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刊物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编者按】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大概都有很多“槽”要吐。高校的历史系教师，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又有哪些职业“槽点”不吐不快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在高校历史系、人文学院等从事历史教学的四位老师，通过线上圆桌的形式，分享他们的见闻与思考。“吐槽”之外，或许能引起更多共鸣与讨论，为解决一些共有的问题提供一定“助推”作用。四位老师以甲乙丙丁代称。以下为本次圆桌会议上篇，主要讨论课题与期刊问题。“唯课题论”不可取甲：这几年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举措太严重了，唯课题论、唯帽子论、唯权威期刊论。我们还有点理想主义的教师当然有很多“槽”要吐。以前申报到课题很正常，不会给你平行资助，但这几年因为大家不积极，学校里课题拿的少。现在，如果申请到课题，学校给的科研奖励非常高，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唯帽子论”，如果是什么头衔的学者，那么各种资源都会向你倾斜，也不管获得者实际水平情况、如何得到这些帽子的。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荒唐，也不正常。乙：刚才甲老师讲的这种情况，我们工科大学更加严重，而且重视指标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像对某类刊物、某些项目加大奖励，而且在各种场合都把这个指标的功效加以放大。这种一味崇拜指标的局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真的没办法预料。因此在这里吐一吐槽。丙：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情况，目前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唯课题”对高校科研风气的不良影响要更大。课题并不是成果，但现在高校里面把课题搞得比论著的分量还要大，首先跟评价体系有关。因为在“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里面，课题占很大的比重。现在提倡反“四唯”，反“唯论文”，无形中更加大了课题的比重。其次是实际利益的影响。最初的时候，拿课题就是获得一笔经费支持。因为一开始国家没钱，给各个高校财政拨款不多，能用于科研的钱更少，各个高校就只能靠额外拿课题来增加科研经费。后来受国际影响，越来越重视研发经费（R&D），作为衡量科研实力和高校等次的重要指标，清华、北大等校带头晒每年的科研经费，结果慢慢就成了风气，到现在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近年来国家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各种资源越来越向高校倾斜。所以研究院所也成立大学，目的就是为了分这块蛋糕。各个高校为了鼓励拿课题，纷纷加大课题经费提成和配套的力度。文科的对这个没什么感觉，自然科学的就很吓人了。文科拿几十万的课题已经高兴的不得了，自科是不屑一顾的。自科课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然后一个提成、一个配套，那不得了。所以现在高校里自科根本看不起文科。管理部门也是一样，管自科的科技处比管文科的社科处地位高很多。再次跟财政拨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现在财政对高校的拨款主要是人头费，科研经费越来越注重效益，很多钱都通过课题的途径发放。学校拿的课题越多，科研经费就越多。课题少，科研经费就少，学校各方面事情就很难办，现在各级管理部门都讲绩效，经费、收入都跟绩效挂钩。学校的绩效怎么管理？就是按照“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对标对表来打分。分数越高，等次越高，奖励就越高，学校获得各级经费支持也越多；如果成绩低的话，那就要倒过来扣你的钱了。所以，层层指标、层层落实，最后倒霉的就是老师，想跑都跑不了。甲：这几年对课题太重视了，而且课题很容易以现实风气为导向。但一些基础学科、一些专业的基础研究，必须要坐冷板凳，哪里能跟现实走这么近，走得越近，出的风头越多，说明学者越功利，学术研究成果就容易质量不高，胡乱应付了事。现在很多课题和学术评奖其实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越是从事专业纯学术性的研究者倒是不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那些看起来可以马上“经世致用”的，反而很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丙：课题跟平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学校的层次越好，给的指标就越多。乙：我觉得项目课题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科不平衡。纯基础的、纯学术的学科，吃亏很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课题管理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只重视拿到——反正一拿到，就什么都有——但是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学校就根本不考察了。前一段时间有个老同志跟我讲，他说：唉，好多人拿项目拿得很起劲，拿到以后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不干就是不通过嘛，反正对个人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我们目前课题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丙：在一些省份，如果课题最后没有结项，会有一定的惩罚，比如省级的项目没有结项，三年以内不能再报省级项目。乙：其实对很多人还是没有限制，他拿到了一个就不需要其他的了，或者是再过三年再拿。丙：的确不应该这么强调课题，因为课题不是成果。如果是后期资助还好一些，毕竟有个相对成型的成果。丁：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的，首先课题天然就有导向。“导向”不是我们学者或者职能部门简单地去附和意识形态。我们都是中国人，对现在的国家和民族都抱有热情和热爱。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可能更有利于党和国家方针的进一步实施。如果把学术与宣传的边界明晰化，会更加合理。其次，重申报、轻结项。以前学校规定，评副教授不需要国家级课题，但是近些年一定要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才可能申报副教授、教授，压力一下就大了很多。所谓重申报、轻结项，就是只要中了课题就可以去评职称，假设课题最终没完成，不是因为各种问题被撤项的话，几乎没有惩罚机制。如何把处理申报和结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另外，最近几年招标课题、专项课题大量增加了。专项、招标也等同于重大课题，专项、招标就造成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学术同仁的局面，当然有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但这也可能成为一种私相授受的资源。今后项目导向会越来越严重，国家侧重智库、项目导向，就说明以前人文学科或者更广领域的学术研究跟社会、国家的需求脱节了。现在项目导向在高校里面影响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学校之前项目是不配套的，因为这样的项目太多了，但这两年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人文社科因为经费相对较少，学校给配套，同时奖励。甲：这导致某些“大佬”不断在“大拿”，而且不一定做或者不一定能做好，课题垄断度太高了。丙：现在文理科都强调要拿纵向课题，但“纵向课题”的来源太少，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垄断。课题级别是根据发布部门的行政级别确定，并不是根据学术水平来定的。省级课题的选题、成果水平就比国家级课题差吗？不一定。近年来申报课题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限额申报。课题申报的时候，不限项跟限项差别非常大。一旦限项，第一关是出校门。出校门是最麻烦的，就像评职称一样，在学校里面搞筛选。好学校名额多一些，也更重实力而不是人情关系，一般的学校就不同了，更多要靠人脉关系。只要限项，搞校内推荐，肯定是有“优先”。课题这种体制化的存在虽然暂时很难改变，但也不应过分突出课题的地位。论文、著作是科研成果，课题不是科研成果，只是获得资助资格、拿钱。而且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科不同，许多学者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也一样做出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所以把课题强调的这么重，成果反而不强调、不重视，这实在说不过去。乙：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个方向是好的。因为看到了成果的基本模样，最后偏差应该会小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评审项目时应该加大后期项目的资助数量、力度和权重。项目是什么级别，能不能立项，要看成果本身，不要只看前期设计。混乱的期刊丁：关于权威期刊，科技部已经发文了，明确不允许奖励SCI论文了，我们学校已经改了，理工科老师现在收入可能要减少很多，至于人文社科，因为教育部没有直接发文，还没有跟着调整。甲老师他们很幸福，因为XX大学历史系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学科，我们学校人文学科在一起评比，导致了文史哲多个学科同时去竞争职称、人才称号或者是人才推荐的资格。虽然文史哲说是不分家，但其实专业领域的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很多领域的著名学者也不能把握跨学科，或者说超越他自己的研究领域。的确不应该以文章级别来衡量学术水准，但如果不用期刊级别，中国又是个人情社会，那咋办？权威期刊肯定会调整，但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不好预计。权威期刊淡化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比较良性的方式，来引导学术的评价体系？甲：……比方说国家社科的成果文库，以前大家好像不怎么重视，但这几年为什么重视了呢？因为表格里加了这一项，各高校就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不能用僵硬的或者是指标化的东西来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丙：现在指标体系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甲：我觉得权威期刊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权威期刊流行了很多年，权威期刊的可操作性更大。当然不光是权威期刊，一般的期刊操作性都大，公平性越来越差，而且号称是权威期刊经常发很多的烂文章。大家以核心期刊看人的学问，很糟糕。我看一些学者在所谓权威期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问题很多：引文的错误，误读材料，抄错材料，还有做“伪注”。其中当然有些是编辑的错误，有些是作者的错误，但编辑应该校对出来。总体上，权威期刊比别的期刊质量要好一点，但是我们太强调某几种期刊，就导致很多不太正常的情况出现。其中之一是这些期刊编辑到处指导别人怎么做学问、怎么研究、怎么选题，其实他自己都不怎么会写文章或者文章都不通的，还要去指导别人做研究。这是非常荒唐的现象。课题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有意识形态导向，有应用导向，但核心期刊的威风可以说完全是被体制造出来、被大家捧出来的。这样对于年轻人不太有利，年轻人投稿，经常会遇到文章再好也难得到发表的情况，不要说权威期刊，一般性期刊也不用。因为杂志担心转载率，担心无名作者会抄袭，导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包括博、硕士生、讲师或者是副教授之类的，发文章很难，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很优秀，不能发表文章很影响他们的成长。乙：是的，甲老师讲的这些期刊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期刊问题的根源是评价体制。某个期刊，在有的学校是第一层次，在有的学校又是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同的期刊在教育部填表的分数权重有大小之分，分数占比高的，就变成了高校的权威期刊。另外，我觉得目前在期刊问题上，对教师个人影响比较直接的是：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时，落实在期刊指标上，就会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不公平。举个例子，《近代史研究》在我们学校的评价指标里面属于第三个档次，而台湾地区出的《哲学与文化》是所谓A&HCL，排在第二个档次。《近代史研究》的文章，学术水平应该要比《哲学与文化》高吧？每次不管是评职称还是申报人才项目，学校把名额分到各个学院，学院内部评选就会看期刊指标，这个时候我们历史学就亏大了。这一点我是深有所感，也是深恶痛绝。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应该要分学科作评价。在文科下面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还不够，要再分到一个具体的学科。比如有三个名额的话，文史哲要各占一个名额，然后每个学科内部再来评比。丁：期刊的事我再讲两句。我们学校很大，管理层当然要用一种标准单一的方式量化，肯定会形成不同学科放在一起评价，就导致越是发达、成熟的学科，可能越吃亏。我们期刊的名录，是按照一级学科或者学科大类来划分的，历史学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了，这个学科从业者很多。历史学科举出五六个水平顶尖的刊物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学科门类确定权威期刊的话，你就只能挑一种。其他很多新兴的学科，或者说逐渐成熟的学科，也是一个学科门类，必须得给它一个指标，定为权威期刊。这就导致非常成熟的学科在期刊评价体系中严重内耗。再就是刚才讲的外文发表SSCI，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SSCI可以分区，有转载率等影响因子。国外的很多同人期刊杂志是超越体制，靠学术共同体来维持，质量很高，但有的期刊也是人情期刊。我们对期刊的评价还是过于简单化了。进入SSCI，就把这个名录视为一种天然的质量保障，这其实学者的自我矮化，学者不靠学术判断，只看期刊名录了。然而，SSCI本身又是种商业行为。那么，怎么突围呢？教育部几年前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A刊制度，权威期刊相对较广。起码把原来那种金字塔的格局变梯形的格局，每一学科里面有五六种在同一个平台。这样对学术生态的维护有好处。今后如果能提供一种多样化范围和名录，不是一家独大，大家都良性竞争，可能比较好。丙：权威期刊开始流行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客观地说，部分权威期刊论文确实给学界研究树立了标杆。但毕竟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一样，都是期刊评价的标准，一刀切地把它拿来作为评价期刊里所有文章的指标，显然就弊大于利了。从国内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来源说，多数期刊的核心地位是由原来的行政级别转化来的——如原来的国家级、省级期刊——再按照行政级别分配学术资源，逐步形成今天的核心期刊体系，所以它的源头是行政本位，而不是学术本位。这可能是国内学术期刊与国外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区别。除了期刊问题，研究成果评价还应该注意“大同行”评价和“小同行”评价的差异。自然科学方面，研究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很多问题由“大同行”评价很难进行，只能看期刊级别和影响因子，但是改由“小同行”评价就好解决一些。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研究领域细分化的问题，那么文科的学术评价是不是可以参考自然科学的“小同行”评价方式呢？当然，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在缺乏严格学术规范和道德监督，学界自身学术自律也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小同行”评价很容易变成“小圈子”评价。这是目前“小同行”评价最容易滋生的弊端。许多人也出于担心学术评价变成人情关系下的私相授受，继续支持相对客观、公正的核心期刊评价。解决办法，或许可以仿效国外，扩大评审人的选任范围，严格限制本校、本系统、本省评委比例，强化评审人的回避制度和诚信惩戒。具备条件的大学可以从全球选任评审人。不过，根本解决办法，恐怕还是要靠学界自身开展“扒粪运动”，重新树立良好风气。甲：有些学校特别看重外国刊物，主要是因为大学要冲国际排名。实际上很多国外刊物发的文章很多很烂的，翻译成中文没法看，主要给外国人看的，很多国内学者找外国学者代写，或者跟人合作，质量其实很难保证。但是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定位很高，奖励的金额也很高。乙：教育部前几年搞的A刊目录，公布后意见很大，就没有普遍推行。A刊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同学科的A刊数量不平衡。据说当初是由各学科专家评出A刊目录上报到教育部，再由教育部做统筹，但最后是按每个学科上报的目录公布了。有些学科上报的A刊数量多，一些不太好的刊物也混进去了。像历史学的A刊数量就比较少些，估计当时历史学科的专家挑选期刊非常严格。另外一个问题是崇洋媚外，国外刊物的份量、地位普遍高出了国内刊物。这是教育部原定A刊目录里面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例如，《近代史研究》属于A3刊物，也就是在A刊目录里面属于第三个等级，而台湾地区《哲学与文化》是A2刊物，在我们学校，A2比A3地位要高很多。再比如说，国外某个历史类的SSCI刊物在教育部A刊目录里面可能是A1，而国内的《历史研究》属于A2，那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漏洞。所以说A刊要推行的话必须作些修改，根据每个学科的情况，在学科内部权衡一下，在各个学科之间再平衡一下。丁：我们学校没有采用A刊体系。我还特意问过人事处的老师，他们说如果教育部A刊实行的话，我们肯定按照A刊，因为要以教育部考核指标为指挥棒。教育部明确把A刊给撤回来了，因为A刊有利有弊。A刊要筛选，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大佬，他们过滤掉一批洋刊了，但如果过滤得有偏差，又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行政老师心里都有数，SSCI和SCI其实不能体现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在评价体系里面它们确实是权威期刊。今年教育部、各个部委发文件了，不能有SSCI和SCI，各学校就开始玩文字游戏了，称之为“国外重要期刊”。SSCI和SCI主要是英文期刊，如果变成国外重要期刊的话，不用英文，用其他语言在一些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可以算，比如日本的一些中国史杂志。这样，可能非英文国家的杂志也可以变为国外重要期刊，所以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唯SSCI，可能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的洗牌。甲：我觉得大家反对权威期刊，不是因为不应该有，而是因为标准很乱。我也帮一些杂志做过专家评审，发现有我通过的文章，杂志没有发；有些我知道被毙掉的文章，杂志发了。丁：期刊名录毕竟是管理的有效手段，我们应该回到学术的本位，回到文章本身，看能否解决问题，这可能是它的关键点。甲：但有时候没办法评价，你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他在《近代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我又不懂，怎么评价呢？最后还是得回到期刊的级别上，这就很不好说。乙：以《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作下比较，有些人在《哲学研究》每年可以发一篇，但是在《历史研究》每年能发一篇的有几个学者呢？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丙：换一个角度看，“崇拜洋刊”可以对国内学术刊物造成改进的压力和动力。（马淑钦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日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周智生教授，在《历史研究》2019年第６期发表了重要学术论文成果《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该文是周智生教授依托其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滇藏缅印交角地区交流互动发展史研究”完成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周智生教授的该项成果，历经多年准备，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完成。文章对清末川滇区域历史关系进行了创新性梳理和探索，是全面认识和把握晚清边疆治理问题的重要窗口和途径，对我国边疆治理史特别是中缅印毗邻地区治理史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价值。《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是学界公认的我国历史学界顶级专业学术期刊。此次最新发表的该项成果，是我校继著名元史专家方龄贵先生1993年于该刊发表《<通制条格>新探》一文后，我校教师在该刊物上的再次突破，有力地支撑和推进了我校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进一步彰显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来源：云南师范大学 图文排版 | 杨思航 科研处 供稿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年，学习阐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允称热点，历史虚无主义基本得到遏制，倡导社会形态研究、自觉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成果引人注目，考古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进一步强化，文明和国家起源、政治制度史、古代国家治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史料库建设、全球史研究等构成重点。详细内容，容当另行专题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___________先秦史。我国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奠基于先秦时期。2020年，史学界深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历史发展道路、国家产生方式、文明特质等问题的认识。（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新伟提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刘庆柱认为，“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陈胜前指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孙波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李禹阶提出，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由于过度依赖神权、“极端民主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五帝”传说真实吗？沈长云提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和影响怎样？韩建业提出，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袁靖等人发现，良渚文化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戴向明提出，从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此后，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色彩。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关于它的内涵，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以上讨论，为认识传世文献所载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石峁遗址以其宏大规模和独特面貌，引起学界强烈关注。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2020年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 “石峁族属”可能与帝舜有关，陈民镇认为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孙周勇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是一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二）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以清华简为依据重新认识西周，成为一个亮点。比如关于《摄命》篇中周王的身份，即有穆王和孝王两种意见。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出版，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金文材料对于西周史研究同样居功至伟。晁福林提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后是否完全衰落？罗新慧提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根据山西翼城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关于周代对东土的经营，陈絜从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关于分封制度以及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徐少华提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徐良高提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三）以基本概念反思为核心的理论探讨得到关注。围绕苏秉琦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讨论颇为热烈。李新伟提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大一统”式认知“怪圈”与史实不符；苏秉琦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需要细化和补充。易建平提出，苏秉琦对于“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应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相对于国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陈星灿、陈淳等人认为，过去100年特别是7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应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___________中古史。秦汉至隋唐（前221—907）历时1100余年，统一时间长达770多年。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封建时代的朝廷、郡县、土地、税赋、科举、监察、军事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华文明由礼乐文明转向礼法文明。（一）制度史与国家治理研究取得新成果。中古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静态制度史的模式，对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孙正军、杜文玉等人深入探讨战国至隋唐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或从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制度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制度的重心、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总结秦汉经济制度运用于统一国家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或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汉武帝所欲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或通过对唐五代十国宋的职官选拔任用、考课监察、审计勾检诸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发掘出主要制度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得失。严耀中、朱旭亮、李军等人关于孝文帝太和年间改革、唐太宗贞观年间“封禅”的研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二）运用新材料拓展新维度。近年来，中古时期考古遗存发掘、简牍、碑刻、墓志等整理和释读成果不断被刊布，拓展了考察的维度。沈刚利用东汉碑刻，提出东汉家族祖先书写，远祖书写为虚，近祖书写未必真，服属内祖先据实书写，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荣新江考察了北朝至唐入华胡人采用土葬和使用墓志的方式，提出胡人采用中国传统方式书写墓志，大体上最初是由汉人代为书写，之后有些胡人首领墓志采用胡汉双语书写。杨振红提出，“从人”多属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但也有无爵的士伍、庶人。此项研究为研究秦汉皇朝更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实例。（三）社会性质研究愈加细化。李治安提出，近年来“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黎虎从权力与人口的掌控剖析入手，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徐义华则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薛海波提出，军镇体制僵化及镇将的贪腐引发六镇暴动，成为北魏走向分裂的转折；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发扬孝文帝改革精神，开创了府兵制等关键性制度，孕育了关陇集团，推进了中古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四）新路径探索取得一定成绩。魏斌、孙正军、仇鹿鸣、永田拓治、胡鸿、吴承翰等人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题展开讨论，以开示新问题、新领域。侯旭东提出，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孙英刚考察佛教传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对当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国刚总结唐宋编纂重要史著的宗旨和特点，阐发了经世史学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陈怀宇提出，中国的中古社会具有多语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五）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新拓展。中古时期，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得到拓展。尚永琪提出，西汉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陈烨轩、胡晓丹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为题，分别从墓志、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吐鲁番文书古波斯语写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_______________宋元明清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宋元明清各朝均有研究进展，成果丰硕。（一）制度史研究颇受重视。曹家齐从南宋尚书省“批状”的行用入手，讨论了“三省”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揭示出南宋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合一”的实质。苗润博则指出《辽史·营卫志·行营》是二手拼凑材料，不能反映有辽一代捺钵制度之实态。李小波考察明朝末年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提出制度因素是科道官坐大并干扰正常行政运行的重要原因。刘凤云提出，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但无法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多位学者通过考察制度的变化，探讨其背后政治的变化。韩冠群考察了军政文书通进运行，提出南宋孝宗统治的前20年是君主独断，而后期的7年，中枢政治又回归君臣共治的格局。李治安探讨了元到明的临民理政制度，认为元代以兼容并蓄为特色，明代“配户当差”，不分南北，划一推行，提出主干划一与兼容多样相结合是临民理政的理想模式。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监察御史参与政争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二）国家治理研究稳步推进。基层和边疆治理的理念、模式得到普遍关注。边疆治理的宏观思考得到重视。李大龙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贾益提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王晓鹏提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下体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多篇论文关注府州县等官员的施政和治理情况，试图从职能层面更好地解释传统基层治理的模式。龚延明、柏桦或者讨论宋代文官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的职能变化，或者讨论明清地方官员的施政重点，认为官僚政治会导致忽略社会治理的根本。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本质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三）货币史和财政史成为热点。对于明清以来中国货币的认识不断加深，白银如何演化和发挥作用受到关注。在题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白银演化”的笔谈中，万明、陈锋、彭凯翔、燕红忠、岸本美绪、黑田明伸、邱永志、张国坤等对明代至近代的白银使用情况、货币制度变化等进行了讨论。王文成提出，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董圣兰、范金民则从明清民间货物交易中“渐以洋钱定价”入手，研究明代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认为其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影响。（四）疾病史和医疗史研究热度不减。霍斌考察了古代饮食与疾病的产生，认为滥食野生动物背后是巫术思维。林海梅、闵祥鹏认为，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作用。韩毅通过对宋代瘟疫防治特点的研究，提出宋代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刘桂海从吏员顶充、职能践行等方面呈现出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况及地方医疗的复杂性。余新忠认为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没有形成系统性认识。（五）江南研究产生新动向。唐宋至明清，江南处于重要位置，故关于江南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一组关于“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专题研究，汇集了钱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潘伟峰、王卫平通过考察宜兴徐氏义庄，提出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陈宝良以绍兴为中心，提出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熊月之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化中心由苏州在近代之后移到上海的过程和原因。陈平、冯贤亮、夏明方、邹振环等则反思和探讨了江南研究，或认为江南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或认为应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或提出明清江南史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中国近代史、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史、制度史、经济史等成果显著。抗日战争资料整理、专著出版引人瞩目。新中国史研究新人辈出，选题多样，论述细腻，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愈加清晰。当代社会史、经济史、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助推“三大体系”建设。通过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理论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强化。有刊物专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议题组织了笔谈。宋月红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适当。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是原创性理论。薛玉琴、刘正伟提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话语转型具有历史关联。李育民提出，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首要之务是揭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聚焦国家治理。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之变动。康文林考察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李光伟、章成分别从西南、西北边疆赋税征缴、将军与巡抚对新疆事权的争夺等方面，考察了国家对边疆财政、事权等治理模式的探索。李玉提出，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提出，太平天国的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许存健分析了不同阶段朝廷政策的制定以及不同省份督抚的因应，进一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中央指令的态度。抗战史、中共党史、经济史备受关注。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邹铖提出，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中共的共识。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虽没有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理的话语权，但仍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高士华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臧运祜提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加细致。金冲及考证后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作了辨识。李玓提出，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经济史研究新意迭出，尤其是货币金融史、财政史研究受到关注。周建波、曾江认为，清末民初银行与票号展开竞争，最终完全替代票号，这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仲伟民、邱永志提出，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16世纪中下叶以降，中国是“主导权下移”；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19世纪下半叶，中国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则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韩祥提出，甲午战争后，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小额硬通货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史料建设卓有成效。在抗战研究领域，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20个专题，20卷。《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则有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发布。《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引人瞩目。“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了100种报纸，其中包括红色报纸30余种。《清实录》和《清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正式向社会开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搜集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2000多种刊物，1000多份报纸。海外史料搜集力度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加速发展。2020年，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等，特别引人瞩目。总结前人成果。晏绍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世界史研究的状况，认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不能缺少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方法。何平提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家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世界史基本体系。2016年后，世界史研究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构筑世界史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体系的理性自觉愈加提升。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为“整体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发生了重要改变。邓京力提出，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变化，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有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不同面向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代。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杨华、陈祖根提出，国内全球史研究实践论著数量不多，质量有待提高。张旭鹏提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刘文明提出，在跨文化互动中，当西方运用“他者叙事”时，应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徐善伟提出，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存有缺陷，突出问题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孙琇提出，跨国史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因而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的分析单位。跨学科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追求所谓“科学化”。王立新对此进行了剖析，提出相关研究的局限在于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忽视了人文性。刘德斌提出，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可以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李剑鸣提出，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但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大力开拓新领域。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推动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受到史家重视。80年代，情感史异军突起。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成为观察和探究对象，其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史学分支无法比拟的。陆启宏提出，情感史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海洋史、概念史及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史研究方面，均成果显著。不过，关注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执笔：史学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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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玮鑫学长” 上学长车哦！“最近有很多学弟学妹在后台给我留言，询问中国近现代史的推荐书目，之前学长也给大家推荐过几本，但是根本没有满足大家阅读的欲望。今天学长专门把我本科母校历史系的学生自办的学术刊物找了出来，找到了我当年非常喜欢的一篇名师访谈录。这里面有韩老师感人的求学经历和中国近现代史经典书目的品质推荐。ps:咳咳，当年学长也是我们系这个学术刊物的副主编，我的导师也是我们副院长做主编，我的导师就是我在文章里经常提到传授我许多关于历史学及考研真知灼见的那位恩师。当年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为了设计这个封面，我到一个文化传播公司学了一个月ps，从一个零基础的小白，做出了这个封面，怎么样，还不错吧~对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好的方法滨州学院历史系《渤海学谈》第七期“名师访谈”■学生记者 VS 韩荣钧老师韩荣钧我韩荣钧（1968.6—），男，山东枣庄人，副教授，新疆大学历史学硕士，扬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在《民国档案》、《扬州大学学报》、《新疆大学学报》、《历史档案》、《滨州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中国古代疆域变迁史》、《张仁奎传》、《民国名将张锦湖》、《清代海丰吴氏家族文化研究》等多部著作。现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和近现代史研究。获滨州市社会科学奖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一项，滨州学院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一项。韩老师就自身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热点问题做了简单的介绍，以及给当代大学生提出了建议和期许。Q韩老师，您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热点问题一直是大学生关注的话题，您认为现在近现代史的学术热点问题是什么？韩荣钧中国近现代史与与现实不论在时间段上还是联系牵扯上都比较接近，因此近现代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也吸引了相当多的研究力量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近现代史虽然时间不长，但处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时期，出现的历史现象、涌现的历史人物纷乱繁多、留下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学术研究方面以往重视的政治史、经济史稍稍回落但远未退潮。当今研究热点多集中在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方面。同学们可多参考近几年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即可看出学界关注的领域及其变迁。Q现在大学生不知道读什么书，什么是好书，怎样读好书。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韩老师您推荐给大学生的必读书目有哪些？韩荣钧大学生读书应当做到博与专的统一。读书的范围应当包括提高自身修养和技能的书和自己所学领域的专业书籍。作为大学生当然要注意书籍本身的品味，那些读者群界定为大众的通俗的泛泛之书就不宜浪费太多的时间。如《明朝那些事儿》、《清朝那些事儿》等类似的书翻翻即可。大学生应读经典。社会人士读书一是为提高自身，更多的是为消遣、娱乐。大学生读书也有消遣、娱乐的成分，但主要是提高自身。你是读一个十八岁青年写的书收获多，还是读八十岁老人写的书收获多呢？什么是经典？经过时间筛选的、众口流传的差不多就是经典了。关于必读书目，同学们可在网上搜寻，有许多，这里我简单提示一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书目。（1）专题史：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柯文《历史三调：作为经历、事件和神话的义和团》；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张玉发：《中国现代史》；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2）通史研究：严耕望《治史三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萧一山《清代通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费孝通《乡土中国》。（3）专题研究：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黎澍《再思集》；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吴雁南、苏中立《晚清社会思潮》；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陈志让《军绅政权》；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Q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学历以及个人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业难成为大学生的一块心病，您有什么鼓励的话送给正处在迷茫状态的大学生呢？韩荣钧现实是严峻的，但总有人胜出。机会总是留给少数人。正像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自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信自已就是那百分之二十的人。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的成功，别人的付出和汗水是我们所看不到的。我们能和别人比什么呢？就比付出和汗水吧！我坚信汗水不会白流的！Q科学的学习方法无疑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韩老师，结合您的经历谈谈在学习历史学和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有哪些好的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韩荣钧在这里，简单谈一下我的求学经历。有件小事我是记忆犹新的。在我六岁的时候，我跟着小伙伴到离家两公里远的镇上去玩，到了新华书店。我手里有七分钱。我就问店员：“有七分钱一本的书吗？”店员随手就给拿一本，叫《铁娃和小白鸽》的连环画，我们当时叫画书。我可一个字不识但我会翻着看画。上过学的玩伴读，我就在旁边听。当我有了九分钱的时候，还是这些玩伴，还是到了新华书店，还是问店员：“有九分钱一本的书吗？”店员随手就给拿一本，叫《商鞅变法》。说实话，这本不好看，主要是看不懂，玩伴们也读不下去。不碍事，当我上学之后，我就慢慢读啦。当时人可能都有习惯，在书上乱画，我也是这样。给某人画个眼镜，在某人身上打个叉号，旁边写上“坏蛋”。这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还要写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字样。后来看到好笑的是我写的“再借不难”是“再借不南”！现在我还保存着这本《商鞅变法》。我看画册的习惯坚持到师范。这时高明多了。看《斯巴达克斯》画册，我竟然作了相当的笔记。谈到作笔记，这个习惯是在师范养成的。我是滕县师范八三级二班年龄最小的之一。学校组织的百科知识竞赛我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本《汉语成语小辞典》。不说这么多了，1999年到2001年我在滕州英才学校教书。一周18节历史课。一周要改十八个班的作业啊！还要备课，还要被检查备课。我们检查备课是要查页数的。字写的大一点，查备课的王端天主任会说：“你看你写的字，给核桃样!”我考研要去枣庄，向王主任请假。他说：“一个小中专，要考研究生，嘿嘿……”再嘿嘿，我也得去考试。结果是他让我改完期末试卷再去。我坐滕州去枣庄的最后一班车。下车摸黑找到学校附近的旅馆住下，哪还看什么考场，明天直接找考场考试。结果考上了。王老师挺高兴：“他还考上了！”这是他对别人说的。到新疆大学面试，来回需要七天，这回请假没问题。发工资，给扣了30块钱。伙计们发话了：“王老师作弊了，按规定一天30块钱，七天才扣你30块钱”要知道王主任顶不喜欢我，王主任最喜欢人家夸他、奉承他，我不习惯这样做。在这里我想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好的方法！明天推#解忧#活动的第三期哦，上榜的同学明天就会揭晓了三省吾身醒觉吾心醒吾历史有温度|有深度 |有创新 |历史学考研

黄春平，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论梳理与检讨研究》（15BXW011）、广东省教育厅重大攻关项目《文化强省背景下广东传媒业发展战略研究》（2013ZGXM0010）的阶段性成果。一为什么要研究建国70年报刊史书写中共产党报刊的入史新中国的报刊史书写发端于1956年初的《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大纲》提出“报刊史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报刊工作者进行思想教育”（丁淦林，2000），因而确立的书写原则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丁淦林，2007）。后来在书写实践上共产党报刊又往往成为重点，方汉奇曾称新中国30年（1949-1979）的新闻史基本“就是党的报刊史”（方汉奇，王天根，2015）。长期以来学界对过去报刊史的“党报化”书写的认知仅限于将其定格为极“左”思潮的产物，至今缺乏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和深刻的检视。这里我们尝试对报刊史书写中共产党报刊入史的占比数据进行统计与考察，以观测报刊史书写的“党报化”程度与水平，进而回答过去的报刊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党报史”？建国70年这种情形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以便在以后的报刊史书写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和突破。二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一）6个研究样本的选择建国初的报刊史著作为中央党校组织编写、1959年人民大学出版的铅印的校内用书《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和它后来的“复旦版、人大版”（方汉奇，王天根，2015），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78年再次出版，下面简称《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1979年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印刷，下面简称《事业史》），可以作为六七十年代报刊史的样本。这是报刊史的第一代样本。1985年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可以作为八十年代报刊史的样本。二十一世纪初比较有影响的新闻史著作是《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著，2002，下面简称《新闻史》）可以代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报刊史书写成就。这是报刊史的第二代样本。后来李彬的《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年)》（2007年，下面简称《社会史》)和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2007年，下面简称《传播史》）开始以社会学（史）的视角探索和尝试对《大纲》是报刊史的第三代样本。（二）研究设计 各类报刊的入史数据统计：为考察报刊史中党报的入史情况，按照办报主体对6个样本收录的全部报刊名录进行系统的分类与统计，建立Excel分类数据库，以利于为共产党报刊入史提供全书的整体观照。样本的统计分析指标：描述6个样本中共产党报刊的种类、每种报刊的描述字数、描述频次，以及它们在全书中各自所占的比重。三共产党报刊入史的演进阶段建国70年报刊史书写中共产党报刊的入史在整体上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明显的阶段：（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共产党报刊是报刊史的主体《讲义》与《事业史》两书中共产党报刊的比重占全书一半以上。《讲义》全书共产党刊物有242种（占全书报刊种类总数的41.7%），提及1245次（占全书报刊出现的总频次的55.4%），共96446字（占全书报刊描述总字数的61.7%，下同）。全书居次的是民营刊物226种（38.9%），提及702次（31.2%），41494字（26.6%）。总体上看，共产党报刊占全书的主导地位，其次是进步的民营报刊。《事业史》全书，共产党报刊占主导，其频次、篇幅都是民营报刊的2倍有余。（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报刊史的主体变为民营报刊与共产党报刊《史稿》与《新闻史》两书中共产党报刊的比重已与民营报刊相接近。《史稿》中，共产党刊物205种（33.8%），提及451次（28.7%），字数为37065字（31.3%）。民营类刊物202种（33.3%），提及632次（40.2%），46655字（39.4%）。《史稿》中共产党报刊虽是描述的重点，但总体分布上，民营报刊开始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其种类与共产党报刊接近，但其描述频次和文字篇幅已经开始超越了共产党报刊。《新闻史》中，建国前共产党报刊种类为223种（20.4%），频次为1129次（27.5%），字数为46556字（34.2%）。全书民营报刊349种（31.9%），频次为1072次（26.1%），字数为34588字（25.4%）。由此可见，民营报刊在该书中也开始占据主体性地位。（三）新世纪后民营报刊成为报刊史的主体《社会史》与《传播史》两书中民营报刊在种类、频次和篇幅等方面的占比远远超越了共产党报刊。《社会史》全书，建国前共产党报刊种类的占比为15.5%，频次占比18.4%，篇幅占比26.2%。取建国前的叙史时段进行比较，则共产党报刊的入史比重不及民营报刊的一半。全书的民营报刊已经在种类、频次、篇幅上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传播史》中共产党报刊共3种（0.7%），提及51次（2.7%），2709字（3.3%）。民营报刊共198种（48.1%），提及965次（51.4%），44855字（53.9%），占据一半以上的篇幅与频次。总体上，民营报刊的入史逐步在加大分量，最后占据了报刊史书写的主体地位。这些变化说明报刊史书写已逐步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甄选报刊，似有由党报史回归专业史、淡化党报史色彩、注重报刊自身发展规律的倾向。具体数据对比如下表：由此可以得出建国70年有关报刊史书写中“党报史”倾向的基本论断：共产党报刊在六七十年代的报刊史书写中占据主导地位，属于“党报史”；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报刊史书写已突破“党报史”；新世纪后的报刊史书写已无“党报史”的痕迹，向报刊史本体（商业性的民营报刊）回归。四共产党报刊入史的演进特征尽管六七十年代的《讲义》《事业史》与八十年代的《史稿》、世纪初的《新闻史》相比在共产党报刊入史数据上相距悬殊，但入史的共产党报刊呈现出了如下共同的特征：（一）入史的共产党报刊的种类比较系统、完整《事业史》《讲义》《史稿》《新闻史》对党报的收录都较为全面，有中央党刊、中央团刊，也有占有相当分量的地方党报党刊；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报刊、农民报刊、军队报刊以及外商名义的“租界报刊”，基本覆盖到了革命的各个阶层，系统性强，构建的是层级比较完整的共产党党报体系。具体而言：《事业史》有共产党报刊161种，其中中央党刊32种（543次，34529字），中央团刊8种（47次，3526字），军报16种（25次，2880字），抗日救亡报刊14种（15次，1237字），地方报刊50种（101次，11795字），外商名义报刊8种（19次，1603字），工人报刊24种（51次，4984字），农民报刊8种（10次，1212字）。《讲义》有共产党报刊242种，其中中央党刊22种（586次，49214字），中央团刊19种（151次，13445字），军报8种（19次，950字），抗日救亡报刊14种（15次，1237字），地方报刊115种（230次，12880字），外商名义报刊5种（15次，620字），工人报刊28种（86次，5195字），农民报刊10种（15次，760字）。《史稿》有共产党报刊205种，其中中央党刊34种（含团刊）（214次，22610字），军报9种（12次，980字），抗日救亡报刊39种（49次，1950字），地方报刊76种（110次，6225字），工人报刊37种（54次，4000字），农民报刊6种（6次，290字）。《新闻史》有共产党报刊223种，其中中央党刊34种（含团刊）（214次，22610字），军报23种（12次，980字），抗日救亡报刊13种（49次，1950字），地方报刊82种（110次，6225字），工人报刊23种（54次，4000字），农民报刊18种（6次，290字）。新世纪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各报刊史中的党报分布情况如下表：（二）入史的重点突出为共产党中央报刊各样本不约而同地将叙史重点放在中央报刊上。如共产党成立前的《新青年》（因其特定的历史意义这里也予以列入），成立后的《向导》《布尔什维克》，等等。在各报刊史中，这些报刊相对其他种类的报刊而言它们的描述频次、字数较多，成为报刊史叙史的重点。《事业史》中央报刊占居的篇幅是地方报刊的3倍以上。提及较多的如《新青年》147次（4954字）、《新华日报》77次（7455字）、《解放日报》61次（4914字）、《向导》47次（3991字）《红色中华》32次（2722字）、《新中华报》17次（1331字）、《布尔塞维克》20次（1900字）。《讲义》中央报刊的描述篇幅几乎是地方刊物的5倍。提及较多的如《解放日报》126次（10754字）、《新华日报》111次（9090字）、《向导》93次（8050字）、《红色中华》71次（5180字）、《新中华报》37次（3260字）、《新青年》76次（9454字）、《晋绥日报》16次（1830字）。团刊《中国青年》75次（5689字）和《青年周刊》27次（4500字），《布尔塞维克》29次（3050字）。《史稿》中央报刊的描述篇幅几乎是地方刊物的4倍。提及较多的如《解放日报》50次（3610字）、《新华日报》（汉口、重庆版）40次（4990字）、《布尔塞维克》13次（4600字）、《向导》22次（1410字）、《红色中华》10次（910字）、《新青年》（46次，4060字）。《社会史》提及较多的如《解放日报》38次（6952字）、《人民日报》38次（4540字）、《新华日报》21次（1891字）、《红色中华》11次（798字）、《晋绥日报》6次（798字）、《红星报》3次（660字），《向导》5次（258字）。《传播史》只有对《新青年》的介绍。各样本重点描述的中央报刊频次情况如下表：（三）入史的它类报刊的比重相差悬殊一部完整的报刊史一般会涉及和描述各个时代的各种代表性报刊，但各报刊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比重各个有别。尤其在早期的报刊史书写中为了突出党报的主体性地位，往往会对入史的左翼进步类报刊、国民党报刊、中间报刊甚至一些外报作出立场鲜明、占比悬殊的描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新世纪初的报刊史强调对共产党报刊的入史书写，对其它匹配入史的报刊尤其是国民党报刊则一直予以淡化，而且其比重在后来的报刊史中也几乎变化不大；对中间派，尤其是带有左翼进步性质的报刊则给予了相当的入史比重和阐释空间；外报以及资产阶级报刊的描述较少。新世纪后的报刊史中因匹配入史而被描述的外报和资产阶级报刊开始得到重视并占有相当地位，进步类左翼类报刊逐步淡出。总体上，三代代表性的报刊史书写中这种匹配入史的他类报刊与入史的共产党报刊的所占比重相差悬殊。以国民党报刊的比重及其《中央日报》《政治周报》与《生活周刊》对比为例。各报刊史中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中央日报》还不如《政治周报》（国民党中宣部主办）、《生活》周刊所占的比重大。因为国共合作时期《政治周报》曾由毛泽东主编，《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是爱国进步人士，所以各报刊史予以重点突出，这种情况直到《社会史》才有所调整。《讲义》国民党报刊的频次、篇幅不及共产党的七分之一，数量不及后者的 四分之一。其中《中央日报》提及10次（1040字），而《政治周报》16次（2330字），《生活》周刊26次（3050字）；《事业史》中国民党报刊的频次、篇幅几近共产党的十分之一，种类只近四分之一。其中《中央日报》5次（518字）、《政治周报》11次（1379字）、《生活》周刊12次（1274字）；《史稿》国民党刊物种类不及共产党报刊的三分之一，频次不及四分之一，篇幅不及八分之一，其中《中央日报》8次（380字）、《政治周报》4次（1000字），《生活》周刊30次（2000字）；《新闻史》中国民党报刊种类只有共产党报刊一半，频次为三分之一，篇幅约五分之一，其中《中央日报》 55次（1965字）、《政治周报》4次（220字），《生活》周刊23次（638字），这里《中央日报》已开始受到重视，频次篇幅远远超过了后者。《社会史》中《中央日报》30次（2862字）、《政治周报》7次（722字），《生活周刊》13次（934字）。与之前的报刊史相比，这里《中央日报》的频次及描述篇幅得到了加强，《政治周报》《生活》周刊被弱化。《传播史》的弱化倾向更为显著，只提及《生活》周刊3次（240字）。再以进步报刊及毛泽东曾经主编过的、只出版发行4期与临时增刊1期的《湘江评论》为例。具体数据对比如表6、表7所示：通过上述数据可以发现，进步报刊的入史篇幅在《讲义》与《事业史》两书中总体保持稳定，但到《史稿》时期字数篇幅明显减少，到《新闻史》《社会史》则降到最低，《传播史》稍高。总体发展趋势上，进步报刊在报刊史书写中所占的比重与分量逐步减少，这一趋势也可从《湘江评论》得到具体印证，它在最初的《讲义》《事业史》《史稿》中介绍详细，占有一定的分量，但在《社会史》《传播史》中则被弱化，只是简要提及而已。这种变化不排除是书写者根据历史实际综合衡量的结果。可见新世纪前的报刊史在重点突出共产党报刊的同时，也都很重视进步报刊的匹配性入史，但新世纪后的报刊史中它们的比重明显减少。五共产党报刊入史的演进动因苏联的书写样板、报刊史的编写宗旨、时代思潮的兴替、书写者的知识结构与个性风格等，是影响共产党报刊入史演进历程的关键因素。（一）苏联报刊史提供了共产党报刊入史的书写样板建国初我们模仿苏联的学科建制。一方面，聘请苏联新闻学专家开授苏共报刊史论课程。另一方面，我们模仿苏联报刊史建构自己的课程计划。还有，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报刊史书写，突出共产党报刊。苏联的报刊史书写以共产党报刊为主导，注重其斗争历史经验的研究。如《苏共报刊史概要》曾强调：“在研究俄国工人报刊时，必须将布尔什维克报刊史与阶级斗争史、革命运动史紧密地联系起来。报刊在革命运动中执行着社会的重要职能……。”（斯洛保加纽克，1956：19）据笔者统计，该书收录128种报刊，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无产阶级刊物107种（占全书报刊种数的83.6%），提及873次（96.6%），共75324字（占全书报刊介绍总字数的96.5%），而资产阶级类刊物仅18种(占比14.1%)，提及28次（3.1%），共2595字（3.3%）。影响较大的译著《新闻学研究提纲》（扎斯拉夫斯基主编，解放社出版，1949年）同样如此。它的第二编将“布尔什维克报刊历史”作为叙述重点（全书共四编，89页，其中第二编长达37页）。据笔者统计，全书收录218种报刊，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无产阶级刊物95种（43.6%），提及200次（58.0%），共4190字（52.8%）；资产阶级类刊物39种（17.9%），提及34次（10.0%），共810字（10.2%）。无产阶级报刊是全书的书写重点，其分量相当于资产阶级报刊的5倍。（二）报刊史的编撰定位主导着共产党报刊入史的选择述史定位、时序结构及入史标准等属于报刊史书写的基本原则。从学科建制来看,报刊史在1950年代就成为新闻系的基础课程之一,最初的报刊史书写多定位于教材。一般来说，“教材”不宜过多地呈现撰写者个人的偏好，内容多侧重知识系统性，“专著”往往是研究者的独特心得，内容多侧重“学术创见”。上述《讲义》《事业史》《新闻史》为教材，《史稿》为个人专著，《社会史》《传播史》尽管也是教材，但它们多是书写者个人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与教学的成果的积累，采用全新的社会学视角，因而更多地带有“专著”的性质。它们展示的是一种独特的阐释策略和话语体系，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叙史取向。《讲义》《事业史》定位于人大新闻系、复旦新闻系的教材，作为1970年代的教科书，它们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编写的成果。这种报刊史当时特别承担有意识形态指导者的责任，因而需要通过“集体讨论”确立书写规范与制约，并隐匿书写主体的意志与爱好。书中多以“我们”出现，研究中的“我”被弱化，“我们”被强化。这种“我们”与新闻工作者所形成的关系不是平等而是教化的关系。报刊史编撰者所充当的角色是当时报刊事业的诠释者与宣传者。因而这种报刊史往往有着教材型的体例建构、集体撰史的形式，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即政治化思维、革命化价值标准的理论传统）。它呈现的是报刊史的一种“党报化”的入史取向。自然它特别注重共产党的报刊史料工作，以图通过庞杂的史料辑录展现出丰富、复杂、多样的党报原貌。（三）时代思潮影响着共产党报刊入史比重的调整在任何时代都有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和相应的主导性报刊史学观念。1949年前的中国报刊史书写大都是民间的、自发的、多属于个体性质的自由的书写行为，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中国报刊史书写从此纳入体制内运作。当时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知识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普及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背景下胡乔木及其领导下的中宣部强化了对《大纲》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指导，提出报刊史应该“阐释党和其他进步报刊的历史”（丁淦林，2007）。《讲义》《事业史》以共产党报刊为入史和书写的主体，强调其在政治活动中的宣传教化功能，就是遵循体制意志指引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历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报刊史书写中的共产党报刊入史也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此时的报刊史书写也开始树立起批判意识，书写者开始以史家的胆识和眼光尝试突破束缚和规范。《史稿》中，民营报刊的在入史频次、描述篇幅上首次超越了共产党报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推动了中国从过去的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转型，并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新闻大学》杂志编辑部组织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体例、视野和方法”的笔谈。吴文虎、李彬、黄旦、方汉奇、吴廷俊等开展了关于新闻史研究创新的讨论。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过去的新闻史书写需要体例、思路、视野的创新。正是有着这样的学术背景与思潮，《社会史》与《传播史》“独辟蹊径”，以社会学的视角，打破了过去的“共产党报刊入史”的常规与模式。从6个样本的报刊总数、总频次、描述总字数看，只有《社会史》和《传播史》这两个样本的整体数据变化最大，其他四个样本基本保持均衡。这说明新世纪的《传播史》和《社会史》的突破比较明显，在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社会大潮之下，它们将书写主体转移到了商品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外报与商报的描述上。这样原来被“党报化”的报刊史又重新回归了“专业史”。（四）报刊史的书写视角制约着入史的共产党报刊种类新世纪前的报刊史似乎有着政治史的痕迹，它们一般系集体协作，多为革命史视角。对于共产党报刊入史，一般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中国革命的经典论述作为依据，按照政治标准，对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进行入史甄选，然后按照政治事件的时间顺序罗列和展示“入史”的各种党报，展示时在整体上似乎表现为多强调入史共产党报刊种类的系统与完整，因此介绍与描述的频次也比较细密。其中《讲义》中入史频次为1次的党报有141种，《事业史》的有113种，《史稿》的有157种，而《社会史》的只有7种。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比较系统，视野开阔，他们撰写的报刊史开始有意规避过去共产党报刊“入史”的“窠臼”乃至“误区”，书写时选择了新颖、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入史”追求的是删繁就简。基于这种学术视角，《社会史》中建国前的报刊入史为129种，几乎只有《史稿》的1/5，《传播史》的1/3。而入史的共产党报刊只有20种，《史稿》的1/20。陈昌凤解释《传播史》的报刊入史理念，“这些在前辈的宏著、专论中已有记述，这里无意一一复述……力求删繁就简，‘蹊径’通幽。对于那些过去因为主流政治的原因强化了的内容，如一些创办时间很短、从专业角度尚无法总结出其特色和规律的报刊，就一带而过。”由此，《传播史》的入史报刊大部分不是党报，而是民营报刊，种类上占比高达48.1%。此外占比较多的是在华外报（23.0%）、资产阶级报刊（16.5%）。该书最后甚至专门设置了一章“商业报刊及其资本主义企业化运营”，该章篇幅长达47页，占全书篇幅的20.1%。这种报刊入史方式完全是对过去七八十年代报刊史书写的一种纠偏。六余论选择何种报刊入史，很大意义上决定了该种报刊历史传承的可能性。因为报刊史书写中能够入史的报刊往往是某一时代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报刊史中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支撑起报刊史框架的有时代意义和影响的重要样本。反过来，报刊史又能对入史的重要报刊及其构建的报刊体系进行展示和阐释，并通过纳入高校规定性的教材编制与体制，从而确立了这类报刊的历史地位，促进其历史传承。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发现，建国70年报刊史书写中共产党报刊的入史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建构与调整的过程。《大纲》影响深远，确立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报刊史书写中共产党报刊的主体性地位，由此构建了“党报史”典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新世纪初的报刊史书写构建了“共产党报刊”与“民营报刊”两个主体，过去的“党报史”传统逐步被突破。新世纪后由于书写视角的创新，报刊史已走出“党报史”的“窠臼”。世易时移，新时代的报刊史书写如何面对和处理“党报史”这一历史性的学术遗产问题，如何重新观照共产党报刊的入史问题，既不回归过去“党报史”的老路，又能适当兼顾共产党报刊的历史传承，本文仅仅是抛砖引玉，希冀能在继承标志性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给未来的报刊史书写提供一点思考与启示。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9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期执编/阿宋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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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中华文明一道在艰难中成长，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11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上海师范大学，共同庆祝《世界历史评论》新刊正式出刊，并在201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回顾新中国世界史七十年的来时路，展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明天。活动海报打开了解世界的一扇窗《世界历史评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创办于2014年，至2018年，共出版十期。自2019年开始，刊物正式升级为学术季刊。借助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中心的世界史学科学术资源，《世界历史评论》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几十年发展的一项成果之一，是2011年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后，第二份以“世界历史”命名的刊物。它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几十年发展的成果之一，自创办起就以为中国世界史学界提供表达与交流的平台为目标，希望能够在史学前沿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出版上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循环，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陈恒《世界历史评论》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表示，《世界历史评论》作为世界史学科的交流平台，首先要强调内容的学术性，不仅做原始文献的梳理，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的产生，这是杂志的基本出发点。其次特别提倡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不仅要跟上潮流，更加重要的是要创造自己的观点、研究方法。另外，中国史的研究底盘有多大、有多高就决定着世界史的水平和高度，中国史和世界史是一家人，是相互依存的。陈恒还提到，《世界历史评论》不仅仅是一份杂志，未来还将打造立体的学术平台，其中包括兆武历史思想讲坛、愚庵比较史学讲坛，以及光启国际论坛。前两者主要是从学术层面、学理层面入手，并且已经开始运作了。光启国际论坛要作为跨界论坛，不仅仅是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也是和政府以及其他的业界交流的平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在致辞中表示，《世界历史评论》的孵化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上海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会客厅，各路贤达在此汇聚、全球资源在此涌动、中外文明在此交相辉映，而传统与现代文明也在此兼收并蓄。上海要真正做到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城市、一流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同时也能够成为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的重要策源地，历史的研究、普及、推广和深化是这座城市温度、深度、高度应有之意。阚宁辉处理好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新中国世界史的七十年。中国的世界史一路成长，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于沛提出三点想法。一是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如何进一步地整合、联系与协调发展，而不是割裂和分割；二是如何把历史建设与未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回溯历史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三是对于《世界历史评论》中“评论”两个字的思考。“有一个对历史很精辟的定义，说历史是一门关于评价的科学，历史的延续不是世界的延续，不是时间的延续，是思想的延续，而思想的延续不能没有评价。”于沛说，《世界历史评论》中的“评论”可以有很丰富的内容，可以做多种解读，“其中一种解释是历史学要有价值评价，而《世界历史评论》这个杂志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它的独到作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提出，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是要继续考虑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作为独立的学者，要在这里面做选择和平衡，这是很重要的。世界史能不能真正地繁荣起来，一方面当然要有计划，但是在这样的计划是不是能够真正地发挥思想市场的作用，这还是需要考虑的。”对于于沛提及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刘北成也认为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也是很多年来困扰学者的问题。“我们做研究要以问题为取向，解决问题可能是要跨学科、打破学科界限的，所以要树立好这样的关系，以问题来决定我们对学科的考虑。”“第三，我们现在特别讲要建立中国话语。我们知道英文里 ‘话语’是discourse，但是我们在中国搞世界史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discourse？还是要用Chinese language中国话来发展、扩大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就目前而言，我更倾向于先努力地发展中国话的世界史研究，而不是中国话语。我们不能是无根之木或者无源之水，所以我觉得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