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是核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人民网北京6月12日电（韦衍行） 6月11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5个非实体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赵奇等出席此次揭牌仪式。揭牌仪式现场（主办方供图）这5个非实体研究中心分别是“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甲骨学研究中心”、“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中心”。5个研究中心并非仅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的科研组织形式，而是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管、责任单位为相关研究所的全国性非实体研究中心，其核心职责是打破单位区隔、整合全国相关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开展更加多样性的专业学术活动。据了解，“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将对三大体系建设问题开展专题性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围绕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概念、建制等问题展开系统性的研究，回应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动力问题；“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通过对比中华文明与世界古老文明的异与同，探寻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发展的根本动因；“甲骨学研究中心”以繁荣发展甲骨学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心；“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以调查、搜集、整理、保护、研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历史文献为核心任务。此次揭牌仪式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的又一件大事，是推动学科融合、学术创新、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又一重要尝试。5个非实体研究中心表示，一定发挥好“非实体研究中心”机制灵活、职责鲜明、组织便捷等优势，突破学术研究壁垒，推动学科融合发展，为我国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文化自信基石。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8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发布会在京举行。图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我们正在设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基金计划，将包括项目资助、文物出版、绝学扶持以及海外文献整理项目等方面，所有的这些项目，都是面向全国史学界的。”8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在回答封面新闻记者提出的有关未来科研计划和发展安排的问题时，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作出了上述表述。李国强还透露，目前正在进行相关文库的出版工作，“向全国史学界发出征集的通知之后，我们已经收到了数十份优秀成果，即将进入首批成果的出版程序。“记者注意到，这也是今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召开的首次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学者工作室”制度实施办法》和“五个重大课题”进展情况。中国历史研究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当天在回答封面新闻记者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核心工作是统筹全国的科研力量，推动历史学的发展。他介绍说，自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研究院积极打造“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制度”，在综合考虑学科发展、地区特点、科研与教学机构平衡等因素的基础上，从全国众多史学研究与教育机构中遴选出首批32家机构作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李国强表示，“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制度”保持开放，未来会有更多的研究机构加入到这个制度中来，“通过这样的制度，使各个单位更好的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史学攻关。”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28日，“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届年会在北京召开。首届年会重点围绕联席会议制度、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规划纲要等议题展开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在会议中表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历史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他说，“我们期待与全国历史学界同仁一道，团结协作、凝心聚力、共谋发展，开启新时代中国历史科学新征程，向世界呈现中国的发展，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好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李国强说，中国历史研究院将按照中央部署进行制度设计、推进科研工作，“不仅面向历史研究院所属的研究所，更是要服务于全国史学工作者研究者。”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8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澳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会议现场 澳门科技大学供图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在新的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承。澳科大建校2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正朝着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迈进。澳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澳门科技大学有责任、有条件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增强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爱澳精神提供学术支撑，为“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喜见“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十大热点”之一。澳門科技大学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表示，历史研究是澳門科技大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澳門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等重大研究项目。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已面向全球招生；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历史人物、近代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出版《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说，在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特区政府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科大在澳门联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世界性学术平台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据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自2017年开始评选和发布，是澳科大社文所历史学学科建设、博士生学术训练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其目的是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观察和评选范围包括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50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主要历史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参与下，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相关热点介绍和专家点评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刊登。2017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得到中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项目指南、历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来源：人民网教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历史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并熟练运用历史规律，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破浪前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给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宽广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中央专门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中国史研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史和国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新中国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视角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入宣传阐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加快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精品意识，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参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人民日报 》( 2020年04月30日 09 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精神，深入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推动学术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日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强化使命担当，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潜心治学、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中宣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副部长梁言顺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主持会议。会上，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所所长夏春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厚量等专家学者代表作了发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同志在给世界史学大会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历史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推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在发言中认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与发展创新，本来就根植于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历史文化沃土之中，具有深厚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论述，从大历史观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历史基因、中华民族复兴发展趋势与选择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关系的认识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在发言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向强调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历史思维的培养，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历史教育。他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2019年8月9日，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发布会，副院长李国强发布《中国历史研究院“学者工作室”制度实施办法》和“五个重大课题”进展情况。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记者约80人出席此次会议。中国历史研究院即将实施的“学者工作室”制度，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凝聚全国史学精锐力量、加快史学融合发展的首创之举，旨在鼓励和扶持史学优秀领军人才，组建高水平、跨学科学术研究团队，以重大前沿史学理论问题为导向，集中优势力量，科学配置资源，努力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该项制度充分体现中央关于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要求，赋予首席专家以更大自主权，学者将以个人名字冠名“学者工作室”，自行组织团队，自行安排科研活动;注重成果导向，简化中间检查考核环节，为首席专家及其团队提供优良科研环境;中国历史研究院将在科研条件、科研经费等多方面给予充分保障;此外，中国历史研究院还将与首席专家签订《诚信承诺书》，以期引领史学研究的良好学术生态，努力打造中国史学研究的诚信典范。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着力组织重大史学研究项目，旨在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解决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为指向，以整合全国史学精锐力量为目标，着力推动中国史学创新发展、融合发展。首批立项并开展研究的《习近平论历史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元素》《中华民族复兴史(1840-2021)》《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等重大项目，既立足史学前沿，又体现现实关照，强化史学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望在全面系统研究基础上，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史学成果。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实施“学者工作室”制度和推进重大项目基础上，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新举措，持续立项一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新课题，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历史学的功能，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