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博士

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校对：翟永军

穿华服的雅莉国际在线报道（记者马骞、熊慧中）：在大部分外国留学生的心目中，中文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但对于来自摩洛哥的雅莉来说，学习中文却是一个触摸梦想，达成心愿，并乐在其中的过程。雅莉是一名暨南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她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文学。即便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读到中文博士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一个摩洛哥姑娘是如何对中文产生兴趣，并逐步研习到博士这个水平的呢？雅莉告诉记者，一开始，是中国的音乐点燃了她学习中文的热情：“我在五岁的时候接触到了成龙的电影，还有花木兰的动画片。后来在我学习法语文学的时候，当时系里有一起在拉巴特的穆罕穆德五世上学的中国女生，她们带我认识了中国的音乐。有一天我问一个女生，能不能让我听一首现代的中国歌？她给我听了一首非常舒缓的歌，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她又向我解释了歌词，其中的词句和表达方式，尤其是这首歌的主题让我大感兴趣。于是我想，我要去学中文。”雅莉大学学习的是法语文学专业。也许是天生就对语言学习有兴趣，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也就是２００９年，雅莉开始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拉巴特孔子学院是２００８年成立的，我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在那里进行中文基础课程学习。差不多学了６个月后，我参加了一个为有志前往北京继续汉语学习的学生举办的竞赛，名列前三，就此开始了我的亚洲梦，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梦。２０１０年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学了一年中文之后，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国家，于是决定留下来继续实现这个中国梦。”雅莉说，在拉巴特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同时，她也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的文化，对此她很感兴趣，“除了学习语言，学生们在孔子学院还可以接触到中国的文化，比如中国的茶文化、武术、绘画、饮食文化，他们可以学着包饺子等等，非常有意思。学生们还可以参加语言比赛，比如‘汉语桥’。我非常喜欢丰富的中国文化，我很喜欢中国的美食文化和艺术，也尝了很多中国美食。我还学了传统中国画技法，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圆梦的过程，因为国画中的老虎、树木，以及蛇、龙等形象，一直吸引着我去了解和学习这个文化。”来到中国后，雅莉先在北京住了三年，之后在山东济南学习了三年，并在那里取得了中文外语教学硕士。雅莉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比如昆明、天津、洛阳、西安、上海、香港等，并在两年前来到了广州。“我来广州两年了，是２０１７年来的，从那时开始我的博士项目。我获得了由中国政府为摩洛哥留学生提供的政府奖学金，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部分内容。这是个年度奖学金项目，由中国政府提供给成绩优异的摩洛哥学生。我得到了三年的奖学金支持，用于继续进行我的博士项目研究。我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文学。”在雅莉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推动了中摩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创造了更多合作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遵从了共同合作和受益的黄金准则，同时也为各方带来了不同领域的发展机遇，比如文化、教育领域，还有经贸领域。这同时也是一个共同发展的机遇，既是摩洛哥的，也是中国的。在教育和语言交流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使摩洛哥学生有机会在中国继续中文学习，甚至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也可以让中国学生有机会在摩洛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雅莉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的父亲是阿拉伯语界颇有名气的作家。受父亲的影响，雅莉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一面镜子，讲述关于发现和探索中国文化的故事。此外，她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就是把更多摩洛哥和中国两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和阿拉伯语，介绍给对方国家的读者，从而增进两国人民精神层面的交流和理解，把各自文化的精华展示给更多的人。

梅光迪，字迪生、觐庄，1890年生，安徽宣城(今南陵县弋江镇奚滩村 西梅村)人。学衡派创始人 ，是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著名的校友代表、《学衡》杂志的创办人之一。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并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十年，为美国培养了大批的汉学人才。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洋文系主任。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梅光迪(西元一八九○~一九四五年)，字迪生，一字觐庄，1890年农历一月初二诞生于今芜湖南陵县奚滩乡西梅村(原属宣城县)一个清末秀才家里。梅氏在宣城是望族，宋代文学家梅圣俞，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都是梅先生的远祖，学术相传，是梅氏的家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一月二日，十二岁应童子试，十八岁肄业安徽高等学堂，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同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民国二年夏，自威大转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四年夏，转往 哈佛大学 深造，专攻文学。时白璧德(Irving Babbitt)以新 人文主义 倡于哈佛，于东方学说，独近孔子。先生受业门下，最有深契。1909年，梅光迪、胡适二人经过胡适族人胡绍庭介绍认识。在留学期间，一直有书信往来。双方对于复兴古学、孔教、文学革命都有相当的探讨。《梅光迪文存》还为我们解读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细节。马一浮在当时已经在学界负有盛名，但他拒绝任教于任何新式大学，包括蔡元培与蒋介石的邀请，也予以拒绝。但抗战初期，他一改此前的作风，就教于浙江大学。个中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梅光迪作为礼聘马一浮的当事人，他在书信当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马一浮来浙江大学，并不是因为高薪吸引，实际上马一浮薪水并不高，"每个月300块钱"。最关键在于"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今天的推荐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要关注我。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蒋肖斌用现在的话来讲，莫砺锋属于逢考必过的“学神”，他说起考试总是轻描淡写，“这不，一考，又考上了”。莫砺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师从文史大家程千帆。他不久前出版的《莫砺锋讲唐诗课》，如果与程千帆的《唐诗课》一起读，就像在听师生两代人的围炉夜话。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就读于苏州高级中学（现苏州中学）时，是一个理科生，一心想当工程师。填高考志愿，他3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数学力学、自动化控制。半个多世纪后，他都清晰地记得这3个专业的名字，但终究，没能念成。就在他中学毕业那一年，1966年，高考取消，一取消就是十几年。莫砺锋下乡当知青，日复一日地用镰刀、锄头在田间劳动，尽管生产队里也有“小芳”，但知青们怕影响回城，都不敢谈恋爱。在乡下自学理科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在这漫长的11年里，莫砺锋开始读一些文学的书，这是劳动之余唯一的乐趣。恢复高考后，1978年，他考上了安徽大学，但不是中文系，而是外文系。那年，他已经快30岁了。如果说由理转文是无奈，那由外文转中文就是偶然。莫砺锋很诚实地说：“到了大二上学期，觉得每个月靠18元助学金过日子有一点紧，听说正在招研究生，研究生每个月能有35元，我一下子就来劲了，我放言要提前考研。”因为外婆家在南京，妈妈让莫砺锋考南京大学，“我很听妈妈的话”。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他特地跑到安徽省教育厅查研究生招生目录，发现南京大学英美语言文学招研究生要求第二外语——他一种也没学过。“可我要考研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班上同学都跟其他班的人说，我们班老莫要考研。我不能让班级丢脸啊。”莫砺锋翻到了中文系一页，程千帆正在招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我在乡下好像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就报考这个吧”。学神就是学神，他又考上了，进入南京大学，师从程千帆。莫砺锋发现，导师的经历与自己颇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由理转文：上世纪30年代，程千帆考上了金陵大学化学系，去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贵，隔壁中文系便宜，于是家境贫寒的程千帆临时决定转到中文系。再比如，都有多年农村劳动经验：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时，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了18年，放牛养鸡的经验非常丰富。有一次，莫砺锋跟着他到玄武湖畔散步，前面有块草地，程千帆看了一眼说：“嗯，这块草地够5头牛吃一天。”莫砺锋听闻导师判断，十分赞同：“对，老师说得很准确，我也有经验。”程千帆在65岁时才得以重返讲坛，对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莫砺锋是他晚年的第一届研究生。对于没有受过完整本科中文教育的他，程千帆制定了严格的培养计划，从先秦时期的经典到唐宋的大家别集，开列数十部必读书，并要求学生研读每部必读书之后，撰写一篇达到发表水平的论文。从1979年到1984年，6年的学习时期，莫砺锋几乎没有时间游玩南京的风景名胜。莫砺锋《莫砺锋讲唐诗课》汇编了莫砺锋的40篇文章，以专题的形式解读由初唐到晚唐诗歌的诸多面向；《唐诗课》一书汇录了程千帆论述唐诗的十多篇论文，其中一篇与莫砺锋合作的《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讲的是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等4人的“登慈恩寺塔诗”。1984年，莫砺锋博士毕业，从此也和导师一样教书育人。“也许一开始我只是想把18块钱变成35块钱，想早点出来找个工作。在南大跟着程先生读书，虽然很冷清，也很边缘，但慢慢觉得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有人来研究、来继承。”不过，莫砺锋没想到的是，公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诗词竟然逐渐成为“显学”。现在年轻人说唐诗，那可是一件时尚的事儿。遗憾的是，程千帆已于2000年去世，享年87岁。如今，莫砺锋也迈入古稀之年，但他积极参加各种普及古典文学的活动。他是南京大学许多学生的“学术偶像”，他开设的唐宋文学研究课场场爆满，他还在《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把学问带出大学校园。莫砺锋说：“唐诗犹如一座气象万千的深山，我曾通读过存世的全部唐诗，对唐诗这座大山的进山路径和景点方位比较熟悉。我想做那个站在山口，向游客指点进山路径和解说沿途风景的导游。（文化副刊部编辑）

用现在的话来讲，莫砺锋属于逢考必过的“学神”，他说起考试总是轻描淡写，“这不，一考，又考上了”。莫砺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师从文史大家程千帆。他不久前出版的《莫砺锋讲唐诗课》，如果与程千帆的《唐诗课》一起读，就像在听师生两代人的围炉夜话。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就读于苏州高级中学(现苏州中学)时，是一个理科生，一心想当工程师。填高考志愿，他3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数学力学、自动化控制。半个多世纪后，他都清晰地记得这3个专业的名字，但终究，没能念成。就在他中学毕业那一年，1966年，高考取消，一取消就是十几年。莫砺锋下乡当知青，日复一日地用镰刀、锄头在田间劳动，尽管生产队里也有“小芳”，但知青们怕影响回城，都不敢谈恋爱。在乡下自学理科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在这漫长的11年里，莫砺锋开始读一些文学的书，这是劳动之余唯一的乐趣。恢复高考后，1978年，他考上了安徽大学，但不是中文系，而是外文系。那年，他已经快30岁了。如果说由理转文是无奈，那由外文转中文就是偶然。莫砺锋很诚实地说：“到了大二上学期，觉得每个月靠18元助学金过日子有一点紧，听说正在招研究生，研究生每个月能有35元，我一下子就来劲了，我放言要提前考研。”因为外婆家在南京，妈妈让莫砺锋考南京大学，“我很听妈妈的话”。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他特地跑到安徽省教育厅查研究生招生目录，发现南京大学英美语言文学招研究生要求第二外语——他一种也没学过。“可我要考研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班上同学都跟其他班的人说，我们班老莫要考研。我不能让班级丢脸啊。”莫砺锋翻到了中文系一页，程千帆正在招“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我在乡下好像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就报考这个吧”。学神就是学神，他又考上了，进入南京大学，师从程千帆。莫砺锋发现，导师的经历与自己颇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由理转文：上世纪30年代，程千帆考上了金陵大学化学系，去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贵，隔壁中文系“便宜”，家境贫寒的程千帆于是临时决定转到中文系。再比如，都有多年农村劳动经验：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时，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了18年，放牛养鸡的经验非常丰富。有一次，莫砺锋跟着他到玄武湖畔散步，前面有块草地，程千帆看了一眼说：“嗯，这块草地够5头牛吃一天。”莫砺锋听闻导师判断，十分赞同：“对，老师说得很准确，我也有经验。”程千帆在65岁时才得以重返讲坛，对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莫砺锋是他晚年的第一届研究生。对于没有受过完整本科中文教育的他，程千帆制定了严格的培养计划，从先秦时期的经典到唐宋的大家别集，开列数十部必读书，并要求学生研读每部必读书之后，撰写一篇达到发表水平的论文。从1979年到1984年，6年的学习时期，莫砺锋几乎没有时间游玩南京的风景名胜。《莫砺锋讲唐诗课》汇编了40篇文章，以专题的形式解读由初唐到晚唐诗歌的诸多面向；《唐诗课》一书汇录了程千帆论述唐诗的十多篇论文，其中一篇与莫砺锋合作的《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讲的是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等4人的“登慈恩寺塔诗”。1984年，莫砺锋博士毕业，从此也和导师一样教书育人。“也许一开始我只是想把18块钱变成35块钱，想早点出来找个工作。在南大跟着程先生读书，虽然很冷清，也很边缘，但慢慢觉得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古代文学作品、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有人来研究、来继承。”不过，莫砺锋没想到的是，公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诗词竟然逐渐成为“显学”。现在年轻人说唐诗，那可是一件时尚的事儿。遗憾的是，程千帆已于2000年去世，享年87岁。如今，莫砺锋也迈入古稀之年，但他积极参加各种普及古典文学的活动。他是南京大学许多学生的“学术偶像”，他开设的唐宋文学研究课场场爆满，他还在《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把学问带出大学校园。莫砺锋说：“唐诗犹如一座气象万千的深山，我曾通读过存世的全部唐诗，对唐诗这座大山的进山路径和景点方位比较熟悉。我想做那个站在山口，向游客指点进山路径和解说沿途风景的导游。”

晚饭时，母亲说起了翠翠（化名），声称前阵子受其母所托为她说媒来着。翠翠是我的小学同学，至今未嫁。于是我拿起手机联系了一个博士后毕业的高中同学，问问他身边还有没有单身男士的资源。之所以联系他，是因为翠翠现在的条件相比较而言很优越，我猜想她的择偶对象应该是高学历稳收入的群体。说起来惭愧，小编在小学和初中一直成绩很优异，翠翠之流是完全不在我的竞争范围之内的。所不同的是，上大学以后我开始放任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在游戏人生。而翠翠却在此时开始走上了奋斗之路，后来考到北京读研，毕业后进入了航天部。现如今以中高端人才的身份拿到了北京户口，单位分配了住房，收入也跟着涨了上去，除了单位分配的房子，自己还在丰台区买了一套。我与翠翠的差距在大学时出现逆转，毕业后越拉越大，想起这些颇有些羞愧难当。饭后翻看手机，在某公号上看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讲的一些考研的奋斗故事。我看到了其实不只是翠翠，太多的人为了自身发展都经历了一段艰苦奋斗的岁月。看罢觉得心里没底，并不是后悔当初没有一起参与到考研大军里面，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慌。我在想，作为一个掉队的兵，我是否还能或者还有机会赶上同学们的步伐？我不确定，甚至于说很不自信的认为没有多少机会了。我又把高中的大学的两拨同学回顾了一遍，发现大凡现在混得还可以的，基本与成绩和学历成正比。曾经我也偏激的认为一个人成功与否与学历无关，我也随波逐流的把出身、把背景、把社会现实等等因素拉过来佐证这一偏激的观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醒悟，能力高低直接决定一个人社会竞争力的大小，而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能力的表现方式。我不否认也有低学历成绩平平的人同样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但从我的交际圈子里发现，这一现象代表不了趋势，不过是偶然事件。这一结论的得出，更增加了我对未来生活的不自信。晚上打开电脑，刘德华被授予香港树仁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消息映入眼帘。小时候曾经把华仔当偶像，成年后虽然过了追星的年纪，但是一直对这一传奇巨星心存好感。刘德华的成就毋庸置疑，虽然总有人拿唱歌不如张学友，演戏不如梁朝伟来否认他，但是华仔用自己的敬业、行动和数不清的作品来诠释，他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他的每一份收获后面都对应着比常人更多的付出。我想说他的成绩实至名归，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奋斗得来的荣誉是不容否认的，今天的这个博士头衔是有实际含金量的。看到他穿着象征学识的博士服，打心底佩服、高兴。刘德华表示，虽然离开学校在社会这么多年，但一直不停的保持学习的心。他还透露出十分想读中国文学，以后可能还会出书。一晚上纠结的心变得有些茅塞顿开，我想困扰我的问题有了答案。一个人是否可以做出成就，不在于你已经跑了多远，而在于是否可以保持不断学习。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唯有保证持续的学习和进步，未来才会向你招手。现在开始努力并不算晚，将来有一天或许有机会赶上并超过“翠翠”们也未可知。或者说就算是一辈子赶超不上，只要将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做到了问心无愧，也不至于再像今天这样恐慌。刘德华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尚有进取之心，何况我等？所以，小编希望和我有过同样心结的读者可以保持一颗持续学习的心，未来定不负苦心人。有句话虽然满满的鸡汤味儿，但小编觉得说的很好：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5月30日，中国第一批科幻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北师大）举行。答辩委员会由戴锦华任主席，答辩委员包括王逢振、陈晖、张国龙和张莉。2015年级博士姜振宇与2016级博士肖汉通过论文答辩。5月30日，中国第一批科幻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会在北师大举行。本文图片 超侠 摄自2003年起，“科幻文学”作为“全国独家”的专业方向在北师大文学院开设。文学院下设11个研究所，其中“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科幻文学”是挂靠在“儿童文学”专业下的三级学科。2015年秋季，北师大的科幻文学研究方向招收首个博士生。因为类型文学以独立研究方向在中文系教学中出现实属难得，当年“招科幻博士”的消息一出更引发了不少关注。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姜振宇拿下了2015年科幻文学博士仅有的一个名额，博士生导师正是在国内首创科幻文学课程的科幻作家吴岩。答辩委员会由戴锦华任主席，答辩委员包括王逢振、陈晖、张国龙和张莉。“我对科幻一直很有兴趣，正好又在北京上学，读研时一直去蹭吴老师的课。后来听说吴老师可以招博士了，就考了。”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姜振宇正要坐飞机去杭州参加一个科幻写作沙龙。他说：“入学之初我只是想做文学理论的东西，因为这一块在国内很缺乏。来了以后发现科幻研究方向其实哪哪都缺。”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科幻现实主义。“科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在八九十年代就有这样的提法，但这种提法在国外很少见，虽然国外会讨论科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姜振宇说，他其实是希望找到“究竟有没有所谓中国科幻的传统”的答案。通过文本分析，他发现中国科幻作家通过不断发展、更新对科幻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确实含有一些独特的文学和思想传统。在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中国科幻见证、影响甚至推动了“科学”、“幻想”、“现实”和“现代化”等观念的演变。肖汉则是科幻文学方向2016级博士，他8岁在《儿童文学》上看到《地火行星》，9岁在《科幻世界》上看到《地球大炮》，从此“深陷”于科幻文学。2015年级博士姜振宇（后中）与2016级博士肖汉（后左）通过论文答辩。“上大学后，我选择了文学专业。大约是在大二下学期，我知道吴岩老师在北师大开展科幻文学研究课程，就想跟随吴老师进行科幻文学方面的研究。我先在现当代文学专业读硕士，做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直到2016年考上吴老师的科幻文学研究博士生，然后从事科幻文学研究至今。”肖汉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相较硕士研究，博士研究工作的强度更大，需要关注的研究点更深更专业，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更多。为了写博士论文，他至少有两年时间基本都在国图与上图寻找、整理文献资料。他的博士论文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1949-1966）的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述，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幻是如何在纷繁多样的内外条件下寻求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并彰显出想象未来之方式的中国特色。肖汉说，对“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进行梳理与讨论，有助于拂去尘封，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幻的真实面貌，并在破除诸多陈旧结论与固有观念后，看到这种运用文学手法表达科技愿景的想象方式背后所传递出的当时中国人民对发展与自强的双重期待。“此外，对‘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进行探讨还有助于让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实绩重归中国当代文学史，并进一步明确其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与世界科幻发展史中的地位与意义。”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们不是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所以毕业要求不会有小说创作这一项。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科幻理论建构还是较为零散与分散的，我们常使用的很多概念与方法论依旧是西方的，因此如果能够推进中国本土科幻理论建设，将会对当代中国科幻创作提供更多相生相长的可能，并且更能凸显出中国科幻的中国性。”肖汉和姜振宇一样，毕业后的去向都更偏向研究工作，希望能留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当然这是针对博士毕业生来说，硕士与本科生或许有更多同学会选择与科幻产业和科幻自媒体相关的工作。”不过，北师大科幻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只收了三届。到目前为止一共招了四位博士生，明年应全部毕业。吴岩目前已在南方科技大学就职。“（南科大）学校里有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要工作是做想象心理学、科技前沿研判和科幻作品研发。”在吴岩看来，科幻教育还是要做，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领域。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现在也有很多学校，比如清华大学、西安交大、重庆大学、苏州大学等有学者开设科幻方向的课程。面对国内当前科幻产业发展的状况，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共计1196人。他们是自19世纪末西方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以来，中国大陆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博导的遴选程序极其严格，列名者堪称一时之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准。此后不久，这批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首批博士。最近，以文科各个专业方向首位博士为主要采访对象的访谈录《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面世。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当年的博士生，如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通过生动的访谈口述，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建与复兴历程在读者面前一一展现。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开山大师兄》以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作为报道对象，以访谈对话的形式，细致再现了这些学者在博士阶段求学与训练的情况、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学术研究生涯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时代和家国变迁之间的互动等内容。《开山大师兄》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许金晶本职工作之余是独立书评人、华文好书榜评委、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长期坚持人文社科学术阅读与人文社科经典书籍的阅读推广；孙海彦是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现从事编辑工作。“这本书其实源于一次饭局。”2017年5月，许金晶为庆祝自己第二本书《领读中国》问世，跟妻子孙海彦一起，邀请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领读中国》的策划编辑徐海，《领读中国》责任编辑卞清波等友人吃饭。在饭局上，大家聊起群学书院运营总监陆远在公号上推送的《开山大师兄》一文。这篇文章详细地梳理了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推送之后引发热烈反响。交流过程中，许金晶灵机一动，说完全可以找到这些“开山大师兄”，以访谈对话的形式，对他们的博士求学经历和学术生涯进行细致梳理，结集出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推出。这个想法得到在座所有朋友的认可和支持。饭局过后，许金晶和孙海彦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一年多的访谈、整理和写作，凝结成《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山大师兄”有着特定的意义指向，是指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而非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硕士。许金晶表示，通过这样的访谈记录，读者可以管窥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和发展，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 “开山大师兄”们的学术生涯历程，与国家的发展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许金晶对于“开山大师兄”的访谈非常注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访谈文本，其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高等教育史或者教育史领域，而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月12日，《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首发仪式在南京万象书坊举办。首发式上，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青年教师王世岳的主持下，许金晶、孙海彦与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展开对话来到现场。1949年出生的莫砺锋师从程千帆先生，1984年10月在南大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回顾了自己从一名普通知青成长为首位文学博士的历程。1977年，在安徽泗县插队的莫砺锋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仅仅过了一年多，他就提前参加考研。他本来想报南大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但由于考南大的英语专业研究生需考第二外语。，而安徽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课程当时还没有开设，莫砺锋无奈之下只好报考了南大中文系，“那一年的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唐宋诗歌我在农村大概背了好几千首，心想可以试一试，当场就报名了。”不过，在报考时，莫砺锋并不知道程千帆是什么人，对中文系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1979年6月，莫砺锋在合肥二中参加研究生考试，当年9月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师从程千帆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81年12月，莫砺锋以《黄庭坚诗初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恰在此时，国家公布了《学位条例》，南大也开始考虑招博士生。莫砺锋回忆，当时南大全校文理科博士生导师加起来只有28个，学校从导师中遴选了10个人，每人招一个博士生。程千帆先生就在其中，招收的博士生正是莫砺锋。从1982年初到1984年10月，莫砺锋用两年零十个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南大中文系才招收了第二个博士生。回忆起那段岁月，莫砺锋感慨，程先生培养博士生的方式和现在的博导很多不同，有点像传统手艺人带徒弟的方式，“程先生和他的三个助手——郭维森先生、周勋初先生、吴新雷先生带我一个人，管我一个人，我被管得‘死去活来’，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得去读。”莫砺锋报考博士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这也是程先生治学的主要方向。，但程先生指定读的书籍中一本都没有一本唐宋的，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一路读过来，读到《昭明文选》。读完之后，还要写札记，交给各自负责的老师，比如读《文心雕龙》的札记，要交给吴新雷老师；读《史记》的札记要交给周勋初老师。1984年10月22日，这个日子莫砺锋永远记得，这一天是他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钱仲联先生，委员包括程千帆、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等，都是我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一流大师。莫砺锋的论文《江西诗派研究》顺利通过了答辩，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古代文学博士，在整个文学学科都是第一个博士。当时，江苏省电视台、央视新闻联播都做了报道，中文系里还组织了300多名师生去旁听。对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的头衔，莫老师砺锋并不十分在意。他难以忘怀的，是读博士期间，程千帆先生在治学、为人、生活各个方面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尽量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程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 ”和莫砺锋一样，其他九位“开山大师兄”的博士故事也同样生动鲜活，值得玩味，值得深思。本书推荐序作者、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教授说：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已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与完善，但“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程、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和向往。交汇点记者 于锋

已经“110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了新掌门。“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16日消息：2021年1月15日，中国语言文学系召开新一届行政班子宣布会，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组织部部长宁琦等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文系新老行政班子成员及系内教职工参会。会议由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主持。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宁琦宣读了《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行政班子任职的通知》，经学校研究决定，任命杜晓勤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宋亚云、金锐、程苏东为副系主任。宁琦就本次换届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她指出，陈晓明老师带领的上届班子为中文系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教职员工的高度评价，希望新一届行政班子继往开来，将院系工作带上新的台阶。她代表校党委组织部对即将卸任的系主任陈晓明、副系主任张辉表达由衷的感谢。王博副校长代表学校向陈晓明、张辉赠送了专门制作的感谢牌。杜晓勤教授代表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作履新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公众号 图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官网介绍，新任系主任杜晓勤出生于1967年8月，江苏如皋人。杜晓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杜晓勤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此前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并兼任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学会副会长，《中国学研究》（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唐代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等刊物编委。杜晓勤出版有《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下卷）、《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等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70余篇。他曾主持开发“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等电子数据库软件多种，曾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社会科学）三等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北京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科A组一等奖”、 “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奖”、“第十届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师’慈竹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荣誉。杜晓勤于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此番卸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陈晓明出生于1959年。他早年有过知青经历，1978年春进入北京大学（77级），1983年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事过教学和研究职业。陈晓明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十多年。陈晓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2003年起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开始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等职。陈晓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后现代理论与批评。北大中文系官网介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定位是“中国领先，亚洲顶尖，世界一流”。本学科迄今已创建110周年，学术薪火相传，历史上名师辈出，铸就了本学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学者在学术上不断开拓，续写了学科的辉煌历史。当下，由袁行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中央文史馆馆长）、李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曹文轩（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北京市教学名师）等学科带头人，以及6位博雅特聘教授、20多位杰出青年人文学者等组成的学术中坚力量，汇集本学科百余教师大力开拓前行，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传承和社会文化进步不断努力工作，做出卓越贡献。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2020年11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宝剑，校长助理、秘书长孙庆伟，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等兄弟单位领导，校内各院系及职能部门负责人代表，以及中文系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襄盛会。大会由系党委书记贺桂梅主持。根据北大方面考证，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有“文学”科目，而无作为一种独立组织形态的系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中国文门于是成立。1919年改称中国文学系，并实行选科制。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国文系的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并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基础上设立新闻专业（1958年转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加强了语言学专业（后改称汉语语言学专业，并于2002年又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1959年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至此，中文系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北大方面介绍，百年学术，薪火相传，鲁迅、刘师培、钱玄同、杨振声、刘半农、胡适、马裕藻、游国恩、杨晦、王力、俞平伯、废名、魏建功、沈从文、吴组缃等众多名家曾执教于此。目前系内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级重点学科，目前，部分二级学科已步入世界学术一流阵营，为进一步建设世界一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打下良好基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