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的研究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历史爱好者，我们总会想知道更多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后辈人好好向他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的品质，从观历史，研究历史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首先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历史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并熟练运用历史规律，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破浪前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给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宽广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中央专门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中国史研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史和国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新中国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视角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入宣传阐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加快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精品意识，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参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人民日报 》( 2020年04月30日 09 版)

来源:人民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历史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并熟练运用历史规律，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破浪前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给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宽广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中央专门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中国史研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史和国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新中国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视角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入宣传阐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加快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精品意识，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参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作者：谢伏瞻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研究中国古代用间史，应该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应该以这种方法为指南，详细地占有史料，实事求是地从中找出用间的一般规律。那末，具体说来，在研究中国古代用间史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指导呢?坚持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相结合，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迁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研究历史一刻也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研究，这是前提。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就一刻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发展史，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去探素中国古代用简史依次发展的阶段，并探人研究它的客观规律性。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几千牟的文明史中，从阶级的兴亡史中，我们可以找出用间活动和用间思想盛衰消长的轨迹。中国古代用间活动、用间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舰棒性，都是由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以及阶级斗争发展所决定伪石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必须首先研究中国社会费浪史，中国阶级兴亡史，力求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舰律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分清用间活动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才能辨别用间思想的进步性和反动性。坚持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研究用间史一定要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出发，它是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我们应该广泛地熟悉和研究历史上大最的用间资料和前人的有关著作，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其内在联系，发现带普迫性的规律。这些普迫性的规律，是隐藏在许多具体的用间现象和特殊规律之中的。只有运用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才能发现它们，认识它们。对于用间活动和用间思想的研究，对于它们的发展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要看到它们都受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状况、战争形式、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各因素所起的具体作用是不同的。在这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古人的用间和用间思想作出科学的评价，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不能以现在的标淮去要求古人，而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前人的用间活动和思想。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农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山所以，我们在评价前人的时候，主要是看他凭借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遗产，作出了什么新的贡献，有什么新的突破‘指出它在当时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而总结用间经脸教训以及用间思想中的精华。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8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澳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会议现场 澳门科技大学供图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在新的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承。澳科大建校2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正朝着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迈进。澳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澳门科技大学有责任、有条件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增强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爱澳精神提供学术支撑，为“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喜见“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十大热点”之一。澳門科技大学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表示，历史研究是澳門科技大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澳門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等重大研究项目。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已面向全球招生；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历史人物、近代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出版《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说，在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特区政府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科大在澳门联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世界性学术平台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据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自2017年开始评选和发布，是澳科大社文所历史学学科建设、博士生学术训练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其目的是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观察和评选范围包括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50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主要历史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参与下，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相关热点介绍和专家点评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刊登。2017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得到中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项目指南、历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来源：人民网教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中国的历史渊源流长，各种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其文明史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远超任何欧美国家。所以，外国人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无比艰难，文言文的翻译，文化上的差异，抽象概念的解释等等问题，让他们夙夜难眠。文言文翻译的困境中国的历史文献虽多，却全都用文言文书写，很多语文功底不好的中国人都无法读懂，外国人就更难理解了，更不要说将文言文准确的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语言。即便是外国人里的中国通勉强完成翻译，其译文的意思也与原文相差甚远。我们以中国历史上的官职为例：御史是翻译成imperial counsellor（皇家顾问）还是grandee secretary（贵族秘书）；州牧是翻译成regional commissioner（特定区域的官员）还是shepherd（牧羊人）。错误的翻译，会让人误解这些官职的本义，引起一些奇怪的联想。秦、汉时期，被很多外多人视为中国历史文明成就的顶峰之一，很早以前就有外国的历史学家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关于秦、汉二朝的原始翻译材料也远高于其他时期，但是《史记》和《汉书》这类官方正史的翻译，依然让很多外国人望而却步。比如《史记·商君列传》有这么一段记载：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短短的11个字，涵盖了商鞅变法中关于农业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要想准确的翻译，就必须详细解释什么叫井田制，什么叫开阡陌，赋和税的区别。翻译：好想掀桌！文化差异造成的错误理解一本欧洲学者所著作的秦汉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中国人由于秦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名称来称呼自己。准确的说，中国人并不憎恨秦帝国，相反，秦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各种历史文献里秦始皇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至于用“中国”自称，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就是“中央之国”，中国一词更能代表我们。因文化上的差异，一些历史事件，也会产生错误的理解。比如，商鞅变法中立木信的本意为千金市马骨，取信于民，确保变法的顺利实施。可是，在一本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中，立木为信的解释是这样的：在新都的皇宫门前立柱，以便在上面张贴新令。如此理解立木为信，小编只能说，脑洞真大。抽象概念的解释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外国历史学家在解释“礼”时，只是片面的认为是一种传统习俗或者礼貌行为的通例。这种解释是片面的，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礼字贯穿始终，它是一种社会意思观念，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体现，是安邦定国的基础，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后，给自己上尊号“皇帝”。皇，好理解，头戴金冠的王；帝，外国历史学家只是将其理解成一种神的名称，却不知道“帝”也是一种个人道德修养境界的称谓。德合天地曰帝，这样的人拥有大智慧、大功德，人们也愿意服从他的管理，比如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周天子之所以称“王”不称“帝”，就是因为道德修养的境界不足以称帝。以上三点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时，容易犯错的地方。如果大家还知道哪些外国人很难理解和翻译的历史知识，欢迎留言讨论。

图书资料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章学诚认为，考据学家“以擎绩补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谓“天下之道，在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这是“溺于器而不知道”，理学家以“博学于文”为“玩物丧志、谓“讲习文学”者“工文则害道”，这是“离器言道”。图书资料是“器”，这两种对待“器”的态度都不端正。在广泛阅读、分析图书之后，通过地方志、目录书的编写工作的实践，他逐渐认识到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有了与当时学者不同的认识。他在《文史通义·易教上》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形不离影。后世……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夭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答客问上》说:《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这就是说:《六经》是史，是器，是政典，是典章事实。要言道(研究学术)，就不能忽视器(离开典章事实)。就是说:《六经》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而是研究学术必不可少的图书资料。《报黄大俞先生书》说:“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钟之肖何转晌，二者固缺一而不可。”《答客问》中说:“若夫比次之书(图书资料)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枪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依据图书资料，而保藏图书资料，又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答客问》下又说:这些图书资料好比酿酒需要糟粕，嘉禾需要粪土，有了它，就能“化腐朽而出神奇”，所以它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依据。章学诚对图书资料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以后，对于图书资料的功用和搜集、整理、保存图书资料的方法，也就有了正确的思想与态度。他注意到最基本、最原始的图书资料，存在于广大的地方机关。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提出:“天下大什既始子州县，则史事贵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翰备。”中央政府应当运用行政手段，向全国征集重要图书资料，以备修史和研究之用。在《校雠通义·藏书》中，他主张在国家藏书之外，学习佛家、道教的办法，把图书像佛藏、道藏那样集中保藏起来，以免散失，“亦可以补中秘(国学藏书)之所不逮。”这就倾向于建立半公开的图书馆了。

发布会现场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为庆祝新中国70周年，9月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介绍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学术成就总体情况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首先发布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总体情况，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适应新中国发展时代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断推进学术创新和理论创造，取得丰硕成果，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与规律、深化全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表示，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介绍中国世界史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指出，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方法手段更加多元，学术领域更加广泛，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介绍中国历史理论研究70年重大成就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并围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再认识”、“古代史分期的再讨论”等若干方面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评述。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发布会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据悉，此次发布会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推动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于武主持，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记者近百人出席此次会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