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是核心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句话是著名的旅法学者熊秉明先生说的。熊秉明是著名的数学家熊庆来之子，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后来公费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主要攻读哲学，于1962年开始执教于法国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同时他还从事书法以及书法教学研究。这句话是在他的书法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面说的，我对这句话是很赞同的。中国自有文字开始，同时也就形成了中国的文化，从现有最早的自成体系的甲骨文楷书，它的结构造型就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聪明和智慧。甲骨文简单的符号，凝结了中国古人对于人、社会和自然的观察，把这种观察加以抽象化，形成了成体系的文字，并且被后来人广泛的接受和使用，中国书法也自此开始。甲骨文除了它的字形结构以外，他的内容也也很有文化价值，记载了殷商时期中国的占卜文化，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风情。到后来的铸刻在钟鼎上的西周铭文、秦朝的小篆、汉代的隶书、唐代的楷书、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行草书，无不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情。而文人开始介入书法以后，书法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从钟繇、王羲之到颜真卿、柳公权，再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再到文征明、唐伯虎、王铎、傅山，最后到赵之谦、邓石如、齐白石、康有为、鲁迅、郭沫若、启功，书法无时不与中国的文人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所以，熊秉明先生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你觉得呢？码字辛苦，同意的朋友麻烦点个赞，关注一下啦。

文化是一个人的软实力，同时，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文化的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标。近日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显示，中国是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和全球文化事业发展的贡献者。从以上全球抽样调查报告显示：52%国内网友认为：孔孟的儒家思想，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国外，也有26%的网友认同这一观点。可见，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广泛的影响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已于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仍然是现代人，行为中应该贯彻实施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的要求。经过五千多年文化的积淀，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都是我们继承和学习的丰厚资源。高达55%的国内网友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那些经过漫长时间考验，而流传至今的文化典籍。显然这些传统文化典籍，才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宝贵遗产。可是，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忽视了对古代文化的学习。我国的甲骨文，在商周以前就已经成熟了。目前好多国家都在研究甲骨文。英国甚至将甲骨文入选中小学教材。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浑身冷汗直流。这是一种耻辱。西方国家在研究咱们的古老文化。而国内，能认识几个甲骨文的大学生也许很少，更别说中小学生了。为何，我们不能将老祖宗留下的甲骨文，也做为文化普及教育的一部分了？现代中国，已经很难再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了。我们常常自以为是，认为我们是文学大国。可是，国外，只有10%的网友，认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力。只有25%的国内网友承认，中国文学能代表中国文化，明显底气不足。少数几个文学精英，如莫言、贾平凹、余华等，根本无法撑起，建设一个文学大国的使命。要打造一个文学大国，需要千百万作家的辛勤劳作，才有可能。尽管，我们的文化实力，日益被国际社会认可，但文化上的综合表现，并不尽人意。路漫漫其修远兮，挖掘传统文化典籍，传承和学习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莘莘学子们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通过文化的途径，能够获得社会进程的深层次信息。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史是了解中国国情，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和国个现代化的条件、手段和需要。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他至少需要和可以达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系统地了解中华先民在各类文明创建上广博面精湛的建树，正确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渊源，提高文化创新的信心、智慧和本领；二是深入了解国情，国情包括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我们通过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国情历史，就能加深对国情现实的理解，从而加强对两个文明建设必要性、迫切性和个人责任感的认识；三是能够为爱国主义舒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素材。

作者：张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研究”子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精神支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这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含的传统价值体系，能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历史文化参考和丰厚滋养。先秦儒家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孔子以“仁、义、礼”构建礼治秩序，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西汉中期以后，新儒家杂糅了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兵家等各个学派，建构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价值学说体系。董仲舒将孔孟的基本价值规范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为“五常”。仁义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要义，对忠孝、智勇、诚信、廉耻、勤俭等其他伦理价值规范具有统领作用。中国自殷商灭亡，大多数历史时期没有全国统一信奉的国教，而仁义既是基本伦理规范，又发挥着统一思想的功能，是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但中国传统价值又不限于仁义，其在仁义基础上由内心而行为、由个人而群体，形成了下列五组基本价值。仁义与这五组基本价值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孝与忠孝是以血缘亲亲之情界定个人和团体内在伦理属性、规范人际关系的价值准则，是人伦规范的核心。在家庭领域，孝不仅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而且包括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扩展到更大的社会空间，孝不仅是独爱其亲的私爱，还包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群体“博爱”。忠在字形上，从中，从心，原指心态中正、立正纠错，作为道德概念，指为人正直、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后指对他人、对团体尽心任事不懈于责任，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忠是孝的进一步扩展，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群体认同与责任，但在古代君主集权体制下，特别是明王朝以后，忠和孝都被片面化，仅仅强调臣民对君主的愚忠，而节略了君主遵从仁义的天道。在当代伦理价值体系中，基于国家对公民的保障，国家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源于政治法律责任，同时也源于伦理情感。忠孝是相互维系的伦理价值规范，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是我们当代爱国、爱家的伦理基础。没有忠孝，其他伦理价值都失去了养成的基础。智而有勇智是整个伦理价值系统的智识支持，其内涵包括了对情感的理性控制，对行为的成本与功利的权衡、行为方式的技巧把握，其终极价值在于个人长远的、社会整体的利益最优化。中国古代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都不同程度地推动智识的发展，在社会层面注重家庭教化，注重兴办学校，并把家庭教化、学校教育作为衡量地方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国家层面，设立选举制度，隋朝以后发展定型为以科举制为主体的考试选拔制度体系。勇在字义上，从力，从心，是行动力、决心、意志的体现，是实现其他伦理价值的力量保障。儒家并不崇尚智与勇，而注重事功的法家和兵家，多智勇并重，其认为唯有智勇结合才能实现正义和美德，去除社会污秽而实现善治。自明朝以后，专制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背弃了教化、教育以人为本的宗旨，在科举考试中以八股取士，专以四书五经为教条，泯灭士人创造性，扼杀知识上的创新；并且重文轻武，忽略对人民勇武精神和技能的培养。诚信奉法《管子·枢言》有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许慎《说文解字》对诚信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基本含义都是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这是为人的基本伦理规范。《孟子·离娄上》也曾讲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是做人必须遵循的，也是社会稳定秩序的伦理基石。奉法，源自法家的学说，是指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各种法纪，包括强制力较弱的软性规范和强制力较强的硬性规范。奉法不仅是外在的服从、畏惧法纪，而且是信奉并能自觉遵守各项法纪。诚信与奉法两者的结合，要求从内心到行为都能表里如一地履行自己的责任、遵守公共规范。诚实奉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有更高的要求——不仅不能利用公权力进行欺诈，而且要做诚信奉法的表率。廉而明耻廉耻关乎人格之尊严，与社会风尚、国家秩序关系甚大。顾炎武曾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廉耻首先是为人的基本伦理操守，不知廉耻则迷失于财货，无所不欲，无所不取，无所不为，祸乱他人，也戕害自身；对于有权位者，不能惕守廉耻之防，则不仅有亏职守，甚而丧败国格。当代社会之风清气正、国家法纪昌明，需要每个公民深明廉耻，不能以伸张一己之权益而无所不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更需要廉而明耻，知所戒惕。勤俭戒奢中国古代社会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反映了一个大国的资源和财富相对于庞大人口需求都显得匮乏不足，因而勤劳开源、节俭节流对于个人、家庭、国家都是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伦理规范。中国古代的善治盛世，不仅每个劳动者、每个家庭都注重勤劳节俭，纵然君王贵族也特别以此相约束。唐贞观时期的名臣魏征曾劝谏唐太宗：“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至灭亡。”勤俭应是每个人的美德，特别是一家之长、一国之主，更需要起到表率作用。否则，懒惰奢靡之风易兴难抑，败家亡国即在瞬息之间。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从一个核心范畴——仁义，扩展出五组基本价值，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既简明，以人为本，可以凝聚价值认同；又具有扩展性，对个人修为、群体组织、国家安定起到支撑作用，形成长治久安的秩序。如唐朝的魏徴所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礼法规范体系提供了正当性支持，为规范体系的遵守和有效实施提供了文化自觉。当规范体系退化而变得不合理的时候，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能够对规范体系起到修复作用，使之回归合理和正当。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那些糟粕。比如，明朝以后，专制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仁义价值体系的均衡性，毁坏了价值关系的相互性。三纲五常被极端片面化，将君臣关系提高到社会价值体系的最高层面，片面强调臣子对于君主的愚忠死节；父子关系从一种自然血亲关系异化为无条件孝顺服从；夫妻关系也从双向互敬互爱变成了单方面的服从关系。五常作为社会普遍价值规范被神圣化、教条化，异化为封建统治和压迫的意识形态工具。现代社会，我们应当破除传统仁义中的身份等级局限，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相互的爱。《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27日 13版）

1600年，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因为宣扬《日心说》而被判有罪，烧死在了罗马的鲜花广场上。虽然当时的人们极力反对《日心说》，但在地球诞生的那一刻起，地球就一直围绕着太阳旋转。虽然世界是唯一的，但由于受到人类感官的限制，人们始终无法认知全部的世界。人们大脑中对世界的印象，只是外部真实世界的一小部分，但人们却误以为这便是全部的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评判世界的标准，所以人们始终无法摆脱自身对这个世界的偏见，所以，就算是真理，仍会有很多人去质疑。对于此种现象，西方的哲学家提出了真理的可证伪性，人们可以质疑，也可以否定真理，但这种质疑和否定只是源于人们的认知缺陷，而当人们在实践中去证实自己的质疑时，反而会再次证实真理的正确性，因为这才是真实世界的本来面貌。人们反对《日心说》，只是受到但是科技水平的影响，大多数人无法观测到天体的运行，天体运行的规律也不会在人们的心中形成印象，人们只是以自己心中对世界的印象作为评判世界的标准，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但随着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观测到了天体运行的规律，《日心说》才逐渐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东西方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东方的先哲们观察到了一种事物，没有气味，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但这种事物却真实的存在于界之中，影响着世界之中所有事物的发展演化，古人将其称之为“道”，现代的人们将其称之为世界运行变化的规律，人们对“道”进行研究，并逐渐总结出了可以获得最优结果的“道”即“道德”。 “道德”来源于人们对世界运行变化规律的总结，但是，如同布鲁诺当年提出《日心说》一样，因为很多人无法观察到世界运行变化规律的存在，所以对“道德”持有一种质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无论人们对“道德”的态度如何，人类的行为最终会作用到真实的世界之中，接受真实世界运行变化规律的检验，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历史所记录下来，而历史本身所反映的，正是世界运行变化的规律。“道德”，从古至今，被无数的人质疑过，也被无数的人否定过，但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却再次证明了世界运行变化规律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证伪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证伪的过程，是用每个人的人生来完成的。所以，“道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基调，实际是经过无数年和无数人证伪的，现在的人依然可以质疑，可以否定“道德”，然后自己的人生轨迹，依然可以为“道德”证伪。现在的人们对“道德”有明显的曲解，给老年人让座这种事情都被编入道德规范，这种事情如何进行证伪？这件事足以说明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进入了误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因为其所描述的就是真实世界运行变化的规律，只是由于人们认知的缺陷而无法对其形成正确的认知，但这改变不了真实世界运行变化的规律。人生只有一次，人们可以否定，也可以质疑“道德”，无数年，无数人的证伪，如果仍不能使你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不缺你一个人去证伪，正是这种开放的，可证伪性，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存续的关键所在。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不在书中，也不在专家的研究文案中，而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和父母的教诲之中。

就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奠基人是孔子，但儒学具体包括有哪些内容，从孔子创立儒学到宋代这段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变化。自宋代代到清末以后，儒学的内容差不多固定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上。“儒”最初是指求雨的巫师、替人办丧葬礼仪的术士，这些人多少都识点字，是当时的社会里少有的文化人。从时间上来看，儒士作为一种社会从业者的职业称谓，比孔子出生要早很多。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天下早就礼崩乐坏，周公当初所创立管理周代社会的“家天下制”（配套的还有三种制度：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已不再管用。经济军事实力雄厚的大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诸侯之间，也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力量强谁说了算。时代给那个时代的儒士们赋予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责任，他们通过讲道理（教化）而不是使用暴力来说服他人遵守社会道德礼制。所以儒在《说文解字》里又被解释为“柔”，就是能春风化雨般地让强悍霸凌的社会风气为之转变。孔子不愧是圣人，他眼光独具又有组织能力，能把身边的儒士聚集到一起，开班授徒，发展出中国最早的一批“儒生”。他又把当时他能接触到的文化典籍进行编辑整理，形成早期儒学典籍的雏形。孔子是第一个创立私人学校，第一次给读书人找到了做官的出路。先秦时期，儒学大致上经历了孔子谈仁、孟子说义和荀子论礼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是大哲先贤们对时代呼声的回应。何谓仁，仁的含义是什么？在《论语》里，孔子认为仁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他告诉学生们要如何去做，才可以接近仁、达到仁，但他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解释。后世儒生结合《论语》和自己的修习体会，对“仁”有很多种解释，莫衷一是，但多数人都认同仁大概包括了爱人、善良、有同情心等意思。仁者爱人，孔子认为如果大家都讲仁爱，尊老爱幼，社会就不会出现乱像，还能回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义的本意是杀，杀身以取义，所取的是正义。在某种极端情况下，要用杀的手段来维护社会正义。君子看到不平之事，义愤填膺，甚至要能做到大义灭亲。孟子认为人性善（人性可以向上），提出了人性自觉的新观点。读《孟子》，能感受到老爷子的脾气很大，骂王侯将相是家常便饭。他还从内心出发，由己及人提出了“四端之心”。后世“陆王心学”就是从孟子这里找到源头，所以“阳明学”本质上是儒学的一个分支。孟子比孔子要晚出生100多年，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就更加乱象环生，孔子搞的那一套，事实证明不管用，于是孟子提出人人都应该讲求正义，社会才能重归和平有序。礼是秩序，推而广之，是礼仪是规矩是制度。缺少礼仪，生活就不显得庄重，今天常常听到有人在抱怨生活中缺少仪式感就是如此。若没有规矩和制度，后果比缺少礼仪要严重得多，社会将乱成一锅粥，人心不定，朝不保夕。荀子又比孟子小60岁，时代也到了战国末期，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坏，人性之恶极度膨胀，礼是不可能对恶形成全方位的遏制，必须要有更强硬的社会制度来对人进行事前约束、事后惩戒，这就引出了法家，所以荀子两个著名的学生韩非和李斯，由荀学上通《老子》，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许多人对儒学大师荀子怎么会教出两个法家的学生，不能理解？看懂先秦时代的社会变化，了解儒家学问一直是在为社会服务，就明白其中的原由了。春秋战国时代，儒学并没有取得一家独尊的地位，各种流派之间，争吵得不可开交，就连“儒家”这个称谓，也是稍晚出现的墨家在攻击儒家时第一次用到。儒家在秦之后、宋以前，其实是处在一个漫长的衰落期，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只是出于统一社会思想需要，表面上如此，暗地里所行的还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的办法。唐代时，韩愈力排众议辟佛倡儒，就是看到当时社会从上到下都对儒家不够重视，祖宗之法堕地垂危，他才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到了宋代，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得参与科举考试这道人才选拔大关，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都是儒家的典籍，自此，儒学方才成为显学，高居于其他众多学问之上。1905年，慈禧颁布懿旨废除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儒学从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快速地走向边缘化，在华夏大地上差不多存续3000年之久的“家天下制”，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土崩瓦解，后来又经历各种运动，儒家文化和它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全都不复存在，连根拔除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又被重新放进了同一个序列，作为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学术现象，供学者们研究借鉴。又因儒学出现的年代最早，长期处于道统地位，对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影响最大，所以不断有儒学研究者希望儒学能再次复兴，在中华大地上重现往日辉煌。

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李寰)9月27日，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院是以儒释道研究为特色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放性国际研修平台。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有助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有利于深入研究、阐释、推广巴蜀文化和天府文化;有利于聚合川大文科优势，深入推进中华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广泛传播。据悉，今后研究院将会加强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合作，为中华文化、巴蜀文化、天府文化的研究做出努力;推动中华文化优秀成果的出版，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川大贡献;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据介绍，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亚洲文化、东亚智慧的主要内容，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四川大学人文学科注重儒释道研究，具有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实力。文史哲相关学科和专业，如中国古典文献学、宗教学、历史文献学、中国儒学等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产生了以《甲骨文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国道教史》等为代表的标志性成果，为中华文化研究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文化研究院下设院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等机构，聘请校内外学者担任专职、兼职研究人员，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工作。院务委员会是执行机构，学术委员会是决策机构，咨询委员会是学术规划、成果鉴定的通讯组织。建设方案、研究计划、成果验收等事务，皆由院务委员会提请，经咨询委员会通讯评议、学术委员会讨论方可通过，再由院务委员会组织实施。研究院将在“标志性成果”编纂、“儒释道文库”出版、“儒释道经典”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编撰、“儒释道”公共平台搭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当代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为新时期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学术保障。

（本文较长，非常感谢各位读者大大能抽出时间阅读，相信本文能对您有帮助。）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我们知道，中国两千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古书，真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光是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是无数人看一辈子也看不完的，加上后来中国人又写出这么多书，哪个人可以读完呢。但是所谓文化，无论东西方，很多都是用文字、用书籍来记录的。而文化，也无论中西，都是成系统的。中国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总有一些书是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其他书的基础，其他的书是建立在这些书的基础之上的，是对这些书的阐释、发挥、扩充、申发。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书是读得完的。比如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春秋》，比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基督教的《圣经》都是文化的核心。因此我们要重点去接触、阅读这些核心且基础的著作。《论语》其中以《论语》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足以当得起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基础中的基础。简单来说，没有哪一部中国思想史，包括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伦理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甚至经济思想史，可以绕开儒家文化。除了《论语》和《孟子》的政治观念、哲学观念、教育观念本身，后世很多思想家的著作，也是建立在对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观点的研究讨论之上和对《论语》和《孟子》的注释阐发之上的。最典型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影响巨大，既是了解孔孟思想的名著，也是了解朱熹本人思想的重要资料。要是看不懂《论语》和《孟子》，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理解朱熹的思想。除了宋代的朱熹，你想要了解汉代经学家郑玄的思想，想要了解唐代大儒韩愈的思想，想要了解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思想，想要了解清代思想家王夫之的思想，想要了解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的思想……要是完全没有《论语》和《孟子》的基础，不仅只能一知半解，甚至可能连门径都摸不着。不仅思想家受到孔子影响，文学家也一样受到孔孟的影响。因为《论语》和《孟子》既是必读书，又是主流意识形态，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论语》和《孟子》里太多的话，已经成了旧时代读书人的基础语言。所以有时候，他们是在有意识地引用，有时候则是《论语》《孟子》里的语句，不自觉地就从笔下流出来了。比如，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南宋的大词人，他不仅是个大文豪，还是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辛弃疾和朱熹也是好朋友，他主张抗金，但当时的皇帝和很多大臣主张求和，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还遭受了不止一次政治上的打击。因此，辛弃疾在词里发了很多牢骚，他的这些牢骚，同时成了千古流唱的绝唱。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非常有名，其中第一句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辛弃疾这句词的意思，是说我已经衰老得这么厉害了，我平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到现在也不剩下几个了。我们看开头的这一句“甚矣吾衰矣”，非常容易懂，翻译成白话，就是我老得这么厉害了。这是一个倒装句，“甚矣”放在前面，用来表示感情的强烈。“吾衰矣”就是我老得这么厉害了，这句话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口头禅。这就是一句平常的感慨：“哎呀，我老得很厉害了！”我们前面说过，《论语》和《孟子》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基础语言，拜读辛弃疾词的人，没有不会背《论语》的。而据《论语》记载，孔子最推崇的制度是周朝的礼乐文明制度。可惜春秋战国的孔子离周代差不多有五百年，社会制度混乱，礼坏乐崩。因此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要恢复周朝的礼仪，即“克己复礼”。至圣孔子为了这个理想，孔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甚至能够天天梦到周公。但是，一个人的理想可以不死，一个人的肉身是不可能不死的。终于有一天，孔子早上醒来，感慨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我已经老得这么厉害了，已经这么久都没有再梦到过周公了。这是表示孔子知道自己快死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理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了，一切都将随着他生命的消逝而付诸东流。这句话里包含了一位为政治理想而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在临终前的大沉痛和大绝望。

名家简介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作有《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楼宇烈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佛教的教学与研究；他积六十余年对中国文化研究与体悟的底蕴，近年来尤为注重面向公众梳理与普及国学精粹。导读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的话来说，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上曾经“失魂落魄”，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反思、探讨和评价的时候，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楼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深访谈”中，从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楼先生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失魂落魄”了，而是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并结合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进行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楼先生鲜明地指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上个世纪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坚实、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曾经“失魂落魄”记者：您的祖籍是浙江的？楼宇烈：我老家在浙江嵊县，出生不久，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上到高中。记者：等于您是在上海长大的。楼宇烈：对，就是在上海长大的，整个中小学，我都是在上海受的教育。记者：后来考到北大哲学系。楼宇烈：我1955年进北大，到现在已超过60年。记者：您在北大坚守了60多年。楼宇烈：从上海到北大读书，再到留校在北大工作，没有离开过北大。记者：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来到历史文化名城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并同专家学者座谈。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五四”青年节，他到北大与当时已87岁的国学泰斗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同年，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对于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这尚属首次。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孔子？您认为有何深意？楼宇烈：2014年，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其中，他就讲到了人类面临的几大难题。虽然是人类的共同难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治国理政的智慧，对于解决这样一些难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反思？而且怎么样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治理腐败，解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记者：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尽管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中华文化的“自信力”、文化的“根”，这一百年来用您以前的话讲，似乎“失魂落魄”了，为什么？楼宇烈：这一百年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从正面加以否定，比如最突出的，就是对“礼教”的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落后，原因就在于制度，所以先后进行过两次制度改革。一次是戊戌变法，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没走通；另一次是辛亥革命，想走共和制的道路，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让军阀篡夺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于是，又开始追究文化的根源，觉得中国人宗法的、血缘的观念太浓厚，认为不把宗法血缘的观念改变，就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当时我们一直批判“礼教”，并没有看到它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有束缚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也就是说构建一种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当时没有“顾及”到这个，就基本上把它彻底否定了。再有，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曾经“失魂落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从观念上来讲，总觉得西方是现代化的一个样板，西化就是现代化，把西化当成现代化，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过：中国文化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法、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跟西方的差异何在？这种差异里面有没有各自的优缺点？只看到西方的都是优的、好的，我们传统的都是糟粕、落后的，所以包括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结构，特别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甚至于把它解构掉了。“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记者：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9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思想文化领域、哲学领域的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楼宇烈：科玄论战，实际也就是“科学人生观”的问题，即人生观的问题是不是用科学就能解决？当时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有一批科学主义者就认为，现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生观在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解决。还有一批人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改变物质世界，但对于人生观问题，还需要用玄学——所谓的玄学嘛，就包括了哲学、宗教等人文的东西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就争论不休，最终也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一直是在那悬置着。后来实际上就是科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记者：把科学与真理等同。楼宇烈：对，许多人往往认为科学就绝对是正确的。对于传统文化上一些很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比如对立统一的思想，我们给抛掉了。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看问题就会割裂来看，而不是一种整体观来观照。体现在对中医的认识上面，是比较典型的。有些人认为中医好像是不科学的、是模糊的，没有定量、定性的分析，其实正因为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的生命，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来治疗。如果用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把这一套中国人传统的、非常重要的中医思维模式给“反思”掉，则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失魂落魄”了。记者：回过头来看，这种偏激、激进的反思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片《河殇》的主题中，都有所体现。楼宇烈：《河殇》进一步反思我们的文明，反思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差异，认为我们要抛弃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我觉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来反思和探讨、评价的时候了，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另外，西方科学的发展也提出了这个问题。19世纪末，人们发现旧有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微观系统，也就是说已经很难解释我们认识到的所谓客观世界了。记者：特别是随着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楼宇烈：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认识世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性思维。理性智慧的道路，不是仅仅通过理性地、逻辑地、分析地、定量定性地去认识。同样还有一条道路，就是一种直观地、直觉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尤其到20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理性的，一条是直觉的，而且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且并不矛盾。记者：按照量子力学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一个基本粒子，不能同时测定它的位置和动量，因此具有不确定性。那您觉得按照科学理论，像欧洲的电子对撞机，一直在寻找“上帝粒子”，要找到最初的“第一因”，您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找到“上帝粒子”吗？楼宇烈：找到最后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牛顿晚年不是也是寻找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吗？西方的文化或者科学里面，过分地注重必然性，认为任何一个东西出现，一定有另一个必然的东西。于是，追追追，追到最后，在哪儿呢？找不着了，就只能找到上帝那儿去了，寄托于一个不可知的力量。记者：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发展到今天，乃至于科学上非常前沿的弦理论，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西方的文明到底能把人类带向何处？是霍根笔下的“科学的终结”，还是亨廷顿书中“文明的冲突”？现在来看，今天环境的污染、人心道德的滑坡等等，事实上，这些都已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关注探寻解决问题之道。楼宇烈：我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享受了物质，丢掉了心灵”。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树立起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坚持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就知道应该吸收什么，就不会盲目、不会困惑了。西方文化中，那种还原、分析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但是不能把它同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整体论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分析的方法才是进步的、是好的、是科学的。我们不要把理性思维、理性的智慧跟直觉的思维、直觉的智慧对立起来，更不能认为，人类的发展就是越来越理性，而不再需要人类的情感。记者：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比如说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怎么能给它量化并作定性分析？楼宇烈：没办法分析，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首先要去了解它，学习它，找回自信。然后就坚定自己的主体。为己之学与为人之道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当前，重提“文化自信”，我们的底气来自哪里？回归到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包括有国家层面、集体层面、个人层面三个方面，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符号系统怎么来对接？在当下如何解读？楼宇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要讲诚信，强调人自己身心要和谐，家庭要和谐，社会要和谐。我想不能够简单地把这24个字都归结为传统文化，因为时代发展变化了嘛，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它要有新的东西加入进去。其中有一些是直接地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有一些是根据今天社会的需要，我们增加进去或者提出来的。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最基本的，“做好人”是第一位的，做“好”一个人是最基本的。如果这个人做好了，那么我想不管是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那就都好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为己之学，为人之道”。我们的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了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完美自己，这就是“为己之学”，千万不要念成“为（wèi）己之学”，是“为（wéi）己”，不断来提升完美自己，用荀子的话来讲，“以美其身”。“为人之道”，怎么样做人。整个中国文化应该说是围绕着这个来的。让人不断地自我提升。首先，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其次，把一个普通的人跟君子区别开来。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君子，君子就有很多很多的品德了。如果去梳理一下的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大概可以找到上千条的关于君子以及什么样才是君子（君子之道）的词条。再者，如果再提升一点，我们不仅要做君子，还要做一个圣贤，成为万世师表。记者：君子之道也好，圣贤之道也好，处于当前这个商业社会、信息社会，有人认为，按照君子之道去做人做事，可能会觉得老实人吃亏、好人吃亏？楼宇烈：我觉得如果人人都因为怕吃亏而不去做，那这个将来真是人人吃亏了。如果人人觉得我这样做会吃亏，吃亏是福的话，他就去做了。我在浙江碰到一批浙商，他们也有个学习会，他们的口号就是“吃亏是福”。不要怕吃亏，每个人吃点亏，可能整个社会就不吃亏了，将来也不吃亏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反复强调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人都做一点点善事，整个社会的正气就上扬了，人人都去做一点小小的恶事并觉得无所谓，那整个社会的邪气就上涨了。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如果我吃亏了，别人幸福了，那我这个亏吃的是值得的。佛家讲，为了众生可以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吃一点点小亏，让社会的整个风气发生变化，让他人获得更好的生存、生活环境，那这个亏我吃好了。现在的根本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于我们年轻人比较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生命，而是一个群体。首先是你离不开自己的家人，其次你也离不开别人啊，整个社会永远是“人人为你，你为人人”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鲁滨逊。教之以爱，育之以礼记者：您看近些年啊，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大学生自杀，然后还有像复旦大学的投毒案，把室友给毒死了，这些实际上都是您刚才讲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楼宇烈：现在我们的教育，有一个非常需要扭转的理念，我们不能把开发智商放在第一位，应当把开发情商放在第一位。所谓的情商就是懂得要爱自己，爱别人，爱万物。为什么解放初期，一大批在西方留学的杰出人物都回国了，其实就是一种爱国的情感、爱家的情感，这种精神在支撑他们，才回来的。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理念，“教之以爱，育之以礼”。育之以礼，就是言行举止的规范，包括对于自己这样一个身份的责任和义务的认同。教是什么，第一，就是让他认识自己的身份，然后认识到，这样一个身份，它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其次，就是一种行为规范，懂得自己的责任、担当。不光是给他灌输一些知识，灌输一些知识以后如果没有这个爱心，那就是我们古代讲的“为人之学”了，不是“为己之学”了。为人之学是一种什么学？荀子也讲，“以为禽犊”，就是把他掌握的知识，当做禽和犊，当做飞禽走兽，当做财富、资本，是跟别人去交换、去显示的。所以“为人之学”，跟“为己之学”是完全相反的道路。一个人知识有了，不灌输给他这样一种爱、一种精神的话，那它就是一种显示自己、去跟别人进行交流、交换的资本，所以我觉得要“教之以爱、育之以礼”，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记者：这些年民间的“国学热”一直不减，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想学国学，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民间的各种培训和讲座也比较多，这中间也是良莠不齐，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楼宇烈：现在的国学热，也是很复杂的，有一些确实是在弘扬传统文化，但也有很多是把它看做一种商机来操作，这两种情况都有。我觉得也有一些走歪了，好像我们今天还要回归到读经的那个年代去。今天的社会，跟古代人读经的时代不一样了，最重要的不是经典语言的记忆或者背诵，而是传统文化的精神怎么样去践行的问题。记者：这就像佛家的修行一样，你把三藏十二部背得滚瓜烂熟的，但是没有行，也没有用。楼宇烈：没用的。所以我常常讲，《弟子规》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用来背诵的，倒背如流，但是孩子连一句话都没有去实践，那还不如不读。我一直讲，应该读一句，懂一句，就去做一句。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你让他读了，“父母呼，应勿缓”，他记住了，然后父母一呼他，他马上答应了，这个读了、背了就有用了，因为做到了。现在我们很多能背的，未必能做到。第二，再加一句，“出必告，反必面”，出去告诉一下父母我上哪里去了，回来汇报一下，我回来了，父母放心，这一点能做到吗？“晨则省，昏则定”，早晚问个好，请个安，能做到吗？我觉得这三条做到不难吧。他能够学这三条，做到这三条，那父母心里面是高兴得不得了的。孩子的气质也会变化的。记者：就像农村一些老太太，她可能识不了几个大字，但是呢，她一直在行，百姓日用而不知。楼宇烈：对啊，百姓日用而不知啊，忠厚传家久啊。四书五经，读而不行、背而不行，反而会害了他。记者：那您认为，体制内的教育从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中应借鉴哪些？目前，中国的民间书院，据统计全国有上万家，如何去规范这些书院的办学，或者说怎样让这些书院更好地办下去？楼宇烈：体制内现在也有不少学校在让学生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我认为，在教材内容上，里面应多加一点传统文化的内容，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在做。有小学的，也有中学的。以道统艺 由艺臻道记者：教育部已出台纲要，要求加大对学生传统文化的考试、考查力度。楼宇烈：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些艺术层面的东西，不一定仅仅是教科书上面的东西。用唱歌、跳舞、琴棋书画等艺术形式，从各个方面来熏陶学生。记者：您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还应有一些是可操作层面的，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的层面。楼宇烈：琴棋书画这些中国的艺术本质上来讲都是自我修养的，或者说是自我欣赏、自得其乐的，它不是用来向外表演给别人看的。它的重点不在于它的技艺如何，而在于它的立意如何，“文以载道”嘛！记者：在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方面，如何把握“道”和“艺”的关系？楼宇烈：中国文化是道、艺两个方面，我也提出过一个说法，就是“以道统艺，由艺臻道”，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另外，对孩子们来讲，要通过一些游戏，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他们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做人之道、为人之道。比如说，让他学习套圈。什么叫套圈？就是中国传统的射礼，射礼后来变成投壶，现在变成套圈了。“反求诸己”就是从“射礼”来的。射礼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反求诸己”，不要怨天尤人，人从小就能通过游戏学到这个，这多好啊！我推荐中小学老师，要经常念三篇文章，即三篇古文。第一篇是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过去我们语文书里面有的。《种树郭橐驼传》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让树木自然而然地生长，不要多去干涉它，这样的话你把它基础培植好了，让它自由生长去，果实结的就很多。有的人不是这样，种下去以后一天到晚去关注这个树，一会儿去剪剪枝啊，一会去扒扒树干，结果长不好了嘛，“名曰爱之，实则害之”，所以种树要强调让它自由生长。第二篇文章是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读》。《训蒙大意示教读》会告诉老师，孩子们天性就喜欢嬉戏、玩耍，你们不能够把他关在房间里面让他背这个、背那个，要通过嬉戏去让他们学习、了解。现在，许多学生是以学校为囹圄，视师长为“仇雠”，不愿意去学校。第三篇文章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病梅馆记》不就是因为当时人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异嘛，以扭曲为美，所以龚自珍主张以自然疏朗为美，才把那些扭曲的梅花都买来放在他的病梅馆里面，把它们枝条上面绑的绳子都给它解下来，让这些梅花能够重新自由地生长，这对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很大启发。这三篇文章应该让老师们好好学学，尤其把它们连起来读，就会知道发挥孩子天性的重要性了。记者：对待近些年来的民间“国学热”，您觉得相关文化、教育等政府部门哪些应“有所为”，哪些应“有所不为”？楼宇烈：就政府部门而言，应多从正面引导，但是不要用某种标准去限制民间“国学热”或民间书院办学，可以让书院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地办下去。另外，就是将来这些孩子们能从民间书院回到体制内来读书，不要那么严格地去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他在那儿（书院）学习也很好啊，让他继续学，如学不好他想回到体制内的学校来，也可以允许他来考试、插班。通过考试，符合我这个学校的要求就可以让他来，这样也会让很多家长放心。现在的结果，往往是把这些（在民间书院读书）的孩子，排斥到国外去。因为国内他没法再进入体制学校就读，大多只能够往国外送，在国内没有地方能接受啊。你让他学了半天的国学，结果是送出去，再接受西方的教育。记者：最后中国的文化没学好，西方的也没学透。楼宇烈：对啊，就是这样，更糟糕了。是不是可以体制内宽松一点，跟西方一样，你符合我的要求你就来。首先不设体制内、体制外这两条线。当然，你不行的话，就自然淘汰，社会就会把你淘汰。师天地心广大 顺自然致中和记者：当前，不少人把国学当成“心灵鸡汤”来看待，认为它就是一个过时的、落伍的、陈旧的东西。在目前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怎样让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网络传播来学习国学，学习传统文化，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楼宇烈：我就觉得网络这个东西，真是无孔不入，它既有方便的一面，也有令人烦躁的一面，比如使我们不能安心宁静地学习。现在网络上即使传播国学的，也是良莠不齐。网络上需要多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正能量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放弃这块领地。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网瘾戒起来有时比毒瘾还难。我们在有些地方是不是能有所作为？比如说对于网络游戏的问题，至少第一步能不能做到在时间上有所限制，比如说晚上10点以后，网络游戏就应该封杀了，要不然孩子不睡觉，一直玩。目前，这个技术手段应是可以做到的。记者：是的，网瘾毁了很多的孩子和家庭。有媒体报道，有的孩子为了要钱上网，把奶奶都给杀了。楼宇烈：这种网络上负面的东西，是不是在呼唤一种回归？不要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就把一些传统的、宝贵的东西丢了，比如说纸质的书本、经典，师生面对面的传授、教学。我觉得除了网络之外，还是要提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记者：看您八十多岁了，精神也很好，经常有很多客人来拜访您，来请教各种问题，您一天的工作、生活、学习是如何安排的？楼宇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整个的原则，我就是顺其自然。我有两句话，算是一副对联吧，上联是：“师天地心广大”，以天地为师，心胸要广大，因为天地的心胸是最广大的。下联是：“顺自然致中和”，顺其自然，达到一个中和，就是《中庸》里面讲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整个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追求这个中和。因为只有中和才能“生生不息”，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有顺其自然，才能达到中和。圣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养生必先养心，心是根本的，所以不要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想这个、想那个。我常常跟大家念《汉书·艺文志·方技略》里面讲神仙的那段话：“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神仙就是保住他最原真的状态、原初的真性，但是人生下来就会丢失啊，“游求于其外者也”，要把它重新找回来。找回来什么东西呢？它告诉我们三条，第一条，要“荡意平心”，别胡思乱想，一天到晚想这个、想那个，求这个、求那个。第二条，“同生死之域”，“域”就是范围，把生死看做是同一个“域”。不要把生看做这个，死看做那个，于是恋生怕死、贪生怕死，而要看破生死。第三条，“无怵惕于胸中”，发怵，紧张啊，害怕啊。惕，警惕，害怕啊，不要紧张害怕。怎么才能做到不紧张、不害怕呢？做人做事要坦荡荡。这是根本。能做到这三条就是神仙了，根本是养心。一个人心胸、心态要好，不要去追名逐利，不要一天到晚跟别人攀比、计较。心态上“师天地心广大”，我想这是根本的。另外生活上要自然而然，饮食啊什么的都不要过分，宜平淡。记者：您现在还带研究生吗？楼宇烈：还带，带二十多个博士生。记者：现在每周都要去学校上课？楼宇烈：去，每周都去。记者：一周大概有几堂课？楼宇烈：每周我固定的就是一个下午讲课，周一下午在北大。记者：二十多个博士，光这个论文指导就辛苦得很。楼宇烈：是，是。现在程序还挺多嘞。要开题，要预答辩，还要送审，最后答辩，一套一套的。记者：您这么多年以导师身份带过的研究生有统计过？楼宇烈：博士生、硕士生加在一块儿，大概有上百个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