笔之于书，绘制成图，通过创造这些记载种种奇想事物的博物志，想象的世界变得愈发清晰，甚至堪与真实存在的事物相媲美。人类在想象力的指引下，主动探索未知的世界，去证明奇想博物志中的奇闻逸事究竟是真是假，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由是肇端。去年出版的博尔赫斯的《最后的对话》，以及今年出版的“最后的访谈”系列，都是作家们生前最后的口头表达。我们以此为契机，做了“作家们的最后时光”的专题，写下了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伍尔夫等人在弥留之际的断想，以及他们关于阅读、写作、爱情、政治、人性、死亡等问题的最终见解。八 月在战争的缝隙里80年前，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拉开了二战序幕。提起战争，我们更容易想到的是那些著名的战役，以及双方将领在战术战略上的纵横捭阖。但对战争中最广大的亲历者来说，真实的战争远不止于此。战争是刺鼻的硝烟窒息了自己的胸口；是生活的平静猝然被炸弹震碎；是穿过残垣断壁的废墟，目睹身边的同袍血染满地；也是那些年轻的面孔，被一颗子弹永远地定格在战场的某一个瞬间。在这个纪念专题中，我们以1939年中一些“小人物”的生命经历为针线，穿过战争的缝隙，将那些失落的碎片连接成一幅画面。将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在上一场大战仅仅结束21年后，又被重新拖入战争的深渊的。他们固然无法改变战争大势，无法左右战局成败，甚至不能拖延战争爆发的一分一秒。但正是他们真实的生命，组成了战争中每一个具体的瞬间。忧郁、痛苦和倦怠是人类再正常不过的情感，但在21世纪，它们愈发病理化了。从前抑郁症只属于少数精英与文艺天才，如今也变得“平民化”。理解抑郁症与时代的关系，就是理解我们内心与社会的互动。传统节日中元节，是中国人祭祀亲人的节日，我们相信人死后会成为鬼魂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鬼的本体是死亡，对鬼的执念当然也是源自于对死亡的好奇和困惑。人们恐惧死亡，因为它会彻底终结一切，但人们又期望死亡不会是彻底终结。志异演化出一套学说和文化，构成古人世界观的一部分。作为二战后德语文学的代表人物，迪伦马特继承了德国思想的传统，在故事和戏剧的背后蕴涵了大量的哲学思索。他不断探索着德国纳粹的罪恶起源于何处，正义是否可寻，我们是否还能够期待着一个上帝或英雄来拯救大众的命运，以及这种期待又会将人引入何种危险的境地。他用荒诞性的写作撕尽人间喜剧。8月20日，为期一周的第十六届上海书展落幕，同期举办的第九届上海国际文学周以“家园”为主题，在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突进的今天，“家园”的含义越来越模糊，人们理想中的家园，可能是不断追寻而不得的桃花源，也可能是被迫远离只能怀念的原乡。九 月艺术眼光与文学狂想曲瑞典学者喜龙仁，是西方最早对中国艺术进行系统研究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在中国的建筑、园林、绘画、雕塑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字著述和摄影作品，对中国艺术在西方的传播，以及中国本土的艺术史学科建设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位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也是第一届弗利尔奖章的获得者，该奖后来被认为是国际亚洲艺术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然而，长期以来，喜龙仁的著述并不被中国读者所熟知，他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其所受到的冷待形成强烈反差。直到2016年以后，随着他的作品进入公版期，他的著作才被井喷式引进。今年是喜龙仁诞辰140周年，他的《中国早期艺术史》和《5-14世纪中国雕塑》，以及对他的研究专著《喜龙仁与中国艺术》的中文版相继问世，我们在7个版的专题中，邀请朱良志、米娜·托玛等研究者对喜龙仁的人生及艺术成就作了详细介绍和评述。阅读喜龙仁富有激情与诗意的文字，鉴赏那些已逝的风光和遗存，我们会感受到中国艺术独特的气韵和格局。拉美“文学爆炸”的冲击波曾影响世界，而阿根廷的文学作品要比拉美其他地方更加古怪，它们总能以最飘逸的方式唤醒读者的想象力，热情华丽的文化氛围，以及它在20世纪孕育出的幻想浪潮，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人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压抑人的灵魂。北京是承载千百年华夏文明史的古都，也是比肩纽约、伦敦、东京的现代都会。为北京立传是困难的，我们用日出、午后、黄昏三个时间点，对应明清两朝帝都北京的皇家、文人和市井生活，挖掘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展现它的古风新韵。2018年的金布克奖得主、加拿大作家翁达杰，是一位用诗意化和碎片化语言写小说的作者，他写二战，写殖民主义创伤，写斯里兰卡（其故乡）内战，写多伦多卑微的移民工人……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地域（国界）背景汇聚在他笔下。或许对他来说，故事发生在哪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用文学面对由于战争、政治、经济和个人原因造成的碎片化生活。十 月记忆的归属VS跳跃的诗意10月10日19时（瑞典时间13时），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万众期待的结果：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则由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获得。结果公开后，两位得主在媒体上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人们很容易就接受了托卡尔丘克，但公开批评汉德克，难以接受他的政治立场。论写作方法，托卡尔丘克也比汉德克更加讨喜，她碎片式的写作易于阅读，她的故事充满幻想性，而汉德克的语言风格则直击现实。即便如此，这两位作家的身上还是存在着共性。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探寻记忆的归属。历史是什么，记忆是什么，我们身上正在发生的以及过去曾发生的又究竟是什么——在文学中，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永恒而固定的答案，但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人类得以打破现实的边缘，寻找自我的归属，走向更开放的思想维度。近年来，超大时空尺度的历史叙事成为流行，“大历史”“简史”“极简史”让似乎已成过时之物的宏大叙事又有所复兴。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过着后现代、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却拥有前所未有的知识储量。“大历史”的出现，正宣告着人类知识大融合的时代已经到来。贫困且伤痕累累的童年，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对诗歌的热切希望，1956年夏天，21岁的布劳提根带上这些仅有的“财产”来到旧金山，渴望成名。5年后，他在露营途中写成小说《在美国钓鳟鱼》，从边缘人物瞬间成为躁动时代背景下的新星。他后来开枪自尽，留下的只有他的诗和小说，那些跳跃的诗意，幽默、反讽的语调。十一 月向现代进击的思考力提到敦煌，人们就会想起莫高窟。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将这座被岁月尘封了数百年的西北小城推上世界瞩目的舞台。莫高窟作为人类文明瑰宝的地位毋庸置疑，毫不夸张地说，仅仅是这座崖壁上的石窟，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百科全书。但敦煌不仅仅有莫高窟，这座城市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她在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意味深长。月氏、乌孙、两汉、魏晋、六朝、隋唐、西夏、宋元明清，她见证了历史的风尘，也在东西文明的碰撞交融中酝酿出丰富多元的文化。玉门关外戈壁荒漠的孤烟冷月，曾见证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激情；悬泉置流沙下沉睡的吉金断简，记录下一个庞大帝国庸常中点滴的奇迹。丝绸绢画里色彩未褪的残片，黄卷残楮上墨色如新的片语，都在无言地讲述着千百年来沙海般的往事。因此，敦煌，她是人类心底的一种最深的渴望，渴望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渴望了解不同的文明和世界，它的真正魅力在于让人们汇聚在这里，创造出一个如此让人惊奇而丰富的人世间。在面对情感与规则的对立时，我们该如何选择？这个来自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的质问，一直持续到两千年后的今天。11月5日，法国纯真剧团的剧目《安提戈涅》再次在北京上演，围绕这个剧目的思考，也在身着牛仔裤与西装的演员及改编的剧本中，重新走进了现代观者的生活。史蒂芬·霍金曾预言，“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复杂性研究并非一门学科，而是一套思维工具和方法，它可以用来解释各个领域的系统性问题。人类为何需要复杂性思维？究竟何为复杂性研究？此专题，或可作为适当的入门。我们对于畅销书总是既爱又恨，因为大众趣味总是难以摆脱“平庸”的标签，但又只有被多数人认可才能跻身“经典”。畅销书集不屑与喜爱于一身，有些如昙花一现被迅速遗忘，有些则历经淘洗化为长销书高居历年榜单。为此，我们考察了新世纪20年的畅销书变迁史。中国原创绘本近年来异军突起，但质量参差不齐。最近，一本名为《两个天才》的作品面世，这是一部充满着大胆想象力的原创绘本，作者在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想象力并不等于创造力；想象力不需要培养，真正需要培养的是创造力。十二 月书与人的碰撞一本书给读者带去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我们既无法通过书的内容预测影响的结果，也无法预测这种影响的持续时间。有时，第一本阅读的书会在人的内心打上烙印，为其后续的人生奠定基调，有时，人生中途偶遇的一本书会突然改变一个人的未来。还有更多的时候，人因为阅读的积累而在脑中积存了大量问题，它们让人陷入焦虑与痛苦。也有可能，人与人之间会通过某本书沟通情感，形成更理想的人生关系……这个主题催生了一批讲述书与人之间相互碰撞的故事。它们有些是虚构的，有些则取自现实。为了阅读，人们愿意冒着被枪杀的风险向集中营里偷书，为了童年时读到的某一本书，有人会在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四处奔波，破解作家身后的谜团，也有名为伯尼的雅贼成了白天以书店老板为职，夜间却从事盗窃的不法分子。书与人之间的故事千姿百态，一直在我们身边的社会中发生，形形色色的读书人以不同方式体验到了灵魂的归宿感。2019年临近尾声，我们遴选出这一年里值得注意的阅读文本，精选出120本入围图书。人是时间的产物，也是阅读的产物。当然，并非所有的好书都能留下记忆或引指方向，但总有些书能给予我们生活的勇气。在世界各地的创世神话中，都不约而同地相信世界万物起源于一个蛋。蛋中孕育了万物胚胎，然后裂开，世界由此诞生，生命由此繁衍，人类也由此踏上了漫长的旅程。蛋是如此神奇，但为何会选择蛋作为万物的原始呢？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蛋象征着循环往复的生命力，给予人绵延不绝的希望。这是一个沉迷健身的时代，今天城市人的身体焦虑和健康麻烦，体现在“健身热”等运动潮流中，也体现在“朋克养生”等充满戏谑意味的吐槽里。健身，被视为自律、自我管理等“进步”理念的体现。我们以今天健身热为背景，分析健身房运动与中国大众健身的历史与逻辑差异，参照西方健身史，透过书单追溯近代中国健康和运动理念的重塑，展现出我们对于身体和运动理念的巨大变迁。整理丨徐学勤编辑丨张婷 张进校对丨翟永军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在纸质办刊时代，作家与期刊编辑的关系，就像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的作家与图书编辑一样。在该剧中，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在那时候，文学与文学期刊、作家与文学编辑的命运之紧密也显而易见。比如，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因为一批文学期刊的诞生或复刊，才产生了一群影响深远的作家。他们同样成就了文学期刊的地位。两者共同参与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进程。阅读在变革，我们都得革新。而在内容上，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的先锋性无论是否在减弱，就像朱燕玲所说，文学“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花城》丛刊第1期封面，图为徐匡木刻作品《草原诗篇》。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广泛阅读，主要通过报刊和出版两种媒介。因而，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几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学杂志发表和成名，而杂志也有赖于优秀的作品赢得读者和市场。现在被人们所热衷谈论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和文化热，实际上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中国文坛诞生了此后影响深远的众多文学和文化期刊，包括《十月》（1978）《钟山》（1978）《花城》（1979）《当代》（1979）和《读书》（1979）等等，由巴金和靳以在50年代创办的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也在1979年复刊。作家往往最早嗅到社会坚冰解冻的气息。在短时间内，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兴起，它们为当代文学的萌芽壮大提供了阳光和沃土，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文学期刊被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来自西方的实验性写作，也被中国作家们“活学活用”，以“先锋文学”的名义在文学期刊上轮番登场。文学杂志一度成为文学青年手中的标配，成为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每期杂志轻轻松松可以卖出数十万份。其间，最突出的代表当属《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它们被评论家誉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作家，最初都是通过这些杂志走入读者的视野。今年10月，《花城》杂志社在北京举办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王蒙、格非、毕飞宇、张抗抗、叶兆言、李敬泽、林白、李洱、西川、北村、梁鸿、阿乙、潘军、张清华、何平等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齐聚现代文学馆，畅谈与《花城》杂志数十年的情谊，以及《花城》作为文学重镇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特殊贡献。“先锋性”是众人在评价《花城》杂志时重复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也是《花城》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点。作家们谈到，许多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不了，但是《花城》勇于冒险尝试。《花城》也敢于力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比如毕飞宇等人的处女作都发表于《花城》，至今，每期仍设有“花城关注”栏目，致力于发掘新生代的写作者。《花城》的四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期刊的一个缩影，文学期刊曾牢牢掌握着文学市场的话语权，而今，尽管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但曾经的地位已然被自媒体和网络文学所挑战，那么，文学期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关于《花城》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学期刊在未来的命运，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花城》的主编朱燕玲。她于198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花城》，此后三十余年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她主持下的《花城》面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我们从《花城》的转型因应之道，也可以管窥文学期刊的共同命运。朱燕玲，《花城》杂志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过大量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并策划和编辑“蓝色东欧”大型译丛。“先锋精神”是寻求文学变革的内在力量新京报：《花城》于1979年创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作为一本纯文学期刊，它一直带有突出的先锋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先锋作家的实验性作品，而且至今依然致力于发掘优质的新生代作家，这种先锋性或许也是《花城》从众多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一种文体或叙事手法尚未被读者普遍接受之时，过于先锋前卫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花城》是如何将先锋性一以贯之的？这与广州相对开放的思想和舆论环境是否有关？朱燕玲：当然密切相关。《花城》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热潮之中，凤凰卫视曾经用“应运而生”来形容她，她扎根于开放拓新的岭南文化土壤，汲取广东“开风气之先”的改革精神，借助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为中国文学界打开了南窗，向读者介绍港台与海外文学作品与思潮。我更愿意将“先锋”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不懈地寻求变革的内在力量。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花城》，就能看到她一以贯之的“先锋性”：在上世纪80年代，她表现为突出的启蒙性、思想性和现实性；在90年代，她表现为鲜明的实验性；在新世纪后，她表现为多元性和融合性。变化有之，但始终没有丧失的，是关注中国现实、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未来人类命运的热情和勇气。1979年，《花城》丛刊第4期封面，林墉画作《春》，秦咢生题字。《庐山恋》发表于这一期。在人们对商品经济仍然抱有疑惑的时候，《花城》率先刊发了改革开放代表之作《庐山恋》和《“雅马哈”鱼档》。这两部作品随后拍摄成同名影片得以公映，《庐山恋》当年的银幕第一吻，可谓惊天动地，成为青年男女的爱情典范，创下连续放映6300多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雅马哈”鱼档》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广东个体户，他们敢想、敢闯、敢干，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变，从不起眼的“街边仔”，到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展现了广州城立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缤纷与活力，热播后轰动全国。《庐山恋》（1980）剧照。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遭到冷遇、多次被退稿的时候，《花城》力排众议，对其予以充分肯定，在1986年第6期全文刊发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并在刊发后为其举办了一个大型作品研讨会，还将第四届花城文学奖授予路遥。90年代后，《花城》接过先锋文学的旗帜，敢于推陈出新，成为先锋文学的重镇与青年作家的摇篮，以及到今天提出“文学策展”办刊理念，都是《花城》敢于立于潮头的表现。新京报：《花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参与者，时代在变化，文学的主题、叙事方式、审美标准也都在不断变化，你如何描述这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图景的变迁？以及如何评价《花城》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朱燕玲：《花城》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也和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同构，她既是众声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声部。《花城》首发过许多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地位的作品，如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顾城《英儿》、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王蒙《这边风景》、章以武与黄锦鸿《“雅马哈”鱼档》、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莫言《父亲在民伕连里》《我们的七叔》、王安忆《考工记》、韩少功《修改过程》、迟子建《树下》、阿来《行刑人尔依》、阎连科《日光流年》、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欧阳江河《泰姬陵之泪》《凤凰》、王朔《给我顶住》《谁比谁傻多少》、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枕黄记》、刘亮程《捎话》、李洱《花腔》等等。《花城》杂志1997年第1期刊登池莉、陈染、张承志、史铁生等作家文章。它们成就了作家个人，也成为了文学史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花城》起的作用，是在作家们刚刚起步的时候，给他们有力的支持，给他们舞台。比如，当王小波在文学界还籍籍无名的时候，《花城》就连续刊登他的作品，又比如，林白、陈染、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吕新、北村等的成名，皆是从《花城》起步。同样，《花城》为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新生代、后先锋写作也提供了重要的阵地。优秀的文学期刊往往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风骨，它折射了时代语境的变化，也通过刊选的作品展现出中国作家的文学姿态和思想表达。1989年，珠海白蕂湖度假村，《花城》编辑部与作家莫言（右四）等人合影。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新京报：四十年来，《花城》的办刊风格、选文标准是否有作出过调整？你认为，一本文学期刊，哪些东西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哪些东西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朱燕玲：一本刊物的风格既体现着时局和文坛大势，也明显体现着主编个人的审美趣味。《花城》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经历了多任主编，从办刊风格和选文标准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丛刊时期（1979年第1期到1980年第4期），丛刊时期的七期本着“解放思想、博采广收、新鲜活泼”的办刊宗旨，奠定了《花城》的发展基础。此时的《花城》无疑秉持了“立场高于名家”的策略，努力在思想上、艺术手法上冲破禁区，努力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栏目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开放性。《花城》丛刊时期第7期封底：何岸，油画。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办刊方针和办社方针达成一致，即“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借助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设置了“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外国文学”等栏目，推介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这在全国刊物中具有开创意义，率先打开了港澳台和外国文学的窗口，具有非常鲜明的“开窗”意识。进入90年代，杂志开始转型，更注重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追求一种自觉的文本意识。坚持纯文学，扛起先锋旗帜，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个阶段的《花城》，以“先锋守护者”的角色为90年代文学发现了大量重要作品，深度参与了“90年代文学”的建构与呈现。90年代《花城》小说栏目有一种很强的艺术判断的勇气，乐于发表新人力作。潜质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一种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它考验着编辑的艺术眼光和勇气。同时，90年代以后的《花城》，成为不同代际的作家形式实验的重要文学基地。新世纪后，应对新媒体时代，拓展思路，提出“文学策展”和多元融合的办刊理念，勇当文学现场的“报信人”。以“文学策展”的思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促使文学期刊成为整个文学生产、文学生态和文学现场中最具活力的公共空间。一个刊物的表现方式可以与时俱进，而内在的精神与编辑立场需要持之以恒。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而对内容的追求，我们秉持一以贯之的态度，即文学性、艺术性为第一要义。新京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今天纯文学热退潮、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等类型文学异军突起，文学的读者群体在发生变化。作为文学期刊主编，要如何照顾不同读者群体的审美趣味？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花城》未来会刊登科幻小说吗？朱燕玲：纯文学从走下神坛到今天的小众化，是一个社会从非正常走向正常的历史必然，办刊者既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也需有自己的立场和坚持。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文学现场的动态，研究并且取我所用。《花城》一直很关注新时代的语境变化，文学的方向就是青年人的方向。所以，必须了解青少年的趣味和爱好。2016年，《花城》与日本学者千野拓政牵手，推出“域外视角”专栏，分析解读中日韩青少年流行文化走向，以及东亚地区未来一代的文学表达。同时，又与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邵燕君及其博士研究生团队）携手合作，推出了“特约”栏目，从网络文学、游戏、宅文化、虚拟社会、爱豆文化等文化共性点切入，解读当下青少年的文学语境与精神归属。从2017年开始，又重点推出“花城关注”栏目，融此前“花城出发”栏目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栏目的实验性为一体，邀请著名评论家何平担任主持人，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寻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意态度的写作，发掘更多文学新生力量。栏目突显前瞻性眼光与国际视野，致力拓展文学的边界，强调关注青年作家与新锐写作，关注跨界写作和跨界文化艺术，同时关注文学文本的各种创新及可能性，三年来好评如潮。“花城关注”突出问题意识，每期一个主题，三年来做了“影视”“剧本”“故乡书写”“科幻”（人工智能）“摇滚”等文学热点。所以，《花城》在2017年就刊发了科幻小说专辑，已陆续推出过郝景芳、陈楸帆、飞氘、宝树、糖匪等青年科幻作家的新作，还在南京先锋书店开过专门的科幻研讨会，也即将推出因此而生发的“超新星”系列科幻作品单行本。科幻作家们的创作及出版形态，对传统作家有很好的启示。新京报：随着发表和出版渠道的增加，传统的文学期刊不再拥有文学发表的垄断地位，文学期刊在文学市场中的话语权也在削弱，总体而言，文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近年来，传统文学杂志的“触网”转型成为大势所趋，《花城》是如何适应阅读和传播方式的转变的？又遇到了哪些挑战？朱燕玲：近年来，《花城》除了传统媒体的常规化宣传，同时加大了新媒体平台建设和推广力度，比如，实现纸刊的网络销售，上线电子期刊，开设杂志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们还和出版社一起，不断尝试进行数字化转型，包括电子版权的分发、对接影视版权、加强与读者的网络互动等，并打造了“爱花城”文学平台，试图建构一个覆盖文学阅读、社交互动、有声课程、比赛信息、稿件修改等功能的生态闭环。此外，还注重办刊与活动的结合，以“花城雅集”“花城笔会”“花城文学奖”等活动来扩大影响力。这个过程遇到很多困难，包括经费的可持续性、人员的专业程度，还包括如何将影响转化为人气，将人气转化为效益，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而仅就传统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版权问题。长久以来，纯文学期刊的版权约定俗成为作者默认授权，即作者投稿默认为授权期刊刊用，并没有像图书出版那样形成合作签署制度，而版权法又明确规定期刊不拥有作品版权。如此，就给纯文学期刊的数字化和版权再利用带来授权不明确的难题。也就是说，期刊的大量投入：办刊经费、稿费开支等等，得到的只是一个作品的首发权。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了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新京报：你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三十余年，如何看待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编辑被誉为“天才的捕手”，也被嘲讽（或自嘲）为“为他人作嫁衣裳”，你如何看待编辑工作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收获》主编程永新曾说，“编辑工作与写作是有矛盾的，《收获》编辑部的传统也不鼓励编辑写作”，你是否同意他的“矛盾说”？朱燕玲：作家和编辑常常是朋友和知音，尤其是发表作家处女作或早期作品的编辑，常被作家认为有知遇之恩，而编辑也会为发现了心仪的作品而倍有成就感。编辑工作的价值就在发现和推广。我也很认同程主编的说法。他指的显然是全身心投入的编辑，而身兼二职的人也比比皆是。编辑工作有很大的弹性，一本杂志如果只求填满版面，轻而易举；而要精益求精，则是无底深渊。而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上世纪90年代，《花城》杂志编辑部。左起：文能，侯卫红，杜渐坤，刘钦伟，朱燕玲，陈文彬。新京报：《花城》的作者群有很多知名作家，也有一些文学新人，你挑选作者和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三十多年来，你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有过变化吗？朱燕玲：我挑选作品的标准很朴素，就是单纯看作品，名人和无名者基本一视同仁，比较“铁面无私”，“不太会做人”；同时我不推崇也不排斥什么具体的流派，它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传统的，我的谱系很宽，能打动我就行。可是，对一个以看稿为职业的人来说，要被打动，谈何容易。它不仅有对技术的要求，还有对“三观”的要求。新京报：麦克斯·珀金斯曾说，“编辑可能只是让一部作品变得不一样，并不一定会让它更好。”当编辑和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你处理的原则是什么？编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朱燕玲：当编辑与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我们首先会提出非常真诚的意见，在最大程度保留作者风格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硬伤部分，或者是情节、人物设置可以更好的处理建议。如果作家无法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也会尊重作家的意见，如果觉得是小瑕疵，也就“文责自负”了，如果觉得有损全局，则只好遗憾不用。但我们遇到更多的情况是作家希望我们给出更多的修改意见，他们也很感谢我们提出的意见。编辑可以说是作家新作的第一读者，有义务跟作家一起，提高作品的完成度。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既要站在作家一边，也要站在读者一边，但更要站在历史一边，筛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这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有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了解最前沿的创作动态和作品，甄别优劣，预判趋势；编辑还应该有亲和力，有包容心，能团结作家，广集人脉。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新京报：《花城》经常组织文学笔会和研讨活动，你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今，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朱燕玲：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说好话容易，说坏话难，严肃文学批评的生存状态，其实就是社会包容性的一个折射。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貌似一团和气，这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回顾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是有过真正的批评，研讨会也曾会争得面红耳赤，一些诗歌会议甚至会争论得打起来。《花城》部分封面，该刊发表了王蒙、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王小波、张承志等人的作品。我想，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研讨会基本是机构组织的，比如出版社。出版社组织的目的是销售。而当年，文学书不愁卖，研讨就真的是为了研讨。此外，当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说话自然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自己。双方都有太多的羁绊——在快节奏的社会里疲于奔命的人，再也无力较真了。新京报：“花城关注”等栏目一直致力于推出文学新人，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的先锋性是否在减弱？目前有哪些青年作家值得关注？朱燕玲：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用心扶持，严格要求，是我们一惯的态度，我们不愿意因为年轻就对他们降低文学的审美标准。而“先锋性”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文学的潮流是流动的，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如果仅从技术上继承所谓“先锋性”，已经远远不够——事实上20多年来，“先锋性”已经变成寻常元素融入大多数作家的写作之中。所以，我们期待青年作家的，是更新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虽然90后作家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众声喧哗是必然的结果。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个更有个性的作家脱颖而出，即便是一个“小时代”，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努力不懈地寻找这样的新人。作者：徐伟编辑：罗东 李阳校对：薛京宁

包天笑在我有限的文化记忆里，包天笑（1876-1973）给我的印象是位古老的旧派的大作家，却不见载于正统的文学史。直到某一天在琉璃厂邃雅斋旧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一本《杂志》，这才拉近了与包天笑的距离。一本杂志的名字就叫“杂志”，好像这是吾国期刊史的唯一一例。《杂志》1938年5月10日创刊于上海，中间停刊了两回，于1942年8月10日再度复刊。复刊之后的《杂志》较之先前的《杂志》，不知好看了多少倍！只须说一句，张爱玲是《杂志》的头牌作家，还用多解释么？张爱玲名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给了《杂志》首发，《杂志》专为张爱玲办过几次聚会：“《传奇》集评茶话会”“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女作家聚谈”“纳凉会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双方的合作非常愉快，善始善终，没有重蹈《万象》“一千元灰钿”的覆辙。《杂志》不单单对张爱玲好，对所有的作者都好，唯一的负面消息——有人怀疑它的背景是否正确。《杂志》在《杂志》里，我惊奇地见到了从远古走来的包天笑，老作家慈眉善目，谁也不得罪的圆胖脸。1944年12月的这期《杂志》，刊出了老漫画家王敦庆（1899-1990）的《作家素描六题》，第一题《包天笑车中话旧雨》，如雷贯耳的人名真多，值得全部抄在下面：若果没有随车由京返苏的漫画家季小波兄的解说，彼此阔别二十年的包天笑先生，或许不会再认识我，我于庞杂的人丛中，也未必能找着他。我代包先生提着轻便的旅行箱，一同乘上定备的bus。冬来的雨声，如泣如诉，不禁引起了我们怀旧的哀愁。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当年《晶报》的“三剑客”——袁寒云，张丹斧和余大雄的过去，讲起目前居留在苏州的《晶报》同仁许窥豹和黄转陶两位“小弟弟”的现在。又论及由他扶育成人而去充《新华日报》记者的毕倚虹的一位公子。再交换关于飘泊在数千里外的漫画家张振宇和黄苗子的消息。甚至还想起抛却笔耕生活的江红蕉，目前经营丝织品公司是如何地得意。最后，我不知怎样把他所主编的《小说大观》提出来做话题，他随即就说：“每期用老四号排，也有二十多万字，要估四五百页的篇幅，定价却只有‘袁世凯’一枚。若照现在的市价记算，恐怕纸章就需要四五百元，还不说排印工了，即或卖给旧货担，每册也可得一张一〇〇。这足见今日的出版事业，愈弄愈难了。”包先生比我大二十一岁，明年就要做七十荣庆，可是他的身体与精神，还是那样地健旺，笑容还是那样地可爱。人世几回伤往事，王敦庆和包天笑聊到《小说大观》，不由然想起我那失去的《小说大观》。三十年前，于海王村里的中国书店漫无目的地买了不少零零散散的老旧杂志，其中即有《小说大观》。当时买回来的杂志，自己感觉封面不讨喜的就搁在壁橱里，《小说大观》黑不溜秋，又厚又大，理所当然打入壁橱。不久，还是在那家中国书店的书架上，我一眼瞅见书架顶端放着一捆朝思暮想的《古今》，请老店员取下来一看定价，九百元！当时穷得叮当响，情急之下，回家从壁橱里拿出两大摞子杂志，算了算买入价拢共是一千八百元，心想折个半价换套《古今》总可以吧。第二天赶到店里，说明我的意思，老店员的脸立马就不好看了，冷冷地说了一句，哪有这么换算的？虽然碍于我在他这儿买了两三年的老杂志，怎么着也算老主顾的情面上，最终换给我《古今》。可是，从此往后，老店员再也没有卖给过我一本杂志，更甭提上库房给我补配杂志了，三年的交情毁于《古今》。《小说大观》也在那次交换之中，在壁橱前我曾犹豫过，翻了翻还是换出去了，可是“若有所失”的心情一直时隐时现。多少年之后，我买到了《小说大观》的创刊号，好像是一种补偿吧，对自己，对包天笑。《小说大观》高伯雨（1906-1992）于《记包天笑先生》里写到《小说大观》和《星期》，那是青少年时期他的爱物：“我开始读他（包天笑）的小说时是一九一九年，有一天，我偶然在书斋的书橱中发见一本厚厚的《小说大观》，我是看惯旧章回小说的，当时正在看《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现在见了这部新的小说，真是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对《小说大观》有好感，故此爱屋及乌，对主编人‘吴门天笑生’自然也有好感，……后来在《申报》，见有大东书局大减价的广告，赫然有《星期》在内，五十本一盒，定价五元，八折优待，我连忙写信托上海的朋友代买了。”魏绍昌在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群排兵布阵时，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五位，称作“五虎将”（《我看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对这顶帽子不大情愿：“前日《大公报》的《大公园》里，宁远先生写了一篇《关于鸳鸯蝴蝶派》，其中似有为我辩护的话。他说我‘以风格而言，倒还不是地道的鸳鸯蝴蝶派。’云云，至为感谢。据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目我为鸳鸯蝴蝶派，有的且以我为鸳鸯蝴蝶派的主流，说起鸳鸯蝴蝶派，我名总是首列。我于这些刊物，都未曾寓目，均承朋友们告知，且为之不平者。我说：我已硬戴定这顶鸳鸯蝴蝶的帽子，复何容辞。行将就木之年，‘身后是非谁管得’，付之苦笑而已。”又说：“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于鸳鸯蝴蝶派。（某文学史曾举出了数部但都非我写）。”包天笑显然不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点，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两百七十六种现代文学期刊中，包天笑只在《小说世界》里有三篇作品，《万象》三篇，《风雨谈》六篇。但是如果将范围扩展到“近现代文学”，包天笑的名字则响彻云霄。将包天笑划归到鸳蝴阵营里，我认为研究者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将你归到破鼓万人捶那一边，揍起来又顺手又省劲。《杂志》于1944年11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掌故座谈会”，请来的嘉宾有包天笑、周越然（1885-1962）、徐卓呆（1881-1958）、钱芥尘（1886-1969），还有三位日本学者，内山完造、松平忠久、福间彻。主持人说：“在座诸位中，包先生的高寿已经六十九岁，年纪最长，就请包先生先谈些清末的小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包天笑说，清末四大小说家，曾孟朴，刘鹗，李伯元，吴趼人，“我认得曾，李，吴三位，只刘铁云先生不相识，他只做了一部小说《老残游记》，其余三位则著作很多”。这资格老得也是没谁了!《掌故座谈》接下来，他们聊起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民报》《小说月报》《时务报》《浙江潮》《江苏》等报刊杂志和主笔者的轶闻趣事，谈兴正浓，一些个花边掌故自然而然就聊了出来：“他（李伯元）与花界中人物挺相熟，每逢星期日，总在‘张园’跟当时的名妓在一起的。”“经售《民报》的徐镜吾，一个肥胖的人，也是老同盟，大家叫他‘野鸡大王’。那时的好事文人，常常开‘花榜’，捧长三妓女，他却故意开‘草榜’，把最下等的妓女——野鸡，选举作状元，故有野鸡大王的诨号。”“（《杂志》）：福间先生到过青莲阁没有？（福间）：去过的，我在青莲阁楼上喝过茶，看见野鸡兜来兜去，络绎不绝。（《杂志》）：没被她们拉了去？（福间）：哈哈，没有。”“那时候青莲阁有一书场，妓女来往，都坐在龟奴的肩上，由龟奴的手托住一只小脚，真有趣。”“日本人娶中国太太的，倒常常要离婚，据我所知，有十几个日本人娶中国太太，可是其中只有一个人是不曾离婚的。”“哎呀！戴季陶先生自己是怕老婆的，他的太太凶得很啊，所以他有此一论。”“嘴上说怕老婆的，未必真怕，讳言怕老婆的，倒一定有季常癖。”“掌故座谈会”主持人总结发言：“我们希望在座诸位将来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掌故和史料，写成文章，这样较有系统，也可以说得更详尽一点，在《杂志》上发表。当然，这又是为《杂志》拉稿。”几位与会的老作家，包天笑以实际行动响应，旋即给了《杂志》这些顶级的掌故好稿：《我与杂志界》（上下），《六十年来妆服志》（上中下），《六十年来饮食志》（上）。《饮食志》特好看，可惜没来得及登完，《杂志》便停刊了。想三十年前，龚明德关心我，鼓励我编《书鱼重温录》，内收民国杂志里谈藏书的文字八十余篇，其中即有包天笑的《我与杂志界》。《我与杂志界》包天笑于《“今年的愿望”特辑》（1945）说：“我每日早晨起身吃粥，两碗白米粥，三碟吃粥菜。粥菜并不名贵，咸菜，酱瓜，偶或有火腿，皮蛋，惟粥则香粳米，熬之极稠。今已两年不啖此粥，而此种糙米，所煮之粥，殊难下咽。我希望今年仍旧吃点香粳米粥。”七旬老翁何所求，一碗香粳米粥而已。包天笑，可亲可爱的老人。回归正题，包天笑与杂志界。《我与杂志界》分两期刊载，可称它为近代期刊之信史，若果有人撰写中国杂志史，此文诚为宝贵的一手材料。若果再参考包天笑1971年所撰《钏影楼回忆录》里相关的《木刻杂志》《在小说林》《编辑杂志之始》《编辑小说杂志》《〈时报〉怀旧记》诸篇，合而观之则更佳。某些小细节和小数据，还是《我与杂志界》可靠，如：“《星期》也是以小说为主体，不过多一点小品文之类，式样是小型的。……一年共出五十期，幸未脱版，已觉大幸。”而《编辑小说杂志》内云“这个《星期》周刊，也只办满了一年，整整五十二期。”又如《编辑小说杂志》里说“《小说画报》初出版时，却也风行一时，照例印三千册，可以销完……出完了一年十二册，以了此局。”实际上《小说画报》自1917年1月至1920年8月共出二十二册。某年中国书店拍卖会有二十一册《小说画报》上拍。以二万多元成交。《小说画报》包天笑亲力亲为主编若干杂志，因此颇能说出里面的道道，如：“《小说大观》是一种季刊，一年出四册，小说杂志的有季刊，此为创始，后来遂有《文学季刊》之类。为了这小说大观四字，我颇与沈芝芳争执一下。我主张用‘今小说’三字，否则老老实实用‘小说季刊’四字。因为那时候，坊间所出的书，都是用大观两字，使人一望而知是‘洋洋乎大观哉’。因此编了许多法律书的，便称之为‘法学大观’。搜集许多笔记而汇刊成编的，称之为‘笔记大观’。更有所谓‘清朝野史大观’，甚而至于还有书画大观，魔术大观等等，大观两字，早已用得滥了。然而他们书贾，是注意在生意眼的，用大观两字，足以表示内容丰富。因为是季刊，要三个月出一册，安得不以丰富示人呢？……他们的生意眼却不差，出版后果然畅销。”另如：“《小说画报》尤其特别，完全是旧式，用有光纸一面印，装订作线装（用五色线作草装法）除短篇小说外，其余的长篇，完全是章回体。何以谓之画报呢？因为每一篇中，都插图画罢了，这近乎从前的所谓绣像小说。不过《小说画报》当时有一个规例，无论长篇短篇，都不许作文言。这在当时无论何种杂志所少见的。”“《小说画报》上写稿的，除自任长短各一篇外，有陈蝶仙（即天虚我生），叶楚伧，姚鹓雏，毕倚虹，周瘦鹃，朱鸳雏，徐卓呆，张毅汉诸君，此皆为我之键将，每边小说杂志，必借重诸君，即《小说大观》亦如是。但有一人，亦为吾《小说画报》的中坚分子，即刘半农君是也，刘半农后为新文学巨子，在《小说画报》时代，则亦写章回小说者。”再如：“我在编辑了《小说大观》《小说画报》以后，曾经编过了一种星期刊，那种星期刊，名字就叫《星期》。……因为编辑杂志，在我算是一种业余工作，我的本业是新闻记者，编那种月刊、季刊，可以从容不迫，正是论语所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了。倘然是星期刊，那就七日一来复，迫紧在后面，我恐怕有些吃不消了。……《星期》出版以后，销数在水平线以上（当时上海的杂志，以能销三千份为水准线，不及此数，即将亏本。）但至多亦不过五六千，少则在三千数百份之间，于出版家之理想，未能满足。”包天笑自嘲：“由《小说大观》，而《小说画报》，而《星期》，体积愈来愈小。友朋谑我，谓‘张公养鸟，越养越小’。”寒舍所存这三种包氏期刊，均为散册，《小说大观》是无心配齐，《小说画报》是无钱配齐，《星期》全帙近来本有机会一鼓而擒，却因一念之差失之交臂，聊以启功的话“来日无多慎买书”当宽心丸罢。(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知道邓绍基先生还是在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读研时候，入学后导师王进珊、郑云波先生所开必读书目其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中国文学史》。1981年初确定硕士论文题目为《赵氏孤儿剧目研究》后，就更注意研读其“元代文学”部分。我不知道该书“纪君祥”一节何人所写，但该节对我把握该剧主题起到了引导作用。1989年6月14—19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1989年1月，会议发出预备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人员为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徳、卢兴基、石昌渝、白维国、张国星、李伊白，后五位到会，前三位未到，但陈毓罴、刘世徳提交了论文。我与邓绍基先生，失去一次见面机会。顺便提一下，当时民间传着一句话，说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有“三驾马车”，即是指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徳三位先生。陈毓罴（参见上图）、刘世徳（参见下图，两份）先生还提交了小传，两位先生的头衔使后学难以望其项背。可想而知，邓绍基先生必然也应显赫无比。1997年7月30日至8月3日，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同市举行。到会人员中有太原师专教授潘慎先生，会间闲聊，我们均大吃一惊：原来业师王进珊先生是当年潘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授课老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先师受“胡风集团”影响，被江苏省公安厅逮捕；潘慎1956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语言所，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劳改；师生均经历了长达20年的人生坎坷。我们遂以师兄弟相称，并且此后过从甚密（参见下图）。潘师兄告诉我邓绍基、章培恒先生也是先师的学生，他们三人序齿潘慎最长，但年级最低，盖章培恒、邓绍基、潘慎1950年、1951年、1952年先后入学也。潘师兄说他与邓绍基都是常熟人，桑梓同乡，心理感情自然更觉亲切。潘慎还说他和章培恒均系由私立上海学院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而先师亦是同时转入也。2000年10月22—25日，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五莲县五莲宾馆召开。潘慎师兄建议我邀请邓绍基先生参会，收邓先生2000年10月9日信函（参见下图），云：吴敢教授：多承相邀参加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本应按时到会，领受教益。无奈十月二十三日有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会议，难以离京赴鲁。深表歉意。敬祝会议圆满成功。此致敬礼邓绍基2000年10月9日潘师兄深以为憾，盖他拟当面咨询当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情况也。顺便多说几句，潘师兄于诗词格律造诣甚高，著述颇巨，他还是中国女书研究第一人，其女书书法也很有成就，总算没有被政治运动毁掉一生。2001年2月17日收到王永宽兄信函（参见下图），云：吴敢兄您好！上次通电话时所说《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一事，这里把有关材料寄上。您便中可先考虑一下，过几天咱们再电话交换意见。您有什么想法，也可直接和邓绍基先生联系。书稿已全部排出校样，正在组织人员校对。若有出版社愿出此书，我们将提供校正后的软盘，这样可省去一道重要而烦琐的打印校对程序。谨此敬颂文安！永宽2001.2.15信中所说《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参见下图，邓绍基主编），是一部古代戏曲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古代戏曲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此举一例，可见一斑，即书后所附“分类索引”之“元明清戏曲作品总集、选集、别集”中收有120种之多的戏曲别集。21世纪伊始，拙作《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发表以后，我全力投入古代戏曲格律文献研究，其一即为戏曲别集研究。别集之名最初见于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自《隋书》以下，均有此目，其《隋书·经籍志四》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于是，《汉语大词典》为别集定义说“经史子集中集部的分目，同总集相对而言，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这就是说，传统的别集概念只涉及诗文，不包括戏曲。因此，应当建立戏曲别集概念，即应当扩延传统别集的概念。《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应是第一个提出戏曲别集概念的著作，引起我对该书的极大兴趣。王永宽兄信中与电话中所说，即动员我参与该书的出版，并且给我一个副主编的名义。如此重要一部典籍，因为可能没有商业利润，竟然一时找不到出版社接招，真是一大出版悲剧。虽然我不会浪得虚名，但我依然实实在在向出版界的多位朋友极力推誉该书。并且提上徐州教育学院院长办公会，希望学校能够出资赞助。因为出版社索要资金过巨，此事最终未能成议。该书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印数仅1500册。拙文《说戏曲别集》载《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认为戏曲别集是一个客观存在，即收录个人戏曲（含杂剧、传奇、花部）剧本的集子。《诚斋传奇》是第一部戏曲别集。由作者命名的第一部戏曲别集是《大雅堂乐府》。明嘉靖年间为戏曲别集的开创时间。晚明与明清间戏曲别集批量出现。清康雍乾嘉时期是戏曲别集的大发展阶段。晚清与民初的戏曲别集仍保持着相当的规模，但已为余绪。拙文总得182种戏曲别集。2006年3月24—26日，“纪念王季思、董每戡百年诞辰暨中国传统戏曲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大学留学生宿舍和佛山南海枫丹白露酒店召开。邓绍基先生与会（参见上图，右一人为胡世厚先生），有一次会议宴请，我们隔壁桌，正好座位相邻，我向邓先生敬酒时因《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出版事表示道歉，邓先生说：“哪里哪里，怎能怪你，你尽了努力，我应该感谢才是。”2000年至2010年，我收到邓先生贺年卡8封（参见下图），每次均钤印签名，一丝不苟。2010年8月20－22日，因为清河县政协副主席赵杰兄等人的努力，由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与河北省清河县政协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清河县清河宾馆召开。邓绍基先生出席（参见上图，前排左起第七人即邓先生，第一人即潘师兄），并在开幕式致词（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五人即邓先生）。兹全文将邓绍基先生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存录于此：尊敬的郑主席：尊敬的冀书记、张县长：尊敬的黃霖会长：尊敬的吴敢副会长：我很高兴，承蒙会议发起单位相邀，使我有机会到清河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一病两年，今年刚开始出来参加会议。我自己对《金瓶梅》缺乏研究，我的发言只能在边沿方面讲一些粗浅的看法，请大家原谅。《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这个说法由来已久。我想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并且产生过这样那样影响的奇迹。《金瓶梅》的出现，我认为也是一个奇迹。它是在明代出现的，我想恐怕它也真应该出现在明代，而且不可能产生在其他的时代。如果要说可能性的话，宋元时代或者还有可能性，至于清代绝对没有出现这样作品的可能性。但是，这样一部奇迹般的文学作品，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没有得到人们的应该有的认识。这个作品也长期处在被禁锢、被封锁的状态下，乃至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我听说解放前上海的大资本家，他们的书房或客厅里面要摆二十四史。安放在组装柜里的二十四史，尽管他们并不读它，柜里的书籍还没有打开包，从没打开过，但他们要把它放在书房或客厅里，作为文雅、高雅的标志。我同时也听说，在上海的一些资本家，他们也要收藏《金瓶梅》，但是他要把它放在暗无天日的银行或钱庄的仓库里，或者放在保险柜里，因为他们把它看做邪恶的东西，用来镇邪，所谓以邪恶阻挡邪恶。到了“五四”时候，1917年开始文学革命的时候，在我们想来，当时一些新文化的领导人物，大部分都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洗礼，应该相对容易接受《金瓶梅》的，但是，我一直感到很奇怪的是，当时有名的人物胡适几乎不承认它是文学作品，他和钱玄同通信时对这个作品贬低得很厉害，而且极力排斥。尽管陈独秀的看法和胡适不同，他肯定了作品描写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功绩。最奇怪的，当时有一位非常激进的人物钱玄同，在对待《金瓶梅》的态度上，也是前后摇摆，最终还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几乎走到了把《金瓶梅》看作是诲淫诲盗的这样的看法的立场上去。我一直认为，也是一种感觉罢，尽管“五四”人物如鲁迅、茅盾、郑振铎等都对《金瓶梅》做出过正面的评价，他们的这些作为，也发生过影响，但是“五四”前后，《金瓶梅》研究没有出现一个在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出现、应该出现的与“五四”精神相一致的研究的新局面。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它真正的繁荣期是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它主要是依靠在座的学人、专家开创出来的，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因为这样一个时期，提供了解放以来最好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各项学术事业发展的机遇。但即使在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下，还是要靠学人们自己的努力奋斗。《金瓶梅》研究的学术积累并没有也不可能像《红楼梦》那样多，这有历史的原因。《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积累大多了，提倡者和实践者中大名人也多，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都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超一流的学者，还要加上毛泽东主席。他在延安时，在一次讲话中就把《红楼梦》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所以，后来胡乔木同志整理《论十大关系》时，里面加上了“《红楼梦》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样意思的话。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金瓶梅》研究没有这样的的历史积累，《金瓶梅》研究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出现可能出现的新局面，而主要在改革开放时期，由《金瓶梅》研究者来开创，恰恰是金学研究的重要的特征、重要的优点。2000年，我和史铁良先生编一本明代文学研究资料时，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印象很深。我感到，《金瓶梅》研究事业正走向繁荣昌盛。我认为，衡量一门学问繁荣昌盛的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它所需要的基本资料的整理出版，由不完备走向完备，由不丰富逐渐走向丰富，这是一个标志。二是出现一大批著作、论著，其中有优秀的乃至是权威的研究论著。作为同步现象，也就会出现一大批研究人才，乃至是权威的人才。所以，从这样的我理解的两条主要标志来看，我觉得《金瓶梅》的研究，也就是金学，正是朝着这样一个昌盛繁荣的目标，在不断地前进，不断地为学术事业做出贡献。我还知道，《金瓶梅》研究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热心于这一研究事业的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他们也做出了贡献。这次清河县的领导对我们的这次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支持。刚才，我听了黃霖会长的讲话，我很感动。而且我知道，清河县还成立了研究会，还有刊物，还要努力建成一个研究基地，这都使我这样长期在文学史方面尝试着作些工作的人，十分佩服。在我国的历史上，地方行政长官关心文学作家是有古老传统的。我经常会想起一个人物，唐代的一位观察使叫范传正，当他去访问、凭吊李白的坟墓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要找到他的后代。居然找到了李白的孙女，她已嫁给了农民。他就问她：“你有什么要求啊？”李白的孙女就讲，当初我的祖父有遗愿，死后葬在青山，后来葬在龙山了，我们没有完成他的遗愿。这位观察使就讲，在很容易啊。他就对陪同他访问的当地的行政长官说，这个你要给解决啊！这样，就解决了。还问她家里有没有家谱啊？还问，你现在跟农民结婚了，要不要改嫁啊，我来帮你改嫁吧！唐代的观察使愿意帮妇女改嫁，在清代官场是难以想像的。当然，他是从门第观念出发的，而李白的孙女是忠于爱情，爱情第一。她说，我跟丈夫感情很好，我不改嫁。所以，我总想起这个例子。地方长官关心前代作家到如此地步，我们的文化古国就有这样好的传统。所以，我尽管因病还在休养中，还是决定应邀到清河来，是要向在座的为开拓《金瓶梅》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不断把这个新局面向前推进的专家致敬，要向清河县的领导致敬，向你们致以深深的敬意！谢谢！2010年8月21日上午本次会议到会116人，收到论文70篇，自然不乏佳作，但与会人员普遍认为，邓先生的致词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由古至今，因内及外，娓娓道来，看似平常，实为经典。邓先生虽然没有对《金瓶梅》做出具体研究，但仅此一致词，即在《金瓶梅》研究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在会议期间曾拜访邓先生，报告了金学概况和今后设想，有过一席畅谈，邓先生始终认真听讲，不时插话，耳提面命，令人难以忘怀。邓先生建议我在《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基础之上完成《金瓶梅研究史》，给我很大鼓舞。拙著《金瓶梅研究史》后来终于成稿，2015年6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参见上图）。邓先生赠我其主编之“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元代文学史》（参见下图），成为我书房插架必备之书。这是邓先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金学会议，致词所称郑主席是邢台市政协副主席郑一民，冀书记是清河县委书记冀东书，张县长是清河县县长张万双。他们看望与会专家，出席开幕式，宴请与会人员，敦促会议工作人员尽心尽责，确实如邓先生所说对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支持”。邓绍基先生（1933年2月—2013年3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等。刘跃进先生在《邓绍基先生的学问人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16日）一文中说：“为人处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或求独善其身的结果。相对来讲，后者易，前者难；两者得兼，难上加难。凡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人，做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邓绍基先生做事，就总是先为他人着想，几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这不容易。他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识大体，顾大局，谦和待人，严于律己。这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看法。”信哉斯言。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日。回顾今年，我们平均每天发布4条推送，一年共发布了1400余篇，累计阅读达到4000多万。我们在当下能拥有85万订阅者，这是好多人都没能想到的事。这个数字可能不是一个奇迹，但必定是一个异类。因为在碎片化和泛娱乐化的微信阅读大潮中，我们仍推崇深度阅读，不迎合潮流，希望看到文章的你，能拥有自我判断力。基于这些坚持，我们并不把粉丝数量或者阅读量看得太重，我们做的其实是把那些认同书评周刊的人们逐渐聚集，然后以网状形式慢步扩散。我们不可能让骚动的人群沉静，但我们却可以给那些追求沉静的人群一个栖息之地。这一年，无疑艰难、跌宕，一言难尽。印象深刻的事情总在少数，记忆好像无凭无据。有些事，过去了就沉默，时间一长便被忘记。2018年，我们一起思考、讨论过的事，你还记得几件？有些人与事，不该被我们遗忘。所以今天，我们整理了2018年或许最受关注的文章与话题，与你一起回顾这一年。当我们回顾这些内容时，其实也是在回顾这一年人们的心绪与思考集中于何处，让这些成为时代记忆的片段再次进入我们的视线。不知你，还有印象吗？整理 | 安安2018最受你们关注的文章1.2018新京报年度好书88本入围书单阅读量36万+，点赞1346发布时间：12月15日（点击图片阅读）又至一年岁末，我们的年度好书评选，如约而至。今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十五岁了。回头望去，十几份“年终总2018新京报年度好书88本入围书单结”在一起，已然形成了一份关于文化和思想变迁的时代记录。我们庆幸自己不曾缺席。这份2018年度好书入围书单，12个门类，88本书。它们厚重而多元，共同呈现出2018年的文化和思想生态。而我们期待，它们能在被阅读的过程中与每位读者的生命经验相融，一起延伸出新的生命力。1月12日，我们将发布最终的年度十大好书，并举行颁奖礼，敬请各位小伙伴期待。今年年度好书入围书单的阅读量超过了往年，大概是有“新京报锦鲤”活动加持的缘故（链接：这位万里挑一的新京报锦鲤，竟然不知道……）。幸运的锦鲤虽然只有一位，但书单却为我们所有人共享，但愿新的一年，我们仍将彼此陪伴。2.一不小心火了的小学语文老师阅读量15万+，点赞1461发布时间：3月14日（点击图片阅读）3月6日，宁波市华天小学教师王悦微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学生随笔，浅黄色的格子作文本上，一个六年级男孩这样理解时间——“对人而言，沙粒不断坠落的过程就象征着光阴的流逝，但也不能单单认为这是自己的失去。如果将我出生的那一刻定义为拥有全部时间的话，时光确实从我手中流逝了；但如果将我死去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了自己全部时间的话，那么，我一直都未曾失去过时间，而是一直在获取时间”。这条微博获得了超过18万的点赞，以及7万多条转发。王老师是一个“童真捕手”，每天，她都会捕捉小学校园里的趣事，分享在微博上。她的微博账号“我们1班王悦微”像个大玻璃罐子，70万粉丝围过来，趴在罐子外头往里瞅，巴望着能拾得些许童趣。3.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阅读量13.2万+，点赞722发布时间：7月28日（点击图片阅读）谈论中国的儿童文学，不得不提曹文轩。我们时常会在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中看到他的作品，可这却引发了本文作者常立的反感。身为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常立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阅读曹文轩的作品。想到自己两岁的女儿以后会和现在的儿子一样被学校强制要求阅读《草房子》，常立就“脊梁骨发凉”，因其作品存在性别观落后、儿童观落后等问题。在过去两年内，书评周刊曾两次发文质疑曹文轩的作品，讨论了作品中的性别观与苦难呈现。这篇文章则围绕学校强制学生阅读曹文轩作品展开，文学的世界本该是自由而多姿多彩的，倘若没有拒绝的自由，那请让孩子的书桌足够大，能够容纳其他更多的经典作品。4.“我作业本忘带了”“你怎么不忘了吃饭？” | 论杠精的诞生阅读量12万+，点赞727发布时间：4月20日（点击图片阅读）我们把时间拉近一些，招式各样的抬杠在微博、豆瓣，甚至在微信群聊和朋友圈都无处不在。比如有人说：“一部分国人随地吐痰真没有公德。”则有人反驳说：“外国就没有随地吐痰的人？为什么老拿中国说事儿？”再比如你发了一张照片，被抬杠“难道只有我一个觉着……吗”。你不开心，但也无言以对。而精湛的抬杠，既有高超的语言和诡辩艺术，还讲求快稳准狠。这样的抬杠者被称为“杠精”。这篇文章探讨抬杠的一般五种类型及其逻辑特点。文章在豆瓣和微信上得到许多书友们的关注，围绕“杠精”的吐槽和讨论也随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对比历史来看，网络公共讨论中的“杠精”文化其实亦是一种进步。众声喧嚣比万马齐喑更接近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个体被解放出来，可以有不同意见了，可以讨论了。而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讨论，用何种逻辑。“杠精”文化，也可能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话题：“杠精”越来越多，但这其实是个体获得解放的结果5.上半年，我们选出了这60本好书阅读量10.7万+，点赞312发布时间：7月1日（点击图片阅读）年初到年中，推向阅读市场的图书数不胜数，我们按照华语文学、国外文学、非虚构/传记、艺术、思想、历史、社科、经济、儿童/教育、新知/生活十个大类， 每个类别从成千上万本好书中遴选出六本，共计60本好书以飨读者。我们不愿单纯将这次筛选作为一次媒体推荐，为每本书撰写夸赞之词然后推向市场， 我们更希望以此为契机，重新讲述我们对于好书的理解——不在于故事的好读，不在于表达的通俗，更不在于有多少人正在购买和谈论它，而在于这本书将读者的理解力扩展到何种程度。6.重庆公交车坠江：雪崩了，有的雪花可能很无辜阅读量10.5万+，点赞784发布时间：11月3日（点击图片阅读）因为一条短视频，“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的话题再次引发关注。目前的视频证明，悲剧来源于一场无意义的争吵。人们开始讨论司机与乘客的矛盾该如何解决。有人拿出香港巴士的例子当范例。在香港，车辆改道信息会贴在车窗上，所有分散司机注意力的行为都构成违法，包括与司机说话。这确实是内地公交车道路安全的盲点。而在司乘矛盾的讨论声中，另外一种声音也相当惹眼：遇难的其他乘客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上前制止。这辆公交成为一个社会缩影。可真的如他们所说，雪崩了，“每片雪花并不无辜”吗？7.为什么年轻人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阅读量10万+，点赞484发布时间：11月23日（点击图片阅读）“无性症候群”，这是日本媒体发明的词，用来形容当下日本年轻人对于亲密关系和性生活的冷淡。事实上，这股“性冷淡”的风潮不止出现在日本。在中国，年轻人对性与爱的亲密关系也有类似态度。“佛系青年”看淡一切，“90后已经没有性生活”，“睡自己都没时间，哪有时间睡别人”......诸如此类的调侃已经成为我们的口头禅。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是伴随着性开放与性自由成长的一代。我们身边充斥着过量的欲望影像、我们拥有丰富的社交网络、唾手可及的约会软件，但这一切并未导向活跃的爱与性。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的性生活越来越少了？性是微妙诡谲的欲望，禁忌与压抑，自由与开放的一整套性话语，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身上，需要一翻重新审视。8.这一波文科博士经历着最真实的丧。念书，还是工作？阅读量10万+，点赞510发布时间：10月13日（点击图片阅读）发际线危机，灾难般的颜值衰退，“我的研究有啥用”的精神危机，以及“毕业就失业”的生存困扰，恐怕是萦绕着全世界文科博士的幽灵。法国漫画家蒂菲娜·里维埃尔（Tiphaine Rivière）的图像小说《念书，还是工作？》很妙地呈现了这一状况。作者曾在巴黎读了三年文学博士，最终还是溜了，肄业做漫画家，画起了自己“说多了都是泪”的博士生涯。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学扩招史，既是精英教育体系不断确立的过程，也伴随着教育商品化的问题，本科生无处不在，研究生学历也就成了有效的就业敲门砖，而扩招之下涌入博士学位的学子甚众，学系建设却跟不上，最终也造成了“博士们”的贬值。博士毕业卖猪肉、送快递的极端奇闻曾轰动一时，背负着浪费资源的公众嘲讽，而如今早已不再新鲜。反倒是，读博本身成了一个有点丧的故事，对于在学院体系中颇受挤压、资金不足、亦缺乏实用性成果的人文学科博士而言尤其如此。扩招看似是一种平等与开放，然而背后却不乏危机。这种现象显然不限于中国，而是一股世界性潮流。9.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想让朋友来家里做客？阅读量10万，点赞362发布时间：1月11日（点击图片阅读）眼看迎来寒假和春节假期，各种聚会越来越多。我们小时候，可能都还记得，父母那一代人打招呼、会朋友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有空来家里玩儿！”。所以不少人儿时记忆中的假期，总是家里人来人往不间断，家庭聚会一场接一场的日子。但如今，我们已经很少听到这句话了，甚至完全听不到。“家”这个字眼的含义，越来越多地意味着隐私、个人、界限......于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朋友聚会选择饭店、咖啡馆、ktv，甚至是长途旅行，我们都不会选择邀请朋友“来家里玩儿”。能够到对方家里去，已经是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情。何以如此？这背后，是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更是城市发展造成的熟人社会瓦解、隐私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10.《邪不压正》：为什么这回观众对姜文不买账？阅读量9万+，点赞333发布时间：7月16日（点击图片阅读）姜文《邪不压正》于7月13日上映，刚上映就从豆瓣高达8.2的评分，跌到了7.1。无数观众困惑于姜文电影中各种机巧迭出的拼贴杂糅、明暗梗密布的隐喻迷阵，乃至有些疯癫、有些荒诞、有些跳脱的叙事走向。“民国三部曲”的首部《让子弹飞》创造了票房、口碑的双重奇迹，而自此之后的《一步之遥》直至现在的《邪不压正》却被观众都归纳成了一类电影：那种我们欣赏不了的电影。到底是观众欣赏不了还是电影的视听语言的确存在纰漏？换句话说，为什么观众这回不买姜文大作的账了呢？虽说《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但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刻满了姜文烙印的电影：连珠炮式的台词、交叉重组的剪辑、黑色荒诞的故事、漫溢的荷尔蒙......但观众却没能跟着嗨起来，似嗨非嗨的空挡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2018我们最常讨论这些话题1.8102年都要过去了，女性的处境依然艰难《使女的故事》第二季“中国式闹婚”背后的性别压迫：中国式闹婚：多少恶俗假“习俗”之名？Ayawawa的信徒之惑：那些甘愿将自己物化的女人，哪里想不开？《房思琪初恋乐园》出版，林奕含逝世一周年：每次看到这个姑娘的名字，就好心痛社会性别文化反思：具荷拉性爱视频风波：为何女明星总是“受害者”？要求女人“守本分”，不是爱，是病女性平权：北航陈小武被撤职，但还有多少性骚扰事件藏在缄默之中？＃MeToo一周年：女性的处境变好了吗？2.教育公平，仍旧是扎进中国人心里的一根刺希望工程广告：“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一群连高考机会都很难获得的孩子，他们的“门”在哪里？关于支教，你所不知道的一面：明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人考到北京编辑部的高考回忆：高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中国式“偏科”：被否定的学生，被宣扬的天才3.身为社畜，都有一个辞职的梦，不过过劳的你，心里还有诗歌和远方吗“过劳”，是我们的宿命吗？房租大涨、居住艰辛，当住房成为金融工具，它几乎在惩罚所有人“贫穷”的可怕之处，是它令我们徘徊于反抗与顺从之间约饭来时各怀心事，酒饱饭足后依旧形单影只世道变坏，是从年轻人没空恋爱开始的4.生活一团乱麻，有人全怪原生家庭当缺憾成为既定事实，是否有办法弥补？《狗十三》里的中国式家庭，是真实还是矫情？父母"有毒"，我该如何自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好父母，但我们可以选择走出伤痛如果父母永远无法接纳我本来的样子，我该怎么办寒门子弟的十八岁：遇见过粗暴执法，但还有梦和未来5.说到底，谁不想好好生活只是……我很好啊，你怎么样？《舌尖上的中国3》，要这样谈论食物才有意思一生只做一件事，这样的生活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醒醒吧，老好人！千辛万苦做一个"老好人"，反而是一种暴力克服“讨好型人格”，要相信自己值得无条件被爱6.忙忙忙，穷穷穷人们在怀旧和流行里寻找安慰和希望《北京女子图鉴》：这个城市里，并没有你必须如此仰望的东西名人自杀：我们的时代并非太过肤浅，而是太过残酷《延禧攻略》：跟着魏璎珞打怪升级，为什么我们这么想爽一回？国产剧40年：从精英主导到大众狂欢，我们终究还是怀念老剧“娘炮是你的自由，但请不要出来吓人。”这是一种隐藏更深的歧视IG夺冠，曾经不被理解的少年，成了时代的宠儿｜中国电竞二十年咦，你也在转发杨超越！我们时代的锦鲤文化，是在崇拜一种叫做“幸运”的才华？“耽美文学”中的女性情欲：是解放还是阉割？7.恍惚间他们竟然……离开了我们多谢你，金庸，给了我们一个永不幻灭的武侠梦在套路化的赞颂之下，我们从没认识一个真实的霍金诗魔洛夫：一生颠沛流离的诗人，说着说着就走了饶宗颐逝世，他与季羡林齐名，但我们却知之甚少洞察者奈保尔：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8.时间匆匆向前昨日的沉痛，今日的纪念整整十年了，这是个悲伤的日子100年前的今天，一战宣告终止鲁迅《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他的深意，远远超过我们知道的标准答案从浪荡子到剧作家，他写出了我们最深的困境与绝望 | 尤金·奥尼尔诞辰130周年反犹主义为何在美国卷土重来？金融危机10周年：当年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就预测不到？9.关注出版和文化动态世界哲学大会成了“奇葩大会”？扒一扒鄙视链底层的“民哲”“中国科幻最大IP”刘慈欣与他背后的“中国制造”为什么说蒋方舟“误读”了《洛丽塔》？专访伊恩·麦克尤恩：1979年，“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专访易中天：学者就该甘于清贫？ “这是没道理的。”黄仁宇写出了最畅销的历史书，却也留下无数争议《小王子》有三部曲？图书营销不能没有底线《高兴死了！！！》为何能引发畅销：心理学书籍需要越过1.0，走向2.0《人类简史》作者新书出版：21世纪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10.希望有朝一日，动物的生命权受到应有的善待猫奴的诞生：我们为何“吸猫”成瘾？“煮龙虾”与“吃狗肉”同样野蛮？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激进的动物解放｜专访彼得·辛格“万人请辞杭州打狗”背后：为什么动物保护永远充满争议？再见，2018！你好，2019！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根据2018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内容整理。整合：安安；编辑：走走。校对：何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跨越时代的文学记忆与“人文”温度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这里问世的图书丰富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1951年3月2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下称“人文社”）在北京成立。它是新中国成立最早、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机构，也一度是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1951年，首任社长冯雪峰刚上任，就提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自此，中国的读书人，几乎不可能没读过人文社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社社长冯雪峰。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人文社提供建社伊始，社里汇聚了大批一流作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以顶尖的才智，花费顶尖的心血，共同致力于同一件事：给中国读者出好书。如果你读古典文学，对“四大名著”进行校勘，并用现代汉语加以注释的做法，是人文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创的，“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下围棋的聂绀弩当时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聂绀弩主持了这项工作。时任古典部编辑舒芜作过一首打油诗，描述一众同仁埋头整理古典名著的情况：白帝千秋恨，（顾学颉整理《三国演义》）红楼一梦香；（汪静之整理《红楼梦》）梁山昭大义，（张友鸾整理《水浒传》）湘水葬佯狂；（文怀沙整理《屈原集》）莫唱钗头凤，（李易协助游国恩教授选注《陆游诗选》）须擎月下觞；（舒芜选注《李白诗选》）西天何必到，（黄肃秋整理《西游记》）东四即天堂。（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址在北京东四牌楼头条胡同）读现代文学，给“鲁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作品“以普通初中毕业学生能大致看得懂为一个大概的标准”加注释推出，以使之普及的做法，也是从人文社开始的。第一位作品享此待遇的作家是鲁迅。1958年版《鲁迅全集》（10卷）读当代文学，从1950年代的《保卫延安》《林海雪原》，1980年代的《芙蓉镇》《沉重的翅膀》，到1990年代的《白鹿原》《尘埃落定》，再到后来的《牵风记》《应物兄》《长征》《暗算》……都是人文社推出的佳作。十届“茅奖”的40来部获奖作品中，有19部为人文社出版。读外国文学，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是人文社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原则出版的。“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杨绛译《堂吉诃德》，冰心译《泰戈尔诗选》，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季羡林译《沙恭达罗》，傅雷译巴尔扎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叶君健译安徒生……很多人文社编辑本身就是翻译家，例如，翻译《浮士德》的绿原，翻译《怎么办？》的蒋路，翻译《罗生门》的文洁若。到了新世纪，“哈利·波特系列”“丹·布朗系列”等风靡全球的外国文学新作同样是人文社引进的。时光流转，无论文学市场是冷是热，人文社总能聚集一代又一代有文学情结的编辑，他们一棒棒接力，生产一批批读者“信得过的精神产品”，丰富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经他们手问世的图书，许多都引领过时代的阅读潮流，成为国人共同的阅读路标。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楼。本报记者王京雪摄70年来，也只有这家出版社能举重若轻地宣告：“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老一代传下来的东西人文社同龄，王瑞琴今年也70岁了，是社里所有在职编辑中最年长、资历最老的一位。作为将超级畅销书“哈利·波特系列”带入中国的人，她的名字早被许多中国读者熟知。哈利·波特系列如今，同事们称她“王老师”，而在1977年，扎着两根小辫的王瑞琴刚踏入人文社大门，成为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一名阿拉伯语编辑时，她是前辈们口中的“小王”。“那时社里的大师特别多。”她怀念那段时光，总感到自己身上留着“老一代传下来的东西”。影响王瑞琴的人里，有时任人文社总编辑、后来的人文社第四任社长韦君宜。“我永远记得她那几句话：人文社的编辑古今中外文学都应该懂，人文社是培养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理论家的地方。我现在总跟年轻人提，出版要有使命感，也是受她影响。”王瑞琴说。人文社前楼楼梯处1978年，时代剧变。韦君宜等社领导注意到很多“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在学识和能力上有欠缺，不利于开展工作，决定工资照发、奖金照给，但为他们开办为期两年的脱产学习班，请来启功、王力、冯至、吴组缃、柳鸣九等著名学者讲授文化知识。人文社为社内员工办文学进修班，这是课程表的一部分“她对年轻人是真爱，从心里要培养我们，她为我们荒废的十年感到可惜，比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深。她因此对我们很严厉，我们当时害怕她，现在想起来却好亲切。”王瑞琴说。1983年，韦君宜（左二）去南方组稿时在淮安与当地干部座谈。另一位带给王瑞琴很大影响的，是人文社编审、诗人和翻译家绿原。夏天傍晚，绿原下班后总骑车去图书馆借书，王瑞琴也跟着骑车去借书读。“绿原什么都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古典文学、诗歌……我们几个年轻人最佩服他，常围着他聊天，什么都能聊。尽管他是我们父辈，尽管业务上我们跟他有很大距离，但在交往中，他就像同辈，就是担任人文社副总编后也是这样。”绿原一生坎坷，却从未对苦难屈服。在他的言传身教里，王瑞琴体会到“内心强大”的重要，现在，她把“要内心强大”挂在嘴边，一遍遍讲给年轻的编辑听。还有彬彬有礼的翻译家蒋路。1989年，人文社翻译家孙绳武（右二）、许磊然（右五）、蒋路（右六）、卢永福（右三）、陈斯庸（右一）应邀访问苏联。他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备受称道，他指导了《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等全集、文集的编纂，但当经手的稿子被校对员发现有一两个错字或不合适的标点，他总会站到门口，向校对员表示感谢。“这是一些我们编辑和年轻人应该引以为傲的人，从他们身上，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学到怎么编稿，怎么写前言，更能学到怎么做人。”王瑞琴说。人文往事第一代人文社编辑联手创造的氛围、留下的传统、埋下的伏笔，至今仍氤氲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大楼里，润物细无声。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搬到这里。自此，再未离开。1956年，朝内166号大楼建成。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搬迁至此。现在，这幢见证着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灰色大楼，墙皮斑驳，5年前被挂上“已鉴定为危楼”的金属牌。它和它的部分桌椅板凳，比大部分在此工作的人更年长。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赵萍2003年毕业入社后，曾暂住社里。她住的是“后楼”，一座位于人文社大楼后、看上去比大楼更“质朴”的红砖小楼。人文社的“后楼”，冯骥才在这里住过两年，二楼是当代杂志编辑部。本报记者王京雪摄1978年前后，冯骥才在“后楼”住了差不多两年，创作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义和拳》，由此进入文坛。他也是“文革”后，首个在中国拿到出版社稿酬的作家。这种“借调式写作”，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之策。作家们在“文革”时期被打倒了，为满足国人迫切的阅读需求，人文社从全国各地业余作者中挖掘有潜质的苗子，“借调”到社里脱产写作，在编辑帮助下修改作品。2013年，冯骥才将这段往事写成《凌汛》一书，他说写作动力是，“那个时代对待文学特别纯粹，精神至上，在现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特别让人怀念和神往。”《当代》杂志编辑部在冯骥才宿舍旁边，是人文社1979年创办的《当代》杂志编辑部，路遥在此修改过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后来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此前已遭多家刊物退稿。在给《当代》编辑的信中，路遥说，如果这里也不用，他将把稿子一烧了之。《当代》主编秦兆阳读完小说，立即请作者来京改稿。“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路遥曾这么说。编辑鼎力扶持作者，这一传统是人文社自冯雪峰时代开创的。1953年，冯雪峰收到《保卫延安》投稿，随即约见作者杜鹏程，几乎手把手帮其进行大量修改，促成小说问世。尽管绝大多数时候，编辑的姓名都隐身于作家和作品之后，但在人文社，还是留下了许多作家与编辑的故事，每个新人入社后，都会或多或少地听说。例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是编辑龙世辉花了三个月帮着改出来的。又如，1973年，编辑何启治在西安郊区街角找到推着自行车的陈忠实，劝其写作长篇小说。1992年，他收到陈忠实的信，说写完了《白鹿原》。陈忠实后来回忆，将书稿交给人文社编辑时，他压下了涌到嘴边的一句话，憋得眼泪几乎涌出来：“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老头版”的《白鹿原》。还有些故事没那么著名。一辈子研究鲁迅的老编辑林辰，72岁退休后，抱病主持编校《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直到78岁视力下降，不得已终止工作。“丛编”全部出版时，他几近失明，决定将全部藏书在身后捐给鲁迅博物馆。巴金曾写信给编辑王仰晨，说：“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王仰晨协助出版过《天安门诗抄》，主持编纂《鲁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是首届“中国韬奋出版奖”票数最高的获奖者。在同事眼中，他每天最早来，最晚走，像“拧在人文社这架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直至离休，从来没有松动过、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有人推荐他去做领导，被他辞谢，他编了一辈子书，常跟人说，要“做一个合格的编辑”。而促成被多家出版社退稿的《尘埃落定》出版的编辑高贤均，有句名言：“与其做个三流的小说家，不如做个一流的编辑。”2003年入社后，赵萍跟着老编辑做的第一本书是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原名《英语》。初出茅庐的她觉得“英语”听上去像教材，建议改叫“英格力士”，小说于是有了这个特别的书名。人文社编辑之间一直有“传帮带”的传统。赵萍说，她从老编辑们身上学到了怎么跟作家打交道，怎么陪伴作家成长。走在极具“穿越感”的大楼里，她感觉自己在同一个空间，与不同时代登场的前辈们做着同样的工作，用着同样的家具，这是一种有温度的传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楼入口。本报记者王京雪摄赵萍喜欢搜罗人文社大楼里的旧物件。她屋里的沙发是几十年前的老沙发，在她之前，不知招待过多少编辑和作家。在她接手后，苏童、毕飞宇、徐皓峰等都曾在上面落座。大约10年前，她在走廊上发现了一把被新办公椅替换下来的老椅子，搬回屋后，在椅子背部意外发现了旧主人的签名：“冯雪峰”，同事们纷纷围观，雀跃不已。冯雪峰的椅子时代在变化几十年来，人文社一直延续着一种“文学的氛围”。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年轻编辑说：“我们古典部的氛围特别好，包括业务氛围和人际关系。”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年轻编辑觉得，社里特别好的一点，是会给年轻人成长的时间。在资深编辑脚印的工作室，2018年入职的编辑，工作两年多，感到很幸福。“大家互相帮忙，合力做书，社里有很浓厚的人文情怀。”连多年前在这里实习过的人，都还会在跟编辑联系时，提起在人文社编辑室，一群人坐在一起谈文学的美好感受。1989年，有出版社来挖王瑞琴，她去了两天就跑回来。“太看不惯了，太没有人文的感受了，人与人冷冰冰的，各干各的，那种融洽的、带文学味、有人情味的关系——没有！”像离家出走又自个儿回来的孩子，她觉得好像做了件错事，掉着泪说再也不走了。有老编辑说：“小王，我就知道你得回来，哪儿都没这好。”让王瑞琴留下的是氛围，让她差点离开的是时代的变化。在过去，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出版的作品掀起阅读热潮；还是1979年2月，召开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探讨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孙颙《冬》和竹林《生活的路》，三篇“文革”题材争议作品能否出版；又或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表白先勇的小说，出版《台湾小说选》，首开两岸文学交流先河……人文社一直引领着文学出版潮流。没有电脑的时代，外文编辑室编辑们使用的图书生产记录卡。本报记者王京雪摄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家老牌出版社的步伐却显得迟滞起来。“这样待下去有点荒废，我想让自己的一生更有价值。我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像《哈利·波特》里格兰芬多学院的。”王瑞琴说。出走归来后，她依旧在思考这些问题。上世纪90年代，连编辑室副主任都还没当上，王瑞琴以普通编辑的身份给社领导写改革方案，探讨怎么能保有人文社的风格，又跟市场结合。1999年社里增设少儿编辑室和教材出版中心，前者由王瑞琴主持。这一年，她发现了“哈利·波特”。第二年，人文社在版权大战中击败6个对手，独家引进了这套“全球最畅销的系列丛书”，20年来“哈利·波特”及其衍生产品在中国的总发行码洋已达17个亿。“如果没有‘哈利·波特’等海外奇幻作品的引进和铺垫，我们出《九州缥缈录》时，可能会遇到困难。”赵萍说。2015年，人文社出版了江南的《九州缥缈录》，这是人文社推出的第一本本土原创奇幻小说。版权是2011年左右签下的，之后编辑们花了3年，琢磨由人文社出版这类书籍时该呈现的“调性”，包括封面的风格。文学随时代发展发生新的变化，阅读市场变得细分和多元。纯文学之外，奇幻、科幻、悬疑等类型文学领域逐渐壮大。人文社之后又出版了江南的《龙族》、网络作家猫腻的《庆余年》等更多“接地气”的作品，销量可观。“当代文学编辑室，关注的就是行进中的文学，除了严肃文学，我们也会关注各种阅读潮流，挑选优质的类型文学作品出版。”赵萍说。争议的声音也有，但文学作品百花齐放，“如果我们只出版纯文学，这个格局岂不太死板？”赵萍提起上世纪80年代，畅销书作家海岩在人文社出版处女作《便衣警察》，他的编辑告诉他，人文社选稿有两个标准，要么厚重，要么创新。人文社社长助理、策划部主任宋强介绍，2017年以来，人文社发展速度迅猛，尤其近三年，利润增长了几倍。“臧永清社长带着大家一起努力，抓优秀原创文学，抓类型文学，抓畅销书，同时不断激活既有资源，让历史积淀下来的版权资源重新焕发活力，例如我们把被读者称为‘网格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进行复刻，推出新版。我们还要拓展出版边界，今年计划成立社科出版中心，往社科图书方向拓展。”去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将在三年内扶持百位知名作者入驻今日头条、抖音等字节跳动旗下平台，让更多优质作者走进大众视野。永生有些东西变了，有些没有。“文学趋势有不同发展方向，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好内容的期待。我特别坚定地认为，文学是永远有生命力、有活力的。”赵萍说。回想十几年前，一本优质的纯文学作品卖出三五万册，就算很畅销的成绩。近两年，一些青年作家的纯文学作品一年内就能有几十万的销量。国家一直在提倡全民阅读，老师和家长们也越来越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新的读者群似乎成长起来了，而编辑要先跟作者找到共鸣，再跟不同读者找到共鸣，最后为他们找到与许多书中的某一本相遇的理由。“这是很有幸福感的事。”赵萍说。“我总在说希望人文社老一代的人文精神能被传承下去。无论时代怎么变，这种给人以精神振奋的东西应该是不变的，而且是能支撑着这家出版社永生的。”王瑞琴说。10年前，人文社60周年，让每人都写句赠语，她写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与淘汰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永生。校对科堆积如山的校样“不要虚度年华。”王瑞琴背诵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激励过几代人的语录，“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那些自觉肩负文化建设使命，博学、勤勉、敬业，不计酬劳，默默服务于作家和读者的老一代编辑身上，她一次次听到这段话的回响。牛汉与《新文学史料》工作人员合影，从左至右为牛汉、黄汶、李启伦。王瑞琴的先生早年曾在人文社的鲁迅编辑室工作。去年冬天的晚上，他来社里接王瑞琴，站在前后楼间的空地上等待时，夜色中，那些昔日无比敬重、亲切的前辈们仿佛扑面而来——牛汉、林辰、王仰晨、秦牧……他对每座楼鞠了个躬。“那之后，我也有这种感觉，每次站在那里，就像能遇到老一代的魂灵。就像我们同事王培元写的那样。”王瑞琴说。已从社里退休的人文社编审王培元曾经这样写道：“有时似乎觉得冯雪峰、聂绀弩、楼适夷、张友鸾、郑效洵、王任叔、孟超、林辰、韦君宜、陈迩冬、秦兆阳、蒋路等前辈的魂灵，就在166号这座幽深宁静的大楼里逡巡、游走。他们在看着你，眼神里流露出信任、希望、鼓励和期许。”记者：新华每日电讯 王京雪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首先来说说“辽宁文学院”。文学圈子外的人可能大多不知道“辽宁文学院”为何学府，我来文学院第一天发微博，就有好几个朋友问我这个问题。但对于广大文学青年和作家来说绝对是心中的圣殿。其实，辽宁文学院不是一所大学也不同于大学的文学院，而是隶属于作协系统，由辽宁省作协主管。以培训作家为主，同时还承担对全省签约作家的聘任与管理。中国类似的文学院还有比如：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湖南的毛泽东文学院、四川的巴金文学院以及湖北省作协的湖北文学院等等。（图片来源于网络）辽宁文学院的地址位于沈阳市鸭绿江街53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缘故，所以《鸭绿江》杂志也搬到了这里，呵呵，这只是个猜测。这个位置还有个地名叫西瓦窑，一听让人有种历史厚重感，更因辽宁文学院而增添了几分神秘。 6月23日报道，之前我还特意研究一下路线，因为对于那边不是很熟悉（更何况我还是个半路盲），不过还好一个多小时顺利抵达。“辽宁文学院”五个大字特别显眼，好有门前那棵大柳树（来之前有前辈告知那棵柳树有很多故事），不过一进大门瞬间有了落差，眼前是一座二层小楼，不免让人怀疑自己到了乡镇政府，犹豫之时大楼门前显示屏上“欢迎第二届网络作家班学员报道”进入视野，可以确定这就是辽宁文学院的大楼了。。。（图片来源于网络）俗话说“人不可貌相”，这话用在这里太恰当不过，文学院也不可貌相。进入大楼之中，就会发现这里是很现代化的，虽然只有两层楼不算大，但是却十分干净利落。后来逐渐发现，基本上从宿舍到教室到食堂每间屋子都装有空调，夏天基本实现冷气全覆盖，而且还有wifi覆盖。食堂的伙食更是好得没话说，把大家伙都吃胖了。言归正传，说报道。报道当天我留意了一下这次的学员名单，最上面是女学员，下面是男学员，最后一行单列出来的，大概六七个人，而我正在其中，当时还在奇怪这单列出来是什么寓意呢，后来明白是走读学员，哈哈，原来我想多了。名单之中只有两个名字比较熟悉，一个是汪恩赐老师，在不久前的铁西作协聚会上见过，还有一个是刘姿序，只知道她是盛京文学网的校园文学版主，没交流过也没见过面。后来，我们形成了三人小组，哦不不，是四人，还有蒋姐（蒋老师），蒋姐说过：“在这个圈子里别叫姐，叫老师或者直接叫名”。后来又加入了王楠大哥。图片来自网络提到这个班，蒋姐是不得不说的人物。蒋姐春旭，抚顺人士，文学院开课第一天却出现在走读生休息室，这是蒋姐“奇葩”特色道路的开始。从休息室到课堂上蒋姐总是问题不断，而且问题时常让大家摸不着头脑，如一次老师用什么输入法打字，甚至在素质拓展的游戏上仍然那么孜孜不倦地教官，如此尔尔，同学唤起为“问题姐”。感觉蒋姐和我们不是在一个世界里，汪老师一天说她“生活在自己的金字塔里”，蒋姐马上反驳“我还没死呢，我是在象牙塔里”。在这短短一周时间里，蒋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同时对她的那种认真好学的精神也挺有感触。后来读了蒋姐的小说，惊叹一下，奇才也！王楠大哥是大连人，软件工程师。大哥其实也不是很大，只长我两岁，90年生人，言语之间却相当成熟。当然咯，长得也很成熟啊。汪老师由于之前有过一面之缘，这次相聚则更加亲切。几天时间里传授了很多写作以及为人处世的经验，而且还每日送我回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再来说说刘姿序同学，大家眼中的淑女，悦阿姨口中的“小玉女”。客观地评价，她是一个随性的人，至于这“随性”如何理解，要因人而异咯。我们俩组了一个小组，起名“休门小组”（大家能看懂休门是啥子意思不，哈哈），她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后来我们一拍即合，共同做一本刊物，她说她是“中流砥柱”。组长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至于年龄，她说她十七（我可没暴露你年龄啊）。（图片来源于网络）第一天开班典礼上，大家分别作了自我介绍，我光荣地成为了这个班年龄最小的，当然咯，自称17岁的小序同学可以忽略不计。下面说说这个班的其他同学。班长王立雄阿姨是一个活力值永远满格的永动机，总是那么有激情，这从开班仪式作为学员代表的讲话就看出一二。在她的带领之下，我们这个班整体活力值都提升了。班长写诗歌，更有诗人的激情。写诗的还有邵悦阿姨，很巧的是，悦阿姨的女儿也是辽大的，而且是我的直系学妹，不得不感慨这世界真是太小，如今竟然和学妹的妈妈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悦阿姨人特别谦虚而且给人感觉特亲切，还签名送了我两本自己的书，一下子感觉温情指数直线上升。（图片来源于网络）除了汪老师以外，来文学院认识的第一个人是“凤姐”——陈立凤。凤姐特别善谈，而且幽默风趣。她来自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朝阳北票，所以凤姐是真凤凰。后来才知道凤姐是个很有实力的儿童文学作家，相信她的作品一定文如其人，很有意趣，孩子们有福了。全班一共29人，如果仅仅在课堂上，大家彼此很难互相深入了解，甚至在结业后有的还叫不上名字。在班级的座谈上，我就说：“来这个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和大家彼此熟悉，彼此了解”。第四天的野外素质拓展确实让大家更放得开，也更加熟络起来，不过到最后还是有一些同学对不上名字，很遗憾。盛强和王子两位大哥来自抚顺，都很风趣实在，强哥写网络小说，已经写了几百万字，王子大哥在打cs的时候与我并肩作战，配合默契。“木姨奶”李晏军老师是朝阳古生物化石专家，也是班里的开心果。“西门吹雪”马大师在学员中是最资深的网络写手了，已经写了千万字，而且以文字为生，很厉害。张清清阿姨是兴城人，在别人谈论事情时她总是专注地倾听。沈剑老师是沈阳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资深出版人。生活委员李昭昭姐姐来自锦州晚报社，她是个很细心的人，上课时为老师端茶送水的活她一人全包了。和王娜、顾楠两位姐姐是在作家班结业后才在微信上熟悉的，两位姐姐都是沈阳本地的，娜姐在一所大专教英语，顾楠姐的妈妈是曲日光老师，曾和曲老师一起参加过市作协的采风。与薛士东大哥是在一个午后由于他向我询问去地铁口的路线才偶然熟悉的，薛大哥是朝阳市建平县人，为人谦虚且热情。一周的时间还是太短，班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同学没能熟悉起来，希望今后还有机会慢慢了解吧。说完同学，接下来谈谈老师们。文学院掌门人王多圣院长，第一眼给人感觉很严肃，很有江湖“大哥”范儿，让人敬而远之。不过听说王院是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素质拓展那天，王院早早就到了文学院，一身迷彩加高腰皮靴，这专业的装备，不得不让人惊叹：原来严肃的王院也是很有娱乐精神啊！（图片来源于网络）肇夕副院长从第一眼看到就看得出是个特随和的人，说话细声细语，特别温柔。肇夕老师曾经是《文学少年》的主编，她才是真正的淑女。我们可爱的班主任好老师——郝万民。这一周郝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他总是笑眯眯的，时不时会给你点惊喜。郝老师是副处级调研员、辽宁文学院总务处主任、还兼任《鸭绿江》编辑部主任。让一个省级大刊编辑部主任陪我们上课、玩耍，真是受宠若惊。来文学院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是教务处的丛宁老师，她人很可爱，在素质拓展做游戏的时候玩得很high哦，哈哈。（图片来源于网络）文学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很亲切，以后会回去看你们的。还有一起出去玩耍的《鸭绿江》的编辑老师们，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与想象中的纯文学刊物编辑迥然不同，特别玩得开，而且对于“无底线”的游戏同样游刃有余接下来说说这几日来授课的老师。两位是我们辽大的。文然老师，久闻其大名，在去年采访辽大诗社的曾经的学长学姐时，都会提到他，他与辽大当年文学活动的繁荣密不可分。不过这一次才是第一次见面，文老师上课不拘一格,人也是同样不拘一格。另一位是杨太老师。杨老师是继乌丙安大师之后辽大民俗学的领军人物，不过已经退休了，在辽大未曾上过他的课。杨老师讲起课来那才真叫激情澎湃，坚持全程站着上课而且手写板书，讲到兴起时会拍桌子摔粉笔，一节课妙语连珠。他的两句戏言“趁热乎吃吧”“妥”俨然成了我们的“班训”，也必将成为今后同学再见面时的暗语。（图片来源于网络）第三天授课的是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赵慧平教授，赵教授一看就是教授范儿，上起课来却很亲切。在课间与之交谈后，愈加感觉他的亲近。第五日是远道而来的著名评论家白烨老师。白烨老师是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早在2010年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校园文学委员会时，我有幸成为第一个入会的学生会员，当时就期待与白老师见一面，如今得偿所愿。白老师活跃于当代文坛多年，与很多著名作家相熟（如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等），而且主编《中国文学年鉴》，对中国当代文坛了若指掌，从他的课上了解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学现实。白烨老师是一位有着大师内涵却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家，虽然进京多年，言语间却还透着陕北人的豪爽与耿直，交流起来很舒服。最后一日来授课的老师可以说是最契合这次作家班主题的——网络，作家玄色。她2012年以230万版税位列“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3位，是我辈写作者名副其实的榜样。色姐爽朗的笑声真的很有穿透力，萦绕耳畔三日不绝。一周在辽宁文学院的作家班课程，收获最多的不是知识，而是一份情怀，是作为写作者的一份情怀，也是作为文学院人的一份情怀。期待与老师、同学们再次相聚，辽宁文学院再见！

2018年，中国网络文学走过20周年，逐渐渗透到了影视、动漫、游戏领域，由网络文学引领的市场版图不断扩张，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由橙瓜网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行业电子期刊《网文圈》于今年7月份改版，改版后的杂志围绕发布行业资讯、研判行业趋势这一中心功能， 以丰富有深度的内容和精美可收藏版式，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橙瓜《网文圈》往期部分杂志内刊展示）据介绍，《网文圈》创刊于2017年04月13日，由网络文学行业中的垂直领域媒体橙瓜网打造，以为网络文学行业服务为宗旨，杂志汇聚了如天蚕土豆、梦入神机、我吃西红柿、风凌天下、烽火戏诸侯、善良的蜜蜂、欧阳友权，肖惊鸿等网络文学领域的作家、资深专家，共同记录行业变迁，展现行业内不同声音。（2018年02月橙瓜《网文圈》第18期 封面人物：烽火戏诸侯）《网文圈》电子杂志全新改版上线，它保留了纸质版杂志的优美设计，同时用清晰利落的信息结构，重现阅读纸质杂志的节奏感和呼吸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阅读习惯。在内容输出上，新版《网文圈》旨在第一时间报道行业内的重大事件、重要动向、作者作品等内容，挖掘现象本后的本质，梳理行业发展脉络，实时追踪网文行业热点讯息，及时予以评论和分析。例如，《网文圈》针对第26期封面人物“苍天白鹤”跳槽阿里文学而策划的报道内容让业内人士耳目一新，单期杂志在垂直领域的精准浏览量突破了15w+。在栏目设置上，新版《网文圈》设置了热点资讯、橙瓜封面人物、橙瓜专访、网文新力量、名家观点等品牌项目，其中 “封面人物”是杂志的领衔栏目，该栏目精选行业内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或行业大事件的相关主角，进行独家专访。例如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荣获“网文之王”称号的我吃西红柿，就曾作为封面人物登上第14期《网文圈》杂志，发表对网络文学的个人见解。今年1月份，《网文圈》第17期封面人物邀请了文学博士房伟畅谈文学的魅力，4月份《网文圈》杂志第22期封面人物邀请了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畅谈网络文学现状与IP研究。（2017年12月橙瓜《网文圈》第14期 封面人物：我吃西红柿）热爱网络文学的读者们，通过《网文圈》表达了对高品质内容的需求和认可，新版杂志推出后，也获得了多位网络文学大神作家和多家知名媒体的推荐。“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希望借助这本期刊杂志，记录网络文学的发展轨迹、传播网络文学的价值内涵，为所有热爱网络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最佳的阅读窗口，也为对网络文学感兴趣的粉丝提供一个专业的展示。”橙瓜COO萧逸说道。2017年04月橙瓜《网文圈》第01期 封面人物：月关2017年05月橙瓜《网文圈》第02期 封面人物：酒徒2017年06月橙瓜《网文圈》第03期 封面人物：失落叶2017年07月橙瓜《网文圈》第04期 封面人物：善良的蜜蜂2017年07月橙瓜《网文圈》第05期 封面人物：逆苍天2017年08月橙瓜《网文圈》第06期 封面人物：忘语2017年08月橙瓜《网文圈》第07期 封面人物：耳根2017年09月橙瓜《网文圈》第08期 封面人物：天蚕土豆2017年09月橙瓜《网文圈》第09期 封面人物：骷髅精灵2017年10月橙瓜《网文圈》第10期 封面人物：梦入神机2017年11月橙瓜《网文圈》第11期 封面人物：柳下挥2017年11月橙瓜《网文圈》第12期 封面人物：蝴蝶蓝2017年12月橙瓜《网文圈》第13期 封面人物：肖惊鸿2017年12月橙瓜《网文圈》第14期 封面人物：我吃西红柿2018年01月橙瓜《网文圈》第15期 封面人物：玄色2018年01月橙瓜《网文圈》第16期 封面人物：庄毕凡2018年01月橙瓜《网文圈》第17期 封面人物：房伟2018年02月橙瓜《网文圈》第18期 封面人物：烽火戏诸侯2018年02月橙瓜《网文圈》第19期 封面人物：萧鼎2018年03月橙瓜《网文圈》第20期 封面人物：欧阳友权2018年03月橙瓜《网文圈》第21期 封面人物：潇湘冬儿2018年04月橙瓜《网文圈》第22期 封面人物：夏烈2018年04月橙瓜《网文圈》第23期 封面人物：骠骑2018年05月橙瓜《网文圈》第24期 封面人物：风凌天下2018年05月橙瓜《网文圈》第25期 封面人物：无罪2018年06月橙瓜《网文圈》第26期 封面人物：苍天白鹤2018年06月橙瓜《网文圈》第27期 封面人物：郭怒2018年07月橙瓜《网文圈》第28期封面人物：发飙的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