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杂志社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目 录卷 首 语中国期刊史的“前世”与“今生”，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从1815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至今，中国期刊已有205年的发展历史。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期刊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促进民族觉醒的“国之利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期刊更是引领时代潮流、展示时代风貌的重要媒介。可以说，中国期刊的发展史，正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中国史。本期的“本刊专稿”，我们组织了一组文章，依托个案期刊的历史钩沉，细化期刊学科分类，以期更全面、更生动地呈现期刊发展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田振洪先生的《近代中国高校法学期刊的先锋——〈福建法政杂志〉》和董昕先生的《潘序伦与民国时期的立信会计期刊的出版发行》，充分挖掘史料，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人文学科以外的领域，进一步丰富了期刊史的研究。金炳亮先生的《早期〈随笔〉（1979—1983）的若干历史考察》一文，通过对《随笔》创办历史的考察，以生动的、充满感情的笔触，不仅为我们真实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期刊出版事业蓬勃兴盛的光辉岁月，而且对于当代期刊出版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期刊的发展史，也是一大批杰出出版人的奋斗史。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多少挫折，他们始终怀抱着理想，坚定不移地站在出版第一线，推动中国出版业不断前进。本期“专题研究”中，张稷编审的《简论陈翰伯》一文全面展示了重要出版人陈翰伯“青春办报，皓首出书”的新闻出版实践，立足于当代出版史的研究视角，重点梳理了陈翰伯对商务印书馆的起死回生、接续再造之功，以及“文革”后领导出版领域拨乱反正、推动行业迈出改革步伐所做的重要工作。陈翰伯毕生奉献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为共和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出版精神也值得后人学习。当代出版史研究与相邻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越来越紧密，开展期刊史的研究，势必离不开新的视角与方法。在本期中，许高勇先生对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报刊出版与知识青年阅读的探讨，王安乐先生对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与民国时期天津阅读文化的分析，则体现了学界突破以往研究框架、引入阅读史研究方法的努力与尝试。我们期待着新视角、新方法的不断涌现，推动学界在中国期刊史、出版史研究领域取得更多成绩。出版史小索引本刊目录、卷首语与摘要一本正经的学术萌：我是《中国出版史研究》丨2016年第1期丨2017年第2期丨2017年第3期丨2017年第4期丨2018年第1期丨2018年第2期丨2018年第3期丨2018年第4期丨2019年第1期丨2019年第2期丨2019年第3期丨2019年第4期丨2020年第1期丨2020年第2期本刊文章选载许静波：《朱槐庐行述》整理并序丨邹振环：《四洲志》近代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丨邢科：左翼联盟与民国上海出版业丨杨焄：《三只小猪》汉译史钩沉丨李振荣：吕叔湘和周振甫丨于萌：开明书店国学教材丨何朝晖：木拓法帖与印刷术丨戴海斌：张之洞电稿丨刘向东：古代活字印刷丨吴永贵：西式中文活字丨辛德勇：罗振玉旧藏铜活字丨殷晓岚：《竺可桢全集》出版侧记丨艾俊川：从文献角度看罗振玉铜活字丨李俊：《杜甫诗选注》作者编辑互动述略丨刘姝：章太炎《国学概论》版本流变丨刘兰肖：改革开放4０年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丨许静波：上海近代书业技术革新丨于淑敏：陈原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丨高嘏伟：高校古籍整理卅五年丨陈万雄：香港出版的历史与现状丨陈铮：《孙中山全集》出版始末丨章宏伟：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新格局丨于淑敏：陈原与《现代汉语词典》丨欧阳敏：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产权制度丨何朝晖：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丨李伯重：明代出版业的发展丨陈铮：李侃与中华书局近代史类图书出版丨于淑敏：陈原对张元济研究的学术贡献丨范军：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非正式制度丨赵生明：延安时期的新华书店丨章雪峰：崇文书局工匠精神丨李明杰：近代湖北官书局刻书论略丨本刊口述史选载李行健：吕叔湘先生教我做出版工作丨程毅中：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给我的机遇和考验丨夏剑钦：我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三次幸遇丨蔡学俭：我的出版之路丨与杨牧之先生谈出版专业分工政策丨陈树荣：澳门印刷出版业史略丨李频：《文化与生活》创刊访谈录《中国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季刊，16开，192页，2015年8月创刊。在2019年3月2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本刊在新闻出版类期刊中，全文转载量名列第九，全文转载率名列第一，综合指数排名第三。《中国出版史研究》以“记载出版历史，探索出版规律”为宗旨，立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以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动、事件、人物、机构等为研究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为繁荣中国出版史研究、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服务。订阅方式：1、直接到当地邮局订阅，或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邮发代号：80-142。2、电话订购：（010）63458246 63453762。3、网上购买渠道：登陆“杂志铺”网站（www.zapu.com），在搜索栏搜索“中国出版史研究”，即可看到相关订阅信息，按网站购物流程购买即可。季刊，大16开，季初月20日出刊国内统一刊号：CN10-1176/G2ISSN 2095-8889邮发代号：80—142每期定价58元，全年4期，共计232元记载出版历史 探索出版规律投稿邮箱：chubanshi@zhbc.com.cn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邮政编码：100073联系电话：010-63458238名称：中国出版史研究戳一戳查看最萌期刊介绍

32年前，人类历史上首次量子通信在实验室诞生，传输了32厘米。而今，中国人将这个距离扩展了1400多万倍，实现了从地面到太空的多用户通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日宣布，中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跨越4600公里的星地量子密钥分发，标志着我国已构建出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雏形。该成果已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刊发。“京沪干线”地面量子通信总控室量子通信是量子科技三大方向之一，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在该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重大转变。2016年，中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年，建成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墨子号”牵手“京沪干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陈宇翱、彭承志等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建宇研究组、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及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合作，构建了全球首个星地量子通信网。经过两年多稳定性、安全性测试，实现了跨越4600公里的多用户量子密钥分发。“要实现广域量子通信，存在光子损耗、退相干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比如光子数在光纤里每传输约15公里就会损失一半，200公里后只剩万分之一。”潘建伟说，科研团队在光学系统等方面发展了多项先进技术，化解了这些难题。星地量子通信网潘建伟介绍，《自然》杂志审稿人评价称，这是地球上最大、最先进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是量子通信“巨大的工程性成就”。据了解，整个网络覆盖我国四省三市32个节点，包括北京、济南、合肥和上海4个量子城域网，通过两个卫星地面站与“墨子号”相连，总距离4600公里，目前已接入金融、电力、政务等行业的150多家用户。基于“不可分割”“不可克隆”等量子特性，量子通信被称为“原理上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在多领域具有应用前景。星地量子通信网的建成，为未来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网”奠定科技基础，也为相对论、引力波等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天地实验室”。来源：新华社，科技日报本期编辑：胡程远、石磊

根据出版周期，可以将期刊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和年刊等。《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目录》中的期刊数量为568种。由于原中共中央党校、原国家行政学院2018年合并重组为新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从2019年开始，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并刊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因此，目前CSSCI期刊数量实际为567种。从出版周期来看，在567种CSSCI期刊中，双月刊最多，有314种，占比超过55%；月刊次之，有181种，占比接近32%；季刊有59种，占比亦超过10%；半月刊有12种；而旬刊仅有1种。本期推文将目光投向CSSCI期刊中的12种半月刊，向各位读者介绍这些期刊的基本信息。通常而言，期刊出版周期与年刊载文章数量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出版周期越短的期刊，每年刊载的文章数量越多。表格里这些半月刊年刊载文章的数量即明显高于同类期刊平均水平。对于个体特别是初入学术之门的研究生来讲，选择某些发文量较大的半月刊投稿，或许更容易被接收。然而，上述半月刊中的部分期刊，在坊间的“口碑”似乎不佳，或是因刊文量过大而被质疑论文“较水”，或是笼罩在“中介”代发、版面费高昂的阴云里。那么，这些半月刊到底是真香，还是真坑呢？1.《求是》的前身是《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是党中央机关刊，读者对象主要是党政军及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宣传思想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体党员。尽管《求是》杂志的作者群体有较高的门槛，但根据杂志社信息，《求是》的投稿通道是面向广大读者开放的。《求是》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qstheory.cn2.《红旗文稿》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由求是杂志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8年，《红旗文稿》共刊载文献433篇（2019年数据暂缺）。《红旗文稿》现设有“文摘”“政治”“文化”“经济”“金沙滩”等栏目。《红旗文稿》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qstheory.cn/hqwg，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hqwg@qstheory.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4037076/640373313.《学术前沿》定位于对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学术分析，关注在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长期存在、触及根本、关乎全局的议题，特别是中央关心、民众关注，极富现实针对性，亟待给出对策、抓紧解决的问题，并以精确严整的学术范式，对这些重大、紧要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在规律层面进行把握；由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学术前沿》共刊载文献554篇。《学术前沿》以"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的形式，每期对一个重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和阐析，此外，还设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成果发布”“调查研究”“公共治理”“中国战略”“政党政治”“学术大视野”“政治评论”等栏目。《学术前沿》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rmxs.chinajournal.net.cn/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rmxs，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53637454.《中国高等教育》创刊于1965年，当时刊名为《高教战线》，1982年复刊，1986年7月正式更为现名；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学术导向，倡导“正视听、明学理”，关注高教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是高教领域理论探究和工作交流的高端平台；由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共刊载文献581篇（含增刊）。《中国高等教育》现设有“高教纵横”“理论视野”“党建与思政”“域外视角”“专题研究”“高职高专”“创新创业”等栏目。《中国高等教育》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jyb.cn/zggdjy，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gdjy@email.com.cn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22966585.《教育发展研究》创刊于1980年，当时刊名为《上海高教研究丛刊》，1985年更名为《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正式更为现名；主要报道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探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规划、教育体制、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等内容；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教育发展研究》共刊载文献431篇（含增刊）。《教育发展研究》现设有“决策参考”“摄影报道”“视点”“时评”“专题”“域外”等栏目。《教育发展研究》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jyfz@263.net编辑部联系电话：021-64186212/64034596/640383426.《图书情报工作》创刊于1956年，是国家级大型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专业学术核心期刊，主要面向研究型图书情报机构，侧重于数字网络环境下的知识服务与图书情报工作转型发展，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主要报道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核心的相关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图书情报工作》共刊载文献588篇。《图书情报工作》现设有“情报研究”“工作研究”“理论研究”“知识组织”“海外观察”“综述述评”“专题”等栏目。2020年重点选题可参见：http://www.lis.ac.cn/CN/column/column81.shtml《图书情报工作》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lis.ac.cn，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2623933/82626611-66147.《图书馆学研究》创刊于1979年，主要发表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等与信息管理与服务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由吉林省图书馆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图书馆学研究》共刊载文献333篇。《图书馆学研究》现设有“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专业教育”“图书馆管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服务”“信息咨询”“读者工作”“著作权”“国外图书馆”等栏目。《图书馆学研究》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jlplib.com.cn/tsgxyj，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tsgxyj@163.com8.《中国出版》创刊于1978年，原名《出版工作》，内部发行。1987年1月起公开发行；1991年1月，改版并更为现名；定位为一本面向新闻出版行业，沟通管、产、学、研的机关刊物；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版》共刊载文献564篇。《中国出版》上半月侧重实用，下半月侧重理论。现设有“品书录”“学术园地”“版权之页”“学术经纬”“本期话题”“智媒时代”“业界动态”“焦点论坛”“出版史话”等栏目。《中国出版》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s://zgcb.chinaxwcb.com/site-3/，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zgcb@vip.sina.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7622012/876220139.《统计与决策》创刊于1985年，立足统计前沿理论，探究统计新方法，推介决策理论与方法，崇尚数量实证研究，由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统计与决策》共刊载文献1073篇。《统计与决策》现设有“统计观察”“经济实证”“财经纵横““理论新探”“决策参考”“方法应用”“企业管理”等栏目。《统计与决策》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tjyjc.com/，通过系统或邮箱投稿均可。投稿邮箱：tjyjc@vip.163.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27-87819590/8781209010.《科技进步与对策》创刊于1984年，以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为己任，紧紧围绕“科技进步怎么样”和“科技进步怎么办”两大历史命题，致力于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由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科技进步与对策》共刊载文献820篇。《科技进步与对策》现设有“科技管理创新”“区域科学发展”“产业技术进步““企业创新管理”“科技法制与政策”“评价与预见”“科学理性与科学方法”“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人才与教育”及“综述”等栏目。《科技进步与对策》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kjjb.org，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27-8727706611.《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最早的历史学刊物，是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教学类杂志之一，由历史教学社（天津）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历史教学》共刊载文献346篇。《历史教学》每月出版两期，其中：上半月刊为中学版，主要栏目有“教学研究”“高考研究”“教材研究”“教学设计”等栏目。下半月刊为高校版，主要栏目有“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教学研究”“专稿”“中青年史学家访谈”“史苑新秀”等栏目。《历史教学》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historyteaching.cn，采用邮箱投稿，其中：上半月刊（中学版）邮箱：zhengwen0408@126.com下半月刊（高校版）邮箱：xsb07@126.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22-2333233012.《中国书法》创刊于1982年，坚持“书法至上、读者至上”的办刊理念，荟萃历代书法精品、关注书法文化现状、推动当代书法学术与创作健康发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书法》共刊载文献1171篇。《中国书法》现设有“经典”“学术”“创作”“人物”及“书法广角”等版块，每个版块下设若干栏目。《中国书法》采用邮箱投稿，其中：古代书法编辑部邮箱：zgsfza@163.com现代书法编辑部邮箱：zgsfxd@163.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5389765（古代）、010-64911178（现代）来源：发表记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年，学习阐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允称热点，历史虚无主义基本得到遏制，倡导社会形态研究、自觉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成果引人注目，考古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进一步强化，文明和国家起源、政治制度史、古代国家治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史料库建设、全球史研究等构成重点。详细内容，容当另行专题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___________先秦史。我国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奠基于先秦时期。2020年，史学界深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历史发展道路、国家产生方式、文明特质等问题的认识。（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新伟提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刘庆柱认为，“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陈胜前指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孙波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李禹阶提出，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由于过度依赖神权、“极端民主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五帝”传说真实吗？沈长云提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和影响怎样？韩建业提出，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袁靖等人发现，良渚文化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戴向明提出，从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此后，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色彩。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关于它的内涵，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以上讨论，为认识传世文献所载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石峁遗址以其宏大规模和独特面貌，引起学界强烈关注。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2020年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 “石峁族属”可能与帝舜有关，陈民镇认为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孙周勇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是一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二）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以清华简为依据重新认识西周，成为一个亮点。比如关于《摄命》篇中周王的身份，即有穆王和孝王两种意见。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出版，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金文材料对于西周史研究同样居功至伟。晁福林提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后是否完全衰落？罗新慧提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根据山西翼城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关于周代对东土的经营，陈絜从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关于分封制度以及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徐少华提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徐良高提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三）以基本概念反思为核心的理论探讨得到关注。围绕苏秉琦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讨论颇为热烈。李新伟提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大一统”式认知“怪圈”与史实不符；苏秉琦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需要细化和补充。易建平提出，苏秉琦对于“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应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相对于国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陈星灿、陈淳等人认为，过去100年特别是7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应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___________中古史。秦汉至隋唐（前221—907）历时1100余年，统一时间长达770多年。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封建时代的朝廷、郡县、土地、税赋、科举、监察、军事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华文明由礼乐文明转向礼法文明。（一）制度史与国家治理研究取得新成果。中古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静态制度史的模式，对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孙正军、杜文玉等人深入探讨战国至隋唐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或从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制度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制度的重心、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总结秦汉经济制度运用于统一国家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或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汉武帝所欲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或通过对唐五代十国宋的职官选拔任用、考课监察、审计勾检诸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发掘出主要制度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得失。严耀中、朱旭亮、李军等人关于孝文帝太和年间改革、唐太宗贞观年间“封禅”的研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二）运用新材料拓展新维度。近年来，中古时期考古遗存发掘、简牍、碑刻、墓志等整理和释读成果不断被刊布，拓展了考察的维度。沈刚利用东汉碑刻，提出东汉家族祖先书写，远祖书写为虚，近祖书写未必真，服属内祖先据实书写，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荣新江考察了北朝至唐入华胡人采用土葬和使用墓志的方式，提出胡人采用中国传统方式书写墓志，大体上最初是由汉人代为书写，之后有些胡人首领墓志采用胡汉双语书写。杨振红提出，“从人”多属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但也有无爵的士伍、庶人。此项研究为研究秦汉皇朝更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实例。（三）社会性质研究愈加细化。李治安提出，近年来“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黎虎从权力与人口的掌控剖析入手，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徐义华则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薛海波提出，军镇体制僵化及镇将的贪腐引发六镇暴动，成为北魏走向分裂的转折；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发扬孝文帝改革精神，开创了府兵制等关键性制度，孕育了关陇集团，推进了中古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四）新路径探索取得一定成绩。魏斌、孙正军、仇鹿鸣、永田拓治、胡鸿、吴承翰等人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题展开讨论，以开示新问题、新领域。侯旭东提出，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孙英刚考察佛教传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对当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国刚总结唐宋编纂重要史著的宗旨和特点，阐发了经世史学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陈怀宇提出，中国的中古社会具有多语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五）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新拓展。中古时期，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得到拓展。尚永琪提出，西汉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陈烨轩、胡晓丹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为题，分别从墓志、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吐鲁番文书古波斯语写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_______________宋元明清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宋元明清各朝均有研究进展，成果丰硕。（一）制度史研究颇受重视。曹家齐从南宋尚书省“批状”的行用入手，讨论了“三省”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揭示出南宋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合一”的实质。苗润博则指出《辽史·营卫志·行营》是二手拼凑材料，不能反映有辽一代捺钵制度之实态。李小波考察明朝末年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提出制度因素是科道官坐大并干扰正常行政运行的重要原因。刘凤云提出，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但无法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多位学者通过考察制度的变化，探讨其背后政治的变化。韩冠群考察了军政文书通进运行，提出南宋孝宗统治的前20年是君主独断，而后期的7年，中枢政治又回归君臣共治的格局。李治安探讨了元到明的临民理政制度，认为元代以兼容并蓄为特色，明代“配户当差”，不分南北，划一推行，提出主干划一与兼容多样相结合是临民理政的理想模式。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监察御史参与政争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二）国家治理研究稳步推进。基层和边疆治理的理念、模式得到普遍关注。边疆治理的宏观思考得到重视。李大龙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贾益提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王晓鹏提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下体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多篇论文关注府州县等官员的施政和治理情况，试图从职能层面更好地解释传统基层治理的模式。龚延明、柏桦或者讨论宋代文官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的职能变化，或者讨论明清地方官员的施政重点，认为官僚政治会导致忽略社会治理的根本。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本质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三）货币史和财政史成为热点。对于明清以来中国货币的认识不断加深，白银如何演化和发挥作用受到关注。在题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白银演化”的笔谈中，万明、陈锋、彭凯翔、燕红忠、岸本美绪、黑田明伸、邱永志、张国坤等对明代至近代的白银使用情况、货币制度变化等进行了讨论。王文成提出，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董圣兰、范金民则从明清民间货物交易中“渐以洋钱定价”入手，研究明代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认为其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影响。（四）疾病史和医疗史研究热度不减。霍斌考察了古代饮食与疾病的产生，认为滥食野生动物背后是巫术思维。林海梅、闵祥鹏认为，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作用。韩毅通过对宋代瘟疫防治特点的研究，提出宋代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刘桂海从吏员顶充、职能践行等方面呈现出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况及地方医疗的复杂性。余新忠认为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没有形成系统性认识。（五）江南研究产生新动向。唐宋至明清，江南处于重要位置，故关于江南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一组关于“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专题研究，汇集了钱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潘伟峰、王卫平通过考察宜兴徐氏义庄，提出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陈宝良以绍兴为中心，提出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熊月之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化中心由苏州在近代之后移到上海的过程和原因。陈平、冯贤亮、夏明方、邹振环等则反思和探讨了江南研究，或认为江南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或认为应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或提出明清江南史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中国近代史、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史、制度史、经济史等成果显著。抗日战争资料整理、专著出版引人瞩目。新中国史研究新人辈出，选题多样，论述细腻，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愈加清晰。当代社会史、经济史、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助推“三大体系”建设。通过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理论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强化。有刊物专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议题组织了笔谈。宋月红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适当。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是原创性理论。薛玉琴、刘正伟提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话语转型具有历史关联。李育民提出，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首要之务是揭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聚焦国家治理。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之变动。康文林考察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李光伟、章成分别从西南、西北边疆赋税征缴、将军与巡抚对新疆事权的争夺等方面，考察了国家对边疆财政、事权等治理模式的探索。李玉提出，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提出，太平天国的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许存健分析了不同阶段朝廷政策的制定以及不同省份督抚的因应，进一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中央指令的态度。抗战史、中共党史、经济史备受关注。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邹铖提出，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中共的共识。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虽没有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理的话语权，但仍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高士华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臧运祜提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加细致。金冲及考证后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作了辨识。李玓提出，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经济史研究新意迭出，尤其是货币金融史、财政史研究受到关注。周建波、曾江认为，清末民初银行与票号展开竞争，最终完全替代票号，这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仲伟民、邱永志提出，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16世纪中下叶以降，中国是“主导权下移”；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19世纪下半叶，中国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则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韩祥提出，甲午战争后，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小额硬通货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史料建设卓有成效。在抗战研究领域，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20个专题，20卷。《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则有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发布。《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引人瞩目。“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了100种报纸，其中包括红色报纸30余种。《清实录》和《清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正式向社会开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搜集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2000多种刊物，1000多份报纸。海外史料搜集力度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加速发展。2020年，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等，特别引人瞩目。总结前人成果。晏绍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世界史研究的状况，认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不能缺少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方法。何平提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家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世界史基本体系。2016年后，世界史研究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构筑世界史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体系的理性自觉愈加提升。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为“整体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发生了重要改变。邓京力提出，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变化，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有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不同面向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代。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杨华、陈祖根提出，国内全球史研究实践论著数量不多，质量有待提高。张旭鹏提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刘文明提出，在跨文化互动中，当西方运用“他者叙事”时，应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徐善伟提出，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存有缺陷，突出问题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孙琇提出，跨国史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因而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的分析单位。跨学科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追求所谓“科学化”。王立新对此进行了剖析，提出相关研究的局限在于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忽视了人文性。刘德斌提出，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可以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李剑鸣提出，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但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大力开拓新领域。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推动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受到史家重视。80年代，情感史异军突起。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成为观察和探究对象，其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史学分支无法比拟的。陆启宏提出，情感史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海洋史、概念史及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史研究方面，均成果显著。不过，关注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执笔：史学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胡适研究十论》，耿云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54页，75.00元人生世上，会碰到许多机缘，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往往都是原来所无法预见的。我走上研究胡适的道路，就是许多机缘凑巧遇合到一起所造成的。1971年，我们还在河南“干校”搞运动的时候，就听说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任务。1972年，我们从河南“干校”撤回北京。不久，搞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就落实到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由李新先生负责。这年10月，民国史研究室（当时不叫研究室，叫研究组，为行文方便，我姑且全文都用民国史研究室的名字）正式成立，我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现在，参加过那次成立会的人，就只剩下我一个了。研究民国史，特别是涉及思想、教育、学术与文化方面，绝对无法越过胡适这个人。胡适自从1949年以后在大陆一直是被批判，被打倒，以致名誉被搞臭的一个“反面人物”。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研究这样一个人，是须要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敢于独抒己见的勇气的。我一直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从读高中的时候起，我就对思想和理论发生兴趣，常常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不能入重点大学。1972年，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胡适在文、史、哲各学科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是一位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要研究他，对他做全面的了解和评估，也就需要在这些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较好的训练才行。我比较具备这样的条件。初中时期，我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读过世界许多国家最优秀的文学家的作品（中译本）和他们的传记，以及文学评论家的作品。高中时期，我又成为哲学的狂热爱好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至于历史，我一直都比较感兴趣。而大学毕业之后，又恰好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所以，在文、史、哲三方面，我都还有一点基础，有一点训练。可惜，我没有学习过英文，自学过一个阶段，因为工作压力及家务压力太大，不得不放弃。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我只能先从搜集材料入手。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陆陆续续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那时，仍在搞运动，我只能用每天搞运动剩余的时间来查阅档案）。这使我了解到与公开宣传的胡适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胡适形象。我的胡适研究之路，就是从这一年正式开始的。1979年，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要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李新先生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去参加会议。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查过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里播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既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便不大会再发生大轰大嗡、不讲理的群众运动了，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打小报告和扣政治帽子了。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研究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这篇文章被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要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出来。他认为这篇文章是那一期的杂志（1979年5月号）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1979年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见到了我那篇文章。那次会议规模很大，有两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教师以及理论工作者参加。通过他们，把重新研究、重新看待胡适的重要信息带到了全国各地。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渐渐为学界所关注。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许多曲折的过程。1979年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出版社因得知上面有人有不同意见而不得不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胡适研究之路的曲折，这仅仅是开始。1983年秋冬，有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近代史所内为“清除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才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不得人心，几无可能。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1986年，又发生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于是又有人跃跃欲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还说道，学校的课堂里不应当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以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自从1979年5月，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不断有杂志、出版社向我邀稿，要我写胡适传，我总觉得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难以写出满意的胡适传。所以我都先后谢绝了。除了客观条件以外，我的主观条件也有问题，当时除了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以外，我还要替黎澍先生写文章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此外我还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家务工作。所以，那时期，我一个人差不多要做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半人的工作。当时之所以放弃英语自学也是这个原因。那时社会上传说，有女要嫁就嫁给社科院的男人，因为他们不坐班，可以包揽全部的家务。1983年底或1984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所以，1984年春夏间，就主要做这件事。全书约四十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胡适档案中的大量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和稍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道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写胡适的传记。我仍然没有答应，我仍觉得条件不够成熟，写不出自己可以满意的胡适传记。我只答应四川人民出版社，把原来《论稿》中的年谱简编进一步充实，单行出版（原来，香港中华书局抢先把那个年谱简编单行出版了，据说，销路还不错）。新编的《胡适年谱》于1989年出版，此书对于胡适研究者和其他对近代思想学术史感兴趣的人，颇有参考价值，被引用得很多。此后于1996年出版《胡适新论》，2011年出版《重新发现胡适》，都是研究胡适的专题论文的结集，我始终没有写胡适传记。因为传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生平故事，我不善于讲故事。所以，我就拿出时间精力做专题研究。另外，我编辑了一些资料书。最主要的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是把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凡比较有价值的材料，整理起来影印出版，有四十二大册。这部书自1994年出版之后，成为海内外研究胡适的学者最重要的参考书。我写的书，我编的书，几乎没有能赚钱的，因为学术性强，太专业，发行很少，所以赚不了钱。但这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却是挣了大钱，因为海内外大图书馆都要买，在海外三千美元一部，按七折卖还有两千一百美元，当时合人民币一万七八千元。据说，收入四五十万元，我作为主编，没有拿一分钱，全部交给研究所。因为那时，研究所非常困难，大家都很清苦，都眼巴巴地盯着这部书能给他们多带来一些补贴。那时北京流传一句顺口溜：“远看像是逃难的，近看像是要饭的，上前一问，是社科院的。”可见，那时我们社科院的工作人员有多么困难。九十年代，我还做过一项较大规模的资料工作，是编辑出版《胡适论争集》。此书原来并没有刻意要编成一部大部头的书。但编起来，觉得材料越看越多，于是索性就编成一部“现代思想论争集”一样的东西。因为胡适是现代思想领袖，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发动者，或是主要的目标人物。这部书从文学革命一直到台湾时期的争论，以及他死后关于他的历史地位的争论都包括在内，共收资料三百四十余万字。同样是一部资料丰富、价值很高的学术资料集。此书出版于1998年。1995年我开始创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1995年5月出版；第二辑1996年出版；第三辑1998年出版，后因经费困难，停了下来。这时期，我受香港商务印书馆之约，为他们编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胡适著作选》（这是台湾出版商买了此书版权之后改的名字，香港商务印书馆就叫做《胡适卷》）。这本书只收了胡适最具有代表性，又最有可读性的文章。这在我是不经意做成的。没想到，不经意做的事，效果却意外的好。此书1997年出版，至今每年仍有出售。可见其受读者的欢迎。我做胡适研究的最大目标就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读胡适，了解胡适。而这本小书于此颇有贡献。另一本书，是把胡适档案中保存的胡适照片，挑选出能反映其各个时期的活动及交往情况的，略加注语，编成一本《胡适及其友人》（此书也收入少量胡适档案以外的照片）。据说此书销售情况亦比较好。2001年，在北京举办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时，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总经理慨赠此书数十册，分赠与会各位学者。这本书前些年，中华书局又再版一次。2008年我开始办起《胡适研究通讯》，定为季刊，每年出四期，到现在仍在继续出版，由宋广波承担编辑任务。这个小刊物深受海内外学者欢迎，余英时先生说他每期都读。在胡适研究方面，我费时间精力最多的，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和开展推动胡适研究的各项活动。1991年是胡适的百年诞辰，我既然决心要让社会重新认识胡适、了解胡适，既然认定胡适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教育、文化上有巨大贡献的人，他的百年诞辰就一定要有所举动。台湾地区和美国华人世界一定也会有相应的纪念活动，如果大陆上竟然没有任何举动，我们将无以对后人。反复思索之后，我决定要找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绳先生谈谈我的想法。没想到，胡绳先生很坦率地支持我的想法，他说：“举办一次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决定让我列席历史学科片各所所长会议，向他们谈谈我的想法。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各所所长一致赞成我的想法。随后我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报告给院里，申请于1991年适当时候，举办一次全国规模的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院里批准并给予资助，有几个研究所，以及相关的学会，还有安徽大学，都捐款资助这个会议。破天荒的全国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11月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顺利举行。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当时任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王子野先生出席了会议。他本人是绩溪人，他对胡适已经有了新的了解。会前，在北京我们已多次交换意见。他能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实在是对会议，对胡适研究，对我个人一个极大的支持。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一般学者可以信任我，可以支持我，踊跃写文章来参加会议，但承担协办会议的绩溪县的干部们，他们和学者们不一样。所以有王老先生参加，这对于会议的成功是很有意义的。会议几乎囊括了当时从事胡适研究和关心胡适研究的学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七十多人与会。我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讲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史上具有广泛影响而又争议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对他只有批判而无研究。十余年来，研究胡适的有关论著相继问世，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适研究，将会在比较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中，不断深入，取得更大进展。”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全国绝大多数从事胡适研究的人和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人，得机会聚在一起，互相认识，互交朋友。这对以后推动胡适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有这次成功的学术聚会，才有以后数年胡适研究的迅速推广。会后编选的论文集，我取书名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据说销路非常之好，以至几年之后，又再版一次。这在大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居然有再版的机会。这次会议的成功，使我对胡适研究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就在第二年，我在北京燕京饭店举办了一次有海内外研究胡适的朋友们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大家达成两项重要的共识：一个是要成立胡适研究会，以便于推动胡适研究工作的进展；一个是开始筹备编辑胡适全集的工作。这两项工作随后都渐次落实，分别得以实现。1993年，1995年，分别在青岛和上海举办第三次、第四次胡适研讨会。特别是上海的会，非常圆满成功。我们第一次请到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傅安明先生到会，他对那一段时期胡适先生的生活及与朋友交往的情况知之最多。2001年，在北京举行了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会，与会者听了一段胡适讲演的录音，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请了一些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的学者参加，对于推动胡适研究起了特殊的作用。2011年，我们在南京举办了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为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们还编辑出版四本书：《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本来书名是《新编胡适文选》，但出版社方面大概有其苦衷，坚持正题必须另起名字）、《胡适书信选》《重新发现胡适》《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胡适及其友人》的增订版）。南京之会，于2011年4月27日至28日在南京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历届胡适研讨会参会人数最多的，除了少数年高体弱的朋友，还有极少的几位在学校工作的朋友因课程安排上的困难无法到会，其他的朋友都认真撰写论文到会宣读，参与热烈的讨论。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日本朋友，在大地震和海啸的巨大灾难刚刚过去之后，如期来到南京参加会议，他就是山口荣教授。我在此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道：“由于有了大量的胡适著作的出版，由于有了大量的研究胡适的论著的出版，我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读者界，相当多的人对胡适有了比较接近真实的了解。曾经被批判得面目全非的胡适，逐渐以比较完整的真实形象浮出地面。他是一位在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他是一位不骛神奇，始终以平实的态度认真思考中国现代化各种问题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巨星般的学者和思想家，胡适先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一份极其丰厚的遗产，例如：白话国语的成立，教育独立与学术独立的主张，个性主义的价值追求，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提倡，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深远考虑，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研究胡适的学者大多已着手从事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必须看到，胡适先生的思想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我们研究胡适，应虚心地学习和借鉴胡适先生树立的典范，始终秉持学术良心，以平实的态度去研究问题和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我们的学术良心去唤起别人的理解；用平实说理的态度去与别人共享知识和真理。切不可以‘立异为高’，切不可以急功近利。学术良知应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相信，以这样的心态，以这样的方法去工作，我们必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除了举办学术研讨会之外，我们还组织一些其他很有意义的活动。2013年，本着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的想法，我向安徽绩溪的朋友提议，在胡适先生的家乡，举办一次“中学生读胡适”的征文评奖活动。此议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吴浩先生慨然捐赠两百本《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供此次活动之用。适之中学的校长、语文教师们认真地组织了这次活动。他们初评出五十篇写得比较好的“读胡适征文”，由我们胡适研究会聘请包括中学语文教师在内的胡适研究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严格评选，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的获奖者。5月15日，我特地赶到绩溪为获奖的学生颁奖。这是六十多年来大陆上破天荒的一次评奖活动。适之中学的百余名教师和数千名学生以及十多位绩溪县各界人士参加了颁奖大会。事后还举办了围绕这次活动的座谈会。可以说，这是一次很有实际效果的胡适思想推展活动，所有参与者都高度评价此次活动的意义。我个人从事胡适研究，已有四十多年。胡适研究对于我，基本上是“业余”的工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被集体课题和其他工作所占用。但做胡适研究的时候，我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意愿，是怀着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做的。所以，非常愉快、欣慰。我已记不清我有多少次接受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要我谈胡适，有的学校学生自动组织起来，请我去讲胡适。这些全都是出于义务心与责任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认识胡适的真实面目，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你可以仍然不赞成他的某些主张，但我希望你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作出的判断。胡适先生一辈子不希望人们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热心于胡适研究，也是为此。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好的思想、好的主张才会涌现出来。这正是古人所谓集思广益的意思。但在古代，这只是明达君主或官员的一种想法和作风，可遇而不可求。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它应当成为一种牢固的制度机制，和有教养的人的一种习惯。四十多年来，学术环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本人对胡适思想及其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些认识都反映在我所写的书和论文中，读者可以检视、批评。胡适研究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实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学者们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做历史还原的工作，胡适的真实面目，真实思想，不可能被这么多人所了解。单有各自分散的研究工作，没有共同的活动，没有共同的园地，没有凝聚一起的努力，不可能产生较大、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数十年来，我作为胡适研究会的负责人，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筹划和举办各种活动，以推动胡适研究的进展和胡适思想的被了解。如举办学术研讨会、各种座谈会，编辑各类书籍、刊物，等等。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缺乏办事能力的人，特别是不具备现在人们称之为“公关”的那种本领。但既然是客观上需要做的事情，我也只好勉力为之。常有朋友对我说，你为推展胡适研究的相关活动，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若用这些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的学问，岂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成果吗？我说，胡适研究是一项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历史既然把我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就义不容辞，尽我所有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否则，我会于心不安。值得欣慰的是，胡适研究经历众多学界朋友们几十年的努力，终究有了一些可喜的收获。第一，现在提起胡适，正面说一点胡适的贡献，已不至于让人感到吃惊了。第二，研究胡适的专书已有一百五十余部，研究论文与介绍性或评论性的文章则有两千七百余篇（截至2013年的统计）。第三，胡适本人的著作，从1979年的不许出版，到今天已出版和重复出版几百种，《胡适全集》也已经出版了。第四，大学的课堂里，讲授胡适的专题研究，或专题研究报告，早已是平常的事情。在中学里，我们竟能成功地举办“中学生读胡适作文比赛”。特别值得庆幸的是胡适的文章已经进入中学的课文。这是从前无论如何不可想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沿着数十年来的道路继续做下去，将来必定会有更大的收获。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指出，胡适研究的进步，人们对胡适的了解程度的提高，是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进步的天然尺度之一。（本文为《胡适研究十论》代序）

盐场堡南门城楼登临卧桥兰州汽车站里五滩常山庙兰州城池鸟瞰图由甘肃省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兰州老图照识读》受到了出乎想像的热捧，这本书刚刚出版就在甘肃省文史界赢得好评如潮，引起了省内文史研究人员和读者的关注。左图右史“图照作为历史记录的一部分，用文字之外的独特方式，相对真实、具体、形象地反映出近代甘肃、兰州诸多方面的信息和情状，对于保留地方文化、历史记忆和乡土情思，探寻近代以来陇原的变化，以引导民众抚今追昔、增长历史感受，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兰州老图照识读》，兰大校史馆馆长张克非教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传统史学自古即有“左图右史”的说法，颇为重视图谱的作用。为此，省档案馆特礼聘地方史名家邓明先生，依据相关地方文献，查阅、对比相关档案与史志记载，反复考证每张老照片中的景观、建筑、人物、历史事件等信息，加以精准说明，真实、生动地展示了近代兰州历史的变迁、特色建筑、文化习俗和民生百态。作为老兰州人，邓明先生多年来一直研究兰州历史文化、民间习俗。在编辑《兰州老图照识读》一书时，他对老照片的诠释，让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在他笔下鲜活起来，每张照片的后面都讲出了一段历史。“甘肃省档案馆珍藏了一批反映兰州历史风貌的老照片，其中二十世纪50年代初进行兰州地震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就是为建设新中国工业城提供的基础资料。兰州历史上多次发生地震，外地的地震也影响过兰州，造成程度不同的灾害。但经过这次调查取得的数据，相应提高了厂矿企业建筑物的建筑标准。”邓明先生说，“这些有关兰州的老照片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现在看起来似乎价值不大了。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它的文化价值却很大。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在于形象地展示了二十世纪50年代初，甚至民国，乃至晚清兰州的城市面貌、人文景观、以及民情风俗。”这本书的出版策划、编辑之一、甘肃省档案馆编研处处长陈乐道说出了该书的核心：“共收录了220余幅老图照，主要是依托省档案馆珍藏的未曾面世的老照片，且反映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此次，经过专家学者研究考证，省档案馆以《兰州老图照识读》的形式予以确认公布。”图照相辅不仅有老照片，还有老图。这本书图画与照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根据图片内容，全书分为金城汤池、外人留影、古城沧桑、学府风华、劫后存真五辑。收录自清末至抗战时期老照片约180多张，以及清中期至民国初年兰州的城池、舆地图5幅，共和国初期萃英门实地写生图一幅。提及这本书的内容，陈乐道如数家珍，“这本书图照的时间跨度较长，从清中期开始，经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这些老照片既形象又真实，反映了兰州的历史脉络、城市风貌、社会变迁，记载当时的社会风俗、建筑形式等。其中，抗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老照片，是从来没有面市的珍贵老照片。”抗战时期的老照片，反映了当时兰州地方的一些政务活动和建筑风貌，这是数年前贵阳市谷德春女士捐赠给省档案馆的。谷德春的父亲谷正伦曾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当时，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邓成城，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水天长女士等人参加了捐赠仪式。通览该书后，张克非教授感受颇深。与一些同类型图书相比，深感它结构精妙。他认为这缘于编者邓明先生出身金城世家，且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研究，对于兰州历史及相关文献资料烂熟于心，故能在编选该书时，充分考虑反映本地情况的老照片出现较晚及外国摄影者的兴趣所限，特意将珍贵的清道光年间至民国初年的《金城揽胜图》《兰州城池鸟瞰图》《兰州城池图》及《白塔山金城关镇远浮桥图》等最有代表性的旧舆图、名胜景物图等列为卷首，延伸了该书的历史纵深感，突出了清代金城之特点，也弥补了照片之不足。而以老照片为主体的外人留影、古城沧桑、学府风华、劫后存真四辑，也集中体现了近代兰州的战略地位，以及影响较大、极具特点的变化、灾害、新生事物等历史事件。使后来者能够通过这些老照片，走进近代兰州，感受和认识兰州的近代历史画卷及其变化脉络。“自秦汉以来，兰州以黄河渡口、丝绸之路通道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央王朝开拓西北、经营西北的重镇。尤其是明肃王建藩，清为省会，兰州地位更为重要。”多年的地方史志研究，使邓明对于兰州的历史烂熟于心，兰州的独特处，在于以河为池，带状分布，关大城小，这是隋唐乃至明清兰州人因地制宜的杰作。两千多年来，中西文明在此交流，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形成了开放、包容、大度的兰州文化。反映在建筑上，既有中国与印度建筑风格相结合的白塔山白塔，也有配以中国牌坊联匾的西洋式铁桥。反映在交通上，既有羊皮筏子，也有精致的轿车子。反映在经济上，有中国最早的毛纺织企业——兰州织呢局， 也有昔日兰州经济的支柱产业——水烟坊等等。这一切通常只能通过纸质文字资料获得粗线条的了解，而它的细节，它的动人心弦之处，则只能凭借老照片这种介质极为形象地展示出来，有时能够达到身临其境的特殊效果。考订精详图片的价值，关键在说明文字之精准。这是张克非教授对图志的理解。“以图片为主要素材编辑专书，贵在真实、准确，重在考订，避免以假乱真、以讹传讹。考订工作的又一功能，是引导后来者客观、历史地看待老照片，将它们分别放到所出现的时代、年代和特定环境里，深入体察其中所包涵、传递的历史信息、社会面相，实现从感性、具象到知性、理性的提升。可以说，老照片的考订工作是难度很大，专业性、责任心要求又极高的工作，惟造诣深厚、熟稔史料和掌故且治学严谨者所能为。”在甘肃省档案馆原副馆长，《档案》杂志原总编辑姜洪源看来，编辑这本书非邓明莫属。“他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不仅了解兰州历史文化，还有切身感受。100多年后老照片中的场景早没有了，只有邓明才能分辨清楚，知道照片后面的故事。”正如姜洪源先生所讲，邓明在编辑这本书时,根据相关地方文献上的记载，采访了许多80岁以上的老兰州人，得到过倪培贤等老先生的帮助，再进行实地考察，加上他少年时对于兰州城的印象，查阅相关档案与史志资料，反复考证每张老照片中的景观、古建筑、人物等，并寻觅老照片中反映的遗址，相互比对辨识，扫清迷雾，力图开掘其中的历史信息，以期为后人留下一份信史资料。由于反映近代兰州的老照片质量参差不齐，内容重复或相近者不少；近年来尤其是在网上，频见一些似是而非的“兰州”老照片，其中有一些老照片，由于很多人对兰州历史不熟悉，误读后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造成很多错误。1946年，为了宣传敦煌与筹措经费，常书鸿与其女常沙娜在兰州举办了画展,其中有时年15岁的常沙娜临摹的三四十幅敦煌壁画，还有她在敦煌所绘的少数民族速写、油画、写生作品二三十幅。后来常书鸿和常沙娜的回忆文章中都说，展览地点当时在兰州双城门。双城门不是兰州的古城的门，而是1939年为方便市民防空疏散，在兰州南郭城墙上掘开的两个城门洞，并无城楼，因此无从布展。在编辑这本书时，邓明对皋兰门（即悬挂“万里金汤”巨匾的南大城门）作物产馆的照片进行了考证，城楼上面挂有“常书鸿父女画展”条幅，他最终确定是在这里举办过画展。抗战时期，在皋兰门城楼开设了兰州市的物产馆，展览甘肃地方土特产和工业产品，还举办过元宵节灯谜会。这是常书鸿和常沙娜经常不在兰州，对兰州街道比较陌生所致。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中，还有一个名人就是段文杰先生。段文杰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任兰州社会服务处职业介绍股股长，在常书鸿父女办画展时，他跑前跑后，帮助布展。就这样，一张黑白老照片，引出了一段精彩的故事。张克非认为在编辑、出版这些历史老照片时，绝非简单地倾其所有、汇聚而成；一定要有合理的拣选标准、独到的眼光，进行认真考量、比勘和取舍。这就需要史识、洞见和很强的鉴别力，反复爬梳、去芜存菁，保留最具历史意蕴、社会典型性和时代特殊性，信息量较大、视角相对独特的历史老照片，以一斑而窥全貌、透表象而显深意，用一帧帧具体画面、一个个真实形象，来揭示兰州历史、特色建筑、新生事物，尤其是文化习俗、衣食住行等民生百态，以弥补、互证相关史籍及文字记载之不足，为社会史、民众史研究提供资料和鉴证。（彭维国 文/图）

2021年1月10日，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承办的“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理论、路径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召开。来自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数十位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此次研讨会既是《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所举办的“全国优秀青学术年度论坛”第十讲，也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中心成立以来举办的首场学术活动。会议现场理论探索首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王涛教授进行了题为《历史书写的数字化转向》的报告。王涛教授总结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认知变化，从最早认为数字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到近期发现数字史学促成了新的数字生产转型、能够改变学者们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他认为数字人文带来的这些改变，对历史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王涛在接下来的报告中重点探讨了两个问题：即数字史学中的数字化转型与史料外延的改变，以及跨学科与研究方法的改变。他认为，这个时代正如德国学者茂尔所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进行数字化的”。2019年，国家图书馆将2000亿条公开发表的微博进行了收藏，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显示了史料的形态其实是多元的。可以想象，这2000亿条微博在被收藏之后，就可以进入未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当中。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史料的外延在扩大，历史学者也越来越可能实现“史料自由”。数字化技术也擅长将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关联。对此，王涛以一项美国历史早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讨论。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将图书馆借阅材料、借阅者身份信息、选举报告中的借阅者政治立场等几种材料结合起来。研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如美国早期民主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偏向于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而联邦党人者认同休谟、伯克等人的理念；两党人阅读对象的范围非常广，但如果对其阅读网络结构进行勾画，则可以发现两党人彼此之间虽有疏离，但又被一些阅读的内容和对象勾连在一起。这本来是很复杂的意识状态，但借助数字化方法可以进行清晰的描述。王涛也指出，数字化不一定就是好的，有“硬币的另一面”。有时有了数字化的材料之后，我们也许会只关注那些已经被数字化的材料，而忽视了那些没有被数字化的材料。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在加拿大的学者当中，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突然有许多学者开始使用一种十九世纪的报纸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在当时这种报纸受到了数字化开发。学者们因为这是一种很容易使用的材料，开始大量使用，反忽视了其它可能性，认为非数字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就带来了一个盲点。除此之外，王涛强调，普通意义上，我们认为数字化处理就是将文献进行扫描，进行结构化处理。但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超越的角度进行理解，数字化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合作方式，或者说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这也和“新文科”具有联系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学会的主席麦克尼尔所认为的那样，纸质文献为王的高峰时期已经消退了，历史研究要展开更多可能性，用更多方法、更多材料来进行历史解读。举例而言，用激光雷达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如还原玛雅文明活动范围。对此，王涛呼吁学者们应该跳出舒适圈，充分运用更多技术手段。某种意义上来讲，技术可以改变世界，也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正如麦克卢汉所讲的那样，“媒介即是信息”。数字史学帮助研究者创造了新的问题域，帮我们发现问题、打磨问题。但找出的问题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研究工作的全部。对此，王涛认为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经过历史学者的继续研读和分析，基于学者的学识和立场展开解释，才有可能将研究进行推进。此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梁晨教授以《从微观数据到宏观历史：作为桥梁的数字史学》为题进行了报告。梁晨教授认为，数字史学发展到今天，学者们已经在概念与内涵、理论与方法、效用与限度等诸多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但是，在历史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些核心议题上，比如如何在理论与方法两个层面将数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仍缺少研究与对话。在他看来，历史学者不必将数字史学视为异类似的新范式，实际上，它与传统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强的一致性。梁晨教授指出，史学虽然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如果我们回顾现代史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似乎存在一条线索，即微观史和宏观史的相互竞争及交替领先。19世纪兰克史学兴起后，实证史学逐步大行其道。20世纪以后，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愈发细碎化的实证研究，这也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长时段和整体史成为学界热潮。再历三、四十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新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兴起，宏大叙事走向式微，微观史称谓新潮。直到最近的几年间，学界又开始反思微观史学。吉尔迪、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认为现在的微观史学完全抛弃了宏大叙事，是有问题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解决方案，即“微观史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的完美结合”。百余年间，微观和宏观已有数番争锋，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历史学者力图沟通“求实”与“求是”的价值观和难以克服的困难。梁晨认为，过往学界主要是通过“拉长时段”和“拉低眼光”两种方法来平衡微观与宏观研究。这些方法固然有用，但取得的效果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实际上，在微观个案和宏观规律与认识之间，还存在中观群体。刘子健先生曾有言：“大题小作，未免可惜。小题大做，那又何必？”他认为唯有中层问题是“既可以从大处着想，又不会困于细项”的选择，所以史学研究应该走向中层，由中观来沟通宏观和微观，而数字技术或数字史学恰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效能。因为走向中观并非易事。中观研究既涉及到规模性的群体，也涉及到长时段，由此就产生了三维的分析数据，无论是资料的获取还是分析都具有很大挑战。但数字技术，特别是量化数据库构建，可以为学界提供一些新的解决思路。学者可以从大量史料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微观历史数据，这种微观历史数据既可能存在于结构化史料之中，也可以通过新技术方法去主动挖掘，比如从数据库的海量数据中挖掘人物数据等。这些微观数据本身可能没有结构，但被收集起来之后就成为结构化的数据集合，这种数据集合背后所反映的通常就是一个具有时间延续性的群体，这为连续和深入的中观研究提供了可能。梁晨以自己所在的“李——康”研究团队近年来的研究举例，介绍了由不同数据库连接形成多代人物信息数据库，以及构建时间轴上的动态数据两种对历史学发展有意义的研究方法。梁晨指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重要的目的都是观察“人”，观察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变化。他认为，虽然观察和分析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无论如何，在“可能”的前提下，定量方法依然是一个最佳途径。要进行定量分析，就一定要有群体和时间轴，没有这两个因素作为基础，定量研究是无法开展的。中观数据库的好处恰在于能够在这个层面为我们提供帮助，特别是有了时间轴的概念之后，“变异”可以被连续被观察，这就可能会得到统计意义上的规律，从而可能促进史学理论的演进。如此一来，就能从中观的“求实”研究，走向宏观的“求是“研究。正如何兆武所讲的那样，历史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史实的认知，一个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量化方法可以帮助解决第一层面的问题，但正如王涛教授所言，第一层面问题的完成不等于是好的历史研究，也不等于历史研究的完成，但仍然非常重要。有了新的史实认知，对于后一层次的理解可能会有帮助。当这种认知是连续的，本身就和理解与阐释更加接近，而不再依靠想象或更多跨越时，我们所做的历史阐释就更有基础。梁晨认为，在这个层面上，数字史学更好地沟通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数字史学虽然是新方法，但它和传统史学的价值及目的是契合的，并且能更好地推动传统史学研究。在本单元的最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赵思渊副教授就《嵌入史学的数字人文研究》这一主题进行了报告。赵思渊指出，早在2009年，中文学界就有许多对数字人文进行探讨的文章，但“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和方法，进入制度性的学术体制之内，尤其是进入到文史学科的学术体制之内，相对来说比较晚。赵思渊表示，如何将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嵌入人文学科的既有教学科研体系，如何在不同学科话语中论述数字人文方法的价值，令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在各自学科推进原创研究，令数字人文项目在学术共同体中获得公开的评价，均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赵思渊认为，数字人文对历史学来说意味着研究环境的改变。无论是开发数据库、分析工具、专业软件还是建设数字人文研究平台，都是在改变研究环境。数字人文的方法与理念，也需要与人文学科的课程体系结合，真正帮助学生实现能力提升。掌握数字分析工具的过程的确有困难，面对未来更多样化的史料形态，这对历史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有点痛苦但必须跨过的门槛”。他还指出，在“新文科”建设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数字人文关系密切，但具体应该怎样做，仍需要学者们一起寻找答案。在数字人文研究的方法论上，赵思渊指出做“中观”的研究时，所整理的数据可能已经包含了立场。以自己的研究为例，对于明清时期的史料，从非结构化的形态转换为结构化的形态，从描述性资料中提取数据，这本身就包含了研究者对史料的认知。除此之外，赵思渊还特别提到，史料数字化工作的根基仍然应当是史料学。在第一场讨论的点评中，赵思渊指出，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方法论，对于今后的历史学者来说，如微博、网络原生文本等都会成为史料，这和传统的史料形态有很大不同，但历史学家均要想办法进行处理。同时，历史学家也面对一个危机，即数字化的材料迭代、消散更快。如何保存数字原生文本，也是历史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最后的讨论环节，王涛表示，历史学者的研究收获与使用的工具有关，使用数字史学的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也会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有所区别。但数字史学的工具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具有局限性和适用范围。无论是《历史学宣言》、年鉴学派、数字史学还是具体到量化方法层面提出的长时段研究，均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除此之外，王涛认为无论是量化史学、数字史学还是“新文科”，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其实都不是全新的，早在上世纪，就已有学者比如鲁滨孙认识到要将其它学科的知识应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来。一方面，我们要把数字史学当成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将它当成“万能药”。历史研究需要“对症下药”，根据具体的问题进行展开。他指出，正如梁晨教授所讲得那样，要把宏观、微观、中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未来的历史研究才是更有说服力的。梁晨则针对赵思渊提出的问题分享了个人的体会，例如跨学科研究开展时困难重重，成果如何认定、合作经费的支持等，都面对诸多限制；在和技术专家的合作中，大家理念上的冲突、对申请经费渠道认识上的不一致等等，也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新学科的发展方向都会有限制。但是，无论存在怎样的困难，学科总会发展，数字史学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发展方向。就中国史而言，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史料都在被不断数字化。史料的样态已经发生改变，研究方法是很难不变化的，如果拒绝这种变化，反而可能影响自己的研究成果。数字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现在的生存环境，数字史学是必须要回应和关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培养下一代学者，就成为重要的问题，目前以南京大学为例，王涛在这个方面已有开拓性的工作。但这样的课程仅仅有一门显然是不够的，怎样建立一个培养体系，将不同学科纳入进来培养学生，将技术和史料的考定结合起来，都需要进一步考虑。蒋杰副教授就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补充。在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本科已经开设数字历史方法论课程，研究生亦开设相关课程。他认为赵思渊提出的“数字人文究竟是方法还是学科”，不仅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一件要做的事。他认为对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学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机遇。数字历史未来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方法，但也可能成为一个“门派”。除此之外，数字人文的研究工具，比如GIS、R语言Python，历史学者究竟要不要学，要学到什么程度，例如数据分析到底是自己做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做，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董建波副教授则认为，对于蒋杰提出的“要不要学”这个问题，他认为“学还是要学的”。对数据挖掘、文本结构化、史料量化等方面，如果不学，那么在阅读材料时，对哪些材料能用，哪些材料能挖掘就会无法感知。至于要学到什么程度，董建波认为能尽量学到什么程度，就要学到什么程度。例如，做计量分析要用到统计学，则要尽量达到统计学专业的水平，用ArcGIS，就要尽量达到地理学的专业水平。董建波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在研究完成之后，可以咨询专业领域的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检查，以纠正错误、获得建议。空间与历史第二单元的讨论围绕“空间与历史”这一主题展开。首先，来自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霍仁龙副研究员，以《基于GIS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网络重建与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霍仁龙副研究员介绍到，一提到丝绸之路，大家想到的通常是北方的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是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出境的交通网络体系。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一个热潮，但是现在由于资料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归于沉寂。霍仁龙副研究员的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GIS平台，重建了汉晋至明清时期4个时间断面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网络体系，并量化分析了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古代交通路线走向的影响。霍仁龙副研究员介绍，他的研究中主要使用四种资料。其一是历史文献资料。许多官私文献中记录了交通节点、交通路线走向，以及交通节点之间距离的信息，如唐代《云南志》记载了从成都到云南大理每一站的里程数。但是这个里程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现在的研究还很不足。其二是当代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等的研究成果，比如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方国瑜、蓝勇、陆韧、郭声波、杨正泰等几位老师的研究，这些研究考证出了许多汉晋至明清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节点和路线走向。其三是实地调查资料。现在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交通路线具体走向的记载较为缺乏，所以对交通路线走向的复原也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大量的田野工作。其四是当代交通路线和遥感影像数据，如全国基础地理数据、谷歌影像数据等。除此之外，研究中还用到DEM数据。在这些资料的收集与处理之上，霍仁龙的研究重建了汉晋至明清时期四个时间段的交通路线网络体系。研究还分析了自然环境，如海拔高度、坡度等因素对西南山区交通的影响。此外，霍仁龙还研究了古代交通里程的问题，比较了不同时期文献资料记载的里程数与实测距离之间的偏差值，研究了影响这些偏差值的自然影响因素。随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余开亮助理研究员进行了题为《清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市场整合及地区分工模式的转变（1738-1820）》的报告。余开亮研究员介绍到，早在二十年前，学术界就有明清经济的“大分流”和“内卷化”论之争，两种观点的主要分歧点在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发展的增长还是无发展的增长。对于费惟恺教授所提出的广泛型、斯密型、库兹涅茨型三种经济增长模式，学术界已有观点认为明清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斯密型增长”。余开亮所讨论的问题，则是在此之上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明清“斯密型增长”何时达到极限；第二，在达到极限之后经济发展又有怎样的表现。其中，“斯密型增长”的极限又可具体为市场扩展的极限，因此余开亮的研究通过分析市场扩张现象的过程，来研究“斯密型增长”的发展过程。余开亮提到，目前关于市场研究的发展，学术界主要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开展，他的研究同样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中使用了“清代粮价资料库”和CHGIS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相对价格法研究市场整合问题，通过GIS空间统计分析研究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性，并通过地区差价研究贸易动力和套利空间。研究发现18世纪后半期市场分割程度越来越严重、粮价与空间自相关性降低、地区之间贸易套利空间减小等结论。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的董建波副教授以《附寄人口与农家生计——1944年浙江新登县<户口清册>分析》为题进行了报告。董建波副教授及团队近年来在从事关于近代地权相关的研究。关于近代地权存在集中论、分散论、稳定论三种观点。董建波的团队通过对地籍册、地价册、田赋清册、承粮户折等材料的比较，对浙江杭县和新登县农地产权进行研究，其结果支持稳定论的观点，同时也发现两地土地流转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目前，董建波及其团队正在利用土地册记、地价登记、户地印图等，开展对更多地区地权配置、地权结构的计量分析。董建波指出，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数量、结构与土地经营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附居和寄居人口。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使用到的文献资料包括人口资料《户口清册》，土地资料《田赋清册》、《承粮户折》等，通过对人口、土地数据的比对，分析附居和寄居人口特征和人口整体特征，讨论附居和寄居人口中各类家庭所占比重，以及附居和人口农户家庭生计等问题。他在研究结论中提到，附寄习俗都是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性”安排，对于附寄人口生存、附寄主户家庭生计，以及区域农村经济都具有积极作用。在第二单元的点评环节中，董剑波副教授指出，霍仁龙副研究员的研究给出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交通里程数与实测距离之间的精确差异值、量化分析了自然环境对交通路线走向的影响、使用不同截面的数据对同一区域长时段的交通线变化进行对比，其研究成果对于许多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霍仁龙则认为余开亮研究员的研究解决了一个经典的大问题，用量化方法呈现了怎样判断中国社会已经达到“斯密型增长”的极限，以及达到极限之后有什么经济上的表现。研究中使用了经济学领域的相对价格方法和地理学领域的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区域研究进行了结构，得出了具有创新性研究的结论。他进一步讨论到，在数字史学的研究中，要注意时间维度的运用，同时也应该将空间维度加入到研究中，以获得更有价值的结论。余开亮则认为，董建波的研究可以再注意基尼系数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其研究与传统地权分配研究的比较、以及阶层差异问题。在随后的自由讨论中，各位老师就数字化工作工作量、计算机代替人工建立数据库、OCR识别等问题进行了发言。文本与历史第三单元的主题为“文本与历史”。在本单元中，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欧阳剑教授首先以《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与应用实践》为题进行了报告。欧阳剑教授回忆，他对于古籍的数字化研究始于2013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那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数字人文”这个概念。古籍的数字化其实已经进行多年，学者对于古籍的开发应用，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和理解。他的报告分别从“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应用思路”、“古籍基础数据建设”、“古籍应用平台建设”三个角度出发进行探讨。欧阳剑首先介绍了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古籍开发应用思路。他认为，数字人文研究对人文数据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过去的古籍，侧重于“读”的一面，对古籍的“分析”是有限的。目前，在“读”的方面其实仍有可以发展之处，主要在于古籍全文检索、古籍存真阅读、古籍文献数的数据之间融合等。在此之上，则来到了数字人文的层次，侧重于文本化、数字化、知识化的研究。目前，古籍数字化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很多还集中在传统的阅读状态，知识较为分散。他自己的研究目标，就在于实现古籍数据多元化、整体化的研究对比与分析，用大数据的理念探索古籍文献研究方法，创建古籍分析工具及平台，并进行典籍知识化。在古籍基础数据建设方面，欧阳剑认为数据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之一，必须开发具有完整性、可计算性、重用性等重要特征的数据，以体现数字人文方法和传统方法的差别。他强调，古籍的数据化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数字化，其后是文本化、数据化和知识化。在数据构建中，要考虑到时间、空间以及事物关系三个角度，构建“三位一体”的数据。他的研究，是从文本分析与挖掘、到古籍阅读、再到典籍知识图谱，慢慢放大，其核心在于古籍及其编纂者的数据，这些数据关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网络。除了在实践方面，欧阳剑也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探索，挖掘数据之间的关联、进行数据复原并进行知识发现。目前，他的团队已经积累超过250万条古籍目录和22万条古籍信息。在古籍平台建设方面，欧阳剑及其团队主要关注“精读”和“泛读”的问题。他介绍到，平台建设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文学者古籍精度需要的同时，也辅助人文学者古籍泛读的要求。平台将图像、文本、数据和知识组织起来，支持古籍阅读、知识服务、量化分析、文本挖掘及分析需求。随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朱军研究员开展了题为《观点挖掘与情感机器：由AI诗歌的AI分析谈起》的报告。朱军研究员介绍到，他的这项研究缘起于一次参与人工智能方面的经历。在文章的撰写过程中，他发现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其中数字人文可能是人文学者们重要的研究突破口。他的研究，关注如何从“情感机器”走向诗性语言之思。朱军指出，情感分析关注文章的观点，往往被作为一个“迷你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来理解，更加聚焦于限定范围，不需要“理解”句子或者篇章中的全部语义信息。而人工智能在学习诗歌语言时往往只需要理解到“属性级”或“句子级”，这也使得人工智能在“剪句”创作中游刃有余，而在“篇章级”的理解中能力较弱。此外，朱军对“情感机器”的维度和“心智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AI诗歌的技术进展进行了介绍。朱军认为，需要通过进一步开启生物与日常世界打交道时的行为方式研究，使得人工智能在可能的情境中直接把握意义，不断探索、熟悉、改进与世界交往的方式，打开算法时代情感与文学的拓展路径，才能促进学界对人类“知情意”的重新理解。本单元的最后一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蒋杰副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人以群分：中国国民党军事将领的群体传记研究》。作为由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安克强教授团队所从事的“近代中国精英人物”研究的一个子课题，他的此项研究需要利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开展一个群体人物的研究。具体而言，需要借助数字人文的一些新工具、新方法，提取国民党军事将领的年龄、晋升时间、派系、教育背景、籍贯等基本信息，然后展开分析，并由此给国民党的军事将领绘制一幅群体“画像”。他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检测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在第三单元的讨论环节中，由王贺副教授对三位老师的研究进行了点评。圆桌讨论在三个单元的报告结束后，会议进行了简短的圆桌讨论。主持人蒋杰副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的题目已经纵然已经缩小到“数字历史”，并划分为三个专场，但即便如此，各位学者相互之间形成理解和对话还是存在困难，这可能需要大家更多参与学术会议和撰写文章，深入沟通，来突破学术壁垒。王涛教授认为除了理论上的研究之外，还需要更多开展研究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梁晨教授表示，目前无论是做实证还是理论研究，大家已经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例如对霍仁龙副研究员所提到的将空间因素放在时间序列中成为动态研究，他自己亦深有体会，对蒋杰教授的研究也很有兴趣。赵思渊副教授也表达了对动态历史研究的期待。霍仁龙副研究员表示了对本次会议的感谢，他认为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案例分享，都使自己收获颇丰，并表达了对进一步交流学习的期待。余开亮研究员表达了对会议的感谢，并既期待更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出现，也期待上海师大数字人文中心未来有更多研究突破。董建波副教授表示对于自己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对自己的研究很有帮助。欧阳剑教授表示，交流机会来之不易，令人意犹未尽，希望在未来能够与大家有更多交流。朱军研究员对跨学的研究表示了期待。(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