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文江湖小舞“草包”火了！原以为是驴牌新出的今春新品，看新闻才知道是骂人。鉴于“无资质账号禁止发布”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咱也不敢多说，咱也不敢多问。作为一个写字的人，吓得我赶紧买了几个草包包子压压惊，顺便翻出了束之高阁多年的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汉》135页，草包词类标注为“名词”，第一种解释为“用稻草等编成的袋子”；第二种解释为“装着草的袋子，比喻无能的人”。在《现汉》的第二种解释下，还举例说明：“这点儿事都办不了，真是草包一个！”阅到这里，我不得不对贵州业主任女士的学识表示敬仰，“草包”一词用得精妙、精准、精到，与《现汉》释意丝毫不差。生怕新时代传统汉语词汇词义出现变化，我又专门下载了《现汉》第7版APP查询，时隔11年的两版《现汉》完全一样，我也放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踩点编辑室编撰的《现汉》虽是业界权威，但毕竟是一家之言，考虑到使用“草包”一词稍有不慎就会“失去3天自由”，我又查证了百度百科。百科中将“草包”定性为俗语，形容词，“用草织的包包的不结实不耐用来形容某个人不经用、没有能力。”百科说，“草包有时也指稻草人，从而引申为形容人的词，指那些徒有其表、外强中干却非要装作自己有多大能耐的虚伪人士。也有地方称羊牛的胃为草包，其里面没有价值的东西，对一个人没有才能的总结。”在维基词典中，对“草包”还有第三种解释，“只拿出一半做事，却开始摆烂、不愿意花出更多时间认真做事的人。”查询后才大体理解，“摆烂”一词是“指事情已经无法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干脆不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而是任由其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为了方便大家进一步掌握“草包”一词的正确运用姿势，现将出现在史籍、戏曲、文学作品中的桥段摘录如下：明朝沈德符编撰的史籍《野获编》勋戚门类魏公徐鹏举篇，“其为守备时，值振武营兵变，为乱卒呼为草包，狼狈而走。”清朝李渔创作的戏曲《意中缘》第二十三出“返棹”写道，“草包饭包，忽然荣耀，时高运高，说来堪笑。”现代作家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第十二章中，“可是， 洪承畴和孙传庭不是草包，咱们能想到的他们也会想到。”草包一词到底起源于何时，恕我才疏学浅，没有查证到有关资料，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进行补充。不过，我在“可可诗词”网上，却见到了对于“草包”的另一种描述。据称，“草包”原是一种残忍的刑罚。“明初，实行剥皮酷刑，旨在惩贪。州县长官如有贪污，情节严重并经查证属实，即以此法处死。”这种刑罚跟“草包”有什么关系呢？“剥皮后，再纫缝复形，里边填满细软干草，俨然原状，悬挂在衙署门口示众。这种刑罚间或滥施于不肯臣服者，如明永乐帝朱棣对于建文帝故臣景清。”这篇词语故事小文，还将“草包”与上海“杀千刀的”、山东“零刀旋的”并列，认为“当人们愤恨之极，即以此称诅咒泄愤”。关于草包，在明朝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写到景德镇制瓷工序时，称“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71道工序“茭草”即俗称“打草包”，瓷器发运前，用上好的谷草包扎瓷器。一般碗盘之类的，每十只为一筒，用纸垫包后再裹上稻草，再用竹蔑横扎在腰间，方便运输。草率使用草包“失去三天自由”，但别忘了博大精深的汉语还有同义词一说，作为以写字为生的人自然也得掌握，提前规避风险。梳理发现，钝才、蠢人、庸才、大草包、酒囊饭袋、莽夫、蠢蛋、无能之辈、蠢材、窝囊废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学无术、有勇无谋、糊涂蛋、大老粗、纨绔子弟、饭桶、莽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武夫、蠢货、蠢笨、傻蛋、银样蜡枪头、一介武夫、纨绔、糊涂虫、蠢猪、粗人、浑人、废物点心、蠢笨如猪……其实，草包一词用在一个社区书记身上，在我看来不是侮辱，而是僭越，毕竟，历史上，这个词曾被人用来骂帝王。说起禁止辱骂干部，在历史上还真有过惨痛教训。左丘明作品《召公谏厉王弭谤》中提及：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你若问我对“草包”这事的态度，还是再用一句经典来结束今天话题：跳，是因为人家骂对了！

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一直是句法语义学家探讨的焦点，而探索的目的在于弄清这种区分究竟是本体层面的还是句法层面的。在儿童语言获得领域，心理语言学家也在不断尝试探索这两种方式到底哪种起决定性作用。Nancy N. Soja在2001年和2002年利用理解性实验证明了2岁的英语儿童在掌握句法前就能够从本体上区分表可数的物体与表不可数的物质。英语是数字标记性语言，汉语是量词语言，名词在用数词修饰时都必须先加量词，因此有些学者如Gennaro Chierchia提出，汉语中的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词。那么，汉语是否存在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香港中文大学李行德教授2018年发表的《用儿童语言来进行语言学论证——一些方法学上的考虑》一文指出，人们一般采用两种语言证据来进行语言学论证，即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前者包括各种表达式的形式语义特点及语言形式的分布；后者则包括来自儿童语言、语言演变等方面的相关语料。儿童语言为理论假说提供事实依据，反过来又会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汉语名词可数与不可数区分的儿童获得研究立足于语言学理论，也逐步推动着语言学相关理论的发展。Lisa L. Cheng和Rint Sybesma 在1998年最早提出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是句法的区分，存在于量词层面，将汉语的量词分为可数量词（count classifiers）和不可数量词（massifiers）。他们认为这两类量词的句法结构是不同的，并指出其区分可以由两个句法的标准来检验：其一，是否可以被形容词修饰；其二，量词后是否可以加“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将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的标记转移到了量词系统，将可数与不可数视为一种句法层面而非本体层面的区分。本体层面的区分通常依据物体/物质的物理属性（原子性、累积性、分离性和同质性等），如水是不具有原子性的、累积的、可以分离的、同质的。但是，这种区分是不可靠的，如集合名词“家具”是具有原子性的，一些同质可再分的名词如“墙”“栅栏”又是可数的。针对这个问题，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实证研究。Chin Y. Chien等在2003年、Peggy Li等在2010年利用理解性实验证明了汉语儿童可以区分这两类量词，并可以根据量词的名称选择与之匹配的名词。但他们仅仅是依据量词的物理形状或功能来选择不同的名词，实验本身和其所依据的理论都没有证明可数量词和不可数量词是怎么与可数和不可数的概念相关联的。例如，“瓶”虽然是不可数量词，但其后既可以接表示不可数概念的物质“水”，也可以接表示可数概念的物体“玻璃球”。可数量词和不可数量词区分的检验标准也受到了挑战，许多学者都指出这一标准有很大的局限性。修饰不可数量词的形容词仅仅是一些尺寸形容词如“大”“小”；可数量词后也可以加“的”。李行德和黄爱军也不同意其分类，认为其不能用来作为区分可数与不可数的有效论据。基于汉语量词的语义特征，他们在2009年探讨了汉语量词的个体化（Indiviation）、量化（Quantification）和范畴化（categorization）功能，提出了“名词个体化范畴早期缺省假设”（the Early Lack of the Noun Indiviation Hypothesis），指出3—5岁的儿童对个体量词个体化特征获得缓慢，儿童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缺乏名词个体化范畴。可数性是个体化特征的重要表现，当地上有“两滩水”表达一种不可数的概念时，汉语儿童却对“两个水”的接受度很高。我们认为，“两个水”的表达在多数情景下本身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的，儿童很容易根据句子的语义信息而非句法信息作出这个表达是正确的判断。“个”这个个体量词比较泛化，之后不仅可以跟可数名词，也可以跟抽象名词如“一个思潮”。因此，利用“个”不能很好地检验其后的名词是可数还是不可数。Susan Rothstein和Xuping Li也不同意Lisa L. Cheng和Rint Sybesma的分类，指出计数和计量是量词最基本的两种解读，量词之间的区别是它们所参与的操作方式，两种解读中量词短语的句法结构分别为[DP [D NumP[Num NP[N NP]]]]和[DP [MeasP [Num NMeas] N]]。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和量词短语有直接的关系，在计数解读下量词短语是可数的语义，在计量解读下，量词短语是不可数的语义，量词前形容词只出现在具有计数解读的语境中，而量词后“的”出现的语境是计量语境。这种分类与可数量词和不可数量词的分类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认为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存在于句法层面即量词层面，同时解决了后者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儿童对计数与计量的区分很早就被心理学家所关注。皮亚杰在1952年通过质量守恒实验，证明了儿童计量的能力较差，以计数解读为默认的解读。当一个物体的物理特征发生改变，如形状或大小发生了改变，儿童认为其量也随之改变。不仅儿童倾向于计数解读，苑晓鹤2018年的博士论文探讨了汉语成人也倾向于计数解读，当一杯水只有半杯时，成人即使在较明显的食谱语境中也接受为“一杯水”。计数与计量的对立有不同的语言类型学表现，Yudja是可数语言（count language），所有的名词都可以不用加量词直接用数词修饰，汉语是不可数语言（mass language），所有的名词都需要先加量词才能用数词修饰。Suzi Lima和Jesse Snedeker的实验显示，英语儿童直到6岁才可以像成人一样区分这两种解读，但Yudja语言中容器量词表处所的存在，此语言的儿童即使在较强的计量语境中（如pour/drink）也和汉语儿童一样倾向于得到计数的解读。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从本体的层面看不具有稳定性，从句法层面看则更加可靠。儿童语言获得研究证明了汉语儿童能够区分可数量词/不可数量词，以计数量词的解读为默认解读，实证研究也同时不断推动着相关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名量领域的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是否可以映射到动量领域，在儿童语言中是如何体现的，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李行德教授指出，儿童语言获得研究本质上是具有跨学科性的领域，是认知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门值得我们挖掘汉语资源去发展的经验科学。许多杰出的认知科学家，包括计算机科学、人类学、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科学家，都在探讨语言获得的问题。生物学家达尔文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孩子的语言获得和其他社会行为的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的《夸克和美洲虎》一书也探讨了语言获得的问题。哲学家蒯因的《语词与对象》作为一部语言哲学的论著，提出了很多关于儿童语言获得的概念和学说。认知科学探讨的重要问题是大脑的心理结构和表征，是否有一个先天的初始阶段？如果儿童语言随着有机体与环境的互相作用而改变，那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是什么刺激了这些改变？语言系统是我们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表征，体现在语音、音系、形态和句法等各个层级。研究语言的发展进程，是大脑和心理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语言的获得和发展是大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语言获得研究是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胡建华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汉语儿童语言的获得与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建立了多模态的数据库。他指出，语言是在演化中被自然不断选择的大脑的副产品，而不是大脑基因突变的产物，抽象的句法结构是儿童天生的、内在的语言知识。清华大学杨小璐教授和周鹏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眼动技术关注了儿童句法和语义的发展，并关注了自闭症儿童的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发展。立足于普遍语法理论和探讨语言的共性，儿童语言获得研究以探索大脑生物机制为出发点，拒绝经验主义，它是生物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涵盖了语言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未来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需要将多种实验方法相结合，将语料库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将传统的实证研究与新技术如眼动技术相结合，透过儿童语言的发展，探索语言的共性与个性，为语言学理论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推进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本文系第65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助项目“汉语量化结构的儿童语言获得研究”（2019M650955）、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之特殊学科项目“心理语言学——语言的获得与发展”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苑晓鹤原标题：从跨学科的角度看儿童语言获得——以汉语中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为例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作为社科院一名学子，无数次仰望这些厉害的师长和师兄师姐~社科院大学是2017年才成立的，在这之前主要是社科院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培养人才。历史上社科院的名人太多太多了，简单说一些我记得的。郭沫若，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前身）陈寅恪，曾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顾颉刚，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zān]，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赵元任，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 。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天津。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罗常培，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李方桂，语言学家。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汉族，广东新会人，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范文澜，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冯友兰，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季羡林，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金岳霖，男，字龙荪，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从1952年以后一直在哲学研究所任教，副所长。潘梓年，江苏省宜兴县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潘汉年堂兄。创办了《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因此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筹备出版《哲学研究》。创办了《自然辨证法研究通讯》，推动了全国的哲学研究。汤用彤，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夏鼐（nài），原名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沈从文，男，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钱钟书、杨绛，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钱钟书曾任社科院副院长，这一对夫妇应该是家喻户晓啦。何其芳，原名何永芳，生于重庆万州，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友渔，男，山西灵石人，原名张象鼎，字友彝。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法学所第一任所长。瞿同祖，历史学家。湖南长沙人。1978年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王家福，著名民法学家，2009年,王家福荣膺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他的得意弟子、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为恩师宣读了颁奖词:“他用50年时间做了两件事: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法学泰斗王家福,以法兴邦,推动中国法治理念进步;桃李天下,奠基法治中国稳健前行。”2018年荣获百名改革先锋称号。梁慧星，著名民法学家。社科院博士，王家福弟子。孙宪忠，著名民法学家，社科院博士，王家福弟子。胡云腾，二级大法官，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曾任法学所副所长。王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还有太多太多的学术大家，可以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一半的大师出自社科院或者在社科院工作过。我把社科院的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列举出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中国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5年 艾思奇 · 包尔汉 · 陈伯达 · 陈翰笙 · 陈望道 · 陈寅恪 · 陈垣 · 邓拓 · 狄超白 · 丁声树 · 杜国庠 · 范文澜 · 冯定 · 冯友兰· 冯至 · 郭大力 · 郭沫若 · 何其芳 · 侯外庐 · 胡乔木 · 胡绳 · 黄松龄 · 马叙伦 · 马寅初 · 季羡林 · 翦伯赞 · 金岳霖 · 黎锦熙 · 李达 · 李亚农 · 李俨 · 刘大年 · 罗常培 · 骆耕漠 · 吕叔湘 · 吕振羽 · 茅盾 · 潘梓年 · 千家驹 · 钱俊瑞 · 沈志远 · 汤用彤 · 陶孟和 · 王力 · 王学文 · 王亚南 · 魏建功 · 吴晗 · 吴玉章 · 夏鼐 · 向达 · 许涤新 · 薛暮桥 · 杨树达 · 杨献珍 · 尹达 · 于光远 · 张稼夫 · 张如心 · 郑振铎 · 周扬1957年 嵇文甫 · 陆志韦 · 吕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61人陈佳贵、江蓝生、刘国光、江流、冷溶、汝信、王伟光、蔡昉、靳辉明、李崇富、程恩富、杨义、朝戈金、李景源、叶秀山、沈家煊、魏道儒、黄宝生、刘庆柱、王巍、耿云志、张海鹏、陈祖武、林甘泉、陈高华、宋镇豪、王震中、廖学盛、刘树成、张卓元、朱玲、吕政、周叔莲、金碚、李扬、王国刚、张晓山、李京文、汪同三、杨圣明、高培勇、田雪原、景天魁、李培林、郑成思、王家福、梁慧星、王叔文、李林、郝时远、史金波、何星亮、张蕴岭、苏振兴、余永定、李静杰、裘元伦、周弘、黄长著、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33人首批95人：丁伟志、丁守和、于光远、于祖尧、仇士华、孔繁、王仲殊、王庆成、王贵宸、王耕今、邓绍基、刘世德、刘海年、刘起吁、刘楠来、刘魁立、吕大吉、朱寨、朱大渭、朱绍文、何方、何乃维、何振一、何龄修、余绳武、余敦康、佟柱臣、吴元迈、吴宗济、吴承明、吴家竣、张炯、张长寿、张守一、张泽咸、张振鵾、张椿年、李琮、李奇（女）、李步云、李道揆、杜荣坤、杜继文、杨天石、杨季康（女）、杨曾文、汪海波、汪敬虞、谷源洋、邵荣芬、陆学艺、陈燊、陈之骅、陈乐民、陈启能、陈宝森、陈栋生、陈筠泉、陈毓罴、周定一、巫白慧、庞朴、金宜久、柳鸣九、胡庆钧、赵人伟、赵风歧、姚介厚、骆耕漠、徐葵、徐苹芳、徐崇温、浦寿昌、涂纪亮、贾芝、资中筠、郭松义、钱中文、高恒、高莽、高涤陈、梁存秀、黄心川、黄绍湘（女）、葛佶（女）、董衡巽、道布、照那思图、蔡美彪、樊亢（女）、樊骏、戴园晨、瞿同祖；第二批38人：马西沙、仁钦道尔吉、吴云贵、李文俊、李惠国、陈铁民、罗希文、郎樱、侯精一、郭宏安、王宇信、王曾瑜、卢钟锋、任式楠、吕一燃、余太山、张显清、张海涛、李瑚、黄展岳、王松霈、刘文璞、孙世铮、宓汝成、经君健、郑友敬、聂宝璋、马骧聪、白钢、刘尧汉、孙宏开、杨一凡、王金存、冯昭奎、陆南泉、徐世澄、陶文钊、项启源。第三批4人：朝戈金、王震中、王国刚、何星亮第四批12人：刘跃进、陈众议、赵汀阳、冯时、陈星灿、彭卫、谢伏瞻、潘家华、孙宪忠、陈甦、邢广程、张宇燕以上是社科院的部分名人，当然我说的更多是学术界。因为社科院的老师大多数都是专心于学术研究，在这里，学术才是受人敬仰的，官员在这里大家并不会关心和崇拜。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谢谢~

说（shuì）服变成了说（shuō）服；粳（jīng）米变成了粳（gěng）米；荨（qián）麻疹变成了荨（xún）麻疹；……2月19日以来，《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引爆了普通话读音争议之火，文章列举出多组词新读音，让网友感叹，以前上学时反复标注“易错读音”现在反而“转正了”。近日，参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只有部分读音改动来自审音表修订版，对于这些改动学者们也做出专业解释。另外，审音表最终版尚未公布，最后将选择何种读音将以教育部公布的正式规范为准，根据安排，新版审音表预计年内发布。解释：部分读音参考社会调查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原副所长黄行是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今天（21日）上午，他告诉记者，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2016年曾经由教育部公开征求意见，目前网上炒作的是征求意见稿中的内容，最终版尚未公布。另外公众争议的内容，有些是新修改的，有些并不是。记者查询发现，说服（shuō）、贫血（xuě）、荨（xún）麻疹、粳（gēng）米等取自审音表（修订稿）。2016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中部分读音新旧对比图，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公众号“今日语言学”。教育部介绍，为了修订审音表，此前设立了“普通话审音原则制定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对于网上热炒的案例，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通过官微“今日语言学”也表态，有的是语音规范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读音，其中一些字在古诗文中的民间变读，并未进入过规范读音和规范型词典；有的是上一次审音（1985年）调整的读音，已成为语文规范三十多年。该公众号还推送了两篇文章社科院学者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对部分读音的来龙去脉做出专业解释。例如，在《略说普通话异读词的审音原则》中，社科院研究员刘祥柏、刘丹青分析，“粳”字在北京话中原有文白异读，文读音gēng，白读音jīng，根据北京话的语音发展趋势，“更粳耕”等字原有的白读音日趋消亡，而文读音与全国其他方言的对应性更强，更方便普通话学习，2016年版的审音将“粳”字统读音从白读音修订为文读音。另外，说服、说理、说动中的“说”读shuō；专程游说音为shuì，说客、游说等用shuì。黄兴还告诉记者，1985年那次修订，是严格按照学术标准来进行，而在2016年修订时加入了社会语言学的标准，将老百姓的选择和态度纳入审音考虑范围，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当时南开大学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在北京、天津等地通过问卷调查测试公众对于部分字词的读音，专家讨论时，每个字的鉴定都有那个调查结果的数据。比如，“荫”字原审音表统读为yìn，北京话和各地方言实际读音仍然存在两种读音。根据调查，“荫凉”去声读音正确率为20.32%，“林荫道”去声读音正确率为5.98%，“树荫”去声读音正确率为3.98%，考虑到还有大量的人名、地名中使用“荫”字，读作阴平，新版审音不再统读，增列异读音yīn。因此，在修订稿中，荫蔽、荫翳、林荫道、绿树成荫，都读作yīn，庇荫、福荫、荫凉，则读作yìn。回应：押韵读法特定场合应允许另外，在《新版<审音表>公布后：我们如何读古诗文》一文中，参与审音表修订稿研制的社科院研究员孟蓬生认为，审音表将作为国家规范适用于一切场合，自然也适用于古诗文。对于部分诗词改读音破坏韵脚的质疑，他分析，“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xiá），“勅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中的“野”（y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中“衰”（cuī），遵从的是古人发明的“叶韵”，并非真正的古音，明清以来许多学者已多次批判“叶韵”。他认为，面向中小学生的工具书或教材绝对不应该标注此类读音，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将“斜”与“家”押韵，把“野”与“下”押韵，“衰”与“回”押韵，在特定场合中使用，应该得到允许。另外，“骑”字用作名词或量词时古代读jì，用作动词读qí，但如今普通话口语中已经没有这样的区别，因此旧版和新版审音表都规定“骑”统读为qí。中小学生的工具书和教科书可参照社科院语言所编的《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分别注明：旧读jì。刘祥柏和刘丹青在文章中也补充解释，铁骑、骠骑、一骑红尘妃子笑中，读jì也较为常见。进展：新版审音表预计年内发布在黄行看来，本次读音争议背后的核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标准来修订，按照学术标准，还是从众从俗原则。他说，汉语文发展的历史长河，时间上的古今和空间上的官话与方言之间，存在较大差别，专家、民众对此差别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目前的争议也反映出我们汉语本身的规则和演变有自身的问题，不能归咎于其使用者。”至于新修订的审音表正式版何时公布，在今天上午的保护和促进世界多样性《岳麓宣言》发布会上，记者就此事向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求证，她说到时候会有专门的机会与媒体对接，并未透露更多内容。在教育部官网挂出的《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2019年工作要点》提到，作为重要的普通话语音标准，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已被列入年度工作计划。中小学仍按“原音”教学 北京教委：有些字的读音改不得一则“这些字的拼音被改了”的消息近日蹿红，引发广泛热议。许多人称“怕自己上了个假学”。21日，市教委通过其官方公众号表态：不押韵，不成诗！有些字的读音是改不得的。记者先后咨询了东城区、朝阳区和海淀区的多所中小学，均表示暂时未曾收到读音变更的通知，因此教学仍将使用“原音”。此次引发最大争议的是除了一批有可能变了音的词汇，还有一些诗句里的字音竟然也被更改了。比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shuāi）。”“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白云生处有人家。”“一骑（qí）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对于这个变化，首都教育的小编称：“这可是说什么都不同意的，毕竟作者他老人家费尽心思完成的押韵，好不容易成了千古名句，怎么能就这么被改了？”市教委表示，许多字的读音向来有很多争议，而这也是文化继承的一部分。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进化”，所以这才可能对部分字词修改拼音。对大家已熟悉的字词作出的调整，肯定一时间难以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此调整是否符合字面本身的含义、是否适应其所在的语境和情感”。目前，这些读音是否一定会更改其实仍未公布。正确答案可能在2019年由教育部正式公布。来源：北京日报公众号综合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任敏 刘冕）监制：王然编辑：宋佳音流程编辑：王宏伟

导读近日，有消息称，一些字原本的错误读音转正了，比如“乡音无改鬓毛衰（shuāi）。”“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一骑（qí）红尘妃子笑”...这是真的吗？原本的错误读音转正了？据界面报道，小学语文课上的字词拼音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网友发现，小时候被语文老师改正的错误读音，现在却被“官方”认证，变成了现行的规范读法。近日，网上热传一篇《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的文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6版，不少字词注释的汉语拼音已经发生变化。道别常说的“拜拜”，不少人发音为bái，但实际上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它的正确读音是bài。然而在第6版，“拜”增加了注音bái。另一个经常被读成què záo的词语“确凿”，在词典中原本的正确注音是què zuò，但新版的词典表示，这个词语的读音从俗改为què záo。“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shuāi）。”“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白云生处有人家。”“一骑（qí）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如果用这种读音朗诵古诗，语文老师往往会把“衰”纠正为cuī，“斜”应读作xiá，而“骑”应读作jì。但现在按照注音，它们都不再需要纠正。“说服”到底读作shuō fú 还是shuì fú？“铁骑”到底读作tiě jì还是tiě qí？“越来越多的字词读法开始引发困惑。教育部回应“古诗改读音”：还未通过审议据@时间视频报道，19日，教育部有关部门回应称，改后的审音表尚未通过审议，还应以原读音为准。另据新闻晨报报道，教育部语用所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汉字与汉语拼音办公室（隶属于国家语委）的何副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6年，教育部就《<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修订稿》中很多异读词的拼音打破了大众原本认知，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时隔三年尚未正式发布。何副研究员说，审音委已经对当初做的审音表的修订工作做了提交，语委相关部门正在进行相关部门的审核，（审核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这个审音表征求意见稿里有些读音还在调整，“有一些老师可能认为2016年的《修订稿》是定稿，所以写文章指向《修订稿》，据此做出的引用和讨论都不是特别准确。”有争议的字词到底怎么读？正确答案可能在2019年由教育部正式公布。据界面报道，2019年1月10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发布《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2019年工作要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作为重要的普通话语音标准，列入了2019年的工作要点，计划在2019年内正式发布。其实这个话题是“旧事重提”去年就有网友发现从小学习的一些字的读音，在如今的字典里，已经不知不觉地改了↓↓↓ 去年也有媒体对此进行过报道，文中提到第三次普通话审音后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公开征求意见↓↓↓ 最近这事儿又被翻了出来，网友又一次炸了！热门评论里，大多是反对的声音↓↓↓ 据钱江晚报报道，对于这些字词的拼音改动，语文老师并不完全赞同。冯老师说，虽然语言发音会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但会不会变得太快了？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王崧舟的看法是：“确实有不够慎重的地方。比如‘石径斜’‘一骑’等，把古诗的押韵和平仄都搞没了。”当然，也有部分老师看到了汉字读音修改的另外一面——对小学生来说，其实是降低了学习难度。“由简到繁很难，但由繁到简就容易很多。”杭州卖鱼桥小学语文老师江敏说。对小朋友来说，多音字是很大难题，读音修改让很多读法简化，小朋友学习难度也随之降低。“以‘骑’为例，小朋友最先接触的就是‘骑马’的qí，以前还有个多音字念法jì，学生会混淆，理解起来也有难度，统一读音后这类混淆就比较少。”对此，你怎么看？中国青年报（ID：zqbcyol 整理：张力友）综合自界面（ID：wowjiemian 戴梦馨）、钱江晚报“升学宝”（ID：shengxuebao001 沈蒙和 戴欣怡 杨希林）、新闻晨报（shxwcb）、周到上海 （王丹 徐颖）、@时间视频

会议现场。2018年9月26日，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大会暨中国特色民族道路与新时代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马飚副主席专门致电表示祝贺，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王伟光发来贺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谢伏瞻发来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培林做重要讲话。国家民委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路晓峰出席讲话。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50多所大学、科研院所和相关出版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职能部门与研究机构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到会祝贺。与会嘉宾首先参观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图片展，观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专为庆祝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制作的专题影片《美美与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影志》。成果展、影像志展出和播放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展示了民族所专家学者深入田野调查研究的纪实影像，记录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不平凡的60年。民族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建所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等重大工作，主要负责组织编写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奠定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民族所又主持开展了两次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调查，围绕国家民族工作的重点，包括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深入研究与阐释；为适应民族工作的新形势，还积极参与建设西藏、新疆等重点智库，做专门研究。在服务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基础上，民族研究所先后涌现出众多耳熟能详、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和专家学者，如包尔汉、翁独健、牙含章、费孝通、傅懋勣、王筠、秋浦、黄静涛、杨堃、王静如、冯家昇、金鹏、柳陞祺、刘荣焌、陈述、罗致平、王森、罗季光、李有义、喻世长、王辅世、刘尧汉、照那斯图等；一批批中青年学人在研究所浓厚学术氛围的滋养下不断发展，成长为学界中坚和骨干人才。同时产生了一批学术上具有开创性，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如《中国民族史》（8卷本）、《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中国民族发展报告》（蓝皮书）等。建所6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涉及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世界民族问题等诸多学科，具备多学科、综合性的学科体系和结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承担重要使命，具备鲜明学科特色的研究所。该所还主办了《民族研究》《民族语文》《世界民族》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以及主打学术走出去的《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学刊》，管理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和9个国家一级学会，建立了3个院属研究中心，担当着中国民族研究学术重镇的重要角色。谢伏瞻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6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赞扬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紧紧围绕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涌现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为繁荣发展民族学研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谢伏瞻院长指出：新时代民族研究事业任重道远、使命光荣。为此，希望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关切，聚焦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战略性、综合性研究，提出有理论厚度和实践价值的对策建议，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实现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做出新的贡献。李培林的讲话，从百余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角度，强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学术传承和历史使命。他指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伴随着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难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不仅为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社会和历史调查，为确认和保障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客观依据，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共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包括民族所在内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围绕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努力探索符合民族地区生态、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推动民族地区全面脱贫，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李培林希望民族所的同仁和与会专家学者，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学术前辈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所打造的学术百花园里，再接再厉，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张京泽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大学致辞。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央民族大学的特殊的渊源，双方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我国民族研究事业。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和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中，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广泛参与，成为调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60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同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培养、教学科研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六十载的精诚合作，一甲子的紧密联系中，中央民族大学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展望未来，在“双一流”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等制度政策的支持下，希望双方继往开来，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王延中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致辞。他全面回顾民族研究所60年的成长发展历程，总结民族所持续开展民族调查、努力打造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术殿堂、加强民族研究领域重要智库建设、加强学科基础和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培养民族研究专门人才等方面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王延中代表民族所全所同志对党中央、中央有关部门、院党组的亲切关心关怀，对院职能部门和院兄弟单位的支持帮助，对中央民族大学等各有关单位的密切合作和大力支持，对所有关心关注民族所发展的各界朋友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代表所领导对为民族所发展建设呕心沥血、做出贡献的所有员工尤其是老领导、老前辈和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最后，他还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以党和国家关心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问题为主攻方向，认真学习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以及落实加快中国特色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话语、话语体系创新等方面，对民族所的未来工作设想做了汇报；并向民族所全体同仁提出，把谢伏瞻院长贺信强调的研究重点落实到位，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为根本遵循，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建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强阵地，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切实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为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做出更大贡献，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多产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且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一流科研成果，促进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事业繁荣发展。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在会议几个阶段的主旨发言和自由发言中，热烈祝贺民族所建所60周年，畅谈交流60年来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成就和经验，以及未来的工作目标与发展前景。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所长王延中、副所长尹虎彬分阶段主持，民族所全所员工、离退休人员和各界嘉宾近300余人出席了大会。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民族研究相关单位发来信函对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表示祝贺。

11月14—15日，“第九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与会学者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和优良学术传统，围绕“语言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主题，积极探索如何创新语言学研究方法。交叉研究实现突破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语文献经典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认为，语言学研究要重视总结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我国文字学以汉字为研究对象，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色。当前，将汉语与汉字研究有机贯通，揭示汉语与汉字的密切关系，是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话语体系的重要依托。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值得深入探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李德鹏表示，学科的交叉不仅是研究内容的交叉，而且是研究方法的交叉。重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进路问题，将推动语言学研究创新发展。我国幅员辽阔，汉语方言变音现象极为复杂，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比较现有的方言材料，系统梳理形态学相关定义，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汉语方言动词变音的形义关系与形态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前瑞认为，现有方言研究多秉持多源论观点，同一来源内部的变韵同样具有多功能性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对于现代汉语方言两种极限声调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传统语言学均以中古四声加声母及韵摄条件为演变基础来解释：声调少的方言，是连续合并的结果；声调多的，是进一步分化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根据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这两种声调演变模式有共同的生物学原因。声调连续合并和声调连续分化都与这些方言的语言背景有关。声调连续合并的汉语方言种群在历史上曾与无声调语言种群发生过融合，这些地方的人群因而对声调的敏感性降低从而导致声调合并；声调连续分化的汉语方言种群在历史上曾与声调高敏感性种群发生过融合，这些地方的人群因而对声调敏感性提升而导致声调连续分化。有学者提出，语言学的“跨学科”与“跨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学术创新需要长期默默无闻的研究积累。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杨亦鸣表示，语言首先是思维的载体，所以才被用作交流工具。“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更加凸显了语言沟通这个最基础工作的重要性。中国要从语言大国向语言强国迈进，提升语言能力十分关键。语言学必须通过交叉研究实现突破，回归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点上，回归到它原有的核心地位，只有如此，语言学研究才能迈向新的天地。注重实践 服务国家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语言文字研究者应积极回应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认为，语言学研究应该顺应人类发展大势和国家发展需求，深度参与国家治理基础的构筑和治理体系的搭建，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服务国家建设、发展与安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先亮表示，语言系统不仅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还能反作用于外部环境。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卢德平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概念词不单纯是符号性呈现，而是一种指向基础价值观的社会实践。传播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的政治实践。通过语言景观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遵循符号的转化运行机制，探讨符号文本的转化途径，是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符号学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王春辉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体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科技等诸多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有充足的底气和定力。未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加强统筹规划，提质增效，应因定策，为接下来的大发展积蓄力量。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启龙认为，语言学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实学，我们既要注重对语言事实的发掘，更要注重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创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国内语言学界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学科问题上，聚焦在国外语言学的研究上，相对忽视了社会语言生活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与社会实际的脱钩。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转变。语言能力建构、语言扶贫、语言资源保护、语言安全等方面的课题都进入了中国语言学者的研究视野。我们要冲破狭义语言学的藩篱，拓展研究视野，推进学科交叉，注重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传播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及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承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0日第2052期 作者：本报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段锦航精彩推荐：语言学身份研究的理念转变生态语言学走向成熟应用语言学的时代面向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首届全国老年语言学讲习班在同济大学举行。供图中新网上海3月16日电 (黄艾娇 许婧)由同济大学主办的首届全国老年语言学讲习班正在同济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医院从事老龄化及老年语言学研究、老年认知障碍疾病诊治的百余名教师、医生及研究生参加此次学习。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龄人群会出现语言衰退、甚至语言障碍现象，老年语言学研究及其应用正日益受到关注。本次讲习班为期三天，多位专家主讲授课，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主任顾曰国，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李云霞，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员、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惟，同济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秘书长黄立鹤，同济大学医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奕，以及同济大学英语系外籍专家JohnB.Geddes等。讲座主题包括老年语言学的基本原理、理论框架、研究设计，多模态语料库实证方法，老年语用、话语与互动研究，叙事医学与临终关怀，阿尔茨海默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诊疗现状等。此次讲习班还举行老年语言学圆桌论坛。圆桌论坛设立两个分会场，15位专家分别发言。他们表示，老年语言蚀失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研究相关规律，对于促进老年健康医养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次讲习班由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主办，该研究中心于2017年由同济大学联合多家校内外单位共同成立，融合了语言学、医学、老年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背景，瞄准中国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及老龄科学发展前沿，致力于对老龄化及语言蚀失、脑神经疾病、老年心理、老年看护等问题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为助推“积极老龄化”贡献力量。现已初步形成一支多学科、多领域背景的科研队伍，核心成员包括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人介绍，该研究中心顾曰国教授领衔的团队正基于多模态语料库对正常老年人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人的语言能力衰退现象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团队还联手科大讯飞等国内一流技术团队，对健康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及阿尔茨海默症老年人的日常言语交际过程、就医诊疗过程、认知训练及康复过程等进行大数据提取，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探究该类老年群体的语言蚀失过程、交际及认知特征，服务相关疾病的早期诊断与研判、治疗与看护，现已与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普陀区多家老龄社区开展合作，面向社区进行认知障碍症的筛查与康复工作。同时，研究中心还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基于研究成果建设老年语言学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进入临床与社区，开展专业实践。与会专家表示，同济大学成立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是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际行动。相信研究中心所开展的这些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将有助于提升人类对正常衰老及快速老化过程、机制及特征的认识，助推“积极老龄化”，服务健康中国建设。(完)

人民网北京12月26日电 12月26日，李宇明著《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新华社、暨南大学、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北京景山学校等机构和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北京地区的青年学者、教师和家长代表40多人参加会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出席会议并代表出版方致辞，该书作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介绍了撰著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芸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胡建华、暨南大学教授郭熙、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以及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每日电讯原总编辑解国记，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关少锋，中宣部出版局原副局长刘建生等出席会议并发言。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主持座谈会。《人生初年》完整记录了冬冬0-6岁半的语言习得过程和行为，是迄今为止世界首部全景跟踪记录儿童语言发展、记录时间最长的科学研究著作。作者从语言学家的视角和语言学最新理论高度，从一个音、一个字，到一个词、一句话，记录婴幼儿语音发育、词汇及语法的习得过程。记录采用白描纪实的手法，一些难懂的方言或提及的比较有特色的现象，在叙述中做了精当的随文点评或注释，可读性强。书稿记录了特定时代孩子成长的过程，作者不仅注意婴幼儿语言习得本身，也注意身边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细致地记录了冬冬言语活动的背景和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社会风尚、邻里关系、人们的生活状态等也有较多涉及，鲜活再现了那个时代一个中国家庭、一代知识分子的语言生活状况，这些文字展示了中国社会、文化习俗以及邻里关系的变迁。该书还融入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俗语、方言、儿歌、民谣等，语料非常丰富。冬冬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不放松任何一个早教的环节，有意识地培养、开发孩子的潜能，关心关注孩子成长中的每一个问题，在孩子的人生初年，给予充分的有质量的陪伴，在婴幼儿教育方面会给人以启发，很多做法都值得幼儿家长们借鉴。《人生初年》独特的观察和记录方法，也为父母或儿童语言研究者提供了范本。书中的涂鸦按时间顺序编排，由最初散乱的点、线，到逐渐成形，到后来能够逐步表现孩子眼中的世界，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孩子的成长发育。涂鸦的利用和编排，使这部书稿不仅为婴幼儿语言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可以为有志于研究婴幼儿绘画习得的学者提供资料。书稿插入了根据当年录音整理的音频二维码，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直接听到冬冬幼年的录音，真实可感，书稿内容得以立体呈现。《人生初年》集儿童语言资料、家庭教育理念、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状态等的书写于一身，所述内容丰富深刻，既是一部孩童成长史，更是一部亲情记录，一部恢宏巨大的学术著作，充满童趣、学趣和生活情趣。与会专家认为，《人生初年》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既是语言学家研究儿童语言交际的宝贵资料，又可以作为年轻父母学习教育理念的宝典。在语言学研究、家庭教育、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的科学和学术价值。（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