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精神，深入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推动学术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日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强化使命担当，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潜心治学、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中宣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副部长梁言顺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主持会议。会上，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所所长夏春涛、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厚量等专家学者代表作了发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同志在给世界史学大会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历史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推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在发言中认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与发展创新，本来就根植于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历史文化沃土之中，具有深厚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论述，从大历史观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历史基因、中华民族复兴发展趋势与选择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关系的认识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华中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马敏在发言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一向强调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历史思维的培养，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历史教育。他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光辉历程，更多认识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历史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并熟练运用历史规律，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破浪前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给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宽广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中央专门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中国史研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史和国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新中国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视角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入宣传阐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加快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精品意识，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参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人民日报 》( 2020年04月30日 09 版)

6月16日，南京大学成立 " 新中国史研究院 "，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教授等为研究院揭牌。南京大美天第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捐赠签约暨历史学院大美楼揭幕仪式在我校仙林校区举行。南京大美天第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鲍风林校友一行，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丁铭，南京市栖霞区委书记、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南京仙林大学城党工委书记黎辉，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叶美兰，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副校长陆延青，校长助理吴俊，来自发展委、校友会、社科处、历史学院等相关部门和院系的负责人以及学校老领导、老教授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捐赠签约仪式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赵清主持。这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第一个成立的以新中国史为主题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综合平台。签署捐赠仪式颁发感谢状研究院揭牌领导致辞活动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介绍了本次捐赠概况。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晓东与南京大美天第董事长鲍风林签署了捐赠协议；吕建校长代表南京大学为鲍风林校友颁发了捐赠感谢状；陆延青副校长与鲍风林校友共同为“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的启动揭牌。鲍风林校友在致辞中追忆了在南大求学的时光，母校诚朴勤奋、追求卓越的治学，艰苦创业、坚毅自强的精神，使之至今受用不尽、心存感恩。他表示，南京大美天第非常荣幸能够为“新中国史研究院”的建设添薪助火、蓄力护航。吕建校长代表学校向为“新中国史研究院”建设倾注心血、提供支持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达诚挚的谢意，尤其对鲍风林校友和大美天第的慷慨善举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这一新平台的长期建设，有赖于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的通力配合。相信在各方的鼎力协助下，该研究院定能成为增强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实力的“驱动器”，吸引整合该领域顶尖人才的“聚集地”，推动创新研究成果不断产出的“加速器”，同时也将成为我校史学学科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吕建校长在揭幕仪式上说，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史为鉴，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围绕国家战略，发挥南京大学的学术优势的重要举措，旨在建设南大特色、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历史学科，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立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共同剪彩随后，活动进入历史学院大美楼的揭幕剪彩环节。张生院长向在场领导嘉宾简要介绍了“大美楼”楼名的缘起。他说到，“大美”典出《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甚为隽永美妙，为感谢大美天第的捐赠善举，南京大学将历史学院教学楼命名为“大美楼”。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吕建、鲍风林、龚良、丁铭、黎辉、叶美兰、陆延青、吴俊共同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大美楼”揭幕剪彩。捐赠仪式合影当天，相关领导嘉宾还前往了历史学院，实地走访了大美楼。历史学院大美楼前合影据南大 " 新中国史研究院 " 负责人张生教授介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在新中国史研究上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目前在新中国工业遗产和工业考古、工业文化、工业档案等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将来拟进一步整合中美关系问题、中国和东亚大国关系问题、海洋和岛屿问题、台港澳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资源，将新中国史研究建设成南大历史学科的重要支柱，为南大中国史学科的升级换代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第一批研究成果今年年内就会推出。据了解，南京大学开展新中国史研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南京一家文化产业集团在疫情严重、各行各业面临困难的时刻，慷慨捐资 1000 万元人民币，推动此项研究。该公司董事长鲍凤林先生表示，随着研究的进展，公司将与南京大学紧密合作，持续提供助力，推动中国学者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本次大美天第捐赠设立的“新中国史基金”主要用于南京大学新中国史研究院这一平台的建设和发展。该研究院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第一家专门研究新中国史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综合平台，借助该平台的资源优势历史学院将先行展开“工业考古与遗产”“工业文化”“工业档案”等特色研究。图文来源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现代快报+ZAKER南京 整编 | 李嘉璐版权声明：本文部分文字及图片转载自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 现代快报+ZAKER南京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涉及侵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修改或删除。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12月30日北京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聂北茵）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情况。《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面旗帜，享有崇高学术威望。据李国强介绍，自2019年1月以来，《历史研究》改版后呈现六大亮点。一是主动设置议题，加大重大专题策划力度。二是注重思想厚度、理论深度，彰显《历史研究》引领史学学术思潮的功能。三是倡导和鼓励基于严肃、严谨、科学的“百家争鸣”。四是拓宽选题范畴，扩大发文范围，始终保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五是拓宽海外交流渠道，将《历史研究》打造成国内外历史学界良性互动的一张名片。六是升级稿件培育机制，推动办刊质量再上新台阶。李国强介绍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方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该集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突出原创性、厚重性、系统性和思想性，主要刊发学术积累深厚、不乏思想创见的专题研究成果。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据《历史评论》主编余新华介绍，《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该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创刊号首页刊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在“特稿”栏目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同志的重要文章《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余新华表示，《历史评论》着力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对历史难题的辨析、对历史话题的引导，突出思想性、争鸣性和引领性，在认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历史启迪。发布会上，李国强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据悉，本次发布会公布的“三刊一报告”，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一年来全面落实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以此将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端学术出版和传播平台，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副刊部编辑）

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家对其给予厚望，充满期待，也满怀好奇。 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背景是什么，功能有哪些，怎么运作，使命是什么，如何创新？ 中国历史研究院远景图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半月谈记者来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院位于北京奥体中心，整个建筑形态宏硕壮美，端方大仪。 在这里，我们专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 02:40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想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有什么背景，意味着什么？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我想有几个必然。 第一，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必然。经过70年的历程，新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俗话讲“盛世修史”，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赋予了中国历史研究新的使命。 第二，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累积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呼唤着精神文化的丰富。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为人关注。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了历史新起点，更需要了解国家的过去，要知道中华民族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由何而来、到何而去？中华民族在百年大变局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大国崛起的历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回答，需要从更加整体化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习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进一步繁荣发展，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把历史研究作为理论起点，深刻揭示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规律，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民族复兴的根基。 第三，这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然。习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实践源头在哪里？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寻到真谛。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历史是文化自信最深沉、最深厚的环节。 最终一句话，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半月谈记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李国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受鼓舞，倍感兴奋。 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辉煌的、是绚丽多彩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我们且不说历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学家，仅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诸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等众多著名史学大家。一代代史学工作者坚守“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持之以恒、默默耕耘、甘于奉献，为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中国历史研究几经波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些年历史研究遭受冷落、跌入低谷。在一些科研机构、高校，历史研究学科或者历史专业甚至都不复存在了。有的与旅游结合起来，有些归并到其他专业。历史研究后备人才培养不景气、历史研究成果产出大面积萎缩，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史学研究下滑的同时，在史学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噪音杂音。随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文艺创作本身无可厚非，但随意性的、胡乱编造的戏说作品大量充斥在小说、电视、电影中，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历史知识呢？是不真实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歪曲的。似乎中国古代宫廷，除了妃子宫女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之外就没有别的了。这给社会与民众，甚至给国外传递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显然是不严肃的，是扭曲的。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辉煌，也经历过屈辱的磨难。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这些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和体现，没有让民众去正确地认知。戏说历史的泛滥，不仅冲击着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知，而且对人们的价值理念也产生负面作用。这样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研究的失位。 半月谈记者：老百姓对历史一直有很高的兴趣。不少关于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或者图书都非常“热”。历史研究如何做到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的有机结合，让历史从高级殿堂走向普通百姓？李国强：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职责和任务之一。历史研究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出象牙塔。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将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成立博物馆。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场地建立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将展示中国古代文明，把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向公众开放展示。除了考古研究所有大量考古文物之外，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都收藏着一些各类名人手稿、珍贵古籍。这些可移动文物都是历史研究院的珍宝，当然更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把它们开放展示出来，让更多的民众来感受和分享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第二举办公益性讲座。我们将有计划地邀请研究院著名专家学者办公益性讲座，让民众与史学大师面对面交流对话。 第三，出版普及型历史读物。让历史学者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出版历史读物，以此占据主流文化阵地，科学地准确地传播历史知识。 第四，推出文创产品。伴随着博物馆的建设，我们要加强文创产品的推出。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历史珍宝，望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方式，让它们走向社会，让更多的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文创产品接受我们的历史知识，记住我们的历史传统，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 半月谈记者：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有哪些，如何履行好这些职责？李国强：按照“消除重复、填补空白、理顺关系、体现传承、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是集中优质资源力量，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 同时，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除了《历史研究》之外，领导机关又特批我们再创办一个刊物，现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同时，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历史研究院在整合中国社科院精锐力量，整合各类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加快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努力造就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这是一方面的职责。 另一重要职责是要做好全国历史学研究的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安排，致力于引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发展，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局面，这是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个重要使命。为此，我们将联合一些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与他们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建立一些非实体中心，拟定一些资助计划，资助包括我们历史研究院各个研究所，和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些专项课题资助。除此之外，我们还面向全国史学工作者鼓励建立高端学术研究工作室。 应该说设想非常多，那么这些设想就是要履行好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职责和职能。 半月谈记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还存在哪些问题？李国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大量的理论命题。 从当代来看，历史研究仍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无论是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顺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出现许多新的学科分支。比如海洋史的研究，在过去历史研究是研究不多的，但现在成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再比说全球史、环境史、反腐倡廉史等研究都是新的开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学也在进步，它的结构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此外，史学研究跨学科的特征也日益明显，不仅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互交叉，甚至与理工科等也彼此结合。比如考古研究所就有考古实验室，它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开展考古研究。再比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我们的研究就要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这种手段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技术革命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手段上的变化，也会带来思想上的变化，理念上的变化。 当今历史学的研究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促使历史学工作者视野更加宽广、思考更加多元，一定会产生比以往更加优秀的成果。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碎片化问题、片面化问题，研究领域分得太细小，忽视了整体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对历史的割裂，很难全面的科学的还原历史，很难从历史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同时，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之一。我们看到，现在网上甚至在学术界争论中，出现了一些背离客观历史、歪曲历史的观点，这些问题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无关系。 半月谈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自媒体影响很大。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借助于互联网扩大传播。新媒体时代，中国历史研究院如何用好互联网？李国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网站正在建设中，这个网站要实现功能的多元化，要素的多元化，既要服务于历史研究院的工作，也要服务于全国历史学研究。同时要面向大众，要有公益性的传播功能。我们将加强新媒体多种手段的运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把形式和内容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博物馆将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来做引导员、讲解员，4D影院以全景式、立体化的方式展示历史等等。我们希望以最大的努力，牢牢占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阵地主战场。 半月谈记者：有网友说，顶级机构的成立还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一流的优势资源未必一定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产生一流的史学大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李国强：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正如总书记在贺信里殷切希望我们“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办公的环境非常好，面积很大，建筑也非常有气势。但有大楼不等于有大师。怎么样培育出一批大师级人物，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努力。我们不仅要创造好的条件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学术规律，提升制度创新。以改革的勇气，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过去，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小，每年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是成果质量究竟如何？为什么近些年很少出现大众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我们要不负这个时代，需要学者们更加潜心研究，需要我们的管理者增强使命担当。我们要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以更方便更灵活的方式推动科研。我们将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更好的科研条件，特别是更好的制度安排，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全国各地青年才俊到研究院来合作研究。 我们要对史学领域的冷门绝学加强扶持力度。比如说简帛、甲骨文的研究，非常重要，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研究日益薄弱，研究成果越来越少。在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氛围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给予政策性支持和扶持，历史研究院有责任把这样的工作担负起来。对那些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价值的冷门绝学，我们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门的项目、加大资金资助力度。 历史研究院也将加大对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翻译的支持，要资助翻译出版。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一些单位，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但历史研究院责无旁贷。 总之，通过制度的变革，通过手段的创新，尽量减轻史学工作者的负担，让他们更加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历史研究当中去。 半月谈记者：这些举措听上去令人很振奋。李国强：高翔院长提出，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咖啡、茶水，让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工作得更精彩，生活得更漂亮。当然不是因为有茶水和咖啡就显得“高大上”，而是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位同志都能充分感觉到自豪和被尊重。 半月谈记者：史学工作者的收入会不会更好一点？ 李国强：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发展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研究非常精深的专家，他们是精神上的富翁，但是生活中的“乞丐”。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他们的收入与研究成果完全不匹配。 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未来发展中，会得到更多改善，我们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半月谈记者：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国强：习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把握好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历史研究要书写好研究好中国历史，给我们当今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筑牢基础，通过我们优秀的历史研究成果，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为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美好的未来愿景，做出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半月谈记者：孙爱东视频剪辑：张初文字编辑：郑雪婧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根据中央批准的组建方案，中国历史研究院从全国史学界遴选41位专家学者，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现将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予以公告。(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戴逸(主任)男，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清史。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等。金冲及(副主任)男，1930年12月出生，上海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王巍(副主任)男，1954年5月出生，山东荣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代表作有《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等。于沛男，1944年5月出生，山东福山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暨史学史。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主编)等。马敏男，1955年6月出生，四川富顺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社会史、博览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代表作有《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等。马大正男，1938年8月出生，上海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疆域史。代表作有《中国边疆经略史》(主编)等。王先明男，1957年2月出生，山西长治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代表作有《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等。邓小南女，1950年6月出生，山东临邑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宋史、官僚制度史。代表作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史金波男，1940年3月出生，河北高碑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代表作有《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等。冯时男，1958年10月出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古文字学、天文考古学、先秦史、历史文献学、古代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国天文考古学》等。刘北成男，1949年8月出生，北京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代表作有《福柯思想肖像》等。刘庆柱男，1943年8月出生，河南南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汉唐考古学。代表作有《古都问道》等。李杰男，1954年11月出生，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代表作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等。李捷男，1955年2月出生，山东平阴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生平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作有《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等。李伯谦男，1937年2月出生，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考古学。代表作有《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等。杨共乐男，1962年4月出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外古史比较、古代罗马史等。代表作有《早期丝绸之路探微》等。杨国桢男，1940年3月出生，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海洋史。代表作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吴恩远男，1948年4月出生，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世界历史、俄罗斯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代表作有《苏联史论》等。何一民男，1953年6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城市史、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城市通史》等。沙健孙男，1934年2月出生，江苏宜兴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兼评若干社会思潮》等。张树军男，1957年10月出生，山东莱芜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代表作有《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等。张海鹏男，1939年5月出生，湖北汉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合著)等。陈庆英男，1941年10月出生，广东台山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专长为藏文史籍。代表作有《元朝帝师八思巴》等。陈祖武男，1943年10月出生，贵州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代表作有《中国学案史》等。陈晋男，1958年10月出生，四川简阳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毛泽东与中共党史。代表作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等。陈谦平男，1955年2月出生，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华民国史。代表作有《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等。苗普生男，1948年11月出生，山东茌平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民族史、新疆地方史。代表作有《新疆史纲》(合作主编)等。林文勋男，1966年3月出生，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史、中国乡村社会史、中国边疆学。代表作有《唐宋社会变革论纲》等。周伟洲男，1940年2月出生，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代表作有《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郑师渠男，1946年8月出生，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文化史。代表作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等。胡德坤男，1946年3月出生，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首席专家、教授。学术专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边界与海洋史。代表作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主编)等。侯建新男，1950年10月出生，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代表作有《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等。耿云志男，1938年12月出生，辽宁海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代表作有《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文化转型》等。徐蓝女，1947年11月出生，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代表作有《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等。高星男，1962年2月出生，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中国科学院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专长为史前考古、人类起源与演化。代表作有《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葛剑雄男，1945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学术专长为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等。焦南峰男，1954年1月出生，陕西宜君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秦汉考古、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代表作有《汉景帝阳陵》等。熊月之男，1949年12月出生，江苏淮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魏坚男，1955年12月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北方民族考古、蒙元考古。代表作有《元上都》等。魏存成男，1945年10月出生，河北平乡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代表作有《渤海考古》等。瞿林东男，1937年12月出生，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代表作有《瞿林东文集》等。《 人民日报 》( 2019年09月24日 18 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