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版面

新华网北京12月20日电（袁思陶 邢贺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暨2020年度学术成果新闻发布会”12月20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此次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20年度的代表性科研成果，由文化蓝皮书系列和“文化中国书系”两个部分组成。文化蓝皮书系列包括：《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0）》《中国普洱茶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国际文化科技趋势报告》《中俄文化交流年度报告（2018～2019）》和《中越人文交流年度报告（2018～2019）》；“文化中国书系”包括：《探索文化发展观念 助力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选编（2000～2020）》《新时期新问题新思维：张晓明文化政策论集（2012～2020）》《人文学和经济学双重视野的文化研究》《文化观念的范式转换》和《中亚2027：变化中的战略图景未来十年的情境预测》。其中，《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政策的相应变迁，对当前文化发展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并对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具体内容涉及区域文化产业、文化金融、文化消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企业、不同类别的文化产业、国际文化产业等多个方面。《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中指出，应抓住5G商用的重大契机，实施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战略。2019年已经被看作“5G元年”，紧随5G商用而来的，将是更为恢宏的文化生产系统变化和文化生态环境变迁，是从目前已经发展较为充分的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必须启动空前规模的国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生态体系不耦合和文化大生产体系不平衡问题。《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课题组认为，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到，几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中华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略资源，而将国家文化资源从传统介质向数字媒体的全面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关键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和文化经济发展准备条件，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只有将一向依赖于财政资助，并且到目前为止仅仅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化和智能化，接入每一个人的智能终端，才会从根本上使我们的国家文化生态发生变化，而只有建设一个以开放性、多元化、协同化的文化大数据“云服务”平台为核心的新型文化基础设施，才能实现上述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胜表示：“20年来，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秉承“学以致用、咨政建言”的宗旨，致力于开展多项文化政策研究，开创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报告》等多种‘文化蓝皮书’品牌系列，共出版相关蓝皮书20余本。其中‘文化产业蓝皮书’在16年中共推出了13本。而《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报告（2017-2020）》是上述蓝皮书的2.0版。”值得一提的是，另一本代表性科研成果《探索文化发展观念 助力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选编（2000～2020）》涵盖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年来在国内文化政策、国外文化政策、地方文化发展等三大领域的理论探索，反映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以致用”、“问题导向”的智库特色，展现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支学者队伍在学术前沿辛勤耕耘、在改革实践磨砺成长的全过程。《〈文化政策调研〉选编》共分为四编，其中关于国内文化政策的文章分为两编，第一编是“新的文化观与文化体制改革”，第二编是“文化产业发展”，所选文章反映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对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探索和现实思考。第三编“国外文化政策：调研与借鉴”则是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者搜集并编译的一批有代表性国家的文化政策与文化战略的最新动态及分析评述，这些译介成果对新世纪我国制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方略和文化产业政策起到了参考与借鉴的作用，同时还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者由开始对他国文化政策的翻译、引介和借鉴，发展到后来提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纲要”和相应的对策建议的研究轨迹。第四编是“地方和部门文化建设：思考与建议”，选编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在地方调研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调查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和《文化政策调研》刊发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

　2020年5月8日，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培合一行来到聿东负氧离子涂料(中国)品牌运营中心，就聿东负氧离子涂料项目进行考察调研。我中心总经理薛彩萍、网络事业部总监薛智淇及运营总监丁总等领导接待了来访嘉宾一行。　　薛总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陪同来访嘉宾参观了聿东负氧离子涂料(中国)品牌运营中心的办公环境。随后薛总监就我中心基本情况，作了简单介绍。通过交流，张秘书长一行主要了解了聿东负氧离子涂料系列产品的种类、功能、特性和应用环境。　　为了解产品实际效果，张秘书长一行来到了试验区。薛总监在试验区演示了“负氧离子浓度检测对比试验”和“负氧离子除烟尘对比试验”两个试验。试验中，涂有聿东负氧离子涂料的舱内，负氧离子浓度最高突破了13651个/立方厘米，达到清新空气标准的8倍(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为负氧离子浓度高于1500个/立方厘米即为清新空气)。　　同时，在除烟尘试验中，含有负氧离子的试验舱内，烟尘在一分钟内已完全沉降，另一个普通舱内依旧为烟雾状态。张秘书长对产品的卓越功效表示出高度赞赏的态度。　　试验结束后，双方围绕聿东负氧离子涂料做了详细的沟通交流。　　薛总结合国家政策，从建材涂料行业现状、行业态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方面，与张秘书长等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薛总强调，聿东负氧离子涂料(中国)品牌运营中心从全国布局，精准对位，通过品牌运营和市场推广，借力外部资源和自身技术优势，针对传统行业的现状和问题，从市场支持、活动支持、政策支持及媒体宣传等方面，提供精准的解决方案。张秘书长以自身的经验和对涂料建材行业市场的了解，对我中心提出了自己看法。在热烈而友好的氛围中，薛总同张秘书长等人愉快地交流并交换着各自的观点。最后，张秘书长一行与我中心众位领导合影留念，双方座谈圆满结束。

2020年度学术成果新闻发布会发现场（主办方供图）中新网北京12月20日电 (李京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20日共同举办2020年度学术成果新闻发布会。当日发布的10余本系列学术成果分为文化蓝皮书系列和“文化中国书系”两个部分，对当前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进行了分析。文化和科技融合已成为世界经济引擎《国际文化科技趋势报告(2020)》指出，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种融合趋势与应运而生的新经济对当下的经济和文化格局提出了新的诉求与挑战，并在新经济的产业格局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优化产业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报告预测，5G技术拓展文化消费新场景、人工智能渗透所有行业、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再次来袭等将成为文化和科技融合在下一个五年可能产生的八大新趋势。在中国，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的新治理格局已初步形成，《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2020)》称，该领域的新治理趋势集中体现在国家顶层设计推动治理模式改革，强化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监管力度和完善相关文化法律法规体系三个方面。中国文化产业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0)》认为，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差异化、多元化、不均衡发展态势进一步凸显，主要包含区域文化产业增长放缓，不均衡发展成为常态；文化产业结构快速调整，文化服务业占比持续提高；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西部地区成为投资热点；居民文化消费稳步增长，区域城乡差距呈现不同走势等。在区域文化发展方面，课题组专门研究了普洱茶产业的发展，撰写成《中国普洱茶产业发展报告(2019—2020)》。报告指出，目前，普洱茶市场快速拓展，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建立了2万多个云茶代理店、经销点，营销人员近4万人，形成以省会城市昆明和主产地为中心的本地市场。中俄、中越文化交流稳中向好《中俄文化交流年度报告(2018-2019)》认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不利影响，但未来几年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和合作的前景总体向好，并将在以下几个领域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汉语被俄罗斯正式纳入国家高考科目，“汉语热”将持续升温；在2018至2019年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框架下，两国地区和基层间合作将更加密切；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在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关注用户体验度的定制游将逐步超越无差异化的跟团游。2018至2019年，中越文化交流同样呈稳定向好趋势。《中越文化交流年度报告(2018-2019)》指出，在中越文化交流中，以文化产品形式和版权形式进行的文化贸易十分活跃。根据报告，中国影视在越南历来受到广泛欢迎。近年来，中国电视剧在越南的传播途径逐渐向网上转移，视频网站成为越南网民观看中国电视剧的重要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在越南的普及，网络游戏日益成为中越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2019年8月29日至9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承办的首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在“海上花园城市”——厦门隆重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40多位学者参加此次论坛，并提交会议论文40余篇。首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与会代表合影论坛开幕式上，厦门大学副校长邓朝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日本东方学会顾问池田知久先后致辞。邓朝晖副校长首先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接着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早期历史讲起，指出由厦门大学国学院来承办这样的盛会相当适宜，并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高度对与会代表的中国文化研究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卜宪群简要阐述了论坛的缘起，他在致辞中指出，此次论坛虽然是第一届，但其渊源却颇有时日。原来中日双方合办中国古代史论坛，但是经过多届的实践，双方希望中日双方之外更多的学者来参加这个论坛，交流的主题也不仅限于中国古代史，于是双方共同决定扩展至中国的文学、思想、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总名之曰“中国文化研究”。经过协商和筹备，首届论坛便在今天成功召开。卜宪群指出，“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血脉”，本次会议将主题确定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时段上自先秦，下到当代，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表示，相信随着讨论的展开与深入，各位学者之间一定会彼此启发，不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产生出既根植于传统文化，又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新思考。首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开幕式现场日本东方学会顾问池田知久在致辞中首先对厦门大学国学院和与会学者各方表示感谢，并较为详细地追溯了日本东方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合作渊源。最初在2005年，双方开始讨论中国古代史论坛的举办事宜。2009年8月，双方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学术会议合作协议。2012年，双方共同决定续签五年该协议，其效力延伸至2018年。这样中国古代史论坛就成功举办了十届。基于十年合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双方在2018年一致决定举办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由日本东方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负责论坛的举办。池田知久指出，虽然新论坛延续了原来论坛的许多内容，但是新论坛希望未来在两个方面谋求进步：第一，研究范围从中国古代史扩大为中国文化研究，内容和时代都大为扩展；第二，双方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积极将中日两国以外的高水平学者邀请进来，使论坛的国际性扩大，持续性增加。池田知久呼吁，现今中国文化研究的资料与方法都到了变革时期，希望学者们携手并肩，为国际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发展贡献力量，努力进行中国文化研究的长程尝试。最后，池田知久介绍了本次做学术报告的日本学者。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支平教授主持。首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在主题演讲环节，澳门科技大学李凭教授的《中日文化交流之一例——日本汉学家源伊信校勘南监本<北史>》主题发言，通过仔细考察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大和国藩主伊源信校勘的南监本《北史》，从微观的个案考察了历史上中日两国的密切交流，作者指出这本《北史》不仅在图书版本学、文献校勘学上具有显著意义，而且是中日传统文化交流的标本。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的《学术与政治权力交互作用下朱熹形象的塑造——以南送后期为中心的考察》的主题发言，以南宋后期朱熹的历史命运为例，详细梳理了一个历史人物是如何成为文化象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徐义华研究员的《汉字的特性及其对早期历史观念的影响》发言指出，掌握汉字所需要的高时间成本和汉字的“象形”特性影响了中国早期历史的观念与中国文化的面貌。日本中央大学妹尾彦杰教授的《都城与陵墓——以李弘恭陵、杨氏顺陵、玄宗五陵的分析为中心》仔细分析武周时期到唐玄宗朝，洛阳到长安的“迁都”于陵墓问题，认为帝王陵墓给都城以“正统性”，没有武则天的洛阳，便没有唐玄宗的长安。日本二松学社大学牧角悦子教授的《古代帝王“禹”在近代文学中的形象》发言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历史、文学、哲学等新概念的流播，中国古代经典进行了“再编程”。作者认为中国古典是一种阐释学，并不能以客观性和合理性去解释，那样会把古典中所蕴含的丰富世界给抹杀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中玉研究员的《中越文化视域下的<竹林大士出山图>》以辽宁省博物馆藏《竹林大士出山图》为例，在14—15世纪明越战争和中越人文互动的视域下，从流传轨迹、文本真伪、创作年代与作者，以及创作动机与政治意涵等方面，对该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讨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汪晓云教授的《孝为玄根：中国古代孝道与政治》发言认为，讨论中国的孝道有必要回到“孝”的原义中去，作者认为“孝”的原义是传说中的早期帝王孝顺民众。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的《明代中后期山人结社的地域机制与文化形态——以浙江温州府永嘉盐场为例》描述了明代中晚期温州山人群体的结社形态，讨论了其人际网络及社会结构特征，勾勒出了山人群体的思想脉络和空间流动模式。作者通过把山人置于具体的区域社会，温州山人既形成了地方文化的新话语，也建构了文化—政治的新形态。首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分组讨论主题演讲之后，当天下午进行了三组分组讨论。在分组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其内容之丰富，涉及的主题之多，几乎难以对它们进行分类。粗略言之，在思想学术方面，有学者对清代公羊学、战国秦汉儒生的价值观、十三经的逻辑结构、《孝经》释义、《老子》的“自然”观念、元代典籍的修撰等领域进行了探讨；社会经济方面，有学者对秦汉乡里的社会结构演变、秦汉魏晋的户籍赋役制度、宋代的官场酒风等主题进行了讨论；宗教礼制祭祀方面，有学者对社的演变及其研究意义、《礼记》篇章的整合、唐代的道观等进行了考索；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学者对中国哲学的外传、日本对《汉书》的吸收、《世说新语》在日本的传播等主题进行了探讨；还有学者对其他方面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既有从宏观层面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审视，也有从微观个案对中国文化不同面向的仔细爬梳；既涉及中国历史，也旁及到了中国哲学、思想、文学、宗教等方面；既有义理方面的幽微阐发，又有中国文化物质层面的剖析；不仅有对中国文化内部多视角的考察，也有对中外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的探讨；既有抽象层面的理论探索，也有具体问题的辨析，所讨论的领域非常之多，涉及的面向十分广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中外学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最新思考。分组讨论后，与会代表在厦门筼筜书院王维生理事长的带领下，一起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筼筜书院。在闭幕式上，卜宪群和池田知久对首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对论坛的持续举办表示了积极乐观的展望。卜宪群指出，这次论坛所探讨的主题非常丰富，不仅限于中国古代历史，今天来自中日韩三国研究中国历史、思想、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围绕中国文化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文化的不同理念，发掘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中国文化当代转换的历史可能，从而搭建起沟通历史与当代的桥梁，这将引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为如何传承中华过去的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启示。此次论坛鲜明地反映了当前中国文化研究的前沿，为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持续推进开了一个好头。“这是一届异彩纷呈的大会”，卜宪群说出了与会学者的心声。主持人陈支平教授对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论坛对厦门大学国学院的信任表示感谢。最后，中日双方共同决定，第二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将在日本东京举行。首届中国文化研究国际论坛与会代表参观厦门筼筜书院（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金林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部分鲁迅作品英译本徐 强摄·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一现象，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也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思想界领袖们》一文，积极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和《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开创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几十年，鲁迅研究虽未停止，但始终表现平淡，整体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截至本世纪初，仅有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和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等人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主力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学者。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在英语国家呈现突破性进展——除发表大量鲁迅研究论文外，自2002年起，英语国家的多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专著8本，传记2本，作为中国文学巨匠的鲁迅，在海外学界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方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内涵长期以来，西方鲁迅研究的范围十分狭小，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很少涉及散文和杂文，迴避左翼时期的鲁迅及其作品。如今态势已大为改观。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鲁迅研究学者黄乐嫣（Gloria Davies）2013年出版《鲁迅的革命：动乱时代的写作》，从文学、语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鲁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杂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现的人民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伊维德（Wilt Idema）研究对比历代作者对《庄子·至乐》的改编后，认为鲁迅的《起死》与《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起死》以戏剧的形式和情节，辛辣讽刺当时知识界不切实际的空谈做派。爱丁堡大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出版《情书与现代中国的隐私文化：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两地书》的体裁、形式、风格和内容，还对比中国和5个英语国家的隐私文化，以比较文化的视角还原了以“民族魂”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及其人道主义者形象。加拿大学者保尔·福斯特（Paul Foster）2007年出版长达400多页的《阿Q谱系考古学》，以文学分析为主，结合话语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围绕百年来阿Q形象的嬗变，穿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历史。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杰里米·谭布林（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学者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傅佛果（Joshua J. Fogel），美国学者郑爱玲（Eileen J. Cheng）、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等人的研究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广泛深入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除郑爱玲外，这些学者母语均为英语，并来自多个国家，其中还有像罗琳·布朗这样的非洲裔美国学者。这说明鲁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英语国家受到更广泛关注。鲁迅的价值被西方重新发现随着鲁迅研究在对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队伍的壮大，相关研究方法也实现了突破，鲁迅的价值日益被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杰里米·谭布林运用语言学、话语分析以及巴赫金对话和复调理论研究鲁迅小说，认为鲁迅使用白话文创作，其意义与但丁弃用拉丁语而改用意大利语创作《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处，并认为《呐喊》中的每一个短篇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每部作品都有“复调”效果，对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杰里米·谭布林看来，鲁迅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话语结构和形式，具有开拓性意义，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鲁迅可比肩但丁。卡罗琳·布朗细读《呐喊》和《彷徨》，运用荣格的人格理论，尤其是“真我”“自我”“原型”“阴影”和“人格面具”等理论，结合鲁迅生平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鲁迅“思想的深层解构”，建构鲁迅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结构，进而揭示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这本专著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文学界和心理学界一致认为布朗不但实现了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和创新，将鲁迅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学本体论和纯审美研究的局限，学者们结合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以各学科中的文化关键词为语境，以世界文学、文化、思想史和历史为视野，重估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重新认识鲁迅、发现鲁迅、评价鲁迅，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黄乐嫣认为：“从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读者）敬仰等几方面考量，鲁迅文学的国际影响可以媲美马克·吐温、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其他学者还将鲁迅和狄更斯、奥威尔、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不仅客观而且符合事实。本世纪英语国家的学者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鲁迅研究从以审美为主转向以文化研究为主，认为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研究这一现象，可以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鲁迅研究热潮不减，研究鲁迅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而且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语境中的文化是十分复杂的，从背景到现实都与西方大相径庭。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是边缘性的，但其在中国语境中则是最新登陆的又一种"西方"，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至少是象征性的中心性；但又并不尽然，文化研究又以其批判性、颠覆性、非正统性为中国学界那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边缘话语提供了声音。文化研究对当代中国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更是如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还无法应对当今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现实。　　诚如许多学者所共识的那样，中国虽是一个笫三世界国家，但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热点，这就为其自身复制了一个想象性的幻影。随着高速的城市化和消费化，一些大都市在生产/消费文化幻象方面，已与那些发达国家相去未远，也已基本具备了"后"文化的某些特征。为此，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就尤其令人关注。 一、 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西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继文学研究之后的一种新的拓展，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解构主义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新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或提供了理论依据或提供了理论，直接引发了一种多维的广泛的文化研究的展开。所以在关注其中、文化、诸多因素时，不应因此便忽略了文本研究（自结构主义甚或是"新批评"以来的传统）的重要，尤以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更是如此。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从关注文本到关注社会，还不如说是将"文本"扩大化，走出了昔日仅仅关注"文学性"的狭小视野，而把历史、文化、社会亦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并寻求其背后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不是抛弃了结构主义以来"文本研究"的成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加以运用。　二、 　　其实，文化作为又一"西方"的传入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行"文化研究"的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对西方""，一直是不知有秦汉无论魏晋，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吃螃蟹"。但这并不是一种时空对等的传播/接受，而更像是经过了"时空隧道"的科幻旅行。随着从西方到东方的空间转换，时光便神奇地倒退了半个世纪。弗洛依德、索绪尔、普罗普这些２０世纪初的大师，早已成为西方经典的"古人"，在中国却"时光再现"，重又焕发了青春。他们仿佛从"时空隧道"被抛回了２０世纪初，重又成为"先锋"和"异类"。 为此他们还要时不时被当时的"学术界"批上一批。这些现在看来或许有点滑稽，但却是一个真实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方面，知识的背后是权力的运作，正如有的学者所的那样："如果说，新时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经历着再一次’遭遇世界’的文化体验，那么，我们所遭遇的，事实是２０世纪的、准确地说是战后或称后的欧美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８０年代，是本世纪欧美文化凭借国家的文化机制大量涌入的时期；但８０年代前半期（在某种程度上，是直至今日）中国文化的主部，始终并未与这一新的西来文化引进与介绍同步。如果说，战后欧美世界的变化：后工业、后主义或称晚期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所形成的经验上的断裂、隔膜，使得战后欧美文化呈现出鲜明可辨的’他性’特征；那么，欧洲文化内部最重要的事实；’语言学转型’则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界难于逾越的知识及语词的鸿沟。……不仅是出自一份现实与历史的无奈，而且有意无意地凸现并实践着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意图；遮蔽中国近、现代史，遮蔽对当代史的探究，以欧洲中世纪类比于’超稳定结构’的封建中国，以文艺复兴类比于新时期的’启蒙主义时代’。　　除了这种权力关系而外，我以为也还有着诸多的其他因素。比如，一种文化理论的形成、是有其特定渊源的。无法想象能不懂弗洛依德而精通拉康，不知索绪尔而谙熟罗兰·巴特。所以中国学界对现代西方理论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补课过程，必须从头来。不过这就多少有了些"恶补"的样子，其间时间再次发生了奇妙的扭曲，就像传说中的"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一般：今年还是西方４０年代理论，明年或许就进入到６０年代了，几年以后已是追至７０、８０年代。而如今的文化研究似乎终于赶上了西方的"现在时"，就要与世界"接轨"了，就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了！ 三、 　　另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市场机制运作对文化批评的利用和改造，致使某些批评偏离学理并被商家所利用，其间缔结的新的"共谋"关系制造出一系列虚幻的文化批判风景。这就使得文化自身也面临着异化、消蚀的危险。 　　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已日趋界线模糊的今天，"思想"也会异化为某种"技能"。哪怕是最具反抗性的"异端"，也会在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的种种妥协与共谋中，物化为一种新奇的消费品，而被适时地拍卖。这类现象在当今文化市场已屡见不鲜。继以构筑虚假"民间"为支撑的"痞子文化"当令走红之后，市场已又推出一批以"XX酷评"、"XXX批判"、"XX批判书"面目出现的文化批判类畅销书。它们貌似尖锐，实则以此招徕生意，所以此类"批判"大多停留在最具可读性和炒作性的现象层面，以"常理"（往往是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为评判标准，说长道短。本质上已不是"批判"，而是另一种"遮蔽"。其自身就已经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对象。然而在众多媒体此起彼伏的宣传炒作声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似乎还只能是一个缺席者与沉默者。然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又势必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保持距离，否则便会丧失其批判性。这样就又注定了其在中国学界的精英性与超前性。在他的身后，并不存在那种想象性的后援--民间，他注定孤军奋战，注定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市场需求的利用。此外，他借以存身的学术机构的官僚化与市场化，以及现今学科间的壁垒，都对文化研究形成了挤压。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语境文化研究的诸多阻碍。中国的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中国文化报讯（记者马霞）日前，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首套文化产业研究丛书《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丛书》出版发行。该套丛书共6卷，计200余万字。第一卷以改革开放40年的文化产业发展为蓝本，梳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特征，阐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紧密联系，展望了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第二卷重点论述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则、动力、路径和保障等进行深入探讨；第三卷聚焦文化消费的现象、行为、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市场特征，从时代变迁角度研究中国文化消费发展状况；第四卷从数字经济的宏观背景出发，梳理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历程、内涵和外延，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判；第五卷论述中国城镇化演进历程与规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文化顶层设计以及国际城镇化中文化发展的实践与经验；第六卷精选作者在文化领域自媒体平台“言之有范”的优质文章，记录了该平台创办5年来对社会文化发展演进和热点文化现象的反思。该书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介绍，丛书编撰历时两年，选取了已出版、发表和完成的十几部学术专著、100多篇学术论文、几十篇研究报告及上百个规划范例中有深度、有前瞻性的观点。

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一现象，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也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思想界领袖们》一文，积极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和《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开创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几十年，鲁迅研究虽未停止，但始终表现平淡，整体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截至本世纪初，仅有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和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等人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主力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学者。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在英语国家呈现突破性进展——除发表大量鲁迅研究论文外，自2002年起，英语国家的多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专著8本，传记2本，作为中国文学巨匠的鲁迅，在海外学界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方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内涵长期以来，西方鲁迅研究的范围十分狭小，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很少涉及散文和杂文，迴避左翼时期的鲁迅及其作品。如今态势已大为改观。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鲁迅研究学者黄乐嫣(Gloria Davies)2013年出版《鲁迅的革命：动乱时代的写作》，从文学、语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鲁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杂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现的人民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伊维德(Wilt Idema)研究对比历代作者对《庄子·至乐》的改编后，认为鲁迅的《起死》与《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起死》以戏剧的形式和情节，辛辣讽刺当时知识界不切实际的空谈做派。爱丁堡大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出版《情书与现代中国的隐私文化：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两地书》的体裁、形式、风格和内容，还对比中国和5个英语国家的隐私文化，以比较文化的视角还原了以“民族魂”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及其人道主义者形象。加拿大学者保尔·福斯特(Paul Foster)2007年出版长达400多页的《阿Q谱系考古学》，以文学分析为主，结合话语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围绕百年来阿Q形象的嬗变，穿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历史。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杰里米·谭布林(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学者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傅佛果(Joshua J. Fogel)，美国学者郑爱玲(Eileen J. Cheng)、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等人的研究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广泛深入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除郑爱玲外，这些学者母语均为英语，并来自多个国家，其中还有像罗琳·布朗这样的非洲裔美国学者。这说明鲁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英语国家受到更广泛关注。鲁迅的价值被西方重新发现随着鲁迅研究在对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队伍的壮大，相关研究方法也实现了突破，鲁迅的价值日益被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杰里米·谭布林运用语言学、话语分析以及巴赫金对话和复调理论研究鲁迅小说，认为鲁迅使用白话文创作，其意义与但丁弃用拉丁语而改用意大利语创作《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处，并认为《呐喊》中的每一个短篇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每部作品都有“复调”效果，对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杰里米·谭布林看来，鲁迅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话语结构和形式，具有开拓性意义，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鲁迅可比肩但丁。卡罗琳·布朗细读《呐喊》和《彷徨》，运用荣格的人格理论，尤其是“真我”“自我”“原型”“阴影”和“人格面具”等理论，结合鲁迅生平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鲁迅“思想的深层解构”，建构鲁迅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结构，进而揭示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这本专著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文学界和心理学界一致认为布朗不但实现了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和创新，将鲁迅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中。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学本体论和纯审美研究的局限，学者们结合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以各学科中的文化关键词为语境，以世界文学、文化、思想史和历史为视野，重估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重新认识鲁迅、发现鲁迅、评价鲁迅，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黄乐嫣认为：“从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读者)敬仰等几方面考量，鲁迅文学的国际影响可以媲美马克·吐温、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其他学者还将鲁迅和狄更斯、奥威尔、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不仅客观而且符合事实。本世纪英语国家的学者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鲁迅研究从以审美为主转向以文化研究为主，认为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研究这一现象，可以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鲁迅研究热潮不减，研究鲁迅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而且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国学庸俗化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是中国人自己出了问题。这还是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降低造成的。很多媒体从业者、基础教育从业者，其自身素质本来都有待提高，又去迎合这种庸俗化，以致陷入恶性循环。国学的庸俗化，也和国学从业者本身将“国学”定义得太过狭隘有关系。“国学”经常被认为只是指中国传统的考据、义理学。出了这个圈儿，都不是国学了。这当然是画地为牢的做法。在国学的话语圈中，用现代学术方法对中国语言、哲学、文学、历史所做的研究，反倒经常不被看作是“国学”。这真是咄咄怪事。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国学”只能永远“身在此山中”，当然也就会难以避免庸俗化。我对国学这个词没有任何偏见，并且当然认为应该好好研究国学，但我认为国学要想有发展进步，必须要向汉学学习。主要是学习汉学的研究范围。汉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汉学的英文是Sinology，词根是sina，本来应该翻译成“中国学”，但阴差阳错地被称为“汉学”了。汉族的历史文化，当然是“中国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绝不应该是全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即使是研究汉文化，没有其他民族文化的视角，也是很不足的。大部分人上“文化语言学”，应该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了。我们对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吐蕃、西夏的研究，直接阅读他们的文字，了解他们对历史的讲述，对于我们认识汉文化是有极大的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