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方向

在向学术化方向持续推进过程中，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置于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予以解读的声音不断高涨，这既反映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严肃认真的求知态度，也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趋势应该肯定。将研究建基于社会和民众生活之上和整个历史研究一样，革命史研究近年的明显变化是许多研究者转向基层寻找问题，由单纯的文本解读和事件追索转向对社会肌理的解剖。早在上世纪80年代，魏宏运就倡导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1991年，张静如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这一倡议得到热烈响应，相关呼应文章不断出现。之所以如此，应该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社会史研究热潮有关系，社会史的热潮可以说覆盖了史学的各个领域，形成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重大方法论突破，张静如的呼吁和这一史学思潮汇合，促成了革命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趋向。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即便是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如果不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也不可能得到合乎实际的认识。革命史研究最应当引起重视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研究放置于社会的变迁中，在不放弃革命史宏大叙事的前提下，将研究建基于社会和民众生活之上，这一研究趋向有利于深化研究基础，拓展研究视野。对政治力量和政治革命予以技术化理解和剖析，打开了历史认知的一扇大门。技术化的理解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研究客体，进而深切感知政治力量的弹性和多面性。一般而言，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没有政治技术，必然具有政治力量共通的一些特质。从政治技术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之前单纯从政策路线角度观察无法发现的许多历史面相，有助于推进历史认知的深化。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深入推进，与这样的观察角度的引入密不可分。将国共两党政治力量，放在一个平面下观察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另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会通国共两党两支对立方的政治力量，将其放在一个平面下观察两支力量的博弈，而不是以往革命史研究或民国史研究通常呈现的单方面视角。这一点，研究者早有注意。何友良曾撰文强调：治苏区史者，应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结合，建立互为照应、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系统研究。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领域的特殊性，革命史研究不太注意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沟通，对历史进程中其他力量的关照和研究不足，常常成为自身力量的循环论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难以回应其他学科的质疑。注意对对手方的研究，可以避免自说自话，有助于全面观察互动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这一趋向同样是整个史学潮流发展的一环。上世纪末以来，历史研究者乐于发现不同研究对象的共通之处，尤其从曾经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看到其中的同，让人顿有耳目一新之感。不过，任何的新，当其被过度使用和解释时，又不免于走到另一个极端的风险。和文学作品一样，当研究者满足于发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共性时，却忽视了历史中的“这一个”才更加值得关注，否则文学中的千人一面又会在历史研究中上演。如果说文学的千人一面是因于作者想象力的贫乏，历史研究的千人一面就更加让人无法接受，因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历史中的人和事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相对而言，在国共两党中，国民党史的研究者把国民党写得缺乏特点还容易理解，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特质确实不够鲜明，即便这样，也必须看到，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理路、原则、目标、特性、法源，是其他政党无法替代的。研究国民党，还是应该回到国民党本身，要对国民党的内在脉络有了解，才能把国民党研究清楚。至于中国共产党，大概很少有哪种政治力量会具有如此鲜明的特性，会是如此有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这一个，把共产党混同于其他政治力量，不去深挖这个党的本身逻辑，这样的研究最多只是触及研究对象的皮毛。寻找并揭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这一个”年轻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研究者常常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常人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这样的看法有其充足的道理。看到这一点，相对于传统革命史研究的确也是进步，可以让革命史研究更加落到实处。但只是看到这一点，对准确认知中国共产党革命却未必有实质的推进，因为这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的常识而已。历史研究者的使命恰恰在于，在常识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向前推进，如何在看到中国共产党革命也具有常态化特征同时，发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独特之处，寻找并揭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这一个”，这是研究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任何完整展示一个政治力量各种特质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强调发现革命的“这一个”，绝不意味着否定多面相展现的努力，只是说，研究的取径需要存着更高远的目标，需要关注影响着时代的重大问题。比如说，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我们都能发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强大，其执行力、贯彻力、控制力常常让人叹为观止，各种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书写对这一点也多会涉及，但这一点如何做到，具体的、细微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许多的解释只是大而化之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宣传力，中国共产党干部有理想、有信仰，所以他们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应该的问题起码还有：中国共产党这种强大的组织力、宣传力从何而来？和历史、现实及其周围的世界是怎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理想、信仰如何建立，力量如何发挥？这些似乎不言而喻，但仔细想，本身何尝不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吗？（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阅读延伸张静如与“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上世纪80年代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观点，他指出“怎样为基础？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为了做好这件事，张静如教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以社会史为基础，不是说党史中的一切问题，都从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分析。以社会史为基础，也不是说对每个大的问题的分析，都要无遗漏地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而是应该根据某个问题和哪些领域关系密切，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以社会史为基础，还可以体现大的变革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从而说明这种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以社会史为基础，是为了深化党史研究，而不是叙述社会史本身，目的一定要明确。以社会史为基础，自然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以社会史为基础，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些论述，对于中共历史学界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左明仁）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黄道炫编辑 袁昕流程编辑 刘伟利

大家好，我是石林芳，现在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考古学研究的方向。考古学研究的方向和最终目标，在于用古代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实物，阐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因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非常重视自己历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尤其应当重视自己历史的研究。毛泽东曾经对不重视自己历史研究的人做过严肃的批评，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起，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的。”毛泽东的批评，对于不重视自己历史研究的人，应该有所醒悟。研究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的最一般、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惟一正确和惟一科学的解答，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正确说明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及其任何个别方面的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社会发展，解释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完整的、严密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研究一切社会现象、研究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全部历史的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可作为一切社会知识部门的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据；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的变更”。所以，只有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历史的发展规律。考古学作为与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的学科，毫无疑问，必须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不如此，就不可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局部，不看整体，只看个别事物，不看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就会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需要，则又要看学科本身的功用。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所以得到发展，就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特殊的功用。考古学的功用，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补史。人类社会历史，源远流长，漫长的历史，在今天来说，有的是茫然无知，有的则知之不详。史书上所记载的历史，有的也存在着空白和缺环，对于历史的空白和缺环，单靠文献资料来研究是困难的，而且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例如，我国夏王朝以前的历史，史学家们称之为传说时代，这一传说时代的历史，就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空白和缺环，史书所记载的这一时期的历史，都是一些传说，而且很简单，甚至还有后代人的臆书，因此这个时期的历史靠文献资料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只有靠考古学的研究来补充。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于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从北京人、蓝田人、元谋人的发现，已把我国人类社会的历史推进到170万年前。从人类的童年起，到四五千年的文明时代这一漫长的史前史，在考古学上，已基本上搞清了它的发展线索和发展状况。今天，我国史前时期的历史，大致已知其梗概，已经不是过去史学家们所说的传说时代那样迷茫了!因此，在补充和谱写我国的史前史来说，考古学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二是证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并由当代和后代人编写而流传于后世。由于各种原因和当时的客观条件有限，有些史实往往记述不清，或不详，由此而引起后人的迷惑和误解。甚至有的还被歪曲，造成混乱。考古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澄清是非，证实史实的作用。例如，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过去由于我国考古学研究比较薄弱，因此被外国学者所歪曲，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现在已经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决不是外来的，而是我们远古祖先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而且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中华民族的祖先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还记得当年大火的甄嬛传吗？不少同学看完之后都表示真是太太太想学历史了！别急！在这之前，不如先来全面了解一下历史学这个专业！再做决定吧！历史学专业是什么？主要是学习中国的历史知识，了解中国的发展进程，掌握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术史和最新动态。注意，在阅读历史刊物的时候并不是纯白话文，还有大量的文言文的文章需要阅读，所以也要掌握一定量的文言知识。学习历史，具有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帮助我们重蹈覆辙，能够为人类的现实和未来的利益更好地服务！历史学专业大学排名1、历史学专业大学排名（科教评价网）2020-2021年中国大学分专业竞争力排行榜的前20强（3星以内）名单。2020-2021年历史学专业排名2、历史学专业大学排名（校友会版）校友会2019中国历史学类一流专业排名（5★以上）各高校历史学专业录取分数线一段：二段：历史学专业报考指南一、适合报考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不要仅仅因为喜欢就选择一门专业。你可以因为喜欢看历史书，但不应该只因为喜欢而选择历史专业。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大，更别说历史这一冷门专业了。所以在选择这门专业之前请好好考虑以下两点之一：1、有条件研究历史这里指的“有条件”是以有天赋的意思，因为历史的专业研究是枯燥寂寞的，甚至有时候因为要反复查阅取证而感到痛苦。且像历史这样传统的专业，有突破性成就并不容易。如果你觉得自己预判不了，那么可以询问自己的老师或者父母的意见。2、提升我自思维俗话说的好”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学有利于提升自己的思维，借用历史的经验，成就自身的高度。二、主干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考古学通论、中外关系史、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古代汉语、中外历史文化原典导读、中国断代史、专题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等。主干学科：中国史、世界史。核心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概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外国历史要籍介绍及 选读、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等。三、就业方向：历史学专业属于历史学类，因为整个历史学类都是比较冷门的专业，虽说相较于它的同门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文物与博物馆学等专业来说，其就业方向相对要广一些。但是历史学专业就业方向也较窄。就业方向有：历史教师、新闻出版部门、文博档案、文化传播、文化服务、文秘、科研单位、党政机关、文化型企业等行业。接下来对部分行业进行简单介绍：党政机关：仅限历史学专业的岗位很少，可选三不限岗位但竞争较大。要求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在校期间最好可以积极入党。历史教师：历史教师相较于语文数学等主科教师来说需求少。博物馆：对身高有硬性要求，女身高1.65米以上，男身高1.75米以上。科研单位：需要研究生以上的学历。要求有刻苦专研的精神以及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新闻出版部门：要求具有创新精神、扎实的文字功底。四、历史学专业考研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五、选考科目要求看完历史学专业的详细解读之后，小伙伴们意下如何呢？是更坚定了报考历史的决心还是挥一挥衣袖呢？

历史专业相比很多其他的专业，一直都比较冷门，不少人都觉得历史专业将来毕业之前对口的岗位比较少，也没有太大的发展。那么历史专业就业真的很难吗？循墨学习网小编今天来给大家讲讲历史专业的就业方向。历史专业都学些什么历史专业主要学习的都是和历史相关的知识，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包含的学科主要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一级学科，以及博物馆学、民族学、文物学等二级学科。要求该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并掌握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历程，以及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在学习过程中接受史学理论、史料学、历史地理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外国语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历史专业的就业方向1.做历史教师，主要是指中小学的历史老师。有意向做历史老师的可以报考一些师范类的历史专业，如果是非师范类的历史专业毕业，可以先考取教师资格证，之后再从事相关教育工作。教师的岗位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福利和假期也比较好，尤其适合女生。2.选择考研考博，历史专业毕业后，选择考研考博，去继续深造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在获取了更高的学位之后，就业时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而且，和其他专业相比，历史专业的考研会更加容易一些。3.进入文化类单位，比如说考古，博物馆等等，都是和历史紧密相关的单位。国家文物，考古研究，博物馆工作，对于历史专业的毕业生都很友好，因为专业比较对口，所以这些单位也很欢迎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加入。而且，现在国家对于文化和历史方面也很重视，需要很多高素质高学历的历史人才。不过，如果想做考古工作的话，也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啊。4.考取公务员，历史专业属于文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需要优秀的文科生。一般考上公务员，或者进入事业单位后，历史专业毕业的，多数会进入党史研究室，政策研究室或者是从事秘书工作，前景还是不错的。5.编辑工作，如果是历史专业毕业，同时，还有一些良好的英文功底，也可以从呈期刊的编辑，可以主做历史方向，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岗位。当然了，除了要求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英语功底之外，文笔也要好。历史专业优秀院校有哪些目前来说，国内历史专业比较优秀的院校还是有不少的，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以下几所：1.中国史比较突出的院校主要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2.世界史比较好的院校包括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以及首都师范大学。3.考古学比较好的院校主要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通过以上的讲解，相信大家对于历史类专业有了更多了解，历史类专业的就业方向虽然比起其他有些专业要窄一些，但是如果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历史学得比较好想要报考历史类专业的话，可以参考列举出的就业方向来决定是否报考。本文来自xunmo.100xuexi.com转载请注明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年，学习阐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允称热点，历史虚无主义基本得到遏制，倡导社会形态研究、自觉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成果引人注目，考古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进一步强化，文明和国家起源、政治制度史、古代国家治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史料库建设、全球史研究等构成重点。详细内容，容当另行专题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___________先秦史。我国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奠基于先秦时期。2020年，史学界深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历史发展道路、国家产生方式、文明特质等问题的认识。（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新伟提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刘庆柱认为，“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陈胜前指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孙波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李禹阶提出，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由于过度依赖神权、“极端民主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五帝”传说真实吗？沈长云提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和影响怎样？韩建业提出，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袁靖等人发现，良渚文化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戴向明提出，从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此后，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色彩。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关于它的内涵，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以上讨论，为认识传世文献所载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石峁遗址以其宏大规模和独特面貌，引起学界强烈关注。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2020年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 “石峁族属”可能与帝舜有关，陈民镇认为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孙周勇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是一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二）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以清华简为依据重新认识西周，成为一个亮点。比如关于《摄命》篇中周王的身份，即有穆王和孝王两种意见。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出版，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金文材料对于西周史研究同样居功至伟。晁福林提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后是否完全衰落？罗新慧提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根据山西翼城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关于周代对东土的经营，陈絜从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关于分封制度以及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徐少华提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徐良高提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三）以基本概念反思为核心的理论探讨得到关注。围绕苏秉琦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讨论颇为热烈。李新伟提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大一统”式认知“怪圈”与史实不符；苏秉琦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需要细化和补充。易建平提出，苏秉琦对于“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应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相对于国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陈星灿、陈淳等人认为，过去100年特别是7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应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___________中古史。秦汉至隋唐（前221—907）历时1100余年，统一时间长达770多年。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封建时代的朝廷、郡县、土地、税赋、科举、监察、军事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华文明由礼乐文明转向礼法文明。（一）制度史与国家治理研究取得新成果。中古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静态制度史的模式，对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孙正军、杜文玉等人深入探讨战国至隋唐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或从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制度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制度的重心、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总结秦汉经济制度运用于统一国家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或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汉武帝所欲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或通过对唐五代十国宋的职官选拔任用、考课监察、审计勾检诸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发掘出主要制度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得失。严耀中、朱旭亮、李军等人关于孝文帝太和年间改革、唐太宗贞观年间“封禅”的研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二）运用新材料拓展新维度。近年来，中古时期考古遗存发掘、简牍、碑刻、墓志等整理和释读成果不断被刊布，拓展了考察的维度。沈刚利用东汉碑刻，提出东汉家族祖先书写，远祖书写为虚，近祖书写未必真，服属内祖先据实书写，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荣新江考察了北朝至唐入华胡人采用土葬和使用墓志的方式，提出胡人采用中国传统方式书写墓志，大体上最初是由汉人代为书写，之后有些胡人首领墓志采用胡汉双语书写。杨振红提出，“从人”多属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但也有无爵的士伍、庶人。此项研究为研究秦汉皇朝更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实例。（三）社会性质研究愈加细化。李治安提出，近年来“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黎虎从权力与人口的掌控剖析入手，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徐义华则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薛海波提出，军镇体制僵化及镇将的贪腐引发六镇暴动，成为北魏走向分裂的转折；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发扬孝文帝改革精神，开创了府兵制等关键性制度，孕育了关陇集团，推进了中古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四）新路径探索取得一定成绩。魏斌、孙正军、仇鹿鸣、永田拓治、胡鸿、吴承翰等人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题展开讨论，以开示新问题、新领域。侯旭东提出，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孙英刚考察佛教传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对当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国刚总结唐宋编纂重要史著的宗旨和特点，阐发了经世史学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陈怀宇提出，中国的中古社会具有多语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五）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新拓展。中古时期，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得到拓展。尚永琪提出，西汉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陈烨轩、胡晓丹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为题，分别从墓志、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吐鲁番文书古波斯语写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_______________宋元明清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宋元明清各朝均有研究进展，成果丰硕。（一）制度史研究颇受重视。曹家齐从南宋尚书省“批状”的行用入手，讨论了“三省”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揭示出南宋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合一”的实质。苗润博则指出《辽史·营卫志·行营》是二手拼凑材料，不能反映有辽一代捺钵制度之实态。李小波考察明朝末年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提出制度因素是科道官坐大并干扰正常行政运行的重要原因。刘凤云提出，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但无法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多位学者通过考察制度的变化，探讨其背后政治的变化。韩冠群考察了军政文书通进运行，提出南宋孝宗统治的前20年是君主独断，而后期的7年，中枢政治又回归君臣共治的格局。李治安探讨了元到明的临民理政制度，认为元代以兼容并蓄为特色，明代“配户当差”，不分南北，划一推行，提出主干划一与兼容多样相结合是临民理政的理想模式。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监察御史参与政争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二）国家治理研究稳步推进。基层和边疆治理的理念、模式得到普遍关注。边疆治理的宏观思考得到重视。李大龙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贾益提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王晓鹏提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下体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多篇论文关注府州县等官员的施政和治理情况，试图从职能层面更好地解释传统基层治理的模式。龚延明、柏桦或者讨论宋代文官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的职能变化，或者讨论明清地方官员的施政重点，认为官僚政治会导致忽略社会治理的根本。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本质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三）货币史和财政史成为热点。对于明清以来中国货币的认识不断加深，白银如何演化和发挥作用受到关注。在题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白银演化”的笔谈中，万明、陈锋、彭凯翔、燕红忠、岸本美绪、黑田明伸、邱永志、张国坤等对明代至近代的白银使用情况、货币制度变化等进行了讨论。王文成提出，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董圣兰、范金民则从明清民间货物交易中“渐以洋钱定价”入手，研究明代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认为其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影响。（四）疾病史和医疗史研究热度不减。霍斌考察了古代饮食与疾病的产生，认为滥食野生动物背后是巫术思维。林海梅、闵祥鹏认为，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作用。韩毅通过对宋代瘟疫防治特点的研究，提出宋代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刘桂海从吏员顶充、职能践行等方面呈现出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况及地方医疗的复杂性。余新忠认为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没有形成系统性认识。（五）江南研究产生新动向。唐宋至明清，江南处于重要位置，故关于江南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一组关于“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专题研究，汇集了钱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潘伟峰、王卫平通过考察宜兴徐氏义庄，提出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陈宝良以绍兴为中心，提出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熊月之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化中心由苏州在近代之后移到上海的过程和原因。陈平、冯贤亮、夏明方、邹振环等则反思和探讨了江南研究，或认为江南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或认为应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或提出明清江南史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中国近代史、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史、制度史、经济史等成果显著。抗日战争资料整理、专著出版引人瞩目。新中国史研究新人辈出，选题多样，论述细腻，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愈加清晰。当代社会史、经济史、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助推“三大体系”建设。通过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理论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强化。有刊物专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议题组织了笔谈。宋月红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适当。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是原创性理论。薛玉琴、刘正伟提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话语转型具有历史关联。李育民提出，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首要之务是揭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聚焦国家治理。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之变动。康文林考察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李光伟、章成分别从西南、西北边疆赋税征缴、将军与巡抚对新疆事权的争夺等方面，考察了国家对边疆财政、事权等治理模式的探索。李玉提出，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提出，太平天国的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许存健分析了不同阶段朝廷政策的制定以及不同省份督抚的因应，进一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中央指令的态度。抗战史、中共党史、经济史备受关注。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邹铖提出，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中共的共识。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虽没有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理的话语权，但仍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高士华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臧运祜提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加细致。金冲及考证后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作了辨识。李玓提出，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经济史研究新意迭出，尤其是货币金融史、财政史研究受到关注。周建波、曾江认为，清末民初银行与票号展开竞争，最终完全替代票号，这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仲伟民、邱永志提出，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16世纪中下叶以降，中国是“主导权下移”；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19世纪下半叶，中国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则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韩祥提出，甲午战争后，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小额硬通货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史料建设卓有成效。在抗战研究领域，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20个专题，20卷。《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则有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发布。《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引人瞩目。“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了100种报纸，其中包括红色报纸30余种。《清实录》和《清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正式向社会开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搜集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2000多种刊物，1000多份报纸。海外史料搜集力度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加速发展。2020年，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等，特别引人瞩目。总结前人成果。晏绍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世界史研究的状况，认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不能缺少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方法。何平提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家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世界史基本体系。2016年后，世界史研究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构筑世界史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体系的理性自觉愈加提升。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为“整体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发生了重要改变。邓京力提出，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变化，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有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不同面向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代。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杨华、陈祖根提出，国内全球史研究实践论著数量不多，质量有待提高。张旭鹏提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刘文明提出，在跨文化互动中，当西方运用“他者叙事”时，应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徐善伟提出，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存有缺陷，突出问题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孙琇提出，跨国史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因而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的分析单位。跨学科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追求所谓“科学化”。王立新对此进行了剖析，提出相关研究的局限在于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忽视了人文性。刘德斌提出，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可以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李剑鸣提出，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但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大力开拓新领域。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推动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受到史家重视。80年代，情感史异军突起。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成为观察和探究对象，其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史学分支无法比拟的。陆启宏提出，情感史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海洋史、概念史及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史研究方面，均成果显著。不过，关注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执笔：史学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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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课题组成员。百年前梁启超曾慨叹:“在今日百学待治之世界，而读此浩瀚古籍，是否为青年男女日力之所许，姑且勿论。尤当问费此莫大之日力，其所得者究能几?”今日研究者所面临的中国近现代史料，数量上远甚于梁启超时代。研究者不仅要面对以有限之精力处理无垠之史料的挑战，同时需克服史料获取的时间成本、人为限制等方面的困难。为了解决研究者史料获取的问题，推动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数据库项目，例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项目、上海图书馆的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项目等，在资料上传、内容呈现等方面均有不错的成绩。近年来，“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的出现，更是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之缘起与发展现状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抵御外侮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壮丽史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牺牲巨大、居功至伟，却默默无闻、不见经传，是西方人眼中“被遗忘的盟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薄弱有关。资料是制约中国抗战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抗战时期的图书、期刊、报纸、档案等文献材料星散于世界各地，保存与整理状况也十分堪忧。意愿、能力、技术、资金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使中国抗战史学界的数据库建设落后于时代潮流。建立一个收集、整理、传播抗日战争历史文献的数据平台，意义重大且迫在眉睫。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发表讲话，其中特别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讲话精神，2016年6月，国家社科规划办专门设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批准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牵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以下简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创新了中共抗战史料征集的路径与方法。平台依托近代史所图书馆、档案馆丰富的馆藏资源，通过加强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国内各科研院所、图书收藏机构的资料交换，整合全国的数字史料资源，避免数据库重复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态建设。平台还通过民间众筹的方式，扩大史料的来源。胡适曾说“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此说未必完全准确，但也有一定道理，至少私人手中的历史材料特别是当中反映的历史叙述，能在一定程度上补正官方档案史料中看不到的历史面相。平台以特色专题库的方式呈现民间私人收藏的史料，目前已上线六个特色专题库，分别是“崔永元私人珍藏日文资料专题库”“吴川抗战史料专辑”“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江定仙抗战音乐专题库”“陈田鹤抗战音乐专题库”。不仅如此，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还致力于海外所藏中共抗战史料的征集，依托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资源，成立了“海外珍稀文献征集委员会”，广泛邀请民国政要的后人和欧美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担任征集委员，协助征集散落海外的珍贵近代文献与档案。美国胡佛研究所收藏有大量反映20世纪中国、苏联与东欧各国的革命文献。美国著名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教授曾于1948年任职于胡佛研究所，在上海购买了一批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获取的各类中共文献，其中包括延安时期的出版物、内部印刷品、中共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土改的各类调查报告。平台通过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完成了对这批文献的数字化扫描制作，待完成著录信息后，将陆续对海内外学界开放。截至2020年9月1日，平台已上线报纸1046种、期刊2343种、图书71071册。此外，平台还拥有档案、图片、音频、视频等类型资料，文献总量已突破2700万页。平台秉持公益、开放的学术理念，学者和大众均可到网站(www.modernhistory.org.cn)免费阅览，注册后还可免费下载。平台的目标是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将文献资源总量提升至3500万页。二、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有关中共抗战之史料概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了集中展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献，在首页特设有“红色文献”专题版块，包含数量庞大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政权、群众组织出版发行的红色文献。“红色文献”不是一个独立版块，而是在一个主题下汇聚不同种类文献的综合模块，是平台向“研究型”数据库探索的尝试。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和使用这些文献，本文根据平台对史料的主要分类即图书、报纸、期刊、特色专题库、档案等，择要介绍与中共抗战史研究相关的不同类型文献。(一)图书平台上传的抗战时期红色图书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抗战大后方及敌后各根据地刊印的图书，此部分图书约有1000余册，真实反映了共产党在各个区域领导民众奋勇抗战的历史场景，史料价值重大，比如1937年出版的毛泽东等《抗日救国指南》(抗日战术研究社)、艾思奇《民族解放与哲学》(大众文化社)，1938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会《论抗日游击战争》(解放社)、江镜泉《列宁与哲学》(延安大同出版社)、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解放社)、凯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大众出版社)、金则人等《列宁》(光明书局)、乔木等《转变中的世界》(迈步出版社)、方乃宜《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王明《救中国人民的关键》(延安解放社)、季米特洛夫《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当前问题》(中国出版社)、毛泽东等《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上海生活出版社)、雅洛曼绥夫《列宁主义初步》(解放社)、《民族革命与农民运动》(民族革命社)、伏洛希诺夫《斯大林与红军》(解放社)、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解放社)、李富春等《抗战与军队政治工作》(生活书店)、沙千里《抗战与民众运动》(生活书店)、彭雪枫《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扬子江出版社)、曼努意斯基《为统一战线而斗争》(延安前进出版社)、碧野《太行山边》(大众出版社)、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谢远达《日本特务机关在中国》(新华日报馆)、《新升隆轮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纪念册》(新华日报馆)、列宁《帝国主义》(生活书店)、艾思奇《哲学与生活》(读书生活出版社)、恩格斯《反杜林论》(生活书店)、周恩来《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抗战编译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解放社)、《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社)、凯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中国文化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解放社)、罗瑞卿等《成群结队》(华文社)，1940年出版的王明《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史社)、陈昌浩《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出版社)、《论战争》(前卫出版社)、刘光《论青年与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毛泽东等《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时论编纂社)，1941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提纲》(华北新华书店)、《到自由幸福之路》(独立书店)，1942年出版的凯尔任采夫《列宁传》(读书生活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中央总学委《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毛泽东《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大众日报出版社)、陈伯达《三民主义概论》(新华书店)，1944年出版的《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恶》(晋察冀日报社)、苏中区党委《整顿三风参考材料(一集)》(江潮社)、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苏联红军英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室《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解放社)，1945年出版的《国共会谈材料汇集》(华北新华书店)、《新时期的路标》(新华书店)、高尔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生活书店)、《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特辑》(华北新华书店)、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伯人《抗战期中大后方人民的生活》(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出版社)、《七大文献》(解放社)，等等。另一类是中央及地方各级相关研究部门编纂的图书资料，其中以“组织史资料”“党史资料”“大事记”为主，这些资料披露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为考察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提供了重要支撑，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同样不可忽视。(二)报纸期刊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收集了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出版的红色报纸。由于战争的特殊环境，条件艰苦，因此平台收集的报纸呈现大报少、小报多，连贯出版的报纸少、间断出版的报纸多，印刷质量好的报纸少、印刷质量差的报纸多等特点。在红色期刊方面，平台收集的期刊基本覆盖了从中共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所有时段，空间范围也基本遍及全国。以抗战时期为例，平台不仅收藏了各根据地出版的红色文献，而且收藏了孤岛时期的上海与国统区的红色文献(见表1、表2)。统览这些不同时空的史料，可以看到中共在不同地域的统一战线上均发挥着领导抗战、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三)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的核心内容——《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由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全书分为10册，均已在平台上线。冀中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套书收录了根据地领导人抗战期间发表或与抗战相关的大量著述，主要选自抗战期间发行的《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新长城》与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党史资料》《星火燎原》等;抗战期间根据地形成的大量原始史料，如各类报告、总结、概况、调查等以及根据地的领导人和各级官兵等亲历者的321篇回忆文章，内容鲜活生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冀中人民抗日斗争专题库”是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上线的第一个以中共创建的根据地命名的专题库。为了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平台将陆续推出中共在抗战时期创建的19个抗日根据地专题库系列，汇集分散稀缺史料，深入系统研究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四)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于2020年6月16日正式上线。该专题库的内容主要是张林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日记，时间范围涉及1938年、1942年、1943年等中共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者了解抗战时期根据地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张林池陈舜玉抗战文献专题库由于张林池记笔记基于工作需要，笔记内容对于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加隐晦，如实反映了当时根据地及其人民的风貌、观念，有助于研究者从社会史视角了解中共基层政权究竟做了什么，给基层社会带来了哪些改变。八路军最初进入华北乡村，群众工作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抗战初期，日军在河北曲阳“扫荡”后，张林池在记录救灾工作时写道:有的民众未及逃出，向日军哀求，仍然被虐杀。张林池检讨此次“坚壁清野”做得不好，群众“太平观念”深，有侥幸心理，甚至觉得劳役过重。在具体救灾过程中，根据地政府开始只是慰问与调查，民众只说敌人的残暴，而后政府再说想办法救济，民众才肯说受灾情况与怎样修房子等。可见此地的民众，本来并不认为政府有帮助民众改善生活的义务，民族观念亦薄弱。此前还有许多民众埋怨八路军在村子驻军，张林池认为这是因为村干部没有做好解释工作，并未责怪民众国家观念淡漠。到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张林池则写道，因为八路军遵守群众纪律，帮助老百姓生产，“转变了群众观点，不怕带枪的人”，“在解放区改变了一个历史观点，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参加八路军是无上光荣，人民都羡慕八路军”。之所以出现这一转变，前述张林池工作笔记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如积极改善群众生活、认真反省工作中的不足等。其他史料亦可以与张林池所记述的互证，如在1939年的部分敌后地区，出现了边区政府下令八路军见到老百姓要敬礼的说法，这反映了中共为维护军民关系所做出的努力。(五)台北国民党档案中的中共文献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还通过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合作机制，征集了大量民国历史档案文献。这些材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独到作用，毕竟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上关于中共的报道会有很多不实之词，但档案则是相对真实的。这批档案受制于合作方的协议限制，只能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阅览。《蒋中正“总统”文物》藏有周恩来、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亲笔信，反映了中共党人对于统一战线的态度与处理方针。1939年1月2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示:“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目前为解决事实上之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之接触既多，基本之信念可固”。来自“对手方”的史料更能印证中共的抗战成就。百团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致电蒋介石称:“中共此次攻势，有两点足以取法，即出敌不意与打增援。前者如在开始前先将欲使用兵力布置于铁道两侧潜伏，届时全线同时动作，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后者如围困寿阳之役，预将有力部队预伏于敌增援路上，步步予敌以严重之截击……寿阳一役即歼敌二千余。”台湾地区所藏的国民党档案尽管基本上是国民党政权中央机构或领袖人物的全宗，但是仍然有相当的地方史料，足以深化中共地方党史的研究。广西的中共革命史今天研究不太多见，与史料匮乏不无关系，而陈诚“副总统”文物中即有《对于广西现阶段的认识》《广西地方文化剪影》这两份报告，指出广西境内“中下级干部的主流是以留俄生、留日学生二大系做骨干”，“一般青年多喜读左翼译述”，若以广西大学为例，自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后，聘用李达、千家驹等人，于是该校“思想颇形左倾，唯物辩证法、马克斯经济学说如《资本论》等类的书籍，平日均采作教本”，这反映了抗战初期左翼思潮在广西的影响。三、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打破史料壁垒，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的均衡发展目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数据库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其中不乏门槛高、收费贵、覆盖面小的弊端。有鉴于此，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自成立之初，就决定向全球研究者和公众免费开放浏览、下载。同时，平台也欢迎学术机构加入公益共享历史文献的队伍中。平台不仅可以将著录标准平台无偿提供给各学术机构，而且可以协助学术机构完成文献的电子化，导入本平台，免费开放给学界。开放公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公平与活力，这在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党史文献或因年代久远，留存有限;或是本身印数较少，外界难见;或是内部发行，少为人知。收藏机构往往还有阅览限制，让研究者不得其门而入。所有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党史研究的深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了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文献进行了重点收集，形成了数量庞大、种类齐全的红色文献数据库。这些红色文献打破了区域和机构的限制，特别是为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学校的师生提供了便利;对所有研究者平等开放，促进了学术公平;极大拉近了学者与史料的距离，激发了学术活力。(二)突破“民国史观”“革命史观”的局限性，推动整体史视野下的全景式中共抗战史研究长期以来，民国史的学科定位以研究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为对象，有意与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围相区隔。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突破单一革命史或民国史研究视野的局限，在全面搜集国、共双方史料的基础上，会通国、共双方的视野，动态考察两支对立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历史进程。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史料汇集与检索方式，进一步推动革命史与民国史的融会贯通，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将国、共、日、伪等多方政治势力置放于同一历史场域中展开探讨，以再现既复杂多变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平台坚持“汇多库于一”融合发展模式，涵盖档案、图书、报纸、期刊、图片、音频、视频、研究性著作等多类型史料，并有意避免在材料征集上自我设限，不拘泥于特定区域或特定主题，努力拓宽收集史料的范围。如需查阅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国舆论情况，研究者就可以在抗战文献平台中同时打开《大公报》《时事新报》《新闻报》《中央日报》等三五种报纸，逐日对比阅读，浏览各地各派的不同反应。这样的阅读方式是以往在国家图书馆或上海图书馆调阅微缩胶卷的时代所完全无法想象的。阅读方式的改变，很可能会带来学术取向的变革，由“史料学转向”促成“史学转向”。研究者依托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资源和技术，可以通过加强对文本流变的分析，加深对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全面理解。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例，以往研究多以对文本本身的考察为主。平台将不同种类的文献汇聚同一平台，加上章节目录检索，发现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持久战”并非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同时代不乏对“持久战”的讨论。但将这些讨论与《论持久战》比较即可发现，毛泽东的著作在理论深度与论述的全面性上远胜于其他论述。不仅如此，通过检索平台的“红色文献”专题数据库，研究者可以迅速梳理出《论持久战》传播和接受的大致过程。通过检索“持久”“相持”等相关词汇，可以发现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各大报刊中相继出现了相关文章。1939年，《解放》《前线》刊登了彭德怀和左权两篇题目同为《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演讲;《新华南》发表《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一文;《解放》则发表了张闻天《论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讲。这些文本提示研究者可以更为仔细地考察各地区抗日军民对持久战思想的自觉学习和运用，而以往囿于材料和视野的限制，研究者往往很容易忽略掉这些重要线索。随着平台的广泛应用，笔者相信将涌现出越来越多意义重大、角度新颖的课题，这无疑会有助于展现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光辉历程。(三)突破单方面依靠中方史料的局限，推动国际视野下的多国史料互证的中共抗战史研究转向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垒，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战的爆发、《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订立、《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苏德战争的爆发、珍珠港事件等国际事件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战略布局的核心，就是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解决中倭问题唯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批评“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的错误观点，同时非常强调国际因素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长期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比较局限于中方史料与中国视角，缺乏与日方史料的相互印证，尤其缺少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略决策及其对中国和周边战场影响的深入研究。加强中日史料的相互比对与参证，显然是夯实中共抗战史研究基础的重要环节。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保存了大批抗战时期的日本文献，包括日军战时宣传品、叙功记录、战史资料集、战争回忆录、战史研究著作以及反映日本社会战时情况的日文材料。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与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合作，完成首批约50万页史料的扫描和著录，于今年9月4日正式上线供读者免费阅览和下载。首批上线的日文资料有1500余种，包括日军基层联队战史资料、日军拍摄的战争照片、对华调查等珍贵史料，对于微观层面准确呈现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术运用、作战经过、作战效果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崔永元私人珍藏日文资料专题库为了推动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走向多国史料互证，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与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合作，把后者馆藏缩微资源转换成数字资源上传平台。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资料室馆藏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俄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纸本、缩微和数据库资源数十种，其中仅缩微一类就达6000余卷，约600余万页。这些缩微资源主要是美国总统、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局、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英国外交部、内阁、首相等机构的档案，多数为国内独有馆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缩微资源中，英国外交部关于抗战时期美国、俄国、日本的档案，英国首相关于战时内阁的档案，美国国务院关于抗战时期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档案，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价值极大。现在已经转化2000余卷，并陆续上传平台。预计整体转化需要三年时间。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目前尚存在利用率不高、学者引用平台文献缺乏规范等问题，这是平台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是一座抗战史、党史研究有待开发的富矿，我们期待看到历史学界利用平台完成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的团队致力于全景式展现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轨迹。而这一工作仅凭平台团队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希望学界同仁能够参与到平台建设当中，共同为抗战史、中共党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利用事业添砖加瓦。本文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152~159页。感谢《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惠允转载。

姚霏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当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内外史的合力。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疾病是自始至终伴随人类文明演进的现象。人类最初研究疾病主要是探讨疾病的原因及防治方法。疾病史的出现，是对前人应对疾病经验的系统总结。20世纪初的中国，医史学逐渐发展成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疾病史的研究也因此名正言顺。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中国的疾病社会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以2003年SARS疫情暴发为节点，中国疾病史研究方兴未艾。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疾病史研究，现实导向和社会视野始终如影随形，并理应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原动力。提倡现实导向和社会视野的中国疾病史研究近代意义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始于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著作，设有疾病史专章，简要讨论了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肾脏新陈代谢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等五大类35种疾病的名称、诊断及治疗的历史演变，且特别强调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1936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成立，疾病史的书写逐渐成为医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后60年，以《中华医史杂志》为主要平台，涌现出不少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包括基于考古发现的疾病史研究、基于经史子集和古代医书的疾病史研究、专病研究，更涌现出了余云岫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范行准的《中国病史新义》等疾病史系统研究的巨著。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现实导向。如疾病史的系统研究，早期是为解决西医传入后中西疾病名称的对照问题，后期是为了医学教育中学科脉络梳理的需要。而专病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群体性疾病，体现了疾病史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的方向。21世纪以来，从SARS疫情暴发之后的传染病研究热潮到日益兴起的慢性疾病研究，医史学领域的疾病史研究仍然秉持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人类的疾病从来不是 “单纯的自然反应”，疾病的产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受到社会活动和文化环境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身心分离”的生物医学模式暴露了其在医学观和医疗实践上的不足。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倡从关注生理病理变化扩展到心理和社会层面；从单纯的疾病治疗扩展到社会环境方面的综合治理；从重治轻防转向防治并举，扩大认识疾病的深度和广度。西方的疾病史研究自此开始接纳社会文化史的加入。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港台地区的医疗社会史兴起，不仅关照中国古代的疾病医疗，并开始与现代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理论相结合。2003年，历史学者余新忠在《历史研究》上总结了当时中国 “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特点，包括传统历史研究的边缘、港台研究成果占多、社会史倾向出现和尚未脱离传统医史学研究范畴等，同时坚信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深入 “将会使人们日渐深切地认识到疾病与医疗绝非仅仅是自然生理和科学概念,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概念”。2004年，医史学者张大庆指出：“疾病社会史的兴起，将疾病与医学视为整个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部分，将疾病看作病人-医生-社会反应的复合体，拓宽了疾病史的视野，有助于人类更加准确地把握疾病的社会意义。且考察特定社会文化境遇中的疾病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益于人们把握疾病与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的多重关联。”显然，站在21世纪初的时间维度，无论是中国的历史学界还是医史学界，对于疾病史的社会文化转向有了共识。随之而起的便是中国疾病社会史井喷式发展的十余年。总结这一时期疾病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近代疾病史研究平地而起，甚至出现通史性专著，如张大庆的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而古代疾病史研究更强调疾病背后的文化因素；第二、集中研究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麻风等，并出现专门的传染病研究专著，如张泰山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第三、集中研究疾病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和区域社会的应对，如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上述特征与历史学界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关，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史料相对丰富有关，也积极回应了2003年之后中国社会应对SARS疫情的现实需求——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对于烈性传染病的认识、应对，成为当代中国疾病史研究的一大特点。SARS之后的焦点——现代国家的防疫应对学者李化成曾指出：“当前，我国处于公共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在借鉴或总结西方经验教训方面，还是在发掘中国医学的传统和现代性意义上，历史学家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跨学科、多视角地展开研究，才是医学社会史的精髓和希望所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历史学界开启了自发的近代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问题意识集中在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立。围绕鼠疫、霍乱等具体疫情的防控研究是近十几年来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口岸城市则成为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实验场和展示台。近十几年来，关于近代防疫体系建设的研究，已经由香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青岛等港口或口岸城市拓展到北京、南京、苏州、安庆，甚至重庆、成都、昆明等西部城市；同时，拓展到这些城市所辐射的区域，关于东北、山东、两湖、福建、广西、云南的防疫研究也开始出现。其中，焦润明关注宣统年间应对东北鼠疫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以及舆论界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积极筹措防疫款项等。这些应对措施有效避免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并开启了近代中国的防疫体制。此后，构成国家防疫体系建设的政府防疫政策、防疫立法、防疫机构设置、中西社会团体与防疫、公共卫生运动、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培养等议题，也被纷纷关注。各类研究都从近代防疫的历史中充分认识到，以“防疫”为契机建立的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给中国社会带去深刻而系统的变革。同时，也进一步明确，尽管社会力量对疫病防治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政府的防疫行为依然占据主导作用。另一方面，疾病史研究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跨学科力量以更为多元的视角关注传染病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理学者李玉尚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角度指出，近代江南的历史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但由于人与微生物环境的不断变化,危机始终存在。社会医学学者甄雪燕汇集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料,以实证研究指出，传染病严重破坏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在当代社会，传染病还能影响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人口流动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导致的传染病新形势，政府应重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在疫情应对方面，历史学者崔艳红以危机应对的4R模型,即危机减轻(Re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港英政府对鼠疫的应对措施。梅爽则关注近代东北鼠疫防疫过程中的谣言，从传播学和心理学角度指出恐慌是产生谣言的温床，肯定了清政府通过媒体公布防疫章程、普及防疫知识、及时公布每天疫势情况，有力遏止了谣言的传播，同时传播了科学防疫的有效性。学者郭剑鸣考察晚清灾疫防治中以绅士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运用政治学理论指出，建设一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防疫，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工互补、多层次分担公共危机风险的机制,是现代灾疫政治的当务之急。同时，要将公共危机的挑战成功地转化为整合民心的机遇,形成健康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另一方面，关于近代防疫措施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西医领域。中医学者吴文清汇总近代百年时间内传统中医运用中医防治手段和方法,通过设立特殊的防治机构与西医联手抗疫的史实，为中医防疫保留下了重要的史实。纵观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博硕士论文数量突出，显示出疾病史研究对年轻学者较强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可能囿于视野和素养，以年轻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往往止步于勾勒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成，忽略了反思防疫体系运作背后更为深层的制度或文化因素，如防疫与全球化、防疫与生态、防疫与经济、防疫与中医、防疫与日常生活、防疫与身体规训等。另一方面，和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肆虐不同，20世纪下半叶后，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往往是特殊机缘造成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诸如肺结核、血吸虫病、流行性肝炎、流行性感冒、艾滋病等，显然，历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传染病和防疫工作的历史梳理还有待加强。慢性疾病等现实医学热点是疾病史研究的未来纵观欧美疾病史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疾病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后现代史学等社会思潮的日渐兴起，促使包括疾病史在内的医疗史研究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和医疗形式的更新进一步拓展了西方疾病史的研究领域。慢性疾病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主要医学热点。疾病史研究的方向，没有脱离疾病本身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从肺结核史、艾滋病史、糖尿病史、癌症史研究，到癫痫、抑郁症、厌食症等较为前沿的精神疾病史研究，陆续被纳入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的范畴。以癌症史为例，作为慢性疾病代表的癌症，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西方社会围绕癌症，在疾病史领域已有大量探索。仅就近二十年而言，西方以癌症为对象，研究这种疾病所引发的国家、社会的应对，即癌症的社会史研究，已成为热门。如2002年的《抗癌的斗争：法国（1890—1940）》介绍了法国如何调动科学、慈善、伦理、社会、经济、政治力量来抵抗癌症；2005年的《希望的元素：镭与1900—1940年加拿大对癌症的反应》介绍镭锭治疗在加拿大癌症防治领域的应用；2010年的《医生、吸烟和福利国家：英国政府与癌症的斗争（1947—1957）》聚焦英国通过禁烟和提升公共卫生福利来防治癌症的十年；最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回顾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癌症认知、防治，尤其详述了美国在该领域的成就，成为癌症史研究领域的巨著。在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中，身体史、观念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乃至环境史、全球史已经成为疾病史的应有之意。因此，亦有直接研究癌症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即疾病的文化史研究。利奥波德的两部著作——《黑色丝带：二十世纪的乳腺癌、妇女和医生》《在雷达之下：癌症和冷战》，剖析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关于乳腺癌的防治问题中是如何相互博弈，聚焦在乳腺癌防治中赋权女性的重要性。《谈判疾病：权力和癌症护理（1900—1950）》通过对大众观念和行为的分析，描绘了癌症患者对传统医学权威的挑战和对健康和治疗的理智选择，揭示出癌症患者、医生、立法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外，也有从观念史（《制造癌症史：在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疾病和发现》）、性别史（《乳腺癌战争》《女人的疾病：宫颈癌的历史》）、物质文化史（《紫杉醇的故事：抗癌药物研制过程中的自然和政治》《神奇子弹：一个微小橙色药丸如何重写癌症病史》《他莫昔芬与乳腺癌：不确定性的治疗管理》）等角度进行的研究。2011年，学者王小军就指出中国疾病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即重视烈性疾病研究而忽视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重视成为灾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研究。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在肺结核、糖尿病等西方疾病史热门研究领域有所突破，特别在精神疾病研究领域，涌现出陈秀芬（关于金元明清时期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王文基（关于近代精神卫生医疗的研究）和巫毓荃（关于殖民医学中精神医疗的研究）等研究者的系列论文。而大陆历史学界也开始出现对于结核病、妇科疾病、癌症等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当然，慢性疾病史研究要突破传统医史学研究的藩篱，不仅要关注疾病本身，还要将医疗保障、医患关系、医学知识传播、病人体验、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等纳入视野。近年来，《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等研究成果成为本土化研究的新尝试。更重要的是，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我们需要反思20世纪以来的“卫生现代化迷思”，关注卫生现代化中的个人权利问题，例如过度医学化对身体的规训、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提出等。这些恰恰都可以在慢性病研究中找到答案。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当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内外史的合力。历史学者高晞认为，目前我国医疗史研究写出的是不懂“病”的“疾病史”和没有“卫生”的“卫生史”。这固然受限于医疗疾病史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但也与部分历史研究者以“外史”为借口逃避对医学知识的学习有关。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来源：文汇报）

（教授点评200多个热门专业，近期陆续发出，欢迎点击上面关注我们）教授点评：本科毕业的历史学专业学生就业率较低，而且起薪低于平均水平对有志于做一名中小学历史老师的同学，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只是对历史故事感兴趣的话，不建议报考，作为一项业务爱好，历史确实丰富多彩，但作为专业去学习和探索，则一样枯燥无味大学期间学习压力较小专业综述就业上看，历史学专业是：毕业生规模较大的几个专业之一,社会需求一般就业率排第73名，非常低；就业满意度排第56，在平均水平；毕业薪酬水平排第138名，非常低；工作3年后工资涨幅排第39名，非常低；毕业后去向最多的行业是中小学教育机构 、教育辅助服务业、其他各级党政机关； 毕业后去向最多的岗位是初中教师、高中教师、小学教师；历史学专业适合的学生：高中语文、政治学得好， 地理还行性格上渴望自由，希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追求生活与个性的完美融合基本介绍专业代码： 060101所属学科类别：历史学→历史学类修学年限：4年主要专业方向 –国学;文化遗产;历史文化产业;满族语言文化;满族历史与文化;文物鉴定与修复主要学习课程 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导论、中国史、西方史学史、考古学通论、历史地理学、古代汉语、中外历史文化原典导读与选读、中国断代史等。培养目标与学习要求： 本专业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和系统的专业基本知识，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史学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出版、文博档案及各类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及史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具有从事专业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 各个大学的历史学专业方向是不同的。专业历史和师范历史学的就不一样，如果相当历史教师，最好是报师范教育方向。就业形势深造情况对应考研专业中国史;学科教学（历史）;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历史学深造率（含考研和出国）：深造率非常高（排名前四分之一）适合哪类学生：课程方面文理比例： 99:1与高中课程相关度：非常相关：语文、政治、历史比较相关：地理对于历史学的学习，记忆和分析能力比较重要，所以最好有兴趣并且脑中逻辑能力不错适合哪类学生：性别与性格男女比例： 30:70适合的性格：艺术型：艺术离不开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力，这种人的性格往往自由奔放，不愿被约束，他们有理想、易冲动、好独创，喜欢在非系统化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渴望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实现自我，追求生活环境与个性的完美融合。同时，这种自由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埋头钻研，进行思维缜密、逻辑顺畅的科学研究，他们无法忍受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更适合于能够发挥主观想象力，没有固定规律、模式约束的工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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