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世界文学》杂志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 拼图生活/供图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其一是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其二是出版和接受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这两者自然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其三是多元格局逐渐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以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并不否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下仅就学界广泛关注的“世界文学”问题再呈管见。首先，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是客观存在的。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之舞之蹈之和口传文学；从共时性角度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皆有文学。因此，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学》。它最早由鲁迅和茅盾创刊，是为《译文》；20世纪50年代末改称《世界文学》，而且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其天平甚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倾斜。其次，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既是古来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主义者的无如之谓。19世纪初，歌德萌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时代”的预想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出于对《玉娇梨》《好逑传》或《萨恭达罗》之类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举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早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这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种“世界文学”。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再次，迄今为止，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无论是夏志清还是马悦然，大抵对我国“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评价不高，《红楼梦》也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和凤毛麟角的蠹书虫，西方读者鲜有知道《红楼梦》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单就读者数量而言，《金瓶梅》和《聊斋志异》远超《红楼梦》。至于我国当代文学，则大抵还是西人文化猎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质。平心静气的理解尚须假以时日，一视同仁的欣赏却必得我国全面崛起。19世纪的英、法文学和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其所以风行，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除了文学本身，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自不待言。如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文学却是相对沉默的，尽管其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不容小觑。且不说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像对待美欧文学那样对待过巴基斯坦文学？因此，国内外达姆罗什们、卡萨诺瓦们的所谓“世界文学”果真是对世界文学一视同仁的接受与赞美吗？这个问题姑且悬置。让蝴蝶飞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应如何。好在杂事倥偬，时光倏忽，我辈之后，还有来者。何况世界一日千里，后人很快就会得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蔚然成风。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纷纷攘攘的主义、思潮，但基本视野却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资源”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先说学术史研究。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且说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从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之后。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学术史研究方法虽然早已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四十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它都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成规模地重启学术史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借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是避免和杜绝低水平重复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三）阻断现代主义以降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再说伦理学研究。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同样起始于“维新变法”之后，尽管伦理学资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较长一个时期，伦理学这个常规武器仿佛被付之阙如，甚至被当作冬扇夏炉。然后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它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同时，一如学术史研究，无论是伦理学还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归根结底都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方法。当然，这些仅仅是学苑举隅。其他还有诸多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方法与个案，在此恕不一一罗列。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1日第1945期 作者：陈众议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简称“中国社科大”）已于近日正式启动院系调整：在原有7个本科学院、3个研究生学院和17个研究生教学系基础上，新组建成立12个科教融合学院。据中国社科大官网消息，9月14日下午，中国社科大院系调整暨科教融合工作座谈会在社科院学术报告厅召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社科大党委书记王京清主持座谈会并做总结讲话，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出席会议并讲话。高培勇在讲话中指出，今天的座谈会标志着中国社科院深度科教融合工作实质启动，从此中国社科院大学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也将有力推动相关研究所以教促研、教学相长、快速发展。王京清在总结讲话中回顾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社科大的办学历程和三个重要阶段，提出了要坚持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同时要求中国社科大及新组建的科教融合学院、各相关研究所尽快做好科教融合的相关配套工作，尽快研究落实会议所提出的要求，筹备好大学2020开学典礼暨科教融合学院成立组建的大会。消息称，会议还介绍了新组建的12个学院领导班子的构成情况，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文学所、哲学所等11个研究所的所长或党委书记出任新组建的科教融合学院院长，若干位学部委员和二级研究员将受聘特聘教授，数百位研究人员将成为大学的岗位教师。另据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透露，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将分别出任中国社科大文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掌门人”。公开资料显示，刘跃进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首席专家，经济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此前，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9月1日晚发布消息称：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印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院系调整暨推进科教融合改革工作方案》（简称《方案》），根据该方案，中国社科大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院）一起，共建12个本硕博一体化的科教融合学院，并进一步加强各研究生教学系建设。目前，这12个科教融合学院已获批成立，它们是在原有7个本科学院，3个研究生学院和17个研究生教学系的基础上组建的，每个学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所（院）作为牵头合作单位。它们是：哲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经济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商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法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府管理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会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文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语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新闻传播学院（媒体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历史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科大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而组建，致力培养哲学社会科学后备人才，努力建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2017年秋季，中国社科大首次招收本科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米兰·昆德拉盛赞的《梦游人》究竟好在哪？时间：10月16日（周五）19:00-20:00地点：小鹅通直播主讲人：流畅（译者）启发米兰·昆德拉写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马尔克斯齐名的拉美文学四主将之一卡洛斯·富恩特斯，亦对其多有效仿。这部万众瞩目、备受期待的作品就是来自赫尔曼·布洛赫的《梦游人》。赫尔曼·布洛赫逝世近70年，《梦游人》在世界各地出版了几十种译本。国内读者期待了几十年的中文译本，终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翻译界的盛事。所以，本次活动我们就邀请到了本书的译者流畅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关于梦游人的故事。中国科幻研究新时代时间：10月17-18日8:00-19:00地点：腾讯会议嘉宾：李广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冯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专业讲师）、杨庆祥（评论家）、张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等科幻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将邀请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从中国科幻研究的得失与展望这两方面探讨科幻的边界、人工智能与未来人文、中国科幻史前沿等主题。“重温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与大学教育”学术论坛时间：10月17日（周六）8:00-17:30地点：腾讯会议（ID：272172833，密码：1017）、哔哩哔哩嘉宾：刘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金雯（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王升远（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新世纪廿载以来，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愈益昌明，技术日新月异。然而，“人文主义”却渐入尴尬之境地，反思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捍卫者亦有之。由此，后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以及反人文主义等众多思潮兴起，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当下人文主义的意义，重估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的双向传统价值，探究以文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与人文主义的内在机理。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重估人文主义与人文学科，研讨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人文传统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层脉络，进而深入思考中外文学研究对当下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与大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国外文学》杂志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此次学术论坛。天地事，八篇中——漫谈《史记》八书的撰写与流传时间：10月17日（周六）14:00地点：i中华书局小程序主讲人：陈正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不可不了解《史记》。但普通读者要了解并读懂《史记》，最好的门径是对它有专深研究的学者以通俗的语言来介绍清楚，告诉读者《史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以通俗的语言讲史记，练达幽默，深受读者们欢迎。本次讲座，陈正宏教授将以新著《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为基础，带您探寻司马迁撰述《史记》八书的心曲，并了解早期中国制度史书写与传播的艰辛。黄梵：重新理解新诗时间：10月17日（周六）19:30地点：江苏图书馆云平台主讲人：黄梵（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新诗，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诗歌较大的影响。许多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众多诗人的探索和一些杰出诗人的创造，使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本期南图名家直播活动，特邀著名作家、诗人黄梵谈谈他对于新诗的理解。他将从新时期的三次新诗转向入手，探讨其转向原因，以及新世纪新诗面临的任务和多元复杂审美带来的融合挑战。当新诗面对诸多融合的挑战时，必然会触及当下诗坛的一个分歧，即对诗作完成度和好诗的不同理解，此分歧看起来无望获得解决，然而一些启发性的思考，将会影响你写新诗的样貌和方向。如何开展一项快递员研究？时间：10月21日（周三）19:00-20:30地点：社会学之思微信群主讲人：张杨波（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本期社会学之思读书会，张杨波将为大家解读自己的新书《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员的日常工作和劳动过程》：为什么选择快递员群体开展社会调查？快递员与外卖员的异同点是什么？对于快递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不同主体存在哪些想法上的差异？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尝试——基于一种批判性视角时间：10月22日（周四）14:00-16:00地点：腾讯会议（ID：748159964）主讲人：全京秀（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从认识论的问题上看，兴起于西方的人类学学科在走向亚洲的路径中基本都经历过现代化，结合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若这两个事实与“中国人类学自1903年严复翻译《天演论》一书为始”的假设相吻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化开始的时间与上述假设之间大约有40年的巨大差距。怎样填补这个空白？此外，从方法论的问题上看，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中心方法，由马林诺夫斯基于1915年至1918年间在特洛布里安群岛进行田野调查时所重新定义。从无文字的社会转向充斥着大量历史文献的文化社会，对此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如何进行处理？在把交流作为文化传播和获取的主要工具的情形下，考虑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功能问题，应再重新定义“民族志”这个词，即作为一种人类学方法在文化社会里开展人类学研究。于未来，尤其是在这场疫情的影响下，我们能用民族志做些什么？附：线下活动预告北京｜只是因为这世界美丽——诺奖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诗歌朗读会时间：10月16日（周五）19:00-20:30地点：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1号楼世纪财富中心东座2层建投书局嘉宾：张静雯（诗人）、王彻之（诗人）10月16日晚，青年诗人张静雯与王彻之将做客建投书局·北京国贸店，在北京最美的秋日，与大家一同朗读新晋诺奖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诗作，一同走入诗人用文字构筑的精神世界，感受她如锥子般直扎人心的残酷文字背后，带给我们的有关“爱、死亡、生命、毁灭”的思考与。北京｜成为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张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新书发布会时间：10月16日（周五）19:00-21:00地点：朝阳区建国路87号北京SKP购物中心4楼RENDEZ-VOUS书店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年，值《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出版十年之际，此书再版《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问世，我们荣幸地邀请到戴锦华、张莉两代学者同台对谈。女学生身份对于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女学生群体的出现，是否标志着新的女性文化的开始？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学校，就能产生真正的现代女性吗？新文化运动对“妇女是人——有着独立自由意志的人”的认识，对于现代女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0月16日晚，著名学者戴锦华、张莉，携手嘉宾主持、《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做客SKP RENDEZ-VOUS，共话中国现代第一批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北京｜诗歌新力量——《那些写诗的80后》《正在写诗的年轻人》新书发布朗诵会·北京诗人专场时间：10月16日（周五）19:30-21:00地点：东城区和平里北街6号15号楼一层码字人书店嘉宾：春树（作家、诗人）、李柳杨（诗人、小说家）、宋壮壮（针灸科大夫）等今天是《那些写诗的80后》《正在写诗的年轻人》两本诗集正式上市的日子。新鲜的诗集终于在途，这两本诗集无疑是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们代表作和近作的一次集中展示。正值第五届北京十月文学月，诗歌新力量：《那些写诗的80后》《正在写诗的年轻人》新书发布朗诵会·北京诗人专场将于10月16日晚在北京码字人书店 · 和平里店举办，欢迎各位诗友和读者参加。北京｜用文学书写北京的现在进行时——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新书分享会时间：10月17日（周六）14:00-16:00地点：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1号楼世纪财富中心东座2层建投书局嘉宾：石一枫（作家）、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著名作家石一枫的最新长篇小说，故事场景设定在北京城东部的麦子店。10月17日下午，著名作家石一枫，著名学者、批评家张慧瑜，将应邀做客建投书局·北京国贸店，与读者一道分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强大而坚韧的普通人故事”。北京｜书写爱情：生活大雾，爱就是能见度——刘庆邦《心事》新书发布会时间：10月17日（周六）14:30-16:30地点：东城区和平里西街雍和宫壹中心北下沉庭院雍和书庭主讲人：刘庆邦（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刘庆邦的小说着意展现乡土社会的原始风貌，通过中原乡土社会中最普通的景物，展现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在他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心事》中，精心收录了22篇有关“爱情”的短篇故事，也是刘庆邦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首次结集。本次活动为刘庆邦《心事》的首场新书发布会，特别邀请刘庆邦做客北京雍和书庭，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共同探讨爱在生活中的重要价值，探讨短篇小说写作的要义。北京｜现代诗歌爱好者如何进行自我教育——来自玛丽·奥利弗《诗歌手册》的启发时间：10月17日（周六）15:00-17:00地点：朝阳区建国路6号郎家园6号院郎园Vintage 21号楼荟读空间嘉宾：冷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胡续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近日，乐府文化与纸上造物联合推出了被《纽约时报》评选为最受欢迎的诗人——玛丽·奥利弗的《诗歌手册》，原书作为诗歌阅读与写作的理论总结，在国际上畅销多年，被许多国家的读者视为诗歌爱好者们的必读书目。本次活动围绕着“诗歌的阅读与写作”邀请了两位在高校任教并极富诗歌教育实践的诗人——胡续冬和冷霜。两位不仅自身都是优秀的诗人、学者、译者，也亲身参与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进程，并见证了当代青年诗人写作的新生态，邀请他们就当下国内诗歌创作的现状，以及各自的诗歌阅读、写作实践展开对话，对于国内诗歌爱好者们来说，是非常有指导和参考意义的。而对于像《诗歌手册》这样的诗歌阅读、写作指南书，两位以自身多年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实践经验，更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它在诗歌学习中的实际价值，点明它对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者具有怎样的意义。北京｜故事在黑暗之中——阿特伍德《证言》新书分享会时间：10月17日（周六）19:00-20:30地点：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启皓大厦一层中信书店嘉宾：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止庵（学者、作家）、霍艳（学者、作家）《证言》通过三个不同的女性角色各自的经历和视角，拨开前作留下的重重迷雾，构建起一个更宏大、更开阔的时空，首度披露了基列国倾覆背后的秘闻。10月17日，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学者张莉、作家止庵、青年作家霍艳，一同来到中信书店启皓店，解读这部全球瞩目的作品。北京｜骆驼之城：近代北京骆驼的城市化时间：10月17日（周六）19:00地点：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大学文西1327历史文化学院会议室主讲人：张雷（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自从清代中期，北京西山地区的骆驼，从门头沟和房山运煤至北京城内，形成产业，沟通城乡。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骆驼接受包括交通、卫生等近代化工程的审视。1928年之后，北京变为北平，骆驼被作为旧京的象征，构建文化之都和旅游之城的新身份。北京骆驼的城市化并非是通常的去动物化（Deanimalized），而是超越实用主义，从社会和文化维度重新定义城市与动物关系，同时是一个保存过去，调和现实的过程。北京｜昆鸟诗歌朗诵会时间：10月17日（周六）19:30-21:00地点：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53号王府井百货B2王府井和平菓局内码字人书店主讲人：昆鸟（诗人）作为在码字人出场率最高的一位诗人，同时也是码字人市集摊位中最快卖光的诗集作者，我们荣幸地邀请昆鸟成为“向陌生致敬”青年诗人系列第五季第2场的主嘉宾诗人，而之前已经预购诗集的读者们，欢迎你们来到码字人书店王府井新店的读诗现场，我们将要兑现邀请你和昆鸟一起读诗的约定！北京｜对话张宏杰 简读中国史时间：10月18日（周日）14:00-16:00地点：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朝阳大悦城9层晓岛图书馆主讲人：张宏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历史圈有这样一个人物，他的风格不是传统的严肃历史文学，曾出版《曾国藩传》《简读中国史》《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等历史畅销书，却自称“历史的局外人”。10月18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张宏杰来到北京·晓岛。他将把历史拆开揉碎，用通俗化的独特视角带现场观众们简读中国史；也将把世界坐标下的中国脉络娓娓道来。北京｜当生老病死成为商品时间：10月18日（周日）14:00-16:30地点：朝阳区亮马桥路52号燕莎友谊商城四层奈目书店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保险，都知道它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保险进入国人的生活也只有三十年，为什么我们会逐渐接受了自己的生老病死可以成为一种可以定价的商品？保险公司是怎样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这里面涉及了很多文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市场营销的问题。本期读书会将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针对中国寿险市场形成的社会调查研究，书中探讨了为什么国人开始接受了保险这一新鲜事物，以及不同保险公司是怎样利用和规避国人的文化传统来销售产品的，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社会观念变化的种种印记。我们会在活动中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探讨，欢迎新老朋友来参加活动，和我们一起聊聊你是怎么认识保险以及跟保险销售打交道的。北京｜万物皆堪垂泪——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新书分享会时间：10月18日（周日）15:00-17:00地点：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启皓大厦一层中信书店嘉宾：韩松（科幻作家、媒体人）、谷第（科幻科普作家）麦克尤恩在《我这样的机器》中写道：“我们创造了一种有智能、有自我意识的机器，并将其推入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由人类设定参数、控制运行的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同时，倘若卷入人类的情感冲突与道德矛盾之中，会带来怎样的后果？10月18日，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两位著名的科幻作家——韩松与谷第，一同来到中信书店启皓店，围绕麦克尤恩的新作品《我这样的机器》，聊聊文学中的人工智能这个话题。北京｜也没有人逼着我们写字——《时间的仆人》新书首发沙龙时间：10月20日（周二）19:00-21:00地点：朝阳区朝阳北路101号朝阳大悦城5F单向空间嘉宾：杨葵（编辑、作家）、蒋方舟（作家）、蒯乐昊（媒体人）《时间的仆人》是《南方人物周刊》总主笔蒯乐昊的小说处女作，近日出版。单读新书圆桌论坛“小说与我”借此讨论创作者的动机、这个时代的女性写作、文学与写作者的历史角色等话题，并再一次思考：阅读小说，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而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们，又如何理解他们与小说的关系？此为论坛的第一场，除了蒯乐昊，还邀请了杨葵、蒋方舟两位嘉宾，谈谈他们在正职工作之余的写作。北京｜有了自己的空间，女性就能写作了吗？——《现场：当代艺术访谈录》、《时间的仆人》及《竹不如肉》新书分享会 时间：10月21日（周三）15:30-17:00地址：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东楼201金杜艺术中心嘉宾：曾焱（媒体人）、蒯乐昊（媒体人）单读新书圆桌论坛“小说与我”第二场活动，邀请了同为媒体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曾焱，一起谈谈女性写作。上海｜魏晋易代的大事因缘时间：10月16日（周五）19:00-21:00地点：浦东区浦城路150号3楼上海浦东图书馆·融书房主讲人：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东汉末年至魏晋，政治局面云谲波诡。在这乱世之中，有个家族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这就是三国魏晋史上的司马家族。周五晚，陆家嘴读书会邀请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仇老师将探究司马氏家族的权势网络在曹魏政治中的成长与运作，解析魏晋易代之际一系列历史事件背后的隐秘，为读者揭示魏晋之际政治变化的实相。上海｜从老城厢开始，聊聊上海城事时间：10月16日（周五）19:00-21:00地点：虹口区四川北路1468号四川北路公园内海派文化中心一楼景云厅嘉宾：黄飞珏（媒体人）、周力（媒体人、体育评论员）10月16日，“海派青申活”读书会请来了著名的“老娘舅”黄飞珏与体育评论员周力，谈谈上海老城厢建筑和他们喜欢的上海体育明星。活动现场还会有上海故事家、相声演员严夏的精彩表演。上海｜“怪诞”与“真实”之间的托卡尔丘克时间：10月16日（周五）19:30-21:00地点：黄浦区复兴中路517号思南书局嘉宾：曹元勇（出版人）、李灿（文学编辑）“她是位速写大师，捕捉那些在逃避日常生活的人。她写他人所不能写：‘世间那痛彻人心的陌生感。’”这是2019年，瑞典学院将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时的授奖词。托卡尔丘克善于将精深的写实与瞬间的虚幻巧妙地融合在作品中，将目光投向生活中饱受忽视的小角落、平平无奇的小人物，从中发掘富有诗意的部分，以瑰奇的想象拓展现实的边界。近期出版的两部小说集《怪诞故事集》和《衣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她的写作特色。10月16日，出版人曹元勇、文学编辑李灿将来到思南书局，结合《怪诞故事集》和《衣柜》两本新书，解读“怪诞”与“真实”之间的托卡尔丘克。上海｜三棱镜中：身为翻译家的诗人时间：10月17日（周六）9:30地点：杨浦区长海路366号杨浦区图书馆2楼报告厅主讲人：包慧怡（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从乔叟到莎士比亚，从柯尔律治到艾略特，从埃兹拉·庞德到伊丽莎白·毕肖普，本讲座聚焦于英语文学中那些同时从事翻译工作并以此滋养或批判自身创作的诗人。从自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些诗人无不将翻译经典作品视为完善个人诗艺的关键步骤，即使他们的译作常常在生前并未出版。主讲人、青年学者包慧怡也同时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她将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通过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当代的众多诗歌实例，引领大家走近翻译、改编和创作这三个古老工种之间的灵泊地带，审视在作者和译者的角力拔河中，如何能诞生一种“忘我而无用的专注”，去反哺在劳作中安放的生命。上海｜回归艺术哲学：形式、图像与感性的思辨时间：10月17日（周六）10:00-18:00地点：静安区曲阜路9弄下沉庭院B1层OCAT上海馆公教空间嘉宾：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圣遂（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经理）、张培力（艺术家、策展人）、张坚（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等《艺术史与艺术哲学》创刊发布暨主题论坛“回归艺术哲学：形式、图像与感性的思辨”将于10月17日在OCAT上海馆公教空间举行，特邀来自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等多位重量级嘉宾，借《艺术史与艺术哲学》创刊之际围绕“艺术哲学”这一久违的概念，探讨感性、思辨何以成为艺术哲学的基本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上海｜《上海表情》——城市有爱，生命更灿烂时间：10月17日（周六）14:00-16:00地点：黄浦区复兴中路505号思南文学之家嘉宾：何建明（作家）、高伟（作家）关于创作《上海表情》一书，作者何建明曾说“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因疫情“被留”，与孤独相伴，与流浪猫互动，与“发热”搏斗，在孤寂中坚持……他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以如椽之笔记录下的，是疫中上海最真实的表情，描绘的是上海这座人民城市“人民至上”的温暖底色，尤其是作家细腻而独特视觉下的个人体验，更让上海这座城市充满了温暖与人情、科学与理性、大气与高尚、智慧与高远……这是一位作家深厚的家国情怀、时代意识的生动体现，是中国抗疫珍贵的现场记录，更是作家献给他所热爱的国家的一片赤子之情。上海｜水银灯影里的辉煌人生：唐大郎与电影时间：10月17日（周六）14:00-16:00地点：徐汇区淮海中路1555号上海图书馆正门3楼创·新空间嘉宾：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汤惟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唐大郎（1908-1980）是解放前的小报状元，人称“江南第一枝笔”。他大约从1927年开始投稿，以后投身为职业报人，从事了大半辈子的新闻事业，蜚声海壖，交游无数。唐大郎喜欢看电影，早年在大报发过影评文章，以后结交许多电影界人士，如龚之方、陆小洛、柯灵、沈浮、朱石麟、桑弧、黄佐临、李萍倩等。有意思的是，唐大郎还曾在电影中露过相，本色表演，博得大家一致好评。10月17日，让我们聆听张伟、汤惟杰两位对谈唐大郎与电影的不解之缘。上海｜今天，我们需要阿瑟·米勒时间：10月17日（周六）15:00-16:30地点：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大厦52楼朵云书院·海上文薮嘉宾：孙甘露（作家）、喻荣军（剧作家）、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韩博（诗人、艺术家）10月17日下午，在阿瑟·米勒105岁诞辰当天，“阿瑟·米勒经典剧作合辑”将在朵云书院旗舰店首发。作家孙甘露，剧作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诗人、艺术家韩博，将来到朵云书院旗舰店，和主持人陈飞雪（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一起，谈谈阿瑟·米勒作品跨越时空、经久不散的魅力。上海｜寻找海派美食的文化密码时间：10月18日（周日）14:00-15:30地点：徐汇区淮海中路1555号上海图书馆正门三楼创·新空间主讲人：梁清散（科幻小说家）《厨房里的海派少女》是梁清散在多年研究海派文化后的集大成之作，将海派西餐的演变与晚清时期的上海滩文化结合在一起，以五位少女的成长故事来表达。本次活动中，梁清散将与读者分享在写作过程中，收获的关于海派文化、海派美食相关的一系列趣味故事。上海｜红楼人物的结构化理解时间：10月18日（周日）14:00-16:00地点：黄浦区福州路401号上海古籍书店主讲人：詹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10月18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将在上海古籍书店举办“红楼人物的结构化理解”讲座暨签售会，与读者一起重温经典，解读《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上海｜一个法语编辑在法国文学中的奇幻漂流时间：10月18日（周日）17:30-18:30地点：静安区安远路1号1楼Atelier咖啡厅主讲人：黄雅琴（图书编辑）“你为什么选择学习法语？”一个深入灵魂的叩问，在法语学习者们无数个失眠的夜里再三再四地出现。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资深法语编辑，黄雅琴最初学法语的初心又是什么呢？本期活动，我们将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法语编辑黄雅琴。在她眼中，中国与法国的文学出版行业有什么联系和差异；聊聊她工作生涯接触的第一位作家让她激动得整夜未眠；做一个法语编辑是种怎样的体验；一个法语编辑在疫情期间有哪些转变和感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她为何如此钟情法国文学……上海｜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教育观今读时间：10月21日（周三）9:30地点：徐汇区淮海中路1555号上海图书馆西区二楼报告厅主讲人：刘国胜（鲁迅文化基金会特邀顾问、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顾问、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本讲座选取鲁迅研究中较少涉及的一个专题——鲁迅教育观，系统而扼要地介绍鲁迅对教育本质及其重要性、教育目标、教育发展的基本条件、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师的关键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读书在教育中的作用、社会进步和教育的关系等现代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阐释鲁迅教育观对解决当下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的启发，包括对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启发。上海｜鲁迅的为人&鲁迅精神的草木背景时间：10月21日（周三）14:00地点：徐汇区淮海中路1555号上海图书馆西区二楼报告厅嘉宾：王锡荣（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访问特聘教授）、薛林荣（作家）本讲座主要从鲁迅怎样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角色，来解读鲁迅的为人。从怎样做儿孙，到怎样做学生，怎样做兄长，怎样做丈夫，怎样做父亲，怎样做老师，怎样交朋友，怎样做同事，最后，怎样做一个社会人，也就是做一个不懈抗争的精神界战士，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提示鲁迅为人的准则，彰显鲁迅人格的伟大，以及给我们今天做人做事的深刻启示。广州｜灾难年代，文学何为？——《见证者之书》新书分享会时间：10月17日（周六）15:00-17:00地点：天河区天河路383号太古汇负一层MU35号方所嘉宾：凌越（诗人、评论家、译者）、杜绿绿（诗人）20世纪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人道灾难最频发的一个世纪，以纳粹德国发动的犹太人大屠杀为代表的人道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恶之印记，也为自此之后的文学提出了新的拷问，如何以文学见证灾难？如何书写灾难的见证？灾难之后，又应当以怎样的文字和语言重新尝试演说？此次作家、评论家凌越将携新作《见证者之书》与诗人杜绿绿一起探讨文学的见证功能。杭州｜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生活也是——《时间深处的花园》新书分享会时间：10月17日（周六）15:00-17:00地点：拱墅区丽水路58号远洋乐堤港文化体验区B103单向空间1F嘉宾：田艺苗（作家、乐评人）、王旭烽（作家）“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是田艺苗对《海上钢琴师》这部电影的评价，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唱片公司的录音师带了设备登上弗吉尼亚号轮船来找1900，要将他弹的音乐录下来，带回美国出版。对那时的音乐家来说，录音一定非常尴尬。在他们看来，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是此时此刻，是每一次声音与灵魂的相遇。”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生活对我们来说也意味着此时此刻，是每一次我们的身心与灵魂的相遇，是活在不可复制的当下。10月17日，来听田艺苗和王旭烽聊一聊影响了一代人的音乐、分享她们与写作相伴的生活。杭州｜勇敢地成为心中的自己——《木兰辞》绘本分享会时间：10月18日（周日）14:30-16:30地点：拱墅区丽水路58号远洋乐堤港文化体验区B103单向空间1F主讲人：叶露盈（绘本家）10月18日下午，叶露盈携《木兰辞》绘本做客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和读者朋友分享她笔下的花木兰，分享一个勇敢做自己的动人传奇。南京｜故有斯人慰寂寥——《孟子读法》新书分享会时间：10月18日（周日）15:00-16:30地点：鼓楼区广州路173号先锋书店嘉宾：张定浩（文学评论家）、何同彬（评论家、《钟山》杂志副主编）如今，当我们身处全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为何依然需要阅读《孟子》？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处在文言文语境下的古典作品？而这些也是张定浩在新书《孟子读法》中试图与读者讨论的问题。在书中，张定浩通过逐节文本细读的方式，力求在“人人可读”之前提下，折衷诸家，撮取大义，对《孟子》中所囊括的先人智慧进行全面且深刻的挖掘。10月18日，作家张定浩将与青年评论家何同彬来到南京先锋书店，与读者分享《孟子》其书，孟子其人。成都｜老友记——诗人与诗人的致敬时间：10月17日（周六）19:00-20:30地点：青羊 窄巷子30号三联韬奋书店嘉宾：汪剑钊（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高兴（诗人、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蒋蓝（诗人、散文家）10月17日晚，诚邀热爱文学的、享受孤独、灵魂相似的朋友，到窄巷子三联韬奋书店，与两位诗人及散文家蒋蓝老师一起，聊聊诗歌，聊聊散文，聊聊我们迷惘而又必定充满希望的未来。成都｜我们不会告别——金色俄罗斯文学分享会时间：10月18日（周日）14:00-16:00地点：青羊区人民西路4号四川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嘉宾：汪剑钊（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高兴（诗人、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池济敏（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俄文系副教授）、刘亚丁（四川大学教授）、林文询（作家、编审）2016-2017年是中俄媒体交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借此契机，策划出版了“金色俄罗斯丛书”。经过五年积累，目前已经出至近30册。为更好地推广优美而深厚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将邀请“金色俄罗斯丛书”主编汪剑钊和“蓝色东欧丛书”主编高兴，四川大学教授刘亚丁、金色俄罗斯译者池济敏教授、作家林文询一起，跟读者分享俄罗斯文学之美。成都｜经济学视野：爱情、婚姻与选择时间：10月18日 (周日）14:30-16:30地点：天府新区天府大道麓湖生态城艺展中心寻麓书馆主讲人：赵长轶（四川大学创业与创新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四川大学商学院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系副教授）与爱情的浪漫不同，婚姻会卷入更多的现实考量与经济利益。前段时间热播网剧《三十而已》中呈现了三个女孩三种不同的婚恋选择与不同人生状态，这三种不同的婚恋观都具有其代表性，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三种不同的婚恋观，到底孰优孰劣？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10月18日，生命议题第三讲特别邀请四川大学赵长轶副教授，将用经济学来分析爱情与选择，并将从人类行为经济分析的角度来探讨婚姻与家庭。侧重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视野中的生命哲学，以经济学的理性来思考爱情、婚姻与家庭，希望大家结合自己生活经验，加深对爱情、婚恋和家庭的认识。成都｜中国十四亿人口是怎么来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分享会时间：10月19日（周一）14:30-17:00地点：高新区府城大道中段88号九方购物中心文轩BOOKS一楼阶梯剧场主讲人：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就像国民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公民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葛剑雄教授通过爬梳史料，详细论述了中国两千多年间的人口现象、人口变化发展的过程及其原因，总结了其中的规律。在历史的回溯与重建中，通过葛剑雄教授的讲述，既能使读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全过程有整体了解，从而进一步理解现在，思索未来；同时也能为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各相关学科提供有利条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并拟举办“中国14亿人口是怎么来的？——暨《中国人口发展史》新书发布会”。成都｜文学纪录片在当下——《岸萤》图书分享会时间：10月20日（周二）19:30-21:30地点：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成都远洋太古里M68-70号方所嘉宾：陈传兴（导演、学者、摄影家）、易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2020年是中文文学纪录片罕见的“大年”，除了《掬水月在手》，BBC的《杜甫》、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先后引发热议。为什么在文艺电影波澜不惊的当下，文学纪录片仍然能受到大规模的关注？我们在观看文学纪录片时，究竟在看什么？10月20日，在方所成都店，我们邀请了《掬水月在手》的导演陈传兴先生，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易丹老师一起，在影像与文本之间穿梭，度过一个“纪录片之夜”。福州｜第三届译想论坛：翻译的使命与关怀时间：10月16-18日地点：鼓楼区文儒坊39号无用空间嘉宾：姜鸣（历史学者）、戴潍娜（诗人）、彭伦（出版人）、朱岳（出版人）、张明扬（作家、历史写作者）、汪天艾（编辑、译者）、陆大鹏（译者）系统、科学的翻译事业在我国出现不过百年，但对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今，国外作品的引进、译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多样的语言、多彩的文化、多元的思想，号召并渴求更多有志之士参与、加入翻译事业。10月16日-18日，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举办的第三届译想论坛（2020）将在福州举行。我们邀请了17位来自学术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行业权威，以“翻译的使命与关怀”为主题，探讨翻译的时代使命，体味独特的人文关怀。福州｜中国与非洲 从历史到未来——《穿越非洲两百年》新书分享会时间：10月16日（周五）19:30-21:30地点：鼓楼区五一北路128号鳌峰坊书城三楼嘉宾：郭建龙（作家）、张明扬（作家、历史写作者）提起非洲你会想到什么？或许是贫穷落后、种族冲突、政局动荡、疾病肆虐……非洲问题从何而来？熬过了混乱期的非洲该如何摆脱殖民主义的梦魇、抓住发展的机遇？从合作伙伴到命运共同体，中国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汴京之围》作者郭建龙的新书《穿越非洲两百年》，或许可以对上面的问题给出答案。10月16日晚，郭建龙老师携新书《穿越非洲两百年》做客鳌峰坊书城，和大家一起讨论非洲问题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学者简介】黄宝生，1942年7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1965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方向为印度古代文学、诗学、梵语巴利语佛典。代表作品有《印度古典诗学》《印度古代文学》《<摩诃婆罗多>导读》《梵学论集》《梵语文学读本》《巴利语读本》等专著，以及《奥义书》《薄伽梵歌》《摩诃婆罗多》（合译）等译著。31:16

外国文学是高校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骨干课程之一。在当今网络已广泛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更高效地进行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经典作家作品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如何对其加以鉴别认定？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围绕以上文学研究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笔者专访了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建军教授。　　　从单纯知识传授向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高照成：作为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您是否感到在当前网络普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时代背景下，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也面临着一种挑战？刘建军：在当前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深入到各个领域的新形势下，教育领域也面临巨大挑战。挑战之一是，来自世界范围内新知识、新信息的几何式增长。这样的现实，使得我们每个人，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甚至难以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新知识和新信息。挑战之二是，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知识和信息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了学习者的大脑。这也对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酷的挑战，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模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以上两大挑战，在教学领域，说到底，是对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原有关系的颠覆。就此而言，我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需要改进：一个是更新观念，一个是更新方法。在知识爆炸和信息几何数增长的今天，以讲授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课堂教学需要改进。因为在今天，无论用多长的时间来传授知识，都不会追赶上知识和信息的增长速度。随着教育手段的进步，我们虽然已经采用了很多现代的技术手段，如ppt、网络课程、公众号、慕课等形式，但目前采用的很多新的现代教育手段，仍然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换言之，很多现代技术使用的目的仍然是希望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方便地掌握各种知识。假如运用这些所谓新方法和新手段的目的，仍然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那不过是穿新鞋走老路而已。我们要明确知道，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知识传输向通过知识讲授从而向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能力方向转变。这是一种教学观念的巨大转换。以问题意识为先，以培养学生和教师提出问题的能力为先，才能应对当前信息时代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高照成：外国文学含量非常巨大，但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很多国家、很多作家也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内目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和教材选用，一般涉及的只是欧洲（含苏俄）和美国的作家作品。对此您如何看待？又有哪些改进建议？刘建军：这个问题与你上面提出的问题联系紧密。外国文学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和民族从古到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数量十分庞大。而高校的课时又非常有限。那么，长期以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靠减少作家和作品的讲授数量来应对。这其实是个最无奈的办法。如前所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改革教学观念入手。首先要明确，让高校学生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知道或掌握过去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东西，诚然是目的之一。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知识性的问题，一定要在课堂上讲授吗？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乃至博生研究生，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积累和文化知识积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著作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在课堂上讲授呢？我认为，作为大学课堂上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也就是说，要把教学的重点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该是在教学中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过去说到课程设置目的时，总是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认为，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得到更优先地强调。因为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换言之，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只有能够依据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提出有效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做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外国文学教学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时，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步骤。第一，对本科生而言，必须注重和强调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并引导学生在文本的阅读中提出问题。比如某个细节或场景的价值，某个人物描写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等等。这样，既符合大学生要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实际需要，同样也对这些刚进入外国文学之门的大学生，有具体的问题对象可以把握，从而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的初步训练。第二，对硕士研究生而言，他们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主要应该集中在学科领域，应该重点培养他们提出外国文学学科领域问题的能力。比如，有些文学史的观点是否合适，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需要重估，有些作品的理解是否得当以及是否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解，等等。这样，既符合硕士研究生专业培养的要求，也为他们在阅读的基础上为进入专业系统学习拓宽眼界，走向深入。第三，到了博生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时，应该在前两个提出问题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结合专业知识去提出和思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关方面的问题。这样，在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以培养提出问题为核心，分阶段地不断拓展和深化其提出问题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好地培养效果。也可以说，一个学生只有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才可以去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问题都提不出来，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从上述的前提出发，我以为，我们对教材中和课堂上选取哪些作品，讲授哪些作品，应该依据的是如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原则，而不是根据主观上认为的知识或文学现象所谓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原则。因为在学生的学习阶段，知识的重要性与否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通过这些知识去培养训练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为此，我理想中的外国文学史，应该是按照不同时代提出了哪些问题和当时急需解决哪些问题所编撰而成的文学史，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文学史，而不是那种单一的按历史年代顺序讲述纯知识的文学史。在课程讲授上，应该围绕一些大的时代问题和时代精神需要来重新构建课堂讲述。这样，围绕着某些重要问题去讲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就不必纠缠于哪一个知识点没讲到，哪个作家或作品没有讲到了。因为学生只要明白了此时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会据此来举一反三地来理解其他作家的作品。还需指出的是，现在之所以欧美文学和俄苏文学在教材和教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本质上是研究现状和思维局限所决定的。现状是我国欧美、俄苏文学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成果数量也较多，研究的也比较深入。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思维上的局限：就是翻遍现有的外国文学史，就会发现，现有的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和课堂讲述，几乎已被分析西方文学的模式框定住了，并且把西方文学的研究书写模式和讲授方法照搬到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上来了。例如对东方文学的分期，缺少东方特色；对东方作家作品的讲授，仍然采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大多数外国文学通史类教材中，东方文学的介绍完全是按照我们对西方文学研究和讲授的模式来进行的，致使东方文学不过成了西方文学价值导向和西方文学评判模式的一个例证而已。倘若从问题意识出发，即从不同时期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解决的问题出发，就完全可以寻找出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学解决各自问题的不同审美路径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发展特征。倘若能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方文学之间在课时上的平衡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经典外国文学作品与人生智慧高照成：我注意到，作为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您对西方国家的经典作家非常关注。请列举几个您尤为喜爱的作家及其最重要的作品，并谈谈原因。刘建军：我喜欢的西方文学作家很多，也比较关注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首推德国作家歌德以及他的作品《浮士德》。因为这部作品不仅体现出主人公积极进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强大的象征精神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这一切又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例如歌德在古老的中世纪故事中，通过创造的《天上序幕》一场，就彻底改变了一个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的面目，艺术地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象图景。这一场主要描绘的是发生在天庭里天帝与魔鬼靡非斯特之间的赌赛。即作品伊始，歌德就告诉读者，在浩瀚的宇宙中，天帝（“至善”）是“第一”和“最高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原之一。同样，在这场序幕中，作家也交代了天帝的对立面魔鬼靡非斯特“至恶”的内涵特征。由于他所代表的“至恶”与天帝所代表的“至善”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与“至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这样，中世纪神学观念中的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矛盾斗争，被歌德置换成了“至善与至恶”的斗争。《天上序幕》中出现的第三个人物是浮士德。他是天帝与魔鬼用来赌赛的人物，是至善与至恶之争的对象。天帝认为，虽然“人在努力中，总有错妄”，但无论如何，“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并不会迷失正途”。而靡非斯特却断言，人总是贪图小利，无所成就。那么，情况究竟会怎样，浮士德作为人类代表的出现，将通过自己的一生追求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正是作品中的三个形象的相互关系，不仅构成了《浮士德》全剧最基本的结构方式，而且也使善恶斗争作用于人，而人不断克服恶向善飞升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象化了。我们知道，17—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在借用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歌德正是艺术地把中世纪神学的“上帝”本原变成了“善”是本原，把中世纪神学体系中的上帝与恶魔之间的矛盾斗争置换成了至善和至恶之间的斗争，从而完成了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反映。歌德的《浮士德》其实就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艺术化反映，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写照。悟透了《浮士德》，其实也就知道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除了强烈的象征性之外，《浮士德》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例如，“浮士德精神”体现出一种看待追求进取的辩证精神。作家通过戏剧情节的安排，在深刻地展示追求进取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所带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了与这种追求精神和进取行动相伴而生的各种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所谓的“浮士德精神”也不例外。例如今天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追求进取的伟大壮举，它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人们生活的极大提高。但这种伟大的追求和探索也同样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和新的弊端，如自然环境的破坏、道德感的淡漠、诚信的缺失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追求相伴而生的东西，即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代价”。这和浮士德的追求进取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深谙辩证法思想的伟大作家，歌德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的每一次伟大的进步，都是和新的问题出现密切相关的。善恶相依，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在“浮士德精神”上的艺术体现。此外，我也喜爱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其实，老人桑提亚哥打鱼的故事平淡无奇，但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无比丰富。这既可以解读出老人在无奈的现实困境中超迈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也可以从“老人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和作品结尾处“一个女人在海滩上行走”等情节，解读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极度隔膜的困境。再如，卡夫卡和他的《城堡》也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这是因为“城堡”的意象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过自己的“城堡”——即渴望得到却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不管你做过多少努力和挣扎。我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品的故事背后深藏着深刻的哲理和生活的智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在2017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一书中，曾对此做过较为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经典文学作品的三种品格高照成：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最初接触的一般是自己国家的文学，请您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这三十几年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刘建军：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对此没有发言权。至于做总体性的评价，更不具备这个资格。但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学，所以我愿谈一点关于我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是经典，自身必须具备三种品格，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必须要有引人入胜的细节和经典性的场景。文学作品本质上是生活的艺术性反映。人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当一个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最先让其记住并长久不忘的，常常是一些经典型的细节或经典的场景。这些细节不仅让人总是随口道出，随时使用，而且还能够经得住反复咀嚼，回味无穷。更重要的是很多细节和场景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语言，如我们说到“替罪羊”，就来自《圣经·旧约》中的经典细节。再如人们形容某个人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常常脱口而出“真是个堂吉诃德”或“又在大战风车了”。由此可见，经典的细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人生智慧和艺术智慧最集中的体现。除了叙事作品中的细节和典型化场景之外，一首诗歌中的名句，一出戏剧中的“戏眼”，也是如此。这里我要对一个误解进行澄清。恩格斯在给哈卡奈斯的信中曾有一段名言。他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们很多人在理解这句话时，都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高于细节的真实。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恩格斯强调的恰恰是细节真实的重要性大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换言之，没有细节的真实，就不会有典型的环境与人物。更进一步说，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通过典型细节和经典型场景表现出来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二是，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包括丰富的时代性尤其是地域性知识。也就是说，文学的经典文本必须要具有知识的丰富性。《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乃至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荒原》《尤利西斯》《百年孤独》，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乃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它们都是当时人类各种知识，尤其是特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知识的“百科全书”。以巴尔扎克为例，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就说过，他从其作品中所学到的关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社会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政治斗争知识等比一切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统计学家告诉他的全部东西都要多。至于《红楼梦》其中所包含的时代性、地方性知识，如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的政治结构、家族状况、阶层构成、人际关系乃至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绘画技法等，更可称为一个集封建社会丰富知识百科全书。甚至一首诗歌，只要称为经典，也能在短短的几行诗句中，包含着时代性的知识，例如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经典范例。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只有故事，只有自己的个人琐细的体验和肤浅的生活感受，却缺少时代性、地方性的知识内蕴，因此其价值是大打折扣的。三是，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邃的哲理性。文学经典文本一般说来都是指向哲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具体道理的传递。从中外文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不是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类著作，它不以讲述某种道理和宣传某种观念见长，而是以形象和情感来表现某种哲理。可以说，一个以讲道理见长的作家，或者一个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讲述某个具体的道理，哪怕是最深刻的道理，那也是创作不出经典作品的。因为任何道理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特定性的，从来没有哪个具体的道理，尤其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道理，可以适应一切时代和一切人。一个只知道讲某一个具体道理的作家，阐释的丰富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同样，若一个文本体现出了某种哲理，就使它具有了多元阐释的可能，即具备了阐释的无限性。我说这些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我所认定好的作品的标准，若读者认为我说的标准有道理，那就请读者们据此来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不足吧。未来外国文学史的教材编写高照成：未来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应该如何编写？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刘建军：如何编写一本外国文学史教材，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先说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当说到编写文学史的时候，要首先想到有两种文学史，一个是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文学史，类似于学术著作、参考书或工具书，另一种是为教学使用的文学史教材。现在出版的很多外国文学史著作都是二者不分的。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才可以说未来的外国文学史该如何编写。就前者而言，应该体现出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的探索性。就学生使用的外国文学教科书而言，以下几方面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教学型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学史，中心线索应该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在面临不同时代主要问题时文学作家们的精神发展历程，是不同时期的文学对所面临问题的独特美学感悟和艺术性回答，以便为学生能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点服务。至于具体内容，可以根据问题的需要与否进行统筹取舍。其次，未来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必须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学史，而不是灌输性的文学史。启发性文学史，并非不顾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在文学现象和文本真实的基础上，不仅要告诉学生“是什么”，更是要让学生学会“为什么”。最后，新的文学史必须是以文本和史料为主要内容的外国文学史，而不是编写者所认知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新的外国文学教材的编撰，应该把最重要的史料和文本作为编写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把编者自己的思辨过程和看法让学生去接受。我们现在的很多外国文学史，由于缺少文本的进入和材料的出现，只是讲一些编写者的认识和体会，这其实是剥夺了学习者乃至讲授者的学习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我认为这也是当今我国的外国文学教材需要注意的领域之一。当前的普遍现状是，讲西方文论的人很少涉及外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品，而讲文学史的人很少涉及文论。因此，必须要做好二者的结合。其实这二者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来看，我讲西方文论，总是先从作品入手，然后引入理论并说明理论。我认为，理论是通过文本表现出来的。而我讲文学史的时候，由于从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出发，所以文论思想也就能在解读文学现象和文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灌注到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讲述之中了。这样，学生学起来就不再是两层皮，而是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我始终认为，教师讲文论、学生学文论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学再多的理论也是没用的。这里有一个关键之处要注意：这就是二者结合一定在在问题意识中进行。我前面说过，外国文学的讲授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若以问题为导向，那么理论和文本二者就会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些人之所以愿意套用理论，就是因为没有问题意识，或者说问题意识缺乏。例如，在讲述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时候，如果你要解决的是“莎剧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假如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你就可以采用文艺社会学理论；假若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就可以采用现代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若说理论与作品二者孰轻孰重，还是那句话，两者并重，辩证统一。高照成：非常感谢您谈了这么多富有创见的学理逻辑和具体建议！最后请举出几位您认为值得推荐阅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并谈谈推荐理由吧。刘建军：又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可能很难给你满意的回答。若非要指出几个作家，我首推鲁迅。尤其是鲁迅的《阿Q正传》。我喜欢鲁迅，是因为他的小说对普通中国人灵魂的以及他对这些普通人历史命运的关怀。同时，他的小说《阿Q正传》也具有深刻的常读常新的哲理魅力和艺术魅力。以阿Q的名字为例，可以看出，Q首先是个○，是个圆。这个圆包含着三重含义：第一，这个圆是阿Q一生“不觉悟—想觉悟—最终没有觉悟”的循环命运的写照；二是这个圆也是对辛亥革命从不革命到革命，再到失败这一循环过程的写照；第三，这个圆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循环命运的象征。所以，鲁迅才借阿Q之口，说出了“孙子画圈才画得圆”的话。其实，《阿Q正传》中的这种原型意象，在鲁迅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如《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轨迹，《故乡》中的闰土的命运变化乃至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圆的意象。鲁迅的小说就超越了一般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单一主题，成了一种超越故事本身的对中国人精神困境的哲理反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鲁迅先生为什么不把阿Q直接称为阿○呢？其实，这显示出了鲁迅的敏锐，因为阿Q毕竟已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民了，他毕竟要“革命”了。但是由于当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没有出现，所以他也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革命者，因此，他的“革命”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样，圆上的这个小尾巴就显示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贫苦农民的新特征。第二个我推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是周立波和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这部作品的价值，必须要从建国后“革命与建设”两大任务叠加的特定的历史需要谈起。我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结项成果中曾说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革命和建设两大任务的叠加时期，也是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农民与千百年来旧思想、旧观念决裂的主要历史阶段。由于这部小说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和广大农民的独特精神风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所以具有史诗的性质。在艺术上，作家不论是人物描写，还是矛盾设置与场景刻画，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气息，都有着由衷地流诸笔端的对社会主义的赞美之情，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刘建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高照成，文学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第二博士学位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高照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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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院系的角度看，以下都是比较著名且有特色的，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排名十分靠前：哲学教学研究部哲学教学研究部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哲学系和世界宗教研究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世界宗教研究系主任郑筱筠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前沿》。经济学教学研究部经济学教学研究部包括：经济系、工业经济系、农村发展系、财经系、金融系、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投资经济系、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人口与劳动经济系、城乡建设经济系和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财经系高培勇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经济学前沿》、《西方经济学》（高级）、《西方经济学》（中级）。法学教学研究部法学教学研究部包括：法学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民族学系和社会发展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法学系主任李林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法学前沿》。文学教学研究部文学教学研究部包括：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少数民族文学系、新闻学与传播学系、语言学系和语言文字应用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少文系主任朝戈金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文学－文化前沿》。历史学教学研究部历史学教学研究部包括：历史系、近代史系、世界历史系、考古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和中国边疆历史系。教学研究部主任为历史系主任卜宪群教授。本学部开设专业基础课为《史学理论与前沿》。网页链接戳这里还有一些详细介绍。

朱虹，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1933年生于天津，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现为该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主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并长期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朱虹教授著有《英美文学散论》（1984）、《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册，1986）、《狄更斯小说欣赏》（1987）、《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英国小说研究（1813—1873）》（1997）等专著，主编和选编有《英国短篇小说选》《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奥斯丁研究》等多部外国文学作品集、论文集，同时还在国内外出版了《中国西部小说选》《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花的节日：当代中国女作家散文选》《坚硬的稀粥及其他：王蒙短篇小说选》《中国农村调查》等大量汉译英作品，另有英文撰写的文学评论多篇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朱虹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性文学批评家，是国内著名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也是致力于把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英语世界的知名翻译家。她的译作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与赞誉。朱虹教授与海外多家出版社进行深度合作，成功地将自己的译作打入了海外主流商业图书市场，从而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为了深入了解这位“文化输出”的早期探路人和成功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笔者对朱虹教授进行了专访。采访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最近一次和朱虹教授见面是在4月27日。繁华之外，与87岁的老人谈过往，抚摸那些唏嘘不已的岁月，漫长的不再是岁月悠悠，而是悠悠之后的人性闪光。蜿蜒求学路：从教会学校到北京大学孙继成：朱老师好，您是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与推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早年又是如何学习英语的？朱虹：这事还得从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谈起。20世纪40年代初的天津是日本占领区，学校一律开设日文课。我的生父曾留学美国，他要我学英语，于是把我放在天主教圣芳济会修道院附设的圣若瑟女子寄宿学校，该校的生活和教学语言都是英语，“外语”是法语和拉丁语。我在天津读了6年，后来转到北京的圣心学校，即圣若瑟的姊妹校，老师也是圣芳济会的修女。修女老师不懂数理化，数理化就全免修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学校急急忙忙宣布在校生毕业，修女给了我们每人一张纸（毕业证），然后就撤离了中国。当时我才15岁，正值高校招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连想都不敢想，因为物理、化学我都没有学过，只会英语。想来想去，我决定和同学们一道报考辅仁大学，因为该校也是天主教会办的，英语系的系主任是位美国人，是耶稣会神甫（Jesuit），也许他们会接收我。考试时，我在数理化的试卷上用英语哗哗地写满了自己读过的书，使劲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还说我反正要读您的英语专业，数理化不好也不妨碍我学习英文。辅仁大学英语系果然接收了我，录取榜上，我的名字居然还排在了第一名。多年后，我的老同事董衡巽对我开玩笑说：“朱虹啊，你才是中国第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孙继成：后来您又是如何从辅仁大学转学到北京大学的？朱虹：有一天，一个叫杨登彪的男生对我说：“朱虹啊，您干吗在这里混啊？你不如考到北大去。”我说：“我哪能考进北大啊！”他说：“你考转学生，只考英语，不考数理化。”结果，我就参加了转学考试，还真考上了北大西语系。孙继成：看来教会学校的全英语教学，为您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本功。进入北大西语系后，又开始接受专业的翻译训练，您对哪些老师的课程印象比较深刻？他们对您日后的工作又有怎样的影响？朱虹：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一共两个学期。可以说，这两位先生的翻译课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朱先生的课。孙继成：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程有何特点？朱虹：两位老师的上课方法基本一样，都是给学生一个text（文本），一个星期是英翻中，一个星期是中翻英，然后就讨论同学们的作业。我们班上只有20多人。记得潘家洵老师让我们翻译《红楼梦》中的一段，文中有晴雯“撂手绢”的一个“撂”字，同学们用了好多词来翻译，如throw, cast等，我用了“toss it over”来翻译“撂”字，结果得到了潘先生的肯定。朱先生对学生的翻译讨论更为严格。在我印象中，自己得到的批评较多。记得朱先生当时从《人民日报》上选过一篇报道《与冰的斗争》让我们翻译。文章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破冰前进的艰难。我当时受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小说《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的启发，就套用并译成“Of Ice and Men”，对此，自己当时还比较得意，我以为朱先生会表扬我。结果，朱先生批评我说，我的译文没有反映出struggle（奋斗；斗争）之意，没有反映出ice（冰）和men（男人；人类）之间的关系。这种严谨的教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孙继成：听说卞之琳先生也给你们上过课？朱虹：卞先生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给我们开的课程是Great English Writers （伟大的英国作家）。课上，卞先生对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讲得很多，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衣修午德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我们精读过《紫罗兰姑娘》（Prater Violet）、《告别柏林》（Goodbye to Berlin）等，欣赏得比较细致。卞先生指出，萨利（Sally），即 《紫罗兰姑娘》中的女主人公，跟男人打交道总是吃亏，可还自以为很精明。后来我们才知道，卞先生在英国时见过衣修午德，《紫罗兰姑娘》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记得卞先生还通过16—17世纪的一首诗歌《心的交流》（Exchange of Hearts）给我们分析了当时的等价交换观念，他对文本分析得比较细致。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卞先生，他为人潇洒，很有风度。哈佛燕京路：从女性主义研究到中译英孙继成：您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社科院外文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朱虹：1953年，我从北大西语系毕业时，在毕业分配表上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外文出版社，当时我就一心想去做中译英，但没有被外文出版社所接受。后来，我的材料转到了刚刚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该所西方文学室即社科院外文所的前身。当时的我是“政治（家庭出身）不好，身体不好，英语好”，是何其芳所长拍板收留了我。1953年9月23日，我到文学所报到上班，何所长找我例行谈话，要我“学理论，读名著，积累资料，放长线，钓大鱼”，和我谈了整整四个小时，这使我终生难忘。孙继成：您在外文所的研究方向是英国19世纪小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了女性主义研究，并选编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推动了国内的女性意识与性别研究，继而您又编译了The Chinese Westerns: 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中国西部小说选》），由美国兰登书屋巴兰坦分社（Ballantine Books）于1988年出版；后来这本书被英国买了版权，改名为Spring of Bitter Waters （《苦水泉》）得以再版。这是不是您的第一部中译英的作品，您自己当时有何感想？朱虹：我研究思路的转向以及上述著作的出版都与哈佛燕京学社有着奇妙的关系。记得1979年末，我接待过美国第一个人文学科访华代表团，其中就有伯克利大学的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系《牡丹亭》英译者）和哈佛大学的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他们拜访诗人冯至和卞之琳时，让我担任了随行译员。谈话期间，韩南教授赞扬了我的英语口语，并问：“你怎么不去美国访问？”我当时听了还一愣，说：Is it up to me？（这能由得了我么？）没想到，这一问一答，就成了我去哈佛燕京学社的例行面试了。1980年初，我成了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中断联系30年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之一。尽管之后我也在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多个研究中心做过交流，但是哈佛燕京学社是我经历过的第一个，而且时间最长、印象最深。这一年的访学经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为我打开了眼界，拓展了学术视野，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给了我新的动力、新的目标，尽管当时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孙继成：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都有哪些？朱虹：1980年秋，我选修了哈佛大学文学系最“叫座儿”的一门大课——艾伦（Daniel Allen）教授的《美国文学导论》，上百人挤在大教室里上课，讲课往往会在学生的掌声中结束。这一年为我打开了美国文学的纷繁世界，也为我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提供了新的批评和理论视角，自己重读文本，居然有了一种重新发现的喜悦。哈佛燕京学社读书、听课、交流的收获对我十年后，也就是1990年，应邀为哈佛大学成人夜校和暑期班开设“英国19世纪小说”专题课埋下了伏笔。这一年的访学收获还体现在我从英国文学研究中发现了“女性主义”。记得当时读过E. 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尽管她谈的是英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但对我的启发不仅限于英国，也不仅限于文学，而是启发了我从性别角度而来的“女性意识”，这为我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孙继成：哈佛燕京学社的这次访学对您从事中译英的翻译工作起到了什么作用？朱虹：这也是我要提及的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写作风格迥异的作家群体。但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西方读书界对中国作家知之甚少，出版商也不愿在中国文学上进行投资。不少中外作家都指出了这一奇怪现象，于是我自己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做点中译英的尝试：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实现我40年前未了的翻译夙愿。1986年，我恰好得到了哈佛大学英语系的邀请，参加他们的一个特别项目“美国文学——国际展望”，此项目专请美国之外的学者赴美举办三次讲座。我当时的题目是“美国文学在中国”，便趁机讲了一点自己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心得。为了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我还翻译了贾平凹的《人极》和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并复印在现场散发，赢得了听众的认可与欢迎。会后，有听众感叹说，最好能在美国出版它们。于是我就联系了王蒙、王家达、朱小平、唐栋、贾平凹和张贤亮，取得了他们的授权，赶译了八个短篇，凑成了我的第一本译著《中国西部小说选》。这次试译的成功，为我自己开发了一小片翻译园地，能让我细耕慢做。■朱虹选编、翻译并在美出版的《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沿着女性意识研究路向推介中国当代女作家孙继成：请谈谈您第二部译著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短篇小说选》，Ballantine Books，1991）的出版背景。朱虹：1981年，我从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回来后，沿着自己女性意识的研究路向，更多关注了中国的女作家群，于是就边读边译，完成了《恬静的白色》和Festival of Flowers: Essay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花的节日——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译林出版社，1995）。我的初衷是让外国读者听到中国女性的各种声音，让他们了解中国女性的状况。书中选的女作家中，比较知名的有杨绛、冰心、黄宗英等老一代作家，有当红的作家张洁、张抗抗、铁凝等，还有当时还不太知名的天津的谷应、江西的胡辛、四川的包川、甘肃的牛震环等。孙继成：翻译女作家的作品，您有何不一样的收获与感想？朱虹：译介女作家的作品，我感觉自己更能在感情、情绪上跟她们产生共鸣和认同。比如翻译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时，文中描写了捉襟见肘的生活，病痛给敏感的女性所造成的压迫，这些都不像有些西方古典小说里所描写的浪漫悲情，而是由猥琐卑下的小东西、小事情构成的精神压迫。这与西方女性作品中的某些高亢愤慨有所不同，我的这个集子偏重于“怨”和无声的坚毅。我选的陆星儿的《今天没有太阳》，文中描写几个女人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待进入屈辱的人工流产的机械流程，如果不用心去体会，很难把这种坚毅、隐忍的“怨”情在英文里表达出来。我在译文中要表达的是，女性每日每时在灶前操劳、在排队中经历的磨炼，在20世纪60年代的饭桌上，她们咬紧牙关自我牺牲，在家庭琐碎的矛盾中习惯于放弃自己，在紧张忙碌中度过一生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翻译中，同样一句话可以译成不同的语调，我尽量少用拉丁词根的大字，多用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原居民土语的小字，有些小字如果用得巧妙，就能够出彩。我在翻译《恬静的白色》时，就比较注重掌握一种隐忍、坚毅的基调。孙继成：据说，《花的节日》是您为当时在京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您能详细谈一下这本散文译著吗？朱虹：《花的节日》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个翻译项目。这一散文选的英译篇名取自女作家宗璞的一篇散文的标题“花期节的纪念”（Festival of Flowers）。原本想收入宗璞、张抗抗等三五位作家，每人十多篇，后来入选的作家面更广了一些，每人的篇幅和字数就相对减少了许多。对我而言，《花的节日》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散文难译！我当时正在选编《英国散文选》，自己读遍英国散文，对散文体裁所要求的内在统一性有了较深的体会。我知道，散文正因为它短而精，比小说更难译，加上时间紧迫，我就请了一些朋友合作翻译，一共48篇散文，由28位译者分担。译者既有英美汉学家，又有国内的翻译家，我自己把译文通读了一遍，做了一些修订和删节，并且趁我在国外之际，还征求了一些外国文学专家的意见，力求译文读起来有英文味儿。孙继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都应该关注哪些要点，才能有效避开其中的翻译陷阱？朱虹：散文难译，把诸多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其中的问题就会更多，都需要译者细心处理，特别是要考虑到中外两种文化心理的差异、两种语言习惯的差异，必须做出若干变通、繁简的处理。在《花的节日》翻译过程中，有的译者对文中许多难点的翻译处理，给了我很多启发。以标题翻译为例，译者张丽清女士把张抗抗的《出售与投资》一文的标题译为A Matter of Pride and Price，既保持了两个词的重叠与对称，再配上那透着一股蔑视的“a matter of…”这个标题的译法真是绝妙，它不失讽喻地点破了主题，这使我深感佩服。■朱虹选编、参与翻译并在美出版的《坚硬的稀粥及其他：王蒙短篇小说选》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译英翻译策略孙继成：在您几十年的翻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难以处理的翻译难题？朱虹：我在做翻译时，时常会感到语言的挑战。我过去阅读19世纪英国小说时，阅读量比较大，一部小说就有几百页、上千页，那都是常有的事。有时候，我为了写一篇评论要看很多书，当时还觉得这是个烦恼；现在做起了翻译，就觉得自己的词汇储备量总算有点优势。但是，真正拿起笔来进行翻译时，这种词汇量的自信感就很快消失了，因为我总感到词汇不够用，深感自己语言的老化，跟不上当前词汇的发展。于是，我就会从影视、小说里面学习口语，也从生活中学习，向自己的学生学习，跟人聊天时，也注意搜集和更新词汇。语言这东西，说到底还在于长期的大量阅读形成的一种积累。只要你有了一定的语言库存，翻译的时候，它就会自己跳出来对号入座，我只能说是“有时”，因为有时候这些词句在你找它时，它还会跟你捉迷藏。据我有限的中译英经验，翻译中最考验语言功底的就是要掌握住叙述人的语气。如作家笔下所体现的那种隐忍、冷峻、夸张等。这些口气和语调都是翻译中难以把握的难点，这不仅仅是词汇量的问题，而是要准确地抓住其中的意味和联想，要使读者在眼睛读着文字的时候，仿佛耳朵就能辨出叙述人的声调。为了翻译某一作品，我无奈之中有时也会去阅读同一风格的英语文学作品，以进入其语流，从中得到借鉴。另外，涉及中国当代生活中的词汇，也是汉英翻译中的难点。比如，汉语中的“离休”“退休”“劳动锻炼”“劳改劳教”“摘帽”“改正”“解脱”“平反”等，没有在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人很难把握其中的微妙，有人也许会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较真，但是作者若是讽刺某人纠缠于退休和离休的待遇，那么弄不清二者的区别，就没法翻译这部作品；再如，“贫下中农协会”“贫农”等字眼，在当代作品中有时还会出现，外国读者看到poor这个词，自然就会想到“贫穷”与“可怜”，但是，他哪里知道一个“贫”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还会带来不少的政治优势与实惠。孙继成：您能否进一步举例说明，如何把握翻译中的微妙之处？朱虹：在翻译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时，我就感觉到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单从标题上看翻译就很麻烦，更不用说通篇那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语调，于是动手试着翻译这一标题时，我就想了好几天，严格说来，也许“粥”译为congee会最接近于原意。但西方读者会立刻联想起中餐馆的“皮蛋瘦肉粥”之类，而我就是要避免这种实感，因为坚硬的稀粥不是一个“实”的故事，我最后决定用porridge一词，觉得它更能表达原作所追求的普遍性。至于“坚硬”的译法，我首先排除了hard一词，经过许久与英文字眼的较量，我抓住了stubborn这个词，觉得它可以使这个“粥”活起来，于是“坚硬的稀粥”就译为The Stubborn Porridge。另外，这部小说集通篇语调的掌握也是个难题。为了便于自己翻译，我还参考了18世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纽约外传》（A History of New York，1809），这是一部极端夸张而滑稽的伪历史作品。后来，我采用了不歇气的长句子和有失比例的大字眼，去表达原文中那种夸张、机巧和滑稽模仿的傻劲儿。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坚硬的稀粥》算是到现在为止，我翻译得最为吃力的一篇。从翻译的角度看，The Stubborn Porridge and Other Stories by Wang Meng （《坚硬的稀粥及其他：王蒙短篇小说选》，George Braziller，1994）这个集子可以说处处有暗礁。其中一篇《冬天的话题》，关于“沐浴学”的辞藻撒野似的奔腾在纸页上，简直不可收拾，可是该篇的译者创造性地接受了作者的挑战，她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活下去，还是不活），变成了“to bathe，or not to bathe”（洗澡呢，还是不洗），小题大做，获得了绝妙的喜剧效果。我读别人的翻译，也总能学到点东西。孙继成：您近期又出版了哪些译作？在中译英时，您认为译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您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何建议？朱虹：做中译英翻译，我都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来选，近年出版的翻译作品有Wang Meng: A Life （《王蒙自传》，2018）、《温暖的荆棘：毕淑敏写给年轻人的心理学故事》（中英双语版，2017）、China 1927: Memoir of a Debacle （朱其华著《1927年的回忆》，2013）等。另外，也有一些作品还没有出版，比如作家李晓、张弦、刘庆邦的作品等。在中译英时，我追求的是忠于原文，要让译文读起来更像英文，要地道，尽量避免中国式的句型，要学着用英语来思维。我翻译时用词会比较灵活，我关注更多的是译文的表达效果，还有就是文中的语调和情感，这都要拿捏到位；译文只要表达清楚，语言生动就好。要做好中译英，还要尽可能地多读英语原著，培养自己的语感。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国外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在国际图书市场上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只不过中译英是一种长期的投资，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要有长远的眼光，才能做得更好。（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原标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早期探路人——访著名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朱虹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继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9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简称“社科大”）2020年开学典礼暨科教融合学院成立大会正式举行，在此次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宣布成立12个科教融合学院及院长聘任名单。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已印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院系调整暨推进科教融合改革工作方案》（简称《方案》），根据该方案，社科大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院）一起，共建12个本硕博一体化的科教融合学院，并进一步加强各研究生教学系建设。这12个科教融合学院是在原有7个本科学院，3个研究生学院和17个研究生教学系的基础上组建的，每个学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所（院）作为牵头合作单位。据介绍，这12个科教融合学院分别是：哲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经济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商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法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府管理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会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文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语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新闻传播学院（媒体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历史学院（牵头合作单位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在成立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王京清向12个科教融合学院院长颁发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向12个科教融合学院院长、书记授旗。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刘婧编辑/张鹏[ 北京头条客户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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