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大会暨改革开放40年学术研讨会”于4月2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吕政、金碚、汪同三等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代表作了精彩演讲。研讨会以“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工业管理与工业改革及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前沿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工业经济研究所离退休老干部、工经系系友、职工代表、媒体单位等三百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四十年砥砺前行，于1978年4月5日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确立了投身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研究事业的使命。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工业经济研究所按照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打造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定位要求，服务于伟大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业，致力于经济管理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已发展成为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门类，覆盖产业经济、区域经济、企业管理、财务与会计等现实经济和管理学科领域，集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和出版传播“四位一体”的国内一流科研综合体。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同志对于工经所建所40年来，以面向改革开放大局为宗旨，始终以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为己任，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战略的高度和国际的视野，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企业改革管理的客观规律的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强调，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对外开放，从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到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从应对新工业革命浪潮到《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从资源环境保护到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经营管理规律，从产业转型升级到改善产业发展和企业营商环境，从科技创新到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到优化产业布局，针对这些重大的经济改革发展问题，工业经济研究所奉献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4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大会暨改革开放4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978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确立了投身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研究事业的使命。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工业经济研究所按照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坚强马克思主义阵地、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定位要求，服务于伟大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业，致力于经济管理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已发展成为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门类，覆盖产业经济、区域经济、企业管理、财务与会计等现实经济和管理学科领域，集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和出版传播“四位一体”的国内一流科研综合体。40年来，工业经济研究所始终秉承“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所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深入研究国家改革开放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塑造了求索、求实、求真的科研精神。四十年砥砺风雨。作为国民经济中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部门，我国制造业取代美国长达114年的世界规模最大制造业经济体地位，构建了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和PCT专利申请国。四十年不改初心。工业经济研究所始终与祖国改革开放大业同呼吸、共命运，是我国工业化征程的历史见证者，是我国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实践的理论引领者，是我国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者。马洪、蒋一苇、周叔莲、张卓元、陈佳贵等一批学术大师带领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理论工作者前赴后继，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管理学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工业经济研究所以其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决策咨询成果，雄厚的科研实力和精干的人才队伍，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工经所建所40年来，以面向改革开放大局为宗旨，始终以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为己任，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战略的高度和国际的视野，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企业改革管理的客观规律的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对外开放，从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到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从应对新工业革命浪潮到《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从资源环境保护到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经营管理规律，从产业转型升级到改善产业发展和企业营商环境，从科技创新到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到优化产业布局，针对这些重大的经济改革发展问题，工业经济研究所奉献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李扬主任发表了致辞。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工业经济研究所40年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经济发展新时代的背景下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工经所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提出了新的寄语和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经济新常态，面临着新形势和新问题，理论研究必须承担起新使命和新任务，需要能够继续敏锐关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紧密围绕新时代提出的一系列新命题，与时俱进跟上这个新时代，研究这个新时代，引领这个新时代。工业经济研究所黄群慧所长在致辞中指出，伴随着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工业经济研究所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荣绽放的岁月。在40年的发展中，工业经济研究所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研究文化。一是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工经所的学术研究根植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沃土，及时跟踪国家改革发展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二是鼓励创新导向、秉持实事求是精神。40年来，工经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出版了近千部著作、发表上万篇论文、提出了“企业本位论”等著名理论，三本著名学术期刊始终追踪和引领学术前沿。三是强调实践导向，注重深入调查研究。近十年完成了60部国情调研报告，据不完全统计，40年来工经所完成的调研报告达3000多篇；四是崇尚合作导向，注意发挥集体智慧。一方面工经所与政府、企业、高校等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在具体科学研究中提倡团队合作精神。一本集全所之力撰写《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已经连续出版了22年，成为我国工业发展领域最具权威性、系统性、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研讨会以“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工业管理与工业改革及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前沿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吕政、金碚、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家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顾问郑海航教授、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周绍朋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李善同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张国有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稼琼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高培勇所长、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所长、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延中所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等院校领导代表、来自安徽省政府、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中国投资协会等部位专家及企业界代表作了精彩演讲。工业经济研究所离退休老干部、工经系系友、职工代表、媒体单位等三百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庆祝大会活动分别由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史丹同志、黄群慧所长、吕政学部委员、李海舰副所长主持。

“十三五”时期，我国传统制造业在优化升级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绿色生产步伐加快，生产更加节能与环保；持续淘汰落后产能，产品不断向“高端化”推进；研发投入增长较快，新产品不断涌现；“智能生产”也初现雏形。但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仍然较弱，创新环境尚需改善，低成本优势也在逐渐减弱。需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为迫切，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些都对更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传统制造业需抓住机遇，把自主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补短板、强弱项，更好实现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在政策层面给予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一是加强研发投入力度。需要从整体上增加研发投入总量，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同时，通过多元化方式为企业主动增加研发投入提供支持，鼓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比如，可考虑对企业研发投入资金给予税收优惠，并引进风险投资基金，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企业的研发投入。二是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既需要科研人才，也需要高技能人才（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在科研人才的保障方面，应建立灵活的科研人才管理机制，提高人才配置效能，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通过项目补助、平台资助、人才奖励等方式激发科研人才的创造力。此外，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要更重视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针对高技能人才尤其是青年高技能人才短缺的现状，需着力完善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保障等方面的措施，推动技工院校改革，增加对技工院校的经费支持；通过税收补贴、专项补助等方式鼓励企业积极培育高技能人才，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培育更多企业需要的定向技能人才；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形成职业技术学校和企业之间良性互动的技能人才培训机制。三是不断提升产品标准体系。要强化环境保护管理，进一步提高治理标准，完善污染物排放监测，推动绿色发展；还要强化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既着力于提高产品质量，又着力于优化产业链分工，打造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新优势，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肖 伟）来源：经济日报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资源能源集聚地区、生产活动高度密集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整个黄河流域及我国北方地区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对当前推动黄河流域发展的相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应该看到，黄河流域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水”的问题。当前，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威胁着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修复和筑牢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屏障，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转换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战略保障，实现全流域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都离不开黄河水资源的重要支撑。可以说，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已经成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推动黄河流域发展需“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黄河水资源。对此，需按照空间均衡原则，以流域和行政区域为单元，建立健全黄河水资源管控体系。在把黄河流域水资源合理利用作为刚性约束的前提下，在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实现保护优先、系统治理、综合预防、协同管控、区域统筹。对此，我们需加强流域与区域的统筹治理，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减少耗水工业，发展节水产业，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加快推动用水方式的节约集约化。具体来看，需更加突出生态保护的优先地位，巩固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黄河源头等一大批关键生态功能区，加快推进黄土高原的水土恢复与保持；优先发展清洁能源，推动城市群建设，推进新一轮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快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在充分考虑上中下游治理保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源头预防、用水管控、末端治理，实施重大水工程建设、河道整治、河势控制等；加强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协同管控，全面推进城乡生活及工业污水资源化的处理与利用。（肖 伟）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的着力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会推动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智能化成为制造业的发展方向，而工业互联网就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具体来看，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存在形式，是智能制造开展的载体，为广大制造业企业提供第三方连接、数据、算力、算法、安全等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划分为IaaS平台、通用PaaS平台、工业PaaS平台、SaaS平台等四类，信息技术企业、自动控制与软件企业、装备制造企业、生产制造企业、创业企业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主要提供者，企业根据自身的不同类型和能力，积极参与构建不同类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快智能制造的发展，掌握智能制造的话语权，同时在全球范围推广自己的标准、技术、设备和解决方案，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世界主要工业大国都发布了各自的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各国的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既具有共性，又相互借鉴。同时，由于各国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条件、优势不同，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在名称表述、优势、形成与推动力量、重点应用领域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发展至今，可以说，工业互联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水平将会直接影响一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更好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一是支持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发展，支持其持续完善我国的“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吸纳更多的国内外企业、科研机构加入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扩大“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的影响；二是将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支持，推动通用型和行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三是继续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工业APP、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业“互联网+”等各类应用开展试点示范；四是进一步完善工业知识产权、工业大数据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激发制造业企业构建和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积极性；五是在发挥政府引导工业互联网发展、支持工业互联网技术和标准发展等作用的同时，更多吸引企业参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中的作用。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暨“面向‘十四五’的中国工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把握“十四五”经济发展着力点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会上指出，大力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国际经验显示，没有一个现代化国家是建立在低城镇化水平基础上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6%，但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5%左右的平均城镇化率、高收入国家82%左右的平均城镇化率相比还有差距。“十四五”时期，一方面要破除资源流动障碍，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从供给侧增加劳动力供给，改善资源再配置的效率，从需求侧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此外，还要加大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分配力度，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和均等化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指出，虽然当前全球化速度在放缓，但全球生产供应链、价值链分工还在继续不断地深化。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互动”“优化升级”。要依托这三个关键点，破解当前我国产业链分工地位低、制造业外迁压力增强、供应链安全威胁加大等问题。未来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升链”，即推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升级；二是要“强链”，即在全球价值链中锻造长板；三是要“补链”，突破关键技术、关键核心零部件“卡脖子”问题；四是“稳链”，避免产业链成规模向外转移。本次论坛上还发布了《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20）》。报告共六十六章，旨在全面剖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探寻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破局之道，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从理论和实证不同视角系统总结概括了“十三五”以来我国工业、区域和企业发展现状，洞察研判“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新特点、新问题，提出“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政策思路。（本文来源：经济日报）来源：经济日报

近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如何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许多讨论，这一议题也广受各界关注。11月21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研究系列》丛书发布会现场表示，技术进步跃升到一定的阶段后，一般要靠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核心的经验，和产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动力来自于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而谈及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黄群慧指出，现在强调两方作用都要发挥，如何结合是关键。在技术进步跃升的阶段，政府要发挥作用，一旦跃升到一个平台之后，一般要靠市场主导发挥作用。此外，他还指出，目前已提出要遵循“竞争中立”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他强调，要研究透彻竞争中立原则和之前提出的各项改革实践之间的关系，要从实践当中总结出一系列模式，指导未来的理论。每日经济新闻

●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各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难题●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6日召开，研究推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等问题。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产业基础能力包含哪些要素？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总体处在何种发展水平，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产业基础能力是对产业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影响和决定产业发展质量、产业链控制力和竞争力的关键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燕解释，它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四基”。产业基础能力考验的是一国各个产业的“综合成绩”。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产业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江涛认为，其中涉及各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以及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等。“基础理论研究能力旨在实现引领性、原创性产业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则面向关键共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等的颠覆性突破。”李江涛说，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重在产业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指向建设全球产业支配体系，只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产业动力源。坚实的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当前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表现如何？纵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进步飞速。“通过承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我国迅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李燕看来，这一工业化过程让我国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国产化替代，产业基础能力大幅提升。横向看，借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浪潮，我国新技术新产业突飞猛进。李江涛认为，目前在量子通信、5G等领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能力已世界领先，为下一步的具体产业化和占据世界产业链高端奠定了雄厚基础。目前面临“缺芯”“少核”等难题新形势下，为何要提出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将“产业基础高级化”作为一场攻坚战来打有何重要意义？从内部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制造业领域，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基础薄弱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明皓列举道，一些“卡脖子”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仍大量依赖进口，部分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差，试验验证能力较弱。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我国每年消费的集成电路价值约占全球出货量的33%，但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仅占全球集成电路总规模约7%，80%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性能的可靠性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经济所副所长冯媛解释道，部分关键基础材料、零部件缺失，无法形成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及系统设备；部分基础产品性能、质量难以满足整机用户需求，导致一些主机和成套设备、整机产品陷入“缺芯”“少核”“弱基”。从外部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戒骄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练好内功，增强关键和核心技术供给能力，把产业发展的基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长期来看，这也是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李燕说。“点线面”整体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如今，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如何用好优势，进一步夯实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对此，李燕认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就是要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各行业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各方资源，补齐发展短板。“一些产业或产业链要解决核心技术从无到有的问题；另一些产业则要实现从有到优、由优变强的高级化跨越。”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朱明皓表示，产业基础再造应以“结构体系”为着力点，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点线面结合，整体推进。“首先，政府要解决一批‘卡脖子’的基础产品和基础技术，形成‘点’的突破。其次，应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应用难题，形成‘线’的拉动。最后引导各行业挖掘培养‘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形成‘面’的展开。”此外，受访专家表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应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面临着创新引领意识不足、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和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持续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在李江涛看来，下一步应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提升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刘戒骄也表示，应通过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在资金、初始市场等方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从事关键和核心技术攻关，从而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30日 02 版)

●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各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难题●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6日召开，研究推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等问题。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产业基础能力包含哪些要素？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总体处在何种发展水平，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产业基础能力是对产业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影响和决定产业发展质量、产业链控制力和竞争力的关键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燕解释，它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四基”。产业基础能力考验的是一国各个产业的“综合成绩”。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产业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江涛认为，其中涉及各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以及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等。“基础理论研究能力旨在实现引领性、原创性产业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则面向关键共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等的颠覆性突破。”李江涛说，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重在产业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指向建设全球产业支配体系，只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产业动力源。坚实的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当前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表现如何？纵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进步飞速。“通过承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我国迅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李燕看来，这一工业化过程让我国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国产化替代，产业基础能力大幅提升。横向看，借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浪潮，我国新技术新产业突飞猛进。李江涛认为，目前在量子通信、5G等领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能力已世界领先，为下一步的具体产业化和占据世界产业链高端奠定了雄厚基础。目前面临“缺芯”“少核”等难题新形势下，为何要提出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将“产业基础高级化”作为一场攻坚战来打有何重要意义？从内部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制造业领域，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基础薄弱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明皓列举道，一些“卡脖子”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仍大量依赖进口，部分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差，试验验证能力较弱。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我国每年消费的集成电路价值约占全球出货量的33%，但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仅占全球集成电路总规模约7%，80%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性能的可靠性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经济所副所长冯媛解释道，部分关键基础材料、零部件缺失，无法形成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及系统设备；部分基础产品性能、质量难以满足整机用户需求，导致一些主机和成套设备、整机产品陷入“缺芯”“少核”“弱基”。从外部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戒骄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练好内功，增强关键和核心技术供给能力，把产业发展的基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长期来看，这也是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李燕说。“点线面”整体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如今，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如何用好优势，进一步夯实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对此，李燕认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就是要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各行业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各方资源，补齐发展短板。“一些产业或产业链要解决核心技术从无到有的问题；另一些产业则要实现从有到优、由优变强的高级化跨越。”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朱明皓表示，产业基础再造应以“结构体系”为着力点，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点线面结合，整体推进。“首先，政府要解决一批‘卡脖子’的基础产品和基础技术，形成‘点’的突破。其次，应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应用难题，形成‘线’的拉动。最后引导各行业挖掘培养‘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形成‘面’的展开。”此外，受访专家表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应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面临着创新引领意识不足、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和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持续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在李江涛看来，下一步应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提升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刘戒骄也表示，应通过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在资金、初始市场等方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从事关键和核心技术攻关，从而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30日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