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博士就业

本文编辑：史育阁栏目：考研社会观转眼间2018年已经接近尾声，2019年的考研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200多万考研学子们将在最长3天的时间里用手中的笔书写出人生的走向。由于近年来大学毕业人数的不断上升，去年已经突破800万人，原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通过考研来释放就业压力，以求谋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取得一份不错的待遇。诚然如此，越高的学历在用人单位、HR眼中往往更能得到关注与认可，学历作为“敲门砖”的作用也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事实上，有一小部分大学专业由于学科特点，或是市场需求等原因，就业难度相当之大，就算是博士毕业都容易“失业”，工作比较难找，不论是高考学子还是考研学子都要谨慎报考，一起跟随史育阁来看看吧！1、社会学社会学专业是人文社科范畴中的一门社会科学专业，拥有者高度的理论性，国外学术研究实力比较先进。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社会学到底是在学什么，甚至在亲戚眼中可能就是“高级社工”，实际上并非如此，社会学还是比较“曲高和寡”的一门学科，但其就业确实不乐观。根据近年来社会学专业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基本上没有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大多数毕业生只能挤挤公务员、新媒体等领域，并且就业竞争实力还很弱。很多人就读后都比较后悔，直言进了“大坑”。博士毕业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大多留在高校任教，去教社会学专业的学生。2、生物工程生物工程是连续四年荣登就业“红牌”榜的唯一一个理工科专业，按道理理工科尤其是工科大学专业就业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偏偏就是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没有好的平台和资源，研究水平也相当滞后，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也不高，往往处于很尴尬的局面。就算博士毕业不出国，往往都面临“失业”的局面。3、其他三个其他三个专业分别是基础物理学、哲学和法学专业。这几个大学专业就业状况也不是很好，当然如果你毕业于顶尖名牌大学的话，那一定是优先能够享受的本专业的社会人力资源，就业前景会比较广阔一些。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物理学，人民大学的哲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的法学等等。关注史育阁，获取更多精彩大学、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相关资讯、信息！

社会上精英人才不断涌现，使得整个就业领域对于人才的学历质量要求有了明显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化使得越来越多人得到更高的学历，因此各行各业的就业门槛也在随之不断提高。本科生就业难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所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已经成为想要追求理想就业的学生的必然选择。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就业上当然会有非常大的改观，但是对于文科博士而言，即便读博，就业领域也依然比较狭窄，就业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不少文科博士的主要职业道路就是留校任教，然而如今随着高校聘用教师逐渐采用“非升即走”的优胜劣汰制度，博士生想要在校站稳脚跟也并不容易，同样要面临着非常大的就业和生活压力。然而与理工科博士相比，文科博士的职业选择又主要集中于高校任教领域，可见就业压力之大。理工科博士的发展道路相对更加广泛，即便不留高校任教也一样大有施展拳脚之处；而文科博士却只能面对有限的职业选择道路，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竞争和学术研究压力。【文科博士在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领域的压力不断上升】身为高学历精英的博士群体，文科博士实际上面对着相当白热化的竞争，更是在教职、论文、学术成果和生计压力之中体会到现实的残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一些文科博士面临的就业处境都不是那么乐观。就以历史学为例，本身专业性局限性很强，想要拓展发展一般没有可能，而其对应的学术就业市场同样越来越不景气。据数据统计，美国每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但是公开的教职岗位不足一半，并且这样供过于求的岗位缺口还在不断拉大。不少文科教职领域都出现这样的现象，博士生似乎已经不再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因此不少博士只能选择离开学术领域另谋出路。【文科博士另谋出路，就业范围同样比较狭窄】高校就职数量的有限，相比文科博士数量当然不值一提。因此，注定了不少文科博士无法留任高校，只能另谋出路。而文科领域本身发展稳定性极强、岗位范围有限，不少文科博士选择成为独立研究学者，或是从事中学教师、在政府部门任职等。而在这些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理想化的就业选择中，还要面临来自生活各个方向的现实问题，如家庭、婚姻、经济的多重压力，这也不禁让文科博士们产生自我怀疑，自己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攻读学业，最终却除了学历一穷二白。学术研究领域的止步不前和“我的研究究竟有什么用”之类的自我怀疑，以及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生存困扰，想必对于无数文科博士而言都是“一把辛酸泪”。在真正面对残酷的就业现实时，文科博士会发现生活中根本不能只有“诗和远方”，重重压力之下“读博何用”这般直击灵魂的逼问更是体现出文科博士们的心灵危机。曾经多少学者以自己是学术研究领域的精英而感到自豪，而随着社会就业竞争压力原来与大，现实就业压迫的隔阂越来越清晰地建立起来。精英教育的忧郁逐渐在文科博士群体中弥漫开来，生活和就业的窘困更是深刻反映出文科博士承载的重负。实际上，文科博士们真正感到忧郁和不公的，只不过是在自己花费大量精力、颜值灾难性毁灭后却难以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这样艰苦卓绝的努力白费实在心有不甘。，而这样的就业趋势却又难以改变。或许对于不少文科博士而言，得到精神的滋养大过于追求物质的缱绻。精神滋养这种东西，文科博士的自产自销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也许，只有退而求其次，才是不少文科博士寻觅生存之路的最好法则。文科博士们应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应对就业和生存的挑战、在学术界之外找到可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岗位；社会和高校也更应该营造和提升人文科学的受尊重氛围，使得其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作用。

2019年华科硕博士毕业生就业率出炉2019年面临各大企业的裁员，也被誉为最难就业率，很多高校的本科生就业率都出现明显的滑坡，因此也助推2020年考研人数创历史新高。近日华中科技大学率先在官方公布了2019届毕业研究生的就业数据，从华科官网公布的数据来看，研究生就业率最高的是医学博士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9.32%，就业率排名第一，工科硕士研究生就业率高达98.22%，就业率排名第二，经营类硕士研究生就业率97.89%，就业率排名第三。从就业率的排名来看，并不是学历越高就业率就会越高，在工科、经营、理科等应用学科领域，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远高于博士研究生。同济医学院的强大实力虽然2000年同济医科大学在合校大潮中被兼并后，但是强大的医学历史底蕴，一直支撑着这所百年医学院前行，作为上海同济大学的根源，在上世纪50年代西迁武汉，当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武汉医学院合并组建同济医科大学，因此在2000年合校的大潮中，同济医科大学更希望和武汉大学合并，然而最终却未能如愿，存在各种的情感瓜葛，同济医学院发展多年停滞，深陷痛苦的合校磨合期，最后才有了同济医科大学海外校友团的谏言书。即便是同济医学院发展多年停滞，但是强大的学术底蕴，支撑了华中科技大学近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也让华中科技大学最近几年有和同城高校武汉大学媲美的综合实力。从2019年的研究生就业率来看，医学博士毕业生就业率就是行业内对同济医学院实力的肯定。高学历就业率和待遇的区别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就业率在某些学科出现倒挂，并不是博士就业率偏低，主要是博士毕业生对于薪酬的要求更高，就业市场并不是不希望招募博士研究生，而是人才薪酬会很高，而且博士毕业生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很多为了引进人才的三、四线城市为博士开出80~120万的年薪，直接评定高级职称、解决配偶工作等诱人的条件，然而依旧很难对高学历求职者有吸引力，也说明中国拥有博士学历的人数依旧稀缺。随着就业市场的低迷，很多就业单位对求职者的最低门槛早已提升至硕士研究生起步，未来中国攻读硕博士的比例还会进一步提升。

学士、硕士、博士是我国当今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的学位名称，因为连续扩招的影响，有人打趣说：“大街上扫把随便一扫，总能扫到一大把本科生。”本科生即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其实这些学位名称的称谓中国早已有之，他们的用法和意义完全跟今天不一样。博士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许慎《五经异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秦汉时代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当皇帝问起内容出处，博士就得答得上来。魏晋以后，专门指宫中掌管某一职责的官员，如精通礼仪是太常博士，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的人为天文博士等。唐宋以后，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也称为“博士”，比如茶馆酒馆的“茶博士”“酒博士”，以磨粉为业的人的有“磨博士”。相当于今天“师傅”称谓，所以说满大街都有博士。硕士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指的是古代品德高尚，学问渊博之人。也常用“硕老”、“硕儒”等来称呼博学的硕士。学士最早出现在周代，当初是指在国学院读书的贵族子弟们。后来泛指文官和读书人，如唐韩愈《答殷侍御书》：每逢学士真儒，叹息踧踖，愧生於中，颜变於外。南北朝以后，学士是专门从事文学撰述之官。唐代代翰林学士为文学侍从之臣，侍奉皇帝或权要左右，往往参与朝政和机要谋划，比如李世民秦王府的“十八学士”。如果学士面前加了个大字，那可就不一般了，是为“大学士”。特别是明清两代，明朝朱元璋因废除丞相制度，直接由亲统六部。处理六部事情亲力亲为实在应付不过来，不得不设殿阁大学士，为自己顾问，大学士并无实权，类似今日的秘书之职。明成祖朱棣开始开设内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品阶虽只有正五品，但是为皇帝起草诏令，指导批答奏章，具有极大的实权，大学士中居首者，号称首辅。清朝沿用内阁，大学士为正一品，大学士称谓可不是人人都可得到，如傅恒乾隆三十五年死后至清亡，就再没有人得到保和殿大学士。中和殿大学士总共清代也只有四人。所以说得到大学士位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今年八月，华为“天才少年”张霁，以201万年薪引爆网络，而张霁是武昌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电信专业2009级校友，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学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华中科技大学是我国著名的985、211、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坚九校之一。中国顶级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并非只有张霁杰出，其他的学子也是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据《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就业质量报告》，华中科技大学应届毕业生共计7259人，男学生4153人，女学生3106人，男女学生比例为1.34：1。博士毕业生1204人，男学生772人，女性432人；硕士研究生毕业6055人，男学生3381人，女学生2674人。少数民族毕业生387人，其中博士毕业生780人，硕士毕业学生323人。定向和委培毕业研究生780人。其中，博士毕业生104人，硕士毕业生676人。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就业率为97.44%。其中，博士毕业生就业率98.09%，硕士研究生就业率97.31%。毕业生的就业率很高，预示着毕业生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请看《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研究生就业率及就业形式统计表》从就业方式上看，就业方式主要是协议就业。博士毕业生录取为博士后，被列协议就业范围，博士生协议就业率突破90%。据了解，华中科技大学2018-2019届毕业生就业水平也是相当高的。以华为英才少年张霁为代表的高薪就业，令人瞩目！请您看下面的统计表：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专业中，就业指数高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临床医学、热能与动力工程、光电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土木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经济学、船舶与海洋工程、预防医学、生物医学工程、金融学等20个专业。工资福利待遇很高，请您关注！以上数据，对填报志愿和选择专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请您收藏好！对以上信息，您有哪些看法，请您留言分享！祝愿华中科技大学越来越好，华中科技大学学子越来越棒！

对于文科的同学来说，文学类专业是每年高考的第一大热门，而第二大热门就是历史史学类专业，虽然历史类专业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好就业的，甚至很多人说是“最难就业”的专业之一，但是并不是说历史学系的人才出来没什么用，依旧可以成为市场上的热门人才，认真努力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下面为大家盘点一下，在该专业上有绝对实力担当的几所大学。1． 北京大学北大在2018年本科历史学专业排行榜中雄踞榜首，作为我们潜意识里文科类大学的第一名有这样的成绩或许没有那么多的震惊。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时的史学堂，既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历史系设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历史学是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其中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分别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北大历史系是一个学术气息尤为浓重的专业系，许多的同学肯定想像"百家讲坛"里的学者一样在讲台上散发自己的光芒，那么北大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2． 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在2018年本科历史学专业排行榜中位列第二，北师大的历史学院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学院之一，是由 1902 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现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7 个博士点，8 个硕士点。学院中在职教授30人，博士生导师29名，在聘 "985" 项目教授10人；副教授19人。北师大由于五四精神的历史沿革，院内不同声音的交流非常频繁，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供选择的大学。3、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在2018年本科历史学专业排行榜中位列第三，复旦大学的历史学系始建于1925年，他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该系现有博士生导师15名，教授20名，副教授26名。同时设有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博士点，7个硕士点。该系是国内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由于复旦大学位于经济前沿的上海市，所以对人才的需求是大量的，历史专业毕业可以去各级政府旅游管理机构、旅游企事业单位、外资公司和新闻、广告等传媒等，就业的机会相对来说较多，以就业为主的同学可以考虑选择复旦大学。4、 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在2018年本科历史学专业排行榜中位列第四，中山大学历史系成立于1924年，是中山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岑仲勉、梁方仲、刘节等，曾在本系任教，奠定了该系深厚的学术根基，该系师资力量十分雄厚，现有教师47人，其中有教授25人（其中有博士生导师22人），包括历史学科的第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七位国家级"跨世纪人才"和"新世纪人才"，拥有两位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和三位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的外籍教授。中山大学是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他拥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可招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覆盖了历史学科下所有的专业，并且拥有国家设立的以上三个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由此可见中山大学拥有极强的学科能力，而且位于广州，无论是选择做学术研究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就业都是极为方便的，是史学专业学生理想的大学之一。5、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2018年本科历史学专业排行榜中位列第五，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等8个硕士学位点，还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等8个博士学位点，以及历史学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其中中国古代史及中国近现代史为国家重点学科，历史学院还设有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文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特别重视与国际著名高校的合作交流，现已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香港、台湾、澳门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及著名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可以考虑报考这所大学。这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是非常优秀的，希望每一位想要选择历史专业的同学都能够进入自己向往的大学，收获不一样的四年时光。

视觉中国供图眼看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物理学博士孟溪手握两所高校的offer，俨然已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人生赢家。但她参加完博士论文答辩后，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情绪跌入了谷底，什么事儿都不想做。她曾以为自己想当一名高校教师、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然而这样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让她感到恐慌。孟溪去论坛求助：博士毕业，不想去高校，但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该怎么办？在与她同年毕业的数万名中国博士中，孟溪提的问题不是个例。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连年攀升：2004年，有2.3万名博士毕业，那一年，博士人数首次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作为单独门类统计;2018年，博士毕业人数突破6万名，同年，近10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在传统的观念中，博士是本学科的“看守者”，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应以学术为业，选择非学术职业的人往往被视为“管道的泄漏”。但这一观念日益受到挑战。统计年鉴显示，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博士毕业生人数比新增高校教师多两万人左右，这意味着约1/3的博士毕业生没有获得高校教职。拿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学位，在学术圈外，博士何为？学历市场的赢家，就业市场的“萌新”读博之前，孟溪的想法很单纯，甚至有点儿“愣”。“当时年纪小，总觉得这辈子起码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儿。”这个东北姑娘说。她就这样开启了读博之路。至于未来找什么工作、就业市场情况如何，她自嘲道：“以我当时的心智情况，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些。”读博期间，她跟导师交流最多的就是实验情况。而工作打算以及就业市场的行情，则很少进入师生们的讨论范畴。过了3年多“朝八晚十”、周末单休的实验室生活，一位博士师兄提醒她：“赶紧做简历，准备找工作吧!”孟溪开启了“找工作模式”，但她实际上无法花太多时间联系工作：写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就已经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精力。为了修改毕业论文，她连续一个多月熬到夜里两点才睡，早上醒了，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开始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身上这件灰色套头衫自己已连续穿了十来天。她的导师们认为，“博士毕业理所当然去高校”。孟溪的博士师兄师姐毕业后，基本都走了这条路。孟溪原本也以为自己愿意当一名大学教师，将科研作为志业。今年春天，孟溪的论文盲审和毕业答辩都很顺利，有两所高校也给她发了offer。眼看再过不久就能拿到学位证，但她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击垮了，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这是她读博期间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所致。前几天，她接受家人的建议，同一所离家较近的高校签了约。高校里的绩效考核让她担忧：学校明确表示不会提供科研启动经费，而且她要在入职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考核标准，但她此前已经听过好几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孟溪有一个朋友在山东某高校任教，入职后才发现校方提高了考核标准。朋友向她抱怨说：“安家费没落实多少，别的(待遇)也没涨，倒是考核标准涨了。”但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情况仍比较乐观。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高校里，除了国家提供的基本工资外，如果科研成果比较多，每年收获的科研绩效是非常可观的，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没有上限。”学科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马军说，很多工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横向课题，收入都非常可观。”与孟溪相比，林飞谋求教职的道路更为曲折。去年，林飞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找到满意的教职，便接受了某大型企业的offer——管理岗位，年薪20多万元。他工作了两个月后，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职通知。尽管企业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期，但林飞感觉工作不够自由，相比之下，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环境。导师劝他谨慎考虑：“当‘青椒’是看不到头的。”家人则支持他去高校，认为大学教师是份体面的工作。林飞告诉家人，教师的月收入只有在企业工作的1/3。权衡之下，林飞还是作出了决定。林飞没有立刻辞职，那时他的毕业证已经到手，但学位证要到年底才能拿到，他希望两证齐全之后再去办理入职手续。这所高校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现得通情达理，他们说可以先为林飞安排宿舍、办理校园卡，等他拿到学位证再办理入职手续。但下一通电话就变了味道，一名教师要求林飞立刻到校坐班，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师入职第一年都要坐班。尽管家里有些状况，但是林飞还是匆匆办理了辞职手续，赶到学校。年底，林飞拿到了学位证，第二天他就按入职学校的要求去做了体检，准备次日去报到。这时，他又接到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不必来办理入职手续了。林飞大惊，连忙坐高铁赶到学校，却被告知没有编制：学院说因为学校不给编制，学校人事处则说学院没来申请。林飞打通了院领导的电话，被告知：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院领导承认，在林飞之后，他们又面试了其他人。林飞意识到，如果有了更合适的人选，校方会主动毁约，“学校只是损失了5000元违约金，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的影响就很大”。辞掉工作的那半年多，他几乎没有收入。作为导师带的最早毕业的博士生，林飞找工作的情况也很受学弟学妹关注。林飞毕业还算顺利，即便如此，他参加博士毕业答辩时，也已经身无分文——博士延期这一年，学校停发补助，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职养活自己。现在，林飞还在寻找教职。这一年多的波折，带给他新的反思：“念了这么多书，脑子也要活一点，生存能力是第一步。”多元化就业趋势初现任奇在博士毕业后到某国企工作，作为一名工科博士，任奇在企业中做科研不必担心偏离实际——国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产，而且可以提供一线数据作为参考，而这些数据通常不对外公布。再者，国企资金雄厚，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学那样绞尽脑汁地申请课题基金——企业内部就可以为他提供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但任奇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年龄。任奇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为本校的直博生。跟读完3年硕士再读博的同学相比，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任奇，已有很大的年龄优势。尽管如此，任奇进入国企工作后，还是尴尬地发现自己属于“大龄新人”。任奇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在企业发展的话，博士只适合走技术路线，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线，可能已经晚了。”但任奇又意识到：在仿照公务员系统运转的国企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围绕行政管理权力展开。这就意味着，如果他达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职位，对于做科研也不利。相比之下，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成为部分博士毕业生的新选择。在清华大学的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华为公司连续3年都是“收割”清华博士最多的单位。今年5月，华为海思发布全球揽才公告，多达31个岗位招聘博士生。近日，华为给应届博士毕业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新闻又吸引了众多关注。最近两年，前述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还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势力”。不过，上述几家企业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计算机、应用数学、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近年的热门领域。在网络论坛上，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间权衡的咨询帖也有所增加。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买私企的账，有人直言：与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华为公司“只是钱多一点”。另外，还有众多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党政机关工作——去年，福建省委组织部一举招揽了30名清华博士毕业生，仅次于华为公司的31人。从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不难发现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5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到国企、私企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背后是严峻的学术圈就业形势：博士帽年年增加，但学术职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早在数年前，博士就业问题就已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起重视。上述国家对博士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博士在传统学术部门就业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且理工科比人文社会学科下降更为明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以美国为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47%，虽然人文学科类、社会科学类的博士毕业生仍以在学术界就业为主，但比例均有所下降——人文学科类下降了10.7%，社会科学类下降了17.9%。供大于求的形势之下，“非学术职业”就成为博士毕业生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认识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当老师、有人到企业工作、有人到中学当老师。马臻认为，这些情况都理所当然：“形势就是这样的，高校没有那么多职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较苦。如果特别喜欢做学术的话，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挣钱的话，那就可以进企业。”马臻认为，不同大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泛泛谈论“博士生就业情况”过于笼统。他说：“有的高校，学科博士点膨胀，人比较多、科研基础又不是很好，那么(博士毕业生)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见了。”通过观察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找工作的情况，马臻发现，硕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习，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简单，只需投递简历、再花少量时间面试即可。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学位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马臻的一个博士生找工作时，对方表现得非常信任这名学生：“能读下博士学位的至少不傻，有专业能力。”马臻认为：“机会永远是属于强者的。”学术圈外，博士何为？早在2011年，《自然》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其中一篇文章认为：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去年9.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人数再创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而在以往，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1979年，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6%，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另外，中国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4%。卿石松认为，就传统的博士“生产”目标——培养学术接班人——来说，博士数量可能过多，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他认为：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未来的轮廓初现：今年3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报告称，在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机构(43%)。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张恬在读博之前，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面对几份offer，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在业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今年暑期，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她原以为，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她面临着许多未知。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战。在这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正反馈来得很快”，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活儿没白干”。相比之下，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在学校里做实验，需要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试错。”张恬说。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错率比较低。卿石松作调研时，有企业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卿石松认为，到企业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例如更多考虑经济效益;但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学术能力仍应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如沟通能力、跨学科合作能力等。卿石松说，在英国，出现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博士的现象：企业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与擅长该领域的高校联合培养。企业由此介入博士培养阶段，博士生则带着企业的研究课题读博。作为宏大结构之中的个体，博士生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更早地规划未来。作为导师，马臻曾多次主动邀请名企HR来校做讲座，为学生们讲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应聘和面试技巧等。他认为：“导师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学生需要的时候，马臻会为他们介绍工作机会、亲自写推荐信，等等。平时，马臻时常跟学生们“应机说法”，例如提醒他们学会从领导者的视角思考问题。短暂的企业工作经历，让林飞重新审视所学。在企业工作时，林飞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学的专业，社会到底认不认可？”他决定，就算未来去高校工作，也不能仅仅会写论文，“否则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无益”。他问自己：“要多想一想，我们能贡献给社会什么？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林飞的结论是：“研究要接地气，学术才有生命力。”(应受访者要求，孟溪、林飞、任奇、张恬为化名)

撰文｜肖赫曦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 作者：Peter Feibelman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去了哪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 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 商务印书馆 2016年8月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高校教师以外的工作应该成为常态求职目标吗？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图示：研究生在入学时最渴望从事的五项工作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中国观察：文科博士的出路与救赎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精神的牧放与规训》 作者：阎光才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3月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参考链接：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作者：肖赫曦；编辑：张婷；校对：翟永军。

| 用文字搬运想象 |//国内的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即便降低了求职目标，可能也要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而在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文学科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高校的文科教职岗位越来越少，人文学科的预算也愈加窘迫。近年来，美国文科博士就业培训机构开始兴起。那些无法进入学术界的文科博士的数量之庞大，已足以构成一个日渐兴盛的产业。撰文 | 肖赫曦博士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教职了吗？四十年前，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中娓娓道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教职的求职门槛也越来越高。曾几何时，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而现在的情况常常是，本校的博士必然难以在本校找到教职工作，往往要更高层次的学校博士学历，再加上一众华丽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学术就业市场上堪堪称得上有竞争力。即便拿到了教职，博士们的压力也丝毫不会减轻。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非升即走”的制度，新聘教师数年之内无法晋升或未能产出足够的成果，便只能走人或者转岗，只有在经历了一系列考核之后，这些高校新人们才能真正在学校里站稳脚跟。与理工科相比，文科博士无疑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压力。通常而言，理工科博士们出路更多，不留高校，也大有去处，而文科博士则只能艰难徘徊于有限的选择之内。那些埋头一路读下去的文科博士们，蓦然抬头，发现除了高校，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只能掉头加入教职的竞争。而那些抱持着学术理想的博士们则需要直面愈加白热化的竞争，在论文、生计等多重压力之下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惨烈碰撞。《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作者：Peter Feibelman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在美国，文科博士的境况也不怎么好。近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Daniel Bessner和耶鲁大学的讲师Michael Brenes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学术就业市场的艰难状况。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就业市场就不太景气，博士越来越难找到教职工作了。2017年是近三十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根据美国历史学会的数据，这一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1100人，而美国历史学会公开的教职岗位只有500个左右。实际上，近十年以来，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和教职岗位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拉大。Daniel Bessner和Michael Brenes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业内最大的职业服务机构，面对如此糟糕的就业现状几乎可以说是毫不作为，不仅如此，历史学会甚至还在就业报告中声称，不甚景气的学术界就业状况让“历史学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在学术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在Bessner和Brenes眼里，鼓动历史学博士们在就业时离开学术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二人进而批判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精英主义”倾向。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学界，学术就业市场就一直笼罩在精英主义的观念之下——历史学会的领导们都毕业于精英学校，早早就拿到了终身教职，生活无忧，但身居高堂之上的他们却无法代表历史学界的真正状况。如今的学术就业市场，早已不像80年代末，彼时的教职岗位甚至还多于博士毕业生，每个博士生都是学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此，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主席James Grossman特意发文进行反击。在文中，Grossman坚持强调，他们一直都认为，对历史学博士们来说，学术并非是唯一的就业出路，即便是博士也不一定要一辈子以学术为业。同时，美国历史学会也为那些不能进入学术岗位的博士们提供了就业培训，帮助他们锻炼工作所必要的技能。但与此同时，根据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历史学博士们所向往的依然是高校，2004年到2014年毕业的博士中，有47%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而其他未能在四年制高校拿到教职的博士们则退而求其次，大部分进入了社区大学，另外一部分博士则离开了学术圈，另谋出路。01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去了哪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做了一项调查，追踪那些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留在学术界的人的就业去向。根据他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学校（杜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中只有50.7%的人拿到了常任轨制（tenure track，必须在数年之内通过考核完成晋升，成为非终身或终身教授，非常任轨制教职则很难有正常的晋升通道）的教职，如果把博士毕业的时间限定在2008至2010年之间，则只有38.5%的博士拿到了常任轨制教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他的调查显示，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博士们，最主要的就业去向，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岗位，出版业，中学老师，博物馆，以及政府部门。有一些博士虽然没有在高校供职，但依然从事着历史学的研究，成为了独立历史学家和独立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成为了一家重金属设备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还有一些博士在军事部门服役，另一些博士则经营起了小生意。剩下的几位博士则依靠自己修读的双学位，成为了律师，或者进入了政界。同样，一家博士就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Paula Chambers也指出，与大众固有的印象所不同的是，文科博士们遍布各行各业，在酒庄做销售的历史学博士有之，在对冲基金担任董事的古典学博士有之，在教育公司做副总的英语博士亦有之。如此看来，当学术界在紧缺的预算之中缩减了坑位时，无数条康庄大道似乎又向这些另谋出路的文科博士们敞开了，但为何在公共舆论里，那些没有留在学术界的文科博士们很少发声，以致人们常常忽视文科博士不一定非要留在学术界呢？Elizabeth Segran指出，在学术界内盛行着这样一种文化，学术工作位居职业序列中的最高层次，而其他所有非学术的工作则处于下等，因而，那些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常常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是神圣的学术道路中的失败者，在激烈而光辉的学术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投身于下等的工作。在制度性层面上，学术界不断强化着这样的价值观。通常而言，如果博士毕业生们在学术界内拿到了体面的教职，学院和导师们会得到实质性的奖励，学院在排名上的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增加。在这种价值观与制度设计的合力共谋之中，文科博士们真正的就业去向，往往很难被外界人士获取到，同时，学院也很少开设针对文科博士们的就业辅导，所有的博士们一假定必须在学术界内谋职，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那愈发稀缺的教职岗位。那些没有做学术的文科博士们，几乎都是全靠自身的实践履历和关系网络得到的工作，学校在就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正如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中指出，职业是一些由个体组成的排他性群体，用某种特定的抽象知识来处理特定情况，而这种特定的抽象知识则构成了一种职业的管辖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文学科的管辖权牢固无比，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对抽象知识的应用与之形成了竞争或替代关系（除了极少数独立学者们），对那些博士候选人来说，一旦踏入人文学术的领地，之后投入的愈多，也就意味着在他们在人文学科的领地中越陷越深，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读博期间的所学所悟只能用于学科内部的自我生产，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条非学术的道路，那么你的读博经历很难直接构成你的竞争力。《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作者：[美]安德鲁·阿伯特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诚然，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所培养的写作能力、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等，也是其他非学术工作所需要的。2013年，谷歌进行了一项内部调研，收集了1993-2013年公司招聘、解雇、晋升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其调研的结论显示，即便是在谷歌这样一家高科技公司，在员工最重要的八项特质中，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ing，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被认为是能带来丰厚报酬的理工科专业）的技术能力仅仅排在末尾，前七项最重要的品质都是个人的软实力：领导力，表达和倾听能力，传输观点的能力，换位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在复杂观点之间搭建联系的能力。也许，这一调研的结论确乎反映了现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文科的学术训练才能培养这些能力，它们并不专属于人文学科，归根到底，对大部分工作岗位来说，最合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式，是直接投身工作的实操中，只有在工作实践中，习得经验才能直接转化为工作的熟练度。这无疑是文科博士所面临的另一个困境。02高校教师以外的工作应该成为常态求职目标吗？与前文提到的Elizabeth Segran的观点相似，学者交流协会（ScholarlyCommunication Institute）的成员Katina Rogers也认为，在追求学术的人眼里，这世上只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学术类工作，另一种是非学术类工作，大学教授以外的工作都被视作“非学术类”。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种固有的分类标准作祟，以致博士们忽视了更合适、更现实的求职目标。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也无视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共性，有些“非学术类”的工作也未必没有研究性的特质，人文学术并非只能局限于高校的一隅之地里。因而，他更倾向于用“非传统学术工作”（alternative academic，最初是由Bethany Nowviskie和Jason Rhody在推特上交流时所创造的）来指称那些与学术相关，但又不是高校教师的工作。创造这一术语的Nowviskie和Rhody就是“非传统学术工作”的典型从业者，前者是美国图书馆和信息资源委员会（CLIR）的部门负责人，后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电子文化项目担任负责人。许多高校之外的机构，也为文科博士们提供了精研人文学术，发挥己身之长的机会。当然，非传统学术工作并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它可能指代着不同的对象。Rogers进行了一项针对文科博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如图所示（各项的比例加起来超过100%，因为可以多项选择）。意料之中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想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而另外四项则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文化遗产从业者，非盈利机构从业者，非常任轨制的讲师或研究员，以及作家或记者。图示：研究生在入学时最渴望从事的五项工作但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常任轨制的教职岗位数量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期望，如今高校更加倾向于雇佣非常任轨制或兼职的讲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是否应该告知入学的博士们，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注定无法成为常任轨制的教授呢？这当然有些残酷，多少博士学子们在惨烈的竞争中拼出一条血路，最后终于拿到了理想学校的offer，却又得知他们的读博目标其实和现实不相匹配。尤其是那些没能拿到奖学金的博士们，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最后却找不到心仪的教职。如果教职的紧缺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好转的话，更为现实的举措或许是帮助学生寻求教职之外的工作。在这方面，斯坦福走得比较靠前。斯坦福收集了在学校内供职的人员信息，列出了那些有博士学位，但又没有从事教授工作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将担任学校在读文科博士的就业导师，帮助他们在教职之外更好地寻找工作。03中国观察：文科博士的出路与救赎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就业情况调查，还是倾泻情绪、吐露私人经历的个体化表达，都指向一个事实：相较理工科，文科博士们的就业渠道更加单一，选择面更窄，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单位。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数据，近年来哲学，文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生在教育科研部门就业的比例均超过60%，明显高于理工科博士（不到50%），而在侯士兵和倪邦辉开展的一项调研中，国内某大学的文学类博士们在教学科研行业的就业比例更是超过80%，理工科则只有40%左右。当然，在文科博士的就业上，人们所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能否在高校找到工作”，而是“读博读得发际线面临危机，读得颜值灾难般衰退，在付出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职工作”。就像美国文科博士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非常任轨制教职一样，国内的博士们也大有退而求其次的空间——无非是就职的高校很可能无法达到心中的目标。《精神的牧放与规训》作者：阎光才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如果说美国的文科学术就业市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市场，其行情受制于不同时段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学术就业市场所经历的，几乎是一个由蓝海到红海的单向变化过程。近数十年来，在博士生产量的急剧膨胀之下，“博士即教职”早已成为一个远古的神话，博士学位迅速沦为学术市场上众多竞争力指标中最不起眼的毫末，时代以其自身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太多人在仓皇忙碌之中望尘莫及。很大程度上，文史哲天然地与价值理性相挂钩。文史哲的学生常常被告知，在冰冷的现实计算之外，人也应当有形而上的意义寻求。然而，对先贤哲人的虔诚仰望无法替代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脱离了此生此世的诗意世界更是无从寻觅的巴别塔。在持续变动的社会里，可以预期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科博士在学术界之外实现自身的价值，文科博士们不得不以更为包容的心态迎接就业市场的挑战，而高校也理应推动实现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的多样化，改变学术为尊的文化氛围，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垄断的时代里，见证人文科学在公共空间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参考链接：http://katinarogers.com/2013/04/23/humanities-unbound-careers-scholarship-beyond-the-tenure-track/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what-can-you-do-with-a-humanities-phd-anyway/35992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12/20/the-surprising-thing-google-learned-about-its-employees-and-what-it-means-for-todays-students/?utm_term=.0c973c485b8f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Not-to-Confront-the-Jobs/246231?cid=rclink作者 |肖赫曦编辑 | 崔健豪 张婷校对 | 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