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太昊伏羲陵羲皇子孙寻根谒祖、旅游观光的圣地！5月15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大先先生在周口市作协主席柳岸及周口师范学院教授陪同下，参观太昊陵，感悟伏羲文化。在参观中，刘大先先生一边欣赏着巍峨的太昊陵古建筑，一边感叹伏羲文化的厚重和博大。 在统天殿，刘大先先生认真观看和研读了伏羲圣迹图，对伏羲氏丰功伟绩深表崇敬。在显仁殿子孙窑处，刘大先先生还饶有兴致地摸了一把子孙窑，切身感受了一回远古文明的魅力。太昊陵管理处主任雷铁梁得知刘大先先生到来后，深表欢迎，并兴致勃勃地亲自为刘大先先生当讲解，详细介绍了伏羲文化深厚内涵以及太昊陵依托伏羲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之后，刘大先先生又参观了松柏造型公园。参观结束后，刘大先先生说，本人从事文化工作多年，而在太昊陵又上了一堂更为深厚的中华远古文化课，获益匪浅。表示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一定为讴歌中华传统文化奋笔疾书。·END·太昊伏羲陵编辑：秋微

12月29日，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大学现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额尔很巴雅尔教授出席并致辞。会议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院长额尔敦哈达教授主持。来自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科院、内蒙古文联、西北民族大学、赤峰学院、呼伦贝尔学院和河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的学者以及研究生60余人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上，内蒙古大学现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内蒙古大学社科处副处长达胡白乙拉教授宣读批复文件。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吴英喆教授宣读学院聘任决定，乌日斯嘎拉教授被聘为中心主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额尔很巴雅尔教授为中心主任乌日斯嘎拉教授颁发了聘书。中心主任乌日斯嘎拉教授向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塔亚、德力格尔、策·朝鲁门、宝音陶克陶教授以及中心特邀研究员陈岗龙、乌纳钦、叶尔达、额尔很巴雅尔、额尔敦哈达、塔亚、德力格尔、满全、策·朝鲁门、宝音陶克陶、其布日哈斯颁发了聘书。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朝戈金、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等发来贺信并赠送书籍。中心主任乌日斯嘎拉教授表示，他们将借助内蒙古大学现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心平台，计划通过5年时间，与国内外专家通力合作，全面搜集、整理海内外民国时期蒙古文学史料，并进行系统研究，完成《民国时期蒙古文学史料汇编》、《民国蒙古文学编年史》等论著以及“民国蒙古文学史料数据库平台”。他认为，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与民间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目前，内蒙古大学现代蒙古文学研究中心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收集和整理国内外留存的民国时期蒙古文学文献史料。本次大会共收到37篇学术论文，是一次国内民国时期蒙古文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与会学者围绕论文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来源：内蒙古日报蒙文报（ID：nmgrbmengwenbao）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其乐木格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编辑：宁佳欢校对：钦柏 王智华声明：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觉得不错 请点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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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院系的角度看，以下都是比较著名且有特色的，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排名十分靠前：哲学教学研究部哲学教学研究部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哲学系和世界宗教研究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世界宗教研究系主任郑筱筠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前沿》。经济学教学研究部经济学教学研究部包括：经济系、工业经济系、农村发展系、财经系、金融系、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投资经济系、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人口与劳动经济系、城乡建设经济系和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财经系高培勇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经济学前沿》、《西方经济学》（高级）、《西方经济学》（中级）。法学教学研究部法学教学研究部包括：法学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民族学系和社会发展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法学系主任李林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法学前沿》。文学教学研究部文学教学研究部包括：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少数民族文学系、新闻学与传播学系、语言学系和语言文字应用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少文系主任朝戈金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文学－文化前沿》。历史学教学研究部历史学教学研究部包括：历史系、近代史系、世界历史系、考古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和中国边疆历史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历史系主任卜宪群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史学理论与前沿》。网页链接戳这里还有一些详细介绍。

记者 | 董子琪编辑 | 黄月1近些年非虚构热仍在持续：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等活跃在公众视线中，以何伟《寻路中国》《江城》为代表的纪实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仍在绵延，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也新设了非虚构写作课程。作为虚构的对立项，非虚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非虚构写作是舶来品，中国创作者又应当如何关照中国的现实？在日前于南京举办的“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与会的作家、学者和媒体人围绕中国与非虚构写作展开了讨论。在工作坊中，有人认为非虚构填补了虚构文类日益萎缩的现实感，作家袁凌认为，“我认为当下的小说走到了很大的困境里面，由于想要打造一个似是而非的替代性的满足体验，已经走得太远了，就是一个白日梦，而这个会萎缩，会失去对现实的思考。语言也是如此，一到小说上，找到的永远是那个封闭的、自满的和自恋的调调。”更多参与者围绕着非虚构文类（包括新闻报道和社会学调查）对快递小哥、家政阿姨、三和青年的关照，延伸探讨了非虚构聚焦于普通人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虽然以书写中国著名的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并不在现场，与会者仍不断提及何伟的名字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式非虚构写作——用诗人木叶的话说，人们多次谈论何伟也证明了“我们自身非虚构写作的匮乏”。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共同发起的长期文学研究计划，以青年性、跨越边境和拓殖可能性为目标，每年召集作家、艺术家、编辑、翻译家、出版人等在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与上海-南京双城文学批评家共同完成主题工作坊对话和研讨。此前已经举行三期，分别是文学的冒犯和青年写作、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非虚构如何回应现实？以外卖小哥和家政阿姨为例文学如何回应现实的问题贯穿了整个工作坊的讨论。金理在主题发言前的致辞中即提出，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体裁似乎无法回应今天的时代，没有办法建立起和时代的真实的关联，于是创作者需要转换一种视野，去寻求非虚构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他最近的阅读经验也回应了这种对虚构的焦虑。他在阅读路内的长篇小说《雾行者》时发现，其中一个女性角色开场时热爱阅读诗歌，属于“非常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在故事中间这个人物消失了， 在后半段再次出现时，她已经变成了一位卧底女记者。人物的转换似乎透露出一种信息，即非虚构是对文学气质、文艺青年属性的克服，这令金理感到疑惑，虚构对于现实到底是否还具有力量。在接下来讨论非虚构写作题材时，这一疑惑变得更为凸显。作家淡豹以《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为例，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文章写外卖小哥从电瓶车超速和逆行中体会到了一种顺畅感，以及对身体、生活和工作的掌控感，超速超过了那些循规蹈矩的人，超过了城市的白领和上班族；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超速，而是为了掌控感而超速。这篇非虚构作品超越刻板印象，为读者带来了某种新鲜感，这种描述使得外卖员不再仅仅是被同情怜悯的“他者”，或是资本链条里纯粹被剥削的“可怜的人”。《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从外卖小哥的话题入手，淡豹也延展到了自己对于“阿姨写作”的观察。她认为，现在谈情感劳动和家庭关系谈得很多，但仍有许多新鲜的面向可待挖掘。与强调外卖小哥的主体性类似，淡豹也始终关注如何写出阿姨群体的主体性，这一点在以往的“小保姆文学”或“阿姨文学”里非常稀缺。在阅读某部以阿姨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时，她观察到，三分之二都有年轻漂亮的阿姨对城市老头暗生情愫、拼命想要留在城市的情节，而现实中的阿姨通常想要回乡，她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家孩子，此外还要花费很大精力在防范性骚扰上面，这也是很多阿姨不喜欢照顾失能老人以及挑选户主的原因。“阿姨文学”与现实之间显现的巨大隔阂和非真实性，也体现出了写作主体的差异——写作者究竟是站在可能施加性骚扰的户主这边，还是站在防范性骚扰的阿姨这边？淡豹补充说，如果站在阿姨的世界里，户主只是过客而已，并不是她们世界的中心。她们与派单老师的关系甚至会比与雇主的关系更亲密，因为她们需要依靠与前者的关系存活。如果将阿姨作为真正的主体关照，而不是当作一个虚构的、虚假的捏造对象，就会发现阿姨也构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她们要拼命考到推拿证或早教证，这样工资可以多一千块；阿姨挑选工作的标准不仅仅是金钱，也会偏爱有自由感的工作，这和普通白领阶层并无不同。淡豹从写作者的角度提出，如果要真正深入地书写阿姨的内心世界，从实际出发考察她们与婴儿妈妈的心理较量、对婴儿的占有欲，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社会学缺少的，正是文学滥用的？关于三和青年写作非虚构是否可以缓解虚构焦虑，这一问题贯穿讨论始终，而文学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如何区分于其他学科，也成为了与会者发言的焦点。社会学学者田丰提到，在看了发表在《十月》杂志的一篇以三和为背景的小说《寄居蟹》（文珍著）之后，他觉得“文学创作比社会学容易好多”。田丰是近期出版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的作者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多年来关注和研究农民工问题。他说，文珍小说中两个青年农民工的同居生活，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十分普遍，“我当时在想，早知道可以这么写，也可以把这当做一个小说来写。” 田丰对“早知道这也可以写小说”的遗憾，事实上也点明了文学与社会学的区别。他认为，虽然社会学调查往往积累了很多素材，但最终能用的只有三成，七成都要舍弃，因为社会学不能拿极端的案例代表整体的真实情况。以三和青年研究为例，他需要将三和青年作为群体进行研究，对其整体的生活状况采用白描的写法——他也承认，这种写法确实有点“浅薄”。“很多人问我《岂不怀归》中有没有什么‘三和大神’的极端案例，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极端案例，但是没有办法代表背后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作为通常性、一般性的概念去普及。”田丰说，与强调一般性的社会学调查不同，“小说更加强调一些特殊性，你可以在故事里看到各种各样的落差——地位的落差、情绪的落差和人生的落差。”《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田丰 林凯玄 著新经典·海豚出版社 2020年非虚构的写作对象究竟应当是平民还是精英？田丰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非虚构写作当然可以涉及到精英群体，但精英群体毕竟有更多发声的渠道，所以写作者应当更加关注无声的群体，这也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有所重合。在回应淡豹对有关快递小哥的非虚构作品的评述时，田丰说，近些年他们也做了许多关于快递小哥的研究，比如2018年就组织过一次对快递小哥的大调研，涉及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70多家单位，“研究成果很平常地就过去了”，效果有遗憾。“我前两天开会还跟他们说，这种方式对整个群体是不利的，因为你们的研究是太正能量了。”田丰说，研究做完之后，不能发声的群体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发声，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对比社会学与文学，田丰也反思道，社会学研究最缺失的是对故事中人物情感的关心，因为社会学强调价值中立与剔除情感，所以研究似乎缺少“人性”。如果有机会再次书写三和青年，他会让人物“更有情感一些”。有趣的是，何平在回应田丰的发言时说，社会学缺少的东西——情感——其实正是文学里最滥用的东西。何平说，“包括很多非虚构平台就在滥用浅薄的情感，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人类学、社会学和史学的交证，这也提醒人们注意，如果学科之间严格划分、缺少对话，也会造成一种隔膜。 ”作家梁鸿以连线的形式参会，她的观察也与田丰的观点形成了映照。梁鸿认为《岂不怀归》“写得非常有勇气”，然而“好像缺了点什么”。因为田丰去现场去得很少，主要是由学生去现场，田老师在后方书写总结，如果本人能去待上一两个月，最终效果可能会不同。此外，梁鸿也指出，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非虚构写作不为社会现象作总结，非虚构文本应当具备社会学的理性思维，但最终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确定的结论，因为文学的任务还是书写情感的复杂度、社会的复杂度，通过诸种矛盾看到人和社会本身。缺席的何伟与在场的何伟讨论《寻路中国》作者何伟虽未到场，但与会者并没有停止讨论何伟和以何伟为代表的美国非虚构写作。用木叶的话说，多次谈论何伟也证明了中国自身非虚构写作的匮乏。对比几代美国非虚构作家，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叶子认为，何伟总体上比新一代写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更加宽容。此外，叶子还从《纽约客》研究的角度切入，讲述了非虚构作品在美国是如何进行事实审核的。《纽约客》现有十几位事实核查员，新一代非虚构写作者樊嘉扬之前曾做过查建英和何伟的事实核查员，“查建英写王蒙的时候，樊嘉扬会打电话给王蒙，调查他是否说过那些话。”她注意到，这些非虚构写作者另外一个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意识地避免下结论，会反复地告诉读者，这个地方人口如此众多、情况如此复杂，自己笔下所展现的只是大图景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我在阅读《纽约客》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是光影分布的行家，特别知道怎么在亮面和暗面上做出微调。”《寻路中国》[美]彼得·海勒斯 著 李雪顺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何伟的中文译者李雪顺也参与了此次工作坊，他推荐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奥斯卡·刘易斯出版于1961年、直至2014年才引入中国的人类学著作《桑切斯的孩子们》，该书讲述了墨西哥城的贫困家庭的故事。李雪顺认为，在真实感的呈现和个体声音的传达方面，这本书很值得中国非虚构写作者借鉴。梁鸿推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这本书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住房危机，穷人因为没钱而被不断驱赶。作者本人曾在2008年5月至2009年12月间居住于底层社区，与周边人家进行了深入接触，将住房危机以家庭案例的形式展现出来，并详尽地讲述了每个人是怎么陷入困境的。梁鸿认为，《扫地出门》一书中的细节和个案都很有文学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工作坊也展现出了写作领域之外的非虚构叙事可能。林文华（ id@蜘蛛猴面包）是一位非虚构短视频制作者，他在疫情期间用镜头记录了自己做志愿者的经历，用不同的角度呈现人们怎样应对突如其来的事件，而那些人都是城市里的普通人，有家庭成员感染病毒的人，有独居的无助的青年，还有在地下通道滞留的外地人。与会的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汪雨萌提到，在她的观察中，抖音已经成为了非虚构的海洋，外卖小哥在里面分享他的日常生活，很多的草根号也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问题是他们可能建立不了人设，而对他们的采访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感又不免令人存疑。

#三大体系#在公认的现代学术体系中，文学研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作为不可替代的学科标志，文学研究具有专属的考察区域与考察对象、一套与众不同的概念与命题系统、一批知名的专家与研究机构。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亟须积极推进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文学研究学科内部与外部的对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源远流长，独特的概念术语与运思方式内在地镶嵌于传统文化之中。跻身于现代学术体系并获取学科资格意味着深刻的转型，转型的动力显然可以追溯至现代性的扩展。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考察现代性对于文学研究的改造：第一，文学研究远远超出了“词章之学”的范畴而涉及诸多重大的历史文化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属于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存在种种复杂的联系。第二，文学研究摆脱了经史子集的传统知识分类而步入现代学术殿堂，与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相提并论，共同承担着重塑现代社会的职责。第三，现代性带动的全球化同时促成了大规模的“理论旅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迎面相遇，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与持久的磨合。尽管文化交锋从未停止过，但是二者的一部分内容沉淀下来，并成为学科构建的重要资源。第四，所谓的“学科”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大学建制。不言而喻，作为现代教育与研究的专门机构，大学乃是现代性的产物。对于知识的生产、贮存、传承与传播，大学拥有无可比拟的效力。现代学术体系对于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与大学的认可和支持密不可分。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相似地，文学研究亦非学院围墙内部的“知识空转”。在学科的内部与外部，始终存在着无声的对话。大多数时候，文学研究的意义及其价值评判仿佛是学科的内部事件，不无晦涩的概念术语与学术文献、翔实的考证或同行之间的讨论仅仅是学科的专业性积累。然而，这并非徒劳无功的循环往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文学研究的各种学术库存可能突然被学术之外的因素激活，并被卷入思想演化乃至社会变革。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此，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亦是如此。如果认为学术的内部逻辑与社会历史完全脱钩，那么人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学术门类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另一些知识体系则日渐萧条、萎靡不振。在常规的情形下，学术的内部逻辑主持日常的学术生产及其评价；一旦历史的召唤循迹而至，潜在的学术领域便会开始萌生，继而破茧而出，迅速进入另一种轨迹，并充当唤起众多社会成员的精神启蒙，或者开启新的经济产业链。此时，知识的“节日”到来了。所以，文学研究并不是追求一个由眼花缭乱的概念堆砌出来的理论体系，亦非铸造某种徒有其表的学科躯壳。归根结底，文学研究的学术形式背后始终隐含呼应历史文化的意图。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文化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或者法学相异，文学研究并未正面考察社会历史，而是处理一批文学文本。尽管如此，文学研究从未置身于历史文化之外。从文学修辞、叙事话语结构、文学写作工具、传播媒介到神话渊源、人物原型、情节构造、意象与境界以及作品内部隐含的哲学观念，从作者想象力之源、流派与文学团体的美学风格到民族文化、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身份如何造就不同的读者共同体，众多文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分别嵌入历史文化的脉络，追根溯源的分析、解剖与综合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发现。这些发现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文学解释，或许是历史构造的揭秘，或许是自我的再认识——认识自我的历史方位，认识自我意识内部存在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如此简单的描述已经表明，文学研究拥有极为广阔的文化空间。相对于这个文化空间的多元与驳杂，文学研究范式的传统框架是否可能构成一种束缚？迄今为止，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文学研究的指向是“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无论是文字训诂、版本考订、作者身世考证还是文本的细读，成功的文学文本是启动种种文学研究的首要理由。何谓“成功”？“审美”显然是首要的衡量准绳。尽管文学史认可的经典作品风格各异，但是“审美”的成功是众多经典作品的共同品质。“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无形地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式。不同文学研究的背后往往存在一个相似的常规主题：论证一部作品的审美位阶及其与经典的距离。脱离文学话语的审美特征，文学功能的种种描述如同焦点模糊的相片。“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获得广泛接受，是文学研究重返正轨的标志。然而，现在正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时候：文学研究能否突破这种范式另辟蹊径，开疆拓土？事实上，“文化研究”名义下的文学研究已经展示了种种新型的尝试。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研究与人文学科的合作形成了若干著名的文学批评学派，例如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符号学派、精神分析学派、接受美学，等等。这些人文学科分别为文学研究贡献了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模式。“文化研究”的兴起带来了文学研究范式的巨大震荡，许多传统文学研究从未意识到的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有鉴于此，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开放的姿态。许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集展示了五花八门的研究题目，某些题目近于奇思异想。从文学话语之中解读出如此丰富的信息，这显然是文学研究的“光荣”。文学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我们又要放弃审美了吗？这是“文化研究”带给文学研究的一个尖锐问题。我们需要再三强调的是，文学之为文学——文学话语之所以不会被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法学话语等诸多学科话语所覆盖，恰恰因为审美的存在。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衡量，文学的审美意义从未下降，文学研究远未穷尽审美包含的秘密。然而，尽管认可审美作为前提，“文化研究”仍然可以提供种种后续的发现。逾越审美范畴的文学研究并非抵制审美，而是围绕审美的持续延伸，包括考察审美之所以发生的种种历史条件。“文化研究”的考察超出经典体系而广泛涉及种种文学资料，数量庞大的文学文本潜藏的许多问题并未被纳入“文学—审美—经典”的标准流程。例如，根据现有的文学史编撰，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几乎未曾入选经典体系。相对于经典体系的审美标准，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的类型化想象成为一个致命的缺陷。然而，这些情节之所以如此陈陈相因，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如果“审美”范畴无法容纳完整的解释，文学研究可以进入不同的学科寻求支援。另一些问题貌似是历史考证或者经济学、社会学分析，但是文学研究获取的结论可能曲折地投射于审美主题。譬如，佛禅的观念如何渗入中国山水诗的审美？19世纪欧洲布尔乔亚稳定的日常生活与小说之中大量细节的涌现存在何种联系？报纸或者平装书代表的印刷文化催生了哪些文学形式？数字化时代电子传播媒介如何重塑人们的审美感官？如此等等。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范围内考察审美与历史文化的互动。这时，二者之间种种隐秘而复杂的联系将会进一步显现。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不是智力游戏的开发，而是来自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观点是文学研究范式拓展的基本遵循。关注问题恰恰是注视时代、聆听时代的切入方式。如何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何认识当前的历史方位？如何想象与规划未来？这些问题徘徊于学科之外，但是它们蕴含的压力经由种种中介传递到文学研究范式，进而转换为推陈出新的学术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问题意识是投入历史的积极姿态，并力图破除实践遭遇的种种瓶颈。因此，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必须避免两种倾向：第一，炫技式的知识展示，如不厌其烦的引经据典、烦琐的资料汇集和考证。然而，大动干戈的论证往往收获若干平庸乃至无聊的主题。第二，迷信某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仿佛哪一个学派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如果将某种观察视角认定为世界的全部内容，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可能演变为固执的理论“强迫症”。问题意识的重要特征是清晰的研究目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关注这些问题。许多时候，知识和分析模式必须接受研究目标的校正。（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南帆相关阅读：自律与开放的文学研究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拓展中国文学研究视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田晓菲，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古文学与文化、手抄本文化、宫廷文化以及近现代中国研究，已出版中英文专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获2006年度美国CHOICE杰出学术著作奖)、《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秋水堂论金瓶梅》《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等。中英文译著包括《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微虫世界：一部太平天国的回忆录》（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首届“韩南翻译奖”）等，并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合编《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900年）》《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并执笔其中部分章节。她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哈佛大学，35岁时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曾两度担任该校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并获哈佛大学2012年度卡波特奖等多项学术奖。田晓菲，少年即成名。从北大到哈佛，一路从文学的写作者成为研究者。她的每部著作都有着独特的视角。更难得的是，她使通常晦涩的学术著作，变得明白晓畅，让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她以诗人的情怀、文学的笔触，优美而冷静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她凝望诗歌，思考着背后的社会、历史与政治。她的著作，单看书名就已令人向往，就像《尘几录》，就像《烽火与流星》，就像《赤壁之戟》，就像《留白》，每个书名都美得如大片剧名。在采访田晓菲之前，对她的了解来于传说，来于网络，来于零碎的讲座，来于对她作品不完全的阅读。因为病毒的作乱，我们的访谈只能通过视频进行，有些遗憾。但也因此谈得更长一些。美国名校学科设置与学术培养《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读者对于名校的学科设置，总是希望能了解更多。我们就先从您的教学谈起吧。田晓菲：哈佛东亚系的老师一般都是一年教四门课程，也就是每个学期两门。差不多一半是研究生的课，一半是本科生的课。从我个人来说，我教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中国中古文学的专题课，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到唐代、宋代文学。此外也会定期教授文学史，从上古一直到宋元文学。研究生的专题课，有时是主题型的，比如说早期的自传书写；有时是断代型的，比如南北朝文学；有时是文体型的，比如唐传奇。本科生的课程，我常常教的一门是“中国古典文学介绍”——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红楼梦》。另外一些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以及学生的兴趣需要所开的课程，比如我教过一门关于三国文学和文化的。因为是本科生的课，不能预设学生的中文能力，所以阅读的作品都是英译本。对于有语言背景的，比如现在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本科生，他们可以去直接阅读原文，但同时我还是建议他们也要阅读英文译本，以便加深理解。《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国”里边那么多历史典故，美国学生能听懂吗？田晓菲：很多学生是三国电子游戏迷，虽然不一定会讲中文，但是对三国历史和人物简直了如指掌。班里也会有华裔学生，或者韩籍、日籍学生。“三国”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过去，也是东亚文化的过去，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三国文化，又通过大众文化形式，比如影视作品、漫画、电子游戏等，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生上课有什么特点？田晓菲：我非常重视阅读原始文本。我给研究生上课，会先作一个短小的讲座，然后把大多数时间用来和学生一起翻译和讨论文本。翻译不仅检验理解，而且迫使我们一字一句作出细读，在细读中发现问题。这样做，一方面训练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一方面可以“小中见大”，不被前人的观念和定论所束缚，从而激发很多新的观点，带来新的观察角度。《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也带博士生吧？田晓菲：带博士和硕士。硕士一般来说两年。博士生学习时间比较长，有两年的时间修课，必须先修满一定的学分，再进行博士资格考，通过之后才开题写论文。博士生有语言要求：譬如专业是中国文学的话，要求一定的日语水平，能够用日文来阅读研究资料。总之，在美国读文学博士，时间是相当长的，尤其是这种涉及东亚等方面的文学或是比较文学专业，不仅需要掌握对象国语言，还要再学另外一门甚至两三门其他语言，所以学习六七年甚至八年都是很常见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士生毕业后基本会继续做研究吗？田晓菲：90%以上吧。美国没有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纯粹的研究机构，博士毕业之后大部分在大学里教书。所以在读博士阶段，他们接受的训练一方面是学术方面的，也就是说要学习新的东西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受到职业训练，在学习期间做助教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得到的是教学方面的实际经验。如果我用一个助教，我其实每周都会花很多时间跟助教互动，讨论如何带小班课、如何审读学生论文作业等等。博士生经过这样训练，将来毕业后走进课堂，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教授治校”：研究、教学与服务《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会有什么要求或者具体指标吗？田晓菲：我觉得首先要解释清楚的一点，就是美国高校不是一刀切的，不同的学校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但有三项基本的评审原则：第一就是研究，看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还有本专业领域对其学术成果的反应。这对于像哈佛这种研究与教学并重的高校非常重要。第二是教学，看你开设的课程和学生对你教课的反应。哈佛有一个Q-Guide，就是学生在一个学期之后，对一门课程和授课老师可以作出匿名反馈，包括评分，这些材料未来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主要是本科生）在选修课程时会参考这些反馈。第三就是服务。包括校内服务和对整个学科领域的服务。美国就是所谓“教授治校”，所以教授除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之外是很忙的。在学校、在系里，往往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服务，具体就是各种委员会需要教授的参与。越是特别大的学校，像哈佛这样的，由教授参与的委员会就越多，比如关于某些研究资金的分配、关于招生等，这些都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决定的，而是必须由教授来决定。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有些邮件上会按照传统惯例落款为“您忠顺的仆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整个学科的服务具体指什么？田晓菲：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很多学术出版物都需要匿名评审，越是资深的学者，越会收到很多邀请。还有，美国的学术刊物主编往往是由大学教授来担任，这也是教学和研究之外的义务服务。我最近就曾接受邀请，出任《中国早期中古》这一学术期刊的主编。刊物主编任期不固定，可能5年，也可能10年。虽然有编委会，但主编需承担大量具体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担任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是相当于系主任吗？田晓菲：大致是的，只不过东亚地域研究院不是一个“系”，而是一个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院，是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的一部分，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一个主任进行组织和领导。该研究院每年招收大约25个学生，专业包括人文与社科领域各方面的东亚研究。学生可以在各系选课，甚至跨校选课。委员会成员来自哈佛文理学院各个不同的系，一般来说具有不同学科和东亚不同区域文化的代表性，负责制定规章制度以及招生。研究院还有两位行政助理。这个研究院是独立于东亚系的。在美国高校，东亚研究的硕士研究生院不是很多，能拿到经济资助的硕士生更是少而又少。但是，对于东亚研究来说，如果选择深造，那么有个过渡的硕士训练很重要。学生需要语言的深度训练，还需要深化专业背景，需要有社会学、考古学、文学等专业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研究生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亚地域研究院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东亚研究学者以及美国甚至东亚各国外交界、金融界人士，都经过这个研究院的熏陶洗礼。《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担任东亚区域研究院主任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田晓菲：我两度担任主任，第一次挑战是对这个有较长历史但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的研究院进行改革和整合；第二次的挑战更大，是遇到学校裁减经费，研究院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我想，这个研究院如此重要，招生数量不能减少，而给学生们的经济资助也是必需的。所以，我做了各种努力和校方协商，并且向学校的各个研究中心募捐。募捐也不容易，好在我的同事们都理解研究院的重要性，都尽其可能地支持。最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欣慰：招生人数保持原样；到我卸任时，学生的奖学金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每人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助。虽然那几年失去了很多个人做研究的时间，但是能为东亚研究领域，为保持一个机构的生命活力作出一点贡献，我觉得是值得的。抄本文化：文献学和文学研究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科学报》：看来教授的担子真是很重。我们谈谈您个人的研究吧。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应该是个高冷的领域。田晓菲：中古时代在文化上特别活跃、特别开放、特别多元。我觉得能够对我们现代人所处的时代有很多启发。《中国社会科学报》：我看到有这样一个评论：“我读了田晓菲三本书。先读了《尘几录》，拍案叫绝，跟着读了《烽火与流星》和《神游》，膝盖要碎了。”这些作品，各有特色？田晓菲：我希望每写一部书都能有所不同。就像《尘几录》，是专注于从一个作者——诗人陶渊明——为切入点，然后由此谈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手抄本文化的问题。《烽火与流星》，则是专注于一个时代，就是萧梁王朝。在南北朝里我觉得这个王朝非常与众不同，文学及文化的成就非常之高。《神游》就是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选取两个点，一个是早期中古时代，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另外一个是19世纪。之所以选取这两个点，因为觉得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深刻的不同。写书和做研究时，我总是希望能有一些新的角度，或者一些新的切入点。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开心。《中国社会科学报》：能不能具体谈谈“手抄本”？田晓菲：印刷术一直到宋朝才开始变成一种真正普及的技术，所以在此之前，“抄写”其实是文本流传和传播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于研究中古时代的学者来说，深刻地意识到抄本文化的特性和影响实在至关重要。但是，纸（相对于欧洲早期写本用的小牛皮）是相当脆弱的媒介，中古时期抄本保存下来的非常少，敦煌石窟是个特例——在唐帝国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在西北一个沙漠之城里偶然留存下来一大批的写本，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和处理中古的抄本文化？比如说《尘几录》是对陶渊明和抄本文化的研究，但陶渊明本人的稿本是无从得到的，而且连最初读者的传写本也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只能从宋代最早的印本保留下来的大量“异文”里，寻找抄本文化留下的蛛丝马迹，它们或多或少能反映出宋前写本流传的面貌。从抄本文化时代流传下来的异文，很多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抄写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作者本人的权威校订本，所以大量异文到底哪些是所谓的真本、原本，实际上是无法分辨清楚的。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苏东坡说“悠然望南山”一定是错的，他说陶渊明那么超脱的人，一定是“见”南山，不会努力去“望”，他应该是很随意的一抬头，就看见了南山（其实还有个早期异文是“时时望南山”）。因为他是苏东坡，非常有权威性，所以大家都觉得他言之成理。可是他有什么可靠的文本证据呢？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其实抄本异文还只是“抄本文化”的冰山一角。这就牵涉到一个文献学的问题了。中国的学者强调考证，强调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这都是非常有历史的、有传承的学问，这些学问很重要。但是，到了21世纪，我希望有一种新校勘学、新考证学，有一种以不同的眼光来做学问的方式，不要继续像明清学者那样口口声声追求真本或者原本。在真本、原本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分辨、来对待中古文本漫长的流传历史？从陶渊明时代到我们的时代，1500多年过去了，文本在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和抄写者手中、在整个文本流传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做文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在拿到一个文本之后，便立刻很自得地直接进行讨论，这样的研究是表面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其结果经不起推敲，因为你没有深入到文本背后复杂的历史和背景中去。而研究者需要看到文本的历史，它的生成、变化和来源。抄本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流动性和多元性。举个例子，就是陶渊明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归园田居》，里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一句。这个“复得”有个异文是“安得”，是个古老的异文，但是你打开任何现代的陶渊明集或者文学选本，我可以担保没有编者会把它当作正文来对待，最多加一条注释，说明有个异文是“安得返自然”，而很多情况下可能连这个注释都没有。大家都觉得也都希望陶渊明归隐了，最后返归自然了。但是，文本异文提出了一个让人很不安的结尾，就是说我在牢笼里住了那么久了，如何才能回返自然呢？这个异文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们真的了解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生活背景，这个异文完全有可能。作家并不脱离他的时代而存在。归根到底——我在我的书里特别强调——我们并不能确定哪个版本“一定”是陶渊明本人的选择，因为我不是苏东坡，我们也不应该做苏东坡！但知道得越多，就越是应该没有自信。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并不是“陶渊明不是A，而一定是B”，而是“A和B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论证“都有可能”，其实需要对历史、社会、文化、思想有很深刻、很全面的把握。我觉得文献学和文学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中文系往往把文学专业和文献学专业分开，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对中古文学的研究，两者完全不可能分开。文学杰作让读者体验而不是教化《中国社会科学报》：《秋水堂论金瓶梅》可以说是一本随性直白的评点，这本书豆瓣评分8.8。有评论甚至称，这本书堪为您的代表作。您在写的时候是觉得很畅快还是思索辛苦？田晓菲：我觉得说是代表作可能有些过了，但我理解读者对这本书的爱好，因为《金瓶梅》本身实在是部杰作，多年来却被“淫书”的标签所牵累，而我真心爱这部书，并且为读者展示了值得我们去爱它的理由。其实我当时写《秋水堂论金瓶梅》，并没有当成一本书来写。我写的时候很快乐，每天一回，好像是写读书笔记。当然后来出版的时候还是整理过、润色过，但是原始的过程就是一个评点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报》：《金瓶梅》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是本艳情小说。您看到的是人性或者说是人情？田晓菲：我非常推崇的还是它的绣像本。这本书最让我感受到的是作者的慈悲情怀。对他笔下的所有的人物，哪怕我们觉得最邪恶的，他都写得很深入、很体贴，没有道德说教和训诫。我们读小说，是希望能够看到作者有一种高度和深度，他能够对人心有一种很深刻的揭示和解剖，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之分，否则也就是太看不起读者了。像《金瓶梅》，我觉得它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惊心动魄的杰作，它最后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更多的一些东西。而且作者把那么烦琐的日常生活写得引人入胜，这其实是很高超的技术。他用所谓白描的手法，把每个人物都写到一听这个人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潘金莲还是吴月娘，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呼之欲出，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和《红楼梦》相比呢？田晓菲：我们都说《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但如果要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的话，《金瓶梅》远远超过《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有倚傍的，《金瓶梅》就是它的范本。而《金瓶梅》的作者则没有前例，就是横空出世的一本书。之前的古典白话小说，《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描写的都是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豪杰或者历史人物，而《金瓶梅》写的就是家长里短，写一个家庭，写一个男人和几个女子，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和弱点。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传统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一部书？真的没有。从这点上来说，真比《红楼梦》要更了不起。危机促使思考：让古典文学鲜活起来《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我每每都会问的问题：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趋势或者说它所面临的挑战。田晓菲：我觉得是处在一个很奇特的关头。最近三四十年以来，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面临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一方面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共同面临的，因为美国高校往往更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好像举世皆然；另一方面，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电影研究和新兴的媒体研究，古典文学在实用性方面往往受到质疑。即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研究里，很多人对上古或者近代更有兴趣，因为上古时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近代是现代文化的直接源头，又可以和欧洲历史文化对应。挑战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经费、教师职位、出版等，相对于社会科学，甚至相对于现当代文学、电影、媒体，都面临巨大的压缩和竞争。挑战之一是本科生教学。就好像是在一所中国的大学里面，你要教文艺复兴，教莎士比亚或者英国的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校方会不会把大笔的资金拨给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美国大学，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教李白、杜甫呢？这跟研究现代中国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处？从学生角度来看，他们会想：我为什么非得要去学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这跟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且在美国大学，中国古典文学课是选修课，不是必修的。如果这个课学生觉得没意思，他就可以不选你的课，一门课没有学生选，就只好关掉，那是非常尴尬的。这种危机感也表现在出版界。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术出版社不再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方面的著作。这和中国很不一样，因为在中国，古典学术出版物作为国学研究建设可以拿到国家经费。其实，凡是有远见卓识的国家，不仅应该特别支持对自己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应该支持对世界文化传统的研究，促进世界文化和自身文化的丰富多元，这才是“文化大国”的眼光和姿态，但这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话说回来，面临挑战也能够促使我们去思考：怎样能够让这个东西本身的生命力爆发出来，而不是让它在我的研究中死掉。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古学者一方面要让学术研究深化，另一方面我觉得“问题意识”非常重要。有时候觉得老一辈汉学家不需要有什么问题意识，他可以研究一个很小的东西，研究得很深。当然了，如果能够有那样一个研究环境允许你这么做，那也很好，而且得出的研究成果自有其价值，可是我觉得这在当前海外的学术环境是很难的。实际上，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深刻的问题意识，要不然我们中华古代文明就真的会越做越死，越研究离我们越远，变成一个真正的小众的东西，进入不到我们活生生的文化里边，不能打动人心。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失败者。我想这是海外中古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海内”中古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那如何才能鲜活起来？田晓菲：一是从阅读和理解原始文本出发，不要不读原文，只靠读别人的论著找灵感；二是尽量拓展自己的批评和理论眼光；三是教学、研究、写作都是连在一起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教学都花时间气力精心策划和准备，这对自己的研究写作都有好处，而不是只把精力投入自己的研究项目。总而言之，就是尽自己所能，有意识地做出一些新东西来，至于说能不能真正做到，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但至少是我的希望吧。《中国社会科学报》：《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是您的一本新著，跨越了建安时代和现当代，这或者就是一个如何把古典文学鲜活化、现代化的极好例子，能否介绍一下？田晓菲：这可能算是一个尝试吧。其实海内外有很多三国文化粉丝，当代的大众文化、社会文化里都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这些与古典与历史存在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一般来说学者研究分成两端：一端研究建安文学，比如三曹七子；另一端则专注于三国，以三国对峙，三国小说、戏曲为中心。但是实际上“建安”和“三国”，是差不多同一个历史时期，《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譬如曹操，他本人就是诗人，而且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诗人。所以我的这本书，等于是建安文学研究和三国文学研究的结合，两者一文一武，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它们后来得到各自不同的发展，形成各自不同的传统，但这些传统当中有很多因素是相通的。所以这本书就是希望从这个时代本身的文学谈起，然后一直谈到后代对“建安”以及“三国”的建构，包括三国小说、戏曲以及当代的影视作品，最后在书的结尾谈到三国粉丝的网络文学作品特别是耽美同人作品——这个我专门写过长文论述，因此书中只是简述。所以这本书的覆盖面和时间跨度是蛮大的。我希望采取长镜头般的手法，以历史为线，呈现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变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黛梅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资料图。【编者按】近年来，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穿越、架空、玄幻、宫斗等题材的小说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与此同时，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似乎呈现出式微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党圣元在接受海外网—中国论坛网采访时指出，消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现实主义文学式微的主要原因，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不断拥抱现实主义。以下为访谈实录：海外网—中国论坛网：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创作涌现了大量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比如说《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活着》这些小说。不过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优秀的现实主义体裁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党圣元：的确，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个伟大的历史节点上回顾、反思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走过的路很有必要。我们所讲的现实主义，最开始叫做批判现实主义，最早源于十九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莫泊桑、巴尔扎克、福楼拜那一批法国作家，主要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弊端与人的异化；俄罗斯也有现实主义传统，比如托尔斯泰，以及后来的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出现。总体来说，现实主义的创作导向是以生活中的人和事为原型，通过典型化的手法，赋予其更多讽刺或批判的现实意义。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消费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暗流涌动，严肃探讨社会问题的文学日益边缘化，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趋势，失去了思考问题能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海外网—中国论坛网：现在很多年轻一代都喜欢穿越、架空、玄幻之类的网络文学，是不是说读者或者说社会心理的变化导致了严肃文学的边缘化？党圣元：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我认为，过多地指责读者素质下降是不负责任的。作家和读者本身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互影响，什么样的作品塑造什么样的读者，同时，读者也影响了创作的方向。我们还是要更多从作家自身找问题。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了，很多人已经静不下心好好创作一篇小说，写网文、做网剧，为的就是来钱快。所以我们会看到宫斗剧、职场剧甚至官场的厚黑学，大行其道。这某种程度上是创作者失去了初心。但反过来讲，踏实创作的人也不一定会受穷。你刚才提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个出版社就靠这一本书赚得盆满钵满。这说明一个问题，读者也是分层的，有人喜欢宫斗，也有人喜欢现实主义，更何况，现在的文学市场鱼龙混杂，同质化程度如此之大，读者也会产生审美疲劳。要相信，真正优秀的、下了功夫的作品是不会被埋没的。海外网—中国论坛网：所以，您觉得该怎么处理现实主义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关系？党圣元：我需要强调一点，现实主义文学与网络文学并不矛盾。网络文学也是文学，只不过是载体变成了互联网，无论是从形而上的“道”的层面来看，还是从形而下的“器”的层面来看，文学都是一个由文字构建的世界。现在有些人喜欢迎合西方文化，鼓吹技术神话，夸大两者之间的差异，这是不正确的。海外网—中国论坛网：当前，网络文学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您觉得原因有哪些？党圣元：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网络文学的作者队伍业余化，据我所知，很多所谓的网络写手都不是专业的作家，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技术赋权带给个体的表达空间扩张的意义，但文学创作之所以能成为一门专业自有其内在逻辑，它需要时间、精力和热情的浇灌，这是那些只知赚点击量的“写手”们所不具备的。其次，现在的网络文学平台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和短期效益，导致“短、平、快”的创作方式盛行，甚至洗稿抄袭也屡见不鲜。最后，文学批评没有跟上也是网络文学没有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重要原因。现在的文学批评还是多集中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对庞杂的网络文学缺少关注，导致整个行业或产业缺少可供讨论的审美标准。海外网—中国论坛网：据您观察，实现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党圣元：就像刚才所说，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在创作上，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搞创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优秀的文艺作品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踏踏实实搞创作，我相信，网络文学也会出精品。二是要加大文学批评的力度。特别是在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之外，要建构一股强大的文学批评力量。现在包括国家网信办的“净网”“清网”行动在内的一系列网络治理行动和作家协会的行业规范都在将整个网络文学引向规范的轨道。我相信，随着网络文学创作者素质的提高和网络文学批评力量的崛起，网络文学也会逐渐走出亚文化的狭窄领域，不断拥抱现实主义，迎来春天。（人民日报海外网 王法治/整理）

1月2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承办的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暨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云发布典礼在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董耀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彭云等出席云发布典礼。活动现场本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作品报送以有关单位推荐为主，同时开通自荐通道。经过推荐单位初选，本届推优活动共报送作品309份，其中著作50部、文章259篇，经过初步审核，共有277份作品符合要求，进入复评，其中著作40部、文章237篇。按照推优章程和实施细则规定，最终评选出26件优秀作品，其中著作4部、文章22篇。“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涵盖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书法、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杂技、电视共12个艺术门类，旨在按照中央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精神，推出优秀文艺评论作品，激励优秀文艺评论工作者，推进全国文艺评论的创新和繁荣，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活动每年举办一次，2016年至201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优秀著作作者代表与嘉宾合影优秀文章作者代表与嘉宾合影 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同期发布成果。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活动旨在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文艺评论工作、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明确要求，倡导批评精神，有效团结凝聚壮大网络文艺评论队伍，推动构建良好网络文艺生态，每两年举办一届。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围绕“因网而生，向美而评”的主题，紧扣2017年以来的网络文艺开展评论，创新精选重要网络文艺作品145部，评论范围包括网络演展、网络影视、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网络文艺各门类各领域。自2020年10月启动以来，收到国内百余家高校院所和报刊网站来稿700余篇，通过初评复评、文章查重，57篇文章入围网络票选，终评参考网络投票推选出30篇优秀评论文章和2家优秀组织。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受到社会各界近百万人的热切关注。据主办方介绍，这两项活动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专业性。参与推选作品的作者绝大部分具有专业的艺术理论学科背景，评论著作和文章都是文艺理论评论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和实践观照，评委都是国内顶尖的文艺理论评论大家，绝大部分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或中国评协理事。二是广泛性。报名人群涵盖约30家文艺家协会团体会员、一百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师生、数十家文艺报刊网号的编辑和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爱好者。其中优选汇在40天网上报名时间里收到700多篇文章。作者覆盖老中青年、各地域、各民族，包括来自回族、满族、蒙古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39位作者。三是在场性。评论紧密结合创作实践，参选作品都是对近年来的文艺作品或现象展开评论，普遍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进一步彰显批评精神，对文艺实践有较强的指导价值。四是年轻态。年度推优和优选汇多数作者年龄比以往更加年轻。其中第二届优选汇700多位作者的平均年龄是32岁，30篇优秀评论文章的作者平均年龄是37岁。青年文艺评论力量的积极涌现和茁壮成长，让人们对中国文艺评论未来充满期待。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的优秀作品作者、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的优秀评论文章作者及优秀组织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50人参加云发布典礼活动。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发布典礼通过中国文艺网进行网络直播，以便各地优秀作品作者、优秀组织代表及网友在线见证发布盛况。云发布典礼合影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名单（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序）著作类4部：王次炤：《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9年11月）邢建昌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朱平：《感官联觉机制的历史书写——从古代绘画到当代艺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9年9月）陶庆梅:《当代剧场与中国美学》（三联书店，2020年6月）文章类22篇：马季：《网络文学创作与评价的路径选择》（《网络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2019年12月）王金胜：《现实主义总体性重建与文化中国想象——论陈彦〈主角〉兼及〈白鹿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2019年7月）卢文超：《是欣赏艺术，还是欣赏语境？——当代艺术的语境化倾向及反思》（《文艺研究》2019年第11期，2019年11月）白惠元：《性别·地域·国族——话剧〈德龄与慈禧〉的文化坐标》（《艺术评论》2020年第4期，2020年4月）任娟：《关于杂技剧的辨析与构想》（《杂技与魔术》2020年第2期，2020年4月）刘大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当代文学及批评的转折》（《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2020年5月）刘小波：《反规约：当前长篇小说的无理据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2020年5月）许薇：《舞剧〈长征·九死一生〉的时空叙事与舞台意象》（《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2019年8月）孙媛媛：《中西声乐艺术的融通与回归——兼论西洋美声唱法如何演绎中国作品》（《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5期，2020年5月）杜晓杰、张靖池：《“疏野”之境与国产动画古典美学的意境呈现——以〈山水情〉〈白蛇：缘起〉为例》（《四川戏剧》2020年第4期，2020年4月）李宁：《何去何从：以数据为中心的当代书法研究》（《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12月）杨子：《再造“地方”：新的文化治理视域下上海戏曲文化空间的生产》（《戏剧艺术》2020年第3期，2020年6月）辛尘（原名胡新群）：《关于近年来篆刻创作几种倾向的思考》（《中国书法》2019年第8期，2019年8月）张均：《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之我见》（《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2019年9月）张德明：《新中国诗歌的七十年》（《诗刊》2019年7月号上半月刊，2019年7月）陈冬梅：《时代之声与青年成长——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0期，2019年10月）尚辉：《现实主义的中国化探索——新中国油画70年的审美再造》（《美术》2019年第11期，2019年11月）周邓燕：《摄影大众化与影像真实性——以解放战争中的晋察冀画报社为中心》（《文艺研究》2020年第5期，2020年5月）周宪：《艺术跨媒介性与艺术统一性——艺术理论学科知识建构的方法论》（《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2019年12月）秦喜清：《全球化时代的疫病隐喻：病毒电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电影艺术》2020年第3期，2020年5月）程兴旺：《1949年以来中国音乐史学中唯物史观的回顾与思考》（《音乐研究》2019年第4期，2019年7月）谢纳、宋伟：《历史诉求与当代向度：历史哲学视域中的新时期文学艺术书写》（《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2019年10月）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优秀评论文章和优秀组织名单优秀评论文章30篇：曹峻冰：《网剧〈长安十二时辰〉电影化表达的现实意义》董晓可：《是漫步云上，是熠熠星光——〈文学的日常〉中的“诗与思”》邓韵娜：《论网络剧〈鬓边不是海棠红〉中媒介与传统的交融》罗梦琪：《“请别让我那么快长大”——我看“小戏骨”系列影视剧李强：《网络文学对文学等级的消解与重构》《文艺报》2020年8月24日胡昕恬：《回溯原点，重返现场——由“方舱舞蹈”评网络文艺的在场性》鲍远福：《“网改剧”〈庆余年〉的时代价值》姜磊：《〈绘真·妙笔千山〉：国风游戏的审美理想》 付李琢：《网文“爽感”对现实题材的一次植入》《文汇报》2020年4月22日唐祺林：《经典何以走向当代社交文化空间——自B站央视版四大名著弹幕文化谈起》马季：《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之间——长篇小说〈宰执天下〉文本解读》黄帅(黄西蒙)：《〈清平乐〉与古装剧审美风格的转向》光明网2020年5月14日李雨轩：《短视频中的乡土世界及其美学建构——以“蜀中桃子姐”为例》陈进：《要“硬核”，也要人文精神》凌瀚：《“云模式”下的综艺众生相》《江西日报》2020年4月2日李智、黄新新：《对“高糖无虐”甜宠剧的观察与思考》《中国艺术报》2020年7月13日秦兰珺：《三农vlog:把美丽乡村写在影像中，写在大地上》马明高：《“Z世代”的文艺：走进人心，观照生活，深入精神——网络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的“出圈”爆红及其他》高翔：《“二次穿越机制”与爽文世界观——从〈庆余年〉到〈诡秘之主〉》任飞帆：《网络电影〈毛驴上树〉：开启农村题材网络电影精品之路》李阳：《后疫情时代的京剧“新现场”——〈瑜你台上见〉对于京剧传播的示范价值》欧阳友权：《传统是网络文学的“精神血脉”》《光明日报》2020年1月8日 房伟：《中国网络文学之现实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0日宋磊：《一部画风独特的“强剧情”悬疑作品——浅谈〈大理寺日志〉对国产网络动画创作的启示》《中国艺术报》2020年6月15日 孙晓星：《线上还是线下，这对戏剧是个问题吗？》《钱江晚报》2020年5月10日胡智锋、陈寅：《疫情期间短视频艺术发展的新态势》《中国文化报》2020年6月2日许源：《时代与时代中的复调——简评〈长安十二时辰〉》赵贵胜：《中国网络动画：以守正凝人心，用创新聚人气》张文海、胡晓娇：《舞蹈影像：镜头视角与肢体表达的“跨界共舞”》《中国艺术报》2020年5月18日谢坤宏：《以技术弥补遗憾——评“2020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展演”》优秀组织2家：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责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