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

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向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先行者李欧梵先生致敬，12月8日、9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上海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中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思南书局协办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复宣酒店召开，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美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会议除开、闭幕式外，包括主题演讲、学术报告与圆桌讨论三个部分。与会学者合影开幕式上，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陈广宏教授分别致欢迎辞，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范式的探索表示期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William Haas讲座教授王斑主持下，研讨会由李欧梵先生的视频演讲正式拉开帷幕。李欧梵先生以“我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几段因缘”为主题发表演讲，围绕“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缘起”、“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化研究的范例：香港－上海双城记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研究里的人与事：与施蛰存先生交往经过”等几部分组成。李欧梵先生发表演讲会议主体由八组学术报告会组成。“文学、传播、科学与数字人文”第一组学术报告围绕“文学、传播、科学与数字人文”展开，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担任主持人兼评论人。第一场报告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以《在“书”与“刊”之间：发明中国现代报刊》为题，对晚清传教士所中文报刊进行细致考察。报告围绕三方面展开：传教士在创办中文报刊的动态过程中使“刊”提高到“书”的地位；“刊”所代表的知识系统与生产方式推动中国的变革与转型；在“书”、“刊”互为中介的视域下重新梳理现代报刊史脉络。第二场报告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与博士生褚传弘，以《移动阅读：新媒体时代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为题，认为近年来兴起的城市公共阅读正在创造新型社会交往关系与公共生活价值。报告从地理媒介、制图理论、移动性理论等视角出发，结合阅读史研究，探讨“移动阅读”如何实现从私人默读到公共朗读，从文本阅读到身体实践的两个转变。第三场报告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毛尖教授，以《爱情恐怖主义：银幕上的前任问题》为题，探讨银幕上的“前任”在建国后的形象变化，如何从共同体的形象建构转变为小家庭角色，又转变为个体形象的损耗者，揭示出爱情恐怖主义的笼罩下，感伤的道德替换了共同体荣誉。第四场报告人台湾大学兼任教授王道还先生，以《科学与文学想象：热力学对生物演化论的冲击》为题，勾勒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以热力学定律挑战生物演化论的过程，梳理该过程在威尔斯小说《时间机器》中的文本呈现，以此揭明热力学对19世纪末文学的冲击与影响。第五场报告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郑文惠、山东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邱伟云，以《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新/旧”话语的激辩与交锋》为题，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为依据，借助计算机大数据，对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期（1895-1925）新旧词汇与概念进行考察。报告围绕“社会”、“道德”、“文学”、“势力”等七个关键词在清末民初的消长，对新旧激辩中的中国现代性进行深入探讨。“图像与电影、历史与文化”第二组学术报告围绕“图像与电影、历史与文化”展开，由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彭小妍担任主持人兼评议人。第一场报告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以《身体作为政治与情感动员的手段：在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宋教仁肖像（遗体）照片——以〈民立报〉为例》为题，通过梳理《民立报》在刺宋案发生后，策划拍摄、使用宋教仁的遗体照片的三个阶段，揭明宋教仁的遗体照片公共景观化的过程。第二场报告人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以《冷战中的世界主义：张国兴的“亚洲电影”与文化传承》为题，通过回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基金会支持拍摄的9部“亚洲电影”，探讨导演张国兴在电影艺术、政治宣传与商业主义三者之间的取舍与平衡；同时对张国兴在冷战跨国化中的贡献进行分析。第三场报告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助理教授罗萌，以《电通公司：共同体、革新观与“从悲到喜”的银幕实践》为题，着重讨论电通公司银幕实践的多重理念，报告从三个方面入手：电通公司的《画报》和影片如何共同构建双声道“言语”意识；电通公司的文字和银幕如何呼应并由此产生特殊性与激进性；电通公司的类型转向与夭折。第四场报告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李公明教授，以《左翼文学研究中的“图史互证”新探——以黄新波等人的木刻艺术与左翼文学的关系为例》为题，将黄新波、胡一川等左翼画家的木刻创作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中东路事件”等历史事件相互印证，对图文史料的开拓、图史互证的方法、木刻画的艺术风格等进行探索。“从晚清到当代文学与文化”第三组学术报告围绕“从晚清到当代文学与文化”展开，由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担任主持人兼评议人。第一场报告人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李海燕教授，以《市井幸福的历史浮沉》为题，通过梳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文本，探讨“市井幸福”的内涵，经历了由“福寿禄”到“中国梦”的动态历史过程。作为对比，同时讨论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以“个体崛起”、“日常生活的认可”、“情感中心”为主体的“市井幸福”。第二场报告人杜克大学罗鹏教授，以《无声之声：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到阎连科〈耙耧天歌〉》为题，通过分析鲁迅、阎连科等人作品，辨析“voices”与“呐喊”异同，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及社会中的叙述者、沉默者、研究者等多重声音的交错。第三场报告人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以《在“小器化”的时代里：今日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为题，论述由于三个方面的合力，当下中国正滑向难以预料的“小器化时代”，亦即功利至上的社会态势：新的社会结构的三大子系统协同配合、新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体制有效运作、社会再生产顺利延续。“清末民初文学、思想与文化”第四组学术报告围绕“清末民初文学、思想与文化”展开，由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李公明教授担任主持人兼评议人。第一场报告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李振声教授，以《外来思想与本土资源是如何转化为中国现代语境的？——以刘师培所撰〈中国民约精义〉为例》为题，着眼《中国民约精义》，从三个方面探讨外来与本土思想的现代转化：《中国民约精义》中卢梭思想与中国传统民约思想的关系；近代通行《民约论》译本与《中国民约精义》的关系；《中国民约精义》如何为中国近现代语境提供思想资源。第二场报告人东京大学林少阳教授，以《世纪之交章太炎的“文学”观：汉字圈及清末的语境》为题，探讨章太炎“文学观”从《新民丛报》时期到《国粹学报》时期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发掘章太炎“文学观”形成过程中所处的三重历史语境：日本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全球化语境、与刘师培等人商榷的晚清学术史语境、“五四”新文学的后设语境。第三场报告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广宏教授，以《近代文章学的更化与国文学建构——以清末民初桐城派文论为中心》为题，探讨在近代中西文化激荡环境中，桐城派后学实现近现代人文学术转换的两种手段：一是赋予美文以“美术”的性质，实现文章学内涵的更化；二是逐步完善古文辞类型学，建立国文学体系。第四场报告人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王斑教授，以《政治文化的审美氛围：蔡元培的美学伦理》为题，探索蔡元培政治“复魅”的两种途径：倡导公共道德、提倡审美经验。“翻译、旅行、文学与文化”第五组学术报告围绕“翻译、旅行、文学与文化”展开，由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李海燕教授担任主持人兼评议人。第一场报告人美国桑塔芭芭拉加州大学黄运特教授，以《Lyrical Facts and Historical Fictions》为题，以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为例，探索中国历史小说中抒情与叙事的关系，并由此触及文学批评中由来已久的抒情与叙事之争。第二场报告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王宏超副教授，以《“海国新奇妇有髭”：晚清使西文献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观察”与异文化想象》为题，通过考察中国传统文献、西方传统文献和晚清使西文献中妇人生须的记载，讨论“妇人生须”在中西方的观念变迁，由此认为文化间的认同理解取决于主体观察者的眼界与心态，而与物理距离的远近无关。第三场报告人台湾师范大学郑怡庭副教授，以《〈血字的研究〉四部清末民初中译本研究》为题，从书名、语词、情节、人物、人称等诸多角度，对晚清《血字的研究》四部晚清译本进行比对，发掘翻译背后文化取向的异同。第四场报告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师李思逸，以《贫穷作为风景：瞿秋白与徐志摩的苏俄之旅及文学书写》为题，通过比较瞿秋白与徐志摩二人在西伯利亚铁路之行中产生的不同文学文本，以参照系的选取和对于“贫穷”的书写为例，探索二人在文学书写背后的政治立场与文化倾向。第五场报告人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彭小妍教授，以《〈创化论〉的翻译与创造社作家》为题，从两个方面探讨张东荪所译《创化论》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一是《创化论》直接影响创造社的成立；二是《创化论》为“科玄论战”中“人生观派”提供理论基础。“江南文学与古今演变”第六组学术报告围绕“江南文学与古今演变”展开，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担任主持人兼评议人。第一场报告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以《宋体字：从江南到世界》为题，探讨宋体字在十六世纪从江南风靡东亚的三种主要原因：宋体字横细竖粗的特点与树干开切方向有关；宋体字的流行与当时的文化审美有关；宋体字拓展至汉字文化圈与明朝政治生态有关。第二场报告人日本信州大学阎小妹教授，以《〈剪灯新话〉何以风靡东亚——伸张女子个性的“邪说异端”》为题，探索《剪灯新话》在汉字文化圈风行的两大主因：形式上，《剪灯新话》可视作一首五言绝句，其对偶结构具有独特的审美吸引力；内容上，《剪灯新话》以修道升仙大力抨击儒家“传宗接代”观念，其特有的娱乐性与女子伸张个性紧密相连。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 日本信州大学阎小妹教授第三场报告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郑利华教授，以《朱云明诸士与明代中叶吴中诗学之导向》为题，通过辨明祝允明等吴中诸士的诗歌旨趣探索明代中叶吴中诗学的演变，报告从四个方面入手：吴中诗学的崇尚经术与伸张师道、祝允明从诗文有别入手维护诗歌自身艺术性、吴中诸士在诗学上主张法于古人但主于一己、吴中诸士在诗学主张上的差异性。“流行文化与跨界想象”第七组学术报告围绕“流行文化与跨界想象”展开，由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郑文惠担任主持人兼评议人。第一场报告人杜克大学周成荫教授，以《The Perilous Journey of a Song: Cheng Yushu and “Rest, Martyred Classmates” Across the Straits》为题，通过探索《安息吧，同学》这首歌在二十世纪的传唱轨迹，发掘这首歌从上海到台湾、从学校到街头、从笔记到电影背后，所承载几代人历史记忆的诸多故事。第二场报告人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符杰祥教授，以《“中国苏菲亚”是怎样炼成的：秋瑾与“西方美人”的文化政治》为题，从三个角度分析秋瑾形象如何从“才女佳人”建构为“民族女杰”：晚清西方女性如何被塑造为西方美人；秋瑾接受苏菲亚的精神历程；秋瑾放弃言说茶花女的原委。第三场报告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建华教授，以《周瘦鹃与〈半月〉杂志：“消闲”文学与摩登海派文化，1921-1925》为题，通过细致考察，发掘《半月》杂志的五层内涵：与《妇女家庭良友》的接续关系、为弱势者呐喊进而干预社会现实、突出家庭之于社会的功能、名花美人为主的商品美学内涵、抒情传统的现代延展。在此基础上，从制衡“现代性”、突破雅俗界限、彰显文化本位立场、接续传统文化等方面重估“鸳鸯蝴蝶派”的价值。“建筑与音乐”第八组学术报告围绕“建筑与音乐”展开，由杜克大学周成荫教授担任主持人兼评议人。第一场报告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亚明，以《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与街区营造》为题，从六个角度探讨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如何成为一种新的戏剧文化体验与产业发展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衍生、消费人群培养、内容形式创新、管理统筹与招商引资。第二场报告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伟强教授，以《乡村建设的文化与制度路径思考：以百色华润希望小镇为例》为题，通过百色华润希望小镇建设的实践，探讨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三重挑战：改善建成环境、扶持产业经济和重构社会组织。第三场报告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教授，以《中国现代文人的音乐化与非乐化》为题，通过梳理现代文学中音乐的反复离场与反复再现，揭明现代文学“再乐化”的独特意涵。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第四场报告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以《略谈李欧梵先生的古典音乐观》为题，由古典音乐着手，探讨李欧梵先生古典音乐观、文化研究范式与世界主义离场三者之间的关联。闭幕式由王斑教授、陈广宏教授与陈建华教授分别致辞。

#三大体系#在公认的现代学术体系中，文学研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作为不可替代的学科标志，文学研究具有专属的考察区域与考察对象、一套与众不同的概念与命题系统、一批知名的专家与研究机构。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亟须积极推进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文学研究学科内部与外部的对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源远流长，独特的概念术语与运思方式内在地镶嵌于传统文化之中。跻身于现代学术体系并获取学科资格意味着深刻的转型，转型的动力显然可以追溯至现代性的扩展。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考察现代性对于文学研究的改造：第一，文学研究远远超出了“词章之学”的范畴而涉及诸多重大的历史文化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属于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存在种种复杂的联系。第二，文学研究摆脱了经史子集的传统知识分类而步入现代学术殿堂，与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相提并论，共同承担着重塑现代社会的职责。第三，现代性带动的全球化同时促成了大规模的“理论旅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迎面相遇，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与持久的磨合。尽管文化交锋从未停止过，但是二者的一部分内容沉淀下来，并成为学科构建的重要资源。第四，所谓的“学科”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大学建制。不言而喻，作为现代教育与研究的专门机构，大学乃是现代性的产物。对于知识的生产、贮存、传承与传播，大学拥有无可比拟的效力。现代学术体系对于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与大学的认可和支持密不可分。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相似地，文学研究亦非学院围墙内部的“知识空转”。在学科的内部与外部，始终存在着无声的对话。大多数时候，文学研究的意义及其价值评判仿佛是学科的内部事件，不无晦涩的概念术语与学术文献、翔实的考证或同行之间的讨论仅仅是学科的专业性积累。然而，这并非徒劳无功的循环往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文学研究的各种学术库存可能突然被学术之外的因素激活，并被卷入思想演化乃至社会变革。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此，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亦是如此。如果认为学术的内部逻辑与社会历史完全脱钩，那么人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学术门类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另一些知识体系则日渐萧条、萎靡不振。在常规的情形下，学术的内部逻辑主持日常的学术生产及其评价；一旦历史的召唤循迹而至，潜在的学术领域便会开始萌生，继而破茧而出，迅速进入另一种轨迹，并充当唤起众多社会成员的精神启蒙，或者开启新的经济产业链。此时，知识的“节日”到来了。所以，文学研究并不是追求一个由眼花缭乱的概念堆砌出来的理论体系，亦非铸造某种徒有其表的学科躯壳。归根结底，文学研究的学术形式背后始终隐含呼应历史文化的意图。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文化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或者法学相异，文学研究并未正面考察社会历史，而是处理一批文学文本。尽管如此，文学研究从未置身于历史文化之外。从文学修辞、叙事话语结构、文学写作工具、传播媒介到神话渊源、人物原型、情节构造、意象与境界以及作品内部隐含的哲学观念，从作者想象力之源、流派与文学团体的美学风格到民族文化、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身份如何造就不同的读者共同体，众多文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分别嵌入历史文化的脉络，追根溯源的分析、解剖与综合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发现。这些发现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文学解释，或许是历史构造的揭秘，或许是自我的再认识——认识自我的历史方位，认识自我意识内部存在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如此简单的描述已经表明，文学研究拥有极为广阔的文化空间。相对于这个文化空间的多元与驳杂，文学研究范式的传统框架是否可能构成一种束缚？迄今为止，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文学研究的指向是“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无论是文字训诂、版本考订、作者身世考证还是文本的细读，成功的文学文本是启动种种文学研究的首要理由。何谓“成功”？“审美”显然是首要的衡量准绳。尽管文学史认可的经典作品风格各异，但是“审美”的成功是众多经典作品的共同品质。“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无形地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式。不同文学研究的背后往往存在一个相似的常规主题：论证一部作品的审美位阶及其与经典的距离。脱离文学话语的审美特征，文学功能的种种描述如同焦点模糊的相片。“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获得广泛接受，是文学研究重返正轨的标志。然而，现在正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时候：文学研究能否突破这种范式另辟蹊径，开疆拓土？事实上，“文化研究”名义下的文学研究已经展示了种种新型的尝试。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研究与人文学科的合作形成了若干著名的文学批评学派，例如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符号学派、精神分析学派、接受美学，等等。这些人文学科分别为文学研究贡献了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模式。“文化研究”的兴起带来了文学研究范式的巨大震荡，许多传统文学研究从未意识到的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有鉴于此，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开放的姿态。许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集展示了五花八门的研究题目，某些题目近于奇思异想。从文学话语之中解读出如此丰富的信息，这显然是文学研究的“光荣”。文学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我们又要放弃审美了吗？这是“文化研究”带给文学研究的一个尖锐问题。我们需要再三强调的是，文学之为文学——文学话语之所以不会被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法学话语等诸多学科话语所覆盖，恰恰因为审美的存在。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衡量，文学的审美意义从未下降，文学研究远未穷尽审美包含的秘密。然而，尽管认可审美作为前提，“文化研究”仍然可以提供种种后续的发现。逾越审美范畴的文学研究并非抵制审美，而是围绕审美的持续延伸，包括考察审美之所以发生的种种历史条件。“文化研究”的考察超出经典体系而广泛涉及种种文学资料，数量庞大的文学文本潜藏的许多问题并未被纳入“文学—审美—经典”的标准流程。例如，根据现有的文学史编撰，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几乎未曾入选经典体系。相对于经典体系的审美标准，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的类型化想象成为一个致命的缺陷。然而，这些情节之所以如此陈陈相因，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如果“审美”范畴无法容纳完整的解释，文学研究可以进入不同的学科寻求支援。另一些问题貌似是历史考证或者经济学、社会学分析，但是文学研究获取的结论可能曲折地投射于审美主题。譬如，佛禅的观念如何渗入中国山水诗的审美？19世纪欧洲布尔乔亚稳定的日常生活与小说之中大量细节的涌现存在何种联系？报纸或者平装书代表的印刷文化催生了哪些文学形式？数字化时代电子传播媒介如何重塑人们的审美感官？如此等等。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范围内考察审美与历史文化的互动。这时，二者之间种种隐秘而复杂的联系将会进一步显现。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不是智力游戏的开发，而是来自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观点是文学研究范式拓展的基本遵循。关注问题恰恰是注视时代、聆听时代的切入方式。如何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何认识当前的历史方位？如何想象与规划未来？这些问题徘徊于学科之外，但是它们蕴含的压力经由种种中介传递到文学研究范式，进而转换为推陈出新的学术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问题意识是投入历史的积极姿态，并力图破除实践遭遇的种种瓶颈。因此，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必须避免两种倾向：第一，炫技式的知识展示，如不厌其烦的引经据典、烦琐的资料汇集和考证。然而，大动干戈的论证往往收获若干平庸乃至无聊的主题。第二，迷信某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仿佛哪一个学派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如果将某种观察视角认定为世界的全部内容，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可能演变为固执的理论“强迫症”。问题意识的重要特征是清晰的研究目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关注这些问题。许多时候，知识和分析模式必须接受研究目标的校正。（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南帆相关阅读：自律与开放的文学研究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拓展中国文学研究视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中国首个报告文学学术研究机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广东作家协会和暨南大学共建，在暨南大学举行揭牌仪式。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挂靠暨南大学文学院，聘任何建明为院长，并聘任何建明、李炳银、廖琪等为兼职教授。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依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广东作家协会和暨南大学三个主办单位的优势资源，汇集散落在国内的报告文学研究力量，为国内报告文学研究人员搭建起一个全新的舞台，为国内报告文学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文学资源。暨南大学文学院创办于 1929年，是暨南大学成立最早的学院之一，现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中外关系所和哲学研究所等五个系级教学科研单位。自建院以来，文学院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国学基础，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坚持“宏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代人文英才，成为暨南大学办学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学院。此次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的建立给暨南大学文学院添上重墨的一笔，至此暨南大学文学院将有六个系级教学科研单位，将为暨南大学培育更多更加优秀的文学人才，从而提高暨南大学文学院各学科在国内和港澳台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乃至提高暨南大学在世界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还将提高暨南大学的综合实力，也将促使广东向更深层次、更高目标迈进，打造一流的报告文学高地。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扎实推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氛围十分活跃，密集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反思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认为新文学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确立自我主体价值　新文学传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它以独特的方式激发出中国文学新活力，赋予了中国文学新生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认为，近年来，呼吁把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新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呼声越来越大。但文学史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编纂原则，而对新文学的理解则是关乎编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首要问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林荣表示，从历史维度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民族主体性，是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研究基础上，面向急剧变化的世界，进一步探索确立民族、国家和文化意义上自我主体价值的一种努力。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春勇认为，新文学资源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式，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汉语的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走在新文学所铺垫的道路上。新文学传统本身从最初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这注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道路选择的错综复杂、多姿多彩。但无论如何，新文学所奠定的文学同民族国家叙事水乳相融的法则，在20世纪是始终如一的。在李怡看来，随着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我们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不仅是启蒙的中国，同时也是革命的中国。如果离开对革命文学、革命文化的理解，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百年的中国。所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就必须重新对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传统进行深刻剖析。这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学走向更深入的领域，也更有利于对其细节和内在机制进行把握。加强跨学科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剑青表示，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试图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质。近年来，在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下，一些学者从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出发，试图重新激活“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然而，无论怎样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五四新文学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界标。“近代文学”实际上是以新文学为参照系构建出来的，而新文学传统则贯穿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 李林荣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人文学术领域的其他学科，特别是与文学关联密切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更积极主动、更有深度的融合贯通。在阐释和评价涉及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的具体作品和创作现象时，要多尊重和汲取相应学科的研究成果，消除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随意性。此外，还需做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部沟通融合。学院派的文学史研究和作协、文联系统的现场追踪研究，彼此间的视野界域和惯用概念与话语，都有必要及时更新，以便及时消除因人为隔阂和思维惰性造成的许多伪问题。李怡认为，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我们发现任何外来理论都不能替代我们对自身文化和文学形式独特性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有赖于研究者在自身社会体验和文学体验的基础上，总结出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不要为引进而引进，也不要为创新而创新，一切的引进都是为了展开问题、打开我们的思维，一切的创新都是来自我们对认知对象的新鲜感受和发现，而不是让中国文学现象成为外国理论和方法的“跑马”之地。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4日第1974期 作者：本报记者 华夏精彩推荐：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变化当代文学生产的媒介参数与审美向度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网络文学研究室成立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刘江伟）日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网络文学研究室在京成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表示，此次网络文学研究室成立，是当下文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网络文学学科建设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们将聚焦对网络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作文学、文化及理论方面的勘察，整合文艺学、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数字人文研究等多学科资源，坚持追踪、关注中国当下网络文学发展进程，综合研究并构建符合网络文学发展特点的前沿理论和评价体系。10月15日晚，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网络文学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会议围绕网络文学研究室今后的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向、当下网络文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话题展开研讨。与会专家认为，网络文学研究室成立恰逢其时。中国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文学研究领域一直走在前列，也肩负着推进学科建设的重任。期待网络文学研究室引领全国网络文学理论和评论建设，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创作的主流化和精品化。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何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欧阳友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黄鸣奋、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发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主持。《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8日01版）来源：光明日报

1内容简介在西方和中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本解释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术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地对经典文本的阐释的过程。该书分为十讲，所讨论的不是哲学层面的所谓“本体论阐释学”，而是文学批评层面的“方法论阐释学”。故书中着重介绍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关于文学作品解释的传统，力图将文学阐释的观念、方法与诗歌的注释形式、文集的编纂方式结合起来考察，从中见出某种共同的“阐释学眼光”。目 录绪论 阐释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一讲 中国和西方阐释学主要原理和原则第二讲 关于中国文学阐释学方法的“右文说”第三讲 诗歌、诗人与解释者的关系以及解诗原则第四讲 诗之比兴与易之象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解释观念第五讲 言意之辨以及诗歌的理解与解释第六讲 诗歌“本义”与诗人“本意”的追求第七讲 历史背景决定诗意理解与解释的观念第八讲 典故密码的破解以及与作者对话第九讲 从去意图、尚韵味到反诠释、非诗史倾向第十讲 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诠释观念余 论 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后 记2内容简介该书内容包括陶潜、陆机、王弼等人的研究以及清谈、文会、玄学等的研究，探讨了魏晋哲学文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书中所收文章探讨的多是该领域重要的学术问题，并有不少创获和突破，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该领域研究者必读的文集。目 录“通侻”——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从建安到太康——魏晋文学的演变陶诗“任真”说陆机与六朝文学中的唯美思潮清谈与文会——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与文学传播的新方式关于魏晋清谈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清议”词义考从王弼答裴徽问论魏晋玄学的思想纲领与论述策略略论魏晋玄学的宗旨及相关问题魏晋玄学与清谈之先驱人物荀粲考论刘宋“四学并建”考论附一：评《世说新语》英译本附二：《世说新语》近代校笺注疏择要评议3内容简介在唐宋词的创作中，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对前人诗歌的接受。唐宋词人接受前人的诗歌，其数量很多，质量也很高。他们正是在广泛学习借鉴前人作品的基础上，转益多师，以故为新，才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该书主要关注的是唐宋名家词人对前人诗歌的借鉴和化用，兼及文章（以辞赋为主）和词。这些唐宋名家词人有温庭筠、韦庄、李煜、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等，通过对他们接受前人诗歌情况的全面梳理和分析，研究他们如何借鉴前人的诗歌为自己的创作服务，终使词成为“一代之文学”。目 录第一章 温、韦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二章 李煜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三章 晏殊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四章 欧阳修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五章 苏轼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六章 晏几道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七章 黄庭坚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八章 秦观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九章 贺铸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章 周邦彦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一章 李清照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二章 辛弃疾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三章 姜夔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四章 史达祖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第十五章 吴文英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4内容简介该书选取作者自2008至2016年发表的20篇论文，主要内容包括理学与文学、诗派形成原理、文章学，以及做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宋代科举与文学》、《宋元文章学》）后意犹未尽的相关文章。大致按原发表时间先后排列，部分文章作了些许修改或补充。因作者此前曾出版过论文集《宋代文学探讨集》，本稿与前书性质相似，故命曰《宋代文学探讨续编》。目 录四川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序 祝尚书论宋人“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论南宋的文章“活法”从宋代台阁体的繁衍看文学体派的形成机制略论文章学研究的资源开发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王安石“道德性命”之学及其对科举的影响论赋体类书及类事赋试论我国科举制度延续千年的原因科举守护神“文昌梓潼帝君”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试论王应麟《词学指南》的价值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略论《宋登科记考》的体例唐宋制科盛衰及其历史教训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体四六”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关于文章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续修四库全书·宋别集》收书商榷谈《蒙川遗稿》十卷、四卷之关系后记5内容简介该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南宋书棚本与江湖派研究，涉及陈起、张良臣等江湖诗人生平事迹考证，书棚本唐人小集、南宋群贤小集、《江湖前后续集》《江湖集》等江湖派基本文献研究；第二部分是元代文学文献整理，在对海内外公藏元刻本进行目录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对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元刻元人别集进行叙录，并对《全元文》所收虞集、杨翮文进行辑佚；第三部分是元代文学文献考证，以个案的形式对伪托虞集的《杜律虞注》、伪托夏天祐的《正思斋文集》、伪托释明本的《梅花百咏》七言绝句进行辨伪，并考证韩璧《云樵诗稿》、杨翮《佩玉斋类稿》等稀见元人别集版本的文献价值；第四部分是元诗接受研究，包括日本五山时代与元朝的文学交流、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目 录四川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序Ⅰ 版本目录学与宋元文献(上)——书棚本与《江湖集》第一章 陈起和书棚本第二章 《江湖前、后、续集》与《江湖集》求原第三章 书棚本唐人小集综考第四章 宋刻《南宋群贤小集》版本发微Ⅱ 版本日录学与宋元文献(下)——元刻本与元人别集第五章 清代私家书目二种考证第六章 元刻元人别集调查与叙录第七章 稀见元人别集版本研究Ⅲ 虞集诗文著述辑考第八章 伪《杜律虞注》考第九章 《全元文·虞集卷》佚文篇目辑存第十章 《虞集全集》补遗Ⅳ 元人诗文总集研究第十一章 释明本《梅花百咏》考辨第十二章 《青云梯》和《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所录元代江浙乡试赋题考第十三章 清人编元诗总集二种研究Ⅴ 元诗接受研究第十四章 五山时代前期的元日文学交流第十五章 晋安诗派与明末清初的元诗接受第十六章 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论著原始出处后记6内容简介该书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历史逻辑与共时的文化语境相结合的方法，力求能在历史逻辑与共时文化层面深度揭示明代诗学的特征及在中国古典诗学史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揭示出“文学经典意识”与明代诗学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该书主要从两条线索对明代诗学进行研究，第一条是诗学发展逻辑线索，研究中国古典诗学发展至明为何发生了转向，明代诗学在“文学经典意识”之下如何展开与发展，及在诗学发展过程中明人“文学经典意识”如何发展成熟的；第二条是论争辩难线索，考察明代诗学在论争中深入发展及明人的“文学经典意识”的明晰与深化。所以，本书中“明代诗学”与“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是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这也造就了明代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地位与独特样态。目 录绪论第一章 明代诗学面临转向第二章 文学经典意识在明代诗学中初步形成第三章 七子派的格调理论及其文学经典意识的发展与成熟第四章 文学经典意识与竞陵派选评《诗归》第五章 明代诗学论争与文学经典意识的明晰与深化结语参考文献7内容简介中日之间一衣带水，文学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江户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勃兴，当时输入日本的中国小说得以广为接受。通过不同时期的文化过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五部小说与日本文学和文化相互融合，呈现出不同的文学特质和表现形式，体现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该书关注日本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四大名著”，因为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差异，四大名著不仅指大众通常所熟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还包括与前三部并称四大奇书的《金瓶梅》。五部中国明清白话小说先后于江户时期传播到日本，与日本文学文化相互融合，对日本大众文化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延续至今。目 录第一章 中国“四大名著”跨国演绎的肇始第二章 中国四大奇书与日本江户文学第三章 《三国演义》的日译本第四章 《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日译本第五章 《西游记》和《红楼梦》的日译本第六章 日本大众文学人的三国和水浒第七章 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三巨匠第八章 多视角下的日本版《三国演义》第九章 精彩纷呈的日本版奇书第十章 搬上日本舞台的中国古典小说第十一章 《西游记》题材的日本影视剧第十二章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与日本动漫参考文献8内容简介该书是吴组缃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文章首次结集，汇集了吴组缃先生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人物解析、阅读等方面的多篇文章，全面展现了一代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的《红楼梦》研究成果。同时，吴组缃先生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他读《红楼梦》，从小说家的立场出发、用创作的视角体察人物，有很多独到之处。该书附录中选了吴组缃先生研究古代小说的两篇文章《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几点体会》《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希望能以《红楼梦》为起点，吸引更多读者了解古典小说。另外还收录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家石昌渝的《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让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吴组缃先生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成就。目 录怎样读《红楼梦》略谈《红楼梦》研究在第六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工作并略谈《红楼梦》《红楼梦学刊》要开展论争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附录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几点体会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石昌渝）9内容简介该书是研究《再生缘》的学术专著。本书从文本细读出发，探讨了《再生缘》的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文学结构、女性意识的觉醒、浓厚的悲剧意蕴、耐人寻味的结局等学术问题；附录部分搜集了大量的移植于《再生缘》的戏曲、电影、连续剧、小说（不包括网络小说）、曲艺、话剧、连环画、音乐剧等相关作品，分析了《再生缘》在传播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及折射出的文化内涵。目 录绪论第一章 江南才女陈端生第二章 文苑奇葩《再生缘》第三章 一代奇女孟丽君第四章 舞台荧屏俏丽君第五章 众说纷纭话结局附录 万家移植《再生缘》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作为以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为职业的小说作者，我偶尔会遇到这个问题。我知道有很多人出于对文学的强烈热爱，希望到中文系求学、深造，所以就此谈几句自己的切身感受，也许能帮到一些人。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热爱文学、创作文学和研究文学，这三者中的任何两个，都没什么必然的关系。许多伟大的作家，都不是文学专业出身，比如鲁迅；大量研究文学的学者，自己并不创作文学作品；一部分文学教授，甚至在经年累月的研究中，不再热爱文学，或者兴趣转移到了别的领域中去。前两种情况都好理解，最后一种情况，对很多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确实如此，其中的原理太过复杂，这里就不解释了。总之，如果只是热爱文学，那很好，继续热爱吧，完全没必要去学什么文学专业。如果想搞创作，那就尽量保持一种如饥似渴的阅读、欲罢不能的写作状态吧，也不必非要学什么文学专业，或者蹭蹭中文系的课也就差不多了。比如说，一个享受驾驶、希望成为飙车高手的人，不需要花时间去钻研人类交通工具的发展史、汽车与石化行业的关系等问题。文学专业适合的是那些有志于对文学进行理性化、知识化研究的人。其次，再来说说我自己。上大学时，因为对自己的专业缺乏热情，我很快把实现作家梦作为主要乃至惟一的重心，因此有点“不务正业”，每天的心思都在阅读和写作上。不过，考上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既然一直宣称自己喜欢这件事，那就没有理由不务正业了，相反，如果做得不好，可能会让愿意录取我的老师们失望，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就自然地开始把学术研究摆到比个人创作更优先的位置上。小说写作，感觉上是私事，可以从长计议，专业的学习特别是学位论文的写作，则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公事”或“工作”，如果不做好，那是要让厚待我的导师感到郁闷的。结果就这样，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再到博士后出站报告，年复一年地，总有一种“目前这段时间有一个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任务”的感觉，再也没能遇到大学时代那种“有空就要写小说”的状态了。结果，尽管并没有真的忙到毫无余暇的地步，但对于还没有掌握在相当长的阶段里合理安排精力以同时推进多项任务的我来说，越来越容易把“暂时有任务在身”的状态，当成自己倦懒的借口，以至于就算间或得到一些短暂的余暇，也并没有拿来写小说。当然，世上也有那种坐个公交去上班的路上都能用手机写会儿小说的牛人。但是，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地球上涌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也出现过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研究者，但能在两个方面都做到令大家敬服的，却少而又少。这应该能说明什么吧。所以，虽然写小说这件事本身也有很多学问，但文学专业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并非如何写小说。反过来说，如果这事儿真的能研究清楚，世界上应该有比现在多得多的好作家吧。不过话说回来，读文学专业对于写作，也有许多正面的帮助。比如，能提高你的文学修养。好的文学教育者，能帮你建立开阔的视野，提升你的文学鉴赏水平，深化你对人类历史、社会、文化领域诸多问题的认识。良好的品味和深刻的思想，无疑有利于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就算你最后没有写出伟大作品，但至少你还能知道什么是伟大以及你的作品为啥不伟大，而不至于活在无人赞同的盲目自信中。再比如，修正你的文风。学术研究追求严谨，要求言之有物，避免大而无当。久而久之，学术训练多半会慢慢改变一个人的写作风格。它既可能会让你在干燥乏位、程式刻板的论文写作中逐渐丧失灵动活泼、文采斐然的语感，也可能把你从浮夸矫饰的做派带向沉静从容的姿态。我年轻时喜欢幽默、热烈、狂放、澎湃、绵长的语句，但现在却整体上更趋向于简单、大方、朴素的格调。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毕竟这几年没怎么写新的作品，所以也不该说得这么绝对。另外，即便有这种变化，说不定也只是因为年龄长了，就像年轻时会很喜欢的某些服装，到了中年就不太能接受了。此外，除了某个习作，我迄今尚未写过6万字以上的小说。这可能是因为我过去一旦进入到写作状态，总是希望尽快抵达到完成的那一刻（这有点像看一个精彩的电视剧，从第一集开始就盼结局），不愿意拖得太久。但自从写完了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后，心里好像有了底，觉得没什么自己不能写的了。这种心理建设方面的促进，肯定算是好事。当然，前提是你得有强大的耐心和毅力，先通过博士论文写作这个艰苦的考验，而这本身并不容易。总之，文学研究既可能分散你的写作精力、改变你的语言风格乃至带你走上当初不曾想过但也别有洞天的职业道路，也可能带来很多奇妙的帮助，其结果完全因人而异。最后，作为一名中文系的教师，我还是要说：对于所有有志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同学，我们还是很欢迎的！文学研究自有它的乐趣，就算它最后没能让你成为伟大作家，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文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更好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也很好了吗？

俗文学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民族个性与民族审美习惯。在扬州近日召开的“新文科视野下的俗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20年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俗文学文献整理与考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填补中国文学研究空白俗文学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和文人利用民间文学形式创作的通俗文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段宝林表示，俗文学是文学的根基。从文学质量来看，俗文学有大量粗糙的作品，也有许多经过长期集体流传加工、质量上乘的佳作。俗文学反映的是广大民众普遍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是了解民族、国家、民众生活和思想情感的重要研究对象。据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廖可斌介绍，现在提到的俗文学，主要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俗文学。广义的俗文学包括古代小说、戏曲、说唱、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狭义的俗文学主要指说唱文学。说唱文学中的评话、道情、宝卷、弹词、鼓词等多种文体，深植市井民间，融入民众生活，凝聚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生活情态。扬州大学俗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定勇提出，通过俗文学本体研究，可以纠正学界对通俗文学的轻视，构建中国文学的完整框架。通过俗文学流变的研究，可以了解大众文化的生成机制、变化轨迹、发展动因。深入阐发俗文学与民众信仰、教化、娱乐的内在联系，可以深刻了解民族心理的构成及变迁，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挖掘俗文学的民族性和当代性，可以进一步阐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机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当前学界对经典文学研究较为充分，而俗文学研究还有很多需要开拓的空间。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泳超看来，俗文学作品是受众面最广的文学样式，与当时当地的民众关联度很高，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民众的声音。因此，俗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还是一种社会资料，可以从跨学科视角开展多维度研究。加强文献保护工作俗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但其真正进入现代学术殿堂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据廖可斌介绍，五四运动后，出现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等俗文学研究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开始，俗文学研究迎来新高潮。小说、戏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唱文学、民间歌谣等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就研究方法而言，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堪称俗文学研究典范。发展至今，在小说、戏曲领域，已有大规模或专题性的文献整理汇编；在说唱领域，弹词、宝卷、子弟书、木鱼书等受到较多关注。学界设立了众多科研项目，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俗文学各部类作品的存续情况也不尽相同。王定勇说，早期的说唱文学如变文、诸宫调、陶真等已消亡绝迹；宋元时形成的说书、道情、宝卷，以及明清时出现的弹词、鼓词至今尚存。俗文学不同文体的研究现状参差不齐，小说、戏曲已成为独立学科，研究者众多；说唱文学研究则冷清许多，它们多依附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学科中。其中，说书伎艺与通俗小说，特别是章回体小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往往被小说研究者重视；其他文体研究还属冷门，主要是因为文献资料匮乏。俗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摸清俗文学的文献家底，建立基础文献资料库。相关学者应拓宽视野，基于当代跨学科研究潮流，重新认识和丰富文献的形态。　将文本研究与田野研究相结合近年来，俗文学研究出现新变化。例如，部分学者开始借鉴海外研究理论与方法，抓住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意象和情节进行分析研究。部分学者摒弃传统文学作品分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的做法，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典型意象的文化内涵。然而，从地方性知识或个案中挖掘规律性现象的讨论，或通过具体作品贯通总结规律性现象的论著还是偏少。廖可斌表示，俗文学研究不仅涉及作品分析，还涉及语言、民俗、宗教、教育等领域的问题，缺乏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因此对学者的理论修养和研究水平要求更高。这也要求相关学者在注重资料搜集的同时，要加强理论修养，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更充分地占有资料，抓住重要问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建议，俗文学研究有必要尝试一些贯通研究。首先应贯通不同民族的俗文学作品，通过同一题材不同民族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获得一些新发现。其次应贯通俗文学和雅文学。雅文学和俗文学是相对的，在文学史发展和每个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雅俗都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在研究中要注意雅俗交融、雅俗相互影响的现象，并从中总结规律。最后要注重文体之间的贯通，在新文科的视野下，打破文体壁垒，才能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获得更多研究资料，达到一个新境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李舜华认为，某一俗文学在产生之初都是当时的新兴文学，其兴起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要在雅俗嬗变、古今贯通中思考俗文学的兴变，更深刻地理解俗文学产生的背景及时代对文学嬗变的需求，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文化导向作用。说唱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戏曲、小说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目前除了子弟书、宝卷受到重视外，其他说唱文学研究还亟待加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鲍震培建议，将俗文学研究对象的时间向前提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提出俗文学研究者应主动把与家乡方言相关、仍在活态传承的非遗项目，与俗文学进行贯通研究。段宝林提出，研究文学史的根本目的是创新，这就要掌握传情律、审美律、典型化规律、雅俗结合律、传承创新律等艺术规律，运用这些艺术规律来进行新的创造。陈泳超提出，在俗文学研究中，不仅要做文献研究，还要关注文本背后的文学生态，将文本研究与田野研究相结合，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一作品的创编方法、现实价值、分类原则及使用过程等。俗文学的价值首要的是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王定勇认为，相关学者研究俗文学，在方法上要适应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性与形态。俗文学是活态的文学，而非书面的纯文学。除了文本分析、鉴赏评论之外，更要运用艺术分析、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会议由中国俗文学学会主办，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州大学俗文学研究中心承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楠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中国文学研究新动向”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合影）2020年12月4日-6日，由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学研究新动向”学术研讨会在济南舜耕山庄举行。本次会议由龚鹏程教授和杜泽逊教授共同召集，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75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新视角、新趋势，对文学理论革新与文学史书写、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影响等学术话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龚鹏程先生主持开幕式。山东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张帅致欢迎辞，他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山东大学隆重聘请龚鹏程先生的战略意义，山东大学专门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中心，请龚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并配备了12位青年教师担任中心研究员，这有利于龚先生更好的开展教育和研究工作。（龚鹏程先生、山东大学文学院张帅书记）开幕式上，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山东大学江林昌教授分别就重写白话文学史、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抒情诗学中的地位、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境界的开拓等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山东大学江林昌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山东大学李剑峰教授强调文学史书写要重视读者的作用；北京大学常森教授对中国早期书写中的潜文本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清华大学生安峰教授针对后理论时代的背景，提出回归中国语境，建设中国的理论话语；江苏师范大学沙先一教授以周密《玉京秋》为个案，探讨清人填词的具体情境；北京大学程苏东研究员对早期中国文本生成问题进行了学术史的反思。山东师范大学陈元锋教授主持主题发言，并做精彩点评。（分论坛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照片）5日下午，50余位学者参加分组讨论。山东大学孙学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俊教授；山东大学刘培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曾绍皇教授；山东大学李桂奎教授与吕玉华副教授，分别主持三个分论坛。经过紧张而热烈的讨论，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良好的学术影响。（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总结发言）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最后做会议总结，他指出本次会议收到了55篇学术论文，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是由中青年一代优秀学者的优秀论文构成的，这是学术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龚先生主办本次学术会议的意义所在。龚先生于2019年4月应樊丽明校长之邀就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对山东大学的古典学术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喜得良师，龚先生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交友满天下，本次会议是以文会友、交流学术的良好开端。杜院长对不远千里、不辞辛劳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达了真诚的感谢和美好的祝福。会议期间，龚鹏程教授精心准备“文心雅集”，并邀请大家在尼山书院体验了射箭、武术、古琴、雕版印刷等文化活动。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历任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等教职。2019年4月始任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致力于中国学术文化研究，兼通儒释道，博涉东西方，著述宏富，出版专著《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中国诗歌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书艺丛谈》《龚鹏程述学》等一百馀种。文：钮迎莹、刘占召图：钮迎莹、王伟龙转自／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