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研究

来源：经济日报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

有一个话题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期间以及更为久远的时期会决定中国经济下一阶段是否能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这个话题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多结构性和体制性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能够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红利。今天我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在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的结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结合经济双循环的背景，来谈一谈城乡和区域的发展；最后，讨论一下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的政策建议。来源丨混沌大学授课老师|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大国大城》作者编辑 | 混沌大学商业研究团队支持 | 混沌大学前沿课课程主任 李尚文本文为混沌大学商业研究团队原创文章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结构调整空间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结构调整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集聚利大于弊一讲到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发展，首先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城乡和区域的平衡发展。很多人会觉得，经济在少数地区集聚发展，是和经济的平衡发展相矛盾的。其实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经济和人口集中在少数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和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规律。为什么会出现经济的集聚现象呢？主要是因为经济的集聚可以带来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个方面的好处，称之为分享效应。任何的企业进行固定资产的投资，如果它生产的产量越多，那么这个企业所生产的平均成本就会有所下降。对于一个城市来讲也是这样，如果这里集聚了大量的企业和人口，那么每一个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就有所下降。第二个好处就是学习效应。它产生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称之为人力资本外部性。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就是指，在有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的时候会相互学习，知识会产生溢出，这样的话这个城市每个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就可以提高。另外一个学习效应称之为“干中学”。在大城市有很大的市场，不管你做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哪怕是开一家饭店，或者大学教授在大学里教书，只要你可以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产生经验的积累和“干中学”效应。对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这种学习效应特别重要。第三个效应来自于匹配效应，由于在大城市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劳动力市场，从生产者角度来讲，如果你想找到特别适合自己需求的劳动力就变得比较容易，而作为一个劳动者，你要找到一个比较符合自己偏好和技能的工作，在大城市也比较容易。由于有了这三种正面的效应，我们就会看到，经济和人口它会集中于少数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一讲到集聚的好处，很多人就会想，人口和经济的集聚也会带来很多坏处。的确，我们在经济学里把它称之为规模不经济。然而，随着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其实像人们所担心的那种污染、拥堵、犯罪这样一些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优势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承载力也可以得到不断地增强。所以当规模经济的正面效应超过规模不经济的负面效应的时候，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就是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和人口向少数发展条件好的地区集中的现象。如何实现平衡发展那么当经济和人口出现集聚的时候，如何实现平衡发展呢？这种平衡包括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比如人均GDP的平衡，或者是人均实际收入的平衡，甚至是生活质量的平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虽然收入比较高，但是毕竟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最为典型的就是房价。而且通常在大城市，上班的通勤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而在小城市，中午还可以回家睡个午觉。所以城乡之间，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之间，最终会实现一种良性的状态，在集聚中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但是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实际上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发展结构趋同的问题，恐怕我们真的没有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欠发达地区大量的过度投资，而且有重复建设，结果投资回报就恶化了。企业和政府的债务非常严重。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背景，我就要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出现了哪一些不足？理解了这些不足，就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下一阶段的发展将向何处去，这里我将谈到三个关系。第一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城乡之间的关系，它体现出来的是城市化的道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我会谈到城市体系，而城市体系实际上就会涉及到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关系。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会谈到在城市当中，特别是在大城市当中的市民化问题，这里涉及到的实际上是城市发展的内部，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率实际偏低首先，我们来看城市化率。中国城市化率实际上是偏低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跟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向城市迁移的制度背景有关，与此同时农村土地制度也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改革，于是我们有大量的农民被束缚在了农村的土地上。结果呢就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第一，经济的增长受到了损失，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中国由于城市化率受到了抑制，就对于城市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损失，就是城乡间差距扩大。当阻碍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比较低收入的群体，很难获得到城市去争取更高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于是就会产生城乡差距。第三，中国城市地区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不仅在生产部门出现了工资的快速上涨，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体会到，大城市的服务价格特别贵，生活成本也会比较贵。这个时候就既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影响了城市地区大家的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第四，我们再来看城市内部，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会导致城市内部存在严重的社会分隔，我们一直到今天，在城市地区居住和就业的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在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当地的城镇户籍，那么他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包括他的子女教育等待遇方面，都会跟本地的城镇居民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这会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城市内部的社会和谐。中国的大城市还不够大除了城市化率之外，我们要讨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视角，就是城市的规模。我多年以来的研究，一直在告诉大家，中国的大城市其实不够大。为了研究一个国家的城市体系，需要明白一个法则叫齐夫法则。齐夫法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会是第二大城市的2倍，会是第三大城市的3倍，一直到第N大城市的N倍。无论是日韩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尼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符合齐夫法则。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大约有30个中国排名在最前列的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明显地偏离了齐夫法则这样一个世界普遍存在的规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其实排名比较靠前的都市圈规模还不够大，未来还有成长的空间。城市内部人口待遇存在差异我们再来看城市内部。根据人口调查数据，在个别超大城市有40%的人口属于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这些人口中，有一半在当地居住已超过5年，其中相当高比例是农民工群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部分人群中还有很多其实是大学生。我们今天在超大城市积分落户的标准实在太严格了，使得一些工作达到5年以上的大学生群体，仍然很难获得本地户籍。这就使得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里，人群存在身份的分化，一部分人被作为外来人口，由于没有本地的城镇户籍，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甚至在买房子的权利方面，都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的三个趋势那接下来，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发展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想告诉大家，中国可能会出现三个趋势。一是人口集聚还会加强；二是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需要校正；三是低密度的城市建设模式和户籍制度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有待改善。首先我来讲人口集聚可加强。难道中国的人口集聚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吗？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给大家看三张图。第一张图，我在上面用红色标出的这些城市，占中国GDP的50%，可以看到，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如果我们总结一下这些地区的特征，两个词非常重要，第一是沿海地区，第二是大城市。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是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先回答一个问题，假设中国人口空间分布跟GDP的空间分布完全一样，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个城市GDP的份额和人口在整个国家所占的份额就大致是一样的。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中国就真的实现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和在发展中走向平衡的道路。但是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存在的户籍制度以及我们的人口集中落后于GDP集中的现象，实际上在中国的人口的空间分布是长成这张图的形状的。首先，中国的人口的空间分布要比GDP的空间分布要分散得多，中国的华北地区人口非常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40多年前，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82%的人口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而当时华北、东北地区拥有中国最好的平原条件，所以集聚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实施了30年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有大量由计划经济所主导的投资以及重化工业，集中在华北和东北地区。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偏向于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又尤其是随着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转向了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中国的古话说，人往高处走，所以我们就用这样一张图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国的人口是怎么跨地区流动的。红色代表人口流入，蓝色代表人口流出。好了，有了刚才这样三张图，我想请各位思考三个问题。人往高处走，地往低处流第一，中国接下来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改革，而且已经提出要加快全国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那么实施了这些改革以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会不会变得更加自由？我想是的。那么，如果人口会更加自由流动，中国人口向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一些大城市周围集中的过程，是不是会进一步继续下去呢？我想答案也非常明确，会继续下去。既然这样，人口的空间分布和GDP的空间分布是会更加趋于一致，还是不一致呢？我想答案是趋于一致。有了这样一个判断，大家就会相信，未来中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人口往东部和大城市走，就出现了“人往高处走”的现象。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平衡发展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误解，我们总是把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发展认为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我们总是想通过行政的力量来扭转这样的趋势。怎么做呢？政府干预的一种政策，是土地资源的配置。中国的城市要进行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建设用地指标，不是简单的开发商去向农民把地买过来就可以的。如果中央给这个指标，你就可以去征用农村的土地，如果没有足够的指标，你征用土地的数量就受到限制。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啊，由于我们想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对于那些已经发达的地区，比如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等大城市，我们就，通过控制它的建设用地指标来进行了土地供应的限制。相反，我们为了鼓励那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建设，就给了这些地区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我称之为叫：地往低处走。一方面人往高处走，一方面地又往低处走，就产生了土地和住房严重的空间错配。在2003年之前，随着人口的流出，中国中西部省份在全国的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上面所占的份额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问题是2003年之后，中西部总体上来讲还是人口流出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它们所占有的土地供应的份额却是在逐渐地增长。换句话来讲，在2003年之后，东部虽然人口仍然在持续地流入，却出现了它们所使用的城镇建设用地在全国所占用的份额是越来越低的现象。那么建设用地被大量地配置到了中国的中西部，用来去干什么呢？主要是用于两件事情的建设，第一就是工业园，第二就是新城。房价上涨是土地供应不足的短缺现象，不是泡沫由于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带来了对于房价的影响。前两年我带着我的团队做了一个研究。在2003年之前，房价是下跌的。当年我们对于城市的土地供应没有严格的管制，全国各地都在大量建房子，当住房供应增加的时候呢，房价就有所下降。但是2003年之后，这两组城市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房价的分化了。在上面一条线表示的是，人口大量流入，但是土地和住房供应受到局限的城市，你们可以看到总体上来讲，房价是往上涨的；而下面这条线呢是表示的，总体上来讲人口在流出、但是却大量建了房子的那些人口流出的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城市，房价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我顺便也要回应关于中国房价的看法。很多人说中国的房价存在泡沫，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总体上来讲出现了房价和收入这样的一个比值是上升的现象。可是，看中国的房价不能看全国水平，如果你把中国城市分一个组，你会看到其实中国的房价越来越高，就是人口流入但是土地和住房供应跟不上的东部大城市所驱动的。这个是泡沫现象吗？这个不是泡沫现象，这是供给跟不上需求的短缺现象。如果您仍然认为中国大城市存在严重泡沫的话，那您今天应该干什么呢？您今天应该把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一些房价收入比比较高的城市的房子给卖掉，然后去类似于像鹤岗这样房价在跌、有投资价值的地方去买房子。您把上海和北京的房子卖掉之后，一套可以在鹤岗这样的地方买一个小区，大约1000套房子。所以您不要跟我抬杠，如果你要真觉得中国的大城市存在严重的房价泡沫，您的理性选择就应该是卖房子才对。中西部小城市新城变鬼城那我刚刚讲到的是大城市存在住房的短缺，那么在广大的中西部一些中小城市出现了什么样的现象呢？根据国家发改委曾经提供一个数据，说中国建有将近3000个广义的新城。什么叫广义的新城？既可能是一个功能相对独立的城市，包括居住、包括产业，也有可能是功能比较单一的新城，比如说大学园区或者工业园区，规划的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在我们所统计的大约500个新城中，就规划了接近2亿的人口。那么如果我们的样本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全国有3000个新城，全国规划的新城可能能够容纳12亿人口，这几乎是全国人的人口数量了。如果我们再保守一点，把刚刚讲到这个数字砍一半，它仍然有6亿人口。6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农村居民全部搬到新城里，也大概可以把今天的全部农村人口给容纳下。大家可能会说，那不挺好的吗？我们也不用建更多的房子，就可以完成城市化进程了。您这里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中国这些新城恰恰建设在农民工不去的地方。所以今天中国的新城就出现了大量的空城和鬼城的现象，其中超过70%的中国新城规划的面积和规划人口是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在4万亿支出计划之后啊开始建设的，而这些新城建得又远又大。那么它有多远有多大呢？在我的样本里啊，这些新城所规划的面积平均超过了100平方公里，它所规划的人口平均能够达到超过40万。而它所建设的这个距离在什么位置呢？这些新城建设的距离平均来看，距离它所在的老城能够达到25公里，那25公里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25公里对一个城市来讲是非常远的距离。如果放在日本，25、30公里这样一个距离就已经从东京到了横滨了。所以其实对于城市来讲，新城建设到老城25公里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而且我这里讲的25公里还仅仅是平均距离，有大量的中国新城建设，建设在距离自己所在的老城超过25公里以上。又远又大，使得这样的城市很难发展起来。新城建设让地方政府背负沉重债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当时我们在建设这样的新城的时候，全国各地所采取的模式都是地方政府去向金融市场融资，而非常典型的一种方式就是城市建设投资债券，简称城投债。各个地方都成立了一些地方政府所属的金融公司，叫城投公司。这些城投公司就进行土地的开发，然后再把土地作为一种质押，到金融部门去借款或者发债。在2008年到2009年，这两个柱子翻了一倍，2009年到2010年又翻了一倍，然后接着进入了2010、2011和2012三年的建设高潮期，一直到2013年，这个高潮才开始退潮，那为什么退潮呢？道理很简单，已经建好的新城，房子都卖不出去了。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债务。随着新城越建越多，地方政府的城投债也越发越多。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地方的新城建设得越远，人口密度越低，那么这个地方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就越高。而这样的现象尤其出现在中国的中西部中小城市以及人口流出地。相反，在沿海地区、大城市，以及人口流入的地方，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受限的人口流动抑制了中国城市消费和服务业的增长接下来我再讲讲中国城市建设的模式。由于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土地面积扩张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受到了抑制。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城市里，由于有大规模的城市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由于在当地没有安居乐业，所以他们的消费也受到了抑制。根据我的团队的研究，一个外来人口，当他的收入、年龄、性别、教育这样的因素都已经被控制住之后，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外地人，他的消费就要比本地城镇户籍人口要平均低16%到20%，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外来人口预期在未来他可能在所在的城市待不下去，得回到老家，所以他必须要为未来储蓄。同时他也不会愿意消费耐用消费品，哪怕是电视、电饭煲他都不愿意买，能省就省，能借就借，因为他觉得耐用消费品我带起来太不方便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由于他们没有像城镇居民那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外来人口必须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养老和医疗进行储蓄，所以他们就抑制了自己的消费。就使得中国经济总体上来讲出现了消费受到抑制的现象，而尤其严重的就是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抑制。我们都知道，服务业的发展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比如说在生产性服务业里，你需要跟同事一起工作来分享信息，在消费型的服务业里更不用说了，你到餐馆去吃饭，你去看场电影，都需要一种现场感。那么当人口密度下降的时候，就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么服务业受到抑制以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是经济增长受损，当前中国有巨大的服务业需求，比如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们对于医疗、教育、文化等等消费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当服务业受到抑制的时候，经济增长就受到了损失。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不够合理。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我们大量的制造业产品需要依赖出口来消化国内的产能。一方面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但是服务业却出现了供不应求，人民对服务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我们大量地到国外去旅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甚至有一些有钱人到国外去看病。再一方面，我们的就业的增长也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因为服务业是创造就业的大头，中国的制造业虽然GDP仍然在增长，但是制造业的就业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负增长。那么服务业受抑制，这就意味着服务业创造就业的功能受到了损失。总体上来讲，由于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些原因，最终就使得中国居民的福利受到了损失。换句话讲，我们老百姓的感受就是好像经济增长得很快，GDP的数字很好看，但是人民的幸福感好像并没有同步的增加。经济双循环下的城乡和区域发展接下来我们把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放到经济双循环的格局之下来看待。调整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有助内循环中央提出，接下来中国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通过促进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形成国内市场主导的国民经济循环，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为什么这样说？我来讲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如果城乡和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变得顺畅，人口就能更加自由地流动，这就能在人均意义上缩小城乡和区间的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消费。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收入差距比较高，尽管最近这些年已经开始出现缩小的态势，但如果从水平上看，城乡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时，就不利于消费增长。反过来，如果接下来中国在城乡和区域之间有更加畅通的人口流动，那么城乡间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实际上，这种趋势今天已经开始出现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有效促进消费。其次是更加集约化的城市的发展。我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低密度的城市发展不利于促进服务业。同时，在城市内部，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使得大量的外来人口抑制自己的消费。我的团队最近做了一个政策假设，我们假设中国城市化率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第二，我们假设外地户籍人口所占的比例为0，也就是说户籍制度得到了彻底地改革，已经没有户籍身份的差别了；第三，中国的土地供应增速可以放缓，假设中国土地供应增长的速度可以下降一半，那么相应来讲，中国今天的城市人口密度就可以有所增长。在做了刚才这样三个假定之后，我们就发现，中国的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份额可以提高大约3到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前面说过，中国的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比OECD国家同期大约低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通过集约化的城市发展，中国这样的差距就可以有接近一半得到弥补，从而有利于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大家可能要问我，中国经济接下来要进入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那么内外两个循环是不是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高效、更协调的城乡和区域发展也可以促进外循环如果你只是看数据，内外两个循环加起来总是等于经济的100%，在这个意义上，内循环的比重提高，当然外循环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认为更高效、更协调的城乡和区域发展，不仅有利于形成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的外循环。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些解释。1、放宽户籍制度限制增加土地供应能够提升城市竞争力在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已经出现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的现象，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人口和土地的空间错配，接下来如果可以加强人口和土地的空间匹配，就可以降成本。具体来说，在人口流入地，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允许有更多人口进入到大城市工作，那么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就可以得到一定的遏制。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如果在人口流入的地方，能够允许投入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去建房子，那么房价上涨的趋势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这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来讲，人口和土地供应的增加，可以使成本得到有效地控制，有利于增强这些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刚才我讲的是人口流入地，我们接下来再看人口流出地。2、农村地区人口流出能提升农业规模化效应人口流出的地方大多是中国的农村地区，中国当前的农业已经出现了所谓“三高”现象——高产出、高库存、高进口。为什么会出现这“三高”的现象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过程不够顺畅，由于大量人口滞留在中国农村，中国今天的农业很难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所以接下来，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顺畅地提高，可以有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中国农业就可以实现更好的现代化和规模化的经营，降低农产品生产的成本，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对于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进口依赖程度就可以大幅度下降。城乡和区域发展的政策建议我预计，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更为久远的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区集聚，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能会加强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首先，就是要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到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为什么是半径30到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呢？因为不同大都市圈的经济体量不一样，广州、深圳、上海等周围的都市圈经济体量非常大，其建设半径可能达到80公里甚至100公里。但对于一些不那么大的都市圈来说，30公里的半径不小了。那么在建设过程中，要以轨道交通来连接起都市圈内部的中心城市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其次，就是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根据人口学家预测，中国在“十四五”期间，最多在“十五五”期间，人口红利将会消失，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趋势。这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促进更为顺畅的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人口自由流动，这就可以有效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多年轻人可以进入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来源。所以接下来户籍制度改革还是要深化，“十四五”期间，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将是，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要加快那些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为了应对人口负增长，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强化人口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之外，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OECD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年，而中国的人均受教年限大约只有9年多，为了弥补这样一个差距，中国必须加快推进12年义务教育。重点是谁呢？就是农村户籍的儿童，因为我们今天在城市地区，即便国家没有把12年教育作为义务教育，城市地区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接受12年的教育的。既然要加大对于农村户籍的儿童的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的教育，那么在哪里加大教育投资呢？是在人口流出地还是人口流入地呢？如果在人口流出地进行教育投资，而父母已经跨地区进行流动和异地就业，就会有大量的留守儿童，这个人群数量超过6000万。与此同时，还有大约3000万的进城随迁子女，他们虽然跟父母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教育质量相对比较差。为了提高下一代的教育质量，在人口流入地，特别是大城市，应该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协同增加教育的投入。土地和住房的供应要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那么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地方，土地和住房又怎么安排呢？要增强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在土地和住房的供应上，要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起来，真正做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对于人口流出的地区，必须要做减量的规划。减量规划的同时，公共服务要适度向中心城区集中，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其中在人口流出地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建设用地的指标可以跨地区配置。中国今天已经有大量的人口跨地区流动，今天在农村地区有很多房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空置，空置的宅基地占所有宅基的比率大约为30%到40%。接下来要允许把老家空置宅基地的房子拆掉，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的使用权，就可以被跨地区投入到指标比较紧缺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建设用地指标的使用权价值就可以大幅度增长。这既可以缓解人口流入地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现象，又可以使人口流出地获得一笔财政收入。同时，跨地区流动的人口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分享建设用地指标增值的收益。当前就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土地管理法，使得人口流出地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的交易和再配置，并且提高农民在建设用地指标异地交易中所获得的收益。与此同时，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和都市圈，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结构还有空间布局，通过供给侧改革，在治理方面下大力气，用绣花的方式来管理城市，我们的城市就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使城市宜居程度提高，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加大投资，有很多效应，从短期来讲，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拥有可持续的回报。因为这样的一种投资，是以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基础的，这样的投资可以获得可持续回报，还可以缓解城市病，减少外来人口在当地市民化的压力，一举四得，最终实现城市的经济增长、生活宜居和社会和谐三个目标。本文来源：公众号 @混沌大学。混沌大学是一所面向商业创新群体的在线商学院，以哲科思维为根基，遍邀200位全球顶级师资，打造创新教育体系，帮助中国职场精英培养创新能力。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注：以上分值都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

——未来，讲授型的教师职位数量将缩减70%，老师将面临角色的重构，成为学生“灵魂的工程师”。——未来的学习将日趋多样化，不再追求一个人学习 100 门课程，不再要求 100 个人学习一门课程，而是让100人学习100门课程。——智慧教育的发展在不断加速中，目前89%的学校配备了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室，58%的学校有学情分析功能的智慧教室，但仍有2/3学校教师的素养和教学能力亟待提升，尚没有适应全新的智慧教育工具和环境。这组听起来令人震惊的数据，出自我国首份《中国智慧教育区域发展研究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9月10日教师节，在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智能教育专场权威发布。报告着眼信息时代的教育变革，深入研究并梳理了智慧教育的相关概念和评价维度，把握我国智慧教育的发展脉动和趋势，为区域和学校的智慧教育应用建设提供指引。该报告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中国教育信息化》杂志、上海市电化教育馆、西北大学、腾讯智慧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报告的执行主编、上海市电化教育馆馆长张治出席并对报告进行了解读。解读智慧教育现状 2/3教师素养与能力亟待提升随着《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纲领性文件的发布和实施，我国智慧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规模化、制度化的纵深发展，在认知与实践层面都实现了突破，由点到面推进落地的局面逐渐形成。相比以往的少数区域对智慧教育进行考核，目前，已有50%的地区将智慧教育相关任务纳入政府年终考核，有39.47%的学校纳入到发展规划中，并设有智慧教育研究机构。不过，仍有60.53%的区域没有制定学校教学改革计划。尽管政府和学校侧积极推动智慧教育落地发展，但要从传统教学模式中脱离出来，身处其中的教师在重构教案课程资源、熟悉创新教学方法等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报告显示，有近2/3的教师尚缺乏适应智慧教育的素养及能力，没有积累相关的创新实践案例。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已经有52.36%的学校课堂形态发生了变化，44.74%的学校实现了课程创新。当前，区域智慧教育实践越来越注重数据管理，如何对数据进行汇聚与治理是实践的一大重点。但不可否认，数据应用在教育治理中仍存在不足，数据管理亦缺乏规范性。目前，仅有50.7%的学校有数据规范标准，在基于数据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建设与应用的发展计划方面，55.26%的区域认为大平台建设与应用方面没有实际效果。在智慧教育产业链建设中，企业作为主体角色，区、校、企三方联动态势明显，有62.28%的学校引入了互联网平台资源，行业内采购的产品包括校园云平台、教学软件及智能题库、教师备课研修、课堂教学、考试组卷等，还通过引入企业服务，实现了办公、智能管理、综合素质平台等功能，完成了从信息化硬件向软硬件、数据分析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的转变。智慧教育重塑新认知，新评价模式将替代文凭进入智慧教育时代，教、学、管、评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改变，甚至将颠覆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业认知。报告对智能时代的教育全链条进行了重新审视，并给出了多种显著趋势：首先，学习方式多样化造就智能结构的多元化。近年来，信息技术催生教学流程再造，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少教多学，体验式学习、沉浸式学习、游戏化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形态和历程也更加丰富。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提供更具智能、更具个性的教学内容和辅助学习工具，也可以实现更加精准、耐心的智能导学。在未来社会，人类将群体化生存，人类面临的问题将主要靠群智解决，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的培养不是形式上的表演，而是深度的群智发展模式的实战。未来的学习将日趋多样化，不再追求一个人学习100门课程，不再要求100个人学习一门课程，而是让100人学习100门课程;不是学得更多，而是学得更多样。社会不追求全才，而是让每个人自由发展，由社会协同来共同解决问题。其次，教师的角色会被重构，教师要真正成为“灵魂工程师”，做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和陪伴者，成为动力的激发者，成为情感的呵护者。未来，讲授型的教师职位数量会缩减70%，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可由机器替代，教师的精力将从繁琐的讲课、组卷、批改作业中抽离出来，将放到创新教学模式、个性化学习实现上。但教师这一职业不会消失，只不过角色需要进行转变。就如美国互联网思想家戴维·温伯格说过，在知识网络化后，教室里最聪明的人绝对不是站在讲台前上课的教师，而是所有人加起来的智慧，教师要做的是与学生一道，共同培育和发掘每个人的智慧潜力。再者，数字画像的伴随式评价模式将代替文凭。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跟踪记录学习过程，发现学习瓶颈，帮助学生及时调整学习策略，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而且基于数据汇总，能够实时了解学生的能力倾向和缺点、不足，实现大规模的因材施教，帮助每个人成就精彩人生。过去“唯分数排名“的应试教育会走向终结，未来的评价不再是简单地给学生一个分数，而是更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素养的全面发展，课程证书的意义和价值会远远大于文凭，是记录学生课程学习经历的数字档案。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将逐步消解，他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校，学习不同的课程，并记录在评估个人学习状况的专属档案中。最后，学习会成为一种生活状态，逐渐走向个性化、终身化，每个人都可以定制自己的课程计划，学习不再是固定阶段的历程，教育周期变得更富弹性，混龄学习会成为常态。实际上，在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同时，尊重人的个体差异和教育选择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学制是工业时代流水线思维在教育领域的外化，无法照顾到不同学习者的需求，更不是特定阶段的统一学习任务，而应该是因需而定。去标准化、个性化、定制化将会成为主流的学习方式，学习将伴随终生，并时刻根据学习者的需求来制定专属的学习目标、学习计划，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智慧教育在各区域孵化出不同成功范式智慧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试点先行、统筹推进才是最优解。近年来，实行一地一案、分区推进的策略，不同区域也涌现出各式成功应用实践的标杆性案例，为智慧教育的横向贯通、借鉴优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深圳市龙华区以智能感知、数据与创新的双轮驱动为宗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智慧教育新生态品质，同时联合腾讯等互联网科技企业，以多方智慧构建协同创新体，打造了“龙华范式”。破解了教育大数据困局的天津和平区案例同样可圈可点。目前，腾讯智慧校园已经覆盖和平区所有学校，用户达到了12万人，实现了学业、行为大数据全链条采集、分析，以及综合素质评价伴随式采集，形成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生态体系。通过报告可以看出，智慧教育推动教育信息化进入新发展阶段，提供了更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服务。未来，随着智慧教育进一步深度应用，将构建起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必然成为现实，而这一过程中，教育生态的重构将不再遥远。来源：东方网

1月23日，由国际能源署(IEA)、SUC示范项目办公室、陕西燃气集团、陕西省燃气设计院共同举办的“SDE能源可持续发展专题论坛”在西安召开，国际能源署《中国区域清洁供暖发展研究报告》在论坛当天全球首发。据悉，《中国区域清洁供暖发展研究报告》是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能源联盟国以来，《中国国家能源局—国际能源署三年合作方案》（2017-2019）下以清洁供暖为专题所出的最新成果，该报告对中国的供热布局及技术现状、面临问题及发展趋势，以及在中国国情下实现区域能源系统低碳化、优质化、多元化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推动地方层面更切实了解本报告的各项成果，为政策制定者和区域能源利益相关者提供改善中国区域能源系统和供热系统所需的最新信息及技术解决方案。本次论坛包含“开场致辞”、“报告发布”、“专家讲坛”和 “研讨对话”四大环节。国际能源署中国合作部副主任David Benazeraf先生主持发布《中国区域清洁供暖发展研究报告》并对报告进行了详细讲解。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高耀洲做“致力天然气清洁能源推广与利用 发挥产地优势 造福三秦百姓”的主题演讲。研讨对话环节由涂建军主任主持。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巡视员郭伟首先对报告进行了点评，并就国家能源局牵头编制由十部委共同印发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19年）》的相关过程及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政策研究室主任洪涛、西安市燃气热力监管中心主任马江波、陕西省城市燃气热力管理中心原副主任李直、陕西省燃气设计院院长郭宗华、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胡恒进相继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并就清洁供暖相关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及政策等问题进行研讨，对与会嘉宾、媒体代表的提问一一作答。据了解，此次SDE能源可持续发展专题论坛结合陕西省尤其是西安市的发展战略，旨在剖析及探索清洁供暖在地方城市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助推城市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建设。 （中国日报陕西记者站）

张燕。受访者供图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提出，高质量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与全国、全球息息相关。”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区域战略一室负责人张燕表示，广东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宜打通省内、港澳、全国、全球“四个经济循环”，畅通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广东区域协调发展趋好信号明显南方日报：广东“加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你怎么看待这个时机？张燕：今年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长期战略。其“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涵，可看作是对区域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安徽考察期间专门召开长三角一体化座谈会，要求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进一步体现了区域协调在“双循环”中的重要性。广东近两年通过推进“一核一带一区”建设，“核”“带”“区”的比较优势均逐渐得到发挥，区域发展联动性增强，格局渐次成形，应当积极主动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目前，广东有不少区域协调发展趋好的信号。比如深圳和汕头合作、广州和清远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城市互融在深化、特色在彰显。南方日报：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确是“老大难”问题。张燕：一方面，看待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只看经济规模、发展水平、经济增速等的差距。应该看到，其本质是创新能力、发展环境甚至交通通达性等各方面的不协调、不充分。广东在“一核一带一区”主体框架下，可更加关注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做好创新链延伸、产业链合作、价值链协同，以此开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新境界。另一方面，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性，既有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生态和农业等不同主体功能区并存，呈现丰富多样的梯度层次。广东的新招数，从全国范围看都具有代表性、示范性。加强对区域政策的统筹考虑南方日报：新形势下，广东应如何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张燕：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发挥综合优势，打通“四个经济循环”。第一个循环，是广东省跟全世界发展的经济大循环，广东要着眼顺应全球发展大势，汇聚世界发展要素，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合作。第二个循环，是广东跟港澳的经济循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充分激发广东和港澳的各自优势，要把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互动做足做好。第三个循环，是广东省内的经济循环，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比较优势，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山则山、宜水则水，促进实现广东省内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不同城市之间、不同功能平台之间的梯级联动。第四个循环，是广东面向国内的经济循环，广东与长三角、京津冀及全国其他地区之间要增强合作互动，实现与国内其他地区资源要素的有序交换与高效配置。南方日报：为什么要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待广东的区域发展？张燕：广东经济发达，区域发展与全国、全球息息相关。通过上述“四个经济循环”畅通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促进实现更高战略视角、更大区域范围和更远发展目标的经济大循环，才能更好提高发展要素的配置效率。比如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都在布局综合性科技中心，这些中心不应孤立，而应实现全国创新网络融为一体。“北京研发、广东转化”的实验室合作模式，同样可以提升广东科技主动权。当然，在新的更高水平的再工业化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城市之间，既要垂直分工，也要水平分工，力求避免过去的“马太效应”，欠发达地区不仅要彰显特色，还得确实实现经济创新增长。南方日报：首要工作是什么？张燕：布局有了，还得有顶层设计框架，建议广东加强对区域政策的统筹考虑，更好协调利益分配机制，想到新方法、新模式。比如实现差异化考核，各个地区重点发展什么，就按什么指标来考核，以此减少要素流动的壁垒。又如在财政、科技、产业、投资等政策安排上，体现“一核一带一区”差异性导向，出台一套相适应的新政策、新机制、新规划。增强区域发展对外部变化适应能力南方日报：广东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优势，还能发挥何种作用？张燕：在增强区域发展对外部形势变化的适应能力方面，广东外向型经济反应灵敏，作用突出。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更多新的应用场景相互影响、叠加推进，市场规则加速变革重塑，固态世界更加被赋予流动特性，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日益成为区域竞争的焦点热点。从全国看，区域发展从简单“路径依赖”走向通过“延续、破坏与创新重塑”形成的新体系中。一方面，要素向中心集聚和向外围扩散同为趋势，区域发展由单极化向多极化、扁平化深度演化，城乡区域之间正从简单供求关系向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转变。另一方面，园区经济、集聚经济正向创新生态经济演化升级，区域竞争不再限于规模和速度上的你追我赶，更是创新能力、增长质量、特色功能和发展环境之间的较量。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门户，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世界的变化。因此，提高广东全省以及内部不同区域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将助力广东区域发展更顺利、更有示范意义。南方日报记者 苏力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以一定地域为范围，并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区域发展指一般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以资源开发、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为主要中心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活动。国家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全局性、长远性、关键性的问题所作的筹划和决策。具体来说，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估量，考虑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应解决的重点和所需经历的阶段以及必须采取的对策的总筹划和总决策。区域经济行业市场深度分析 区域经济行业发展策略研究分析报告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区域；2、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4、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5、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据此，国家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先前，我国陆续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但中国地域范围广大、地理差别明显，为了使这些战略能够更好地落到实处，产生更大的成效，近两三年来，中国政府先后批复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天津滨海新区、福建省海峡西岸经济区、包括陕西、甘肃两省部分地区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国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等、横琴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等多部区域规划和文件来规范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推进城镇化，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义，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也对中小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寄予了新期望。今后十年到二十年内，将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城市化率的提高应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扩容为主，大力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中小城市通过创新驱动、优化结构、集约发展、产业互动、内生增长、城乡统筹、生态立市等举措，实现了转型发展、高端发展、和谐发展和绿色发展。目前，全国共有建制市655个，其中地级以上287个，县级建制市368个。中小城市共有2160个，其中地级212个，县级1948个。中小城市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许多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中小城市是我国行政区体系中重要的战略节点，在改革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中小城市数量众多，幅员辽阔，聚集了庞大的人口、资源、产业、环境等发展要素，其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对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全局性、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区域规划是为实现一定地区范围的开发和建设目标而进行的总体部署。区域规划工作的地域性，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含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资源、经济发展条件、原有基础千差万别，各区域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也就不会相同。各地区有各自的特殊性，规划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反映出规划区域的特色；保持完整的规划范围，规划过程中不仅要把规划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同时也要对规划区域内所辖地区全面考虑，体现规划在区域空间上的完整性。

中新社兰州12月8日电 (记者 丁思)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执行主任温冰8日在兰州介绍说，当前，中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很多高校出台了激励该领域研究的政策举措，学术界对该研究的概论、理论和发展路径等讨论也达到新的高潮，高校以及学术领域掀起了一股国别和区域研究热。当日，由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和兰州大学举办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暨兰州大学第三届‘一带一路’高端学术论坛”在兰州举行，来自中国各地高校“一带一路”智库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共探当前机遇与挑战。温冰说，今年7月，国别和区域研究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方向，该领域研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与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相契合，未来将成为一个发展空间广阔、发展动力强劲的新兴研究领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由高校组建而成的专业智库、国际化高校联盟也成为了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交流发展的平台和纽带。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成汉平则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阐述了对国别区域研究过程中保持敏锐和前瞻的重要性。他说，随着“一带一路”不断深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屡因时局变化、域外因素干扰以及自身动乱等充满了不确定性，更加需要研究人员能够做到敏锐、及时、快速、准确地预判未来局势的走向，成为决策机关的重要智库。“进行区域研究，要站在研究对象国的视角，要有中外双方人员的共同参与。”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卢山冰说，该校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与哈萨克斯坦官方建立紧密合作，并实现信息资料共享，这为该校区域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针对于当前中国高校在国别和区域领域研究的偏科、缺科和同质化的问题，卢山冰建议，希望研究学者能够“走出去”，避免闭门造车，与中国其他高校智库建立智库联盟；和研究对象国保持紧密联系，用研究人员的双脚去丈量和感受“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发展变化。(完)

研究报告：促进区域发展 “胡焕庸线”上下左右都要有所作为中新网南京1月11日电 (记者 赵建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和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11日在南京联合发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问题与对策》，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瓶颈和短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在区域协同发展领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问题与对策》提出，既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又符合基本国情的区域发展体系，至少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国土资源效率得到充分的利用；要素密集程度较大，投资强度大、土地亩均产出高；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进行开发，生态容量适度；以大、特大城市为核心，形成连绵的城市群；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发展差距较小。促进全国区域均衡发展，绕不开著名的“胡焕庸线”。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介绍，在“胡焕庸线”的左上方与右下方两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例如在人口、GDP等指标的对比上，“胡焕庸线”的西北侧贡献了全国不到5%的份额，东南侧贡献了95%以上。即便在东部发达地区，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二元结构。例如，山东沿海与鲁西北地区，江苏苏南与苏北地区，浙江杭嘉湖平原与浙西南地区，珠三角地区与粤西北地区等，它们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比较大。资料图：航拍江苏连云港集装箱码头。 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刘志彪认为，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在“胡焕庸线”的上下左右方都要有所作为。围绕“胡焕庸线”，未来至少需要解决两个不对称问题：沿海与内地的发展不均衡；长江以北与长江以南的不均衡。他说，要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需要加速开放，要把向东开放与沿着“一带一路”开放结合起来，实现全方位立体开放。刘志彪教授表示，除了东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发展差距，近年来还呈现“南强北弱”的特点。无论GDP总量、财税收入、用电量、人口流动、资金流向，还是科技创新、注册企业数量、高铁线路、产业结构形态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指标，都可以发现明显的痕迹。北方地区尤其东北地区往往把人口与资源输送到南方，却把负担留在了本地。刘志彪分析，北方地区产业形态偏重化工业，产业结构没有得到及时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缓慢。应促进北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优势，促进北方营商环境优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