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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出高质量史学研究成果，中国历史研究院特设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以下简称“出版资助项目”）。现将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度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申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版资助项目”宗旨“出版资助项目”面向全国史学界，资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的高质量史学类学术成果，促进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史学智慧。二、申报条件1.申报成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要体现原创性、前沿性、理论性、现实性，对解决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具有推动作用，对学术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或促进作用，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2.申报成果须全部完成且尚未公开出版。申报成果与申报人已出版或发表成果内容的重复率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3.申报成果形式主要为中文学术专著、学术资料、考古报告、古籍整理、学术译著、工具书等。4.申报人必须是申报成果第一作者，专业技术职务不限。5.申报人须按照《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的要求，如实填写并确保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对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以已出版著作申报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即纳入科研诚信记录，通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及申报人所在单位，申报人终身不得申报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的各类项目；如已入选，其学术成果将退出“出版资助项目”，申报人须退回资助证书和已拨付的“出版资助项目”经费，出版社回收已印制和发行的出版物，相关经济损失，由申报人自行承担。三、申报材料1.从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后附网址）下载《申请书》，或向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项目管理处索取《申请书》。2.申请书一式2份，A4纸单面打印，左侧装订，填写推荐意见，并签字或盖章。成果打印稿3套，A4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成册。3.电子光盘。须包含申请书和齐、清、定的书稿。我院将做好申报材料的保密工作，材料恕不退还。四、申报受理1.申报人可经所在单位同意或经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机构推荐申报中国历史研究院出版资助项目。2.申报人所在单位或提供书面推荐意见的出版机构，对申报材料要严格把关、严格审核，须提供明确推荐意见，在申请书相应位置加盖单位公章，承担信誉责任。3.申报人个人或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相关出版机构，请于2020年5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提交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4.申报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项目管理处收，邮政编码100101，联系电话（010）87421808。五、评审工作“出版资助项目”评审严格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主要程序包括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评审、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务会审议、公示等。六、资助出版1.“出版资助项目”一般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社统一出版，按“出版资助项目”统一要求装帧设计。2.列入“出版资助项目”的学术成果，由申报人与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中国历史研究院与出版社签订框架协议，中国历史研究院将出版资助经费拨付出版社。若申报人未经中国历史研究院同意自行与非指定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中国历史研究院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予以出版资助。3.除特殊约定外，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中国历史研究院给予“出版资助项目”学术成果稿酬补贴。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将稿酬补贴（税前）拨付出版社；在成果出版之后，由出版社将稿酬补贴（税后）支付给作者。七、其他事项该公告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负责解释。《申请书》请从中国历史研究院官网下载http://cah.cssn.cn/gg/202003/t20200327_5107024.shtml。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4月3日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习社”是微信历史自媒体行业的元老，成立于2014年，作者团队由诸多名校的历史学硕士、博士和青年教师组成。其文章文笔精彩，同时内容深刻，将艰深的历史学研究学术知识，以轻阅读的方式传播给大众，给读者展现出别样、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符合了当下年轻人对历史知识的兴趣和新时代知识传播的风格。由天喜文化策划、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历史的荣耀：中央帝国的时运、铁血与霸业》（下文简称《历史的荣耀》）将于11月正式面市。该书是历史研习社首部出版图书，从“人心”“霸业”“权谋”“兴亡”四个层面，通过两个主题并结合两个时代，运用详实的史料和专业研究，剖析中国古代两千年“帝国时代”的历史脉络，探究帝国统治的艺术，以全新的思路书写中华帝国的简史，从帝国的兴亡探求中国数千年来，历史的智慧和人性的光辉。“讲故事”的书写模式，“系统性”地研习历史新媒体平台上的历史文章，往往通过一个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以通俗性、故事性强的文笔，向读者普及历史，这也是其不同于传统读物的特点和受年青读者喜爱的原因。《历史的荣耀》中，历史研习社吸取了新媒体历史文章的优点，在每个主题下，精选几个不同的故事，对主题内容进行阐述。每个主题的切入点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如三顾茅庐、王安石变法、乾隆帝下江南等故事，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讲述这些历史事件时，历史研习社以流畅的文笔，带有场景感的讲述方式，以及独到的见解，还原历史真相，让读者身临其境，具有极佳的代入感。同时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还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寓意，并能够与全书的主题紧密结合，以小见大。比如王安石变法的故事中，既能提现出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也反映出宋代政治的先天局限性，揭示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全书选取的三十二个历史故事，对应几大主题，每篇文章最后都进行总结，阐述了该篇文章与章节主题的关系，并与下一篇文章进行衔接，逻辑紧密，由表及里，从点到线再到面，引导读者从每个历史的微观细节窥视出历史的深刻规律，杜绝了过于宏大而空洞的历史叙述模式，也避免了仅仅讲述过于碎片的历史细节而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大势。以过硬的专业素养做到真正的历史“科普”新媒体历史科普的一个缺点就是，文章内容过于浅显，立意不高没有深度，甚至可能错误众多，这主要是由于作者水平的局限造成的。历史研习社的作者团队都是受过专业历史学教育的青年人，他们既了解当下时代大众读者需求，也有着过硬的专业素养，这一点在《历史的荣耀》一书中得到了良好的提现。《历史的荣耀》选取的历史故事，并非是简单的“段子”，每段历史故事背后，有专业历史学研究的支撑；故事所展现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得出的结论，都是来自历史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历史学理论。在每篇文章之后，都列举了众多的参考文献，向读者展现出作者的专业知识、文章的深度，也能引导感兴趣的读者去搜寻阅读更多的专业著作。可以说，本书是大众读者与专业历史学者的桥梁，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学习到专业的历史知识，接触到专业的历史学研究。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黄彦文来源：扬子扬眼【来源：扬眼】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发布会现场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为庆祝新中国70周年，9月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介绍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学术成就总体情况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首先发布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总体情况，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适应新中国发展时代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断推进学术创新和理论创造，取得丰硕成果，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与规律、深化全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表示，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介绍中国世界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指出，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方法手段更加多元，学术领域更加广泛，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介绍中国历史理论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并围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再认识”、“古代史分期的再讨论”等若干方面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评述。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发布会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据悉，此次发布会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推动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记者近百人出席此次会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娓

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有大量事件会涉及古代民族，如禹伐三苗、武丁伐鬼方、文王事混夷、宣王伐玁狁、犬戎杀幽王等。古代民族概念是先秦史研究中极难处理的对象，这是由于民族概念涉及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对于历史研究者知识储备量的要求极高。如何避免在研究中落入“概念陷阱”，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一、语言学概念第一个问题：印欧人种就是白色人种吗？按照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的”。没错，您中招了！中招的不仅是您，还有很多专业学者同样落入了这个圈套。比如，我们登陆知网，可以看到《蒙古人种与印欧人种——夷夏先后之体质人类学论证》、《试论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化》、《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等这么几篇文章，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把印欧人种与白色人种视为等同概念在进行使用。然而事实上，印欧人种和白色人种两个概念有显著区别。新疆小河遗址出土干尸（新疆博物馆藏）简单说，印欧人种这个词属于历史语言学概念，而白色人种属于体质人类学概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比如中东、北非的居民，从体质学来说属于白色人种，但语言却属于阿拉伯语。韩康信教授指出：有些学者用遗存的文字和语言推论种族，把语族和人种联系起来，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们各自的分类依据毕竟不同。谁都容易理解，操同一语系的可能是单一人种，也可能不是，反之亦然。两者虽不无关系，但不能混同。[1]第二个问题：同一语系内的一系列语言具有共同来源吗？这一个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在语言学界内部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说：若干语言给分类成语系，是假定它们在历史上有渊源关系。[2]注意，这是假说，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就指出，“语系”的概念，完全不要求语系内部的各种语言具有共同的原始语，并以印欧人种举例说：印欧人是其本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从这个唯一可能成立的定义可以得出：印欧人这个概念是纯语言学的，就象‘句法’、‘生格’或‘重音’句格等是纯语言学的概念一样。[3]毫无疑问，运用历史语言对于观察两个族群的历史联系是很有帮助的，但在使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族群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二、体质学陷阱中国人是黄色人种（或称蒙古人种）吗？这同样是一个包含逻辑陷阱的问题。简单说，中国人是建立在政治地理学基础上的概念，与作为体质人学的黄色人种（或蒙古人种）概念自然不能置换。正确答案是，中国人有黄色人种民族，也有属于白色人种的民族，如塔吉克。塔吉克族基于体质特征的差别，体质人类学界的主流意见是把现代人类划分为三个或四个人种。三大人种是指蒙古利亚种族（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澳大利亚和尼格罗种族（黑棕人种或赤道人种）、欧罗巴种族（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而今天我们熟悉的四大人种划分法则是从黑棕人种中另外划分出了一个棕色人种。此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人们体质形态的形成，受环境适应、通婚交流等诸方面的影响，不能认为人类的体质特征是亘古不变的。三、考古学陷阱武汉盘龙城遗址是商文化吗？这个问题预设了以殷墟商文化为中心的逻辑陷阱。盘龙城遗址这是一个考古学概念，商文化这是一个历史学概念。两个概念是否能对应，首先取决于二者是否具有共时性，其次是否具有文化的关联性，再次是二者的从属关系是否确定。对江汉地区古代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郭静云教授指出：“盘龙城只能代表殷商之前的古国，与殷商统治无关。”[4] 她还进一步指出，盘龙城的源头与石家河文化有关，并且曾向黄河南岸扩张，这些看法都是可信的。研究先秦时期的江汉古族，如果预先落入中原中心观念的陷阱，要寻求历史真相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盘龙城面具（杨家湾采集）这里我们说的考古学陷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为非考古学界人员对考古学材料的不当利用，一为部分考古学者因为研究方法落后而对相关学科研究容易形成的错误引导。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在一些研究者在对古代文献辨析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地将某些考古文化与传说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比附。有的学者则在对考古文化进行命名时，直接运用传世文献中的名称来命名，由此造成了考古学概念和历史学概念的混淆。就后者而言，则主要表现在过于倚重于类型学分析，往往把类型相同或相近的器物就视为同类人群的文化（事实上并不尽然）。对于类似的情况，复旦大学的陈淳教授曾批评道，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滞后，信息提炼能力欠缺，与国际考古学界相比，中国的考古研究大体相当于欧美世界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5]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仍存在着剧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考古学的地位问题。如果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关系本应相当密切的学科又形成新的壁垒，对于中国的文明起源研究工作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四、民族学陷阱《史记》说句践先祖为少康庶子，又称匈奴先祖为夏后氏苗裔，那么问题来了，二者哪一个是真的？这同样是一个存在逻辑陷阱的问题，其预设条件是《史记》的两条记载不能兼容，只能一真，其潜在的观念基础是夏人对应着特定的种族，而匈奴族与越族不同。在研究三星堆的过程中，笔者曾提出“夏分三段”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就隐含着一个历史背景：夏并不对应特定种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留到处理夏这个概念的时候来交代。三星堆博物馆外景民族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人类学家指出，“一个种族可包含一个或几个民族，一个民族也可包含一个或几个种族。”从古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同一古族（特别是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种族成分往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因此观察一个族群的构成应有历史的眼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到西域出土的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骨骸，就先入为主地判断他们与历史上的华夏族无关，这无论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看，还是从历史学角度看，都是讲不通的。这是因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属于与政治建构相联系的一个文化概念，因而不能单纯地以人种（或称“种族”）、语言为民族的认定标准。有了这种意识，西域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大夏”、“月氏”二族，在西迁前后族群结构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动，但该二名的使用时间都持续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辨析地把一个概念直接跨越巨大的时空来使用是极具风险的。五、文字学陷阱在传世文献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根源自同一个族群集团的族群支系，由于其与原集团具有发生学关系，文献记录者往往会用同一音源而不同字形的字来表示这些不同支系，并将华夏观念附于其中，比如夷之于人、胡之于夏、吴之于虞、蛮之于民、玁狁之于昆吾，皆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洞悉族群的古今之变而拘泥于文字，则欲明通古史亦几无可能！六、遗传学陷阱分子人类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的核心工具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材料是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由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和细胞质中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组成。Y染色体是纯父系遗传的单倍物质，可用于追溯人群父系的来源；人类mtDNA具有母系遗传、缺乏重组、进化速率高、群体内变异大等遗传特性，对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演化和亲缘关系极具价值。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提出者之一克里克由于遗传学有较好的示踪作用，并且其提供的材料是非常客观的，因此，这些年来，遗传学在考古学界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应该看到，虽然遗传学材料可以指示人类基因组的流动方向，但这并不等于分子人类学者所构拟出来的古代人群的迁徙历史就是十分可靠的。这是因为，书面材料的人类历史主要呈现的是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人群的活动，而人类的文化身份是可能因为族际交流而发生改变的。相对来说，用遗传学材料构拟史前人类活动的历史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而随着人类族群跨际交流活动的增加，遗传学用于勾勒人类具体族群演化细节的作用也必然随之减弱。所以，李辉在研究百越民族的遗传结构时，就正确地指出：“遗传学上界定的百越范围与语言学和民族学不一定完全相同。”[6]【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参考文献：[1] 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 李方桂编：《汉藏语论文集》，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 特鲁别茨科伊：《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当代语言学》1982年第4期。[4]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5] 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6] 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根据中央批准的组建方案，中国历史研究院从全国史学界遴选41位专家学者，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现将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予以公告。(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戴逸(主任)男，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清史。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等。金冲及(副主任)男，1930年12月出生，上海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王巍(副主任)男，1954年5月出生，山东荣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代表作有《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等。于沛男，1944年5月出生，山东福山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暨史学史。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主编)等。马敏男，1955年6月出生，四川富顺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社会史、博览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代表作有《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等。马大正男，1938年8月出生，上海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疆域史。代表作有《中国边疆经略史》(主编)等。王先明男，1957年2月出生，山西长治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代表作有《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等。邓小南女，1950年6月出生，山东临邑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宋史、官僚制度史。代表作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史金波男，1940年3月出生，河北高碑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代表作有《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等。冯时男，1958年10月出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古文字学、天文考古学、先秦史、历史文献学、古代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国天文考古学》等。刘北成男，1949年8月出生，北京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代表作有《福柯思想肖像》等。刘庆柱男，1943年8月出生，河南南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汉唐考古学。代表作有《古都问道》等。李杰男，1954年11月出生，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代表作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等。李捷男，1955年2月出生，山东平阴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生平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作有《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等。李伯谦男，1937年2月出生，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考古学。代表作有《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等。杨共乐男，1962年4月出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外古史比较、古代罗马史等。代表作有《早期丝绸之路探微》等。杨国桢男，1940年3月出生，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海洋史。代表作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吴恩远男，1948年4月出生，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世界历史、俄罗斯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代表作有《苏联史论》等。何一民男，1953年6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城市史、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城市通史》等。沙健孙男，1934年2月出生，江苏宜兴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兼评若干社会思潮》等。张树军男，1957年10月出生，山东莱芜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代表作有《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等。张海鹏男，1939年5月出生，湖北汉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合著)等。陈庆英男，1941年10月出生，广东台山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专长为藏文史籍。代表作有《元朝帝师八思巴》等。陈祖武男，1943年10月出生，贵州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代表作有《中国学案史》等。陈晋男，1958年10月出生，四川简阳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毛泽东与中共党史。代表作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等。陈谦平男，1955年2月出生，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华民国史。代表作有《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等。苗普生男，1948年11月出生，山东茌平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民族史、新疆地方史。代表作有《新疆史纲》(合作主编)等。林文勋男，1966年3月出生，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史、中国乡村社会史、中国边疆学。代表作有《唐宋社会变革论纲》等。周伟洲男，1940年2月出生，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代表作有《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郑师渠男，1946年8月出生，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文化史。代表作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等。胡德坤男，1946年3月出生，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首席专家、教授。学术专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边界与海洋史。代表作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主编)等。侯建新男，1950年10月出生，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代表作有《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等。耿云志男，1938年12月出生，辽宁海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代表作有《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文化转型》等。徐蓝女，1947年11月出生，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代表作有《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等。高星男，1962年2月出生，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中国科学院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专长为史前考古、人类起源与演化。代表作有《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葛剑雄男，1945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学术专长为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等。焦南峰男，1954年1月出生，陕西宜君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秦汉考古、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代表作有《汉景帝阳陵》等。熊月之男，1949年12月出生，江苏淮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魏坚男，1955年12月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北方民族考古、蒙元考古。代表作有《元上都》等。魏存成男，1945年10月出生，河北平乡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代表作有《渤海考古》等。瞿林东男，1937年12月出生，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代表作有《瞿林东文集》等。《 人民日报 》( 2019年09月24日 18 版)

人们谈及本国历史，始终保有自己的国家情感。正如回忆自己的过往，那些打动人心的记忆总是被津津乐道。有时候历史像戏，爱恨交织。有时候历史像诗，神灵通达。然而历史在大部分时候正如一盘棋，一场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对弈。人类正尝试获得胜利，空间的棋盘和时间的步骤正在有序的积累优势，当胜负揭晓的那一刻起，失败的一方将会消失，另一方则会成为永恒。消亡与永恒或许只限于人的意识中。当人类本身消亡，人类意识不再存续之时，永恒和消亡都不再具备意义。意义的本身也是基于人和人的意识。在几万光年距离的某颗行星上的某一物质来说，人及人的意识对它来说是无限接近于无意义状态的，而当我触发了这一思考时，即使我与它相聚甚远却已经产生了对我本身来说的意义。我把历史研究的方法归纳为两类，一种形而下：也是目前众多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力求在历史的研究中获得对人类认知的启迪，以积极的效果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种形而上：把历史的发展本身作为研究的命题，探讨历史的本质与人的关系。这一方法会把矛盾集中在本体与认知上。是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还是实用主义的镜花水月，我将在我的谈艺中国史系列文章中做试探性的思考与发微。形而上道，形而下器。我热爱中国，但每每试着与她沟通时总被她冰凉的态度呛的满眶热泪。她总会在一个与我若即若离可望不及的位置拷问于我：既然你对我如此深情，那你怎会对我的过往如此无知。我的过去并非是你那有限智慧所能了解，而我的将来也会和你渐行渐远。你拿什么证明你那轻浮孟浪的情感？你所热爱的我或许正是宣泄你过度热情的寄托。我对着面前如山的史书典籍愤愤不平地想对她证明些什么的时候，她却再也未曾出现过，也许是我的无知让她轻视，认为一个固步自封陶醉在自认的已知世界中的人是不具备与她交流的资格。为此，我决定重新开始认识她的过去，把那些原来逻辑框架下的发展线索重新论证，寻找其中若隐若现的漏洞，把原本被人打入镣枷的荒诞事情重新审查，期待吹散遮罩于真实之上的灰尘。也许我的努力会打动她，向她证明我是如何压抑自己激荡的热情来完成如此平淡的事业。这种态度无论如何也会比我曾经高喊热爱中国之口号要更有诚意。中国历史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我不可能一一给出方案应对，这套中国史系列我更侧重于历史研究法的探讨，对史料的应用只是为了应证在我主张的研究思路下所得出之结论的偏差。所以，这套中国史会把时间空间的旧体系重新解构。他明显区别于中国历代治史方法的时空渐进逻辑，也区别于近现代东西方以碎片化论证中国史，以考古学的多重印证和东西方动态发展为线索的历史研究方法。但我依然无法跳出这个藩篱，因为我的历史观是从他们的思想知识内成长而来，或许我的种种尝试只是无知的叛逆和鲁莽的自我证明，但我将尽力做到严肃和理智，我依然坚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次思想火花的迸发都是可贵的，那些曾经的经典或许已经被我们推翻，但，如今的经典何时会再次被推翻？我相信这是一个绝对的存在。认知与本体依然存在于历史的矛盾之中谈艺中国史系列将针对某一历史片段进行细致的阐述和分析，文章中并不会把多种历史观严格的分离对立起来，尽量用多元的思路去分析现象，但我依然致力将结论做到唯一。同时我会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当做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方法来看待历史现象，还会参考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经济学，生物学，政治学等等相关理论来支撑我的结论。由于各种学科所包含的内容穷我一生也无法完全掌握，为此我愿意承担本次系列文章所带来的所有风险，并向读者声明我的所有观点只是一次对历史研究新方法探索的冒险行为，并不能解释和定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本体。为此，我要对那些阅读过我文章的读者说声抱歉。本系列文章将把起点定在传说的中国上古时代，每一篇文章都会有独立的思考中心而并不会严格按历史时间轴的顺序进行铺展，例如在研究王莽政权的起伏时我将会把时间跨度前后延长几千年，而在研究白莲教事件时我又会把看似无关的西方宗教发展史拿出来细细阐述。最后，也是无奈之举。我必须要把一些最让人能产生兴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我每篇文章的切入口，如此我或许才有希望使得我的创作获得更多人的关注，我同样会尽量用通俗口语化和趣味性的文字语言组织方式来吸引读者。或许这不是最好的治学态度但或许能让我的治学生活能维持下去。恳请读者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后续作品，我将用我最大的诚意来感动您，感动我的祖国！敬请关注谈艺中国史系列。向读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