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6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刘玉宏一行来我县就双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黑河市政府秘书长隋冰、黑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田桂珍、黑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张玉龙陪同调研，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蔡运良对我县双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县民政局、县志办、宣传部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会。刘玉宏高度评价了我县双拥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对下步调研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与会人员讨论交流了我县双拥工作主要做法、亮点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分析新形势下双拥工作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为我县下一步更好的开展双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政府办 供稿）

面对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中国经济复苏的力量正在汇聚。与此同时，全球抗疫斗争正在进入关键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前行，生动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时代价值。一段历史，必将为下一段历史提供养料。围绕全球抗疫中形成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以及彰显出来的深远意义，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No.1记者：从国际政治比较的角度，在您看来，这次抗疫斗争中，能够突显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哪些优势？高洪：疫情发生时，正值我国春节人口的大流动，疫情有迅速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新增病例呈几何级数扩增。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部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为关键着力点，形成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防控的战略格局；各省市分类指导，严守“四道防线”，层层推进构建起抗疫防线。全国上下凝聚成抗击疫情的团结力量，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境内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进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阶段。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No.2记者：结合全球联合抗疫，您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意义？高洪：疫情无国界，人间有大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个国家谁也离不开谁，在通常情况下是如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非常时期更是如此。新冠病毒不仅是中国的敌人，更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自疫情发生以来，为迅速遏制疫情向全球扩散的紧急风险，中国以其巨大的牺牲、果断的举措，以封闭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作为代价来阻断病毒的传染源，举全国之力阻击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浩劫。同时疫情的全球蔓延，也让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针对性，更加深刻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解决当前乃至以后的全球问题、世界难题而必然做出的历史选择。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需要各个国家的民众切实树立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要全面、客观、理性看待一些国家的防控举措，还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尽自己能力来援助其他国家，这也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No.3记者：在中国抗击疫情关键时期，你一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让中日两国民众感情升温，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理解与互信。您认为，中日两国在共同抗疫中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高洪：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伸出了援手。日本政府、企业、民众及时提供防疫物资，缓解中方抗击疫情燃眉之急。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国内扩散后，中国政府和地方、民间企业也向日方提供了口罩、防护服、PCR检测试剂盒等抗疫物资，两国专家及时举行电话会议，就疫情防控策略等内容进行交流，还有旅居日本的中国公民在日本街头免费赠送口罩，以不同方式回馈日本民众的友好情谊。从目前来看，日本出台的基本方针部分吸取了武汉防疫工作中的教训，但却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防控思路，施行预先分诊、个人防范、重症优先的举措。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是日本现有政治体制和医疗制度决定的。日本的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占比超过80%，公立医院只有1800多家，此外以住宅区为主的街道开设有各类专科诊所总计约10万家。此外，私立医院实行集团化管理，各分院信息共享，对疑难杂症都会通过网络传到远程专家会诊中心，尽量避免了患者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看病，大大减少了费用支出。以上是日本医疗体制的优点，有效分诊是避免交叉感染的关键措施。当然，上述制度能否应对大规模传染病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一般医疗机构不会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测，私立医院不希望因为新冠病毒导致整个医院的正常工作陷入瘫痪。如果轻症患者无法及时确诊，就难以获得及时对症的医疗支持，转变成重症的概率也将大大提高。因此，每个国家好的做法都有可借鉴之处，但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具体实施。总之，“只有邻国守住了，世界守住了，这场战役才能迎来最终的胜利。”中日在抗击疫情方面积极合作不仅有利于经验共享、物资互助，而且对于维护正常的经贸往来，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至关重要。记者：李元丽编辑：魏芯蕊

高田总裁高田茂久就气囊安全事件向公众鞠躬道歉。虽然不少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依然独领风骚，但日本的家电等产品已退出一线。工匠精神过犹不及，也是对这种矛盾现象的一种现实解释。一直以“国产”为豪的日本人，估计想不到这些年来，“日本产”在国际上也跟“造假”联系得如此紧密；而工匠精神也从未有过地从神坛跌下，在残酷的现实中被讨论和解剖。每一次造假，日本人都会以工匠精神来鞠躬道歉。近年来，日本一些企业高层可能把一生的鞠躬次数提前用完了。曙光制动器工业公司公开鞠躬道歉。2021年2月16日，在日本还在为外交和奥运会焦头烂额之际，日本汽车零部件巨头曙光制动器工业公司公开承认，该公司在日本工厂生产的刹车等 4 种零部件产品中，有超过11万项质检数据乃人为编造。早从2015年起，日本企业层出不穷的造假丑闻就隔三差五充斥国际媒体：日本建筑商三井不动产的“楼歪歪”事件； 东芝集团长达7年的财务造假； 三菱汽车伪造油耗数据，涉及多达62万辆汽车和超过210万辆轻型自动车；汽车制造业的切尔诺贝利——高田的“死亡气囊”事件导致了全球19家车企召回了过亿辆汽车，成为有史以来汽车行业最大的召回案 ； 神户制钢数据造假，问题涉及200多家企业； 小林化工持续造假40年，500种药品中80%有造假记录.......三井不动产的“歪歪楼”调查和对比这些造假事件，不难看出日本企业造假的共性：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公司高层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是默认的共犯。不难理解，日本近些年来陆续的造假事件，离不开一个最直接的国际背景：中国等主要新兴国家发展迅猛，技术、产品质量、价格、服务等消费者重视的相关因素，都经过无数次的博弈和优化而实现相对的平衡。小林化工造假，接受调查。而日本企业管理的僵化和观念的守旧，让日本企业对外界的变化保持钝感。随着日元的贬值，产品售价下降，成本有增无减，以前的利润则下降甚至消失。企业为了不破产，就需要降低成本。显然，过去日本一些企业的造假努力，确实“成功”了很多年。那么近些年日本似乎突然集中爆发的造假，原因来自哪里呢？综合日媒的反思和外界剖析，原因主要有这几方面。守旧僵化的“微笑曲线”日本制造缺乏远景规划，也缺乏创新驱动力。美国有“工业互联网”，德国制造有“工业4.0”，而日本在面对数字信息时代时，总是处于被动接招的局面。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对发展数字化持消极和观望的态度。哪怕有口号，最终执行也步履维艰，尤其在软件技术和IT人才的培养方面。而这些正是目前制造业和物联网发展的关键。以汽车为例，日本车相对比较稳定，因为日本汽车企业一般采取传统而成熟的技术，创新变化速度也较慢。而德国车企有时会应用一些新技术，甚至不失冒进，难免小问题时常发生。从短期来看，日本产品的声誉更为稳妥，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日企的竞争力必然不及敢于不断试错反馈、不断修正创新的竞争对手。著名的“微笑曲线”概念图在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中，有一个“微笑曲线”的概念：处于链条两端的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和品牌与服务附加值比较高，而中间的制造生产环节附加值比较低。所以，日本企业并不热衷于在中间环节的创新生产和物流技术方面下功夫。但是，企业的竞争力根源，恰恰就来自中间环节的变革和跨越式发展。日本企业高层管理守旧僵化。在日本，最受日本商界欢迎的管理学家是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其主要理论是“全面质量管理”。该理论强调通过监管和改良生产过程预防错误，让产品完全符合标准。“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是日本企业竞争力越来越弱的最佳写照。小林制药高管鞠躬道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市场环境远不如今天活跃的背景下，日本企业模式遵照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不仅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所向披靡。更何况，日本底层员工执行力极强，即使是流程化的任务，尽管高层不加监督，所有员工也会不折不扣细致完成。然而，当下的全球市场环境日新月异，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制造业生产不断升级换代造成冲击，国际市场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今年还垄断市场的企业，明年就有可能危机重重。所以，当日本企业竞争力下降，盈利不充分之后，就只能控制成本。纪录片《辉煌中国》，中国制造商品在港口准备出口。回顾这些年日本企业造假事件，可以看出，其共性除了时间长、涉及面广、高层共犯之外，还有就是成本控制下出现的产品质量管理问题。因为经营亏损，短时间内又无法降低薪酬支出、租金、设备这些固定成本，日企只能在原材料和产品工艺这些人为操作空间比较大的环节下手。“耻文化”倡跟风造假“耻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一无所有、命运攸关的时刻，“耻文化”让日本人知耻而后勇。近代日本被西方打开国门后卧薪尝胆、国力腾飞，便是最好的例子。现在，日本企业执着于“日本第一”“日本产是质量的代名词”这种观念；日本企业高管和决策者在面临国际竞争的不利形势下，为了强撑着日本产品应该有的样子，便非常有可能在“耻文化”的影响下选择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以此维持对内对外的所谓“体面”。2017年，日本三菱材料高管就造假事件向公众道歉。在“耻文化”的基础上，日本从古代村落共同体开始便出现了“村八分”观念，使日本人一直倾向于认为，随大流才是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所以，日本企业高管加班，大家都跟着加班、没有人敢例外的现象，便出现了。同理，当日本企业某个产业链条存在造假先例，后续成为业界潜规则，原来不想造假的企业看到造假的“好处”之后，也难免不跟风了。“工匠精神”无视消费者最新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在《日本家族企业何以百年不衰》中写道 ：“由于工匠精神的存在，日本家族企业往往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做好一件独具特色的产品，从而使任何企业都无法超越。工匠精神与企业文化相辅相成，形成合力，保障了日本百年家族企业的大量存续。”工匠精神确实是日本的一种深厚传承，是早期使“日本制造”在世界制造业中舍我其谁的核心精神支柱。但人们也应该认识到，工匠精神本身也是时代包装出来的行为，如果渲染过度，会造成不容犯错的认知失调。每一次犯错，工匠精神都失去一点公信力。另外，迷信工匠精神，会忽视时代迅猛发展和消费者变幻不定的需求。毕竟，技术的升级是“降维打击”，多少工匠精神也无济于事。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10 年前就多次劝告日本企业高层要低下高傲的头颅，放下守旧的执着，每隔半年就到中国市场考察一番。他说：“日本如果离开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是没有出路的；而如果日本企业不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做好的。”可惜，他的话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当前日本制造业困境的原因，既有产品制造成本增加导致产品价格上的竞争优势消退，也有企业专注于自以为是的质量标准，而忽视了消费者的需求升级，往往错失良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家电风靡全球。然而2008年开始，日本家电企业就开始全线亏损。2009年，日本就从家电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虽然不少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依然独领风骚，但日本的家电等产品退出一线。工匠精神过犹不及，也是对这种矛盾现象的一种现实解释。2008年起，日本家电企业开始全线亏损。当日本企业对国际市场消费者的最新需求失去了敏锐的触角，组装集合型产品便难以避免销量下滑。亏损之后，企业更无力支撑下一步的投资和生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另一方面，工匠精神对于某些零件和尖端技术的“打磨”，依然可以让企业至少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立于不败之地。日本企业集体造假，这几年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可以肯定的是，不远的将来，还是会有日本企业因为造假，由管理层出来鞠躬道歉。然而，即使网络充斥着各种日本企业造假达30年之久等新闻，我们也无需幸灾乐祸，也不应该因为造假而否定日本产品。这是每一个守成经济大国所需要承担的代价之一，同时也是日本媒体在追究日本企业方面不遗余力的结果。其他国家企业也有这样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只是没有清算得如此彻底。日本武士刀的制作传承其特有的“工匠精神”。对于日本特有的工匠精神，我们不是去否认其作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所需要的资质并非一成不变。以前的日本更需要工匠精神，现在更需要革新求变。不同时代赋予一个国家企业不同的展示形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制造”在世界市场中的口碑还是“粗制滥造”的象征。这让日本全国上下“知耻而后勇”，通过国家和企业的品牌营销、高新技术引进和再吸收，十年磨一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日本制造”国际形象的逆袭和重塑。如果说日本在工匠精神上过度发挥，那么中国仍在工匠精神上存在不足。了解日本企业造假事件，不是拿他国的错误来沾沾自喜，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025年就快到来，“中国制造”会给世界递上一张什么形象的名片？我们拭目以待。（来源：共青团中央综合）

一国对外战略的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它的自然条件、经济潜力、军事力量与政治意志，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智力资源。特别是在百年大变局时期，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国家对外战略任务日趋繁重。能否高效获取对外战略信息、充分拓展对外战略思维、准确做出国际形势判断、及时提出可行的决策方案，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战略成败的重要因素。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际问题智库的研究水平与潜质，取决于智库对于对外政策的作用模式与影响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度重视对日本智库的研究。早在2008年，国际研究学部成立了“日本智库与对华外交”课题组。2014年，以主持院创新工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平台项目”为契机，笔者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专项调研，走访了多家代表性智库。结合长期研究与实地调研，本文集中分析日本国际问题智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聚焦其影响对外政策的新模式与新特点，以期为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国际问题智库提供必要的借鉴。“官”“民”两大系统总体而言，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日本智库可分为“官”“民”两大系统。第一类是官方或准官方智库，这一类的代表性智库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防卫研究所、世界和平研究所、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等。第二类是民间智库，这一类的代表性智库有东京财团、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日本国际关系论坛、世界和平研究所、日本战略论坛、冈崎研究所等。其中，多数日本对外政策智库注重以自身研究人员为主，延揽部分外部专家进行共同研究。也有部分智库主要从事项目管理，研究课题基本上仰赖外聘专家。在对政府提供智力支持方面，日本国际问题智库被认为有三大优势。第一，智库通常比政府官僚能更好地展望未来，而官僚机构往往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开展工作，极少鼓励创造性。第二，智库能够在政府及其代理间更好地传播相关的政策研究，亦能够更有远见地从数据采集开始就形成知识服务。第三，对于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来说，非营利性和独立性是立身之本，可以更好地促进不同研究群体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合作，促进知识聚合。日本国际问题智库发挥的作用，则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启发国民的外交安保意识、贡献外交安保政策构想、补充政府的外交活动以及向国际社会发布信息。较具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日本国际问题智库通过建立人员联系网络，明确问题之所在，提出易于取得国际一致意见的政策；通过间接性研究、意见交流、建立联系网络等发挥影响力；促进人员交流和意见交换，亦能不同程度地对别国的对外政策过程产生影响；智库是“沟通各界的桥梁”，缔造了“超越国界的人际关系”。尽管在数量、规模、地位和政策贡献度方面都无法比肩美国同行，但日本国际问题智库开辟了有别于政府间对话的另一片天地，为日本参与民间对话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平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智库的现状是组织规模一般都不大，中小型智库占据多数。但也有日本智库界人士认为“船小好调头”。正因为智库内部从业人员特别是一线的研究人员不足，才促使日本对外政策智库主动设计，善于利用“外脑”。另外，在对重大问题保持持续、积极关注的前提下，注重与他国或国际组织建立长效联系管道与机制，也是日本智库的一大特点。日本国际问题智库还注意充当“第二轨”，在内外政策对话中积极发声，以补充、完善日本政府的外交活动。这一做法越来越受到日本智库的重视。“动态循环”模式日本智库参与对外政策过程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发现政策课题并制定研究项目、调查研究、拟定政策、提出建议、政策普及、政策评估等一系列环节组成的“动态循环”。如今，这已经成为大多数日本智库参与政策过程的“标准模式”。具体而言，这一“动态循环”系统包括以下要点：发现课题、制定研究项目（设定主题，收集信息，分析问题和设定课题）；调查研究（启动项目，形成政策方案，明确政策）；拟定政策、提出建议（汇总整理出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检查质量）；普及活动（政策建议及研究成果的公布，宣传活动）。面对与对外政策有关的研究课题，在推动政策实现的过程中，日本智库主要围绕上述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发挥其多方面的影响力。以下特以在日本海洋战略谋划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笹川和平财团海洋政策研究所为案例，从更为微观的角度详细阐释这一“动态循环”过程。首先，提出政策设想。随着海洋问题的升温，仅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研究所先后就《海洋基本法》及《海洋基本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日印海洋合作、东亚海洋秩序、排他性经济水域航行、沿岸综合管理、相关国海洋政策及动向、综合海洋政策制定以及北极海航路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组织精通海洋政策的研究者，根据日本现行海洋政策的实施情况，分析评估需要改善的问题，进而提出较为理想的政策设想。其次，深入调研设想。在该阶段，研究所依据项目整体规划，实施细致的调研。以研究所内外的研究者及制定政策人员为中心组成专门研究小组，举办研究会，对当初的假设进行验证，逐步加深并充实研讨的内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适时举办专题报告会，进一步对研究内容进行推敲。在该阶段，注重把握实际进展情况等，从多角度对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质量管理。再次，拟定政策建议以及促进政策实现。对于调研成果，研究所不仅力求研究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还要推敲成果带来的影响以及实际推广的时机，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在最终成果的输送上，善于利用“上”与“下”两个渠道，即通过不同途径影响政府及公众。在影响政府方面，前文提到的促进《海洋基本法》成立的例子最为典型。与欧美相比较，日本型决策体制原本过多倚重于各省厅的官僚，封闭性较为明显。但研究所能在海洋问题上发挥重大影响，主要源于海洋权益斗争的紧张形势，加之研究所能迅速整合起一批权威的专业人士。该所不仅向政府提出《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还身体力行地加速了由政、官以及知识界人士组成的“海洋基本法研究会”的创建步伐，草拟了《海洋政策大纲》和《海洋基本法案》。此外，研究所还曾就应对索马里海盗、海权视域下的日美同盟等专门形成政策建议，分别提交给首相及防卫大臣。近年来，在海洋安全保障政策、低潮线维护、专属经济区、延伸大陆架、离岛管理、海洋资源开发等海洋战略、政策和立法制定方面，背后都有该机构活跃的“身影”。在影响公众方面，该机构人士认为，研究报告或政策建议倘若仅停留在纸面上，将无法发挥智库影响力。因此，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还特别看重政策普及活动的效果。除了在官网刊登研究报告、政策建议以及评论文章外，还时常召开专门研究会和学术研讨会，积极参加电视节目或向报刊投稿。同时，邀请活跃在相关领域的人士一起参与普及活动，促进研究成果“接地气”。此外，为了创造政策实现的有利环境，研究所还定期或不定期出版各类专业刊物，力图从专业视角扩大宣传，影响国内外舆论。如每年一次的《海洋白皮书》以及《海洋政策研究》，每季度一次的《岛屿研究季刊》以及《北极海季报》，每月一次的《海洋安全保障情报月报》等。值得关注的是，财团专门设立“岛屿资料中心”， 注重从历史经纬及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岛屿问题，旨在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和整理与日本所辖岛屿有关的各种历史资料及文献。除在中心官网上的“情报图书馆”中公布涉韩及涉中的重要岛屿资料之外，还特别策划、出版了《岛屿研究季刊》，日本国内海洋政策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均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积极地为日本政府的立场提出理论支撑或辩护。（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主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勇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来源：环球时报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18日至19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由于这是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0年再度访华，也是河野今年由外相改任防相后首次访华，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将于近日访华，因此此访备受日媒关注。日本共同社19日报道称，由于日中关系波动，两国防务部门交流一度中断。上次日本防相访华，要追溯到2009年3月麻生太郎内阁防相浜田靖一访问北京。18日，河野抵达中国后，分别与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19日，河野到人民解放军部队参观考察。在与河野的会谈中，许其亮表示，中日地缘相近、文化交融、利益交汇。中方愿与日方一道，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两国及地区安全发展。河野太郎说，日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以此访为契机，与中方持续加强防务交流与合作，保持日中关系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魏凤和在与河野会谈时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发展好中日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人民，对地区乃至世界繁荣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河野太郎说，当前，日中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两国防务交流也取得积极进展。日方愿与中方增进了解互信，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日本时事通讯社称，日中防长此次会谈气氛友好。《读卖新闻》19日在报道中强调，双方的会谈时间长达1小时50分，比预定长了20分钟。会谈中，两国防长同意继续实施日本海上自卫队与中国海军的舰船互访，以及自卫队与人民解放军军官的友好交流。同时，两国防务部门还计划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去年6月，中日宣布启用海空联络机制，此次会谈中，两国防长同意基于该机制加速实现两国防务部门热线的早日开设。日本TBS电视台报道称，河野还在与魏凤和的会谈中，积极邀请后者明年访问日本。日媒评论认为，日本防卫大臣时隔10年再次访华，表明两国防务部门有意强化合作与互信，而双方的合作或有助于为中国领导人访日创造积极气氛。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8日就河野访华一事表示，此次访问“对于发展日中关系而言意义深远”，“为能增进(日中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多层面的对话极其重要”。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除双边合作外，日中防长还确认将为稳定朝鲜局势、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开展合作。此外，河野还就“日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向中国防长“直率表明了立场”。共同社称，河野呼吁中方“提高军费透明度”，并针对中方在钓鱼岛周边的巡航活动，要求中方“做出相应改善”。由于河野此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出席活动时也曾被指“抨击中国”，因此日媒认为，在两国防卫关系改善的同时，也存在难以消解的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卢昊1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日防长会谈是当前中日两国寻求改善关系努力的缩影。作为政治安全乃至战略上多层次协调的重要构成，两国防务部门的对话及合作，无疑有利于一定程度上改善关系，增进相互信任，乃至创设务实合作议题及机制。然而，双方在安全议题上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对于中国的国防安全政策，日方基本上从战略竞争乃至零和博弈的视角进行看待，对中方的意图与行动始终抱持警惕戒备，这显然影响其对华政策的理性调适。卢昊认为，综合来看，中日安全关系尽管已经摆脱“最恶状态”，但仍需要双方以积极的、建设性的举措加以维护与建构。（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雁初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洋）原标题：谈合作，日本防相时隔十年再访华

近日，历史问题的“乌云”再次笼罩日韩两国。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5月21日下午在官邸与前来进行到任拜访的韩国驻日大使南官杓会面，就韩国原被征劳工诉讼等问题要求韩方采取恰当应对。日方提议重启磋商当地时间5月20日，日本政府向韩方发出外交公函，称将根据《日韩请求权协定》，设立“仲裁委员会”解决劳工索赔案问题，并敦促韩方接受这一提议。韩联社称韩方将综合考量慎重研议此事。日韩关系自去年开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韩国最高法院裁决日本公司赔偿韩国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日本则抗议称所有殖民时代的赔偿问题都已在1965年协议中得以解决。据悉，1965年两国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规定，两国无法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争端，可以由包括第三国在内的委员会仲裁解决。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日韩各出一人，加上双方委员协商指定第三国委员一人，双方需在30天之内选定委员。日本政府曾于今年1月9日向韩方提议启动争端解决程序，即通过外交渠道磋商劳工索赔问题，并要求韩方在30天内答复。韩方对此未予回应。历史遗留久久未决1910年至1945年，日本在朝鲜半岛施行殖民统治，强征大批劳工至日本做苦力。此前，李春植等4名韩籍二战劳工起诉日本企业新日铁住金（现为新日本制铁公司），要求向他们补发工资并赔偿。据韩联社报道，去年10月30日，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新日铁住金向4名原告每人支付赔偿金1亿韩元。11月，韩最高法院对另一起类似案件作出判决。日方坚持拒绝赔偿。4月23日，日本发布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读卖新闻》称报告书首次以专题形式记述了韩国人被征劳工问题，还就“慰安妇”问题做了长达2页的特别说明。韩国外交部当天对《外交蓝皮书》中关于韩国的内容表示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认为：“劳工诉讼案只是日韩冲突的表象，其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给朝鲜半岛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现在日本国内存在否认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观点，不承认当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征用劳工和强征慰安妇的问题。”2015年12月28日，朴槿惠领导的韩国政府同日本政府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然而，文在寅上台后多次指出，这份协议没有被韩国民众接受。截至目前，日韩双方仍就此事僵持。此番劳工诉讼案又使两国关系“透心凉”。正视历史才能化解“日韩同为美国的盟国，由于劳工诉讼案等问题迟迟无解，两国现已‘离心离德’。”吕耀东说。有消息称，在即将举行的大阪G20峰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不会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任何交谈。5月15日，韩国总理李洛渊在首尔举行的与韩国媒体的讨论会上，就自己主管的“二战”被征劳工诉讼相关应对措施表示，“有关正在推进司法程序的案件，韩国政府能拿出的对策很有限。”有分析称，李洛渊暗示尽快提出有效的具体方案并非易事。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要求韩国政府早日就劳工诉讼采取应对措施，但这一问题预计短期无法解决。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5日的记者会上重申：“应该提出解决措施（的责任）在于韩方。”吕耀东认为，归根到底，日韩两国的矛盾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领土争端问题，二是历史遗留问题。日本若能摒弃历史修正主义，以诚恳的态度去解决历史问题，将有助于日韩关系缓和。（记者 刘月）《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5月25日 第06 版）

人民网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 陈建军)15日，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共同发布了《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20)》。蓝皮书指出，2019年是日本改元之年，“平成”落下帷幕，“令和”随之开启。年号(日本称“元号”)是日本模仿中国而使用的纪年方法，公元645年，孝德天皇定年号为“大化”，开日本年号之始。迄今为止，日本共使用了248个年号，持续1300多年。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中，重大事件、祥瑞吉兆、灾异战乱等都可以成为更改年号的契机。直至明治时期，日本决定采用“一世一元”制度，即天皇在位期间不能更改年号，旨在强化天皇权威。尽管二战后根据《日本国宪法》确定的象征天皇制，更改年号不过是“新桃换旧符”的一种标志，但2019年的改元确实带给人们一个超越片段时间框架、从历史长周期深化思考的契机，成为日本总结以往30年、设计和规划未来的重要节点。平成时代开启于1989年。在这30年里，以世界局势的巨变为背景，日本自身也经历了重大变化，造就了一个改革与停滞并存、高昂与低迷交错的复杂年代。平成时代，日本先后进行了涉及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行政、教育等广泛领域的多项改革，但总体收效不彰。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财政赤字恶化，经济进入“失去”通道，“在被日美摩擦消耗着能量的同时，还苦于对泡沫破灭后不良债权的消化”，2010年，日本失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政府施政成本上升，国际竞争优势削弱。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后加速推进的“大国化战略”走到了历史最高点，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也同步显现。2019年，实现了“超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的施政与境况折射出在此历史延长线上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大背景。政治上，在自民党“一强独大”格局相对固化的同时，民众远离政治的倾向持续走强。安倍任内几次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均在低位徘徊，2019年7月进行的第25届参议院选举更是如此。经济上，新年号带给日本以新希望。自2012年12月开始被称为“安倍景气”的经济扩张期一直延续到2019年，被认为可望超过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长达73个月的“伊邪那美景气”，“创下战后最长纪录”，但“安倍景气”带来的实际GDP增长率较之前的周期大幅降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伊奘诺景气”(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持续57个月)年均增长11.5%，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伊邪那美景气”年均增长1.6%，而本轮周期增长率仅为1.2%。在1982年到2019年的37年中，第一季度最高增长率出现在“昭和”改“平成”的1989年和2000年，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均出现显著增长，为此，日本国内对改元之年“纪念消费”带来的景气效应寄予厚望。但临近2019年年终，这一美好愿望宣告破灭。那么，令和时代将成为怎样的时代呢？历史将证明，日本在令和时代做出一种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才能随着科技领域基础变量的进步和跃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据韩联社报道，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2月24日在成都举行。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双方就修复自日本对韩限贸后跌至冰点的双边关系等话题交换意见，一致强调改善合作关系的重要性。释放积极信号持续近半年的日韩贸易摩擦最近出现和缓信号。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20日发布消息称，已放宽了三种半导体材料对韩出口的部分管制。此前，日韩外长和对外贸易长官已经进行多次会谈，加强对话以解决争端的趋势愈加明显。12月16日，日本和韩国政府举行自日本加强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以来的首次贸易管理局长级政策对话会议，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进行政策对话和意见沟通。11月22日，韩国为回击日本而宣布作废的《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终止前“最后一刻”重新续签，并且韩国宣布暂停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日本贸易规制问题。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早前报道，日本与韩国在瑞士日内瓦已经举行两轮局长级磋商，以寻求解决两国近期的贸易纠纷。从多次对话来看，两国都抱有积极意愿，日韩关系出现“解冻”迹象。争执由来已久“日本对韩发动‘贸易战’是报复韩国文在寅政府在慰安妇问题、强制征用劳工问题上的改弦更张，导致一系列摩擦不断升级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说。韩国2017年12月宣布《慰安妇协议》违宪。2018年11月，韩国政府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事实上废除了协议，令日本安倍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政绩荡然无存。除此之外，劳工问题上的争端则成为贸易摩擦导火索。2017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支持二战时期遭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的索赔权。该判决引起日方强烈不满。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矛盾，演变为经济领域的摩擦。2019年7月1日，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氟聚酰亚胺等三种非常关键的半导体材料实行管制。8月7日，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日本政府正式将韩国排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加强对韩国出口管控。韩国的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遭遇重大威胁，韩国政府随后采取反制措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日韩关系陷入“史上最差”的境地。化解分歧不易自7月贸易争端以来，两国经济均受拖累。日本内阁府近期公布的第三季度数据显示，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创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新低，第三季度出口拖累GDP增速0.1个百分点。韩国受挫更为严重。韩国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到10月，韩国对日本的出口额为94亿美元，同比下降7%，三季度GDP环比增幅仅为0.2%。在全球经济遇冷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日韩两国都有解决贸易摩擦的动机。“这次中日韩的首脑会谈，更多还是从地区的共同利益出发。东亚地区国与国关系处理好，才能为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提供基础。”吕耀东表示。在此次中日韩首脑峰会上，安倍晋三表示，中日韩三国不是相互争斗的关系，希望构筑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新三国时代”。文在寅则表示，将与安倍晋三共同敦促两国有关部门高效顺畅地推进工作磋商，也期待会给两国国民带来希望。据路透社报道，在12月24日日韩双边会谈后的发布会上，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高旼廷称，尽管两国对于历史和贸易问题存在分歧，但日韩领导人同意更经常地会面，并称双方都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日本官房副长官冈田直树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的”讨论，承认对话的重要性，不过仍存在“巨大分歧”。巨大分歧缘于历史问题，日韩想要彻底解决争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标题：日韩关系坚冰有望融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原标题《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全文约2.8万字）。【作者】区建英，日本新潟国际信息大学教授、庆应义塾福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参考消息网6月24日报道丸山真男（1914—1996）被认为战后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学者，其学问被称为“丸山政治学”，作为思想史学家，其学问被称为“丸山思想史学”。思想史学的开创丸山真男的学问和思想贯穿着两个主题，一个是对近现代的批判，另一个是批判负面的传统和谋求创出真正的传统。第一个主题早在他学问生涯之初就已开始，当时法西斯已在欧洲称霸，1936年丸山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上三年级时写了论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考察近代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从“个人主义国家观”向“法西斯主义国家观”演化的过程。他并没有把前者与后者割裂开来，反而认为后者正是从前者中孕育出来的。他认为近代市民社会是以私有财产和分工为特质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生产社会，是通过个人的契约而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从封建社会的崩溃中诞生出来时，产生了自由、平等、法律至上等理念。但随着自由竞争转为垄断并走向帝国主义，市民阶层与国家权力迅速接近，与强权主义和对外膨胀相互共鸣，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国家观就是近代走到这个颓废阶段的思想意识。在这个颓废阶段，市民阶层逐渐背离近代产生的自由、平等、正义理念，但这些近代的理念并没有死灭，只是在现实中难以形成势力。在当时世界的反近代思潮中，日本出现了“近代超克论”，认为近代自由主义等各种理念已经过时，应追随现代的法西斯全体主义，日本的“国体”意识形态支撑着这种思潮。对此，丸山认为“近代超克论”正是他所批判的那个近代走向颓废阶段的产物，但同时看到敢于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少数知识分子正是以近代的自由、民主、和平、正义等理念为精神支柱的，所以他把颓废的现实与近代的理念区别开来，重新评价“作为理念的近代”，通过拥护近代理念，抵制走向法西斯主义的现实。“近代超克论”把日本自身的问题归罪于近代，同时还鼓吹一种跟近代无缘的“东洋精神”。所以丸山试图打破日本的“近代无缘论”，并且阐明近代并不是西洋独有的，德川时代的日本思想内部也有产生近代萌芽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丸山写了两篇徂徕学（即荻生徂徕的儒学）研究论文，第一篇是《日本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1940年），第二篇是《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作为制度观的对立》（1941年）。两篇论文都是通过诠释徂徕学，从日本内部寻求近代思维产生的萌芽。这就是丸山思想史学在开创期的主要成果。虽然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非常缺乏近代因素，但丸山着眼于德川政权意识形态的内部运动，通过考察朱子学的自我解体过程来追寻日本近代意识的萌芽。在德川时代的儒学中，荻生徂徕是对朱子学进行解构的典型，丸山便把徂徕学看作是朱子学体系走向崩溃的象征。他对徂徕学的诠释可归纳为以下论点。第一，指出德川初期的朱子学用自然法（天理）与人伦道德贯通的思想体系把德川体制固定为不可改变的自然秩序。但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所谓自然秩序失去了平衡。于是徂徕为了巩固德川体制对朱子学进行改造，把属于同一法理的自然法与社会秩序分离开来，使现实的封建制度失去了自然法的永久保障，可以人为改变。同时，徂徕还把一脉贯通的伦理与政治也分离开来，一方面使“圣人之道”完全政治化，政治脱离了天理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使道德修养完全变成私人的事情，开拓了伦理自由的可能性，这一点被国学所继承，并产生了方向逆转。第二，他阐述了徂徕把在朱子学中来源于天理的“圣人之道”转换成由圣人“制作”的“道”，指出其意义在于把人工的“制作”奠定为形成秩序的基础，开拓了人的主体性的立场。丸山认为这是日本的近代思维的萌芽。丸山在此描述了一个朱子学与近代思维完全对立的图式，以及日本在近代化方面比东亚邻国先进的形象。对这些问题他在战后通过各种形式作了反省，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承认自己受了“亚洲停滞论”的影响，描述了一个与“停滞”的近代中国相对照的、虽落后但并不停滞的日本。第二，无视了日本儒学与东亚各国儒学的相异，没有把日本朱子学中的“日本特征”考虑进去。第三，承认自己套用了进化论的公式，预设了德川时代朱子学作为体制意识形态从普及到走向崩溃的过程，没能正确反映历史事实。第四，受历史主义的发展立场束缚，没能超越地评价朱子学作为普遍理念规范的价值。对传统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古层”论1945年日本战败，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价值观全面崩溃，日本国民的思想陷入价值观迷失的状况。丸山认为这是日本重新谋求精神革命的好机会。面对占领军主导的改革，丸山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把“被给予的自由”转化为国民“内在的自由”。在战后的十多年里，他在思想方面引导战后改革，着力于解剖日本民族主义的病理，同时分析现代“大众社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政治的世界》等著作中。但到了“战后期”结束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丸山开始对战后改革感到失望。在思想领域，人们对导致三四十年代战争悲剧的思想病理不再过问；在民众的层面，社会所需要的人民的自主性和道德水平总不见提高，大众文化趋于低俗和颓废，不断吞噬规范意识。他从日本的近代追溯其原因，认为日本近代国家只是靠天皇制把民众统合起来，国民没有通过思想的陶冶而获得普遍的规范意识。无论从丸山的思想史研究还是亲身经历来看，战后改革的挫折所呈露的日本民主精神的脆弱性，其实自明治以来已反复出现。他反思战前集体“转向”法西斯的问题时，尤其关注面对雪崩似的“转向”能屹立不动、勇于抵抗的少数人的精神。他认为人格内面需要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威”，这正是日本缺乏的，因此痛感日本缺乏真正的“传统”。丸山的视线转向对“传统”问题的关心，与竹内好的影响也有重要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已出现讨论传统的思潮，但竹内指出日本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本来就缺乏思想传统。竹内把中国和日本分成两种类型，他说：中国型的特征是，“对过去传统的否定，在每个阶段都产生出传统的复苏，带来了生命力的新发展”。那里贯穿着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与之相对照，日本文化是缺乏主体性的。比如，“新”就是日本人的价值标准，“新”等于“正确”，要不断追求“新”的，如果“新”的变成了“旧”的，就得换成别的“新”的。那是不断追赶先进者的“优等生”文化，近代以来日本就对西洋抱有劣等感，要做模仿和追赶西洋的“优等生”。集体“转向”就是日本这种特殊性格的产物，而且每次“转向”都没有经过抵抗和反省的思想交锋来做媒介。通过阅读竹内好的中日近代比较论，丸山不仅对中国有了新的理解，而且对传统的重要性有了痛切的认识。自50年代中期开始，丸山就尝试导入超越历史阶段的视点来把握长期持续的日本的思维方法。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从1956年度起就修改了构思，把过去从江户时代讲起，改为追溯到古代。丸山通过追溯至古代的长期历史视野来考察日本传统的病理，由此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思想受容和变容的方式。1956年度讲义从思维方式的类型化入手，通过与基督教、中国思想的比较，抽象出日本的“原始神道”思维方式，1957年度讲义进而考察“开国”和“文化接触”问题，其间还撰写了《日本的思想》和《开国》等论文，这些研究给纵向的思想史导入了横向的“文化接触”视野。丸山指出，日本自身缺乏作为“坐标轴”的一贯原理，却对外来思想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同化是通过气氛和情绪来进行的，往往甩掉规范性的契机，使外来思想的原理性被瓦解。他认为这是一种贯穿于日本古今、反复影响着“文化接触”的日本特性，无论对儒教、佛教还是对各类西方思想都产生了同样的瓦解作用。为了解剖导致这种作用的思维方式，他琢磨出了“原型”这个概念，用以表述这种负面的思维方式，后来将之改称为“古层”和“执拗低音”。丸山在解剖“古层”的问题时，一开始就把“古层”与普遍价值定立在对抗轴上。在1963年度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他设了“普遍者的觉悟”一章，“原型”（“古层”）概念就是在与“普遍者的觉悟”相对立的图式中使用的。1964年到1967年度的系列讲义就是一部以“原型”为核心概念的问题史。在此丸山描述的是这样一种过程，日本曾出现过否定“原型”的“普遍者的觉悟”，但由于日本社会的封闭性重新强化，结果把“普遍者的觉悟”压制下去了。在那里，“原型”是阻碍“普遍者的觉悟”的契机，“普遍者的觉悟”则是对“原型”进行突破的契机。不过在日本历史上，那些“普遍者的觉悟”大多都被“古层”消灭掉了，因此他认识到更大的危机是，如果不克服阻碍普遍价值在日本扎根的负面契机，那么即便出现能把普遍规范内在化的创造性思想，也还会继续被消灭。所以丸山着力于解剖“古层”的病理，但同时也注重发掘被“古层”压制和消灭的“普遍者的觉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