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进入了全面推进期，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快速融合。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向乡村的拓展以及各类智慧应用功能在乡村的实践，为数字乡村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也要看到，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依然存在缺乏整体规划、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有效解决。具体来看，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设计，还处于各地自主探索阶段，各类智慧应用功能也还处于各自分别应用的状态；智慧城乡建设差距较大，数字乡村建设存在地区不平衡；数字乡村建设的要素支撑有待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明显不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要提高农民获得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要在现有农业农村信息化规划和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加强整体规划设计，推动示范、试点与自主探索相结合，统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搞建设，各地差异化的条件决定了多样化的推进模式，需在整体设计基础上，尊重各地差异，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乡村应用功能的设计与创新；要促进智慧城乡建设，应该看到，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智慧应用方面，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手段也是目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就是城乡信息基础设施一体化的过程；要促进制度创新和应用创新，引导多方合作、参与，积极创建有利于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体制机制，在智慧城市应用体系拓展基础上探索、创新、开发符合农民需求和乡村发展需求的智慧应用功能，还要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探索新技术在乡村的应用。（肖 伟）【来源：中国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8月22日-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生态经济研究室主任于法稳一行14人到我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慕国庆参加调研。调研组三天走访了3个乡镇6个村，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队员与72户农户和10余个村干部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份问卷调查时间在1个小时左右；对调查村庄“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农村产业结构”、“农民收支与社会福祉”、“农村居民消费”、“乡村治理”和“农村综合改革”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摸底调研。到临沭县青云镇调研到临沭县郑山街道调研到临沭县石门镇调研到临沭县朱村调研调研组还到金丰公社进行了调研，详细了解金丰公社社会化服务职能，对其“耕、种、管、收、储、销”的服务模式给予肯定。调研组表示，金丰公社立足于为农业提升效率，为农民创造价值，利用信息化手段和机械化种植帮助农民增收致富，以农业生产进步带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充分发挥了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积极作用。活动结束后，调研组对临沂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探索的经验做法予以肯定，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来源：临沂农业农村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数字乡村 未来可期（新业态新模式之新观察⑧）剪纸、唢呐、皮影、弦子腔……富有陕西特色的乡土表演在网上热火朝天地直播着；富硒茶叶、蜂蜜、腊肉……秦风汉味的田间美食在直播页面被热情地叫卖着。这是11月14日清晨，陕西省安康市蒋家坪村“安康大集”直播带货活动现场的情景。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脱贫攻坚主题系列电视剧《石头开花》分集在安康取景拍摄，剧中有一场戏是助力脱贫的“安康大集”。安康当地的农村干部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宣传安康风土人情的好机会，便把剧情中的“安康大集”变成了现实迅速搬到网上，红红火火地搞起了直播带货。“安康大集”只是当今中国数字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数字化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也能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注入新的动能。手机银行、网上政务、直播带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乡村早已在乡村治理、产业振兴、城乡融合等方面发力，融入乡村生活的每个场景，也改变着老百姓日常的点点滴滴。数字经济幸福生活“好寄托”在微信上，有一个小程序，是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六市乡山背村第一书记张健万自己开发的产品销售平台。小小的程序，承载着山背村几十户贫困户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大心愿。2018年1月，刚刚来到山背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张健万，对于如何帮助这个大山深处小村庄村民脱贫还没有头绪。在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时，一家农户热情地拿出自己做的豆腐乳，让张健万品尝。张健万觉得这家豆腐乳口味很好，就在朋友圈帮她推销，很快就卖出了100瓶。这次成功的销售经历，让张健万萌发了做电商平台的想法。凭借自己学习计算机专业的知识，张健万设计出了一款微信小程序。为了推广，张健万在自己以前创办的公众号上写起了推介文章，让朋友们积极帮忙转发，莲花县的官方微信号也主动帮他宣传。此后，张健万继续走家串户，向每个贫困户“收集”农产品。小程序的页面非常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一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一件件售卖中的贫困户特产，每个特产下面都注明了贫困户的故事。“高山大米（2.5千克，包邮）30元”“农家黑豆（包邮，重1千克）25元”“山背醋姜（包邮，1千克）30元”……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虽然都不多，但每个产品都是来自山背贫困户的“私人订制”。张健万这个第一书记，兼职做起了“网店店主”，除了到每家每户去收货，在平台上货，还要负责包装、发货。在他的抽屉里，放着厚厚一沓快递单，桌上放着封口机，橱子里放着他自己设计的统一标签。2018年12月，张健万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拍摄了一个视频，为山背村的好产品代言。也是在这个月，山背村正式脱贫。除了直播带货，数字乡村建设还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以乡村服务为重点，运用互联网等技术，为农村居民提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网络信贷等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不断改善，金融机构与金融服务深入覆盖乡村，为农村居民提供足不出村的金融服务。截至2019年6月，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全国3.08万个乡镇，覆盖率为95.7％。每年清明前是福建福鼎市柏柳村最忙碌的时候，苍翠欲滴的白茶山上，采茶工手指翻飞，快速地将最鲜嫩的一芽一叶采摘下来，全村5500余亩白茶要赶在节前采摘，雇工采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多亏农行给了我10万元贷款，手机操作就可以随借随还，缓解了我的资金压力。”做了30年茶农的陈金池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此外，农行还推出“贷款自画像”数字服务平台，引导有需求的人在网上自助补充资料，银行结合客户自己的画像与基础数据分析，上门调查后，产生预授信并发放贷款。据了解，近年来，中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800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7万亿元，规模扩大了8.4倍。与此同时，网络扶智工程成效明显，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从2016年底的79.2%上升到2020年8月的98.7%。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左香云说：“农村电商发展激发了农村创新创业的热情，减少了外出打工人口，促进了农民减贫脱贫和增收致富，使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比例下降，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数字技术乡村治理“好帮手”近年来，数字乡村逐步扩大了在农村社会治理、农村养老、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应用，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出基础支撑作用。今年6月11日，浙江大学数字乡村研究院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三林村发布了全国首个数字乡村发展指数，不仅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首次有了标准化的评估体系，还让三林村在乡村振兴数字化发展过程中走到了前列。“现在村里很多工作都与数字化有关，比如乡村治理、产业提升、乡村运营、生态建设等，渗透进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改变着老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三林村党总支书记沈炳奎自豪地说。在北片区社会治理工作站，打开“数字乡村一张图”的电子大屏，一幅实时动态图就呈现在眼前。村里水质情况如何、环境卫生清理是否到位、哪里有意外情况发生等信息都会及时在图上显示。“足不出户，就能随时掌握全村动向。”沈炳奎笑言，“特别是对农村防汛作用更大，以前防汛都是传统的现场巡查，耗时耗力，还危险，现在有了这个图，像降雨量、河湖水位等实时监测数据比现场查看还精确。”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侯志阳认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推进乡村治理内容的线上化与透明化，推进乡村治理方式的数字化。在江西抚州，2017年8月起政府就开始实施智慧百乡千村健康医养扶贫工程，积极建设村、乡、县、市四级医疗机构间的三网合一、数据共享、远程就医和分级诊疗的智慧化医疗服务体系。在湖南，随着“中小学网络联校建设工程”的推进，发达地区优质学校与乡镇学校正在实现联网建设。在浙江，多个乡村智慧旅游基础服务系统已建成运行，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旅游资源整合、旅游活动发布、旅游产品推荐和游客互动体验等，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苏红键表示，在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融合过程中，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和智慧交通等方面也都在各地实践中不断向乡村扩展。智慧功能的延展与应用，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智能化、信息化的可及性。数字建设美丽乡村“新蓝图”近年来，中国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规划和实施，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制定了中国建设数字乡村的战略目标。根据《纲要》，到2020年，中国的数字乡村建设会取得初步进展。全国行政村4G覆盖率超过98%，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农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建成一批特色乡村文化数字资源库，“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向乡村延伸。网络扶贫行动向纵深发展，信息化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更加显著。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4G深化普及、5G创新应用，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初步建成一批兼具创业孵化、技术创新、技能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中心，培育形成一批叫得响、质量优、特色显的农村电商产品品牌，基本形成乡村智慧物流配送体系。乡村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近日，中央网信办正式公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数字乡村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将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据悉，入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名单的地区，将从开展数字乡村整体规划设计、完善乡村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探索乡村数字治理新模式、完善“三农”信息服务体系、完善设施资源整合共享机制、探索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等方面，实施试点建设。在日前召开的国新办网络扶贫行动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小伟表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网络扶贫工作的升级版，下一步将通过数字乡村的建设延续网络扶贫的相关工作内容，包括进一步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相关体系建设，研究编制“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杨俊峰杨俊峰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龙胜村的水木莫干山都市农业园区内，工人正在智能温室采摘西红柿。谢尚国摄（人民图片）在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智慧农场，无人驾驶拖拉机等设备在现场演示。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茶园中用来监测病虫害的摄像头。新华社记者 林 超摄当前，中国各地农村悄然兴起“智慧农业”创新变革。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专家认为，“互联网+”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推进农村与城市“同网同速”创建电商公司、建冷库、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电商脱贫明星”，几年时间，陕西省黄陵县田庄镇东村王圪崂组的“90后”小伙王博实现改变了人生。让王博甩掉贫困帽子的契机，源于他一次在微信朋友晒照片。2016年，王博家里的苹果成熟，看着红彤彤的苹果，他忍不住在朋友圈分享了几张照片。之后，凭借优质的苹果、良好的信誉，他赢得了越来越多回头客。随着当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在政府支持下，他入驻黄陵县电子商务孵化基地，成立邮政局“村邮乐购”村级服务站、黄陵县“王二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果树种植合作社，带领村民一起致富。在中国农村，有很多像王博这样利用互联网做生意的新网民。越来越快的网速和不断优化的网络服务，为他们提供了强大支持。统计显示，2015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实施6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共支持全国27个省（区、市）13万个行政村开展宽带网络建设和升级改造，其中包括4.3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中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1.42亿。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石。为实现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建议，应从加大政策支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强化科技支撑等方面入手，找出有力抓手，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步伐。大数据让农事更“智慧”在办公室里操作手机，用无人机查看果树生长情况；果园里，无人值守机器人为果树洗澡除菌，遇到病虫害时为果树施药；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自动配比水量和肥量，让果树喝上干净水……在上海市崇明区翠冠梨数字农业基地，50多种高科技设备每天自动化运行。据悉，该基地是盒马鲜生与上海市崇明区达成战略合作后的首个落地项目，产品直供盒马线下线上平台。该基地科技负责人张样平介绍，基地里各类传感器会将翠冠梨生长所需的温湿度、二氧化碳、光照度、土壤肥力、盐分浓度等数据，自动采集、上传、存储到翠冠梨的物联网云平台。当数据足够大时，专家将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型、指导农事，以提升翠冠梨品质。去年，该基地出产的高品质翠冠梨每亩产值达1.5万元。如今，大数据技术已经走进全国多地农田，应用到秸秆还田、深松整地、收获、播种、耕翻、深翻、打捆、植保、插秧、无人机等30余种作业类型中。例如，在浙江，全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全域地理信息图、农业农村10大类数据资源库逐渐完善；湖北、山东均已建设省级智慧农机平台；山西晋中通过发展精准农业，有效解决了农机在山地和丘陵作业时面积精准计算难的问题……告别凭经验种田种地，大数据技术应用让农事更“智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农业农村部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平台，深入推进数据共享开放，强化数据挖掘、分析预测能力建设，并支持西部等重点地区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资源应用。有专家建议，加强数据采集与管理，为农业大数据发展提供资源要素；促进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激发数据要素活力；以产销大数据为抓手，推动农业大数据应用。提升线上治理“温度”村外客人来访，视频电话通知立即发到被访村民手机；有事找妇联，在手机点击“有事找大嫂”，没多久，妇联工作人员会联系你；订外卖、打车、旅游、寄快递，村民都可以在村里一款APP上完成……如今，在山东省日照市车家村，“互联网+”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强了。据介绍，“数字车家村”以阿里钉钉平台为入口，社区便民、党建、公益、电商服务等数据汇集其中。“以往流动人口管理都要挨家挨户拿本子记录，开会通知靠贴公告，而防诈宣传只能靠口耳相传。”阿里钉钉特渠山东区域负责人黄北辰说，这些繁琐低效的治理手段逐渐成了历史。现在，流动人口信息被录入后台数据库，村里开会用钉钉通知，防诈宣传被搬到APP上。日照市已有74个村庄搭建起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互联网+”，让各地基层治理有了更多“温度”。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e调解”APP实现了人民调解“咨询—纠纷化解—卷宗生成—履行跟踪—数据分析—研判告警—以案释法”全流程互联网化，帮助当事人足不出户解决矛盾纠纷；上海市宝山区打造的“社区通”，账本网上晒，村干部报酬、村委会收支等原始票据一览无余；浙江省桐乡市建立全国首家互联网司法所、全省首家5G智慧法庭，推出24小时“法超市”，让公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未来，如何依托“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国务院扶贫办）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表示，将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鼓励地方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深化与社会力量的合作，通过运用互联网信息平台扩大基层治理触达范围，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源：海外网

新京报快讯（记者 马瑾倩）2021年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此前已经摘下。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显示，王正谱在今年1月已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此前国家乡村振兴局部分局领导、内设机构和负责人已经相继亮相。由于“三定”方案尚未公布，新机构未来将以何种方式推进工作还没有更多信息。新京报记者邀多位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详解国家乡村振兴局这一新机构和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重心。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问题一：为什么设置国家乡村振兴局？今天上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去年12月底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2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的文章，署名为“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这是国家乡村振兴局首次在媒体上公开亮相。署名文章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三农’工作重心将实现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与脱贫攻坚相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间更长、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必须采取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持久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表示，这就需要有专门的部门进行工作协调、体系制定。“以产业振兴为例，乡村振兴不仅是农业发展，还需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问题二：国家乡村振兴局承担哪些职能？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抓紧出台各项政策完善优化的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工作不留空当、政策不留空白。“曾经也有人猜测，脱贫攻坚完成后，我们将会转向对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帮扶，但现在来看，我国整体策略比较稳健，决策层对问题认识非常清楚，策略重心转移非常慎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毅分析，新设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承接原国务院扶贫办的工作，落实过渡期衔接问题。由于具体“三定”方案尚未揭晓，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具体工作变化还有待信息进一步透露。王晓毅认为，目前来看，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防止返贫是当前国家乡村振兴局重要工作。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解读时表示，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首要位置，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脱贫地区、脱贫群众虽然已经实现脱贫，但发展基础和自我发展能力仍然不强，巩固成果防止返贫任务仍然很重。问题三：国家乡村振兴局是什么级别？记者了解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由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而来，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新机构的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及行政关系，与国务院扶贫办基本一致。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成为农业农村部代管的国家局，行政级别为副部级不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成立于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扶贫办是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具体承担日常工作。与之相对应，省区市县级政府，也成立了各行政层级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扶贫办，负责本地的扶贫开发工作。形成了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体制机制，搭建了一整套脱贫攻坚的行政架构。记者注意到，脱贫攻坚大型政论专题片《摆脱贫困》第一集中，刘永富职务变更为“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经多方证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已成为历史。未来是否会成立乡村振兴领导小组还不得而知。问题四：为何由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而不是新组一套班子？记者了解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由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而来。我国将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为何不新组建一套班子？汪三贵认为，脱贫攻坚期间原国务院扶贫办是主要的组织者、协调者，负责政策制定等宏观工作，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这样的功能和作用，由扶贫办转来比业务部门组建新机构更顺畅。“同时，相比于新成立一套班子，原扶贫办成员对贫困状况了解更多，而且过渡期内，他们会更关注稳定扶贫问题。”“扶贫办改组为乡村振兴局有几个指向性意义。”王晓毅向记者表示，首先是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变为重要任务，从目前顶层设计来看，“十四五”期间还是延续这一思路的。第二，脱贫攻坚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被继承下来，例如沿用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工作方式将依然延续，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王晓毅认为，从区域上来讲，未来东部地区将更多依赖省市级财政的地方性资源，中央推进乡村振兴资源更多集中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完成与原有扶贫办工作上的内在继承和衔接。问题五：国家乡村振兴局内设机构和负责人如何设置？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显示，王正谱在今年1月已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2010年，中组部发起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干部交流任职，66名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拔出的中青年干部赴任地方，王正谱为其中之一。他先后在辽宁、四川两省任职。此前的公开职务为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同时，《摆脱贫困》中，已有两位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亮相，同时多个内设机构及负责人也陆续揭开面纱。具体来看，原任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的夏更生、洪天云均已担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陆春生任国家乡村振兴局信息中心主任，左常升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司司长，杨炼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考核评估司司长，苏国霞任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司长，陈洪波任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侯永健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黄艳出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原国务院扶贫办领导也有部分调整得到透露。2月18日《摆脱贫困》第一集播出时，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出镜接受采访，外界才得知他已经卸任。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11月，刘永富成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至今7年多。据官网显示，刘永富最后一次以“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身份亮相是在今年1月8日，当天，他会见了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一行。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在第二集中出镜，职务变更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副局长”。问题六：地方机构如何改革？去年底，全国首个省级乡村振兴标准体系建设五年规划——《陕西省乡村振兴标准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印发。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构建了“产业振兴标准化体系”“生态振兴标准化体系”“文化振兴标准化体系”“人才振兴标准化体系”“组织振兴标准化体系”“乡村规划标准化体系”“考核评价标准化体系”等七个方面的标准体系规划。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振兴局”在地方层面机构改革中已有亮相。1月15日，焦作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十一届焦作市委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相关情况。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党组书记王国建透露，焦作市将根据上级相关工作安排，推动焦作市扶贫办的整建制改革，组建焦作市乡村振兴局。汪三贵认为，脱贫全国有统一要求，但乡村振兴很难有统一标准，这就要求各个地方根据各自情况，探索自己的政策体系和标准，借鉴精准扶贫的工作方法，继续推动乡村振兴。地方相关工作的开展也能透露出一些信息。据贵州遵义湄潭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微美湄潭”消息，2月22日，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侯永健率队来到湄潭，调研指导防止返贫工作。消息称，在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后，湄潭县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工作部署，坚持以防贫监测工作为重点，以产业发展为抓手，贯彻落实“四个不摘”工作要求，积极开展“两摸底一核查”“大走访大排查”“建立健全防贫监测预警帮扶系统”等工作，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问题七：五年过渡期，国家乡村振兴局要完成哪些任务？实现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国家乡村振兴局可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呢？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强调，转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把握好两大机制的设计。一是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对处于贫困边缘的弱势群体和弱质地区，通过长效方式保障不返贫。第二是长效稳固的提升机制，保证脱贫成效持续稳定发展。这其中也包括防止“新入贫”的情况，即防止前期非贫困户在面对自然灾害、突发疾病等意外情况时落入贫困陷阱。唐仁健表示，接下来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同时，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对有劳动能力的，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及时纳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继续重点强化产业和就业帮扶。做好易地搬迁后续帮扶。在西部地区的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时要有序推进政策优化调整，推动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了200多个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接下来要在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基础上，逐项推进政策分类优化调整，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逐步实现平稳过渡。问题八：如何促进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早在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就提出了乡村振兴三个阶段战略构想，明确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未来西部地区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产业分化，扶贫车间、帮扶企业落地，出现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情况，乡村人口流失不可避免。”王晓毅认为，这就需要让乡村生活活跃起来，构建乡村生活服务中心，提供儿童教育、消费服务等，同时加快促进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表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三年多以来，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其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一些改革试点和重大行动计划也在积极有序推进。“可以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阶段目标已经得到较好实现。”魏后凯认为，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全力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增强农村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走内生型的乡村振兴之路。他表示，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需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多元化资金投入、农民持续增收、基础设施管护和乡村治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构建规范化、可持续的长效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譬如，在资金投入方面，乡村振兴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资金供需缺口巨大。“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需要培育和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并保持向好的发展态势。这种内生活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动力源泉。”魏后凯说。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编辑 白爽 校对 卢茜

7月16至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一行在宜春、上饶、南昌等地展开调研，省社科院副院长龚建文及院课题组同志参加。调研组一行深入省直单位、市县（区）有关部门，企业园区，就我省农产品加工业及龙头企业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制约短板、发展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等方面深入调研，并充分听取了各地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意见建议。南昌市直座谈会正邦集团调研座谈会汪氏蜂蜜园实地参观调研组实地走访了正邦集团、双胞胎集团、汪氏蜂蜜园、绿源油脂等相关企业，就企业存在的困难、进一步发展的思路进行了深入交流。（微信编辑：杨晨）如何免费订阅“赣鄱智库”官方微信

04:06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新发展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务院扶贫办新闻发言人 综合司司长 苏国霞：咱们脱贫攻坚取得今天的成果，是总书记直接指挥直接督战的结果，对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以后下一步的工作，总书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要设立过渡期，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实现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为我们指明了下一步前进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今年我们实现了脱贫攻坚，我们“三农”工作的重点将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书记提出的这一科学的论断，适应了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具有深远的、全面的战略意义。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并非意味着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西藏那曲市双湖县措折羌玛乡村民 次仁平措：我们从高海拔地区搬到这里后，水、电、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条件都很好，就近就业的打工机会多了，村民们也很有信心过上小康生活，大家都有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波川村党总支书记 谭荣庆：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三个村合并之后就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结合我们三个村的资源、人才和环境，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江西省樟树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黎远：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让我们对农民入股的方式更加充满信心。下一步，我们准备建立中药材产业的大数据中心，建立可持续追溯系统，为乡村振兴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河南省南召县委书记 刘永国：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我们将依托资源优势，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带动农民富裕富足。明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0周年。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的“压舱石”。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二级巡视员 王晋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编辑 崔智琳）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三农”工作提出很多新概念、新表述，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如何推进乡村治理？连日来，“乡村振兴”成为从案头到田间地头的热议话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很好地继承了党对‘三农’问题一以贯之的重视并进行了创新发展，有利于形成村镇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他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向社会各界释放了一个信号：资源要素配置要继续向“三农”倾斜，补短板、强弱项，“三农”事业大有可为。浙江宁波奉化区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说：“乡村振兴战略为今后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与目标，为做好农村工作提供了强大动力。”云南大理双廊景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施国东说：“总书记的报告就是基层问题的‘药方’，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我们非常振奋，坚定了信心。”2015年，习近平在考察大理时提出，要让“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大理展开环境整治行动。在双廊，一系列工程性措施正在推进。同时，双廊拉长旅游战线，实施山海互动战略，让“游客上山、山货下山”。施国东说：“推动旅游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双廊一定能实现乡村振兴，让旅游业惠及农民。”延长30年吃下定心丸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土地使用权期限是一个关于土地利用的基础性问题，不仅事关土地利用效率，更影响国民基本行为，并且具有定海神针般的稳定作用。李国祥指出，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给广大农民、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投资者吃下了一颗长效定心丸，对中国“三农”事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梅家河乡下里坪村农民工郑之绍说，听到总书记说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心里特别高兴。“农村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坚定了我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该村唯一一个流转了全部土地、从事第三产业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总书记说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有了中央这个政策，我对流转土地更加放心了。”他说，小岗村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就有了保障，这下可以甩开膀子搞农家乐、带动大家致富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国英说，自治包含法治，农村治理也要依循法律。同时，通过道德风尚的树立，通过行为自律机制的建立，让治理社会的成本降到最低。小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群之说，有了制度保障和各种政策的出台，基层社会治理才能越来越规范，老百姓的生活才能越来越好。“乡村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可持续发展。”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罗震东认为，乡村振兴要吸引青年返乡，也需要一批致富带头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小岗村工作的赵玲说：“报告给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描绘了美好的蓝图。我更加有信心干好本职工作，与小岗村全体村民一道，为建设美好小岗而努力奋斗。”

□ 苑鹏 曹斌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底,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突破217.3万家,平均每个行政村有将近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部数据显示,实际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和培训的农户,已占到全国农户总量50%以上。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推动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出现了一些流于形式、没有开展任何业务活动又没有注销的空壳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空壳社”)。针对这些现象,今年2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11部委联合印发了《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空壳社”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何破解农村“空壳社”难题?笔者对此进行了调研。“空壳社”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正常运行合作社的社会商誉和政府财政的公平性调研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化”问题,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合作社年报提交率低,反映出“空壳社”大量存在。按照有关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每年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年报,而在现实中,“空壳社”往往年报缺失。笔者在12个调研县(市)市场监管部门2016年提供年报的合作社库中,每个县(市)按登记注册年限顺序和等距原则抽取100个合作社样本,并由所在的基层市场监管部门逐个电话联系确认,最后有614家合作社参加了此次问卷调研,占抽样总量的51.25%。那些没有参加调研的合作社,多数是联系不上(停机或不接电话),或者没有提交年报的“空壳社”。例如:某市2016年全市合作社的年报提交率是76%,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认为,此数据较客观地反映了当地合作社群体的真实状况。又如,某市2016年全市合作社的年报提交率为68%,市场监管部门认为,没有提交年报的32%基本是“空壳社”。同时,在一些当地政府规定了年报提交率考核指标的地区,存在程度不同的虚报问题。如某县2016年合作社的年报提交率达到98.1%,看似完成了上级规定的95%的目标要求,但据该县市场监管部门介绍,在多证合一之后,全县有302户合作社未换新代码,占全县831家注册登记合作社总量的37%,市场监管部门判断,这些合作社可能都已“空壳化”。又如,某市各工商所负责人在座谈中普遍反映,因上级层层下达考核指标,导致当地年报提交率被大大高估,实际运行的合作社比例只有1/3左右。再如,某区在2016年的年报提交率达到88.7%,但在2017年推行自主年报提交后,年报提交率下降到了66%。“空壳社”问题已受到普遍关注。从问卷统计看,基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对“空壳社”问题的反映尤为强烈。约1/3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认为当地“空壳社”率在20%-39%,大约20%的认为当地“空壳社”率达到40%-59%。相比之下,不少合作社负责人对“空壳社”问题不关心,近1/3表示“不清楚”。而认为当地没有“空壳社”的比例,市场监管部门样本只占1%,合作社则是8%。“空壳社”严重影响了合作社的社会形象。调研发现,对于“空壳社”问题,绝大多数干部和合作社负责人反映强烈,认为它们是害群之马,损害了正当开展业务的合作社的社会商誉和政府财政的公平性。问卷统计显示,78.1%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和57.6%合作社负责人认为“空壳社”“损害合作社的整体社会信誉”；67.7%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和超半数合作社负责人认为“空壳社”“侵占了真正的合作社的财政补助资源”。“空壳社”对政府公信力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普遍认为,由于“空壳社”问题,合作社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作用,尤其是带动广大小农户进入市场、促进农户增收的作用,受到了影响。此外,多数市场监管部门和合作社负责人,都认为“空壳社”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包括增加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市场监管成本(分别占样本的85.7%和59.1%)、登记工作量(77.6%和53.8%)、行政指导部门的服务成本(66.3%和46.6%),以及行政指导部门被寻租的风险(31.6%和32.5%)。套取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上级考核指标要求,随大溜……多种原因催生了“空壳社”空壳社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政策导向与制度设计。首先,政策投机催生“空壳社”。“空壳社”的注册成立,多是出于政策投机和讨好上级政府。调研结果显示,在对“空壳社”出现原因的看法中,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中有90.8%认为“空壳社”是“为了套取国家优惠政策或财政项目”,50.0%认为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也有40.8%认为是“随大溜”,37.8%认为是“响应上级政府要求”,只有14.3%的认为是“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合作社负责人中,接近一半认为“空壳社”是“响应上级政府要求”,1/3认为是“为了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近30%认为是“为了套取国家优惠政策或财政项目”,还有近1/4认为是“随大溜”,近20%认为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调研发现,一些基层政府,仍存在将新建合作社数量纳入基层政府部门绩效考核指标的老问题,并将绩效指标与干部年终奖励挂钩,造成基层干部分解指标到村,而一些村干部出于讨好上级政府、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政府扶持资金或项目支持的目的,自愿去注册“空壳社”。这导致一些干部、农民,提及合作社就想到“假”和“空”,严重影响合作社在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中发挥应有作用。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新一轮抢注“空壳社”的风潮。例如,某县在发现了一个村创办合作社开展精准扶贫的成功典型后,召开会议,要求每个村都成立精准扶贫合作社。大力推进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全县601个行政村全部完成了合作社的注册登记。笔者随机调查了一个精准扶贫社的法人代表,他表示,精准扶贫合作社一直没有开展过业务,他甚至不知道合作社成员是谁,建社的所有手续都是村干部代办,地方承诺的给每个贫困户成员提供5万元无息贷款也没有兑现。其次,“空壳社”存在“注销难”问题。在基层与市场监管部门座谈中,笔者了解到,现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以及税务部门相关规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清算所应提供的文件和程序,提出了过于繁琐的要求,例如需提供全体成员参与的《解散决议》《清算报告》、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以及在市级以上纸媒体自费发布注销声明45天等。由于许多“空壳社”是借用农民身份证注册的,难以找到原来的发起成员,并且合作社成员大多不知道要报税,无法提供完税证明,从而造成这些合作社注销法人资格的成本很高,在无法运作的情况下也只能保持原状。最后,部分“空壳社”是因为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等改变,被迫停止经营。调研发现,部分“空壳社”并非设立之初就是“假”而“空”的合作社,而是由于经营不善、市场环境变化而被迫停止经营。这些合作社,或是由于当地产业政策改变导致无法经营,或是由于城镇化后农民转市民、集体退出农业而无人经营。例如,某地马铃薯合作社,曾达到130户,后因市场不景气,目前实际运行的只有10余户。又如,某地合作社因地处城郊,土地被征用,农民退出农业,合作社无人经营。再如,一些较发达地区,在整治生态环境中,由于抬高了养殖门槛、划定了养殖区域,养殖户无力维持原有经营模式,导致一些合作社关门。坚决杜绝大跃进式的、要求村村成立合作社的强制行为,规范合作社退出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合作社是带领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净化合作社队伍、改善合作社整体社会形象,是推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启动对违法成立或长期不经营的合作社的注销工作。下一步,应强化顶层设计,借鉴地方成功经验,加大对“空壳社”的清理规范工作。借助“多证合一”改革,坚决清退“空壳社”。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41号)为契机,大力推动换证工作,将多证整合到营业执照上。通过换取新的营业执照,实现一照一码,将那些“空壳社”彻底清退出去。取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率和发展数量的指标考核要求。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指导意见,取消对合作社年报率的考核制度,避免为“空壳社”存在提供条件。同时,引导地方政府取消对合作社发展数量的考核要求,尤其要杜绝大跃进式的、要求村村成立合作社的行政推动行为。简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法人资格的程序。建议将合作社注销纳入到《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工商企注字〔2016〕253号)适用范围。鼓励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创新活动,引导基层工商所通过强化与农业指导部门、村两委的合作,入村开展现场办公,对确实从未开展过业务的“空壳社”,经村两委或村民代表会议证明后,可以在缺少《清算清单》《完税证明》的前提下,允许其简易注销。今后一旦发现存在造假行为,可给予证明人和被证明人同时拉入信用黑名单、若干年内不可再创设新的市场主体的惩罚。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修订。修订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2018年7月1日起生效,2019年7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建议与农业部门等合作,进一步完善、细化对合作社注销法人资格的相关规定。(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