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

作者简介：朱浒，男，1983年生，江苏徐州人，上海大学美术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晨晖学者。出版著作《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研究方向：美术考古。曹魏美术的新视野——西朱村大墓出土琥珀童子骑羊像的意义探讨朱浒（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062）摘要：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伊滨区西朱村发现一座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其中发现一件琥珀童子骑羊像，系曹魏时期美术的重要作品，具有多重意义。首先，这件童子骑羊像原型之一系汉代羽人或胡人骑羊像，传达出原始神仙信仰与谶纬、祥瑞观念的结合。其次，三国时期月氏人支谦翻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载“释迦七岁乘羊车诣师门”，在犍陀罗等地发现有释迦牟尼骑羊雕刻，胡人转义为佛，或转义为童子，似受到早期佛教观念的影响。再次，魏晋时，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向往，以及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促成了南北朝时期婴戏题材的独立成科，开启了婴戏美术的新风。综上，这件作品是目前曹魏美术中仅存的一件“标准器”式的婴戏美术作品，填补了婴戏美术汉晋之变重要缺环，具有重要美术史意义。关键词：汉晋、曹魏、三国、骑羊、童子、佛教提起曹魏艺术，美术史往往语焉不详。在2009年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被发掘之前，有准确纪年的曹魏时期文物并不多见，考古成果也屈指可数。曹魏后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洛阳，主要有洛阳16工区曹魏墓[1]、曹魏正始八年墓[2]、偃师杏园6号墓[3]、洛阳东郊178号墓[4]、洛阳孟津大汉冢曹休墓[5]等。其它地区曹魏墓的发现极少，以山东东阿太和六年曹植墓为代表[6]。遗憾的是，曹魏墓葬不树不封，随葬品也大多粗陋，多陶器，无法同盛行厚葬的两汉相比，甚至连一江之隔的东吴都难以企及，这同史书记载曹操父子推行薄葬的政策是相符的。曹操墓虽然级别较高，但盗扰严重，除了一些汉画像石残石、石牌和少量珠玉外，没有发现艺术价值较高的文物，殊为遗憾。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伊滨区西朱村发现一座高等级墓葬。由于该墓出土石牌的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考古专家认为其应为曹魏时期高等级的大型墓葬[7]，并入选2016年十大考古发现。在该墓的众多出土物中，一件童子骑羊像无疑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件文物虽然尺寸不大，但造型精美、细致，材质较为珍贵，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审美价值，属于曹魏时期美术的杰作。基于此，笔者不揣浅测，拟对这件重要文物的图像来源、文化意涵，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中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恳请方家批评指正。图1 琥珀童子骑羊像 洛阳西朱村大墓出土一 汉晋时期胡人与羊的祥瑞世界此件琥珀骑羊人像整体高约5厘米，通体棕红，为一童子骑乘卧羊造型。经测定，其材质为琥珀。羊身上刻有云纹，腹部两侧似有羽翼，双角内收。孩童双手抓住羊的双角，面带笑容，形象生动活泼（图1）。其造型可归于汉晋时期常见的“人物乘骑”类雕刻。对这类题材的研究，应基于汉晋考古中发现的同类或相似文物。首先，汉代画像中的胡人骑羊与汉代谶纬、祥瑞思想。“人物乘骑”是汉代艺术中的常见母题，但基于早期考古发现，乘骑者身份并非童子，而主要是羽人或胡人。作为人物坐骑的动物种类较多，主要有马、羊、鹿、狮子、麒麟、大象等多种，其使用场合与功能也有细微差别。骑马者主要见羽人，1966年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了一件人物骑马玉雕，奔马足踏流云，羽人背有双翅，双耳高过头顶，手执一灵芝，骑在马上作遨游状。林梅村教授认为这是经由斯基泰人传入的波斯马神形象。[8]图2-1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人物骑羊石像图2-2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人物骑羊石像汉代人物骑羊石质圆雕可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其一被定为仙人骑羊像（图2-1）。由于人物头部风化较为严重，从图像细节看，推测为胡人武士，应置于陵墓神道前。其二为一手执管状乐器的人物侧坐在羊背上，双腿均垂于羊的右侧，风化亦严重。在汉画像中，同类乐器一般为头戴尖帽的胡人所吹奏，可能是竖笛、胡笳一类的管乐，故其身份可能也是胡人。四川地区常见的陶质摇钱树座，常以“仙人骑羊”为主题，如1982年绵阳石塘乡汉墓和1987年绵阳大包梁汉墓均出土“仙人骑羊座”[9]。平面或浮雕造型的人物骑羊图像主要见于鲁南、苏北、皖北等地的汉代画像石，这一地区是中国汉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地区。1972年11月，临沂城南8公里的吴白庄汉墓出土三幅人物骑羊画像石[10]，现藏临沂市博物馆。其一，人物骑在一只奔跑的羊身上，一手前伸。从人物头戴的尖帽判断，其身份应为胡人（图3-1）。另有两幅分别为胡人（图3-2）和羽人（图3-3）。图3-1图3-2图3-3图3吴白庄汉墓胡人、羽人骑羊画像石另据笔者考察，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藏有一块东汉画像石，其下层画面也为人物骑羊。（图4）从这些人物骑羊画像看，可知人物身份主要为胡人或羽人，童子身份不明显。图4萧县博物馆藏胡人骑羊画像石依照邢义田先生的研究，“汉代造型艺术中呈现的胡人外貌虽说是形形色色，……可以说大部分以尖顶帽为服饰上最主要的特色。……这种尖帽的共同特色在于帽顶呈尖状，微微朝前弯。”[11]胡人骑羊首先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山东、苏北地区大量出现的胡汉战争画像石中，胡人的族属主要是北方游牧部落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12]说明胡人骑羊作为一种骑术的训练，已经被汉人所知。汉画像中的胡人骑羊更多表现为一种“祥瑞”。东汉时期，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与羊有关的祥瑞组成了固定的名称。邳州燕子埠缪宇墓中有一块画像石的榜题将“福德羊”与“骐驎”并列。（图5）“福德羊”身上还立有一只瑞雀[13]，正是这种谶纬与祥瑞思想的体现。在汉人心中，胡人是活跃在仙界的一类不同于汉人的族群，距离西王母距离更近，因此具有一种神异性。胡人与羊组成搭配，胡人成为汉人“异域想象”之载体，再配合羊本身具有的祥瑞功效，得以强化祥瑞的功效。图5 邳州缪宇墓“福德羊”与“骐驎”画像石仙人骑羊具有同样的功效。在一定的语境下，汉代艺术中胡人和羽人的身份具有互通性，因“羽人是西王母身边的仙人，位于西方。而西域胡人恰巧生活在西陲之地。一般汉人对西域地理并不甚了解，羽人生活在西方，故与西域胡人发生关联，西域胡人形象成为羽人形象的蓝本”。[14]文字学的证据表明，在华夏族的早期记忆中，羊与羌人有密切关系。《说文》云：“羊，祥也。”《释名》也有“羊祥也，祥善也”的记载。汉画像中，胡人所乘骑的羊一般都是固定的形象——身体健硕，双角后弯。而羌人与羊的关系留下的印记，在传西汉刘向所著《列仙传》中留下了一些痕迹：“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在娥媚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15]《列仙传赞》云：“木可为羊，羊亦可灵，灵在葛由，一致无经”。[16]葛由身上仍然保留了羌人以“羊”为图腾的文化因素。在《列仙传》中，人物骑羊似乎被吸纳为神仙家的一种修仙方式，这是对谶纬、祥瑞思想的吸收和借鉴。其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的胡人骑羊器与胡人抱羊骑狮器是汉代胡人骑羊图像的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曹魏西朱村大墓差不多同时代的南方青瓷器中也发现有胡人骑羊母题的器物。1993年浙江省安吉县高禹天子岗M3出土一件青釉胡人骑羊形器（图6），高10、长11厘米，现藏于安吉县博物馆，“羊体身躯肥硕，呈卧伏状，背有插管和骑姿态胡人。胎质细腻，釉色青绿，开冰裂纹片”。[17]据发掘报告，其年代被定为“三国末西晋初，约为‘公元266-280年间’”。[18]这里的胡人双手合十捧在胸前，姿态同魂瓶上的带有佛教因素的胡人类似，头戴尖顶帽，正是汉代以来的传统。图6 浙江安吉县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骑羊形器两晋时期，胡人骑羊青瓷器逐渐被胡人骑狮形器所取代。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例是2003年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中出土的一件青瓷胡人骑狮水注，为“一胡人浓眉大眼，两眼圆睁，高鼻大耳，络腮胡须，髭须上翘。头戴网纹卷沿高筒帽，帽中间饰有凹弦纹，帽后两带交叉下垂。身着圆圈、十字形纹衫裤，足穿网纹履，端坐于狮背上。[19]（图7）同墓还出有铜仙人骑狮器。图7 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 青瓷胡人骑狮器需要注意的是，除洗砚池晋墓外，另外几例西晋时期的胡人骑狮形器，存在一种胡人怀抱羊的类型，表明了羊与狮在祥瑞气氛的构建中存在着密切关联，虽转羊为狮，单艺术母题却一脉相承。安徽省博物院藏有一例“胡人抱羊狮形器”（图8），高25、长18.5厘米，年代定为西晋，1990年安徽省舒城县出土。胡人骑于狮背之上，深目高鼻，头戴高冠，冠上有装饰，冠顶部有残损。胡人胸前抱一小羊，衣服上装饰圈点纹等。图8 安徽博物院藏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无独有偶，湖北省博物馆藏有一相似的胡人抱羊狮形器（图9），高24.2、长20厘米，1956年湖北武汉武昌区钵盂山M322出土。其特征为“狮张口龇牙，昂首挺胸，身肥硕，长须，花式扁尾，四肢伏卧。狮身上塑一胡人，戴网纹卷沿筒形高冠，双手抱一羊形小动物于胸前，着胡服，衣饰圆圈纹”[20]。图9 湖北省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同类器物还可见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胡人冠上有双龙浮雕装饰，衣服上有圆圈纹装饰，同样为双手抱羊的造型。（图10）图10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此外，两晋时期还有一些独立的青瓷羊插器，这些都对汉代羊祥瑞的继承。西朱村琥珀骑羊像可视作同一文化观念影响下的艺术。由此，从汉晋之间“人物乘骑”艺术母题的脉络出发，西朱村曹魏大墓所见琥珀骑羊像无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首先，它属于汉晋之间的重要过渡，填补了曹魏时期的空白。从汉画中的胡人、仙人骑羊，到两晋青瓷器中的胡人抱羊骑狮器，乘骑的主角并非儿童。其次，羊原本是位于华夏族西部的羌族部落图腾，在汉代成为祥瑞的象征。狮子则是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从遥远的西域地区传入的祥瑞物种。羊与狮身份的置换和杂糅，恰代表了汉晋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向西推进，对祥瑞物种的孜孜探索。同样来自遥远未知西方世界的胡人，在与羊和狮子的搭配中，无意中成为这一祥瑞观念演进的见证。二、三国《太子瑞应本起经》的翻译与佛教美术视野中的童子骑羊像佛教自汉代由印度与中亚胡僧传入中国，在东汉初年进入东部沿海的楚国，因楚王刘英的率先推崇而被载入史册[21]，并在东汉后期进入皇宫之中，汉桓帝有“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的记载[22]。早期佛教入华伊始，曾依附“黄老道”，并被误解成外来的方术，但佛教也顺利进入汉代人的宗教信仰之中。在汉代美术中，四川地区频繁发现摇钱树座上的佛像，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项光童子像被认为是佛像或菩萨像[23]，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也有大量的佛教内容[24]。笔者在滕州博物馆发现的“胡人礼佛”内容的汉画像石[25]，都是早期佛教美术中国化的产物。美术与佛经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佛经文本的翻译和流传是图像赖以存在的基础，二者具有重要的互文性。笔者参加2017年赴张掖参加形象史学会议时邂逅尚永琪教授，受其《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26]一文的启发，对这件琥珀骑羊像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支谦是三国时期重要的翻译家，曾被孙权拜为博士，其祖父支法度于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移居中国，为大月氏人。支谦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谓。他翻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有这样的记载：（释迦）及至七岁，而索学书，乘羊车诣师门。时去圣久。书缺二字。以问于师。师不能达。反启其志。至年十岁。妙才益显。[27]这段佛经是关于释迦牟尼太子生平的重要记述，被称为“问学”。以上引文是关于太子问学的最早汉译本。这段文本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是“太子七岁”，第二是“乘羊车”。尚永琪先生指出，“所谓‘羊车’可以有两解，（1）以羊当车，即《佛本行集经》卷3所谓‘真金为鞍， 杂宝庄饰’。显然，这样的有鞍子的配置不是用来拉车的，而是骑乘的。事实上，在犍陀罗雕像中，释迦王子拜师学书的造像有骑羊的图像。（2）以羊拉车，上述文献中所谓‘乘羊车’在字面意思上显然即是羊与车的结合，中国古代宫廷中也有‘乘羊车’之设与使用；在犍陀罗造像中表现释迦王子求学之场景，也有坐羊拉车的图像”。[28]他援引了英国伦敦私人收藏的一例释迦太子骑羊像（图11）。[29]我们发现，与曹魏西朱村大墓所见琥珀骑羊像相比，羊的姿态虽一卧一坐，人物形象亦不相同，但从羊双角卷曲的形状看，可知其具有一样的品种，二者是否存在默契，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图11 犍陀罗太子骑羊石雕 出土地不详《太子瑞应本起经》的流行时代，正是三国时期，与曹魏西朱村大墓年代相吻合，江南吴地的佛经有传入北方的历史契机。曹魏政权对待佛教的态度，虽不比东吴虔诚，但应对其有所接触和理解。唐道世《法苑珠林》记：“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宫之西，每系舍利在旛刹之上，辄斥见宫内。帝患之，将毁除坏。时有外国沙门居寺，乃赍金盘盛水，以贮舍利，五色光明，腾焰不息。帝见叹曰：非夫神效，安得尔乎！乃于道东造周闾百，名为官佛图精舍矣。”[30]所谓“官佛图精舍”，表示这些精舍隶属于官府。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二年（公元230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31]依范晔《后汉书·西域传》，“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32]，此大月氏即为贵霜帝国，亦即犍陀罗之所在。既然贵霜同曹魏政权有外交上的接触，尚无法排除两国之间有官方宗教、艺术交流的可能。茫茫大漠戈壁也阻挡不了汉人高僧朱士行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赴于阗国求法，可知曹魏时期中原与西域间的佛教交流的程度比汉代要高，中原人士对佛教的态度由被动转向主动。稍晚一些的北凉中天竺沙门昙无谶翻译的《悲华经》中记载了佛陀对骑羊事件的自述，或可揭示其深层意涵：“我为童子乘羊车时，所可示现种种伎术，为悟一切诸多众生故。”[33]由是观之，佛陀七岁骑羊的故事就成为一种展示佛陀法力的“伎术”。从汉代骑羊人物的“胡人”到曹魏骑羊人物的“童子”身份的转变，尚无法排除受到《太子瑞应本起经》的影响。其一，在早期“佛诞”、“九龙浴太子”之类的佛传故事中，佛即以童子面貌示人。其二，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佛本身即被视作“胡神”或“戎神”。后赵君主石虎曾诏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34]，表明在佛教尚不发达的十六国时期，尚有这种“夷夏之防”的观念。早期佛像带有一定的胡状外貌，也是汉晋佛教美术的一大特点。如果我们考察稍晚一些南北朝的石窟壁画等佛教美术材料。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尚永琪先生注意到，敦煌莫高窟290窟北周壁画中虽有“太子赴学”的图像，“原则上遵守了佛经经文中所表达的释迦太子出宫到教师之门问学的动态场景” [35]，但是太子所承骑的却是马，而非羊。基于此，此类骑羊人物中，胡人与童子之间的身份互换，不能排除受到当时流行的佛经与佛教观念的影响。这尊像究竟是曹魏宫廷佛教信徒依《太子瑞应本起经》文本而制作的佛教遗物，抑或是汉晋之间谶纬与祥瑞观念的自然延续，我们尚无法明确区分。同一件艺术品在不同的宗教语境下，存在多重意义。这也恰好是早期佛教美术中国化的一个特点。三、 “求子”“夙惠”与婴戏美术的汉晋之变所谓婴戏美术，是指表现孩童生活、嬉戏内容的绘画或雕刻作品。这类题材在我国古代画史中被称为“婴戏”或“孩儿”等。[36]目前美术史界对于婴戏美术的研究相较其它画科较为薄弱，且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唐宋之后。关于婴戏美术的起源，学者们多执不同的看法，有“汉代说”、“魏晋南北朝说”、“唐代说”、“宋代说”等等。以薄松年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婴戏图从六朝发轫到宋代繁荣，延至明清民间年画中的多姿多彩，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37]王连海认为“两宋的婴儿题材绘画已独立成为专门的‘画科’，成长为美术史上的专题材”等等。[38]汉代画像内容包罗万象，带有孩童形象的汉画像更是屡见不鲜，如武氏祠画像中的“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项橐”、“赵氏孤儿”等故事中均有孩童图像出现，用以表现成王、项橐、赵武等历史人物。需要注意，这类图像并不能视作婴戏图，因为这些孩童形象多依附历史故事叙事而存在，并不具备成为专门画科存在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婴戏美术有重要发展，一个重要标志是婴戏画家的出现。《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南朝时期的两位画家顾景秀、江僧宝，顾景秀曾绘《刘牢之小儿图》，江僧宝绘《小儿戏鹅图》，表明这一题材的独立性大大提升。虽然这两件绘画原作早已不传，但在考古发现中，仍可以窥其一斑。在河西嘉峪关、敦煌地区的墓室彩绘砖画，发现了不少儿童劳作和嬉戏画面。如嘉峪关六号墓的“采桑图”砖画，描绘了一名扎着羊角辫的女童右手提着篮子，左手采桑，而左边的男童手持弹丸驱鸟保护桑树。敦煌佛爷庙湾36号魏晋墓出土的“骑竹马图”砖画，描绘了一名身着红白相间圆领短袖的孩童，骑跨在一根弯弯的竹棍上，右手扶竹马，左手去牵住母亲的衣袖，充满童趣（图12）。据《后汉书·郭伋传》载，“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39]，可知汉代孩童即流行竹马游戏。这幅图像虽然同时出现了三个人物，但孩童处于中央位置，无疑是画中重点突出的人物，在审美趣味上同后世的婴戏图略无二致。图12儿童骑竹马彩绘砖画 敦煌佛爷庙湾36号魏晋墓出土在江南地区，儿童图像主要见于贵族漆盘。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了著名的“童子对棍图漆盘”。盘中间黑红漆地上部画山峰，山前空地上两童子持棍对舞，形象生动可爱（图13）。此外，同墓出土的“季扎挂剑图漆盘”中也绘有童子戏鱼图案，另一件 “伯榆悲亲图”漆盘中绘有五人，榆母、伯榆、孝妇、榆子、孝孙。孝孙年幼贪玩，回首张望。[40]上述三件作品，后者固然延续了汉代孩童图像的叙事结构，但却更凸显了“童子对棍图漆盘”作为独立的婴戏图存在的重要性。图13童子对棍图漆盘 三国吴 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综上，汉晋之间的婴戏美术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婴戏美术逐渐褪去了原初的叙事功能，转为单纯描绘孩童欢愉活动的场面。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婴戏美术独立成科，也表示着魏晋审美趣味同汉代“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劝诫功能的脱离，而转向尊重人性，提倡生活的欢愉和人的自由发展。从这一点出发，曹魏西朱村大墓所见琥珀童子骑羊像可视为汉晋之间婴戏美术从发轫到成熟的过渡作品。河西地区的一些魏晋砖画虽然具有婴戏图像，但毕竟地处边远，并非曹魏统治的核心区域。这件琥珀童子骑羊像出土于曹魏高等级墓葬，恰暗示了曹魏政权上层人物对这一美术题材的偏好。考虑到这件琥珀童子骑羊像应是墓主人（可能是帝王一级）生前佩戴或使用的物品，它的发现还有两点重要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意义。其一，三国时期战争频繁，人口数量大大降低，且寿命较短，“祈求多子”、“庇佑儿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墓室壁画、漆盘中大量出现的儿童形象，天真活泼，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画面中的儿童又多以男童为主，反映出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在江南吴地，出土了魏晋时期一些带有胡人抱子形象的青瓷谷仓罐和青瓷人俑。上海博物馆藏有武义县吴墓出土的青釉堆塑人物罐，正中胡人深目、高鼻、头顶盘口壶，怀中抱一子，左肩上另搭一子。[41]1985年温州瑞安塘下场桥龙翔寺三国早期墓出土一件瓯窑青瓷百戏堆塑谷仓罐，塑有尖帽人物双手怀抱七小儿，另有二小儿合掌站立于其左侧。[42]萧山博物馆藏有西晋越窑青瓷仕女抱子俑（图14），女性身着交领右衽袍。右手执一把长方形扇子，左手怀抱一子。小孩头饰发髻，左臂抱一绣球。脚穿靿靴，具有异域服饰特征。同出的男俑头戴尖顶帽，可证女俑亦为胡人。这些文物均是汉代“胡人抱子”艺术母题在魏晋时期的自然延续[43]。图14萧山博物馆藏西晋越窑青瓷仕女抱子俑考察西朱村大墓出土琥珀童子骑羊像，童子并无胡状外貌，也无“抱子”情节，与“胡人抱子”应无关系。但从文化情景考虑，其流露出与之相似的“祈求多子”、“庇佑儿童”的愿望。其二，中国人尤其注重对早慧儿童事迹的记载。汉朝已有对神童的选拔制度，“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44]。《后汉书》中有谢廉、赵建年[45]、臧洪[46]、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47]等，均十二岁就拜为童子郎。随着人物品藻的风行，汉晋时期神童事迹多被记载在《世说新语》一书，其中列有“夙惠”一门，共有七篇。如，曹操养子“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48]这里的“明惠若神”，已经是对神童的最高评价。而曹操之子曹冲，更是以“曹冲称象”的故事而家喻户晓[49]。这些记载折射出曹魏时人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琥珀童子骑羊像在曹魏高等级墓葬中出现的深层意涵。结 论曹魏国祚虽短，但位于两汉与两晋之间，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信立祥先生在考察西朱村大墓时指出，“该墓葬为研究汉代葬制如何转变为晋代葬制提供了很好的标本。”[50]同样，透过这例琥珀童子骑羊像，我们有幸看到曹魏艺术在汉晋之间的过渡形态。考察童子的形象，我们发现，这个童子的发饰与服饰十分特殊，为汉代艺术所未见。作为早期婴戏美术范畴的独立圆雕，这例作品承载了一定的美术史学意义。首先，汉晋艺术传统中常见的“胡人骑羊”转为“童子骑羊”，人物身份虽发生转移，却传达了相似的祥瑞观。其次，在犍陀罗等地发现有“释迦牟尼七岁骑羊”内容的雕刻，与之对应的佛经文本也被翻译到中国。此时胡人形象转为佛，或转为童子，似受到外来佛教观念的影响。再次，魏晋时，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向往，以及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促成了南北朝时期婴戏题材的独立成科，开启了婴戏美术的新风。由此观之，这件作品是目前曹魏美术中仅存的一件“标准器”式的婴戏美术作品，填补了婴戏美术汉晋之变的重要缺环，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关于这件作品的材质——琥珀，古称“虎魄”、“育佩”等，也颇值得探讨。琥珀制品在该墓葬的出现，无疑承载了重要的信息。但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当另撰文探讨。[1]李宗道：《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6]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7]该墓考古报告尚未发表，相关信息来自中国文物信息网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http://www.kaogu.cn/cn/xccz/20161118/56191.html 。[8]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3页。[9]霍巍：《四川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浅析陶摇钱树座与陶灯台》，《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10]临沂市博物馆编：《临沂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11]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胡人”的外貌》，载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3-234页。[12]《史记匈奴列传第50》。[13]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第8期。[14]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63页。[15]王叔岷撰：《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16]同上。[17]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浙江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18]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第39页。[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第7期，第15页。[20]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湖北湖南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21]《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第32·楚王英》。[22]《后汉书·孝桓帝纪第7》。[23]杨泓：《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现代佛学》1962年底4期。[24]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连云港孔望山》，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25]朱浒：《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15年第10期。[26]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1-20页。[27] [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本缘部上》。[28]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1-20页。[29] Isao KURITA, 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of Gandharan Art: The Buddha’s Life Story, Tokyo: Nigensha, 2003,p.49.[30] [唐]道世:《法苑珠林校注·感福篇第五·感应缘》，中华书局2003年版。[31]《三国志·魏书3·明帝纪第3》。[32]《后汉书·西域传第78》。[33]《悲华经》卷6，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本缘部上》。[34]《晋书·列传第65·佛图澄》。[35]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2-13页。[36]畏冬：《中国古代儿童题材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37]薄松年：《中国娃娃：喜庆欢乐的婴戏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38]王连海：《中国古代婴戏造型图典》，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39]《后汉书·列传第21·郭伋传》。[40]定邦钧：《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41]武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从浙江省武义县墓葬出土物谈婺州窑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2期。[42]高启新、吴祖凯：《温州博物馆婴戏馆藏品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6期。[43]关于汉代胡人抱子图像传统，可参考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77-289页。谢明良：《鬼子母在中国——从考古资料探索其图像的起源与变迁》，《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9年。[4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史部·政书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45]《后汉书·列传第51·左雄传》。[46]《后汉书·列传第48·臧洪传》。[47]《三国志·魏书·列传第15·司马朗传》。[48]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49]《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20·邓哀王冲》。[50]温小娟：《洛阳发现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墓主人身份待论证》，《河南日报》2016年11月17日。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图文由作者提供本文曾经发表于《美术与设计》2018年总第175期

【编者按】“在任何学科领域，是否有一个好导师将决定学生的研究生涯初期的成败。”在高校师生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关注的当下，鱼宏亮从自己指导研究生的切身经验出发，从专业选择、学术训练、导学关系、情怀与责任等多个方面对如何培养研究生给出了一整套深入而具体的建议。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中国社科院撰五卷本《中国通史》（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作者之一。本文为2017年10月鱼宏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晋导师培训会上的讲话，据录音整理，有删节，经本人审定。在大学与研究生教育问题上，过去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如何指导学生完成好学业，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研究生。探讨如何做一个称职、合格的导师，或者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听到的很少。实际上，这个问题中外大学与科研机构都很重视。《自然》杂志2005年设立了一项旨在表彰指导研究生方面卓有成效的导师的奖项。该杂志还收集了学生们对其导师的评价，总结成给导师的16条建议，其中包括对学生的智力与能力的尊重、对学生职业发展和选择的尊重等方面。就我的专业来讲，近年来也有许多知名学者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院士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假如我再做一次研究生》，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和宝贵经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荣新江教授也写过一本《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史入门》的著作，对于导师和研究生都非常有价值。《自然》杂志给导师的建议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任何学科领域，是否有一个好导师将决定学生的研究生涯初期的成败。”（Adrian Lee, Carina Denis and Philip Campbell. Nature's guide for mentors. Nature 447, 791-797,14th June 2007）这说明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却是学生进入学术研究或者从事其它职业至关重要的时期，导师肩上的责任重大。更何况，在我们这个崇尚尊师重教的国度，许多学生将与导师建立一种终生的联系。所以我愿意就我个人的一点儿经验与思考与大家交流一下想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在专业选择上尊重个体差异《自然》杂志总结的其中一条准则是：“每个学生想要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每个学生也都有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每个导师都需要一种与每个学生形成一种独特专业方向关系的能力。导师并不需要强制将学生的专业方向设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在某些情况下，鼓励学生的专业兴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引导者的角色，会使得研究生更快地进入专业学习状态，甚至有更具创造性的想法出现。以我的个人经验为例，中国史研究第一考虑的当然是深厚的制度史研究传统，所以我当初也为学生设计了制度史的方向。但在几个星期的交谈中，我发现这位学生对生态、环境的问题有异乎寻常的兴趣，相关的文献基础也不错，于是正式和他讨论，调整了培养方向，允许他选择十七世纪以来的北方草原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研究的题目。这样的调整看似简单，实际上后面会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就是导师的工作重心的转换，导师在满足了学生的专业兴趣后，也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大量了解和研究，这样才能发现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焦点；其次是学生面临的问题。选择一个主流的方向意味着可以集中精力将中国史学科的文献基础都打扎实，而选择一个交叉性学科无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我们对学科基础的要求；第三就是探索新领域带来的挑战。交叉学科和新兴领域的研究，能否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文献方面，如果相关材料短缺，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发掘材料，以达到研究的最低要求。众所周知，关于十七世纪以来的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的文献资料非常匮乏，有关生态、气候、环境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另外，交叉学科的范式大多还不成熟，需要学生对多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进行认真学习领会，才能在方法上站得住脚。而选择主流方向则很容易确立一个中规中矩的研究题目，在方法上会少很多困扰。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视创新意识的教育，但实际上，一个比较有创新的方向的选定，需要导师和学生付出更大的努力和艰辛。我希望导师们在确定学生的选题的时候，都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为学生提供规范的学术训练研究生教育最基础的任务就是为学生提供规范的专业训练。这种专业训练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要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今天讲的是另一个问题，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和业余的爱好者应该有什么区别？作为导师，要让经过专业训练的学生和社会上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我们所说的“民科”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不仅学生自己的观点、意见甚至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应该显示一种专业素养，也包括他本人能够对业余的、非专业式的、民科式的所谓研究、观点有一眼鉴别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众文化甚至专业领域经常会充斥一些看上去惊人高妙的宏论，但往往经不起专业的推敲，甚至是完全虚假和作伪的东西。据说手机上有一个应用软件，叫“一眼卸妆”，说能够将PS或者美颜过的照片还原回原照。我要求经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能够对某些非专业的观点或者民科式的研究具有“一眼卸装”的能力，这个“装”是装神弄鬼的装。如果读了几年研究生，或者再读几年博士，还形不成对学术性文体、表述、思维特点的敏感的话，我觉得他的专业素养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最近某知名大学一知名教授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声称对比了宋代至清代中国与西方的GDP并得出了若干结论，且不说这结论有没有价值，那经过中国古代史专业训练的学生应该第一反应就是你那gdp数据哪来的？古代有关经济、货币、贸易的数据都分布在什么样的文献中，使用起来要注意哪些问题？从而不是盲目相信什么大牌教授的什么大数据结论。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要在学生的知识范围、逻辑思辨能力方面给于足够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快速识别什么是专业的意见，什么是值得怀疑的意见。这正是我们强调规范的学术训练的原因。学术训练主要分为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对于研究者来讲，阅读是一项最基本的功夫。每个导师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提供参考文献的书目。通过阅读训练，我们要让学生形成这样一种习惯，即在面对某一个问题是，只有对有关的专业文献有足够、全面的了解，才可以谈论自己的看法，否则他应该选择闭嘴，作为一个学习者学会倾听。这往往是我们引导学生进入学术领域的第一课。我们一般将研究生的阅读文献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基本的专业文献的阅读，第二层次是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我印象最深的是台湾“中研院”的黄一农院士在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的授课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建立你的知识地图。”他认为我们现在具有了广泛的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世界以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存在，我们的认识也需要进入一张关系网。今后的学生的学习模式将呈现为网格化的学习。在你填充了某个网格的知识空白后，它的周边立即就会出现新的空白网格，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空白，就无法理解单一网格的知识。这个思想我非常赞成，我们现在的学生培养中存在严重的学科分割和碎片化知识的倾向。过度强调专业导致学生在相关问题上的知识非常薄弱，大大局限了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如果说第一更层次的阅读范围决定了你能否进入专业领域的话，那第二个层次的阅读将决定你专业水平的高下。第三个层次的阅读，就我们历史所中古史专业的领域来讲，也很值得重视，这就是一些经典和与专业无关的阅读。无论是学者还是其它从业者，都生活在一个充满价值评估和意义解释的世界。离开专业，他们还要面对更为广阔的人、事、生活。研究生也处于人格养成的重要阶段，我也经常推荐一些经典名著和纯粹好玩的书籍给学生，也鼓励他们休假、放松的时候阅读一些与专业无关的书籍。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成为一个“书呆子”或者“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除了阅读能力的训练，导师还应锻炼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直到写“好”文章成为学生的第二天性。学术写作与普通写作、甚至作家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要能明确的进行指出。我们对学术写作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术回顾与文献综述；完整的引用、注释；严密的逻辑；审慎而明确的结论，一针见血的内容提要。经过这样一套看似“套式”的程序写出来的论文，能够从根本上与非专业的、业余爱好者的文章区分开来，这正是我们要进行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注重导与学的平衡在老师与学生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中，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导师是占据了主动的一方，主导着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真实的情况是，学生往往主导了师生关系、教学关系、引导与研究关系的质量和走向。我记得社科院哲学所的李泽厚先生曾经给他的博士赵士林先生的专著写过一个“著名”的序言，这个序言说：“赵士林是我的学生，这本书是他完全瞒着我写的。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同意他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弄这些东西。他写完后告诉我，我当然没办法了，总不能叫他去烧掉。但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也不对这本书负任何责任。”我想说，这样的学生请来上一打。如果我们能碰上这样的学生，你不用负任何责任，他还能写出专著，这不正是我们所有导师的梦想嘛！哈哈！回到现实，我们还是有操不尽的心来辅助学生确定培养目标，甚至考试、作业、论文等事无巨细的问题。一．先定一个“小目标”研究生教育有很明确的阶段性。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除过完成论文、毕业、考试甚至找工作的时间，学生能够集中学习、讨论问题的时间基本上不到两年。所以我们首先要在培养目标上设定一个有限的目标。比如除了研究生院所要求的专业学分和课程外，论文与研究方面，我只要求学生做到尽量自己提出一个大小适中、或者比较具体的问题，然后用比较扎实的材料和逻辑论证将其解决，这是基本要求。最终衡量论文的高下的，是你提出问题的水平和解决方案的依据是否充分。这样一个有限目标的设定，可以避免学生在短短的两年中在选题方面走弯路，要么太过宏大，导致自己难以驾驭，要么又太过琐细，达不到建立基本学术素养的目标。二．有教无类我们实际上很少有机会主动选择到自己满意的学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既定的范围内挑选或者被分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秉承一种古老的“有教无类”教育道德与教育智慧，默认所有的学生都是值得教导的，对他们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定适合的目标。所以，衡量一个导师的付出和成绩，有时候并不完全以学生取得的成绩的高下来比较。许多情况下，也许某个学生毕业的时候还是表现平平，但是可能他的老师在他身上付出的更多。这就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并不指盯着光彩夺目的取得成就的学生，而是一种更普遍的事业。三．再定一个大目标不管学生的方向是多么小，多么具体，但有一点是要给交待的。导师应当给一个一步站在学术前沿的问题，让学生去琢磨、锻炼；同时也要用专业方向最前沿的进展加以提示，要求学生去了解，至少能读懂问题所在。例如，我现在基本上建议学生不要轻易拿笔写论文。达到基本的学术训练目标后，就会鼓励他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有一次谈话后，学生提出想写一篇论文，我说那个主题的不是写了两篇了吗？他说又发现一些新材料，有点新想法。我说你先不着急写，再读一段文献再说。他答应了，但有些不理解，我就问他，环境生态史研究中“原生态—人活动—环境破坏—灾害周期—尝试恢复”，这样的模式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的论文只是为这个模式增加一个案例，那你的创新价值在哪里？你从事这个方向的研究只是跟随一个现成的结论来亦步亦趋吗？多读书，是为了让你跳出这个模式，从更高的层次来审视环境问题。土地大量开垦导致植被破坏，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是公认的结论。但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取代游牧文明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田园牧歌式的游牧生活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欧洲许多地区中世纪都是游牧区，现在都变成了发达的农业和工业国家，比如法国和荷兰，这个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怎么考虑？经过一系列这样的讨论，学生终于跳出了传统模式，开始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在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层次方面，导师有着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影响。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的模式还采用传统的师徒制，这是个非常好的模式。在这样互相切磋砥砺的过程中，我培养的这个学生在两年多的时间中，独立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有四篇所谓的核心期刊，一篇权威期刊。这样的成绩，可能算是对我们贯彻这样的教育理念的一个小小的肯定吧。为适应变革而做准备抛开社会经济方面剧烈的变化，就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范式而言，我们也正在面临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成就在许多方面将产生影响。即便是我们历史学这样的冷门学科，也催生了所谓数位人文学、数据库方法等学问。这些科技成就对每个学科的影响都是看得见的。今天我想谈一谈更为深刻的变化。由于我们现在采用和身在其中的学科体系是百年前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过去我们习惯于谈论传统与现代的话题，讨论什么样的传统学科转向了现代，其中有什么样的断裂与传承关系。但是，近二三十年的全球性信息流通与资料开放，使得我们进入了得以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看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的现代中国学科体系、学术概念、学术话语等等，现在都面临着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境地。我在两年前《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就历史学、社会学中使用的国家、族群、民族、帝国等概念在中国史的认知中所产生的种种歧义和问题，也讨论了西方社会学、包括年鉴学派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解释中国问题上的一些局限。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族属的考古》，令我吃惊的是，考古学上的有关各种“文化”、“族群”的种种认定和划分理论，与殖民主义、经济利益、文化霸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连考古学这样的传统上远离现代社会的学科都与现实有着如此紧密而隐晦的关系。我想其它学科，比如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就更面临着整个概念体系与学术话语的重新检讨的问题。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我们过去熟悉的马克斯·韦伯的有关“祛魅”的理论，认为现代性建立在人们从宗教的迷信和蒙昧中解脱的基础之上。而最新的宗教社会学的观察却是我们正在重新面对大量现象，宗教社会学称为“复魅”现象。这很容易理解，弥漫世界的各种原教旨主义、灵修活动、散布在北京的几万“朝阳区仁波切”，一方面科技高度发达迅猛，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大量复活，种种社会现象都在冲击着传统的宗教、历史、思想、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我们面临的这个大变动的时代，对学术研究来说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很难做一个判断。但是，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看待传统学术范式中的提问、设问、处理方式，我想是我们每个学科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无疑要将这种趋势和发掘出来的问题加以点明和重视，否则面对未来的变革将会落伍或束手无策。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一代有一代的新材料，有一代的新学术。能够进入这种新学术的，叫作预流或者入流。不能够进入这种新学术的，叫作“不入流”。这样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导师有责任关注这种变化，更有责任引导学生入流。责任与情怀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都在经历着严重的病诟。这几年，媒体上广泛流传着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调。无非是说教育在传授知识技能与养成人格方面的不平衡。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学生未来的职业道路越来越艰难、发展环境竞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导致学生采取短平快的模式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希望能尽快的出成果、出成绩，占据一定的竞争优势。自由思考、安静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打好基本的学术基础是不利的。在这方面，我想有两个问题要强调一下。一为适当的安排或者指引学生读一些离专业相对较远的名著，拓展他们的思想范围与视野。比如我给学生买了一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三卷本，让他有空可以读读。学生觉得很有感觉，一个周后就要找我谈感受。我说这个你不着急，你可以慢慢品，一个月后你再跟我谈。我的方向是中国古代史的清史，我也经常提醒他们抽空读《左传》、《礼记》、《前四史》等先秦文献，培养他们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源头有一种感受，而不是只停留在“流”的末端来看问题。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研究生也罢，学者也罢，经过这样的训练，从事了这样的事业，更为重要的东西，是得有一种超越你自身所处的境遇和时代的品质和关怀，往小了说，你能够跳出一己的局限来思考问题和看待问题，往大了说对人类社会过去和未来有某种关怀。就我们专业来说，我常推荐两部书请他们一定在未来慢慢品味。学历史的，容易沉湎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中产生某种权力崇拜的意识，但历史中超越这种权力结构和个人命运的伟大作品也很多。比如《史记》，司马迁从上古写到他所处的时代，对自己生活中的帝王、将相有大量的第一手的记录，但史记体现出的是历史学家一种纵横古今、气吞山河的气势，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帝王将相有时候也像蝼蚁一样，有各种各样不得已的命运安排，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超越性。还有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这部书写伏尔泰生活中的法国皇帝，他也是伏尔泰的朋友。伏尔泰对他有称赞，有批评，有挖苦讽刺，这是一种跳出了时代和自身的环境来审视这个时代的气魄。这才是我们学术研究、学者、未来从事这一职业的青年们更应该拥有的一种专业素质。陈寅恪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将勤奋当作一种学术品质并不是说从科研成果的数量就可以来衡量一个学生或者老师的付出指数。在许多情况下，某些专业、某些老师可能会较早的、短期涌现较多的科研成果。而有些专业、有些学者可能需要更长期的、艰苦的积累，才会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勤奋一直是一项最为重要的非学术品质。鉴于现在的研究生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与他们的成长环境的不同，有必要至始至终引导他们形成勤奋的习惯。我们在衡量从古到今众多在历史上留下踪迹、能够进入历史书写的那些有成就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中，勤奋甚至单独可以导致最终的成功。哪怕你各方面资质平平，但你也可以因勤奋而日积月累而到达某个高度。微博上最近经常流传一些段子，比如“世界在偷偷奖励善良的人”、“世界在偷偷奖励孝敬父母的人”、“世界在偷偷奖励对老婆好的人”……各种各样的鸡汤，我就在想，那么“世界明目张胆地奖励”什么呢？我想勤奋在其中会占据重要的位置。总之，在教与学的这一不对等的关系中，导师总是被寄予厚望，被抬到了似乎具有主宰学生生杀大权的地位。但是你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觉。你可能付出很多，制定了完美的培养计划，但最后实现了60%你就会觉得谢天谢地。有的学生迫于现实会从事其它职业。有的学生可能转投他师，你会觉得为人作嫁白辛苦一场……无论如何，教师也许已经不是金字塔顶尖的高尚职业，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但是，一切依然值得期待。如果你能建立一种创造性的师生关系，那你依然会在一个年轻的未来之星的身上涂抹上浓重的一笔，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打上你的思想的烙印，甚至，决定他的未来。

民国闻人在四川18雷文景 文/图严耕望本为乐山武汉大学学生，1941年3月19日钱穆从成都去武大作短暂讲学，授课中强调，要学好历史学必须精研历史制度与历史地理。严耕望听后不觉兴奋异常，因为他彼时正好对此发生着兴趣。不久，当钱穆邀请他毕业之后去作助理研究员，严耕望当然是求之不得。当年的8月5日，严耕望离开乐山到了成都，两天之后，他饶有兴趣地坐上川西平原特有的鸡公车，一路吱呀着来到离城30里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在地赖家院子。在这里，他追随钱穆约三年时间，得耳提面授，得读书要诀，更为关键的是，他获得了治学信心。钱穆先生 资料图传道有方当年爱徒成大匠钱穆、严耕望师徒二人当年在成都有如下问答：严问：“我总觉自己天资有限，求得一方面的成就已经不容易，若要奢望走第一流的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狗！”钱答：“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因为聪明的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这番话犹如醐醒灌顶，支撑着严耕望在历史学领域中沉潜下来，勇猛精进，他后来完成的两百余万字的史学巨制《唐代交通图考》，被认为是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与此相映衬的是，当年被师生公认天资一等，与他同时在赖家院子追随钱穆的另一位同学，正是因为没有“毅力与傻气”后来果然成就平平。此事说明钱穆不但识史亦能识人，不但能作普及性演讲亦能渡后学迷津。严耕望一生敬服四位史学前辈：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及钱穆，其中钱穆对他的影响无疑最为深刻而细致。在公开讲座上，钱穆那行云流水般的高谈阔论感染过无数人，却没有几人有机会能与之朝夕相伴，随侍左右。在赖家院子的乡居生活中，在田埂之间，茶座之上，庭院之内，抑或在月白风清之夜，师徒二人曾有过数不清的娓娓叙谈，对学生而言，那些看似闲聊的语词比起高头讲章更亲切而受用。俗话说“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便是这些金子般的只言片语击中了严耕望的心扉，成就了他的学术也成就了他与成都的缘分。严耕望后来在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系列史论中发现了一个关于成都的秘密。在黄宽重的《严耕望先生访问记》一文中，黄问：“您选择以成都为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第一篇，有何特殊的意义？”严答：“唐代重要都市如扬州、长安、广州、洛阳都有人写过论文，成都却没人写，所以我写唐代都市就从成都开始。此文写成，我才发现成都在唐末竟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唐末五代的扬州、长安都没落了，只有成都反而更繁荣，其程度超出了我事先所想像的。”凡史家皆以发前人未发之覆而自豪，打捞出漫漫长河中被后人所忽视的一个壮丽古都，严耕望既惊诧而又欣慰，同时也不会料到，几十年前他曾与恩师客籍过的那片土地，竟再次在纸上的历史中以一抹惊艳与他不期而遇。1940年6月，苏州，前排左起钱舒秀、钱穆、钱伟长，后排左起胡嘉生、华燮和管鲍之谊钱穆顾颉刚相交疑云钱穆在苏州中学教书时撰写的《先秦诸家论礼与法》及《先秦诸子系年》引起当时学界注意。据说胡适有一次去苏州讲学只想做两件事，其中一件便是想结识隐匿于学界之外的高人钱穆。蜀中通人蒙文通也是在阅其大作之后与钱穆相识。另一位学界名流顾颉刚与之相识也因其故。1929年，顾颉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钱因故未往。1930年，顾颉刚再次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从此钱穆得以踏入高校讲坛，跻入学术界。1939年夏，顾颉刚再次邀请钱穆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钱穆于翌年践约前往。二位大师是同乡，但性情不同，在成都赖家院，他们以不同的风貌出现在学生面前。钱穆善言，总能滔滔不绝，出口成章；顾颉刚讷言，授课每以板书示生。钱穆好动，每拄杖游历；顾颉刚喜静，常埋首书斋。钱穆事务少，多闲适；顾颉刚俗事杂，多应酬。钱穆称呼同仁学生皆直呼其名，顾颉刚视人皆为同事且口称先生。钱穆有名士风度，不过问研究所琐事小节；顾颉刚事必躬亲，屈主持人之尊参加门房值班。可以说，俩人性格相差天壤，但是在学术上，他们却成就了一桩被誉为“管鲍之交”的美谈，其中善于发现人才的顾劼刚当然是其中的鲍叔牙了。顾颉刚第一次向钱穆约稿，钱穆寄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此文发表于顾颉刚当时在北京编辑的《燕京学报》。须知，此文所阐述内容与顾颉刚的史学观点相反。仅此一事，即可见出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宽广胸怀。他在推荐钱穆到成都任教时给齐鲁大学校长写过一封信，其中笔墨完全看不出他所推荐之人是与自己观点相异之士，相反，满篇不惜赞美之词，“宾四先生穆，在北大任历史讲习已逾十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严谨，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钱穆在晚年回忆起顾颉刚对他的几次推荐时未忘知遇之恩，“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严耕望也在回忆中说到老师钱穆“每提起此事，总感颉刚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关于钱顾二人的友谊，江南大学的顾德融教授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2期发表过一篇文章，特以表彰“从他们相互关系中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人际关系”。然而，历史有时候并非清澈明净，在2012年1月出版的《顾颉刚自传》中，对钱穆“敬之重之”的顾颉刚在谈到当年他如何离开成都的原因时，却给后人留下了费解的笔墨。顾颉刚说，那时候齐大的张维华让他去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系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顾颉刚还说道，“钱穆讲课每次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顾颉刚这篇文字的文气极像一篇交待材料，写作时间在1950年的5月到6月之间，那时候他与钱穆于成都一别之后已有9年，期间只在抗战胜利后获见一面，从此钱穆居香港，顾颉刚居北京。在那些分别的岁月中或许发生了什么事？或许这些文字并不是顾先生的真心之言？今天，后人还是宁愿相信他们之间美好的“管鲍之谊”，或者相信钱穆1940年7月2日致顾颉刚信中所言：“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俩人性所异则所得亦各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1967年的钱穆与夫人。不负天府治学养身皆有成抗战胜利后，内迁大学纷纷返回原址，思乡的愁绪让许多学者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成都，钱穆却是最后离开的人之一，时间在1946年夏。其原因，他解释为自己体弱多病经不得折腾，另一个原因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即是成都的生活很舒适，日常开销也相对于其他地方便宜。当年，另一位文史大家缪钺先生从遵义来到成都执教，很大的因素便是看中了天府之国的便利生活。这个温柔之乡，确实是利于钱穆养身兼治学的。不知道钱穆在成都是否浏览过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入蜀诗，陆游对成都梅花的陶醉、对此地的润泽与温暖几欲留恋不去。钱穆素来就喜欢陆放翁，而且他还很羡慕这位大诗人的长寿，平日里，自己也非常注意身体保健。他说过：“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将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发挥到如此地步，也将之履行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之中。他曾坚持洗冷水浴，还曾迷恋静坐，郊游与登山更是不计其数。在成都的日子，他得以充分地将息自己的胃病，曾有几个月的时间卧于华西坝那栋别墅之中看书静养。那时候，华西坝的“三大学联合医院”汇集了众多的中国名医，是当年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他曾入院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出院之后，听从医生的告诫，每天少吃多餐，在羊奶、麦片、豆浆、藕粉的喂养中，一天一天的养足了精神，健全了肠胃。同时，也在华西坝的阡陌之中、柳枝之下，叩问着中国历史的脉搏，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或著作。这期间，钱穆写就的文字有：《神会与坛经》、《政学私言》、《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还曾为华西坝的“东西方文化学社”写了发起辞《东西文化学社缘起》，发表了至少两次大型演讲，一为《智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二是对“五大学”学生作的《本届毕业典礼演讲辞》。钱穆著作《国史新论》。在学术交往中，钱穆除了与顾颉刚以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同仁往还密切，当他来到华西坝时，尚与穿梭于坝上的众多名流有过交往。陈寅恪那时也在华西坝，钱穆在他的回忆文中说他常与散步的陈先生碰面，但由于他俩身体皆欠安，所以没有能够切磋学术，他是有点遗憾的。不过他与另外两位大师梁漱溟和冯友兰有过词锋相交。梁漱溟那时热心参加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见到钱穆的著作《政学私言》，鼓动钱提交会议进言，钱不以为然，梁“大不悦”。冯友兰有一次来讲学，华西坝的教授们设宴款待，钱穆在座。席间谈到民族文化，钱穆向来是怀着民族温情主义的，这引来冯友兰的驳斥，冯是主张现代人当做一世界人的。钱穆再反驳说：“欲为世界人，仍当先做一中国人，否则成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钱穆的驳斥可谓尖刻，遗憾的是，梁与冯后来也和顾颉刚一样，与在香港和台湾的钱穆再不能面对面做学术交锋了。钱穆下围棋。洞察不凡女弟子不可小觑那时候，钱穆尚结识了几位蜀人，其中有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钱穆佩服他发起成立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国际性学会，对罗常年着长袍而不穿西装印象极为深刻。一位治学有方的彭云生先生他亦有所交往，还曾拜托彭在西安为其购置清代学人的著作，彭不食言，为他买回来二十余种书籍，且多有善本，这着实令钱穆高兴了一阵。在青城山养生时他得识一位道士，与之叙谈中每觉其是一位真正的逸士高人，他评价为“颇有识力”。自古以来，蜀人多瑰异。青城隐士自不必说，便是那罗忠恕，他在平日言谈中与顾颉刚一样，是多少有些口吃的，但却能联络美国与欧洲的众多文化名流、发起组织一个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会，怀有印象偏见的人恐怕是不会相信的。此外，还有一位从中央大学转投钱穆门下的研究生黄少荃女士，也让他刮目相看。后来黄少荃成为四川史学名家，但那时钱穆身在海外，已经与之中断了联系，但他在暮年时仍然对黄少荃十分关心，因为这位女弟子当年在与他过从交往之时，已经完成了《战国编年之楚国》，钱穆当即便评其为“斐然有述作之意”，而钱穆以后在台湾重刊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所增加的数条补正，则是用黄少荃的心得。黄少荃身为女流之辈，于史事洞察不凡，已经令钱穆惊诧，而在生活中，竟然又能豪饮四川烈酒。师生二人常在华西坝那栋颇有着西洋情调的别墅中对饮，钱穆酒量有限，每每甘拜下风，对这位女弟子，便愈觉不可小觑。看来，史学名家钱穆在成都的六年生涯，既领略了蜀风的温婉，也品尝了蜀人的烈性。（部分图片据《中国文学史》）

现在考研究生的多，考博的其实也比较多，而且资源信息更少，那怎么找靠谱的考博辅导班呢，新祥旭做了十五年考研，考博业务培训也同样做了好多年，考博师资都很优秀，考博的流程和考试出题基本都是学校自行安排，所以有对口院校专业的博士生来指导会事半功倍，新祥旭的考博师资都会经过考核，首先身份的真实性，然后专业素质水准，另外授课方式及思路等方面，所以如果大家谁有想考博的可以考虑下新祥旭。下面呢就是我的考博经验。我也顺利通过了新祥旭的考核，成为了新祥旭考博辅导老师的一员。我是今年顺利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享一下我的考博经验。一、关于考研择校和定专业我们知道，择校和定专业是我们考博的第一步。定专业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因为考博不同于考研，考研只是初步迈入学术门槛，对专业的要求并不严格，因而跨专业报考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考博完全是另一回事，它需要你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和敏锐的学术思维，因而考博专业必须与硕士三年所读专业保持一致。我硕士阶段是在二区的师范类院校读的，所学专业为中国史，因此我的考博专业也是中国史。但是，考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全国各大高校的博导数量有限，其次是博导招生名额有限，为此考博择校就非常关键。我们择校要注重两点：其一，报考学校一定不能太差，最好是全国重点大学，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211”院校或“985”院校，现在所说的“双一流”院校。即使担心自己考不上，也要退而求其次，选择区域重点大学，或者所报专业是报考学校的优势学科或者重点学科。其二，认识导师非常关键。我报考的首都师大的那位博导，跟我硕士院校有很深的渊源，经常来我校开展学术讲座，因而我们非常熟悉，而且这位导师也乐于招收我们学校的学生，这是我能够顺利考入首都师大的重要因素。二、关于复习和考试考博的复习方式因校而异，报考不同的学校，复习的方式也就不同。有些学校会指明参考书目，报考这样的学校，就要着重复习指定书目，当然也要辅以其它资料。不过大多数院校不会指定参考书目，因而我们的复习要“广博”，也就是面面俱到的复习模式。我报考的首都师大就没有指明参考书目。首都师大中国史专业的考博，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硕博连读、直博、普通招考，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申请-考核”的招生方式，这对于我们硕士院校较差的考生而言，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们二流学校毕业的考生，硕博连读和直博是无望了，只能普通招考，大家统一在考场笔试，凭实力说话，自然公平公正些。首都师大的中国史考博，往年都是现场笔试三个科目：一是英语，二是中国古代史，三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复习，一方面凭靠硕士阶段的积累，另一方面就是复习考研教材、关注学术动态。其实，前者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研究生阶段若只是混日子，那考博就变得非常艰难。首都师大的考博英语最难通过，这是导致大量考博生梦想破灭的重要绊脚石。首都师大毕竟是北京院校，对于英语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英语的初试卷子相当有难度，而且复试更为可怕，分为口语和听力测试。对于英语本来就差的很多西部考生而言，几乎很难与东部考生相提并论。今年因疫情影响而采用线上笔试，英语考试简化了环节，为我顺利通过英语难关创造了条件。三、关于面试与技巧考博的面试，不同于笔试，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在各自领域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因而他们所提的问题，自然不能用课本上的通识性内容作答，而是更多地要依靠学术前沿和研究现状作答。这就要求我们复习中要时刻注重自身所报专业的学术动态。一般而言，我们了解学术动态有两大技巧：首先，我们要关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等国内最顶尖的学术期刊，这些刊物上刊登的都是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具有独创性和超前性，因而这些刊物上的文章能很好的诠释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主流及创新，对我们了解自身专业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有很好的作用。其次，我们要对报考导师的研究领域及其著作非常熟悉。每个导师都有自己的研究侧重点，我们只有把握报考导师最关注的问题，有针对地进行复习，实现重点问题重点突破，才能在导师询问时，高效准确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时刻关注导师的学术举动，尤其是导师在知网上发表的最新文章，要达到相当熟悉的地步。不过，有些导师不会按照常理出牌。比如说，复试老师会问到：你本科期间发表过哪些文章，就某篇文章或书籍的核心观点进行阐述，阐述你完整看过的某一古籍，阐述你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等。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临场发挥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当然口才也很重要，平时多交流，才能占据优势。四、最后总结总而言之，考博对于我们而言，是人生成功的关键一步，因而我们不仅要沉着应对，付出最大的努力，树立必胜的信心；同时我们也要坦然面对，一战失利，不可气馁，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上是我今年考博首都师大的经验与感想，望能够给予后来者启发和裨益，实现自身的考博梦想，谢谢大家！

7月2日，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第21期“国故新知”学术讲座，题目为“《日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主讲人为广州大学档案馆馆长吴小强教授。本次讲座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夏增民主持，武汉大学毋有江老师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研究生皆有出席。吴小强教授（一）竹简《日书》的发现与整理吴小强教授首先指出，说到《日书》，过去学者只知《史记》有《日者列传》，并未见过“日书”的记载。“日书”二字，首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简中最后一支的背面，此后，此类出土文献即均以《日书》命名。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可见在司马迁的时代，日者是一个很活跃的群体，他们的活动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当然不是日者活动的开始，据《史记集解》中引《墨子》中“墨子之齐路见日者”之事，日者活跃的时间可上溯至春秋时期。至于《日书》的发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就在居延汉简中发现有关于“日忌”的内容；而最早发现的《日书》，是在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东汉墓，墓内发现的竹简中有几枚《日书》及杂占残简，这说明东汉时期《日书》仍在被使用。不过，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日书》，则是湖北江陵县九店战国楚墓竹简《日书》，时间坐标约在战国晚期早段，其内容较为简略，主要作为数术书使用，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参照。目前，出土或发现的简牍《日书》约有20余种，时间跨度从战国到东汉。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四种。（1）九店楚简《日书》九店楚简《日书》出土于1981-1989年发掘的湖北江陵九店公社雨台大队取土场第56号战国楚墓。M56共出土竹简205枚，共约2700字，其中一简字数最多达57字。九店楚简《日书》释文经李家浩先生整理，发表于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九店楚简》一书。九店楚简《日书》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了《日书》的年代坐标，将目前已知《日书》最早的年代确定在战国晚期早段。《九店楚简》（2）睡虎地秦简《日书》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城关西部睡虎地发掘12座秦代墓葬，其中第11号（M11）出土1155枚竹简（另有残简80片），其中除了大家熟悉的《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之外，还有《日书》甲乙种，《日书》共有423枚简，约18000字。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梦睡虎地秦墓》，图录与释文中皆有《日书》甲乙种。这是秦简《日书》的首次公布，但是没有标点，内容也有错讹。1990年9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订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包含了睡虎地秦简的图版、释文、注释和语译（未译《编年记》、《为吏之道》、《日书》）。其中《日书》释文的作者为于豪亮先生，由李学勤先生最后定稿。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整理小组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成员包括于豪亮、安作璋、朱思中、李学勤、李均明、高恒、唐赞功、陈抗生、张政烺、曾宪通、舒之梅、裘锡圭、刘海年、窦爱丽等，从而形成了《日书》整理的最好版本。（3）放马滩秦简《日书》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林场1号秦代墓葬发掘出461枚竹简，内容包括《日书》甲种、乙种和《志怪故事》3种。甲种《日书》有73枚简，包括《月建》、《建除》、《亡盗》、《吉凶》、《禹须臾》、《人日》、《生日》、《禁忌》等8个章题。乙种《日书》共381枚简，38个章题。从《志怪故事》7枚简中第一枚“八年八月己巳”句，以及随葬品均为战国中期至晚期的器物推断，放马滩秦墓M1下葬时间当为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以后（不过这个说法仍存争议）。1989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汉简牍论文集》中刊载《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与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2009年8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在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公布了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两种的全部图版和释文，但释文仍没有标点。放马滩秦简《日书》的整理虽不及睡虎地秦简《日书》，但仍然是重要的《日书》版本。首先放马滩秦简《日书》较为完整，且出土于秦人的发源地，是秦人的《日书》，可与睡虎地秦简《日书》进行对比研究。（4）孔家坡汉简《日书》2000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湖北随州城关东北孔家坡砖瓦厂第8号汉墓（M8）时，在墓主椁室头箱两侧出土竹简2组，分别为《日书》和《历日》。另外还有木牍两组4方，为《告地书》。《日书》放置在头箱东北角，登记竹简700余枚，保存状况良好，发掘者推测原来竹简有绢包裹，大致呈卷状。根据同出的《历日》冬至日记载，确定“M8年代可订为汉景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42年。”根据所出木牍“库啬夫辟”及《告地书》“桃侯国丞万告地下丞”之言，墓主名叫“辟”，曾任桃侯国库啬夫之职。在造纸术、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当时，拥有《日书》、以《日书》陪葬，说明墓主人是日者的可能性很大。孔家坡汉简《日书》比睡虎地秦简《日书》更加完整、详细，同时加入了汉代要素，提供了汉代《日书》的标准版本。这四部《日书》年代关系清晰，出土地点明确，内容体系都比较完整，研究价值极高。《日书》出土的范围很广，北达内蒙古额济纳旗烽燧遗址，西至敦煌悬泉置遗址，东到连云港尹湾汉墓，南至长沙马王堆汉墓，可以说囊括了汉代的中心区域。晏昌贵先生介绍了23种出土的《日书》，包括战国楚简2种，秦简5种，汉代简牍16种（见晏昌贵《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陈峰主编《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1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但实际上不止此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江西省南昌市郊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5000多枚竹简，其中有与《日书》关系密切的数术类竹简即有300余枚（见《文物》2018年第11期《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讲座现场（二）《日书》研究回顾2017年1月17日，张艳国在“简帛网”发表《简牍〈日书〉研究论著目录》一文，统计了1976-2015年中外关于简牍《日书》的研究论著，共计专著58部，其中“核心研究”：“《日书》的图版发布与释文整理”13部； “《日书》的诸学科研究”5部，“相关研究”专著40部，“研究论文”共1300余篇（不含未发表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百余篇网络论文）。其实，此前就有关于《日书》研究的综述发表。其中较早的有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所作《睡虎地秦简十四年研究述评》（载《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87年8月，又收入《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内中就包含有《日书》部分的述评。而最早评介《日书》的，则是林剑鸣先生的《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载《文博》1988年第3期）；之后，刘乐贤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部分对《日书》研究进行了综合考察，沈颂金《中日两国学者研究秦简〈日书〉评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4期）、张强（张铭洽、吴小强）《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载《文博》1995年第3期）也有所评述。近些年来关于《日书》的研究综述，则有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贤、邬文玲等合著的《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上编《简牍典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晏昌贵《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夏利亚《三十六年来〈睡虎地秦墓竹简〉研究综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4期）以及晏昌贵、廉超的《简帛数术的发现与研究：1949-2019》（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以下就学者所做综述的基础上，对《日书》研究做一简单回顾。国内最早发表的有关《日书》的研究论文，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宪通先生的《楚月名初探——兼谈班固墓竹简的年代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其后是于豪亮先生。于先生在《秦简〈日书〉记时、记月诸问题》（原载《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1-357页；复载《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162页）中指出，“‘日书’两个字写在乙种《日书》最后一支简的背面，我们据此称此书为《日书》”；并认为“《日书》是关于选择日子吉凶的迷信书籍，其中有些迷信习俗一直到解放前都还在流行”。于豪亮先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纪念于豪亮同志》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于先生整理睡虎地秦简工作中的贡献，尤其强调于先生整理、注释两种《日书》的筚路蓝缕，同时撰写论文，成为《日书》第一位研究者的开山之功，这是每一个《日书》研究者应当铭记的。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饶宗颐、曾宪通所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一书，这是探究《日书》数术体系的第一部论著，开启了利用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秦汉数术的学术大门，也是《日书》研究的首部专著，影响深远。《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5年，林剑鸣先生赴日本关西大学访学，敏锐地注意到了日本学人对《日书》的研究。次年，林剑鸣先生在西北大学创办“《日书》研读班”，效法日本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主办之“木简研读班”形式，对当时尚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的睡虎地秦简《日书》进行集体攻关研究，不久即发表《日书》研读班的研究成果——《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载《文博》1986年第5期）。该文在于豪亮、李学勤、饶宗颐和曾宪通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对《日书》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探索，提出《日书》反映了秦国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生产现实的观点，另外，在秦代社会史研究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见解。嗣后，林剑鸣先生《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特点》（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和研读班成员的系列成果，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并带动了学术界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展开对简牍《日书》的研究，而“研读班”师生群体更是成为《日书》早期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举办《日书》研读班，是林剑鸣先生生命后期的一项重要学术创新活动，他对此颇为在意。林先生在《秦简〈日书〉校补》前言中写到：“笔者1985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去日本介绍《日书》研究情况时，曾与日本学者大庭脩、古贺登、工藤元男等讨论过《日书》释文中漏、误的问题。1986年在国内也曾召集过有志于研究《日书》的青年学者举办研读班，对释文进行校补。现在，参加研读班的诸位青年早已风流云散，有的在海外求学（硕士，黄晓芬），有的不知所往。”（载《文博》1992年第1期）林剑鸣先生生于1935年，逝世于1997年1月25日晚20:30，享年仅61岁。林先生是秦汉史、法律史研究的大家，作为陈直先生的助手，继承了陈直先生以考古资料印证传世文献的治学之法，所著《秦史稿》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秦汉史》历经三十余年，至今仍是秦汉断代史的代表作。黄留珠先生怀念林先生时曾讲，“应该说，他是一位高瞻远瞩，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一名成功的学者，天赋固然重要，但勤奋更是立业之本。而林先生，正是一位勤奋不已的人。当年林先生在西北大学任职期间，我每次去他家时，总见他在伏案工作，甚至阴历除夕也不例外。其精神感人至深。我自己每每以先生为榜样，自勉自励。”吴小强教授忆及与林先生的交往，不仅赞叹先生的大家风范和对后学的关照。吴教授强调，他和《日书》研读班的诸位同学在《日书》研究方面有所心得和成就，都得益于《日书》研读班和林先生的教导。当年林剑鸣先生给吴小强教授题写“楚辞”句留念林剑鸣先生给吴小强教授写的推荐信1993年，蒲慕州发表《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册），该文共分8个部分，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对《日书》做了细致的分析。2000年，李零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中国方术考》，其中第三章《楚帛书与日书：古日者之说》，对战国秦汉时期秦简《日书》的数术进行了梳理与讨论。李零先生从数术书的角度提出，《日书》是反复使用的，也是提前设计好的、程序化的，不是占卜的实际记录，故而认为《日书》几千年来没有变化，因此不能作为实录史料利用。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日书》作为出土文献的特殊性，正因为《日书》是出土文献，而且其出土的时间、地点、文化层十分清晰，它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时间坐标。因此，《日书》即使是提前设计好的，也是出土之前设计好的，不可能是出土之后设计好的，这是基本的史实。假定《日书》年代在秦始皇三十年，那么其内容也是在秦始皇三十年之前设计的，至于上溯至多早，则涉及到《日书》年代的问题。而且，《日书》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是由日者代代传抄的，在传抄的过程中势必会加入其所处时代的要素，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秦代的《日书》必定有秦代的要素，不可能完全是秦代以前的。即使《日书》反复使用，提前设计，也是在出土年代之前，由于《日书》与时俱进的特点，其史料价值不能忽视。李学勤先生曾发表《〈日书〉与秦、楚社会》（载《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其中引《论衡·讥日》篇“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一句，进而指出，“《日书》一类书籍非常盛行，为古代民间所常用”；也论证了《日书》作为史料的鲜活性。同时，李学勤先生认为对《日书》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考察。秦汉之世，数术流行，然而《汉书·艺文志》所录数量庞大的数术著作几乎已经全部佚失。现在幸能获见秦简《日书》这样丰富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系统了解数术的真相，对认识当时的思想文化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日书》虽系趋吉避凶的迷信，但所罗列的事项条文，却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少情况。”（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1994年，刘乐贤的博士学位论文《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修改出版（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继饶宗颐、曾宪通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之后第二部《日书》研究专著，也是在文献学和数术史方面对《日书》用功最深的著作，颇多创见。刘乐贤对《日书》的数术内涵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发掘与辨析，提出了不少新见，集中体现在他的另外两部专著及多篇论文上，如《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二章《出土五行类文献研究（上）——秦简〈日书〉丛考》和第八章《相关传世文献新探》中的“《史记·日者列传》新考”以及《战国秦汉简帛丛考》中“战国秦汉〈日书〉研究”部分。《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2000年，吴小强的《秦简日书集释》问世（岳麓书社2000年版），这是第三部《日书》研究专著，也是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的首部《日书》研究著作。此书汇总了此前有关《日书》的研究成果，收录、整理了《日书》较好的版本，并将睡虎地秦简《日书》翻译成现代汉语，给初级研究者提供了入门级的资料。2000年，胡文辉出版《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2000年版），其中收录了作者《〈日书〉起源考——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法问题》、《睡虎地秦简中的楚〈日书〉》、《释“岁”——以睡虎地〈日书〉为中心》、《放马滩〈日书〉小考》、《居延新简中的〈日书〉残文》及《“人日”考辨》等相关文章，对《日书》进行了专题研究。2003年，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日书》研究的第四部学术专著，也是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二部《日书》研究著作。作者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利用的基础上，集中对睡虎地秦简《日书》进行周密细致的考证与注疏，颇有乾嘉朴学遗风。此外，放马滩秦简《日书》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早期饶宗颐、林剑鸣、何双全、邓文宽、刘信芳、施谢捷、黄文杰、胡文辉和刘乐贤等学者先后都对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进行了校释、研究。近期代表性的著作有孙占宇的《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校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和《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孙占宇、鲁家亮的《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关于孔家坡汉简《日书》研究，则有刘乐贤《释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几个古史传说人物》（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和李零《中国最早的“升官图”——说孔家坡汉简〈日书〉的《居官图》及相关材料》（载《文物》2011年第5期）等。至于海外的《日书》研究。日本学者工藤元男在《日书》研究领域用功最深，成果最著。工藤先生的研究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主要从三个角度关注《日书》：一是国家层面，二是社会层面，三是宗教。值得一提的是，道教虽公认起于东汉，工藤先生却在《日书》中发现其中有些仪式与道教的一些仪式相类似，于是将《日书》和道教联系起来。《日书》研究的成果日益丰硕，以上回顾难免挂一漏万，基本上仅做历时性的梳理。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三）《日书》研究的思考与前瞻（1）对竹简《日书》历史文献价值的再认识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日书》作为出土文献的价值，出土文献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受后代的干扰，《日书》的历史文献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今天仍不能低估日书的史料价值。（2）《日书》的基础性研究现在学界对于各版本《日书》的研究，在关注度和质量上都参差不齐，如睡虎地秦简《日书》长期是《日书》研究的重点，而孔家坡汉简《日书》则关注不够；再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年代还有争议。基础性研究包括对文字的考证、文字的梳理、特别是对数术学、数术史体系的研究。对于数术史，要认识其流动性、多变性和复杂性，另外数术史源流很远，这就涉及到《日书》的时代问题。胡文辉曾提出，《日书》出现在使用夏历的时期，最早出现于战国早期，完善于战国中期，定型于战国晚期，这一说法虽有道理，但仍有讨论的空间。从目前来看，《日书》的内涵显然不止包括战国，而应往更高、更前的方向追溯。有人认为，《日书》在殷代已经出现，甚至更早。（3）《日书》的多学科研究对于《日书》的多学科研究，现在看到的有数术史、社会史、宗教学、天文学和哲学史等等，还有其他学科方法的介入，如统计学、社会学的社会分析、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的方法等。《日书》也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通过这种民俗的手段让社会保持安定，让老百姓的社会心理得到迎合。（4）《日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释道看到的多是上层，而《日书》和其他民间巫术则是下层那些“看不到的东西”，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特别是和中国传统的道家、道教关系密切。（5）《日书》的国际比较研究比如中国《日书》的传统是否同样存在于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等文明当中，这种横向比较也是很好的课题。可以肯定的是《日书》以后还会有大量的发现，但其版本不会超过睡虎地秦简和孔家坡汉简《日书》的规模，将来有关《日书》的研究，仍会有很大的空间。（本文由鲁畅记录整理，夏增民修订，已经吴小强教授审阅）

大家好，这里是王晓珍看世界。写文章，对每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和工人怎样操作机器进行生产、农民如何使用锄头、铁耙耕耘土地一样，是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然而要写好一篇文章，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篇成功的论文，可以反映出一位学者长期的科研成果、辛勤劳动的结晶和多年磨炼的功夫。这样，要写写一般的文章还可以，但要写好论文确实不容易，特别是要写出一些有价值的论文更要花很大的代价。因为写历史论文，不但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有独特的见解，而且还要阅读必要的史书，查找相当充分的史料依据。西方史学家高脱脱认为:历史学家应具备博学多才的条件，他说:“历史需要艺术家的天才，科学家的组织与分析能力，研究者的敏锐与勤奋，以及哲学家的真知灼见.”①现在就如何写好史学论文应该重视的一些问题，结合自己长期从事历史教学的实践与经验体会，谈些看法:选好论文题目，是写好论著的关键写什么?怎样写?取决于题目的选择。一般说，题目选好，和射手瞄靶一样，是首要的一关。因为题目是全篇文章的灵魂和中心思想的总反映。论文题目好坏的标准，看是否能让读者引起兴趣，或借此便能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题目(标题)似同一个人的脸蛋，一看就会让人产生美感，或其他各种好坏的反应。至于如何选好题目，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I.选题范围不能太大，应该有所突破.例如1979年我给杭州大学历史学系1978年级((82届)学生上中国通史课时，要求全班82位同学每人写一篇200。字以内的短文，大题目是《评唐太宗》，要求大家围绕唐太宗去选择各自的靶子，定出写作标题。结果班82位同学写了近100篇文章，题目都比较新颖，如计翔翔《试论唐太宗与法制》、钱政嘉《唐太宗与兼听》、岑宇奇《评唐太宗的统一战争》、杨卫平《唐太宗与东突厥》、李熊熊《唐太宗镇压农民军辫》、裘杰《唐太宗与让步政策》、汪建丰《论唐太宗及其让步政策》、陈存福《唐太宗的用人》、胡哲峰《简论唐太宗的用人》、张克夫《评唐太宗的用人》、李京丰《从唐太宗征高丽看他的阶级局限性》、马丁《简论唐太宗的战略战术》(后修改为《唐太宗是个军事家))、孙平《论唐太宗的纳谏》、华丽《励精图治的有效措施—评唐太宗纳谏》、黄朴民《试论唐太宗的功过》和《唐太宗统一全国及其惫义—兼论唐太宗并不镇压农民军》、张志锐《警识民力与让步政策》、周祖秀《唐太宗与魏征—从两人关系看唐太宗的纳谏》、刘为《唐太宗对东宫和齐王府属僚的政策》、周明《简评唐太宗的用人与纳谏》、赵一生《论玄武门之变》、楼毅生《简论唐太宗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和钟安西《从祖邑之战看唐太宗的军事才能》等等。这些选题由于问题集中，就能写出特色，如计翔翔的《试论唐太宗与法制》一文，经过修改增加到3000余字，便在《杭州大学学报》(季刊》1980年第3期发表，李熊熊的《唐太宗镇压农民军辩》一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也因题目太大致使写作失误的教训: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选题、改题，重起炉灶，结果是既费时间又拿不到好的成绩。2.要从读史书中发现问题，选择研究重点.如我自己在读《明史》和有关论著时，发现历来的历史学家对张居正评价不公平，1980年5月底获悉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教授将主持召开国内“首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应邀出席宜讲论文。我就着重攻读50万字的《张文忠公全集》，然后写出《张居正经济思想研究》(2.9万字)一文，8月5日赴会报告，受到与会代表和媒体的赞誉，会后又缩小题目范围，改为《张居正的经济思想及其整理财政的措施》(1.5万字)，发表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精装本)。再如1977年我在发起与组织领导全国十院校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自己撰写“五代十国史”时，查阅了不少著作，感到对周世宗的评价不到位，对不少问题的研究不但不理想，而且很肤浅，于是以《周世宗的改革及其历史意义》为题，写了1.5万字的论文，1979年先给杭州大学1979年级哲学系同学讲课(印发讲稿)，获学生好评后，便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3年第4期予全文转载汪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4期，刊载曾国富《八十年代以来五代十国史研究述议》一文，也介绍了这篇论文:“从整体上探讨了周世宗改革的历史背景、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改革的历史竞义，认为周世宗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好皇帝”，又被收人南京大学洪焕椿教授主编的《大学中国史论文选读》第二册。3.要从旁人的论文中去发现问题。如《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发表了张道贵、顾吉辰合写的《流动作战不是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提出“流动作战是黄巢起义的胜利之本，建立根据地是其失败之始”的论点。4.要从社会需要或现实生活中去找问题。历史科学要为现实需要服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研究成果与现实需要的关系问题。全国“解放”前夕，郭沫若同志写了李自成农民军的教训一文，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很高评价。5.充分利用索引资料，从中发现稀缺题材。如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全国报。纸杂志索引和历史学年鉴等，从中可以了解前人研究成果、当前研究动态和信息，获启发，对选题大有好处。那么这期就到这了，下期再会。

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自2018年6月武汉大学举办“美国种族政治史暑期研习营”时首创，2019年8月，四川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在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第三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延宕至今。一载倏忽，虽时日维艰，然学统不断。为了沿袭传统，观变动之世界，省史学之维新，第三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于11月7-8日在上海大学举办。采取自由开放式讨论，共话新形势下美国史学发展新动向。第三届美国史青年学者工作坊邀请国内二十余所高校的四十多名中青年学者参会，围绕不同专题进行讨论与对话。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美国史青年专家学者就“美国史教学的内省与外观”“学术共同体的内省与外观”“美国史书写的内省与外观”和“美国史阅读的内省与外观——读书讨论会”四个专题进行报告分享，深入讨论。与会者合影美国史教学的内省与外观本场讨论由武汉大学谢国荣主持，复旦大学顾云深做主旨演讲。顾教授就青年教师如何兼顾教学与科研展开讲述，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首先应意识到做好教学是每个研究者安身立命之本，不可偏废。而教学需要重点关注学生的需求，做到因材施教，准备好教学内容，构建教学框架。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做到张弛有度，在对基本理论进行讲解的基础上，关注前沿性研究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其次，需要了解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的国家，美国史也是一门重要学科，力图客观且真实地反映国家历史，从多维角度和视野来研究美国史尤为重要。最后，顾教授指出当下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美国史研究范式的新转变。具体而言，美国史研究的角度不断推陈出新，如环境史、医疗史和疾病史如今异常火热。这对历史学家而言，在有选择性借鉴、吸收积极因素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对原始档案的收集，通过筛选有效材料来创新视角，为科研和教学助力。在与谈环节，各位学者汇报了自己在美国史教学或学习中的感受，并回应了顾云深教授的演讲。福建师范大学郭巧华谈及在美访学期间学习的课程和内容，指出中美课堂教学的不同，并提出加强学术交流和共通的必要性。上海师范大学刘义勇直言不讳地揭示目前中国公众对美国了解不足的事实，美国史的知识性普及程度有待加强。在谈及新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面临教材选择的困境时，刘老师强调不同教材之间要相互比较，注重档案的真实性，以共同求证或印证史实。在教学过程中，树立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不断向前，达到学习上的收获和情感上的共鸣。上海师范大学鲁迪秋从她的自身经历提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是否可以增加试讲和制作课程大纲的培养环节，从一个未来教师的角度思考适合自己开设的课程。闽南师范大学罗超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打破线性思维模式，破除乐观的进步主义思想，要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关注精英历史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通民众的历史和历史背后的线索。对学生而言，可以通过阅读书评和相关材料来感受历史语境感和时空感。山东大学孙琇结合自己教学经验，认为在美国史的教学活动中，要注重思想深度，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准确性，不能将历史简单性处理。在教材的选定方面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把对美国史的理解放置在欧洲史研究中，因为对欧洲不同史学流派的借鉴和吸收造就了当今的美国史。首都师范大学于展从第二课堂的角度讨论了学术的交流制度，认为面向本科生的学术交流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和学术论文写作具有重要意义。东北师范大学任慈和上海大学徐欣蕊则从学生的角度交流想法。任慈介绍了相关美国史研究的网络资源，并结合自身访学经历谈到教学大纲对学生的重要性，认为可以让学生提前了解相关内容并进行充分准备。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将课堂主动权交给学生，通过设置分组讨论等形式来实现，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求知欲，将课程内容循序渐进地内化进每个学生的脑海中，弥补以往认知中的不足。徐欣蕊讲到激发学生兴趣的重要性，通过原始史料的阅读还原历史现场感，切实感受和触摸历史。复旦大学李剑鸣、顾云深、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上海大学焦姣、中西书局王宇海从自己的教学或学习经验出发，对与谈人的发言进行了回应和补充。谢国荣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阐述了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性和互补性。他认为，美国史研究应兼具国际视野和眼光，包容差异与个性，与美国进行对话，实现教学与科研相长。学术共同体的内省与外观本场讨论由南开大学丁见民主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现任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梁茂信发表主旨演讲。梁教授认为中美交流是中国美国史繁荣的条件。应通过参加美国史会议、讲座、论坛和访学等形式加强与美国高校的联系，了解相关讯息，拓宽研究方法和路径。同时，对美国学界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能够使历史认识更加客观。其次，梁教授认为在研究资源配置方面目前出现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各地区资源配比、师资力量以及研究结构分布不平衡。就东西部而言，目前长三角发展较为迅猛，而西部和北部等地区相对迟缓。基于此，梁教授建议推动区域发展，加强人才合作，实现数据库资源共享。西部高校发挥地区协作优势，推出更多有特色的学术论坛，扩大影响力。接着，梁教授谈到要同舟共济，与美国史共同繁荣。学习和借鉴美国史学界研究成果，加强与美国史学界的对话和交流。在研究方法上，关注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学习新理论和新方法，加强相关积累和铺垫。学习老前辈艰苦习得，笔耕不辍的精神，鼓励青年学者树立信心。梁教授指出，关注美国青年教师和博士的成长、传递学术信息和搭建成长平台的必要性。对青年教师和学生而言，翻译史料是一个提升自我的好方法。在翻译过程中，锻炼学术能力，诸如对英语的理解、汉语的表达、各种史料剪裁和使用搭配以及研究方法建构等。此外，梁教授提到历史的现实关怀，在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历史研究能够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相关的思路和路径。最后，梁教授提出建议，加强与美国史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的建设与共享，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建初期那样，推出能代表研究会水平和形象的论文集，或者是带有研究会标志的学术专著等成果，加强研究会作为共同体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传帮带作用。与会者围绕“学术共同体”这一主题纷纷发表意见。南开大学董瑜对学术共同体的涵义作进一步阐述，认为学术共同体是以专业为基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理念、目标和兴趣等结合的学术团体。个人与共同体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体为个人创造条件，提供机遇；个人也需要服务于共同体，遵循良知，严于律己，这样才能使共同体发展壮大。厦门大学高艳杰从他负责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建设和维护与实际经验谈及学术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华东师范大学刘敏将基层学术共同体分为两类：正式的学术共同体，比如教研室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另一类是非正式的学术共同体，比如青年论坛或各种兴趣组织。她认为不论什么类型的学术共同体，基于共同的认可精神，并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才能保证这个共同体发挥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苏宁从学术跨界融合、时间上相互贯通和空间上的融合这三个视角来看待学术共同体。认为历史不仅是线性延伸，更是对现状的总结和反思。美国史需从多维空间和时间来看待，同时关注跨学科研究。西南大学王勇对梁茂信教授的主旨演讲作了回应，从时代背景、地域不平衡、与美国史学界的对话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对学术共同体的看法和期待。东北师范大学伍斌指出，学术共同体的培养最关键之一就是学术队伍的不断壮大；有一些学术人才，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正在从学术共同体中淡出，这是令人担忧的。上海大学吴浩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重视学术共同体资助申请；二是注重以研究会的名义发表成果。李剑鸣教授认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已是一个标准的学术共同体，但也需要持续的建设，增强认同感、办好网站，推进数据库资源共享，形成“一个年会四个论坛”（即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长三角论坛、西部论坛、东北论坛和青年论坛）的活动框架。丁见民总结说，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我们需不断创新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扩宽研究视角路径，推进学术交流融合。学术共同体为历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美国史书写的内省与外观本场由《光明日报》社周晓菲主持，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围绕美国历史的书写和重新书写做主旨演讲。李教授谈及，历史书写是一个时代史学最外在的、最有标志性的形态，我们对过去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历史书写来呈现的。21世纪刚刚过去的20年，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在这20年里，言论环境相对宽松，学术资源不断丰富，研究条件大为改善；更重要的是，公众对历史的兴趣空前高涨，历史书籍的出版成为部分出版社的重头戏。那么，我们今天是否来到了一个可以重写历史的关口？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者一直在重写美国历史，我们今天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和表述，与以往各个时代都大不一样。导致重写历史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社会政治的变化。各个时代的政治结构、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都在变化，历史学家身处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时代的节奏而重新看待过去世界，并采用新的技艺和语言来重新表述历史。就当下的美国而言，疫情应对、政党博弈、身份政治和历史话语权竞争，都给美国历史书写提出了新的参照，可以帮助我们从当前的视点反观美国历史上的危机年代，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界定课题，并选取适当的研究路径。由此看来，史家不可“昧于知时”，而必须保持积极的、自觉的现实关怀，把过去和今天联结起来，打通它们之间的血脉，使过去变得鲜活而有意义。其次，史学理念的变化也会影响历史书写。以往史家书写的大都是精英政治史，如今我们既能“向上看”，关注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丰功伟业”，同时也能“向下看”，考察普通大众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历史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可能性，为历史书写的多样化提供许多机会和潜力。当今的历史学家意识到自己在浩瀚无边的过去世界目前显得多么渺小，以往那种固化的、封闭的、唯一的和绝对的真理观也轰然崩塌，史家对自己的判断和表述多了一份谨慎、克制乃至谦卑。再次，史家的兴趣会直接改变历史书写。历史的许多面相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史家的兴趣得到了极大拓展，好奇心和探索兴趣总能转化为新的研究成果。复次，史学的整体积累、研究领域的积累和学者个人的积累，都会为历史的重新书写提供资源和养分。当研究推进到一定程度后，我们要努力对它加以“概念化”。概念化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理解历史的新框架和新思路，为历史的重新书写创造极好的契机。最后，理论和方法的地位也不容忽视，理论有如探照灯，可以照亮我们探索的方向；理论也是工具，可以为帮助我们更加得心应手地理解和诠释过去。围绕主旨报告，四川外国语大学陈黎黎补充道，在美国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中，除传染病（具有高度接触传染性甚或流行性的疾病）外，其他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特别是因环境中的有毒物质导致的疾病亦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能够运用多种视角和方法，如医疗社会史、公共卫生史、工业卫生学和环境毒理学等。厦门大学高艳杰结合自己在东南亚研究机构做美国史的工作也提出几点体会和困惑，如在研究中关注东南亚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地位变动的脉络、更容易摆脱将东南亚国家简单“概念化”“标签化”的做法，并且在史料搜集上享有天然的便利等优势。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则从美国立宪史的角度分析传统概念工具在美国立宪史研究中的复兴。西南大学李晶介绍了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最新研究动态。华东师范大学梁志从档案利用和课题选择等角度谈了对近年来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认识。他认为，在“冷战史新研究”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目前美国外交史研究正在实现“国际化”转向，即从仅仅利用美国档案到同时利用美国和外交对象国档案再到发掘第三方档案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梁教授也指出美国外交史研究在选题方面存在的不足：偏重于微观和中观研究，相对忽视宏观研究；聚焦于外交决策过程（外交政策的制订、执行和调整），而很少考察外交决策人物（特别是中下级官员）和外交决策理论。梁教授还建议未来可以尝试在“美国之外”发现美国，例如在世界历史宏观发展脉络（如国际秩序变迁）中观察美国，抑或分析其他国家眼中的美国。南京大学王睿恒向与会学者提了一个关于学术身份困惑的问题，引起共鸣。实际上反映了近年来跨学科、跨国史研究不断加强的趋势。上海大学杨长云主要回应了李剑鸣教授的主旨演讲，并就自己的城市史研究情况做了汇报，并着重指出写出好的文章需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后浪出版公司尚飞、译林出版社上海分社王笑红、中西书局王宇海、《探索与争鸣》杂志社杨义成、澎湃新闻于淑娟则从出版、媒体人的角度对近年世界史、美国史研究和书写，以及面向公众的可读性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在自由讨论阶段，与会者围绕李剑鸣教授单卷本美国通史的撰写，提出了各自的想法。美国史阅读的内省与外观——读书讨论会工作坊最后一场讨论围绕四川大学原祖杰新著《进步与公正：美国早期的共和实验及其在工业化时代遭遇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展开讨论，上海大学焦姣主持。原教授从社会公正的价值与理念、转型中的演变、进步与公正的对立统一等三方面发表主旨演讲，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关注不同政治群体、思想流派的活动，系统阐述进步与公正在美国早期的演变与影响。他指出，美国从殖民地初创到进步主义时期平等自由的制度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美国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斗争和努力造就了美国从早期清教社会到公民社会转变的历史。原教授指出新著中的缺憾与不足，包括覆盖范围未将印第安人、宗教问题和教育问题纳入。上海师范大学蔡萌谈到，公正在美国不同时期定义和理解不同，在某些时期，社会公正甚至发生断裂，所以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同样值得关注和研究。中山大学曹鸿从其研究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评论该书，对原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多层次的，充满矛盾，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不同派别围绕自己的政治议题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武汉大学杜华认为，原老师的书给人以两个很大的启发。一是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方面，即如何将现实关怀与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提出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二是思想的冲击。长期以来，中文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形成了一种“共识”：自由才是所谓“美国文明”或“美国精神”的核心和精髓。这背后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判断：对平等的过分追求会导致“美国文明”的衰落。原老师此书显然挑战了这种“共识”。原老师通过系统梳理美国二十世纪之前美国社会公正理念的源流和演变，充分表明，从殖民地时期以来，追求社会公正是美国历史的重要传统。第一，对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在美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第二，美国的社会公正是在不断进步和扩展的。“一是主流社会内部公正和平等意识的演进；二是主流社会认可的共同体范围的扩展”。第三，在大部分时候，美国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扩展，既不是美国的国家制度自发生成的，也不是由政治精英主动推动的，而是由来自不同群体的民众通过抗争争取而来的。这些群体包括在工业化浪潮中失意的农场主，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的劳工、勇于突破性别秩序的女性、 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持续进行艰难抗争的黑人。正是他们的不断努力，推动着美国主流社会不断发展其社会公正和平等理念，扩展公民共同体的边界。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和艰难的。南开大学姜欣玥博士认为该书所建构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学界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进步与公正》堪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并没有按照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将美国早期史限定于平面视野的追踪，而是“通过观察美国历史上社会公正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内涵，探索其文化深渊源演变的原因，及其与美国社会改革历程的关系。”四川大学王禹从总体上评价了原老师该书的写作风格、文献使用和涉及范围等。并对书中使用的“进步”“公正”“自由”等概念进行了细致辨析和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小凡认为该书在论述有关城市问题中的社会正义时，令其想到空间正义的相关问题，有助于重新理解二战后美国住房问题。复旦大学薛冰清结合《进步与公正》一书进一步解释美国历史发展演进的新框架和美国早期的社会构建与国家构建。陕西师范大学于留振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从新资本主义史的角度谈及自己的阅读困惑，指出原老师对“公正”“平等”两个概念的混用。新资本主义史不避讳将工业化时代的精英代表人物纳入历史的叙事中。原祖杰教授针对与谈者的评论进行了回应，郭巧华、刘敏对评论发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剑鸣教授就美国历史上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进步主义”的复杂内涵、以及谁是进步派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上海大学吴浩在闭幕式总结时指出，美国史研究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推动学术交流，而进行学术共享对于青年学者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交流和解惑过程中，学者的学术素养得到提高甚至升华，也碰撞出更多思维的火花。而青年史学者的前瞻性和专业性也为学术共同体增添活力和新思路。诚如张勇安教授在本届工作坊开幕式上所言：“观变动之世界，省史学之维新，查同仁之进度，促自身之提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经柴先生嫡孙柴念东老师悉心整理，于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里面收录了柴先生与师友、亲人、学生等往来书信、诗札近五百件。除家书而外，通信最多的则为陈垣（34通）、刘乃和（35通）、孙功炎（12通）、陈乐素（7通）、陈晶（7通）、邓之诚（6通）、台静农（6通）、周祖谟（6通），等等。于此可窥得柴德赓先生的朋友圈之冰山一角。这里，我们要谈的是《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所收的一通陈直致柴德赓信札，全文如下：青峰先生著席：春初曾奉惠笺，嗣以有长春短期讲课之行，匆匆未及裁答，歉甚。 近以一年中无课，拟将旧著再整理一番，在长两月余，与于省吾、张伯驹二氏常常晤谈，尚不寂寞。长市面积广阔，建筑精美，亦东北一大都会。 乐郊虽美，究非吾土，弟已二十年不到江南，每颂邱迟“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不禁神往。 别来一岁有余，吾兄有新著否，便乞见示。 附奉广东《学术研究》刊载小文一篇，敬祈教正为荷。 耑此奉候，并颂著安 ! 弟陈直拜启　九月七日陈直致柴德赓信札原件这封信，《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编注者定为1964年9月7日，甚是。以下对信中的内容逐一略加考释。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陈先生信中所提及的“春初曾奉惠笺”，关于柴先生春初来信，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经查柴念东老师所整理的未刊本“柴德赓日记”，1964年1月至4月的日记内容已经佚失。据柴念东《柴德赓年谱长编》（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知柴先生1964年春初，一直在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苏州大学）。直到当年4月26日，教育部借调柴先生来京，协助他的老师陈垣先生点校新旧《五代史》，《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所收书信中，也多有谈到此事。因此，“春初曾奉惠笺”，当是1964年初，柴先生从苏州寄信陈先生。陈先生和柴先生的相识，应该是缘于1963年。当年柴先生应北京大学翦伯赞副校长之邀，从苏州来北大讲学一年，为历史系诸生开史料与史学一课。而同年，陈直先生也为翦伯赞所邀，从西安来北大讲学。《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收有柴先生致妻子陈璧子的家书82函，其中1963年5月10日一函中就谈到，“明天晚五时半，翦老、邓恭三请我们几人（郑、吴荣曾、陈直老先生）到颐和园听鹂馆吃饭。下午准备早些去，游一游颐和园”。（《柴德赓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57页）可见，讲学北大期间，两位先生往来十分密切。《柴德庚来往书信集》信中所提及的“长春短期讲课”之行，指的是1964年陈直先生应东北文史研究所之邀，来长春为学员授课。陈直先生长春之行，黄中业、孙玉良《共和国教育史上的国学书院式学府——东北文史研究所述要》（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简称“《述要》”）一文云：“1963年文史所请陈先生来所讲学，讲授《汉书》，有助教陪同负责板书。陈先生讲课和蔼亲切，娓娓动听。”据此信，可知陈先生是在春初收到柴德赓先生信笺后，方有长春之行的。则陈直先生的长春之行，应为1964年，而非1963年，此处当为黄中业先生误记。陈直先生在长春期间参加“春游社”，写有《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183页）一文，末尾云：“一九六四年六月来客长春，拉杂书此，以志多闻。”长春之行结束后，作者进行了增改，改题为《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陈直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84—385页），内容视旧文新增了“海城于省吾先生为余老友，所著《周易》、《尚书》、诸子新证等，颇多创见，近年执教于吉林大学，推为祭酒。今年五月，余应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之招，旅客长春，与省翁过从尤密。间出示所藏汉晋印七枚，皆铭心绝品，友朋中尚少见知者，爰记其目如次……以上各印，据云皆为陶北溟旧藏之物，屡次寓目，辙爱不释手”等文字。据此可知，陈直先生是1964年5月应邀来长春讲学。同时，据陈先生《盐铁论解要·前言》的落款时间为“一九五七年九月初稿于西安西大新村，一九六三年四月修改于北大朗润园，一九六四年六月再修改于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陈直《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123页），也可说明陈先生的长春之行在1964年，并且此行携带了《盐铁论解要》书稿。另外，笔者就此事拜访咨询了宋德金先生，宋先生是1962年进入东北文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据宋先生回忆，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只有一次。那么，根据这封陈直致柴德赓信札，以及《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和《盐铁论解要·前言》落款时间，我们可以确定陈先生的长春讲学之行，当在1964年5月抵达长春，为期两个多月。黄中业、孙玉良《述要》所谓的“1963年”当系误记。东北文史研究所是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在东北成立的一所国学书院式学府，1961年5月17日，东北局宣传部经讨论后产生了《关于建立东北文史研究院讨论纪要（草稿）》。同年6月28日，东北局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东北局宣传部在长春筹办。研究所的目的是“培养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人才，以期改变东北地区在文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薄弱状况”。东北局宣传部关山复部长认为要为东北文史研究所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学习环境”。后选址长春市建设街16号伪满洲国外交部旧址庭院内的一幢二层小洋楼。同时，同志街25号院内的一栋小洋楼，则拨付给东北文史研究所，作为来所讲学的导师住所。（此段节引自黄中业、孙玉良《述要》）1962年7月1日，东北文史研究所召开建所典礼，陈毅元帅亲自题写了所名。东北文史研究所原址（网络照片）其实，早在1928年，东北地区就有一所研究国学的书院式学府——奉天萃升书院。萃升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末荒废。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出资重建萃升书院。张自领院长一职，而聘请于省吾先生为院监，全权负责书院日常教学工作。关于设书院之缘起，于先生撰有《奉天萃升书院记》（全文载《萃升丛刊》，民国辽宁作新印刷局印），叙述最详。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中引于先生《奉天萃升书院记》云：“在书院主讲之三先生，皆当代硕学大师，足以当讲学之任而无愧。吴向之先生尤精于历史舆地之学，讲述清代掌故，如数家珍。前后三次度辽，尤熟于东北掌故。所著有《奉天郡邑志》、《东三省沿革表》，皆为精心结撰之作。尤以选抄《明实录》数百册，保存东北史料最多，顷已尽举以赠辽宁省立图书馆，此又受先生讲学间接之赐者也。”（按：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2474页。金毓黻先生所引于先生这段文字，不见于《萃升丛刊》所收《奉天萃升书院记》，未知何据。我们猜测此段文字，当为金毓黻先生所作。《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者误将其与《静晤室日记》所引于先生《萃升书院记》文字混在一起，又未核《萃升丛刊》的缘故）晚年的于先生又在自传里详细地追述了当年书院的情况，道：“张学良和杨宇霆筹建专讲国学的奉天萃升书院，任我为院监。因我从前在西北筹边使署工作时已和国学诸老相识，于是去北京邀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前来书院讲学，王树楠先生主讲经学，吴廷燮先生主讲史学，吴闿生先生主讲古文，高步瀛先生主讲文选。‘九·一八’事变时，萃升书院停办，我在事变前夕感到形势危急，遂移居北京。”（《于省吾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5期）可见，萃升书院所延聘的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如果不是因为“九·一八”日寇侵华，导致书院停办。假以时日，这个书院对东北地区的文史研究，必然带来重要的影响。东北文史研究所的成立，除了远绍“四大书院”，也有近法萃升书院之意。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又号弄瓦翁，江苏镇江人。先生自少年起，便有志于学。“二十岁的青年陈直，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三十九岁前刊行的著作已有《楚辞大义述》、《楚辞拾遗》、《汉晋木简考略》（或作《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摹庐金石录》等多种。其中不少收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如《木简考略》1934年一出版即流布国外，为学人所注目；再如他二十六岁时写成的《楚辞拾遗》，被大东书局收入所编之《楚辞四种》，与洪兴祖、戴震等鸿儒巨匠的著作并列，是研究楚辞的必读之书。他还对古代货币进行研究，参与了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的撰写工作。”（黄留珠《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人文杂志》1991年第3期）抗战军兴后，陈先生于1940年逃离已成沦陷区的家乡，“绕道香港，经昆明、贵阳、成都，最后抵达陕、甘。为了谋生，先后在兰州、西安等地金融机构中供职，从事与学术毫无关系的文牍方面的工作”。（黄留珠《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直先生的处境方得到改观。1950 年 ，经著名学者、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约请 ,陈直开始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来西大任教后，陈直于195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汉经济史料论丛》，195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汉书新证》。据斯维至回忆，在这两部书出版后，“他的精密考证立刻引起了秦汉史学者的好评，甚至日本学者也从海外来信访购。1963—1964年北京大学翦伯赞副校长、东北文史研究所佟冬所长都来礼聘陈老前去讲学。这个没有任何学衔的学者，就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专家了”。（斯维至《我所认识的陈直先生》，载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28页）笔者有金景芳先生旧藏1959年版《汉书新证》，封底有吉大书亭的售书印章，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此书的流传之广。陈直《汉书新证》1953年，教育部决定在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名吉林大学）设立历史系，时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的佟冬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负责筹备历史系。历史系创建后，佟冬又先后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副校长、第三书记等职，于省吾、金景芳两先生，均为佟冬在东北人民大学任职时候所延聘。据黄中业、孙玉良《述要》载：“1962年2月，佟老先后两次邀请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于省吾、金景芳、孙晓野等教授在吉林省宾馆座谈文史研究所的建所方针大计。”又据黄中业在《难忘的教诲》（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中一文回忆，正是由于金景芳先生的推荐，他得以在1962年9月进入东北文史研究所学习古文古史。宋德金在《布衣傲王侯——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文史知识》2009年第10期）一文中，也提到自己1962年在吉大历史系毕业后，经金先生推荐，得以分配到东北文史研究所。可知，金景芳先生对新成立的东北文史研究所曾积极建言献策，推荐人才。则陈直先生应邀东北讲学，很有可能就是金先生在读过陈先生著作后，向佟冬所长进行了推荐。当然，也可能是陈先生的老友于省吾先生所荐。于省吾信中提到“与于省吾、张伯驹二氏常常晤谈”，于省吾与张伯驹为柴陈二人共同的朋友，这也是陈先生信中提及这两个人的原因之一。陈直先生《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也提到了他“余应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之招，旅客长春，与省翁过从尤密”。张伯驹《春游琐谈序》云：“昔，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省吾、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知，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壬寅春中州张伯驹序。”（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从《春游琐谈》中所收有陈直《记〈明诗赏奇〉》、《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记丹阳吉曾甫先生之博学》、《曹魏仓慈手写〈佛说五王经〉跋》四篇文字来看，在长春两个月期间，陈直先生是参加了“每周一会”的，而这四篇文字，正是陈先生与诸位友人谈笑之外，所留下的文字记载。张伯驹是鼎鼎大名的收藏家、书画家、鉴定家，“但在1959年却因传统戏剧的问题与文化部较真，结果被错划右派赋闲在家。爱惜人才的陈毅元帅通过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于毅夫将其调到长春，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将他们夫妇分别安排在省博物馆和省艺术专科学校”。（佟多人《记忆中的父亲》，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也被安排住在同志街25号的东北文史研究所导师住所。正是由于这段因缘，张伯驹将个人所藏的六十余件文物，捐赠给了吉林省博。其中包括南宋杨婕妤《百花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唐人《楷书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残册》等绝世瑰宝。（见吉林省博物院官网2018年4月4日《吉林省博物院藏张伯驹捐赠书画作品亮相故宫》）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晚号夙兴叟，斋名未兆庐、双剑誃、泽螺居，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萃升书院停办。于先生于是入关，来到北京。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5年，应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匡亚明之邀赴长春任教。当时于先生住在柳条路一号的郑孝胥旧宅内（此据姚孝遂《书剑催人不暂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编《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362页），离陈直、张伯驹两先生居住的同志街25号很近，也方便他们往来相访，论学谈艺。这也是信中提到的三人得以“常常晤谈”的一个地理条件。加上于先生与陈先生均为“新证派”的代表人物，两人之间，自然是惺惺相惜，同声相应。（冯胜君在《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一书中指出，于省吾为“新证派”代表人物，陈直也属“新证派”一员。同时也指出陈直是用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考证历史，于省吾是用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考证文献。）从陈直先生1973年农历十月所写《读子日札·小引》中提到的“近则老友于省吾教授，多以两周铜器铭文，钩稽互证，创解至富”一语，也可以看出1964年长春之行结束后，陈先生对老友学术成绩的长期关注和欣赏。郑孝胥位于柳条路官邸的旧影（出自渡桥的博客，此宅解放后为于省吾先生住所）信中谈到“长市面积广阔，建筑精美，亦东北一大都会”，1932年，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当时试图将长春规划建设成“亚洲第一大新兴都市”。“日本帝国主义出于长期统治的目的，对城市进行了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布局极不合理，使城市呈畸形发展，城市的环境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沦陷时期的日伪军政机关及各类会社大多数集中在朝阳区，日本人和日伪官吏多数也都居住在这里。日本人在此大兴土木，建造洋房，铺设给排水管道，同时对园林绿化、公共建筑以及日本人所需生活设施都做了较详尽的安排。而把中国人集中到南关区、二道河子区八里堡及宽城区宋家洼子一带。在中国人居住区，房屋破旧低矮，道路狭窄泥泞，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加上穿插其间的小工厂、小作坊，环境状况极差，据记载曾发生两次霍乱传染病的流行。”（《长春市志：环境保护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页）东北文史研究所校址和导师住所，均为伪满洲国时期所建的小洋楼，设施良好，又地处长春市核心地带朝阳区，离风景优美开阔的南湖公园也很近。加上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个重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各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物资相对丰富。因而，陈直先生对“北国春城”长春的市容市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弟已二十年不到江南”，陈先生自1940年离开家乡后，到写此信的1964年，恰好二十四年之久，这里说“二十年”，是举其成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南朝梁邱迟所撰的《与陈伯之书》。因柴先生任教于江南，陈直先生行文至此，不禁起乡关之思。陈先生信末提到“广东《学术研究》刊载小文一篇”，指的是1964年3月发表于《学术研究》的《广州汉墓群西汉前期陶器文字汇考》。这也是《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编注者将此信系年为1964年的一个主要依据。这篇文章写于1963年7月（周天游《陈直与秦汉砖陶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2期），时陈先生讲学北大，当是和柴先生谈起过此文的一些看法，因而正式发表后，特意随函相赠，请友人指正。此文后来收入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先生论文集《文史考古论丛》。通过《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公布的这封陈直致柴德赓信札，不仅纠正了研究者对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的时间错误，理清了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的确切年月——1964年5月抵达长春，为期两个多月。同时，也通过这封信札，得以看到当时学人之间的往来交谊。相信还有不少柴德赓先生以及陈直先生的信札收藏在有心人处，我们也期盼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书信的刊布，为相关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柴念东老师慷慨惠赐陈直先生信札原件照片和“柴德赓日记”未刊稿。另外，还得到了宋德金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惠赠相关资料，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朱浒，男，1983年生，江苏徐州人，上海大学美术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晨晖学者。出版著作《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研究方向：美术考古。曹魏美术的新视野——西朱村大墓出土琥珀童子骑羊像的意义探讨朱浒（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062）摘要：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伊滨区西朱村发现一座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其中发现一件琥珀童子骑羊像，系曹魏时期美术的重要作品，具有多重意义。首先，这件童子骑羊像原型之一系汉代羽人或胡人骑羊像，传达出原始神仙信仰与谶纬、祥瑞观念的结合。其次，三国时期月氏人支谦翻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载“释迦七岁乘羊车诣师门”，在犍陀罗等地发现有释迦牟尼骑羊雕刻，胡人转义为佛，或转义为童子，似受到早期佛教观念的影响。再次，魏晋时，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向往，以及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促成了南北朝时期婴戏题材的独立成科，开启了婴戏美术的新风。综上，这件作品是目前曹魏美术中仅存的一件“标准器”式的婴戏美术作品，填补了婴戏美术汉晋之变重要缺环，具有重要美术史意义。关键词：汉晋、曹魏、三国、骑羊、童子、佛教提起曹魏艺术，美术史往往语焉不详。在2009年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被发掘之前，有准确纪年的曹魏时期文物并不多见，考古成果也屈指可数。曹魏后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洛阳，主要有洛阳16工区曹魏墓[1]、曹魏正始八年墓[2]、偃师杏园6号墓[3]、洛阳东郊178号墓[4]、洛阳孟津大汉冢曹休墓[5]等。其它地区曹魏墓的发现极少，以山东东阿太和六年曹植墓为代表[6]。遗憾的是，曹魏墓葬不树不封，随葬品也大多粗陋，多陶器，无法同盛行厚葬的两汉相比，甚至连一江之隔的东吴都难以企及，这同史书记载曹操父子推行薄葬的政策是相符的。曹操墓虽然级别较高，但盗扰严重，除了一些汉画像石残石、石牌和少量珠玉外，没有发现艺术价值较高的文物，殊为遗憾。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伊滨区西朱村发现一座高等级墓葬。由于该墓出土石牌的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考古专家认为其应为曹魏时期高等级的大型墓葬[7]，并入选2016年十大考古发现。在该墓的众多出土物中，一件童子骑羊像无疑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件文物虽然尺寸不大，但造型精美、细致，材质较为珍贵，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审美价值，属于曹魏时期美术的杰作。基于此，笔者不揣浅测，拟对这件重要文物的图像来源、文化意涵，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中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恳请方家批评指正。图1 琥珀童子骑羊像 洛阳西朱村大墓出土一 汉晋时期胡人与羊的祥瑞世界此件琥珀骑羊人像整体高约5厘米，通体棕红，为一童子骑乘卧羊造型。经测定，其材质为琥珀。羊身上刻有云纹，腹部两侧似有羽翼，双角内收。孩童双手抓住羊的双角，面带笑容，形象生动活泼（图1）。其造型可归于汉晋时期常见的“人物乘骑”类雕刻。对这类题材的研究，应基于汉晋考古中发现的同类或相似文物。首先，汉代画像中的胡人骑羊与汉代谶纬、祥瑞思想。“人物乘骑”是汉代艺术中的常见母题，但基于早期考古发现，乘骑者身份并非童子，而主要是羽人或胡人。作为人物坐骑的动物种类较多，主要有马、羊、鹿、狮子、麒麟、大象等多种，其使用场合与功能也有细微差别。骑马者主要见羽人，1966年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了一件人物骑马玉雕，奔马足踏流云，羽人背有双翅，双耳高过头顶，手执一灵芝，骑在马上作遨游状。林梅村教授认为这是经由斯基泰人传入的波斯马神形象。[8]图2-1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人物骑羊石像图2-2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人物骑羊石像汉代人物骑羊石质圆雕可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其一被定为仙人骑羊像（图2-1）。由于人物头部风化较为严重，从图像细节看，推测为胡人武士，应置于陵墓神道前。其二为一手执管状乐器的人物侧坐在羊背上，双腿均垂于羊的右侧，风化亦严重。在汉画像中，同类乐器一般为头戴尖帽的胡人所吹奏，可能是竖笛、胡笳一类的管乐，故其身份可能也是胡人。四川地区常见的陶质摇钱树座，常以“仙人骑羊”为主题，如1982年绵阳石塘乡汉墓和1987年绵阳大包梁汉墓均出土“仙人骑羊座”[9]。平面或浮雕造型的人物骑羊图像主要见于鲁南、苏北、皖北等地的汉代画像石，这一地区是中国汉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地区。1972年11月，临沂城南8公里的吴白庄汉墓出土三幅人物骑羊画像石[10]，现藏临沂市博物馆。其一，人物骑在一只奔跑的羊身上，一手前伸。从人物头戴的尖帽判断，其身份应为胡人（图3-1）。另有两幅分别为胡人（图3-2）和羽人（图3-3）。图3-1图3-2图3-3图3吴白庄汉墓胡人、羽人骑羊画像石另据笔者考察，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藏有一块东汉画像石，其下层画面也为人物骑羊。（图4）从这些人物骑羊画像看，可知人物身份主要为胡人或羽人，童子身份不明显。图4萧县博物馆藏胡人骑羊画像石依照邢义田先生的研究，“汉代造型艺术中呈现的胡人外貌虽说是形形色色，……可以说大部分以尖顶帽为服饰上最主要的特色。……这种尖帽的共同特色在于帽顶呈尖状，微微朝前弯。”[11]胡人骑羊首先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山东、苏北地区大量出现的胡汉战争画像石中，胡人的族属主要是北方游牧部落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12]说明胡人骑羊作为一种骑术的训练，已经被汉人所知。汉画像中的胡人骑羊更多表现为一种“祥瑞”。东汉时期，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与羊有关的祥瑞组成了固定的名称。邳州燕子埠缪宇墓中有一块画像石的榜题将“福德羊”与“骐驎”并列。（图5）“福德羊”身上还立有一只瑞雀[13]，正是这种谶纬与祥瑞思想的体现。在汉人心中，胡人是活跃在仙界的一类不同于汉人的族群，距离西王母距离更近，因此具有一种神异性。胡人与羊组成搭配，胡人成为汉人“异域想象”之载体，再配合羊本身具有的祥瑞功效，得以强化祥瑞的功效。图5 邳州缪宇墓“福德羊”与“骐驎”画像石仙人骑羊具有同样的功效。在一定的语境下，汉代艺术中胡人和羽人的身份具有互通性，因“羽人是西王母身边的仙人，位于西方。而西域胡人恰巧生活在西陲之地。一般汉人对西域地理并不甚了解，羽人生活在西方，故与西域胡人发生关联，西域胡人形象成为羽人形象的蓝本”。[14]文字学的证据表明，在华夏族的早期记忆中，羊与羌人有密切关系。《说文》云：“羊，祥也。”《释名》也有“羊祥也，祥善也”的记载。汉画像中，胡人所乘骑的羊一般都是固定的形象——身体健硕，双角后弯。而羌人与羊的关系留下的印记，在传西汉刘向所著《列仙传》中留下了一些痕迹：“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在娥媚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15]《列仙传赞》云：“木可为羊，羊亦可灵，灵在葛由，一致无经”。[16]葛由身上仍然保留了羌人以“羊”为图腾的文化因素。在《列仙传》中，人物骑羊似乎被吸纳为神仙家的一种修仙方式，这是对谶纬、祥瑞思想的吸收和借鉴。其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的胡人骑羊器与胡人抱羊骑狮器是汉代胡人骑羊图像的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曹魏西朱村大墓差不多同时代的南方青瓷器中也发现有胡人骑羊母题的器物。1993年浙江省安吉县高禹天子岗M3出土一件青釉胡人骑羊形器（图6），高10、长11厘米，现藏于安吉县博物馆，“羊体身躯肥硕，呈卧伏状，背有插管和骑姿态胡人。胎质细腻，釉色青绿，开冰裂纹片”。[17]据发掘报告，其年代被定为“三国末西晋初，约为‘公元266-280年间’”。[18]这里的胡人双手合十捧在胸前，姿态同魂瓶上的带有佛教因素的胡人类似，头戴尖顶帽，正是汉代以来的传统。图6 浙江安吉县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骑羊形器两晋时期，胡人骑羊青瓷器逐渐被胡人骑狮形器所取代。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例是2003年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中出土的一件青瓷胡人骑狮水注，为“一胡人浓眉大眼，两眼圆睁，高鼻大耳，络腮胡须，髭须上翘。头戴网纹卷沿高筒帽，帽中间饰有凹弦纹，帽后两带交叉下垂。身着圆圈、十字形纹衫裤，足穿网纹履，端坐于狮背上。[19]（图7）同墓还出有铜仙人骑狮器。图7 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 青瓷胡人骑狮器需要注意的是，除洗砚池晋墓外，另外几例西晋时期的胡人骑狮形器，存在一种胡人怀抱羊的类型，表明了羊与狮在祥瑞气氛的构建中存在着密切关联，虽转羊为狮，单艺术母题却一脉相承。安徽省博物院藏有一例“胡人抱羊狮形器”（图8），高25、长18.5厘米，年代定为西晋，1990年安徽省舒城县出土。胡人骑于狮背之上，深目高鼻，头戴高冠，冠上有装饰，冠顶部有残损。胡人胸前抱一小羊，衣服上装饰圈点纹等。图8 安徽博物院藏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无独有偶，湖北省博物馆藏有一相似的胡人抱羊狮形器（图9），高24.2、长20厘米，1956年湖北武汉武昌区钵盂山M322出土。其特征为“狮张口龇牙，昂首挺胸，身肥硕，长须，花式扁尾，四肢伏卧。狮身上塑一胡人，戴网纹卷沿筒形高冠，双手抱一羊形小动物于胸前，着胡服，衣饰圆圈纹”[20]。图9 湖北省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同类器物还可见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胡人冠上有双龙浮雕装饰，衣服上有圆圈纹装饰，同样为双手抱羊的造型。（图10）图10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此外，两晋时期还有一些独立的青瓷羊插器，这些都对汉代羊祥瑞的继承。西朱村琥珀骑羊像可视作同一文化观念影响下的艺术。由此，从汉晋之间“人物乘骑”艺术母题的脉络出发，西朱村曹魏大墓所见琥珀骑羊像无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首先，它属于汉晋之间的重要过渡，填补了曹魏时期的空白。从汉画中的胡人、仙人骑羊，到两晋青瓷器中的胡人抱羊骑狮器，乘骑的主角并非儿童。其次，羊原本是位于华夏族西部的羌族部落图腾，在汉代成为祥瑞的象征。狮子则是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从遥远的西域地区传入的祥瑞物种。羊与狮身份的置换和杂糅，恰代表了汉晋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向西推进，对祥瑞物种的孜孜探索。同样来自遥远未知西方世界的胡人，在与羊和狮子的搭配中，无意中成为这一祥瑞观念演进的见证。二、三国《太子瑞应本起经》的翻译与佛教美术视野中的童子骑羊像佛教自汉代由印度与中亚胡僧传入中国，在东汉初年进入东部沿海的楚国，因楚王刘英的率先推崇而被载入史册[21]，并在东汉后期进入皇宫之中，汉桓帝有“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的记载[22]。早期佛教入华伊始，曾依附“黄老道”，并被误解成外来的方术，但佛教也顺利进入汉代人的宗教信仰之中。在汉代美术中，四川地区频繁发现摇钱树座上的佛像，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项光童子像被认为是佛像或菩萨像[23]，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也有大量的佛教内容[24]。笔者在滕州博物馆发现的“胡人礼佛”内容的汉画像石[25]，都是早期佛教美术中国化的产物。美术与佛经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佛经文本的翻译和流传是图像赖以存在的基础，二者具有重要的互文性。笔者参加2017年赴张掖参加形象史学会议时邂逅尚永琪教授，受其《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26]一文的启发，对这件琥珀骑羊像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支谦是三国时期重要的翻译家，曾被孙权拜为博士，其祖父支法度于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移居中国，为大月氏人。支谦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谓。他翻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有这样的记载：（释迦）及至七岁，而索学书，乘羊车诣师门。时去圣久。书缺二字。以问于师。师不能达。反启其志。至年十岁。妙才益显。[27]这段佛经是关于释迦牟尼太子生平的重要记述，被称为“问学”。以上引文是关于太子问学的最早汉译本。这段文本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是“太子七岁”，第二是“乘羊车”。尚永琪先生指出，“所谓‘羊车’可以有两解，（1）以羊当车，即《佛本行集经》卷3所谓‘真金为鞍， 杂宝庄饰’。显然，这样的有鞍子的配置不是用来拉车的，而是骑乘的。事实上，在犍陀罗雕像中，释迦王子拜师学书的造像有骑羊的图像。（2）以羊拉车，上述文献中所谓‘乘羊车’在字面意思上显然即是羊与车的结合，中国古代宫廷中也有‘乘羊车’之设与使用；在犍陀罗造像中表现释迦王子求学之场景，也有坐羊拉车的图像”。[28]他援引了英国伦敦私人收藏的一例释迦太子骑羊像（图11）。[29]我们发现，与曹魏西朱村大墓所见琥珀骑羊像相比，羊的姿态虽一卧一坐，人物形象亦不相同，但从羊双角卷曲的形状看，可知其具有一样的品种，二者是否存在默契，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图11 犍陀罗太子骑羊石雕 出土地不详《太子瑞应本起经》的流行时代，正是三国时期，与曹魏西朱村大墓年代相吻合，江南吴地的佛经有传入北方的历史契机。曹魏政权对待佛教的态度，虽不比东吴虔诚，但应对其有所接触和理解。唐道世《法苑珠林》记：“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宫之西，每系舍利在旛刹之上，辄斥见宫内。帝患之，将毁除坏。时有外国沙门居寺，乃赍金盘盛水，以贮舍利，五色光明，腾焰不息。帝见叹曰：非夫神效，安得尔乎！乃于道东造周闾百，名为官佛图精舍矣。”[30]所谓“官佛图精舍”，表示这些精舍隶属于官府。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二年（公元230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31]依范晔《后汉书·西域传》，“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32]，此大月氏即为贵霜帝国，亦即犍陀罗之所在。既然贵霜同曹魏政权有外交上的接触，尚无法排除两国之间有官方宗教、艺术交流的可能。茫茫大漠戈壁也阻挡不了汉人高僧朱士行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赴于阗国求法，可知曹魏时期中原与西域间的佛教交流的程度比汉代要高，中原人士对佛教的态度由被动转向主动。稍晚一些的北凉中天竺沙门昙无谶翻译的《悲华经》中记载了佛陀对骑羊事件的自述，或可揭示其深层意涵：“我为童子乘羊车时，所可示现种种伎术，为悟一切诸多众生故。”[33]由是观之，佛陀七岁骑羊的故事就成为一种展示佛陀法力的“伎术”。从汉代骑羊人物的“胡人”到曹魏骑羊人物的“童子”身份的转变，尚无法排除受到《太子瑞应本起经》的影响。其一，在早期“佛诞”、“九龙浴太子”之类的佛传故事中，佛即以童子面貌示人。其二，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佛本身即被视作“胡神”或“戎神”。后赵君主石虎曾诏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34]，表明在佛教尚不发达的十六国时期，尚有这种“夷夏之防”的观念。早期佛像带有一定的胡状外貌，也是汉晋佛教美术的一大特点。如果我们考察稍晚一些南北朝的石窟壁画等佛教美术材料。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尚永琪先生注意到，敦煌莫高窟290窟北周壁画中虽有“太子赴学”的图像，“原则上遵守了佛经经文中所表达的释迦太子出宫到教师之门问学的动态场景” [35]，但是太子所承骑的却是马，而非羊。基于此，此类骑羊人物中，胡人与童子之间的身份互换，不能排除受到当时流行的佛经与佛教观念的影响。这尊像究竟是曹魏宫廷佛教信徒依《太子瑞应本起经》文本而制作的佛教遗物，抑或是汉晋之间谶纬与祥瑞观念的自然延续，我们尚无法明确区分。同一件艺术品在不同的宗教语境下，存在多重意义。这也恰好是早期佛教美术中国化的一个特点。三、 “求子”“夙惠”与婴戏美术的汉晋之变所谓婴戏美术，是指表现孩童生活、嬉戏内容的绘画或雕刻作品。这类题材在我国古代画史中被称为“婴戏”或“孩儿”等。[36]目前美术史界对于婴戏美术的研究相较其它画科较为薄弱，且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唐宋之后。关于婴戏美术的起源，学者们多执不同的看法，有“汉代说”、“魏晋南北朝说”、“唐代说”、“宋代说”等等。以薄松年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婴戏图从六朝发轫到宋代繁荣，延至明清民间年画中的多姿多彩，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37]王连海认为“两宋的婴儿题材绘画已独立成为专门的‘画科’，成长为美术史上的专题材”等等。[38]汉代画像内容包罗万象，带有孩童形象的汉画像更是屡见不鲜，如武氏祠画像中的“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项橐”、“赵氏孤儿”等故事中均有孩童图像出现，用以表现成王、项橐、赵武等历史人物。需要注意，这类图像并不能视作婴戏图，因为这些孩童形象多依附历史故事叙事而存在，并不具备成为专门画科存在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婴戏美术有重要发展，一个重要标志是婴戏画家的出现。《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南朝时期的两位画家顾景秀、江僧宝，顾景秀曾绘《刘牢之小儿图》，江僧宝绘《小儿戏鹅图》，表明这一题材的独立性大大提升。虽然这两件绘画原作早已不传，但在考古发现中，仍可以窥其一斑。在河西嘉峪关、敦煌地区的墓室彩绘砖画，发现了不少儿童劳作和嬉戏画面。如嘉峪关六号墓的“采桑图”砖画，描绘了一名扎着羊角辫的女童右手提着篮子，左手采桑，而左边的男童手持弹丸驱鸟保护桑树。敦煌佛爷庙湾36号魏晋墓出土的“骑竹马图”砖画，描绘了一名身着红白相间圆领短袖的孩童，骑跨在一根弯弯的竹棍上，右手扶竹马，左手去牵住母亲的衣袖，充满童趣（图12）。据《后汉书·郭伋传》载，“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39]，可知汉代孩童即流行竹马游戏。这幅图像虽然同时出现了三个人物，但孩童处于中央位置，无疑是画中重点突出的人物，在审美趣味上同后世的婴戏图略无二致。图12儿童骑竹马彩绘砖画 敦煌佛爷庙湾36号魏晋墓出土在江南地区，儿童图像主要见于贵族漆盘。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了著名的“童子对棍图漆盘”。盘中间黑红漆地上部画山峰，山前空地上两童子持棍对舞，形象生动可爱（图13）。此外，同墓出土的“季扎挂剑图漆盘”中也绘有童子戏鱼图案，另一件 “伯榆悲亲图”漆盘中绘有五人，榆母、伯榆、孝妇、榆子、孝孙。孝孙年幼贪玩，回首张望。[40]上述三件作品，后者固然延续了汉代孩童图像的叙事结构，但却更凸显了“童子对棍图漆盘”作为独立的婴戏图存在的重要性。图13童子对棍图漆盘 三国吴 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综上，汉晋之间的婴戏美术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婴戏美术逐渐褪去了原初的叙事功能，转为单纯描绘孩童欢愉活动的场面。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婴戏美术独立成科，也表示着魏晋审美趣味同汉代“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劝诫功能的脱离，而转向尊重人性，提倡生活的欢愉和人的自由发展。从这一点出发，曹魏西朱村大墓所见琥珀童子骑羊像可视为汉晋之间婴戏美术从发轫到成熟的过渡作品。河西地区的一些魏晋砖画虽然具有婴戏图像，但毕竟地处边远，并非曹魏统治的核心区域。这件琥珀童子骑羊像出土于曹魏高等级墓葬，恰暗示了曹魏政权上层人物对这一美术题材的偏好。考虑到这件琥珀童子骑羊像应是墓主人（可能是帝王一级）生前佩戴或使用的物品，它的发现还有两点重要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意义。其一，三国时期战争频繁，人口数量大大降低，且寿命较短，“祈求多子”、“庇佑儿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墓室壁画、漆盘中大量出现的儿童形象，天真活泼，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画面中的儿童又多以男童为主，反映出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在江南吴地，出土了魏晋时期一些带有胡人抱子形象的青瓷谷仓罐和青瓷人俑。上海博物馆藏有武义县吴墓出土的青釉堆塑人物罐，正中胡人深目、高鼻、头顶盘口壶，怀中抱一子，左肩上另搭一子。[41]1985年温州瑞安塘下场桥龙翔寺三国早期墓出土一件瓯窑青瓷百戏堆塑谷仓罐，塑有尖帽人物双手怀抱七小儿，另有二小儿合掌站立于其左侧。[42]萧山博物馆藏有西晋越窑青瓷仕女抱子俑（图14），女性身着交领右衽袍。右手执一把长方形扇子，左手怀抱一子。小孩头饰发髻，左臂抱一绣球。脚穿靿靴，具有异域服饰特征。同出的男俑头戴尖顶帽，可证女俑亦为胡人。这些文物均是汉代“胡人抱子”艺术母题在魏晋时期的自然延续[43]。图14萧山博物馆藏西晋越窑青瓷仕女抱子俑考察西朱村大墓出土琥珀童子骑羊像，童子并无胡状外貌，也无“抱子”情节，与“胡人抱子”应无关系。但从文化情景考虑，其流露出与之相似的“祈求多子”、“庇佑儿童”的愿望。其二，中国人尤其注重对早慧儿童事迹的记载。汉朝已有对神童的选拔制度，“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44]。《后汉书》中有谢廉、赵建年[45]、臧洪[46]、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47]等，均十二岁就拜为童子郎。随着人物品藻的风行，汉晋时期神童事迹多被记载在《世说新语》一书，其中列有“夙惠”一门，共有七篇。如，曹操养子“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48]这里的“明惠若神”，已经是对神童的最高评价。而曹操之子曹冲，更是以“曹冲称象”的故事而家喻户晓[49]。这些记载折射出曹魏时人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琥珀童子骑羊像在曹魏高等级墓葬中出现的深层意涵。结 论曹魏国祚虽短，但位于两汉与两晋之间，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信立祥先生在考察西朱村大墓时指出，“该墓葬为研究汉代葬制如何转变为晋代葬制提供了很好的标本。”[50]同样，透过这例琥珀童子骑羊像，我们有幸看到曹魏艺术在汉晋之间的过渡形态。考察童子的形象，我们发现，这个童子的发饰与服饰十分特殊，为汉代艺术所未见。作为早期婴戏美术范畴的独立圆雕，这例作品承载了一定的美术史学意义。首先，汉晋艺术传统中常见的“胡人骑羊”转为“童子骑羊”，人物身份虽发生转移，却传达了相似的祥瑞观。其次，在犍陀罗等地发现有“释迦牟尼七岁骑羊”内容的雕刻，与之对应的佛经文本也被翻译到中国。此时胡人形象转为佛，或转为童子，似受到外来佛教观念的影响。再次，魏晋时，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向往，以及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促成了南北朝时期婴戏题材的独立成科，开启了婴戏美术的新风。由此观之，这件作品是目前曹魏美术中仅存的一件“标准器”式的婴戏美术作品，填补了婴戏美术汉晋之变的重要缺环，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关于这件作品的材质——琥珀，古称“虎魄”、“育佩”等，也颇值得探讨。琥珀制品在该墓葬的出现，无疑承载了重要的信息。但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当另撰文探讨。[1]李宗道：《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6]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7]该墓考古报告尚未发表，相关信息来自中国文物信息网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http://www.kaogu.cn/cn/xccz/20161118/56191.html 。[8]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3页。[9]霍巍：《四川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浅析陶摇钱树座与陶灯台》，《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10]临沂市博物馆编：《临沂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11]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胡人”的外貌》，载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3-234页。[12]《史记匈奴列传第50》。[13]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第8期。[14]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63页。[15]王叔岷撰：《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16]同上。[17]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浙江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18]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第39页。[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第7期，第15页。[20]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湖北湖南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21]《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第32·楚王英》。[22]《后汉书·孝桓帝纪第7》。[23]杨泓：《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现代佛学》1962年底4期。[24]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连云港孔望山》，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25]朱浒：《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15年第10期。[26]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1-20页。[27] [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本缘部上》。[28]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1-20页。[29] Isao KURITA, 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of Gandharan Art: The Buddha’s Life Story, Tokyo: Nigensha, 2003,p.49.[30] [唐]道世:《法苑珠林校注·感福篇第五·感应缘》，中华书局2003年版。[31]《三国志·魏书3·明帝纪第3》。[32]《后汉书·西域传第78》。[33]《悲华经》卷6，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本缘部上》。[34]《晋书·列传第65·佛图澄》。[35]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2-13页。[36]畏冬：《中国古代儿童题材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37]薄松年：《中国娃娃：喜庆欢乐的婴戏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38]王连海：《中国古代婴戏造型图典》，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39]《后汉书·列传第21·郭伋传》。[40]定邦钧：《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41]武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从浙江省武义县墓葬出土物谈婺州窑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2期。[42]高启新、吴祖凯：《温州博物馆婴戏馆藏品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6期。[43]关于汉代胡人抱子图像传统，可参考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77-289页。谢明良：《鬼子母在中国——从考古资料探索其图像的起源与变迁》，《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9年。[4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史部·政书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45]《后汉书·列传第51·左雄传》。[46]《后汉书·列传第48·臧洪传》。[47]《三国志·魏书·列传第15·司马朗传》。[48]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49]《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20·邓哀王冲》。[50]温小娟：《洛阳发现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墓主人身份待论证》，《河南日报》2016年11月17日。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图文由作者提供本文曾经发表于《美术与设计》2018年总第1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