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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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很重要，似同文章的血脉，要写好史学论文绝对不可轻视注释论文和著作，是大量史料、口碑、文物、古迹和伟人名人的名育等集合而构成的产物，其提炼水准的高低，决定产品的质量.这样.我们可以从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的注释中看出作者的学术涵养、治学功力、人格品质等基本素质。有些出版部门审查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时，首先不看你的正文写得好不好，而是先看看你的注释有多少?再看注释是否规范?搜集的资料是否全面?对前辈和他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甚至从中揭发有否蒯窃抄袭行为等，因为注释似同文章的血脉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注释或者注释很不规范等等，文章和著作就有可能很快被编辑扔进废纸篓，或者立即被枪毙!对此笔者深有体会，如拙文《白头军起义及其抗清斗争考》有115个注释(正文1.4万字，注释有7000余字)，可说明注释之重要:1960年我参加编写《浙江十府经济概况资料》，在查阅浙江十一府府志和所属各县志，以及各种野史、笔记等.发掘出浙江在明末清初有一支席卷金衡严宁绍台温处杭嘉湖等府县的白头军起义资料。接着又查阅江苏和部分安徽的省府县志，随后写成《论述明末清初江浙的白头军起义及其抗清斗争》一文，在1964年5月1至4日纪念杭州大学建校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宜讲，后来著名明史专家谢国祯教授来江南访学，发现拙文的刻印本，不但向其研究生推荐:“要读书有间”，即从文献中看出被掩盖的实质问题，解决历史谜云。而且推荐到《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发表(后被沪上一位教师挖了墙脚)。因为论文有大量注释作后盾，后来又查阅了福建的省府州县志，修改后定名《白头军起义及其抗清斗争考》，先请南开大学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审定，在《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出版。如果没有详细的注释说明.白头军名目也难成立。m近年有学者编写一部省级地方史的通史，他写了白头军起义和杭清.竟没有一条注释说明其史料和史实的来源，从而暴露了这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和人格素质的问题。注释又似路标、有利文章的补充与续写。笔者在撰写《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时，由于不慎，从一篇没有出处(注释)的文章中引用胡雪岩从日本运来的铜钟捐蹭各寺庙的情况，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史料来源加人注释。后来发现该文是抄袭拼凑的伪劣产品。有关铜钟史实，原来是吾师张慕赛教授(名张圭),1934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三卷第五期第一至八页发表译文《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钟》一文，介绍日本驻杭领事米内山庸夫先生于1934年8月，在日本《支那杂志》“支那研究专号”发表的《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钟》文章。他受日本国文化事业部(省)速水一孔翁先生的委托，在杭州调查日本铜钟之踪迹。他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赴任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离任，三年内在杭州发现胡雪岩从日本纪州、大阪等地购运[v1国的、捐蹭寺庙的刻有“钱唐弟子胡光墉敬助”阴文洪钟，有杭州昊山浙江城院庙大殿等十四处。据米内氏文中提到胡雪岩从日本购运回国的大钥钟有五十口之多，经笔者查实，目前杭州和江浙皖等地胡雪岩捐赠的铜钟有19口，占胡氏从日本购运回国铜钟的三分之一以上(详见拙文修订稿《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刊于台清《历史月刊》2008年第249期10月号)。写好论著还应做到三勤，只有经过不断磨练和反复写作才能获得优秀成果三勤是指脑勤、手勤、脚勤。脑勤要勤于思考、构思，脚勤要勤于调查研究，搜集口碑、实物资料，手勒就是要不断地反复地撰写。如果学历史的人，不会写历史，这是一大弊病，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指出:“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①英圃十九世纪晚期大史学家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年》在不同国家受过教育，具有惊人的学识。他搜集了许多有关自由史和法国革命的资料，但他却没有写出自己的著作。这一方面是他对史料要求过精过细，另一方面也是他缺乏必要的组织运用材料的能力。他虽然有庞大的计划而终究没有实现。所以大胆实践是必需的，如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幼年体弱多病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的教育，大学只念了一年，但他写出了世界著名的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我们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代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人才也不少。如原上海《国际展望》杂志社主编助理，先后兼任《军事历史》杂志特约编辑和历史版块责任编辑、青年学者谭飞程先生②就是一个范例.他从小受祖父谭水威先生的文学熏陶，加上外祖父母都是革命军人身份的影响，中学时代爱好文学和史学，对战争史兴趣浓厚，他从自己身边的书本上收集抗战殉国的将领，起名《炎黄忠魂录》。高中时对武汉会战颇感兴趣，还曾与一位同学玩自制纸上兵棋推进游戏，模拟推演了一番武汉会战的经过。参加演讲比赛时，特竞选择以常德守城的八千勇士为主题。到了大学时代，发现国内对国军的了解还算深人，但对侵华日军的了解就不多了，于是重点转移到了对日军部队的关注上.大学毕业后于2003年1月进《国际展望》杂志社，至2010年6月的七年半时间内.撰写出版书挤5部;历史、时政、军事类的文章113篇，合计118种。尤其是应台湾知兵堂出版社撰写20万字(加上图片、照片和双方将领简介、图表等，全书长达39万字)的《武汉会战》一书可以说明问题，该著的撰写出版时间，出版社要求如同战争一样神速:台湾的繁体字版，2009年7月在台湾以特刊形式出版;简体字版，知兵堂授权武汉大学出版杜以引进图书形式于2010年5月出版。2009年仲春时节，台湾知兵堂出版社在大陆的合作方找到他，约写关于抗战系列战役的书稿。商谈时得知武汉会战和随枣、枣宜会战尚未有人接手，于是他选择了武汉会战作为选题。他发誓要写出一部能够影响国人、有着传世价值的作品，签约后他日以继夜，整整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完成书稿，当时连晚七睡觉，梦里还在纸上作地图，真是辛苦异常。他现在回忆说:“虽然写这本书稿十分辛苦，但我觉得这与面对抗战时内心的痛苦来比，简直不值一提。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曾在历史上经历的这种苦难煎熬若我，尤其痛苦的是，这种苦难是具有历史根源的，不是一人一集团一党之贵任，是整个民族和社会落后，从上到下全体积弊重重的问题，是国家和民族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以至于就在写完书稿之后，我仍然无法从这种痛苦中走出来，深深陷在其中好长一段时间。我期望广大读者在阅读了最后一章之后，停止一些对历史的片面的攻击言论，真正将有限的精力和智力投人到对国家对历史对民族有益的思考上去。”可见，他不仅做到三勤，还投人爱国抗战的情感，不惜一切牺牲，面对武汉会战一样的撰稿任务，以顽强的意志和精神，才获得硕果。现在该著深受社会各界关注与好评，百度网发布武汉大学出版社写的内容简介，指出:“本书对二战中的武汉会战的战争过程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描述，并对武汉会战的胜负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客观评价”;认为“这是抗战中日军战略进攻的终结，这是抗战中双方战略相持的开始.这是抗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又指出《武汉会战》属经典战史‘1眸.抗战系列，已被列人“高等艺术院校民族器乐教学书系”。另外合作编著的《联合舰队内幕·旧日本海军主战装备与太平洋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特遣部队档案·1940年代:美国海军的光辉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纳粹空中武库·秘密档案中的超级武器与帝国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均被列人“《国际展望)10年精品系列”。近著《世界重巡洋舰全集，10万字，由《舰船知识》杂志社以增刊形式于2010年5月出版。可谓成果累累，正是非三勤者英属的典范。那么这期就到这了，下期再会。

近日，论文打假斗士Elizabeth Bik在“科研打假网站”Pubpeer上，公开质疑了东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队此前登上Science的研究。质疑的原因为：文章的多处图片与先前发表的文章高度相似。这项研究于2020年7月10日刊登在Science，而在仅一个月后，便在Pubpeer上遭到了网友质疑。（具体质疑的内容及事发过程可到Pubpeer官网查看，这里就不再赘述！）就此事件，今日（9月4日），Science杂志官方也做出了回应，并发布了一则关于“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的消息，即编辑重点关注！源于science这一消息的公布，可谓震惊中国学术圈，为什么呢？据iNature有关专业人士介绍，一旦受到science编辑的重点关注，根据以往的经验，“撤稿率几乎达到了100%，几乎不会有任何意外”！（被撤稿要实锤了？不过还得等待官方消息）虽然还未有更多不好的消息，但若是此论文被撤稿，将是继2020年7月22日，中国地质大学邢立达等人主动撤回了Nature文章后（建国以来，中国学者（中国单位为通讯单位的文章）首次从Nature撤稿文章），又一重磅学术成果被撤稿。这将是中国学者首次从Science撤稿文章，这也意味着中国学者再现丑闻，“集齐了Nature/Science论文”。被质疑的Science论文大家对于此事怎么看？

历史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论文集树上微出版 课题负责人：于卫青；课题组成员：宋永成、梁哲、周仕德、唐朋、曹广金、吴铁稳、臧书磊、兰教材、谌焕义、徐孝明等。本项目的成果取得是建立在巨人肩膀上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永成教授，岭南师范学院教务处相关领导，法政学院领导、教师们，历史系各位同仁和同学，湛江爱周高级中学、湛师附中师生的指导、支持与配合，使本项目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预期成果。书单推荐今天树上微给大家推荐的好书——《历史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论文集》，本书内容是广东省教育厅教研项目“世界近代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的总结，作者对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探讨，非常值得一读！本书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树上微出版精心制作而成！12作者简介于卫青山东高唐人，岭南师范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后。长期从事世界历史、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与宗教民族关系、佛教与地方文化研究。现为中国中东学会理事，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粤西宗教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硕士导师。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2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省级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1项，排名第二。景东升河南确山人，岭南师范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现任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硕士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湛江地方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级、校级和湛江市委托科研项目5项。12内容简介本书是基于互联网时代高师历史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方面的思考。宏观上看，我们选取的论文涵盖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大学生课外阅读、课堂教学延伸等诸问题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甚至还涉及到素质教育、全球化教育等问题；微观上看，则包括中学历史教育的教学设计，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创新等内容。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中学教育师资要求之间的无缝链接，我们结集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果，期望能得到更多启发，以促进高师的长远建设与发展。12序言国家的未来在教育。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先生认为，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是科教，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在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教育依然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推进改革，在改革中更好发展。广东省岭南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着百年师范教育历史的地方师范院校，地处粤西，现在学校定位为“师范性、教学型，地方性、应用型”。相对而言，本校历史学科专业具有良好的基础，83%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拥有省级特色专业和“中国史”校级重点学科。2009年前后，我们在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历史学专业和师范生培养的教育教学改革。我们较早注意到高校师范生培养存在的这些问题，注重与中学教学的互动和衔接。我们曾经考察调研过西安、广州等地的师范大学和课改名校，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近几年来，我们获得省级教育教研项目4项，校级教研项目16项，教研成果奖3项，教研论文30余篇。为了更好地与中学历史教学接轨，向中学教育教改学习取经，我们外聘了十余位省内省外专家名师作为我们的外聘教师。他们都是中学一线省市级名教师、骨干教师和地市县区的教员。这本论文集，就是我们集体初步探索的智慧结晶。人才培养任重道远，教育教学改革一直在路上。我们热切期望得到教育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于卫青、景东升2019/5/31树上微出版定制出版 专业为你尊重每一部作品的价值12摘要为了提高高师历史专业师范生的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提升高师历史专业师范生的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提升学生语言表达、课件制作、板书设计、讲课说课等技能技巧，以源于西方的“习明纳”教学模式为参考，以世界近代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通过课前问题设计、课下资料收集、小组讨论、课件制作、课堂汇报和讨论等环节，改变原来一言堂的灌输教学模式。这不仅是教学模式的变革，而且是学生学习模式的变革，更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在人才培养、师范生实践环节、中学教师培训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效，需要在实践中完善和推广。12导论课堂教学是高师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大学师范生的培养模式尤其是课堂教学模式的普遍滞后。目前的大学课堂教学还有很多停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长期以来，教师在讲台上唱独角戏，学生没有时间和条件去真正体会教学内容和所学知识的内涵，教师提供的知识成了真理式的答案，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知识的移动硬盘。大学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从改变教学方法开始。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乏理论的探讨，而是缺乏实际的实践探索。高师课改的成果不应该是以课题和论文的形式出现，而是应该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和示范性。本项目从世界近代史课堂教学出发，进行课堂教学模式的个案研究与实践，为高校师范专业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一种选择和思考。本项目研究以源西方的“习明纳”教学模式为参考，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借鉴中学课改的“翻转课堂”和“高效课堂”经验，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资源，以世界近代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利用手机微信群、教学网站、课程QQ群等多种形式，通过课前问题设计与任务布置、课下资料收集、小组讨论、课件制作、课堂汇报和讨论等环节，改变原来一言堂的灌输教学模式。根据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本项目旨在进行课堂教学的重构，改变传统的知识本位，真正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这不仅是课堂教学模式的变革，也是学生学习模式的变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本项目需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就是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教学模式所带来的本科生学习兴趣不足、表达能力差强人意，教师综合素质和技能偏低，研究能力缺失、研究成果贫乏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学生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既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同时也需要学生更新过时的学习观念。面对接受了12年传统教学方法熏陶的大学生，使他们接受新的学习观念和研究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耐心的逐步引导和循序渐进的推行。具体为主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转变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单向收受的传统角色，使学生成为课堂的积极参与者、教学文本的生成者，而不是单纯的接受者。第二，改变教师传统的课堂角色和备课方式。在教学资源空前丰富的网络时代，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占有者和垄断者，而是知识重新建构的引领者。在课堂教学上，教师不再是填鸭式的授课者，而应该编写好课前准备和问题设计，进行科学的分组，引导学生使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积极组织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堂讨论。第三，改变学生的学生方式。学生学习不再是课堂上的被动灌输，而是学生根据教师设计的问题，积极查找资料，编写课堂演讲稿，进行小组讨论或课堂辩论。第四，通过这种教学和学习方式，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锻炼他们的材料综合能力、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师范生必备的各项技能。如果您有出书的梦想，如果您不知道如何出书，如果您感觉孤军奋战，需要专业的团队支持，那么您并不孤单。

第五牛博士论文就是在还没答辩之前已经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而且鉴于论文很长，该期刊必须像小说一样连载。实例：张五常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当年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连载四期。第四牛博士论文答辩就是答辩人一直在挑战答辩委员会成员，直到问得这些教授们紧张到恍惚以为自己才是答辩人。实例：萨缪尔森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熊彼特(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转过头去问另一位成员里昂剔夫(诺奖得主)：“瓦西里，我们通过了么?”第三牛博士论文就是让编辑满世界都找不到一个能看懂这篇论文的匿名审稿人，最后只能发表，根本不需要修改的。德布罗意因这篇论文说阐述的观点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薛定谔凭借德布罗意的这篇论文对量子力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从一名普通而不得志的讲师一跃成为了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可以说，一篇一页纸的博士论文成就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可谓前无古人，估计也是后无来者。由此看来，最牛的论文不必象张五常那样连载，一页A4的纸足以。不过我想德布罗意要是在中国读博士就惨了，论文因为字数太少，根本连答辩的资格都没有。不得不说两句：德布罗意幼年即失去双亲，被他的哥哥莫里斯公爵(也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一手养大的，在他1924年的著名博士论文之前一年，德布罗意就已连续发表三篇论文提出物质波的猜想，至于博士论文是几页纸，这个我还没考证过。关于薛定谔：薛定谔多才多艺，会四种语言，出过诗集。另外他于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吸引了一大批物理学家转向生物学研究。其中包括后来双螺旋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所以，这帮牛人并不一定像人们想象那样传奇，也不能把其成功单纯归结为偶然的因素。第一牛博士论文以上例子虽然非常值得人敬佩，但是，最牛博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答辩及博士论文发表都应该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甚至还没有取得任何学位前，已经是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维特根斯坦的学士论文是他的老师，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大人物剑桥教授摩尔先生与维特根斯坦一起散步时，随手记录下来的维特根斯坦的喃喃自语。在向剑桥申请学士学位时，因为行文不够规范，而被学校的学位委员会拒绝，摩尔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地位再三为学生的这个学士学位去跑腿，终于成功。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是在一次大战时，在战营里写成的，仅数万字。叫《逻辑哲学导论》，出版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读懂他这部天书，因此出版商找到他老师罗素，罗素自告奋勇，成为这部书出版的策划人，并且自以为是地为这部书写了洋洋洒洒的序言。书终于出版了，但是却遭到的是学生维特根斯坦的一顿痛骂。说罗素根本就没有读懂他论文。在那里瞎写一气。罗素听了没有脾气，也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天才人物就有这样的个性。维特根斯坦的剑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是由三个国际学术大师组成的：罗素、摩尔、魏斯曼。三个人在答辩前一直漫无边际地讨论着维特根斯坦博士论文里的问题。时间很长了，还没有哪个敢开口问博士生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术问题。这时罗素开口了，他转向摩尔说：“继续，你必须问他几个问题，你是教授。”摩尔表示还没有弄懂维特根斯坦的问题，这时维特根斯坦含笑走到摩尔与罗素面前，拍拍他们的肩膀，笑着说：不要担心，你们永远都弄不懂这些问题的。博士论文答辩就以这样方式通过了。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精彩推荐：历史学“百篇优博”出版、获奖与提名名单如何為您的博士或碩士論文選擇一個成功的研究題目？如何只用12周写一篇学术论文？▼

【学人追忆】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于2021年1月14日辞世。他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曾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国科学院成立后，1952年转到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并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自1948年发表《辽史文学王鼎传正误》一文起，蔡先生一直笔耕不辍，撰写或主编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七册、《中国通史》十二卷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史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中国通史简本》《成吉思汗小传》《清代通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等百余篇。他将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点。一是通与专结合的典范。蔡先生曾多次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要能够融会贯通，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说，范老（范文澜）在世时，就要求他们注重通与专结合，并指出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通与专相结合，不可偏废。在学术研究中，他一直注重通与专结合，论著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如此渊博的学识，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他博古通今，不仅具有通才，能够独立完成《中华史纲》的编写，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的权威，其大作《辽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他对女真文、八思巴字、元曲的研究也都有独到之处。蔡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撰有《汉代亭性质及其行政系统》《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等年代跨度很大的史学论文，还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有关文物方面的论文。他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二是正确历史观和治史方法。蔡美彪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肃、严谨学风，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进取，经过辛勤的劳动，一定会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和教条。他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汲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动活泼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需要引进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来代替，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他多次说过，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他常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他还说，“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相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要都应该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对我们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三是践行实与冷的精神。“实与冷”，是蔡美彪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而且，他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实，即实际，也包含平实、老老实实。范文澜一再倡导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许多事情缺乏完整记录，有些虽有丰富的资料，但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以及记述者的偏见，往往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真相。这就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冷，即冷板凳、冷猪肉的简称。范文澜倡导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是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蔡美彪正是践行实与冷精神的楷模。从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所里工作开始，就见到他每天清晨已经坐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大平房里办公。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他埋头苦干，中午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九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读书工作。我们看到，蔡先生最近十年间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多种。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较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四是追求史与文兼善。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的史学功力与文学修养两方面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完美的统一。然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文学素养，不重视文字的表述。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多有创新，但由于晦涩难读，从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和传播的范围。蔡美彪早年曾与范文澜和罗常培共事，范、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范文澜早年对《文心雕龙》研究造诣颇深，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以语句精练、深入浅出为学界所称道。罗常培语文能力超群，在语言学界属于泰斗级人物。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说，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点石成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的深厚造诣，又能诗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因此，阅读他的著作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没有故作高深、拖泥带水之感。这也正是《中国通史》《中华史纲》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五是“横通”式研究蒙古学。蔡美彪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论文《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20世纪50年代初，同罗常培编撰《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遂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元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对蒙古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后的七十余年间，他一直都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是在蒙古学领域倾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蔡先生对蒙古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研究蒙古学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横通的方法，即采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讲述的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语等方面记载，对他在中国十七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份以及游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从而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份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文章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将其有关马可·波罗研究的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又如，有关关汉卿研究。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家，在戏剧方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存世的关汉卿生平事迹资料欠缺，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生卒时代和人生经历等知之不多，许多细节更是成为难解之谜。蔡美彪通过关汉卿创作戏剧中的蒙古语等词汇，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关汉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结论。并指出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金末太医院尹”，或“元太医院尹”，根据元代典籍及户籍制度的史实，得出关汉卿是元代太医院管领的医户的结论。此外，还考证出“元世祖至元后期，关汉卿也曾在杭州一代从事戏剧活动”等经历。这篇《关汉卿生平考略》论文，反映出他治蒙古学善于利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从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学研究推向高峰。总之，蔡美彪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中国通史》《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等，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部《中国通史》发行几十年，多次再版，荣获国家图书奖，成为许多人案头必备之书。近年所著的《中华史纲》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几经再版。这些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对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特点与兴衰规律意义重大。其《辽金元史考索》《辽金元史十五讲》等著作，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形成过程，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的论著，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潮，尤其是采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此外，他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韩志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问题来了：3月22日，我们发布了“问题来了丨最牛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有哪些？”，发现大家推荐的博论大部分均以著作面世，阅读极为方便。根据各位粉丝的热心推荐，小编向大家介绍以下这些牛轰轰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心目中的牛逼文？（若有遗漏，欢迎补充，页末投票吧！）▼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西汉人口地理》是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师从谭其骧。该书研究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考察自然、经济、政治、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对汉末人口地理分布的影响，探讨关中、西北、东南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人口迁移。并附有各郡国人口数量、增长及迁移的表格，为研究汉代历史必备之书，也是硕博士研究生撰写论文的经典参考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周振鹤，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西汉政区地理》是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谭其骧。本书通过对西汉史的全面考察，论述了西汉政区地理沿革过程，复原了西汉各个时期郡国一级政区面貌，描述了二百年间郡国置废离合的全过程，并略及县邑一级政区沿革的若干问题。探究了其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弥补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填补了断代政区沿革研究方面的空白。全文分两篇，上篇叙述了高帝十王国的地区沿革。下篇概述了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开郡的沿革，同时对《汉书·地理志》做了有益的补充和考证。▼陈苏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陈苏镇，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为其就读北京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祝总斌。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200余年。其间，除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该文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后扩充、修改以《〈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出版。卢云：《汉晋文化地理》卢云，毕业于复旦大学，师从谭其骧。其博士论文《汉晋文化地理研究》是文化分区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全书分别从学术、宗教、婚姻和音乐（俗乐）等角度，对汉晋时期（包括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和魏晋时期）文化区域的分布状况和地域特征进行了系统探讨。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为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韩昇。本书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尤其是针对学界沿袭陈寅恪的魏晋统治阶级两分法进行反思，试图重新解读和描绘政治集团内部的复杂情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李碧妍，毕业于复旦大学，《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黄仁宇，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明代的漕运》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全稿共分前言、京杭大运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目的、京杭大运河的地形概况、明代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漕粮的运输、宫廷供应品的运输、征税与商业及劳役、结论、附件等部分，重点论述了明代对大运河的管理与大运河的功能，以及大运河对明帝国的影响。对于研究明代商业运输、经济发展等均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为其就读于厦门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傅衣凌、杨国祯。本书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任，教授。《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为其就读于厦门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陈支平。后以《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一书出版。本书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闽东福安县的乡村天主教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当地乡村宗族对天主教信仰的皈依，是天主教能够深入福安乡村社会传播、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一些乡村宗族的天主教化，天主教信仰得以依附在这些宗族中。依靠地方宗族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成为对当地民间社会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区域性主流宗教。▼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为其就读于南开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冯尔康。本书从瘟疫这一以往史学研究甚少注意的社会现象入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法）路易·德尔米尼：《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年）》《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年）》一书是法国学者路易·德尔米尼就读于法国高等试验学院时的博士论文。全文400余万字，是法国国家级的博士论文。该文以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共有5大卷。第一卷是《东印度公司时代》,第2 卷是《茶叶时代与中国的债物》,第3 卷是《广州与鸦片的时代》,第4 卷是有关18 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地图、图表和照片,第5 卷是《夏尔·德·康斯坦中国贸易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耿昇教授主持该书的汉译工作，认为德氏该书不仅限于广州，可以说是一部当时整个中国的贸易史。不仅局限于贸易，而是一部通过贸易而反映出的中西关系史，涉及了中西双方的政治、文化、伦理、价值标准诸方面的差异。▼（美）孔飞力：《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孔飞力，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为其就读于哈佛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后易名《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正式出版。该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该博士论文初稿完成于德国战俘营中。该文由独立的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地中海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第二部分从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战争等各方面论述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叙述菲利普二世统治下地中海发生的具体的事件。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的理论，把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种类型，为法国和世界的新史学运动树立了一面崭新的旗帜。▼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陈侃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为其就读于北京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陈苏镇。后以《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一书出版。本书追溯灾异理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走向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集权政治的尴尬处境。▼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克利福德·达比，《北平历史地理》为其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该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作者在本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强调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析相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对北京城的兴起和发展变迁史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阐释，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为其博士学位论文。该书是以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商会问题的学术专著，探讨了商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商会内外部关系、商会的功能与作用。不仅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考察和剖析商会,而且还把中国商会放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中来加以观察与对照。好啦，看完这么多历史学博士论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动动手指头，投出你心目中最牛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吧！▼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推荐！编排：@林大蕾

前言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水平应该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的。今天，我依然相信，中国的历史爱好者数量也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我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世界上每一个区域、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也不例外。为此，当西方流入进来的各种史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后，本土的传统历史研究法越来越被忽视，我们更多的爱好者也渐渐接受了新的史学观和历史研究法，但其中的好坏优劣及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长远发展所起到的影响，却是谁也不能妄下定论的。日本伪造的考古丑闻今天的我们已经从被西方人所谓的落后愚昧的评价中走了出来，民族的力量感空前强大。但我依然认为一个民族的力量最初来源自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信仰。当这三点被忽略，所谓的力量也无从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此，我将尝试着把中国历史爱好者们的一些困惑拿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抵牾中另辟蹊径，混沌下再寻启发。正史与野史，模糊的标签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本人也一直倾注了大量精力去攻读二十四史、实录与通鉴等官方编撰史料，迷信的认为这些史料一定能帮我解开历史的迷惑，带我进入史学的殿堂。从《汉书》开始由官方组织编修的断代史出现了一个怪异现象，即由当代王朝为上代王朝编修史书。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上代王朝无法用人的意志去改写历史，坏处就是当代王朝却可以用人为意志去改写历史。然而这个矛盾似乎无解，因为不管谁来编修历史，这项工作依然是建立在人的意志基础上的。也许假造的更真实-河图洛书野史或许可以帮我们解除部分困惑，一些小说戏曲里的人物对话或许就能把当时社会的一些历史现象给透露出来，骚客迁人的诗词歌赋也能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真相。然而，史学研究者们不能就依据这些看似有价值但却没有真实保障的资料来断言他的研究成果，就好比一个美貌女子无论多么贤良淑德，也无法澄清她如何能在几天几夜内与陌生男子共居一室，并能守身如玉的事实。野史或许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遇，即使她本身就是一部最真实的历史文献，却依然不能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因为她不能解释创作这部野史的作者具备什么样的史德和史识，能否保证她的纯洁性。辩证与唯物，最终还是唯心的历史观我所认为的各种历史观其实都存在着模糊的界限，看似各种不同的历史研究法其实都无法逃脱一个藩篱，人们对历史认知的局限。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历史规律和现象都是经过人的思维过滤后才最终成型的，而这层过滤却受到了研究者本人的学识品性的影响，即使再客观的文字记录都存在主观的可能，比如一个非常简明的描述：天空是蓝色的。但如果这个描述者本身是色盲呢？或者他是一个粗心的描述者，他忽略了同时存在的白云，晚霞和彩虹呢？全球历史观，阶级历史观，唯物历史观，文明历史观等历史观正如一个个看着天空的描述者，他们从自己的人性角度，学识程度和其他立场上来描述历史，但依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所看到的历史与真正的历史到底有多接近？他们是否能力压对手成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妄想与猜想，走火入魔前的最后挣扎历史爱好者们如果不对自己所接触的历史现象进行猜想的话，那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爱好者，比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当时除了历史记载上他所说的话之外，现场还发生了什么事？难道赵匡胤一顿饭就真的摆平了国家大事？如果这样，朱元璋怎么就不请客非要动刀子呢？历史爱好者们于是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甚至很多痴迷历史的爱好者们会列出十几种可能性来分析比较，猜想当时发生了哪些事情最终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历史学习法，是值得尊重和模仿的。被扩大了伤亡率的长平之战然而，总会有另外一类历史爱好者们无法耐住寂寞，对当时可能存在的多种因素不加以仔细分析比较，就贸然得出一个结论。这就如同我上文所说的那些描述天空的人很为相像。猜想与妄想，一线之隔却决定了爱好者们最终成长的高度，猜想者们会在历史表象的背后尽可能的挖掘多种可能性，论证每一种可能性对历史现象所起的影响。妄想者们则会依据历史的表象去强行寻找一种与之看似有着因果关系但其实未必的历史资料或证据，这两种爱好者的学习轨迹就如同两个颠倒的三角形，一个越走越宽，一个越走越窄。追求与付出，高度与攀登不成正比是的，历史爱好者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使我们花费了一辈子的精力潜心去研究一段历史，在我们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的时候，可能会被一项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全盘推翻。正如百年前的一些历史研究者们花了一辈子或几代人的研究得出了中国水稻源自于印度的结论，但却被一次偶然的考古发掘给否定掉了。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人们发现了出土的金黄色颗粒在与外界环境接触后逐渐发黑碳化的时候，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在9000年前，在中国的某一地区就已经发现了人为栽培水稻的证据。而那些得出中国水稻源自印度的历史学者们泉下有知，会发出怎样的感叹！韩国历史研究者们的伟大野心我们历史爱好者一旦涉足这个领域就要面对这样的风险，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观点到底需要基于什么样的立场才能保持不败？假设我们一直跟随着最新的考古发掘去研究，我们的思路是不是会越来越清晰还是越来越模糊？而如果我们只基于一个历史认知和立场去分析，保持连贯有逻辑的去研究是否就真的能够接近真相？我很彷徨，我认为这是赌博，因为我所投入的代价与得到的回报之间存在太大的不可控因素。结语考古的价值和历史的研究如果要说的更为悲观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历史爱好者面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其真实客观性到底有多少保证？哪些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分析和借鉴的，哪些又是我们要避开的？真的没有人可以作保证。即使是那些采用多重印证法得出来的相对客观的历史论据，我觉得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在人们还没有对人这个事物做最为本质上的定义之前，人的意识、认知和这个社会、包括他们创造出的民族、国家、历史、文化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也许人类的智慧还处于懵懂阶段吧，探寻人与宇宙的过程还很漫长，在最终揭开一切真相之前，历史爱好者们只能默默付出，即使这些付出在未来只能成为一种错误的存在！因为希望只存在于付出之中！

翟天临事件大家也看到了，翟天临作为博士但是却没有学术精神，自己的论文基本都是抄袭的。现在他已经被学校解除学位了。翟天临事件也让中国知网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很多人都知道了知网的存在，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仅限于写论文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才知道知网。知网是中国最庞大的数据库，内容几乎包罗万象，但是知网并不是唯一的数据库，与知网并列的还有另外几个，只是没有知网好用罢了。随着学生和科研人员不断地发论文，我们掌握的论文库也是越来越庞大，他们研究的点也越来越多，那随着人们的研究，会不会出现无可避免的抄袭现象呢？判断抄袭主要靠查重判断抄袭的手段比较多，对大多数人来说，判断论文是否抄袭主要靠查重软件，与现有的论文和文章进行对比，以确定重复度怎么样。而更高阶的科研论文，还有重复试验、计算数据等，不过那个属于更高的阶层，普通论文还是靠的是查重。当网上同类文章多的时候，那肯定会查重率比较高。大家毕业的时候，多数人应该都写过毕业论文，一部分人做的是毕业设计。写毕业论文的学生，最难受的应该就是查重了，第一版的论文几乎查重率都在30%以上，即便整篇论文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手打的，也不例外的会出现这种现象。现在我们国家每年毕业近千万大学生，还有上百万的研究人员和几千万老师，不间断的发论文，那以后的学生岂不是没法活了？其实还是不容易出现这种现象的只要论文是自己原创的，哪怕是写别人已经写烂的点，也不会出现像翟天临这样的抄袭情况。一般写论文都需要先确定一个方向，然后大量查阅文献，随后才开始落笔。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用心思考了，用心去写这一篇论文，那自己肯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想法涌现出来，这些想法不一定都会成为论点，但是都会体现在你的行文过程中，相信写过论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全部原创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才会有大量的类似翟天临的学生，但我们决不能就此认为，以后抄袭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算概率也不应该如此，就拿偏门的历史学来说吧，历史学下面有三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一级学科下面又分为不同的次级学科，比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古代史、历史理论……即便是中国古代史，又可以分为明史、唐史等一系列不同的划分，而明史具体到某一个事件、人物都可以写无数的论文。如此庞大的研究点，只要是自己原创的文章，那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翟天临这样的情况。写学术文章最重要的就是原创。只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那这篇文章就是好文章，至于查重并不需要太在意，因为查重把自己的文章改的语言都不通顺了，才是最大的错误，别人还以为大学生连语文都不会。只要还有新知识诞生，只要人类还在前进，就绝不会出现简单重复的现象。除非人类已经找到了唯一真理，或者说是已经穷尽了世间所有真理，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