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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趸王朱浒《骑羊童子：解开曹魏美术背后的丝路密码》
作者简介：朱浒，男，1983年生，江苏徐州人，上海大学美术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晨晖学者。出版著作《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研究方向：美术考古。曹魏美术的新视野——西朱村大墓出土琥珀童子骑羊像的意义探讨朱浒（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062）摘要：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伊滨区西朱村发现一座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其中发现一件琥珀童子骑羊像，系曹魏时期美术的重要作品，具有多重意义。首先，这件童子骑羊像原型之一系汉代羽人或胡人骑羊像，传达出原始神仙信仰与谶纬、祥瑞观念的结合。其次，三国时期月氏人支谦翻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载“释迦七岁乘羊车诣师门”，在犍陀罗等地发现有释迦牟尼骑羊雕刻，胡人转义为佛，或转义为童子，似受到早期佛教观念的影响。再次，魏晋时，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向往，以及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促成了南北朝时期婴戏题材的独立成科，开启了婴戏美术的新风。综上，这件作品是目前曹魏美术中仅存的一件“标准器”式的婴戏美术作品，填补了婴戏美术汉晋之变重要缺环，具有重要美术史意义。关键词：汉晋、曹魏、三国、骑羊、童子、佛教提起曹魏艺术，美术史往往语焉不详。在2009年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被发掘之前，有准确纪年的曹魏时期文物并不多见，考古成果也屈指可数。曹魏后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洛阳，主要有洛阳16工区曹魏墓[1]、曹魏正始八年墓[2]、偃师杏园6号墓[3]、洛阳东郊178号墓[4]、洛阳孟津大汉冢曹休墓[5]等。其它地区曹魏墓的发现极少，以山东东阿太和六年曹植墓为代表[6]。遗憾的是，曹魏墓葬不树不封，随葬品也大多粗陋，多陶器，无法同盛行厚葬的两汉相比，甚至连一江之隔的东吴都难以企及，这同史书记载曹操父子推行薄葬的政策是相符的。曹操墓虽然级别较高，但盗扰严重，除了一些汉画像石残石、石牌和少量珠玉外，没有发现艺术价值较高的文物，殊为遗憾。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市伊滨区西朱村发现一座高等级墓葬。由于该墓出土石牌的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考古专家认为其应为曹魏时期高等级的大型墓葬[7]，并入选2016年十大考古发现。在该墓的众多出土物中，一件童子骑羊像无疑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件文物虽然尺寸不大，但造型精美、细致，材质较为珍贵，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审美价值，属于曹魏时期美术的杰作。基于此，笔者不揣浅测，拟对这件重要文物的图像来源、文化意涵，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中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恳请方家批评指正。图1 琥珀童子骑羊像 洛阳西朱村大墓出土一 汉晋时期胡人与羊的祥瑞世界此件琥珀骑羊人像整体高约5厘米，通体棕红，为一童子骑乘卧羊造型。经测定，其材质为琥珀。羊身上刻有云纹，腹部两侧似有羽翼，双角内收。孩童双手抓住羊的双角，面带笑容，形象生动活泼（图1）。其造型可归于汉晋时期常见的“人物乘骑”类雕刻。对这类题材的研究，应基于汉晋考古中发现的同类或相似文物。首先，汉代画像中的胡人骑羊与汉代谶纬、祥瑞思想。“人物乘骑”是汉代艺术中的常见母题，但基于早期考古发现，乘骑者身份并非童子，而主要是羽人或胡人。作为人物坐骑的动物种类较多，主要有马、羊、鹿、狮子、麒麟、大象等多种，其使用场合与功能也有细微差别。骑马者主要见羽人，1966年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了一件人物骑马玉雕，奔马足踏流云，羽人背有双翅，双耳高过头顶，手执一灵芝，骑在马上作遨游状。林梅村教授认为这是经由斯基泰人传入的波斯马神形象。[8]图2-1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人物骑羊石像图2-2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人物骑羊石像汉代人物骑羊石质圆雕可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其一被定为仙人骑羊像（图2-1）。由于人物头部风化较为严重，从图像细节看，推测为胡人武士，应置于陵墓神道前。其二为一手执管状乐器的人物侧坐在羊背上，双腿均垂于羊的右侧，风化亦严重。在汉画像中，同类乐器一般为头戴尖帽的胡人所吹奏，可能是竖笛、胡笳一类的管乐，故其身份可能也是胡人。四川地区常见的陶质摇钱树座，常以“仙人骑羊”为主题，如1982年绵阳石塘乡汉墓和1987年绵阳大包梁汉墓均出土“仙人骑羊座”[9]。平面或浮雕造型的人物骑羊图像主要见于鲁南、苏北、皖北等地的汉代画像石，这一地区是中国汉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地区。1972年11月，临沂城南8公里的吴白庄汉墓出土三幅人物骑羊画像石[10]，现藏临沂市博物馆。其一，人物骑在一只奔跑的羊身上，一手前伸。从人物头戴的尖帽判断，其身份应为胡人（图3-1）。另有两幅分别为胡人（图3-2）和羽人（图3-3）。图3-1图3-2图3-3图3吴白庄汉墓胡人、羽人骑羊画像石另据笔者考察，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藏有一块东汉画像石，其下层画面也为人物骑羊。（图4）从这些人物骑羊画像看，可知人物身份主要为胡人或羽人，童子身份不明显。图4萧县博物馆藏胡人骑羊画像石依照邢义田先生的研究，“汉代造型艺术中呈现的胡人外貌虽说是形形色色，……可以说大部分以尖顶帽为服饰上最主要的特色。……这种尖帽的共同特色在于帽顶呈尖状，微微朝前弯。”[11]胡人骑羊首先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山东、苏北地区大量出现的胡汉战争画像石中，胡人的族属主要是北方游牧部落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12]说明胡人骑羊作为一种骑术的训练，已经被汉人所知。汉画像中的胡人骑羊更多表现为一种“祥瑞”。东汉时期，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与羊有关的祥瑞组成了固定的名称。邳州燕子埠缪宇墓中有一块画像石的榜题将“福德羊”与“骐驎”并列。（图5）“福德羊”身上还立有一只瑞雀[13]，正是这种谶纬与祥瑞思想的体现。在汉人心中，胡人是活跃在仙界的一类不同于汉人的族群，距离西王母距离更近，因此具有一种神异性。胡人与羊组成搭配，胡人成为汉人“异域想象”之载体，再配合羊本身具有的祥瑞功效，得以强化祥瑞的功效。图5 邳州缪宇墓“福德羊”与“骐驎”画像石仙人骑羊具有同样的功效。在一定的语境下，汉代艺术中胡人和羽人的身份具有互通性，因“羽人是西王母身边的仙人，位于西方。而西域胡人恰巧生活在西陲之地。一般汉人对西域地理并不甚了解，羽人生活在西方，故与西域胡人发生关联，西域胡人形象成为羽人形象的蓝本”。[14]文字学的证据表明，在华夏族的早期记忆中，羊与羌人有密切关系。《说文》云：“羊，祥也。”《释名》也有“羊祥也，祥善也”的记载。汉画像中，胡人所乘骑的羊一般都是固定的形象——身体健硕，双角后弯。而羌人与羊的关系留下的印记，在传西汉刘向所著《列仙传》中留下了一些痕迹：“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在娥媚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15]《列仙传赞》云：“木可为羊，羊亦可灵，灵在葛由，一致无经”。[16]葛由身上仍然保留了羌人以“羊”为图腾的文化因素。在《列仙传》中，人物骑羊似乎被吸纳为神仙家的一种修仙方式，这是对谶纬、祥瑞思想的吸收和借鉴。其次，三国两晋时期青瓷的胡人骑羊器与胡人抱羊骑狮器是汉代胡人骑羊图像的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曹魏西朱村大墓差不多同时代的南方青瓷器中也发现有胡人骑羊母题的器物。1993年浙江省安吉县高禹天子岗M3出土一件青釉胡人骑羊形器（图6），高10、长11厘米，现藏于安吉县博物馆，“羊体身躯肥硕，呈卧伏状，背有插管和骑姿态胡人。胎质细腻，釉色青绿，开冰裂纹片”。[17]据发掘报告，其年代被定为“三国末西晋初，约为‘公元266-280年间’”。[18]这里的胡人双手合十捧在胸前，姿态同魂瓶上的带有佛教因素的胡人类似，头戴尖顶帽，正是汉代以来的传统。图6 浙江安吉县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骑羊形器两晋时期，胡人骑羊青瓷器逐渐被胡人骑狮形器所取代。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例是2003年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中出土的一件青瓷胡人骑狮水注，为“一胡人浓眉大眼，两眼圆睁，高鼻大耳，络腮胡须，髭须上翘。头戴网纹卷沿高筒帽，帽中间饰有凹弦纹，帽后两带交叉下垂。身着圆圈、十字形纹衫裤，足穿网纹履，端坐于狮背上。[19]（图7）同墓还出有铜仙人骑狮器。图7 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 青瓷胡人骑狮器需要注意的是，除洗砚池晋墓外，另外几例西晋时期的胡人骑狮形器，存在一种胡人怀抱羊的类型，表明了羊与狮在祥瑞气氛的构建中存在着密切关联，虽转羊为狮，单艺术母题却一脉相承。安徽省博物院藏有一例“胡人抱羊狮形器”（图8），高25、长18.5厘米，年代定为西晋，1990年安徽省舒城县出土。胡人骑于狮背之上，深目高鼻，头戴高冠，冠上有装饰，冠顶部有残损。胡人胸前抱一小羊，衣服上装饰圈点纹等。图8 安徽博物院藏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无独有偶，湖北省博物馆藏有一相似的胡人抱羊狮形器（图9），高24.2、长20厘米，1956年湖北武汉武昌区钵盂山M322出土。其特征为“狮张口龇牙，昂首挺胸，身肥硕，长须，花式扁尾，四肢伏卧。狮身上塑一胡人，戴网纹卷沿筒形高冠，双手抱一羊形小动物于胸前，着胡服，衣饰圆圈纹”[20]。图9 湖北省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同类器物还可见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胡人冠上有双龙浮雕装饰，衣服上有圆圈纹装饰，同样为双手抱羊的造型。（图10）图10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青瓷胡人抱羊骑狮器此外，两晋时期还有一些独立的青瓷羊插器，这些都对汉代羊祥瑞的继承。西朱村琥珀骑羊像可视作同一文化观念影响下的艺术。由此，从汉晋之间“人物乘骑”艺术母题的脉络出发，西朱村曹魏大墓所见琥珀骑羊像无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首先，它属于汉晋之间的重要过渡，填补了曹魏时期的空白。从汉画中的胡人、仙人骑羊，到两晋青瓷器中的胡人抱羊骑狮器，乘骑的主角并非儿童。其次，羊原本是位于华夏族西部的羌族部落图腾，在汉代成为祥瑞的象征。狮子则是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从遥远的西域地区传入的祥瑞物种。羊与狮身份的置换和杂糅，恰代表了汉晋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向西推进，对祥瑞物种的孜孜探索。同样来自遥远未知西方世界的胡人，在与羊和狮子的搭配中，无意中成为这一祥瑞观念演进的见证。二、三国《太子瑞应本起经》的翻译与佛教美术视野中的童子骑羊像佛教自汉代由印度与中亚胡僧传入中国，在东汉初年进入东部沿海的楚国，因楚王刘英的率先推崇而被载入史册[21]，并在东汉后期进入皇宫之中，汉桓帝有“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的记载[22]。早期佛教入华伊始，曾依附“黄老道”，并被误解成外来的方术，但佛教也顺利进入汉代人的宗教信仰之中。在汉代美术中，四川地区频繁发现摇钱树座上的佛像，山东沂南汉墓中的项光童子像被认为是佛像或菩萨像[23]，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也有大量的佛教内容[24]。笔者在滕州博物馆发现的“胡人礼佛”内容的汉画像石[25]，都是早期佛教美术中国化的产物。美术与佛经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佛经文本的翻译和流传是图像赖以存在的基础，二者具有重要的互文性。笔者参加2017年赴张掖参加形象史学会议时邂逅尚永琪教授，受其《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26]一文的启发，对这件琥珀骑羊像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支谦是三国时期重要的翻译家，曾被孙权拜为博士，其祖父支法度于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移居中国，为大月氏人。支谦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谓。他翻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有这样的记载：（释迦）及至七岁，而索学书，乘羊车诣师门。时去圣久。书缺二字。以问于师。师不能达。反启其志。至年十岁。妙才益显。[27]这段佛经是关于释迦牟尼太子生平的重要记述，被称为“问学”。以上引文是关于太子问学的最早汉译本。这段文本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是“太子七岁”，第二是“乘羊车”。尚永琪先生指出，“所谓‘羊车’可以有两解，（1）以羊当车，即《佛本行集经》卷3所谓‘真金为鞍， 杂宝庄饰’。显然，这样的有鞍子的配置不是用来拉车的，而是骑乘的。事实上，在犍陀罗雕像中，释迦王子拜师学书的造像有骑羊的图像。（2）以羊拉车，上述文献中所谓‘乘羊车’在字面意思上显然即是羊与车的结合，中国古代宫廷中也有‘乘羊车’之设与使用；在犍陀罗造像中表现释迦王子求学之场景，也有坐羊拉车的图像”。[28]他援引了英国伦敦私人收藏的一例释迦太子骑羊像（图11）。[29]我们发现，与曹魏西朱村大墓所见琥珀骑羊像相比，羊的姿态虽一卧一坐，人物形象亦不相同，但从羊双角卷曲的形状看，可知其具有一样的品种，二者是否存在默契，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图11 犍陀罗太子骑羊石雕 出土地不详《太子瑞应本起经》的流行时代，正是三国时期，与曹魏西朱村大墓年代相吻合，江南吴地的佛经有传入北方的历史契机。曹魏政权对待佛教的态度，虽不比东吴虔诚，但应对其有所接触和理解。唐道世《法苑珠林》记：“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宫之西，每系舍利在旛刹之上，辄斥见宫内。帝患之，将毁除坏。时有外国沙门居寺，乃赍金盘盛水，以贮舍利，五色光明，腾焰不息。帝见叹曰：非夫神效，安得尔乎！乃于道东造周闾百，名为官佛图精舍矣。”[30]所谓“官佛图精舍”，表示这些精舍隶属于官府。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二年（公元230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31]依范晔《后汉书·西域传》，“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32]，此大月氏即为贵霜帝国，亦即犍陀罗之所在。既然贵霜同曹魏政权有外交上的接触，尚无法排除两国之间有官方宗教、艺术交流的可能。茫茫大漠戈壁也阻挡不了汉人高僧朱士行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赴于阗国求法，可知曹魏时期中原与西域间的佛教交流的程度比汉代要高，中原人士对佛教的态度由被动转向主动。稍晚一些的北凉中天竺沙门昙无谶翻译的《悲华经》中记载了佛陀对骑羊事件的自述，或可揭示其深层意涵：“我为童子乘羊车时，所可示现种种伎术，为悟一切诸多众生故。”[33]由是观之，佛陀七岁骑羊的故事就成为一种展示佛陀法力的“伎术”。从汉代骑羊人物的“胡人”到曹魏骑羊人物的“童子”身份的转变，尚无法排除受到《太子瑞应本起经》的影响。其一，在早期“佛诞”、“九龙浴太子”之类的佛传故事中，佛即以童子面貌示人。其二，佛教传入中国伊始，佛本身即被视作“胡神”或“戎神”。后赵君主石虎曾诏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34]，表明在佛教尚不发达的十六国时期，尚有这种“夷夏之防”的观念。早期佛像带有一定的胡状外貌，也是汉晋佛教美术的一大特点。如果我们考察稍晚一些南北朝的石窟壁画等佛教美术材料。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尚永琪先生注意到，敦煌莫高窟290窟北周壁画中虽有“太子赴学”的图像，“原则上遵守了佛经经文中所表达的释迦太子出宫到教师之门问学的动态场景” [35]，但是太子所承骑的却是马，而非羊。基于此，此类骑羊人物中，胡人与童子之间的身份互换，不能排除受到当时流行的佛经与佛教观念的影响。这尊像究竟是曹魏宫廷佛教信徒依《太子瑞应本起经》文本而制作的佛教遗物，抑或是汉晋之间谶纬与祥瑞观念的自然延续，我们尚无法明确区分。同一件艺术品在不同的宗教语境下，存在多重意义。这也恰好是早期佛教美术中国化的一个特点。三、 “求子”“夙惠”与婴戏美术的汉晋之变所谓婴戏美术，是指表现孩童生活、嬉戏内容的绘画或雕刻作品。这类题材在我国古代画史中被称为“婴戏”或“孩儿”等。[36]目前美术史界对于婴戏美术的研究相较其它画科较为薄弱，且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唐宋之后。关于婴戏美术的起源，学者们多执不同的看法，有“汉代说”、“魏晋南北朝说”、“唐代说”、“宋代说”等等。以薄松年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婴戏图从六朝发轫到宋代繁荣，延至明清民间年画中的多姿多彩，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37]王连海认为“两宋的婴儿题材绘画已独立成为专门的‘画科’，成长为美术史上的专题材”等等。[38]汉代画像内容包罗万象，带有孩童形象的汉画像更是屡见不鲜，如武氏祠画像中的“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项橐”、“赵氏孤儿”等故事中均有孩童图像出现，用以表现成王、项橐、赵武等历史人物。需要注意，这类图像并不能视作婴戏图，因为这些孩童形象多依附历史故事叙事而存在，并不具备成为专门画科存在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婴戏美术有重要发展，一个重要标志是婴戏画家的出现。《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南朝时期的两位画家顾景秀、江僧宝，顾景秀曾绘《刘牢之小儿图》，江僧宝绘《小儿戏鹅图》，表明这一题材的独立性大大提升。虽然这两件绘画原作早已不传，但在考古发现中，仍可以窥其一斑。在河西嘉峪关、敦煌地区的墓室彩绘砖画，发现了不少儿童劳作和嬉戏画面。如嘉峪关六号墓的“采桑图”砖画，描绘了一名扎着羊角辫的女童右手提着篮子，左手采桑，而左边的男童手持弹丸驱鸟保护桑树。敦煌佛爷庙湾36号魏晋墓出土的“骑竹马图”砖画，描绘了一名身着红白相间圆领短袖的孩童，骑跨在一根弯弯的竹棍上，右手扶竹马，左手去牵住母亲的衣袖，充满童趣（图12）。据《后汉书·郭伋传》载，“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39]，可知汉代孩童即流行竹马游戏。这幅图像虽然同时出现了三个人物，但孩童处于中央位置，无疑是画中重点突出的人物，在审美趣味上同后世的婴戏图略无二致。图12儿童骑竹马彩绘砖画 敦煌佛爷庙湾36号魏晋墓出土在江南地区，儿童图像主要见于贵族漆盘。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了著名的“童子对棍图漆盘”。盘中间黑红漆地上部画山峰，山前空地上两童子持棍对舞，形象生动可爱（图13）。此外，同墓出土的“季扎挂剑图漆盘”中也绘有童子戏鱼图案，另一件 “伯榆悲亲图”漆盘中绘有五人，榆母、伯榆、孝妇、榆子、孝孙。孝孙年幼贪玩，回首张望。[40]上述三件作品，后者固然延续了汉代孩童图像的叙事结构，但却更凸显了“童子对棍图漆盘”作为独立的婴戏图存在的重要性。图13童子对棍图漆盘 三国吴 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综上，汉晋之间的婴戏美术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婴戏美术逐渐褪去了原初的叙事功能，转为单纯描绘孩童欢愉活动的场面。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婴戏美术独立成科，也表示着魏晋审美趣味同汉代“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劝诫功能的脱离，而转向尊重人性，提倡生活的欢愉和人的自由发展。从这一点出发，曹魏西朱村大墓所见琥珀童子骑羊像可视为汉晋之间婴戏美术从发轫到成熟的过渡作品。河西地区的一些魏晋砖画虽然具有婴戏图像，但毕竟地处边远，并非曹魏统治的核心区域。这件琥珀童子骑羊像出土于曹魏高等级墓葬，恰暗示了曹魏政权上层人物对这一美术题材的偏好。考虑到这件琥珀童子骑羊像应是墓主人（可能是帝王一级）生前佩戴或使用的物品，它的发现还有两点重要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意义。其一，三国时期战争频繁，人口数量大大降低，且寿命较短，“祈求多子”、“庇佑儿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墓室壁画、漆盘中大量出现的儿童形象，天真活泼，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画面中的儿童又多以男童为主，反映出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在江南吴地，出土了魏晋时期一些带有胡人抱子形象的青瓷谷仓罐和青瓷人俑。上海博物馆藏有武义县吴墓出土的青釉堆塑人物罐，正中胡人深目、高鼻、头顶盘口壶，怀中抱一子，左肩上另搭一子。[41]1985年温州瑞安塘下场桥龙翔寺三国早期墓出土一件瓯窑青瓷百戏堆塑谷仓罐，塑有尖帽人物双手怀抱七小儿，另有二小儿合掌站立于其左侧。[42]萧山博物馆藏有西晋越窑青瓷仕女抱子俑（图14），女性身着交领右衽袍。右手执一把长方形扇子，左手怀抱一子。小孩头饰发髻，左臂抱一绣球。脚穿靿靴，具有异域服饰特征。同出的男俑头戴尖顶帽，可证女俑亦为胡人。这些文物均是汉代“胡人抱子”艺术母题在魏晋时期的自然延续[43]。图14萧山博物馆藏西晋越窑青瓷仕女抱子俑考察西朱村大墓出土琥珀童子骑羊像，童子并无胡状外貌，也无“抱子”情节，与“胡人抱子”应无关系。但从文化情景考虑，其流露出与之相似的“祈求多子”、“庇佑儿童”的愿望。其二，中国人尤其注重对早慧儿童事迹的记载。汉朝已有对神童的选拔制度，“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44]。《后汉书》中有谢廉、赵建年[45]、臧洪[46]、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47]等，均十二岁就拜为童子郎。随着人物品藻的风行，汉晋时期神童事迹多被记载在《世说新语》一书，其中列有“夙惠”一门，共有七篇。如，曹操养子“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48]这里的“明惠若神”，已经是对神童的最高评价。而曹操之子曹冲，更是以“曹冲称象”的故事而家喻户晓[49]。这些记载折射出曹魏时人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琥珀童子骑羊像在曹魏高等级墓葬中出现的深层意涵。结 论曹魏国祚虽短，但位于两汉与两晋之间，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信立祥先生在考察西朱村大墓时指出，“该墓葬为研究汉代葬制如何转变为晋代葬制提供了很好的标本。”[50]同样，透过这例琥珀童子骑羊像，我们有幸看到曹魏艺术在汉晋之间的过渡形态。考察童子的形象，我们发现，这个童子的发饰与服饰十分特殊，为汉代艺术所未见。作为早期婴戏美术范畴的独立圆雕，这例作品承载了一定的美术史学意义。首先，汉晋艺术传统中常见的“胡人骑羊”转为“童子骑羊”，人物身份虽发生转移，却传达了相似的祥瑞观。其次，在犍陀罗等地发现有“释迦牟尼七岁骑羊”内容的雕刻，与之对应的佛经文本也被翻译到中国。此时胡人形象转为佛，或转为童子，似受到外来佛教观念的影响。再次，魏晋时，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向往，以及对“夙惠”神童的钟爱，促成了南北朝时期婴戏题材的独立成科，开启了婴戏美术的新风。由此观之，这件作品是目前曹魏美术中仅存的一件“标准器”式的婴戏美术作品，填补了婴戏美术汉晋之变的重要缺环，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关于这件作品的材质——琥珀，古称“虎魄”、“育佩”等，也颇值得探讨。琥珀制品在该墓葬的出现，无疑承载了重要的信息。但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当另撰文探讨。[1]李宗道：《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6]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7]该墓考古报告尚未发表，相关信息来自中国文物信息网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http://www.kaogu.cn/cn/xccz/20161118/56191.html 。[8]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3页。[9]霍巍：《四川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浅析陶摇钱树座与陶灯台》，《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10]临沂市博物馆编：《临沂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11]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胡人”的外貌》，载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3-234页。[12]《史记匈奴列传第50》。[13]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第8期。[14]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63页。[15]王叔岷撰：《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16]同上。[17]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浙江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18]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第39页。[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第7期，第15页。[20]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湖北湖南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21]《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第32·楚王英》。[22]《后汉书·孝桓帝纪第7》。[23]杨泓：《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现代佛学》1962年底4期。[24]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连云港孔望山》，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25]朱浒：《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15年第10期。[26]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1-20页。[27] [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本缘部上》。[28]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1-20页。[29] Isao KURITA, 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of Gandharan Art: The Buddha’s Life Story, Tokyo: Nigensha, 2003,p.49.[30] [唐]道世:《法苑珠林校注·感福篇第五·感应缘》，中华书局2003年版。[31]《三国志·魏书3·明帝纪第3》。[32]《后汉书·西域传第78》。[33]《悲华经》卷6，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本缘部上》。[34]《晋书·列传第65·佛图澄》。[35]尚永琪：《对“释迦乘羊问学图”的探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河西学院文学院：《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12-13页。[36]畏冬：《中国古代儿童题材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37]薄松年：《中国娃娃：喜庆欢乐的婴戏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38]王连海：《中国古代婴戏造型图典》，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39]《后汉书·列传第21·郭伋传》。[40]定邦钧：《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41]武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从浙江省武义县墓葬出土物谈婺州窑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2期。[42]高启新、吴祖凯：《温州博物馆婴戏馆藏品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6期。[43]关于汉代胡人抱子图像传统，可参考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77-289页。谢明良：《鬼子母在中国——从考古资料探索其图像的起源与变迁》，《美术史研究集刊》，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9年。[4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史部·政书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45]《后汉书·列传第51·左雄传》。[46]《后汉书·列传第48·臧洪传》。[47]《三国志·魏书·列传第15·司马朗传》。[48]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49]《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20·邓哀王冲》。[50]温小娟：《洛阳发现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墓主人身份待论证》，《河南日报》2016年11月17日。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图文由作者提供本文曾经发表于《美术与设计》2018年总第175期
小醉拳考博辅导班应该怎么选择靠谱的呢
现在考研究生的多，考博的其实也比较多，而且资源信息更少，那怎么找靠谱的考博辅导班呢，新祥旭做了十五年考研，考博业务培训也同样做了好多年，考博师资都很优秀，考博的流程和考试出题基本都是学校自行安排，所以有对口院校专业的博士生来指导会事半功倍，新祥旭的考博师资都会经过考核，首先身份的真实性，然后专业素质水准，另外授课方式及思路等方面，所以如果大家谁有想考博的可以考虑下新祥旭。下面呢就是我的考博经验。我也顺利通过了新祥旭的考核，成为了新祥旭考博辅导老师的一员。我是今年顺利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享一下我的考博经验。一、关于考研择校和定专业我们知道，择校和定专业是我们考博的第一步。定专业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因为考博不同于考研，考研只是初步迈入学术门槛，对专业的要求并不严格，因而跨专业报考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考博完全是另一回事，它需要你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和敏锐的学术思维，因而考博专业必须与硕士三年所读专业保持一致。我硕士阶段是在二区的师范类院校读的，所学专业为中国史，因此我的考博专业也是中国史。但是，考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全国各大高校的博导数量有限，其次是博导招生名额有限，为此考博择校就非常关键。我们择校要注重两点：其一，报考学校一定不能太差，最好是全国重点大学，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211”院校或“985”院校，现在所说的“双一流”院校。即使担心自己考不上，也要退而求其次，选择区域重点大学，或者所报专业是报考学校的优势学科或者重点学科。其二，认识导师非常关键。我报考的首都师大的那位博导，跟我硕士院校有很深的渊源，经常来我校开展学术讲座，因而我们非常熟悉，而且这位导师也乐于招收我们学校的学生，这是我能够顺利考入首都师大的重要因素。二、关于复习和考试考博的复习方式因校而异，报考不同的学校，复习的方式也就不同。有些学校会指明参考书目，报考这样的学校，就要着重复习指定书目，当然也要辅以其它资料。不过大多数院校不会指定参考书目，因而我们的复习要“广博”，也就是面面俱到的复习模式。我报考的首都师大就没有指明参考书目。首都师大中国史专业的考博，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硕博连读、直博、普通招考，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申请-考核”的招生方式，这对于我们硕士院校较差的考生而言，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们二流学校毕业的考生，硕博连读和直博是无望了，只能普通招考，大家统一在考场笔试，凭实力说话，自然公平公正些。首都师大的中国史考博，往年都是现场笔试三个科目：一是英语，二是中国古代史，三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复习，一方面凭靠硕士阶段的积累，另一方面就是复习考研教材、关注学术动态。其实，前者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研究生阶段若只是混日子，那考博就变得非常艰难。首都师大的考博英语最难通过，这是导致大量考博生梦想破灭的重要绊脚石。首都师大毕竟是北京院校，对于英语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英语的初试卷子相当有难度，而且复试更为可怕，分为口语和听力测试。对于英语本来就差的很多西部考生而言，几乎很难与东部考生相提并论。今年因疫情影响而采用线上笔试，英语考试简化了环节，为我顺利通过英语难关创造了条件。三、关于面试与技巧考博的面试，不同于笔试，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在各自领域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因而他们所提的问题，自然不能用课本上的通识性内容作答，而是更多地要依靠学术前沿和研究现状作答。这就要求我们复习中要时刻注重自身所报专业的学术动态。一般而言，我们了解学术动态有两大技巧：首先，我们要关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等国内最顶尖的学术期刊，这些刊物上刊登的都是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具有独创性和超前性，因而这些刊物上的文章能很好的诠释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主流及创新，对我们了解自身专业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有很好的作用。其次，我们要对报考导师的研究领域及其著作非常熟悉。每个导师都有自己的研究侧重点，我们只有把握报考导师最关注的问题，有针对地进行复习，实现重点问题重点突破，才能在导师询问时，高效准确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时刻关注导师的学术举动，尤其是导师在知网上发表的最新文章，要达到相当熟悉的地步。不过，有些导师不会按照常理出牌。比如说，复试老师会问到：你本科期间发表过哪些文章，就某篇文章或书籍的核心观点进行阐述，阐述你完整看过的某一古籍，阐述你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等。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临场发挥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当然口才也很重要，平时多交流，才能占据优势。四、最后总结总而言之，考博对于我们而言，是人生成功的关键一步，因而我们不仅要沉着应对，付出最大的努力，树立必胜的信心；同时我们也要坦然面对，一战失利，不可气馁，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上是我今年考博首都师大的经验与感想，望能够给予后来者启发和裨益，实现自身的考博梦想，谢谢大家！
五戒地方志书和谱牒资料
地方志是一种百科全书，一县一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金石，以至方言、民族等各种史料，应有尽有。目前现存的地方志十之八九以上都为明清及其以后所修，有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和乡土志.而且又有多次续修和增修本。所以研究和学习明清史不看地方志。那必将是孤陋寡闻。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收录地方志达5832种，93237卷，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本所录已达7000余种。目前上海徐家汇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收藏明清地方志比较丰富。日本收藏的中国地方志相当丰富，大大超过浙江图书馆收藏的种类和卷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1月出版)收820。多种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关志、岛屿志等等。美国犹他宗谱协会收藏中国地方志已超过5000种，比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量多一倍((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5期)。日本宗谱学专家多贺秋五郎的《宗谱研究)(日本东洋文库出版)，将目前世界现存宗谱2935套作了《目录索引》，并分别编有《日本现存宗谱目录》、《中国美国图书馆藏宗谱目录》两部，日本现在宗谱1510套，主要分藏东洋文库(818套)、国会图书馆(440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36套)。作者研究后指出，编写宗谱发达的地区。在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认为朝鲜、越南的宗谱深受中国的影响(罗晃潮《宗谱的研究简介，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9期，第30-32页。修家谱是中国很盛行的风气，家谱能反映族权统治，通过谱内人物身世变化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结构、风尚的变迁，也反映了政治变化等。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大力推重方志史料的同时，大为称赞谱牌史料的重要，把它列为史料六大来源之一。如杭州大学历史系七八届赵一新同志提供:他在东阳县八一公社古渊头(朝阳大队)发现《古渊头村谱》、《李氏宗谱》。李熊熊(亦78届学生)太公李春楼(名偏岳)，为谱东，于戊辰年编。李春楼在国民党时曾为杭州最高法院院长，清末秀才，邑摩生第一名。现在八十岁左右的李逢昌(赤脚医生)知道情况，他是李熊熊父亲的叔叔。《李氏宗谱》记载:宋太祖贤德皇后的家在古渊头村，明末陕西榆林知府亦是古渊头村人，李自成起义时，他返回家乡;洪秀全时村庄被杀30多人，被抓、放回、逃回的外，参加太平军的只一人。不过谱麟资料一般图书馆不多，需要进行社会调查，只有这样才能增补史书之不足，甚至订正错误。我国目前究竟有多少家谱尚不清楚，美国犹他家谱协会收藏的家谱超过4500种，比哥伦比亚大学收藏量多四倍。我从1959年开始研究明末清初白头军起义及其抗清斗争时，发现地方志和谱碟资料十分重要，我不但从大量江浙闽三省地方志中发掘了这一次十分重要的农民起义，而且使用宗谱订正了《明史》记载的错误。如《明史》和毛奇龄《西河合集》记载白头军起义首领许都是明王朝副都御史许达道之孙，《明季北略》和《康熙仁和县志》等又说他是明王朝兵部尚书许宏纲之孙。《明经世文编姓氏爵里总目·许宏纲传》载:“字少徽，东阳人，万历八年进士.为御史有直声，寻以建言削籍后以荐，起副都御史为两广总督。四十一年以副都署院事，寻致仕归。”有的书还说他们是父、祖、孙三代。为弄清许都的出身，我于1978年2月到东阳许都家乡调查，找到了一部民国二十年(1931年)重修的《昭仁许氏宗谱》(宜纸石印本，分三十四册，每册长35厘米，阔23厘米)，由于许都等人被封建王朝诬为“大逆不道”，在许氏家族中也以“不肖”除名，故许都的族名和家庭情况不详。但从宗谱卷一《名例》所载许氏排行“朋续常藩衍”中，知许宏纲为“闹片字辈，是许都堂叔父。许达道和许都同为“续”字辈，他们又不是一家人，是许都堂兄.许宏纲是今洪塘乡紫徽山大队人，许达道是今洪塘乡旧厅大队人，他们两人属许氏西派分支。而许都是新厅大队人，是许氏东派分支，可见旧的史书缺乏调查研究，错误较多。许都父祖辈曾在苏州、杭州一带经商，所以家里比较富裕，详见拙文《白头军起义及其抗清斗争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明末浙江白头军起义)(《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论白头军的抗清斗争及其历史意义》(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这是大量引用地方志、宗谱和文集资料研究的学术成果.那么这期就到这了，下期再会。
既而有生海昏侯墓为何被称作重大考古发现？其价值可媲美马王堆？
我们总是对过去的帝王充满好奇：在影视剧中畅想帝王的爱恨情仇；发掘清理帝王的陵墓；反复琢磨帝王与臣子的交锋；闲聊戏谈帝王的爱好……我们已经对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千古一帝太过熟悉。但你可知，若真论人生的“戏剧性”，只做了27天皇帝的海昏侯其实更为典型。一、“月抛”帝王的“修炼手册”西汉后元元年（前88），汉武帝刘彻诸孙中平平无奇的一个继承了其父的爵位，成为新的昌邑侯。这位昌邑侯便是刘贺，一个本可平平淡淡度过一生的宗室子弟。可惜他的生活是“本可平静”，现实却是他被卷入了中央的政治斗争。元平元年（前74），汉武帝钦定的继承人汉昭帝去世，享年二十一岁。因为早逝，汉昭帝未能留下子嗣，因而新帝只能从其他宗室子弟之中选择。汉武帝的第六子广陵王刘胥即是呼声最高的人。然而权臣霍光以“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为由，一刀斩断了广陵王的继位之路。至于霍光满意的继位者，便是原本和皇位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刘贺。在霍光的决断与丞相、太后的相继点头下，昌邑王刘贺被迎接入京。“六月丙寅，（昌邑）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为皇太后。”可当刘贺还在努力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时，霍光又自顾自地作出了新决定。“（六月）癸巳，（霍）光奏王贺淫乱，请废。”从丙寅到癸巳不过二十七天，霍光搬出的理由也不过是常见的“淫乱”，可刘贺却还是因此成了西汉朝堂的“月抛型”皇帝。按照我们今天常见的逻辑，霍光这样又立又废的折腾着实没必要。刘贺上一秒天堂下一秒地域也着实可怜。然而这二十七天的立与废，其实并非一场随心所欲的“胡闹”。它所反映的问题，或许正解释了后来刘贺为何会以海昏侯的身份拥有一座惊动世界的墓葬。二、从昌邑侯到海昏侯虽说《汉书》在多处都称霍光废除刘贺的理由是刘贺“淫乱”，但在《汉书·霍光传》中，班固记载了霍光的整个废帝之论。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得知：在霍光看来刘贺和广陵王一样仍旧是“不可以承宗庙”。因为“不可以承宗庙”，刘贺被直接驱逐出宫。因为刘贺“不可以承宗庙”，跟随他从昌邑来到都城的臣子被大量诛杀。因为“不可以承宗庙”，刘贺还被剥夺了以宗室子弟身份“奉宗庙朝聘之礼”的资格。而这样一个连宗庙都不能祭拜的宗室子弟，自然会被朝廷进一步疏远。这一疏远，最终就让刘贺成为了海昏侯。在当时，朝堂有“古者有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传统。而刘贺原本的封地昌邑是兵家必争之地，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因而刘贺被逐出宫，不仅帝位没了，昌邑侯的爵位也难守住。且对于继承刘贺的汉宣帝而言，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刘贺也必须被放逐到偏远之地。因而尽管因为太后仁慈，刘贺在出宫后曾回到了昌邑，但他最终还是被支会到了时为蛮荒之地的海昏。值得一提的是，汉宣帝把刘贺迁到海昏，不仅是为了让刘贺远离政治中心，并惩罚刘贺“不可以承宗庙”，更是为了借刘贺之手加强汉王朝对南方的控制。彼时汉室虽一统天下，但对于发展落后的南方并不能展开有效的统治。而刘贺虽是废帝，却始终做过皇帝，虽被剥夺了祭祀宗庙的资格，却始终都是宗室子弟。因而令刘贺定居海昏，客观上确有加强中央对南方的统治的作用。海昏侯墓出土的奏牍副本有“南海（藩）海昏侯臣贺”的字样，也正说明刘贺承担了作为汉室控制南方的“触手”的职责。三、海昏侯墓的千古之美或许正是因为刘贺迁封海昏侯有加强中央对南方的统治这样的积极意义，他作为一个被赶出皇宫，并连祭祀宗庙的资格都没有的宗室子弟，死后的墓葬才有了惊艳世界的规模。从开始发掘到向公众通报发掘成果，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从刘贺的墓葬中发现一万余件（套）文物。“海昏侯墓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这就是我们对海昏侯墓的基本认识。就出土文物而言，海昏侯墓出土了四枚印章、大量简牍（包括大量医书和《论语》）、孔子衣镜、四百多件黄金文物、五百多件玉器、漆木器、乐器、车马具等；就墓葬制度而言，规模完善、保存完好的海昏侯墓为研究西汉墓葬制度提供了明晰范例；就海昏侯和海昏侯国而言，海昏侯墓为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在位仅二十七天，刘贺对西汉政治的影响确实有限。但这有限的影响，以及刘贺被迫跌宕起伏的一生，最终却铸造了这座完全可以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精美墓葬。海昏侯墓的价值是否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我们还尚无共识，但这座宝库的当代价值只会越来越大。刘贺“不可以承宗庙”，但海昏侯墓无疑已能极好地代表西汉文化。参考资料：[1]王子今.“宗庙”与刘贺政治浮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v.43;No.205,31-39.[2]习罡华.刘贺迁封海昏侯原因蠡测[J].地方文化研究，2019,No.41,48-54.[3]刘玲娣；温乐平.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No.432,24-31.
盲甘肃甘谷一遗址，发现半世纪才引起重视，专家：揭开老秦人的秘密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多民族王朝，开创了一系列封建统治制度，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文化的始源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甘肃东部一系列早期秦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早期秦史的神秘面纱，甘谷县毛家坪遗址是其中一处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遗存,它的发现为早期秦文化及其编年，秦人的迁徙路线、秦与西戎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了西周时期，被评为2014年考古十大发现。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村，距县城25公里。毛家坪村南依朱圉岭缓坡，北濒渭河，东为磐安镇，西有小南河水北流入渭，属渭河南岸二级台地。遗址北部为居住区，南部为墓葬区。墓葬区有一条水冲沟将其分为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毛家坪村东西通衢，南北连接，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陇右先秦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毛家坪遗址分布图一、毛家坪遗址发掘缘起1947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调查时就已经发现毛家坪遗址，并将其作为史前文化予以标注。1982至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等单位进行了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发现了具有周秦文化因素的A组遗存以及与之共存且文化特征独特的B组遗存。此后，毛家坪遗址沉寂了20余年，直到“清华简”的出现，毛家坪遗址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清华简，是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楚简的简称。清华简《系年》载：“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李学勤先生认为，“邾圄”即今甘谷西南的朱圉山。朱圉山横亘于甘谷西南部的渭水南岸，山属秦岭余脉,绵延几十里，是渭水下切形成的丹霞地貌，呈现出赤红色，故称为朱圉山。《禹贡》曰：“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可见，朱圉山在先秦时期已经是陇右名山。对于朱圉的地理位置，《水经注》云：“山在梧中聚。”梧中聚，即今甘谷西南三十铺，这里是朱圉山主峰所在。据此，李学勤认为周成王西迁商奄之民于甘谷西南。清华简《系年》是近些年早期秦文化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亟需考古资料的支持。渭河南岸的朱圉山在文献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2004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五家单位组建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就已经在陇东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对礼县大堡子山、清水县李崖遗址等重点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了丰硕成果。王国维先生将“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进行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一直被历史研究者奉为圭臬，早期秦文化文献研究的进展和考古调查的推进，朱圉山附近的毛家坪遗址再次聚焦了学界的目光，人们迫切希望进一步发掘毛家坪遗址，以证实清华简所述秦人西迁朱圉说。在此背景下，2012年毛家坪遗址考古发掘正式开启。二、考古新发现2012年至2014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毛家坪遗址进行了历时3年的发掘工作，共计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5座。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500多件，小件千余件（组）。此次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极大地揭示出毛家坪遗址文化面貌，为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金戈铁马”——子车戈与车马坑。1、车马坑毛家坪遗址发掘中，选择了10处发掘点（A-J）。2013年上半年，在D发掘点发现出一处大型遗存，最初判断为墓葬，并没有发掘，直至下半年在其西南角发现一座小墓，领队梁云教授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处大型遗迹。9月底，这座编号为K201的大型车马坑呈现在人们面前。 车马坑长10米、宽3米，朝向西北，马东车西，依次排列着三辆车马，编号为一、二、三号车。毛家坪车马坑K201一号车位于坑东部，为引导车。四马一车，马呈跪伏姿势，马首有络饰、衔、镳等。二号车位于坑中部，为主车，极尽奢华。由左右服马和车舆组成，两马身披髹漆彩绘甲胄。马胄缀铜泡、云纹铜饰，马身甲衣饰红漆黑彩勾连蟠虺纹，腹部有铜泡。车舆板外蒙牛皮，髹黑漆，以虹彩勾绘出虎、豹、马、羊、兔等动物形象，皆呈奔跑状，生动传神。K201二号车K201二号车纹饰三号车位于坑西部，为从车。驷马跪伏在前，车轼、车舆痕迹清晰，车轼饰白底黑色蟠虺纹。车舆西北角有藤条筐，内装牛羊头。车马坑所用马匹皆是杀死后处置的，朝向与墓向保持一致，体现了陪葬功能。车舆为双轮独辀车，结构清晰。车马坑内三辆装饰豪华排列有序的车舆，无不显示出车主的高贵地位。据介绍，这种类型与宝鸡斗鸡台秦墓发现类似，无疑是秦文化因素成熟期的表现。2、子车戈车马坑K201的发现，无疑令人兴奋，但是其主墓尚未发现。发掘工作进行到2014年10月，领队梁云教授判断其墓主应该在车马坑西北方，果然在此前被误判为灰沟的钻探点，发现了两座长度4.5米以上的大墓，经确认为车马坑主墓，编号M2059。M2059墓向西北，四壁各开一壁龛，龛内各置一棺。东龛内殉2人，其余西、北、南龛各殉1人。墓室内一椁一棺，棺椁之间的头箱内有青铜礼器，五鼎、四簋、两方壶，另有甗、敦、盘、匜各一，共计15 件铜容器，陶器 13 件。椁盖板上有殉狗、椁饰。毛家坪遗址M2059示意图内棺为髹漆皮质，人骨周围有朱砂，身旁发现有绿松石耳玦，以及一堆金质、玛瑙等各色珠子。接下来的发现，更是令考古队员无比兴奋，内棺中墓主右臂出土一柄铜戈，胡部赫然刻有两行铭文，共14字，其中一行清晰可辨：“秦公作子车用”。这一发现令人震惊，墓主人身份旋即揭开，这是一位子车氏的将军。子车戈子车氏为嬴秦宗族显贵，《诗经·黄鸟》曰：“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对此，《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黄鸟》讲述的就是“子车三雄”即奄息、仲行、鍼虎为秦穆公殉葬的事迹。毛家坪子车戈的表明，墓主人为子车氏家族的一员，身份显贵，从而印证了《诗经》《左传》《史记》等文献中关于子车氏为秦穆公“三良从死”的记载。同时，也说明毛家坪沟西墓地可能为子车氏家族墓地。如此高等级墓葬和规模宏大的遗址群的发现，使毛家坪遗址地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何对其进行定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了学术震动，促使早期秦文化研究向前迈进一大步。三、毛家坪遗址的文化因素1、毛家坪遗址的族属30年前，考古学者根据毛家坪东周时期B组遗存与同时期陇右地区寺洼文化进行比较，确认其族属为戎族。新的考古发现，揭示出了更为丰富的文化面貌，特别是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也引发了学界对于毛家坪族属的再次探讨。广泛存在的屈肢葬，与嬴秦上层采用的直肢葬有区别，即便是其中的贵族墓，如沟西M2058 与沟东的 M1049，也是屈肢葬式。“这几座高级别的墓，年代在春秋中晚期，以屈肢判断，墓主并非秦之同族。”“属于冀地的统治阶层，只是在葬俗方面遵从了秦之礼治。”（史党社《早期秦文化与行政制度史的印证——重读毛家坪》）既然几座高等级墓葬也非嬴秦族，那么广大中下阶层自然非秦之同族。他们是什么人呢？史党社教授认为，毛家坪墓地的主人，应是以冀戎为主体的人群。即西戎的一部分。2、毛家坪遗址的文化因素毛家坪遗址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周秦文化，秦文化是在周文化的母体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甘谷以西的陇西西河滩曾发现了典型的周文化遗存，这说明起源于陇东地区的周文化很早就影响到了陇右一带。在此背景下，毛家坪遗址秦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文化的影响。例如M2059所用五鼎四簋的列鼎制度，是与周文化保持一致的。毛家坪遗址出土铜甗、铜鼎陇右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寺洼文化具有典型的西北土著文化特征，即“西戎”所使用的文化，毛家坪“B 组遗存”就体现了西戎文化特征。这说明秦人在陇右兴起之后，当地戎族也融入其中，而广大戎系土著是构成新秦人的主要力量，因此，戎文化因素也反映在了毛家坪遗址中，这也在考古遗存中得到了证实。如普遍存在的屈肢葬等因素，这是秦人吸收戎文化因素的结果。四、毛家坪遗址的属性毛家坪遗址属先秦冀戎之地，后在秦之冀县境内，《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 “伐邽、冀戎,初县之。”史党社先生认为，秦“初县”邽、冀，即以两地为秦之属地，战国中期以后正式成为邽、冀二县。（史党社：《早期秦文化与行政制度史的印证——重读毛家坪》）毛家坪村西侧有条小南河，《水经注》称温谷水，溯水而上，翻过分水岭，就可以到达礼县大堡子山秦西陵；毛家坪正西方向的武山县为貆戎之所在；毛家坪正北方向的通渭县为襄戎之地。正如梁云所说：“该遗址是秦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重要，从西周至战国一直没有被放弃，墓地规模很大，性质可能和秦武公所设冀县有关。”（梁云：《秦文化重要遗址甘谷毛家坪》）文史君说至此，我们可以形成对毛家坪遗址的总体印象，毛家坪遗址是在周文化影响下的冀戎之地，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秦人据而有之，秦公任命大夫级别的官员管理此地，“应是秦人控制‘西戎’的重要桥头堡，也是秦人东向的重要支撑基地”。M2059正是冀地长官子车氏的墓葬。进而推知，春秋战国之际，秦人在毛家坪在内的冀地实行早期县制管理，应为秦国领土之边鄙之地。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是21世纪秦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为我们揭示了早期秦文化的面貌以及秦戎关系，其丰富的文化因素足以成为陇右地区先秦文化研究的坐标。参考文献：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09年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2016年版。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宋喜群：《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表明——毛家坪遗址应为秦武公所设冀县县治》,《光明日报》2014 年12月18日第 005 版。梁云：《秦文化重要遗址甘谷毛家坪》，《大众考古》2013年5月。肖宇：《秦文化探源—毛家坪遗址考古记》，《大众考古》2015年2月。史党社：《早期秦文化与行政制度史的印证——重读毛家坪》，《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 年第 4 期。（作者：浩然文史·冀城晨光）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惊天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期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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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适然惊1964年陈直长春讲学之行：对陈直致柴德赓一通信札的考释
《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经柴先生嫡孙柴念东老师悉心整理，于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里面收录了柴先生与师友、亲人、学生等往来书信、诗札近五百件。除家书而外，通信最多的则为陈垣（34通）、刘乃和（35通）、孙功炎（12通）、陈乐素（7通）、陈晶（7通）、邓之诚（6通）、台静农（6通）、周祖谟（6通），等等。于此可窥得柴德赓先生的朋友圈之冰山一角。这里，我们要谈的是《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所收的一通陈直致柴德赓信札，全文如下：青峰先生著席：春初曾奉惠笺，嗣以有长春短期讲课之行，匆匆未及裁答，歉甚。 近以一年中无课，拟将旧著再整理一番，在长两月余，与于省吾、张伯驹二氏常常晤谈，尚不寂寞。长市面积广阔，建筑精美，亦东北一大都会。 乐郊虽美，究非吾土，弟已二十年不到江南，每颂邱迟“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不禁神往。 别来一岁有余，吾兄有新著否，便乞见示。 附奉广东《学术研究》刊载小文一篇，敬祈教正为荷。 耑此奉候，并颂著安 ! 弟陈直拜启 九月七日陈直致柴德赓信札原件这封信，《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编注者定为1964年9月7日，甚是。以下对信中的内容逐一略加考释。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陈先生信中所提及的“春初曾奉惠笺”，关于柴先生春初来信，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经查柴念东老师所整理的未刊本“柴德赓日记”，1964年1月至4月的日记内容已经佚失。据柴念东《柴德赓年谱长编》（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知柴先生1964年春初，一直在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苏州大学）。直到当年4月26日，教育部借调柴先生来京，协助他的老师陈垣先生点校新旧《五代史》，《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所收书信中，也多有谈到此事。因此，“春初曾奉惠笺”，当是1964年初，柴先生从苏州寄信陈先生。陈先生和柴先生的相识，应该是缘于1963年。当年柴先生应北京大学翦伯赞副校长之邀，从苏州来北大讲学一年，为历史系诸生开史料与史学一课。而同年，陈直先生也为翦伯赞所邀，从西安来北大讲学。《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收有柴先生致妻子陈璧子的家书82函，其中1963年5月10日一函中就谈到，“明天晚五时半，翦老、邓恭三请我们几人（郑、吴荣曾、陈直老先生）到颐和园听鹂馆吃饭。下午准备早些去，游一游颐和园”。（《柴德赓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57页）可见，讲学北大期间，两位先生往来十分密切。《柴德庚来往书信集》信中所提及的“长春短期讲课”之行，指的是1964年陈直先生应东北文史研究所之邀，来长春为学员授课。陈直先生长春之行，黄中业、孙玉良《共和国教育史上的国学书院式学府——东北文史研究所述要》（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简称“《述要》”）一文云：“1963年文史所请陈先生来所讲学，讲授《汉书》，有助教陪同负责板书。陈先生讲课和蔼亲切，娓娓动听。”据此信，可知陈先生是在春初收到柴德赓先生信笺后，方有长春之行的。则陈直先生的长春之行，应为1964年，而非1963年，此处当为黄中业先生误记。陈直先生在长春期间参加“春游社”，写有《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183页）一文，末尾云：“一九六四年六月来客长春，拉杂书此，以志多闻。”长春之行结束后，作者进行了增改，改题为《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陈直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84—385页），内容视旧文新增了“海城于省吾先生为余老友，所著《周易》、《尚书》、诸子新证等，颇多创见，近年执教于吉林大学，推为祭酒。今年五月，余应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之招，旅客长春，与省翁过从尤密。间出示所藏汉晋印七枚，皆铭心绝品，友朋中尚少见知者，爰记其目如次……以上各印，据云皆为陶北溟旧藏之物，屡次寓目，辙爱不释手”等文字。据此可知，陈直先生是1964年5月应邀来长春讲学。同时，据陈先生《盐铁论解要·前言》的落款时间为“一九五七年九月初稿于西安西大新村，一九六三年四月修改于北大朗润园，一九六四年六月再修改于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陈直《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123页），也可说明陈先生的长春之行在1964年，并且此行携带了《盐铁论解要》书稿。另外，笔者就此事拜访咨询了宋德金先生，宋先生是1962年进入东北文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据宋先生回忆，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只有一次。那么，根据这封陈直致柴德赓信札，以及《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和《盐铁论解要·前言》落款时间，我们可以确定陈先生的长春讲学之行，当在1964年5月抵达长春，为期两个多月。黄中业、孙玉良《述要》所谓的“1963年”当系误记。东北文史研究所是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在东北成立的一所国学书院式学府，1961年5月17日，东北局宣传部经讨论后产生了《关于建立东北文史研究院讨论纪要（草稿）》。同年6月28日，东北局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东北局宣传部在长春筹办。研究所的目的是“培养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人才，以期改变东北地区在文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薄弱状况”。东北局宣传部关山复部长认为要为东北文史研究所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学习环境”。后选址长春市建设街16号伪满洲国外交部旧址庭院内的一幢二层小洋楼。同时，同志街25号院内的一栋小洋楼，则拨付给东北文史研究所，作为来所讲学的导师住所。（此段节引自黄中业、孙玉良《述要》）1962年7月1日，东北文史研究所召开建所典礼，陈毅元帅亲自题写了所名。东北文史研究所原址（网络照片）其实，早在1928年，东北地区就有一所研究国学的书院式学府——奉天萃升书院。萃升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末荒废。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出资重建萃升书院。张自领院长一职，而聘请于省吾先生为院监，全权负责书院日常教学工作。关于设书院之缘起，于先生撰有《奉天萃升书院记》（全文载《萃升丛刊》，民国辽宁作新印刷局印），叙述最详。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中引于先生《奉天萃升书院记》云：“在书院主讲之三先生，皆当代硕学大师，足以当讲学之任而无愧。吴向之先生尤精于历史舆地之学，讲述清代掌故，如数家珍。前后三次度辽，尤熟于东北掌故。所著有《奉天郡邑志》、《东三省沿革表》，皆为精心结撰之作。尤以选抄《明实录》数百册，保存东北史料最多，顷已尽举以赠辽宁省立图书馆，此又受先生讲学间接之赐者也。”（按：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2474页。金毓黻先生所引于先生这段文字，不见于《萃升丛刊》所收《奉天萃升书院记》，未知何据。我们猜测此段文字，当为金毓黻先生所作。《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者误将其与《静晤室日记》所引于先生《萃升书院记》文字混在一起，又未核《萃升丛刊》的缘故）晚年的于先生又在自传里详细地追述了当年书院的情况，道：“张学良和杨宇霆筹建专讲国学的奉天萃升书院，任我为院监。因我从前在西北筹边使署工作时已和国学诸老相识，于是去北京邀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前来书院讲学，王树楠先生主讲经学，吴廷燮先生主讲史学，吴闿生先生主讲古文，高步瀛先生主讲文选。‘九·一八’事变时，萃升书院停办，我在事变前夕感到形势危急，遂移居北京。”（《于省吾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5期）可见，萃升书院所延聘的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如果不是因为“九·一八”日寇侵华，导致书院停办。假以时日，这个书院对东北地区的文史研究，必然带来重要的影响。东北文史研究所的成立，除了远绍“四大书院”，也有近法萃升书院之意。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又号弄瓦翁，江苏镇江人。先生自少年起，便有志于学。“二十岁的青年陈直，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三十九岁前刊行的著作已有《楚辞大义述》、《楚辞拾遗》、《汉晋木简考略》（或作《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摹庐金石录》等多种。其中不少收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如《木简考略》1934年一出版即流布国外，为学人所注目；再如他二十六岁时写成的《楚辞拾遗》，被大东书局收入所编之《楚辞四种》，与洪兴祖、戴震等鸿儒巨匠的著作并列，是研究楚辞的必读之书。他还对古代货币进行研究，参与了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的撰写工作。”（黄留珠《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人文杂志》1991年第3期）抗战军兴后，陈先生于1940年逃离已成沦陷区的家乡，“绕道香港，经昆明、贵阳、成都，最后抵达陕、甘。为了谋生，先后在兰州、西安等地金融机构中供职，从事与学术毫无关系的文牍方面的工作”。（黄留珠《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直先生的处境方得到改观。1950 年 ，经著名学者、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约请 ,陈直开始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来西大任教后，陈直于195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汉经济史料论丛》，195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汉书新证》。据斯维至回忆，在这两部书出版后，“他的精密考证立刻引起了秦汉史学者的好评，甚至日本学者也从海外来信访购。1963—1964年北京大学翦伯赞副校长、东北文史研究所佟冬所长都来礼聘陈老前去讲学。这个没有任何学衔的学者，就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专家了”。（斯维至《我所认识的陈直先生》，载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28页）笔者有金景芳先生旧藏1959年版《汉书新证》，封底有吉大书亭的售书印章，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此书的流传之广。陈直《汉书新证》1953年，教育部决定在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名吉林大学）设立历史系，时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的佟冬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负责筹备历史系。历史系创建后，佟冬又先后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副校长、第三书记等职，于省吾、金景芳两先生，均为佟冬在东北人民大学任职时候所延聘。据黄中业、孙玉良《述要》载：“1962年2月，佟老先后两次邀请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于省吾、金景芳、孙晓野等教授在吉林省宾馆座谈文史研究所的建所方针大计。”又据黄中业在《难忘的教诲》（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中一文回忆，正是由于金景芳先生的推荐，他得以在1962年9月进入东北文史研究所学习古文古史。宋德金在《布衣傲王侯——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文史知识》2009年第10期）一文中，也提到自己1962年在吉大历史系毕业后，经金先生推荐，得以分配到东北文史研究所。可知，金景芳先生对新成立的东北文史研究所曾积极建言献策，推荐人才。则陈直先生应邀东北讲学，很有可能就是金先生在读过陈先生著作后，向佟冬所长进行了推荐。当然，也可能是陈先生的老友于省吾先生所荐。于省吾信中提到“与于省吾、张伯驹二氏常常晤谈”，于省吾与张伯驹为柴陈二人共同的朋友，这也是陈先生信中提及这两个人的原因之一。陈直先生《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也提到了他“余应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之招，旅客长春，与省翁过从尤密”。张伯驹《春游琐谈序》云：“昔，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省吾、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知，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壬寅春中州张伯驹序。”（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从《春游琐谈》中所收有陈直《记〈明诗赏奇〉》、《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记丹阳吉曾甫先生之博学》、《曹魏仓慈手写〈佛说五王经〉跋》四篇文字来看，在长春两个月期间，陈直先生是参加了“每周一会”的，而这四篇文字，正是陈先生与诸位友人谈笑之外，所留下的文字记载。张伯驹是鼎鼎大名的收藏家、书画家、鉴定家，“但在1959年却因传统戏剧的问题与文化部较真，结果被错划右派赋闲在家。爱惜人才的陈毅元帅通过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于毅夫将其调到长春，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将他们夫妇分别安排在省博物馆和省艺术专科学校”。（佟多人《记忆中的父亲》，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也被安排住在同志街25号的东北文史研究所导师住所。正是由于这段因缘，张伯驹将个人所藏的六十余件文物，捐赠给了吉林省博。其中包括南宋杨婕妤《百花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唐人《楷书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残册》等绝世瑰宝。（见吉林省博物院官网2018年4月4日《吉林省博物院藏张伯驹捐赠书画作品亮相故宫》）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晚号夙兴叟，斋名未兆庐、双剑誃、泽螺居，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萃升书院停办。于先生于是入关，来到北京。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5年，应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匡亚明之邀赴长春任教。当时于先生住在柳条路一号的郑孝胥旧宅内（此据姚孝遂《书剑催人不暂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编《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362页），离陈直、张伯驹两先生居住的同志街25号很近，也方便他们往来相访，论学谈艺。这也是信中提到的三人得以“常常晤谈”的一个地理条件。加上于先生与陈先生均为“新证派”的代表人物，两人之间，自然是惺惺相惜，同声相应。（冯胜君在《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一书中指出，于省吾为“新证派”代表人物，陈直也属“新证派”一员。同时也指出陈直是用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考证历史，于省吾是用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考证文献。）从陈直先生1973年农历十月所写《读子日札·小引》中提到的“近则老友于省吾教授，多以两周铜器铭文，钩稽互证，创解至富”一语，也可以看出1964年长春之行结束后，陈先生对老友学术成绩的长期关注和欣赏。郑孝胥位于柳条路官邸的旧影（出自渡桥的博客，此宅解放后为于省吾先生住所）信中谈到“长市面积广阔，建筑精美，亦东北一大都会”，1932年，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当时试图将长春规划建设成“亚洲第一大新兴都市”。“日本帝国主义出于长期统治的目的，对城市进行了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布局极不合理，使城市呈畸形发展，城市的环境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沦陷时期的日伪军政机关及各类会社大多数集中在朝阳区，日本人和日伪官吏多数也都居住在这里。日本人在此大兴土木，建造洋房，铺设给排水管道，同时对园林绿化、公共建筑以及日本人所需生活设施都做了较详尽的安排。而把中国人集中到南关区、二道河子区八里堡及宽城区宋家洼子一带。在中国人居住区，房屋破旧低矮，道路狭窄泥泞，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加上穿插其间的小工厂、小作坊，环境状况极差，据记载曾发生两次霍乱传染病的流行。”（《长春市志：环境保护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页）东北文史研究所校址和导师住所，均为伪满洲国时期所建的小洋楼，设施良好，又地处长春市核心地带朝阳区，离风景优美开阔的南湖公园也很近。加上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个重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各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物资相对丰富。因而，陈直先生对“北国春城”长春的市容市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弟已二十年不到江南”，陈先生自1940年离开家乡后，到写此信的1964年，恰好二十四年之久，这里说“二十年”，是举其成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南朝梁邱迟所撰的《与陈伯之书》。因柴先生任教于江南，陈直先生行文至此，不禁起乡关之思。陈先生信末提到“广东《学术研究》刊载小文一篇”，指的是1964年3月发表于《学术研究》的《广州汉墓群西汉前期陶器文字汇考》。这也是《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编注者将此信系年为1964年的一个主要依据。这篇文章写于1963年7月（周天游《陈直与秦汉砖陶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2期），时陈先生讲学北大，当是和柴先生谈起过此文的一些看法，因而正式发表后，特意随函相赠，请友人指正。此文后来收入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先生论文集《文史考古论丛》。通过《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公布的这封陈直致柴德赓信札，不仅纠正了研究者对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的时间错误，理清了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的确切年月——1964年5月抵达长春，为期两个多月。同时，也通过这封信札，得以看到当时学人之间的往来交谊。相信还有不少柴德赓先生以及陈直先生的信札收藏在有心人处，我们也期盼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书信的刊布，为相关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柴念东老师慷慨惠赐陈直先生信札原件照片和“柴德赓日记”未刊稿。另外，还得到了宋德金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惠赠相关资料，谨致谢忱）
在某处禹生西羌：夏族起源研究的关键问题
研究夏代历史，不能不谈夏人的起源。关于夏人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五种观点，即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地区说和四川说。[1]四川说的主要依据来源于“大禹出西羌”和“禹生石纽”等古代文献的记载。这些年来，由于学术界日益把夏代研究的重心置于豫西地区，因此对于这些记载，有学者认为是文献记载出了问题，[2]更有甚者认为这“完全是好事者编造”。[3]事实果真如此吗？汶川大禹雕像（图：Ctrip）笔者在对先秦史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认识是，豫西地区固然是夏文化的分布区，但那实为夏后氏与涂山氏联姻之后造成的夏文化播迁的结果，而大禹时代的夏文化核心区实在成都平原，其代表文化就是三星堆。当然，这些观点是建立在笔者提出的“夏与商周并行”这一与《史记》三代体系有别的历史年代框架基础上的。关于这些内容，笔者别有所述。在这篇文章，我们且来谈一谈“大禹出西羌”的问题。一、有关大禹出生地的文献史料关于大禹的出生地，陆贾在《新语·术事》中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4]陆贾为西汉初年人，早年曾追随刘邦，并助刘邦夺取汉中、巴、蜀诸地。李学勤教授指出：“《新语》作于汉高祖时，《挟书令》尚未解除，所以‘大禹出于西羌’之说一定始于先秦。”[5]此后，司马迁在 《史记·六国年表》也做了类似记载：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又司马贞正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6]扬雄《蜀王本纪》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于县。《蜀王本纪》壁经堂影印本汉代广柔县在今四川省汶川县西北。到了东汉时期，大量文献仍然肯定大禹出生在蜀地，如赵晔《吴越春秋·赵王无余外传》说：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宋徐天祐注：“（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 [7]2004年，三峡考古队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发现了一通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年）的石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铭说：“先人伯杼，匪志慷慨。述禹石纽，汶川之会。”同样肯定禹生石纽之说。东汉《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此后，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水经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都有同样的记载，不须具引。由此可见，从先秦到两汉再到晋唐时期，从古代的巴蜀到吴越再到中原地区，各种古代文献均承认大禹出生于蜀地，没有人提出任何质疑。二、从五帝传说看大禹的出生地问题由于大禹的出生地问题涉及到夏族起源问题，因此，受强大的夏在中原地区观念的影响，这些年有一些学者怀疑蜀地的大禹传说是后起的。比如杨国勇先生说：如果禹是从四川兴起来到中原为王的话，那么，四川早应该与中原相当密切了。但事实上，四川直到战国时代的秦国灭了蜀国之后，才与北方真正发生密切的联系。估计，四川有关禹的传说，恐怕是在“秦塞”通了之后，即秦灭巴蜀之后，把内地有关夏、禹的传说移植过去，加以改造，而出现的。……而且中原地区时代最近一些的二里头文化，至今尚未见四川地区有这样发现的报道，所以，禹生四川之说尚难据信。[8]羌族祭祀大禹的活动（图源：王金虎）针对这种质疑，李学勤教授从五帝传说入手，指出：昌意到颛顼这一系出于今四川，并不是蜀人独有的说法，而是古代公认的传说。禹生石纽之说放在这样的背景里，便不是独立的了。李先生又说：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很重要的，它反映着古代的历史实际。……我们探讨已为人们淡忘的古史，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材料，吸取各种学科的成果。简单地用荒昧无稽之类语句去否定古史传说，是不能揭示历史真相的。田野考古业已证明，长久以来被认为与中原不通的蜀地，实际同中原历史文化息息相关。[9]三、杜宇：蜀地传说中的大禹形象变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的古蜀传说与和中原地区流传的鲧禹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性。比如，童书业先生就认为，古蜀传说中的杜宇就是大禹，鳖灵就是鲧。[10]此外，黄仲琴、闻一多、程憬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看法。历史学家丁山先生为此做过更为详尽地研究，他说：北川神禹故里（图源：搜狐）所谓开明者，名同于启；所谓杜主者，即社主之字别，而杜宇之宇，音复同于禹。余谓禹生石纽神话，即由“望帝以汶山为牲畜”故事演成，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亦演自止雨神话。故开明，《海内南经》又谓之夏后启。……杜宇教民务农，而《论语》亦称禹尝躬稼；禹凿龙门，而《水经注》亦传杜宇凿巫峡（《江水》）；杜宇禅位开明而《史》传禹传位子启。杜宇与禹，开明与启，名义既同，事迹所传，又复一致，是则杜宇历史不得谓非禹所分化，巴蜀遗民亦不得谓非夏后子孙。[11]由此可见，中原传说与蜀地传说的对应性，再次证明大禹出生在古代蜀地的说法是渊源有自，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特别是三星堆二个祭祀坑被发现之后，张伦敦先生甚至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尊青铜人头像（K2：83）可能就是大禹的形象。[12]三星堆铜人头像K2：83该尊铜像与其三星堆其他衣着华丽衣冠的人像有明显区别，他头顶盘着一根辫发（亦或为辫状帽箍），宽额瘦脸，阔口大目，两耳各有三个圆形穿孔，看上去就像一个平民。而《白虎通》有禹为“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和“禹耳三漏”的记载，其记载与这尊三星堆铜像非常相似。四、从民族学看“禹生于石”的传说传世文献又有禹生于石或石夷的说法。如《艺文类聚》卷6引《隋巢子》说：“禹产于崐石。”又《淮南子·修务训》：“禹生于石。“高诱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 又《易林》卷一说：“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征诣王庭，拜治水土。”清人翟云升注：“《路史·后纪》：秦宓曰：‘禹生石纽。’石纽山在西番界龙冢山之原。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雒书》云：‘有人出石夷。’言石纽之夷也。”[13]北川石纽摩崖（图：《南方日报》）石夷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为西方之神。[14]又《淮南子·汜论训》说：“禹劳天下，故死而为社。”而《说文·示部》说：“祏，宗庙主也。《周礼》以郊宗石室。”据此可见，禹因治水有成，死后曾被塑像作为社神来祭祀。不难看出，禹生于石之说当与禹被奉为社神有关。蒙文通教授指出，《山海经·大荒经》四篇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详于西南而略于东北，属西南文化系统的作品。[15]而石夷在《山海经》中处于西部，此又为殷墟四方风卜辞所证实。[16]由此可见，禹生西羌之说实有极古老的来源。同时，从民族文化来看，今西部的羌族、普米族以及藏族的一些支系均有白石信仰与崇拜，因此，徐中舒教授[17]和李绍明教授[18]均肯定大禹与西羌有族源与文化上的联系。羌族的白石崇拜五、从营盘山、三星堆等蜀地考古文化看禹出西羌之背景汉代汶川郡包括今四川西部的汶川、茂县、北川、理县及都江堰部分地区。从考古文化来看，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年代为距今5300-4700年，[19]该遗址是在岷江上游发现的目前已知的最大新石器遗址，这表明在大禹出生地的传说区域考古文化发育甚早。营盘山遗址（图源：新华网）从距今约4800年前，成都平原的考古文化日益兴盛。仅在成都市范围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2008年度发掘并公布了材料的宝墩文化遗址就达25处。[20]其中，宝墩古城分内外两重城墙，其中内城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达到276万平方米，[21]是中国史前时期仅次于石峁遗址、陶寺遗址、良渚遗址的第四大古城。此外，更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年代则从约4800年前起一直到绵延至战国中期，使用时间长达2000多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说：“这个现象中国仅见，世界罕见。”李伯谦先生肯定这个论断符合实际。[22]三星堆青铜人像群（图源：zol）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时，虽然一度震惊世界，李学勤先生甚至将之与尼尼微、特洛伊等世界级考古遗址相比，[23]此后，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被发现时尽管也同样十分震撼，但正如李伯谦先生所说，总的看来三星堆仍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22]究其原因，恐怕这与目前学术界主流意见把夏文化中心区放在豫西地区不无关系。六、鲧和大禹关系的问题最后，我们再来谈谈鲧和大禹的关系。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在质疑“大禹出西羌”、“禹生石纽”等文献可靠性的同时，转而以三国史家韦昭注《国语》崇伯鲧居嵩高山附近之说而推定大禹故里在河南登封一带。[2]其实，这种推断大有疑问。嵩山望夫石我们知道，大禹娶涂山氏，文献有涂山氏“见禹方作熊，惭而去”的记载，河南大学郑慧生教授指出，这是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反映，原为“望门居”。 [24]对偶婚时代的特征是，男女双方并不会因为婚姻而进入对方氏族。禹和涂山氏的婚姻尚且如此，鲧的时代更不可能先于大禹时代进入一夫一妻制度社会。从文献来看，鲧和禹有血缘上的父子关系或许不假，但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鲧和禹则处于不同的氏族集团。因此，根据崇伯鲧的居地是得不出禹也出生在嵩山地区这个结论的。七、小结综上可见，从先秦一直到晋唐，各地区古代文献均肯定大禹出生于蜀地。从古代五帝传说的渊源来说，也同样可以确定大禹出生在蜀地的传说是自成体系、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同时，三星堆考古更进一步有把这一传说还原为史实的趋势。从目前各方面的材料来看，我们还找不到足以推翻大禹不是出生在蜀地的材料。特别是当笔者深入研究先秦文献，在发现《史记》年代体系与先秦文献的记载存在大量矛盾的情况下，转而提出“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时（这个观点指出三星堆青铜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夏王朝的其中一段时，这就更进一步与上述材料形成了对应。关于这些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笔者的其他文章中进行了解，这里不再具述。【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参考文献：[1] 詹子庆：《夏史和夏代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4页。[2] 廖名春：《大禹故里文献考辨》，《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3] 张国硕：《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0期，第17页。[4] 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5]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6]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7] 《吴越春秋》，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4页。[8] 杨国勇：《夏族渊源地域考》，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80-295页。[9]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227页。[10] 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上《自序二》，开明书店，1941年。[11] 丁山：《禹平水土本事考》，《文史》第34辑（1992年），第14-15页。[12] 张伦敦：《试论禹与蜀地之渊源关系》，《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4-113页。[13] 翟云升：《焦氏易林校略》，《续修四库全书》10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0页。[14] 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49页。[15]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第448页。[16]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69年。[17]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会 ，1992年，第23页。[18] 李绍明：《从石崇拜看禹羌关系》，《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第31页。[1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编著：《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512页。[20]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南方民族考古》2013年，第42页。[21] 何锟宇：《试论宝墩文化的源头》，《南方民族考古》2016年，第11页。[22]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年）。段家义等：《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战国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5年第4期。李伯谦：《三星堆遗址：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年第18期。[23] 肖先进等编：《三星堆研究》第1辑《总序》，天地出版，2006年，第2页。[24] 郑慧生：《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春管鲍之交 国学大师钱穆与顾颉刚
民国闻人在四川18雷文景 文/图严耕望本为乐山武汉大学学生，1941年3月19日钱穆从成都去武大作短暂讲学，授课中强调，要学好历史学必须精研历史制度与历史地理。严耕望听后不觉兴奋异常，因为他彼时正好对此发生着兴趣。不久，当钱穆邀请他毕业之后去作助理研究员，严耕望当然是求之不得。当年的8月5日，严耕望离开乐山到了成都，两天之后，他饶有兴趣地坐上川西平原特有的鸡公车，一路吱呀着来到离城30里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在地赖家院子。在这里，他追随钱穆约三年时间，得耳提面授，得读书要诀，更为关键的是，他获得了治学信心。钱穆先生 资料图传道有方当年爱徒成大匠钱穆、严耕望师徒二人当年在成都有如下问答：严问：“我总觉自己天资有限，求得一方面的成就已经不容易，若要奢望走第一流的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狗！”钱答：“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因为聪明的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这番话犹如醐醒灌顶，支撑着严耕望在历史学领域中沉潜下来，勇猛精进，他后来完成的两百余万字的史学巨制《唐代交通图考》，被认为是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与此相映衬的是，当年被师生公认天资一等，与他同时在赖家院子追随钱穆的另一位同学，正是因为没有“毅力与傻气”后来果然成就平平。此事说明钱穆不但识史亦能识人，不但能作普及性演讲亦能渡后学迷津。严耕望一生敬服四位史学前辈：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及钱穆，其中钱穆对他的影响无疑最为深刻而细致。在公开讲座上，钱穆那行云流水般的高谈阔论感染过无数人，却没有几人有机会能与之朝夕相伴，随侍左右。在赖家院子的乡居生活中，在田埂之间，茶座之上，庭院之内，抑或在月白风清之夜，师徒二人曾有过数不清的娓娓叙谈，对学生而言，那些看似闲聊的语词比起高头讲章更亲切而受用。俗话说“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便是这些金子般的只言片语击中了严耕望的心扉，成就了他的学术也成就了他与成都的缘分。严耕望后来在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系列史论中发现了一个关于成都的秘密。在黄宽重的《严耕望先生访问记》一文中，黄问：“您选择以成都为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第一篇，有何特殊的意义？”严答：“唐代重要都市如扬州、长安、广州、洛阳都有人写过论文，成都却没人写，所以我写唐代都市就从成都开始。此文写成，我才发现成都在唐末竟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唐末五代的扬州、长安都没落了，只有成都反而更繁荣，其程度超出了我事先所想像的。”凡史家皆以发前人未发之覆而自豪，打捞出漫漫长河中被后人所忽视的一个壮丽古都，严耕望既惊诧而又欣慰，同时也不会料到，几十年前他曾与恩师客籍过的那片土地，竟再次在纸上的历史中以一抹惊艳与他不期而遇。1940年6月，苏州，前排左起钱舒秀、钱穆、钱伟长，后排左起胡嘉生、华燮和管鲍之谊钱穆顾颉刚相交疑云钱穆在苏州中学教书时撰写的《先秦诸家论礼与法》及《先秦诸子系年》引起当时学界注意。据说胡适有一次去苏州讲学只想做两件事，其中一件便是想结识隐匿于学界之外的高人钱穆。蜀中通人蒙文通也是在阅其大作之后与钱穆相识。另一位学界名流顾颉刚与之相识也因其故。1929年，顾颉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钱因故未往。1930年，顾颉刚再次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从此钱穆得以踏入高校讲坛，跻入学术界。1939年夏，顾颉刚再次邀请钱穆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钱穆于翌年践约前往。二位大师是同乡，但性情不同，在成都赖家院，他们以不同的风貌出现在学生面前。钱穆善言，总能滔滔不绝，出口成章；顾颉刚讷言，授课每以板书示生。钱穆好动，每拄杖游历；顾颉刚喜静，常埋首书斋。钱穆事务少，多闲适；顾颉刚俗事杂，多应酬。钱穆称呼同仁学生皆直呼其名，顾颉刚视人皆为同事且口称先生。钱穆有名士风度，不过问研究所琐事小节；顾颉刚事必躬亲，屈主持人之尊参加门房值班。可以说，俩人性格相差天壤，但是在学术上，他们却成就了一桩被誉为“管鲍之交”的美谈，其中善于发现人才的顾劼刚当然是其中的鲍叔牙了。顾颉刚第一次向钱穆约稿，钱穆寄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此文发表于顾颉刚当时在北京编辑的《燕京学报》。须知，此文所阐述内容与顾颉刚的史学观点相反。仅此一事，即可见出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宽广胸怀。他在推荐钱穆到成都任教时给齐鲁大学校长写过一封信，其中笔墨完全看不出他所推荐之人是与自己观点相异之士，相反，满篇不惜赞美之词，“宾四先生穆，在北大任历史讲习已逾十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严谨，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钱穆在晚年回忆起顾颉刚对他的几次推荐时未忘知遇之恩，“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严耕望也在回忆中说到老师钱穆“每提起此事，总感颉刚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关于钱顾二人的友谊，江南大学的顾德融教授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2期发表过一篇文章，特以表彰“从他们相互关系中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人际关系”。然而，历史有时候并非清澈明净，在2012年1月出版的《顾颉刚自传》中，对钱穆“敬之重之”的顾颉刚在谈到当年他如何离开成都的原因时，却给后人留下了费解的笔墨。顾颉刚说，那时候齐大的张维华让他去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系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顾颉刚还说道，“钱穆讲课每次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顾颉刚这篇文字的文气极像一篇交待材料，写作时间在1950年的5月到6月之间，那时候他与钱穆于成都一别之后已有9年，期间只在抗战胜利后获见一面，从此钱穆居香港，顾颉刚居北京。在那些分别的岁月中或许发生了什么事？或许这些文字并不是顾先生的真心之言？今天，后人还是宁愿相信他们之间美好的“管鲍之谊”，或者相信钱穆1940年7月2日致顾颉刚信中所言：“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俩人性所异则所得亦各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1967年的钱穆与夫人。不负天府治学养身皆有成抗战胜利后，内迁大学纷纷返回原址，思乡的愁绪让许多学者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成都，钱穆却是最后离开的人之一，时间在1946年夏。其原因，他解释为自己体弱多病经不得折腾，另一个原因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即是成都的生活很舒适，日常开销也相对于其他地方便宜。当年，另一位文史大家缪钺先生从遵义来到成都执教，很大的因素便是看中了天府之国的便利生活。这个温柔之乡，确实是利于钱穆养身兼治学的。不知道钱穆在成都是否浏览过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入蜀诗，陆游对成都梅花的陶醉、对此地的润泽与温暖几欲留恋不去。钱穆素来就喜欢陆放翁，而且他还很羡慕这位大诗人的长寿，平日里，自己也非常注意身体保健。他说过：“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将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发挥到如此地步，也将之履行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之中。他曾坚持洗冷水浴，还曾迷恋静坐，郊游与登山更是不计其数。在成都的日子，他得以充分地将息自己的胃病，曾有几个月的时间卧于华西坝那栋别墅之中看书静养。那时候，华西坝的“三大学联合医院”汇集了众多的中国名医，是当年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他曾入院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出院之后，听从医生的告诫，每天少吃多餐，在羊奶、麦片、豆浆、藕粉的喂养中，一天一天的养足了精神，健全了肠胃。同时，也在华西坝的阡陌之中、柳枝之下，叩问着中国历史的脉搏，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或著作。这期间，钱穆写就的文字有：《神会与坛经》、《政学私言》、《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还曾为华西坝的“东西方文化学社”写了发起辞《东西文化学社缘起》，发表了至少两次大型演讲，一为《智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二是对“五大学”学生作的《本届毕业典礼演讲辞》。钱穆著作《国史新论》。在学术交往中，钱穆除了与顾颉刚以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同仁往还密切，当他来到华西坝时，尚与穿梭于坝上的众多名流有过交往。陈寅恪那时也在华西坝，钱穆在他的回忆文中说他常与散步的陈先生碰面，但由于他俩身体皆欠安，所以没有能够切磋学术，他是有点遗憾的。不过他与另外两位大师梁漱溟和冯友兰有过词锋相交。梁漱溟那时热心参加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见到钱穆的著作《政学私言》，鼓动钱提交会议进言，钱不以为然，梁“大不悦”。冯友兰有一次来讲学，华西坝的教授们设宴款待，钱穆在座。席间谈到民族文化，钱穆向来是怀着民族温情主义的，这引来冯友兰的驳斥，冯是主张现代人当做一世界人的。钱穆再反驳说：“欲为世界人，仍当先做一中国人，否则成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钱穆的驳斥可谓尖刻，遗憾的是，梁与冯后来也和顾颉刚一样，与在香港和台湾的钱穆再不能面对面做学术交锋了。钱穆下围棋。洞察不凡女弟子不可小觑那时候，钱穆尚结识了几位蜀人，其中有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钱穆佩服他发起成立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国际性学会，对罗常年着长袍而不穿西装印象极为深刻。一位治学有方的彭云生先生他亦有所交往，还曾拜托彭在西安为其购置清代学人的著作，彭不食言，为他买回来二十余种书籍，且多有善本，这着实令钱穆高兴了一阵。在青城山养生时他得识一位道士，与之叙谈中每觉其是一位真正的逸士高人，他评价为“颇有识力”。自古以来，蜀人多瑰异。青城隐士自不必说，便是那罗忠恕，他在平日言谈中与顾颉刚一样，是多少有些口吃的，但却能联络美国与欧洲的众多文化名流、发起组织一个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会，怀有印象偏见的人恐怕是不会相信的。此外，还有一位从中央大学转投钱穆门下的研究生黄少荃女士，也让他刮目相看。后来黄少荃成为四川史学名家，但那时钱穆身在海外，已经与之中断了联系，但他在暮年时仍然对黄少荃十分关心，因为这位女弟子当年在与他过从交往之时，已经完成了《战国编年之楚国》，钱穆当即便评其为“斐然有述作之意”，而钱穆以后在台湾重刊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所增加的数条补正，则是用黄少荃的心得。黄少荃身为女流之辈，于史事洞察不凡，已经令钱穆惊诧，而在生活中，竟然又能豪饮四川烈酒。师生二人常在华西坝那栋颇有着西洋情调的别墅中对饮，钱穆酒量有限，每每甘拜下风，对这位女弟子，便愈觉不可小觑。看来，史学名家钱穆在成都的六年生涯，既领略了蜀风的温婉，也品尝了蜀人的烈性。（部分图片据《中国文学史》）
王风薛仁贵为何能咸鱼翻身？说说让人自带干粮大杀四方的唐朝兵募制度
编者按：说起著名评书《薛家将》里的主角薛仁贵，相信很多读者都曾听过。这位主角可以算得上是屌丝逆袭的典范了。穷小子的时候就有大家闺秀主动投靠，然后为他苦守寒窑十八年，终于等到了他封侯拜将。而历史上的薛仁贵是怎么实现屌丝逆袭的？这就必须提一下唐朝早期的一种重要的士兵来源——兵募了。▲电视剧《贞观之治》剧照提及唐朝，很多人都知道唐朝早期实行府兵制。但是在府兵之外，当时还存在另一种形式——兵募。这名字正好与之后的募兵，调换了一个位置。那么兵募与之后的募兵，以及同时代的府兵又有哪些区别呢？府兵有固定的编制和服役期限。所以一旦进行大规模集结府兵，时间成本以及各种环节很多，不够灵活。所以，为了临时作战，唐朝会对一些不在服役期的府兵和其他自由民进行招募，这就是兵募。▲电视剧《贞观之治》剧照但相对于后世作为长期职业的募兵，兵募是一种短期行为。通常兵募的服役期也就一年，而且是不定期。士兵的招募工作也由地方官府负责。兵募早期可见于唐太宗征高句丽时，薛仁贵则是这时候应募投军的。▲电视剧《薛仁贵传奇》保剑锋饰演的薛仁贵剧照根据史书对薛仁贵的记载：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由此可以发现，唐代兵募主体是来自像薛仁贵这样的农民，而且设置兵募的目的，就是利用一些人争取建功立业的心理来快速招兵。因为兵募的服役期很短，所以从军对士兵自身发展没啥影响。只要不战死或者重伤，基本上回去时该干啥干啥，一些表现好的还有赏赐。以至于当时还有不少人表示啥都不想要，就像拼一把，结果还被拒绝了。▲电视剧《贞观之治》剧照关于兵募的服役期，也可以从唐太宗征高句丽时间得到印证。从贞观十八年开始募兵再到贞观十九年（644~645），李世勣（李勣）率军到达幽州。三月，唐太宗到达定州。随后四月，李世勣率军自通定渡过辽水。九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未能攻克。时近深秋，唐太宗因为当地变冷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而且粮食将尽，所以班师还朝。▲电视剧《薛仁贵传奇》薛仁贵战争结束回家剧照总的来说，唐军这次作战也就一年。所以说他妻子没法给他苦守寒窑十八年，因为人家一年就回来了。而且历史上，在这次战争中，薛仁贵从普通士兵升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后来又升为右领军中郎将。这种升迁自然是那些身怀武艺但是没碰到机遇的游侠与府兵梦寐以求的。可能有人会质疑，兵募就一年质量能保证吗？大家可以看看薛仁贵的表现就知道了。由于北朝以来的尚武风气，所以许多投军的人基本上是有武艺的，基本上骑马射箭很早就会了。根据记载，在出征的时候，许多人还表示愿意无偿从军。显然，没一定的把握，是不敢这么冒险的。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兵募看起来好用，但是和府兵制一样，也有巨大的成本。只不过成本的侧重点不同。首先，兵募能不定期招募的前提是，社会上有大量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闲散人员。其次，设置兵募为了满足一些人立功勋的需要。但是仗打多了，后期就自然出现了勋官泛滥的现象。第三，兵募的基础还要有大量富裕的民户。薛仁贵虽然被史书说成“家贫”但是好歹有房子有地，本身也受过好的教育，绝不是小说里的那种别人家的长工。这也说明，史书认为的贫困与普通人认为的贫困是两回事……第四，兵募是临时招募的，而且是地方官提供补给，所以时间不能太长。像薛仁贵出征就一年。但是后来随着出征频繁、时间增加，事情就不美丽了。比如以镇守百济的兵募，“发家来日，唯遣作一年装束，自从离家，已经二年”。就是出发之日只预备了春秋季的衣装，并没有置办冬装。结果戍期一再延长，原本一年的结果变成了两年，而官赐没有递增，所在军府又不提供（因为本来就是地方负责，军府的东西是给府兵的）。所以史料记载，当时的兵募衣着单薄、难以过冬。▲电视剧《武媚娘传奇》 中的唐太宗剧照也因此，在唐太宗时期兵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到了唐高宗时期就变味了。之前还是屌丝逆袭之路，之后就变成坑人了……另外，虽然影视剧和小说里唐高宗往往被塑造成一个个妻管严，而且性格软弱。但是实际上，唐高宗是个有着强烈扩张欲望的人。唐朝疆域也在唐高宗时达到最大（然后被他那个吹上天的老婆，败掉了不少）。但是那么大的疆域可不是充话费送的，必然是士兵们拿命换来的。因此，在唐高宗时代，战争变得越来越频繁，作战距离越来越远，而府兵和兵募也被征发和募集的越来越频繁。但士兵的赏赐却开始难以得到满足。外加内地安稳，已经不像唐初那样，因为战乱导致大量的高手在民间。▲电视剧《武则天》唐高宗李治剧照所以，这就出现了名将刘仁轨所说的那种情形：“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伫弱？”也就是以前都争先恐后的报名从军，结果现在没人愿来。而且内地几万人的兵募远征去西北东北，路过地方州县，那情景就像蝗虫过境一样很容易把地方吃穷。所以在唐王朝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兵募也很难继续下去了。▲唐朝疆域所以到了盛唐时期，原本的府兵以及这种兵募难以继续维持。边疆地区域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特权，士兵中边地人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人出征可以获得战利品和功名，即使驻守保卫的也是自己的身家。所以在唐玄宗实行募兵制以后，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军队实力差距被不断拉大。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安史之乱！参考资料唐代前期的兵募 唐耕耦 - 《历史研究》 - 1981 -唐代兵募制度研究 董海洋 - 《山东师范大学》 - 2015 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 张国刚 - 《中国史研究动态》 - 1988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双尾猫，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