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

12月14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关学位授权调整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位授予权调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至此，成立已经1年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正式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最年轻大学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17年5月，教育部批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关于申请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相关事项的请示和关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论证报告，正式同意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基本情况：全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简称：中国社科大；生日：2017年5月英文名称：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CASS)；办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主管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学目标：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按照成立时间来算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确实是中国“最年轻”大学之一。那么，这所最年轻的大学，底蕴到底如何呢？学科实力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正式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也成为了国内最快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立仅1年多，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此前，该项记录的保持者为南方科技大学。）根据《通知》公布的信息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共拥有1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招生计划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共有14个专业面向全国18个省份招生400人，不要看中国社科大的招生规模少，是因为其独特的教学模式，决定了办学规模。通过对比2017-2018年的本科招生计划，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招生专业增加了7个，中国社科大在招生人数、省份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独特的教学模式上文中提到中国社科大独特的教学模式，小编主要总结了一下几点。“师徒制”的指导模式“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国际化的教育视野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这里需要着重说明一下“师徒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过不断探索完善建立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培养方式就是为本科生设立学业导师。导师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每位导师指导2-5名学生。导师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不仅对学生进行学科专业方面的指导，更对学生进行追求科学、严谨求学等方面的言传身教。在以“师徒制”为代表的模式培养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不仅打破了由南科大创造的国内最快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记录，还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别开生面”的人才培养之路。小编将会持续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期待这所”最年轻“的大学能够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惊喜。更多相关资讯，敬请关注“在言高校”，小编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大学的原创解读！

2017年，教育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的申请，同意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作为最年轻的大学，新建立的超强文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到底有多厉害？小编将分别从学校简介、学校优势、主管部门、办学特色、师资力量、院系设置、优势学科、报考录取情况、学校前景分析共9个方面为大家介绍这所最新的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门一、学校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简称社科大，是经党中央批准，由教育部审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于2017年创办。学校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流文科大学。作为培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研究型大学，目前拥有六大学部，研究范围覆盖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主校区设在北京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还将在青岛建设校区。开学典礼二、学校优势①目标明确。坚持有特色、高水平、高起点的办学方针，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双一流”文科大学。②拥有良好的建校办学基础。社科大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创办。③师资力量雄厚。学校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及国内外知名教授、名师。④地理位置优越。校本部在北京市房山区高教园区，在建校区为燕郊校区、青岛校区。本科生的教育培养将以学校本部作为主要基地。⑤硬件资源完善。图书554万余册，同时有丰富的中外学术数字信息资源。配有宽带校园网、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资源，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餐饮中心等基础设施先进。航拍校园三、主管部门学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77年，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师云集、名家辈出。人才优势都是其最突出的优势。曾集聚了郭沫若、郑振铎、吕叔湘、丁声树、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学科结构最完整、综合实力最强的学术期刊群，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教学楼四、办学特色①“本-硕-博”一体化培养。目前办学层次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经过2-3年的本科学习基础上，优秀的学生可选择申请继续深造。②“师徒制”指导模式。为每名本科生设置由专家学者担任的学业导师，每位导师将只指导2至5名学生，导师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对学生进行指导，言传身教。③国际联合培养。先后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校生可选择海外学习，继续攻读学位。④教学与科研结合。为本科生提供科研机会，鼓励学生参与学校和导师的科研活动，通过实践掌握研究方法，接触学科领域前沿内容。⑤师资力量雄厚。实施特聘首席教授制、特聘讲席教授制、课程主讲教授制、讲座教师制等师资建设制度，聘请社国内外知名教授，聘任顶尖教师投入教学，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⑥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势，整合、设立交叉专业。为学生提供有序转调专业的机会，充分发挥个人潜能，激发学习兴趣。⑦精英教育模式。采用小班授课模式，一般为15至30人，固定教室。根据各院系的差异化培养要求，授课还采取大型综合课、系列化小型独立课、研讨课、长学时课、短学时课、结合科研的多种形式的研讨课等。⑧完备的奖学金体系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奖学金包括新生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图书馆五、师资力量中国社科大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国内外知名教授、长江学者、教学名师、国内外知名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才，组建高素质师资队伍。现有科研专业人员3000余人。学部委员61人、荣誉学部委员133人；研究员646人，副研究员707人；学科带头人381人；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的国家级人选31人；享受政府特别津贴人员1600余人。研究生院现有博士生导师607名、硕士生导师905名。近4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1万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人才。现有博士生导师597名、硕士生导师907名，在校研究生3000余人。招生专业六、院系设置据2018年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设有8个学院，即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政法学院、管理学院、考古与文博学院、媒体学院。目前专业如下：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政治学与行政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文学院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经济学院开设经济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关系学院开设英语（国际经济、政治方向）专业。其余专业目前正在努力建设中，预计在2018年开始招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七、优势学科据2018年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34个中国国内优势学科、69个学校重点学科、5个北京市重点学科。研究生院拥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15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17个；博士学位二级学科108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114个；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优势学科与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华民国史、欧美近现代史、中国边疆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类型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市场学、世界经济、当代中东研究、美国外交、中欧关系、日本政治、区域经济合作、信息资源管理、美学、夏商周考古、一带一路与中外关系史、俄罗斯东欧史、发展经济学、会计学、金融监管学、人口统计学、国际政治理论、欧洲经济、美国政治学科、日本经济、周边与全球战略等。新生开学升旗仪式八、报考录取情况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重点高等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在招生省份当地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上，且符合学校录取标准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普通本科学费收费一般专业不超过5000元/生每年，外语专业学费不超过6000元/生每年。住宿费不超过1200元/生每年（3人间，包括独立卫生间）。2017年秋季社科大招收首批本科生，在全国18个省份计划招收390名全日制本科生。总体上分数线和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在同一个层次，属于985大学前列中相较靠后的位置。其中，在京文理各投放10个计划，全部招满。该校在京文科最高646分，最低613分，超一本线58分；理科在京最高638分，最低626分，超一本线89分。在河北以652分的提档线位居第十五位，实现了非985大学的超前排名。201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正式开学，新生前往位于房山区高教园区的校本部，即社科院研究生院所在地报到。入学新生共392人，其中，男生191人、女生201人。本科生安排三人间宿舍，房间内安装空调、网络宽带，并设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系统，如此的高配置在北京市的高校中相当少见。新生分配在14个行政班，每两个班级派有一名专职辅导员。接下来一周，接受了入学教育（开学典礼、朋辈辅导、学习生活安全教育、名师讲座、职业生涯讲座、爱国主义教育等），之后正式上课。社科大2017年本科一批次录取情况一览表九、学校前景分析目前，相较于自然科学，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严重滞后，社科大承担着建设社会科学重大历史使命。学校有鲜明的特点，科研和资源极其强悍，学术大师众多，研究领域广泛。办学层次到了硕博，是个学习的好地方。未来，每两到五名学生将配备一名导师。在以后，取消 “985、211”，进入全面推动“双一流”的时代。社科院大学无论是资金，办学空间，师资力量，还是专业发展前景，都有广阔的空间，前景较好。 学术自由，管理人性化、专业化，有通宵自习室，东门有门禁，出入保安会敬礼，就医也报销，管理人员都非常有礼貌，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戾气。2017级新生有望在高年级时申请推免硕士研究生，学校在硕士生培养阶段设有“硕博连读”，符合条件的优秀硕士研究生可以申请免统一入学考试，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毕业生就业实行学校推荐和学生自主选择的双向就业方式。优秀学生可选择连续培养方式继续深造；可选择通过学校组织的国外著名高校联合培养方式出国学习；可选择就业，就业单位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科研单位、国有大型企业等，就业地区主要在北京等大城市。预计这所学校的分数线未来只会涨不会降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绝对值得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欢迎你祝莘莘学子在高考中金榜题名！如果大家喜欢本篇文章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在评论留言即可，我们会尽力回复、帮助你们O(∩_∩)O~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关于“两院”或者是“两院院士”的一些消息，作为我国最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知名度可谓是家喻户晓。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我国还有一个社会科学类的研究机构，能够和中科院工程院相提并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和“两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的主体其实是从中国科学院中分出来的，而且也算是和两院一个层次的。不过由于偏社会科学类，而且它的成员不是院士，所以在名声上还是没有办法和两院相提并论。同样，人们往往只知道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甚至于对上海科技大学这样的中国科学院参建高校都比较了解，但却不太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直属高校。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和中国科学院一样的直属高校，而且名字就叫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建立的时间比较短，它建立于2017年，所以名声上并没有打出来。但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实力非常雄厚，它是一个拥有114个学术学位博士点，1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实力高校。而且它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有非常相似的一点，就是它们都是以研究生院为基础建立的本科高等教育，时至今日，中国社科大和国科大，其实都是仍然与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顾本科教育。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整合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本科教育和部分研究生教育组建而成。其实中国科学院的学术成就一直都非常高，历史上曾聚集了郭沫若，范文澜，金岳霖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所以有了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力不会差，显而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实力也当然不会差。甚至一直扮演着一个国家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角色。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已经建设拥有34个中国国内优势学科，69个学校重点学科和五个北京市重点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哲学，经济学，金融学，国际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都是它的优势学科。在学科教学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也有很大的创新，比如它创立的师徒制指导模式和本硕博一体化培养都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有非常相似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偏研究型的高校。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术型普通高校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国科大和社科大更像是一个能够进行本科教育的科学研究机构，所以如果想要感受古朴的大学文化，而不是搞学术研究，还是建议慎重考虑这两所大学。

作为社科院一名学子，无数次仰望这些厉害的师长和师兄师姐~社科院大学是2017年才成立的，在这之前主要是社科院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培养人才。历史上社科院的名人太多太多了，简单说一些我记得的。郭沫若，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前身）陈寅恪，曾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顾颉刚，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zān]，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赵元任，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 。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天津。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罗常培，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李方桂，语言学家。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汉族，广东新会人，出身药商家庭，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范文澜，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冯友兰，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季羡林，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金岳霖，男，字龙荪，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从1952年以后一直在哲学研究所任教，副所长。潘梓年，江苏省宜兴县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潘汉年堂兄。创办了《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因此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筹备出版《哲学研究》。创办了《自然辨证法研究通讯》，推动了全国的哲学研究。汤用彤，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夏鼐（nài），原名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沈从文，男，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钱钟书、杨绛，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钱钟书曾任社科院副院长，这一对夫妇应该是家喻户晓啦。何其芳，原名何永芳，生于重庆万州，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友渔，男，山西灵石人，原名张象鼎，字友彝。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法学所第一任所长。瞿同祖，历史学家。湖南长沙人。1978年进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王家福，著名民法学家，2009年,王家福荣膺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他的得意弟子、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为恩师宣读了颁奖词:“他用50年时间做了两件事: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法学泰斗王家福,以法兴邦,推动中国法治理念进步;桃李天下,奠基法治中国稳健前行。”2018年荣获百名改革先锋称号。梁慧星，著名民法学家。社科院博士，王家福弟子。孙宪忠，著名民法学家，社科院博士，王家福弟子。胡云腾，二级大法官，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曾任法学所副所长。王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还有太多太多的学术大家，可以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一半的大师出自社科院或者在社科院工作过。我把社科院的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的院士）列举出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中国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5年 艾思奇 · 包尔汉 · 陈伯达 · 陈翰笙 · 陈望道 · 陈寅恪 · 陈垣 · 邓拓 · 狄超白 · 丁声树 · 杜国庠 · 范文澜 · 冯定 · 冯友兰· 冯至 · 郭大力 · 郭沫若 · 何其芳 · 侯外庐 · 胡乔木 · 胡绳 · 黄松龄 · 马叙伦 · 马寅初 · 季羡林 · 翦伯赞 · 金岳霖 · 黎锦熙 · 李达 · 李亚农 · 李俨 · 刘大年 · 罗常培 · 骆耕漠 · 吕叔湘 · 吕振羽 · 茅盾 · 潘梓年 · 千家驹 · 钱俊瑞 · 沈志远 · 汤用彤 · 陶孟和 · 王力 · 王学文 · 王亚南 · 魏建功 · 吴晗 · 吴玉章 · 夏鼐 · 向达 · 许涤新 · 薛暮桥 · 杨树达 · 杨献珍 · 尹达 · 于光远 · 张稼夫 · 张如心 · 郑振铎 · 周扬1957年 嵇文甫 · 陆志韦 · 吕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61人陈佳贵、江蓝生、刘国光、江流、冷溶、汝信、王伟光、蔡昉、靳辉明、李崇富、程恩富、杨义、朝戈金、李景源、叶秀山、沈家煊、魏道儒、黄宝生、刘庆柱、王巍、耿云志、张海鹏、陈祖武、林甘泉、陈高华、宋镇豪、王震中、廖学盛、刘树成、张卓元、朱玲、吕政、周叔莲、金碚、李扬、王国刚、张晓山、李京文、汪同三、杨圣明、高培勇、田雪原、景天魁、李培林、郑成思、王家福、梁慧星、王叔文、李林、郝时远、史金波、何星亮、张蕴岭、苏振兴、余永定、李静杰、裘元伦、周弘、黄长著、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33人首批95人：丁伟志、丁守和、于光远、于祖尧、仇士华、孔繁、王仲殊、王庆成、王贵宸、王耕今、邓绍基、刘世德、刘海年、刘起吁、刘楠来、刘魁立、吕大吉、朱寨、朱大渭、朱绍文、何方、何乃维、何振一、何龄修、余绳武、余敦康、佟柱臣、吴元迈、吴宗济、吴承明、吴家竣、张炯、张长寿、张守一、张泽咸、张振鵾、张椿年、李琮、李奇（女）、李步云、李道揆、杜荣坤、杜继文、杨天石、杨季康（女）、杨曾文、汪海波、汪敬虞、谷源洋、邵荣芬、陆学艺、陈燊、陈之骅、陈乐民、陈启能、陈宝森、陈栋生、陈筠泉、陈毓罴、周定一、巫白慧、庞朴、金宜久、柳鸣九、胡庆钧、赵人伟、赵风歧、姚介厚、骆耕漠、徐葵、徐苹芳、徐崇温、浦寿昌、涂纪亮、贾芝、资中筠、郭松义、钱中文、高恒、高莽、高涤陈、梁存秀、黄心川、黄绍湘（女）、葛佶（女）、董衡巽、道布、照那思图、蔡美彪、樊亢（女）、樊骏、戴园晨、瞿同祖；第二批38人：马西沙、仁钦道尔吉、吴云贵、李文俊、李惠国、陈铁民、罗希文、郎樱、侯精一、郭宏安、王宇信、王曾瑜、卢钟锋、任式楠、吕一燃、余太山、张显清、张海涛、李瑚、黄展岳、王松霈、刘文璞、孙世铮、宓汝成、经君健、郑友敬、聂宝璋、马骧聪、白钢、刘尧汉、孙宏开、杨一凡、王金存、冯昭奎、陆南泉、徐世澄、陶文钊、项启源。第三批4人：朝戈金、王震中、王国刚、何星亮第四批12人：刘跃进、陈众议、赵汀阳、冯时、陈星灿、彭卫、谢伏瞻、潘家华、孙宪忠、陈甦、邢广程、张宇燕以上是社科院的部分名人，当然我说的更多是学术界。因为社科院的老师大多数都是专心于学术研究，在这里，学术才是受人敬仰的，官员在这里大家并不会关心和崇拜。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谢谢~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环节有三：招生、培养以及答辩，这三个环节除了离不开学生的主观努力，导师的守责把关也是重中之重。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我国博士生导师已经达到11.5万人。但事实上，在担任博导职责这件事儿上，高校教师的“权利”实在是有限。就整体情况而言，在博士生培养环节中，导师的角色以“被动”为常态，在夹缝中求生存。博导，听起来光鲜亮丽，但其承受的压力，并不亚于博士生。经费不足，博导也是“打工人”在同样的评价体系内，一个科研成绩突出的老师相较于一个潜心教学的老师，前者无论是在职称晋升，还是在各种奖项的评定中，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作为科研项目的牵头人和直接参与者，身兼硕导、博导的教授们精力相对有限，权衡取舍下往往忽视了教学任务。这种情况其实也与教学活动的“效益”甚微不无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公开的课时费等人员费用发放标准中，教授：不超过150元/课时；副教授：不超过100元/课时；其他人员：不超过80元/课时。图源：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为了让导师回归课堂，只能从政策上动员。中南大学从2012起，严格执行“本科生教学工作一票否决制”，被称为史上最严“讲台令”。近年来，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出台政策，使“教”由传授变为传授+指导；使“学”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实现教学相长。然而制度的规定，不如从根源上解决教学的软肋——调整评价机制以及出台奖励措施。浙江大学2011年起设立“心平奖教金”，其中杰出教学贡献奖为获奖的一线教师每人奖励100万元人民币；武汉大学也设立了“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用于奖励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必须承认的是，课时标准、奖励措施在数量上仍是“杯水车薪”，与动辄百万级的科研项目经费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教学工作相较于科研、项目上的付出，不过是“雪上加霜”，毕竟申请项目经费本身就绝非易事。此前，我国博士招生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少数优秀教授才可担任博导，并且以国务院名义任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而现在，我国大学的博、硕士点不断增加，但课题经费的发放，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分配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完善方面都存在问题。据调查，大学中至少超过50%的在职博导没有申请到相关的课题经费。在有些学校，还实行博士津贴由博导提供的方案，加上外出开会、调研、发文章的版面费，基本都从博导的科研经费中开支。因此，很多博导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项目、申请课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经费保障博士出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让学生能顺利毕业，博导需要带领研究生不断地做实验、出结果、发论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就曾呼吁：“导师有权向管理部门博士生的培养经费，要求公开其全部去向，以便大幅度地增加博士生培养经费的下拨比重，避免不合理的层层折扣。”学生不靠谱，导师要“背锅”这年头，博导招博士就像“拆盲盒”，多多少少有看走眼的时候。在知识分工极其细化的今天，一些博士只是把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当成了谋生的工具。导师对学生原本抱有学术上的期待，但学生则把读博当成一种人生经历或者跳板——这种思想上的距离并不能产生美。指导论文“死脑细胞”虽然现在很多高校中，论文发表不再作为博士生的硬性指标，但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博士就终究避免不了要与论文打交道。“90后梗王”袁隆平曾表示“不带博士生了”，并因此登上热搜榜。“论文修改起来麻烦得很”“死脑细胞的”，这些应该是大多博士生导师共同诟病的。图源：央视《面对面》当主持人问袁老：“在这个团队中，您就是个大家长，您下面都是精英，好不好管啊？”袁老的反应也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博士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基本要件，选题、资料与论证则是决定论文质量的三大要素，其中资料是基础，选题是关键，论证是保障，三者都不能含糊。对于博士生论文选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与论证的展开、导师都有义不容辞的指导之责。但导师，其主要工作在于“导”，而不在于“教”。能够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性条件是，有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招收到得力的博士生，是博导的“小确幸”，反之则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导师在关键时刻给出指导、指明方向，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成果，主要就靠学生自身了。学生延毕，导师有苦难言《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导师岗位权责有非常明确的表述：要切实保障和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理权。然而所谓评价权如何保障，也存在争议。2020年9月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对《关于规范管理防止高校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的提案》的答复，其中针对“制定法律界限明晰的导师权责规定”等建议，教育部表示“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等。近年来，学界与社会舆论在讨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时，对导师的责任谈得较多，对相关权利却关注不够。导师在这方面其实很委屈，学生做得再差，也得让他毕业——大概率是，博士生培养在制度层面更偏向学生。学生被导师卡不毕业，可以向学术委员会申诉；但带的学生延毕太久，影响的反而是导师的招生资格。近几个月以来，国内高校掀起清退超期研究生的浪潮，其中个别高校清退超期在籍博士生人数达到上百名。这些未能在规定年限内毕业的博士生，过度占用的他人资源和时间，导师又向谁诉苦呢！最惨博导：“有实无名”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开展“博士生教育提质行动”，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差异化扩大博士生规模，健全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营造更好的支撑环境。博士生的数量决定了培养经费、导师口碑、甚至高校建设层次等，在博士生扩招的大趋势下，高校会通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量来界定博导的相关报酬。但博导数量和博士生数量的差异非常大，招收博士生并不与博导的“头衔”相对应。现在博士招生大多采用“申请-考核”制，如果一名学生得到了博导的确认，读博也不一定就板上钉钉了，还要通过学校的审核关。高校会确定每个导师的最高限额，博士生指标每年是有规定的，一层层分下来，招多少人导师说了不算——这就造成博导徒有其名。放眼国外，博导遴选一般要求符合三个条件：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研究课题以及科研经费；主导师需要有博士生指导经验。博导是一个流动的岗位而不是终身制，不带博士生就不能再称为博导。而在我国，一套严格的、较为完善的博导遴选制度已经形成，主要包括对职称、学位、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的考核等。其中，博导与“职称”存在普遍的捆绑关系。2015年的一份统计研究中发现，在全国研究生导师中，具有高级职称者比例为96％，中级职称者占比为4％，在博导中，高级职称所占比例则会更高。在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需要博导有高级职称，严格一些的甚至是要有正高级职称——即教授。大多高校中，由学校进行评审认定博导基本资格，每年组织一次。图源：南京大学关于深化博士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图源：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开展2019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工作的通知图源：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与考核办法众所周知，职称晋升存在着名额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限定教授才能当博导，一些有真才实学但“级别”不够的年轻人或许要错过搞科研、忙教学的黄金期。而与职称息息相关的，就是一名高校教师的晋升之路。在部分高校，副教授甚至讲师已经实际承担了博导的岗位职责，而迫于职称的硬性要求，没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他们只能“挂靠”别的博导。这就造成了“有的博导不带博士生、而带博士生的又无教授之实”的怪圈，对于带博士生的实干者来说，似乎有些不公平了。80年代初，我国博导制度初形成，博士生导师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审批。1995年，为扩大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了博士生导师评审权，各单位根据师德师风、学术水平、指导经验、培养条件等因素自行确定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而在博导遴选的制度上，清北早已走上了改革道路——取消博导评聘制度。也有不少高校效仿。但是，放开博导评聘制度，也存在一定风险。副教授、讲师也能当博导，有高校会挖教授不成，改打副教授的主意，能不能保证博士毕业生的质量，又如何提升博士生导师的竞争力，这其中的平衡非一般可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与博士生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还存在着差距。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建设博士生教育强国，导师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2020年9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规范训练、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同时指出，要求切实保障同时严格规范博士生导师的权利，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强调博导的责任与义务，也应该保障博导的权利。数据来源软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在座谈会上讲话。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3月22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调研，并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师生座谈时，谢伏瞻分享了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心得。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情真意切，发人深省、催人奋进，是做好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校教育中具有极端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争取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走在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方军等陪同调研。调研：近距离了解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一下车，谢伏瞻即来到校史馆，详细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建校与发展历程、办学体制与办学模式、师资建设与人才培养等各方面情况。在校区沙盘模型前，谢伏瞻听取了关于校区总体规划和硬件建设情况的介绍，对校区未来建设提出了明确意见和要求。据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立近两年来，现有研究生教学院系43个，本科招生学院7个；有1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14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9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博士生导师757名，硕士生导师1132名，各类在校生7329名。学校本部良乡校区占地面积610亩，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望京校区占地37.8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随后，谢伏瞻参观了图书馆阅览室和学生宿舍，实地了解学校教学环境与学生生活条件；与同学们面对面交谈，了解大家的思想动态；与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本科生们共上思政课，了解学校思政课教育情况；步入学生食堂，与同学们共食一餐饭。“你们都是哪个专业的？”“毕业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经过图书馆讨论室时，恰逢向征老师同五名学生就近来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讨，谢伏瞻随即加入讨论。在得知张超颖同学的博士毕业论文是关于当前世界逆全球化问题时，谢伏瞻从逆全球化的角度与其交流了对英国“脱欧”的理解，指出英国“脱欧”实际上是逆全球化在英国的体现。他说，英国加入欧盟以后最受益的是伦敦，伦敦最受益的是金融行业，伦敦之外的其他地区则没有感受到加入欧盟所带来的好处。此外还有国际政治动荡，比如欧洲难民等问题。最终，支持“脱欧”选民票数高于支持留欧选民票数，大大出乎当时的卡梅伦政府的意料。参观结束，谢伏瞻、高培勇来到植树现场，与部分院属单位领导干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师生挥锹填土，共同种下40棵玉兰树、80棵五角枫。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调研。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座谈：了解学校发展现状 指导下一步发展座谈会上，谢伏瞻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书记张政文的工作汇报和在校师生代表的发言，并作总结讲话。谢伏瞻强调，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是党中央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齐心协力，敢于担当，狠抓落实，真正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办成党中央放心、人民满意、世界知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谢伏瞻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提出五点要求。一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要深刻认识到大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阵地，是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的场所，始终有一个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的问题，如果偏离了正确的办学方向，就会丢掉办学的根本。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贯彻到立校办学、育人育才的全过程。二要扎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既是我国高校的特色，又是办好高校的优势。面上看是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将影响一代代青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行为模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扎实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铸就理想信念，掌握文化知识，锤炼高尚品格，打下成长成才的基础。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付。三要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广大教师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条要求”深入思考和研讨，补齐短板，人人争做践行“六条要求”的模范教师。推行教师团队授课制度，完善学业导师制度、特聘教授制度，以及教师、管理人员和辅导员队伍考核与评聘制度。充分调动教师、管理人员和辅导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认真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四要着力提高质量，建设一流大学。按照中央要求，我们的大学要真正办成培养哲学社会科学“高、精、尖”人才的一流名校。所谓“高”，就是水平要高；所谓“精”，就是不追求规模和数量，学生人数“少而精”；所谓“尖”，就是要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拔尖人才。要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加强教学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加快构建“三大体系”，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创建一流学科、一流专业，精心编写代表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为学界和教育界所认可的教材。要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优势，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育优势，推进科研与教学互动，科研与人才培养结合，促进科研与教育协同育人，努力实现高水平科学研究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五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大学的全面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各项工作，院属各研究所、各部门要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发展。校党委要全面落实主体责任，保证正确的办学方向，保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把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高培勇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谢伏瞻院长讲话明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深化了大家对高等教育的规律性认识，凝聚了共识，增强了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要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贯彻落实好谢伏瞻院长讲话精神，将学校工作推进到更高水平。相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学校党政班子的带领下，在广大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记者 王春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参观校史馆。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在校图书馆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在校图书馆参加学生讨论会。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到学生宿舍调研。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参加植树活动。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到学生食堂与学生共进午餐。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社会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主持座谈会。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书记张政文汇报工作。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座谈会现场。 本网记者 杨崇海/摄原标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敢于担当 狠抓落实 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春燕

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调查处理结果陆续公布，继北大确认翟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并作出退站处理后，北京电影学院2月19日也公布调查结果，决定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其导师陈浥的博导资格。北京电影学院官方微博2月19日下午发布关于“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题的最新调查进展情况说明。北京电影学院表示，该校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委员会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翟天临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在《广电时评》上的《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一文进行了鉴定。北京电影学院认定：该文中的一些论述是基于翟天临个人表演艺术创作体验而进行的阐发；文中关键表述使用了其他专家的观点，但未做引用注释说明，存在较为突出的学术不规范、不严谨现象，存在学术不端情况。导师陈浥未能认真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北京电影学院表示，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与仲裁委员会建议、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决定、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撤销2018届博士研究生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陈浥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对于处分结果，翟天临、陈浥均表示接受。同时，其他相关问题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前在2月16日，北京大学已发布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结果。北京大学确认翟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依照相关规定，学校同意光华管理学院2月13日对翟天临作出退站处理的意见。对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处理结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宋烁对界面新闻称，“撤销学位是能够施加于毕业生的最严厉处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对界面新闻指出，“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背后，其实已经涉及到培养模式、导师指导方式以及评价制度等多方面深层次问题。撤销学位的处分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国内也不乏撤销学位的案例。2016年，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家华的博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河海大学宣布撤销其博士学位，并注销其学位证书；2017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博士生的11篇论文因学术不端行为被学术期刊网站撤稿。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对此作出回应，撤销该生博士学位，其导师也被停止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如果翟天临有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话，这次被处理后他是否还能继续谋求深造？“尽管撤销学位后还可以重新考博，但或许以后没有学校再敢招收翟天临了”，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博士生刘云认为，“对于翟天临而言，博士生学位或许只是一个头衔。但是对于普通博士生而言，撤销学位意味着多年备考与研学全都清零，其实难以承受。”除了学术研究，翟天临的演艺事业势必也将受到影响。据凤凰网此前报道，2月21日央视计划播出的电视剧《老中医》中，翟天临参演的所有片段被要求删除。而他待播的其他6部剧与多家代言或许也将受到波及。熊丙奇指出，一个人弄虚作假一旦被发现，将失去因造假获得的一切，并且，这种责任追究没有追溯时效期限，“自然也会影响到他的学术生涯与后续发展。”界面新闻注意到，北京电影学院在宣布处理结果时依据的是四份文件，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而第十八条也指出，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则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影响程度和处罚办法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认定为情节严重，处罚方面，学校可以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并且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等处分。上述第三份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则规定，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学位授予单位对在学位论文或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中存在学术不端等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对于学位申请者或学位获得者，可分别做出暂缓学位授予、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授予的处理；对于指导教师，可做出暂停招生、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理；严重败坏学术道德的，由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家有关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取消（翟天临）博士生学位资格，取消其导师博导资格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对界面新闻表示，“近年来针对学术不端或者师风师徳失范问题，高校多会给予取消学位资格以及取消导师博导招生资格的处分决定。”对于博导而言，这位博士研究生导师表示，后续影响更多是体现在道德评价和学术界评价方面。而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一位教授对界面新闻透露，“取消导师博导资格，或将影响其项目绩效，也会影响此后的项目申请与经费审批。”“近年来外界对各种学术腐败的揭露越来越多，揭露出来的一些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有的甚至到了堂而皇之、毫不掩饰的地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表示，学术腐败背后有着现实的利益推动，包括学位、名誉、学术地位和科研资金等，当有限的资源被剽窃者所拥有，真正潜心研究的学者就会失去机会。王晓毅建议，“应加大对学术不端的查处力度，完善预防和惩治学术不端的工作机制，同时发挥媒体和学术打假专业人士的作用。”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0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马中骐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首批博士中唯一的女博士徐功巧和导师邹承鲁院士。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 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本文原载于2013.10.22 《北京日报》17、20版

◎ 小编 | 芋圆 ◎ 责编 | 北北 之前，由于人大、中传、南大等各大新传名校相继改革，误伤了许多备考学生，胡师姐随即推出了[有哪些学校不是那么出名，却有如雷贯耳的教授？]一文，提供一些备选院校供大家选择。其实，想成为新传研究生，除了盯着高校，你还可以尝试报考社科院系统。为什么推荐报考社科院系统？ 社科院属于科研院所，老师没有繁重的本科教学任务，可以悉心指导学生。因此大多采用小班制教学，学生培养质量高，非常适合想考博的学生报考。 社科院的研究生补贴，有些许工作的属性，因此相较于高校的补贴算是比较高的。 最重要的是，由于社科院系统不招收本科生，很多学生都不知道社科院也可以招收研究生。导致很多社科院每年的一志愿都招不满，大都需要调剂，而且调剂的名额还不少，比一般院校的招生名额还要多。0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社科院系统，中国社科院几乎是无敌的存在，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殿堂。而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也是众多优质资源汇集于一身，所内的导师都是大佬级别的存在，拿到的课题也是重量级的，能够让学生能够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只要能够考进去，想不成才都难。 机构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其下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8月，原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97年9月更改为现名。招生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之前只有研究生院，2017年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开始招收本科生。因此，自2017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硕士生招生就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的名义来招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学与传播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为依托，整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教育及部分研究生教育资源而组建，形成了“媒体学院、新闻系、新闻所”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注：新闻学中，01、02、03、05、09、10方向拟招收推免生各1人。传播学中，01、02、09、13、14方向拟招收推免生各1人。 考情分析首先，从招生名额来看，2021年共招22人，相比2020年的10人，名额增加了一倍多，是重大利好。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其次，从报名情况来看，可能是碍于社科院的泰斗地位，报名人数惨不忍睹，新闻学只有2人报名，传播学只有1人报名。剩下的同学，都是调剂进了社科院，简直是躺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2020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考生名单 师资介绍黄楚新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教授。国家广电总局媒体融合发展专家库专家，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央电视台节目评价专家，《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新媒体蓝皮书）主编。季为民季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殷乐殷乐，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2002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研究员，任新闻所媒介室主任，全球影视与文化软实力实验室主任。社科院创新项目“国内外新闻与传播前沿问题追踪研究”、“互联网治理与新媒体研究”首席研究员。二级学科为新闻学，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媒介和社会研究。02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是全国最大的地方社会科学院，实力非常强悍。根据官网介绍，上海社会科学院在职工作人员约760人，其中50%以上拥有博士学位，正高133人，副高194人。 机构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是上海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的社会科学院，是首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位授予单位。其下设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主要研究方向是新闻理论、传媒管理、新闻史、新闻传播与法、广告传播、新媒体研究等。 招生情况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2021年硕士招生情况从2021年的招生简章来看，虽然从招生名额来看比较少，而且推免将近占了一半。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考情分析首先，从2019年的招生情况来看，新闻学专业报考学生只有14人，上线生源只有2人；传播学专业报考人数只有3人，上线0人，一志愿都没有报满，剩下的名额就都是拿去调剂了。所以，一志愿上线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为社科院这条路子，确实养在深闺人未知，知道的人太少了。2019年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上线生源情况其次，再来看2020年的招生情况。2020年研究生录取国家线为355分，而录取名单中，有2位同学的分数均是位于360分左右，可见竞争并不大。只要努力通过国家线，还是能够上岸的。最后，学生对于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评价也是非常高，详情见下方链接： 师资介绍张雪魁张雪魁，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舆情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舆情创新工程团队首席专家，研究员。主要从事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包括传播学术史、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与批判传播学、古代世界的政治传播、货币经济政策传播，传播学案例研究与网络传播实验，信息技术政治经济学与信息地缘政治学。方师师方师师，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博士，复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博士后，复旦发展研究院（FDDI）特邀研究员，《新闻记者》特约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社会学，关注社会的媒介建构、互联网信息安全、传播技术思想史等。0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也非常低调，是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科研教学实力最强的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与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一起位列社科院前三甲，其招生规模在全国地方社科院中位居第二。 机构简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身为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8年6月，与原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合并组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1983年更现名。现为省政府直属的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集科研、教育、编辑、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招生情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位于天府之国成都，居于西南一隅，更加鲜为人知。因此，招生情况更是对考研学生非常有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不但有学硕名额，2019年还增列了新闻与传播专硕学位，导致招生名额大涨，共计36人。2021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学硕招生情况2021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专硕招生情况考情分析关于2020年的报考情况，看完后大家就更加开心了。首先，从学硕来看，分为新闻学和传播学2个专业。其中，新闻学5个人全部是一志愿考生，而传播学4个人全部是调剂考生，几乎是无人问津。2020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新闻学招生情况（志愿）2020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传播学招生情况（调剂）其次，从新传专硕来看，共招生28人，其中一志愿考生只有13人，剩下15人全部是调剂进来的，这几乎是天大的好消息。2020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新传专硕招生情况（志愿）2020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新传专硕招生情况（调剂） 师资介绍张立伟张立伟，二级研究员。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网络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年度蓝皮书）副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休闲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写在最后关于择校中的技巧和门路，胡师姐已经为大家都扒出来了，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好信息优势，顺利上岸。最后，送给大家一句鸡汤：你只需要一往无前的努力,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