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新京报快讯 （记者冯倓秋）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终端的发展，中小学生接触网络游戏的比例日益增长，如何防止孩子沉迷网络游戏也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月22日发布的“中小学生网络游戏认知、态度、行为的研究报告”显示，超7成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接触网络游戏，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接触网络游戏时间相对更早。近4成学生曾因网络游戏与父母发生过争执，而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多来自忽视型和专制型家庭。游戏已成为中小学生的社交语言“一有空就捧着手机玩游戏，眼睛都累坏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这个寒假，辽宁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杨女士因为玩游戏问题和孩子“大战”了好几个回合。在许多家长眼中，网络游戏可能是百害而无一利。那么，孩子们对网络游戏的认知和态度又是怎样的？报告显示，超7成中小学生认为网络游戏能够缓解压力，超半数态度鲜明地表示喜欢网络游戏。孩子们对网络游戏让业余时间更愉快、认识到未知世界、开阔想法、增加了分享快乐的朋友等感受最为认同。此外，超7成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接触网络游戏，其中以小学5-6年级开始接触的比例最高（30.3%），其次是小学3-4年级（28.9%），到高三才开始接触网络游戏的学生占比仅为0.6%。调研还发现，超8成中小学生是通过同学或朋友了解到网络游戏信息的。许多孩子表示，自己玩游戏是为了交朋友，和同学有更多共同语言等。在中小学生的现实交往中，网络游戏是很受欢迎的话题，他们非常乐于通过游戏用语来表现自己的玩家身份和对网络游戏文化的了解，并由此体验到群体归属感。 因此，喜欢网络游戏是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一代青少年基本的休闲需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表示，家长、老师等教育者可能需要用接纳的心态来对待孩子们对网络游戏的态度，当听到孩子在与朋友们交流网络游戏话题时不要暴跳如雷，因为这是孩子们建立友谊的一些基础话题。 孩子是否沉迷游戏与亲子关系密切相关不少家长觉得，孩子成绩上不来与玩游戏有很大关系。杨女士常常以儿子班里一名成绩优异的女生作为案例反驳儿子玩游戏的请求：“你看妙妙（化名）从来不玩游戏，所以人家每次考试都排前面。”然而，报告显示，学习成绩处于上层的学生是最早玩网络游戏的那群人，他们在学前及小学阶段开始玩网络游戏的比例为82.6%；其次是学习成绩中上层的学生，占比为81.4%，而成绩处在下层的学生在学前及小学阶段开始接触网络游戏的比例仅为73.3%。此外，父母对于成绩好的孩子采取规定和监督游戏时间的措施较多，对学习成绩处于下层的孩子找老师商谈的比例更高。报告指出，这可能是父母认为孩子玩游戏成绩不好，找老师商量提高成绩的方法。调查还发现，孩子沉迷游戏行为与亲子关系也密切相关。亲子关系越差，越易导致孩子形成沉迷网络游戏的行为。反之，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度越高，越关爱孩子，孩子越不会沉迷于网络游戏。 数据显示，民主型教养模式与孩子对网络游戏的喜爱、孩子玩网络游戏的时长等成反比，而忽视型和专制型教养模式与孩子对网络游戏的喜爱、孩子玩网络游戏的时长等成正比。亲子关系很好和比较好的家庭中，孩子网络游戏成瘾的比例合计为 4.3%，亲子关系很不好和不太好的家庭中，孩子网络游戏成瘾的比例合计为 14.8%，相差10多个百分点。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表示，其实没有游戏就没有童年，只是父母对传统游戏比较熟悉，而对网络游戏比较恐慌。但是，当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出了问题，孩子才会容易依赖网络。要预防孩子游戏成瘾，应该以丰富多彩的生活代替单调的生活，以成功的体验代替失败的体验。新京报记者 冯倓秋 编辑 潘灿 校对 卢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史学习教育要求，推动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加强青少年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共青团中央拟开展2021年“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申报工作。一、课题类别课题由共青团中央发布，为省部级课题。二、选题范围（一）重大课题1.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的机制研究2. “十四五”时期我国青年就业结构和趋势研究3. 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二）重点课题4. 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的机理和路径分析5. 青年发展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建议及分析6. 大城市青年租房住房现状调查研究7. 第三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和职业发展分析8. “Z世代”青少年亚文化圈层调查研究（三）一般课题9. 共青团项目化工作机制的理论与模式研究10. 少先队辅导员队伍政治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1. 当前人口结构变化对青年发展的影响分析12. 网络消费文化对青少年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研究13. 网络平台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评估及改进建议14. 城市“空巢青年”群体分析及政策建议15.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青少年社会融入研究16. 城市（或农村）青年婚姻生育及家庭观念调查分析17. 学生心理健康和危机干预机制分析18. 青少年科学素质培育机制和方法研究以上课题涉及的“青年”概念，年龄范围是14—35周岁。涉及婚姻、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时，年龄界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课题研究周期原则上为1年。根据申报和评审情况，每项课题可由1—2个研究团队承担，“重大课题”每个研究团队资助经费5万元，“重点课题”每个研究团队资助经费3万元，“一般课题”每个研究团队资助经费2万元。三、申报条件1. 相关学科领域的科研院所、学术单位、团组织或专家学者，均可以机构、团队或个人名义提出申报，如多个单位联合申报需确定1名课题负责人。申报时，可结合实际对课题名称、研究重点略作调整。2. 课题负责人应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3. 申报课题需征得所在单位科研或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四、申报方式1. 课题申请须关注“团中央权益部”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中国青年网”（http://www.youth.cn/）、“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cycrc.org.cn/），于5月6日前在线填写《2021年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申请书》。（请通过在线申报系统填写申请书：http://keti.cycs.org/app.Client/）2. 5月31日左右，申报人登录在线申报系统，查看初评结果。通过初评的申报人打印由系统自动生成的申请书（一式四份），加盖所在单位科研或主管部门公章，并根据申报系统提示的截止时间等信息，寄达指定地址。五、课题评审与经费拨付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会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评委进行资格审查、匿名初评、集中复评、会议终评，根据评审意见确定课题承担机构、团队或个人，公示无异议后签订委托研究协议。评审结果将在“团中央权益部”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网”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网站等平台公布。六、课题管理1. 正式立项和签订委托研究协议后，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研究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2. 课题结项时，须提交完整的课题报告、调研报告及相关材料。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验收。具体按《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课题申报系统：http://keti.cycs.org/app.Client/下载）执行。共青团中央2021年4月12日（来源：中国青年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时间十多年来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周末所用的时间是2005年的三倍。面对学校教育尚不能完全适应学生全面发展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校外培训的存在和快速发展有其必然性，反映了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以及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足。我国正处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关键阶段，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各方面。完善监管评估制度，推进行业自律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对校外培训的需求旺盛，但是对校外培训中的教师素质、学习环境、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均不及学校教育。2018年以来，国家对中小学校外培训行业监管日趋严格，各级主管部门以政策文件、专项治理等方式加强管理。但各地校外培训机构情况千差万别，监管工作很难一步到位。在不少地方仍存在监管主体责任不明，日常监管困难，质量评估缺失等问题。政府应制定相关行业规范，建立行业准入机制，并成立专门部门监督评估。同时，大力推进校外培训行业自律，建立并扶持校外培训行业协会；负责对校外培训教师进行资格认证、专业发展培训及等级评定工作。扶持和鼓励公益性培训服务研究发现，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更高，需求更大，优质教育资源也更大程度地向发达地区、大城市聚集。这一特点与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教育资源获得上的不均衡，影响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政府应致力于构筑公平的教育体系，抑制校外培训对教育公平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建议鼓励图书馆、纪念馆、文化馆、体育场馆、青少年宫等各类社会公共文化教育服务机构承办培训，在校外培训市场中发挥公益性、主导性作用，使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有条件接受各种兴趣类和学科类校外培训，缩小家庭背景因素带来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发挥在线教育优势，促进优质资源共享研究发现，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中小学生通过互联网的在线学习、移动学习等学习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校园和家庭。互联网+教育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发展更加公平、有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和教育部门可以资助、组织大学和研究机构根据学生兴趣、学业水平和需求，开发多样化辅导教育项目，大力开发各种学习资源；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教师的信息化应用能力，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便利；借助在线教育技术突破地域、阶层限制，提供公益性校外培训服务。学校和家庭也要充分利用好在线教育的优势。完善课后服务保障，减少盲目跟风培训研究发现，家长希望孩子放学后参加课外培训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孩子放学后有人照料。中小学生放学后的看护断层是一部分家庭产生校外培训需求的原动力。因此，应鼓励学校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改变课后服务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广泛组织志愿者团体向社区内的学生及家庭提供有关学业的、艺术的和文化的多种活动机会。还应积极依托社区，发挥社区教育体系的作用，建立健全少年儿童教育社会化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拓展校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与校外教育相互补充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质量虽然满意度高于校外培训，但是仍有一些学生对学校教育不够满意。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自然会不断催生校外教育的扩张。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是降低公众对校外培训需求的前提。为此，政府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更要注重全面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增加公众对学校教育的信心。（作者：孙宏艳，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光明图片光明图片【民生汇】供应链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化管理师、物联网安装调试员，他们是科技潮流的新生力量；网约配送员、公共营养师、农业经理人、城市网格管理员、在线学习服务师，他们让生活便利多彩；职业UP主、社区主播、全媒体运营师，他们是奇思妙想的潮酷玩家。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为一大批形态多样、分工精细的新职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职业从业人员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容忽视的群体：2018年，第三产业中数字经济就业岗位13426万个，同比增加16.6%。2019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达到7800万人。这个庞大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新职业群体，一方面，紧跟科技前沿，密集诞生于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向下扎根，在数字经济和大众消费融合发展的催生下，在生活服务业中大量涌现。3月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易货师、调饮师、密码技术应用员、碳排放管理员、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18个新职业信息。至此，仅2019年以来，就有4批56个新职业纳入“职业版图”。向上是梦想，向下是生活。这些青年的职业生态如何？会有怎样的“成长的烦恼”？1.代表一个趋势王永博是中建二局二公司郑州中建智城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维护管理部经理，就是这一批被“转正”的新职业从业者——管廊运维员，“中国管廊里程极速增长，管廊运维更具专业性。纳入新职业，说明社会管廊运营管理人才的需求较大，也更加受到重视，对管廊运营企业和个人都是利好”。 和管廊运维员一样，新职业的出现并非短期现象，也不是职业内容的简单更新，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前沿方向，更是技术进步、组织与商业模式变革以及需求升级带来的长期趋势。 “新职业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领域、新行业的晴雨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阳认为，从当前来看，无论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一端还是在需求侧管理一端，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对未来5年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长期关注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此次‘转正’的新职业，大多与互联网新技术以及相关的社区治理和服务联系密切，将进一步扩展以Z世代青年为主体的新阶层。”朱健刚介绍，所谓Z世代，是指在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深受互联网、即时通信、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 “他们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在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电子化等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享受着空前丰裕的物质文明、愈加开放的精神世界以及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朱健刚说。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新职业青年获得了全方位的科技赋能，他们密集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领域，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也成了这个时代成长与发展的需要。 “新职业的发布，对于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促进就业创业、引领职业教育培训改革、推动产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参加了此次和团中央合作的调研，她认为，被列入新职业之后，相关部门就会开发职业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这对于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因为纳入职业大典的意义重大，朱迪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新职业跟传统职业的区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前瞻性。” 2.助力一次成长阿银是成都AG超玩会电竞战队的运营主管，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1岁。 此前很多媒体都关注到电竞职业选手的教育问题。“这一点上需要俱乐部和赛事联盟乃至整个电竞行业环境等多方面的正向引导。”在阿银看来，近5年电竞产业在中国发展迅速，电竞选手在职业生涯期间的成长、教育和保障，以及在退役后的人生规划，都较以前有了比较系统的改善。 在阿银和她的小伙伴们看来，收获财富之外，发现自我、持续进阶，是他们被新经济赋能的更大意义。“和其他许多职业一样，都会有一个不断学习、成长和进步的过程。”阿银认为，一名成功的电竞职业选手，应该有其过硬的电竞实力和端正的职业态度，再加上较高的综合素质，“如何不让年龄成为弊端，不让游戏成为‘原罪’，在目前这个阶段也仍将是我们的前进方向”。 新经济的创新模式之下，许多青年的潜能被激发，能力边界被不断拓展，从业年龄也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这就对职业发展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一方面对接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又能在后续发展中有明确的职业规划。 “要把促进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推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坤表示。 从共青团中央对新职业青年的调研来看，与传统职业相比，新职业在劳动关系、从业手段、就业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从合同雇工到劳务派遣、从实体服务到虚拟环境、从定时定点到随时随地，新职业的灵活性更强、自由度更高，一定程度上属于“浅就业”。 “我们传统行业，做一个项目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人来做，但‘新职业’的生命周期很短。”上海市人大代表韩若冰也注意到新职业随机、碎片化的特点。新行业有着极强的造富、造星能力，吸引了很多青年，“但对从业人员的引导和培训尚未跟上，他们迫切需要职业规划，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这些行业带来的负面效果就会显现”。 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式上，全国政协委员肖新光认为，要对应不同职业、岗位所需有所侧重，“有的岗位需要匹配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有的需要职业教育供给相应的专业技能，而有的不具有通用技能的职业属性，因此要因材施教”。 3.建立一种归属如果你关注网络文学，管平潮的名字你一定不陌生，他的作品《仙剑奇侠传》《仙风剑雨录》红透了网文圈。现在，和网络文学牵手已经18年的管平潮，又多了一个身份：作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在杭州白马湖畔的中国网络作家村当起了政协委员会客厅的“厅长”。 “在这个领域扎根久了，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一群体的声音值得倾听和关注，并且需要正确有力的引导。要让网络作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递者，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网络作家村政协委员会客厅成立后不久，就组织了“关爱新兴网络作家的成长”系列活动。在活动中，浙江省政协、作协代表，文学网站代表，网络文学作家代表共同探讨新时代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没想到一场简单的沙龙，能把网络文学生态链上的各端都凝聚起来。”管平潮希望通过政协委员会客厅这样的平台，能更多关注青年网络作家的成长，这些青年不像传统行业那样有所谓的“单位”，他们更需要一个组织来分享成长、交流困惑。 新职业为新经济赋能，给了青年更多实现自我的可能。像网络作家一样，很多青年通过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以此取得生活收入。《走向更好的自己：2019小镇青年报告》显示，“摄影师”“演员”“歌手”“情感博主”等曾经作为城市青年寄托艺术情怀的职业，如今成为小镇青年的真实生活。正是新业态的出现和成长，为他们提供了依托“空闲经济”实现职业发展的可能。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分散的分布状态和频繁的互联网使用，容易模糊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影响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 山东省政协委员张法水也关注到了新职业青年的归属感问题，“新职业青年相对于传统从业领域，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比较新，大多是体制外的，社会支持网络也相对弱。建议拓宽新职业青年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途径，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总体来说，他们对未来社会流动和职业前景持积极态度，但近半数对工作所在地缺乏归属感，也说明他们在职业认同和社会融合存在一定问题。”朱迪说。 4.提供一份保障常凯3年前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每一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和身边的很多骑手一样，常凯希望能在北京多挣点钱，然后回老家做个买卖成家立业，或者找一份更稳定一点的工作。 这几年在线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外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元素之一，再加上之前媒体的报道让大家关注到了骑手们的生存境遇，“多了很多理解和尊重”，这让常凯倍感温暖。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还作为行业代表，成为一名全国青联委员。 常凯和很多同行聊过，如果不干骑手了，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最让他们担心的，还是每天在大街上“裸奔”，每天3元的意外险，都还是从自己工资里扣，父母和亲朋也都很担心他的安全，“心里不踏实”。 有数据显示，2020年，饿了么平台注册的网约配送员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47%，八成来自农村。美团平台网约配送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达到24.7%，有25.7万人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朱迪也在调研中发现，新职业青年往往工作时间长、压力大、风险高，主观评估失业可能性高于一般在职青年，他们生活的压力则主要来自收入、住房和子女教育，“他们中有近七成表示未来可能返乡工作，返乡后大多数选择创业或做小买卖”。 现实是，新职业青年不全是前沿科技的弄潮儿，不全是高薪小众的职业玩家，不全新颖、时尚、潮流、炫酷、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更多是扎根生活的寻常青年，需要面对一日三餐、生老病死。 如何为这些青年筑好巢、引好路、兜好底，成为很多代表委员及专家关注的问题。 团中央的调研报告显示，新职业青年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务排在前三位的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维护劳动权益、完善相应就业政策和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认为，新职业要发展好，需要配套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监管体制，保障新职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才能引导建立良性循环的市场竞争和社会服务关系。 俞海萍/光明日报

来源：检察日报短视频袭来，别让孩子危险“逐浪”徐日丹 刘亭亭 郭璐璐14岁女孩早恋生子、全网最小二胎妈妈等视频信息登上直播热门；11岁女孩花200万元打赏网络主播；平台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短视频风口来袭，此类涉未成年人事件屡见报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备受关注。短视频时代，如何加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如何为未成年人创造清朗的视听环境？如何实现多元共治？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逐渐完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设置了“网络保护”专章，但实践中一些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有待完善，建议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避免让缺少自我防御能力的未成年人在互联网的大潮里“危险地逐浪”。锁紧信息“安全锁”建议推进专门立法，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信息处理者行为，强化行业自律。注重提升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准确把握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2020年5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93.1%。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达到74.0%，其中有上网手机的为63.6%。在享受上网便利的同时，未成年人也面临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违规使用的困境。作为来自教育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学校副校长杨琴说，现在的青少年是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人，网络已渗透到他们学习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发达的网络、铺天盖地的资讯，让孩子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接受新鲜事物越来越便捷高效。不过，网络信息良莠混杂，有时也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净化网络环境，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清朗的网络空间尤为必要。今年3月底，“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短视频直播App青少年保护测评报告》(下称《报告》)，对20款短视频直播类App进行测评。其中提到，所测评的App均有专门未成年人保护章节，但仅有5款App以独立文件形式详细告知如何收集、使用、存储、共享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有不到三成App承诺“未经监护人单独同意，不会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用于营销”，但没有一款App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生物识别信息，如人脸识别、声纹识别等单独作出保护性承诺。“时代迅速发展，成年人都应接不暇，更何况是未成年人？有些‘侵蚀’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专门利用未成年人赚取流量、以未成年人为消费群体设置营销内容等。不能让缺少自我防御能力的未成年人在互联网的大潮里危险地‘逐浪’。”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坦言，从整体看，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程度在逐步提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对涉及未成年人网络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但一些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还不够细致，保护机制还不到位。记者注意到，针对某知名短视频公司存在的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问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曾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由杭州互联网法院出具调解书后结案。检察机关就该案提出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诉求，短视频公司均无异议，并及时对存在问题全面进行整改。据悉，这是全国首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方燕也关注到了这起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该案既是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也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典型案例，二者的效应结合起来，对利用或者随意使用、消费未成年人信息的行为具有警示作用。”她建议推进专门立法，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信息处理者行为，强化行业自律。同时，注重提升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准确把握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信息处理者通过网络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副教授郑宁补充说，目前人脸识别技术不成熟，平台对于生物信息采集应该更加慎重，采取更好的替代措施，保护好未成年人信息。“有必要强化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学坤看来，关键是要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倒逼网络服务提供者遵守法律规定的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原则和规则，切实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义务。严把“少儿不宜”内容审核关及时甄别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并及时进行提示，建议完善立法，明确界定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的范围和甄别提示的时效性要求，从法律和技术两个方面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法定义务。在涉未成年人视频内容审核方面，《报告》提到，部分短视频平台用户在上传包含儿童裸露镜头的视频时，App无任何提示即可通过审核顺利发布。有七成App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举报机制，有些平台未成年人举证机制和成人共用一个机制，一般承诺15日内进行反馈。将于今年6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监管的难点在于网络信息的上传快、传播快、删除快，可以病毒式无限传播。”方燕告诉记者，在用户法律意识淡薄、平台又审核不严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侵犯是容易的。而信息一旦上传，可以无限次地公开传播、永久下载存储，有些会对被侵害人及其家人造成不可消除的损害。发布者事后可以随意删除，但网络取证需要及时、有效，这也给证据的固定以及诉讼中证据的认定增大了难度。基于此，压实平台责任显得格外必要。方燕建议平台首页滚动播放设置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宣传语、警示语，同时完善追责机制，成立专门负责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专项小组，对未成年人侵权事件的责任追究落实到个人。要扩大在未成年人隐私受到侵犯时可以提起诉讼的追责主体范围，畅通原告在法院诉讼时的立案通道，快捷、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王学坤也强调，及时甄别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并及时进行提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义务，建议完善立法，明确界定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的范围和甄别提示的时效性要求，从法律和技术两个方面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法定义务。青少年保护模式是通过技术手段织密“保护网”，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和网络，具体包括时间锁、禁止直播和充值打赏、限制内容等。不过，实践中有些平台的青少年保护模式流于形式。《报告》显示，所测评的App中85%的平台有青少年保护模式可供选择，其中除1款App外，其余均设有时间锁限制或禁用时段。但是，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的时间锁等功能很容易被“绕过”，只需输入密码即可解除限制的App数量高达15款。选择青少年模式后的内容池仅有少量视频，且更新慢，甚至有平台没有任何功能可以使用，这变相使得未成年人为了获取更多内容而“绕道走”。杨琴格外关注App中青少年模式的推行情况。“好的模式不能形同虚设。”结合身边一起未成年人因沉迷网络游戏酿成悲剧的事例，杨琴建议，进一步规范约束网络游戏运营，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入口设置门槛，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权益的不法行为。“平台有必要加强技术投入，控制青少年上网总时长，允许监护人远程控制，并且提高密码难度，防止轻易被破解，避免卸载后重装即可绕开青少年模式的缺陷。”郑宁同时建议，监管机构应通过行政指导、发布标准、执法检查等方式督促平台履责，行业协会应积极制定自治规范，对平台采取青少年模式的情况进行评估，并通过信用监管等方式对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惩治。筑牢直播“防火墙”解决未成年人打赏问题，需要形成共治的共识与体系，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督管理，探索设立单次打赏的最高限额和单个银行账户打赏的最高限额，既可防止网民利用打赏进行利益输送，又可避免未成年人因为高额打赏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主播后，相关钱款能否追回？”该话题曾在网上引发舆论热议。“在与短视频直播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中，比较集中的就是打赏、充值类的内容，我们受理的涉未成年人网络交易纠纷的案件集中于此。”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刘更超说，现实生活中，如果有未成年人去商店巨额消费，通常情况下，商店老板会思考“这是一个孩子”的问题，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在无监护人看管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线上进行高额打赏，反而“找”不到责任人。为此，在一片争议声中，有平台探索禁止未成年人直播充值打赏。《报告》提到，在20款参与测评的短视频直播类App中，17款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关闭了直播开通和打赏充值功能，未成年人往往选择正常模式来观看短视频、直播，其中半数被测App存在鼓励、引诱用户打赏的情况。有直播平台尽管在充值页面有未成年人禁止充值消费的提醒，但实际在观看直播过程中还弹窗提示“主播戳了下你”，附上诱导消费的充值框。“如果不下决心去做这个事，保护就难以到位。”刘更超认为，短视频直播类App的技术、服务、内容全部都是由企业提供，企业应该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承担更多的主体责任。针对因未成年人打赏引发的纠纷问题，最高法出台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明确指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方燕表示，未成年人因心智不成熟、无抗风险意识等原因，容易冲动消费、过度消费。赋予其监护人撤销权，一方面可以保护未成年人，一方面有助于督促商家针对未成年人的消费承担起必要的提醒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虽然法律有相关规定，但实践中仍可能面临举证难问题，建议法院出具要求商家进行配合的配合调查令，要求商家提供打赏资金入账账户的个人信息、账户信息，方便受害人挽回损失。”方燕补充说。王学坤也直言，在涉及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纠纷中，由于“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案件举证规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求网络直播平台退款时，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举证难，有时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在王学坤看来，解决未成年人打赏问题，需要形成共治的共识与体系，系统地解决问题。应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督管理，探索设立单次打赏的最高限额和单个银行账户打赏的最高限额，既可防止网民利用打赏进行利益输送，又可避免未成年人因为高额打赏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要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教育，学校和未成年人监护人都要对未成年人进行防骗、防冲动消费的教育。

短视频袭来，别让孩子危险“逐浪”徐日丹 刘亭亭 郭璐璐14岁女孩早恋生子、全网最小二胎妈妈等视频信息登上直播热门；11岁女孩花200万元打赏网络主播；平台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短视频风口来袭，此类涉未成年人事件屡见报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备受关注。短视频时代，如何加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如何为未成年人创造清朗的视听环境？如何实现多元共治？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逐渐完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设置了“网络保护”专章，但实践中一些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有待完善，建议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避免让缺少自我防御能力的未成年人在互联网的大潮里“危险地逐浪”。锁紧信息“安全锁”建议推进专门立法，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信息处理者行为，强化行业自律。注重提升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准确把握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2020年5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93.1%。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达到74.0%，其中有上网手机的为63.6%。在享受上网便利的同时，未成年人也面临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违规使用的困境。作为来自教育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学校副校长杨琴说，现在的青少年是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人，网络已渗透到他们学习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发达的网络、铺天盖地的资讯，让孩子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接受新鲜事物越来越便捷高效。不过，网络信息良莠混杂，有时也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净化网络环境，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清朗的网络空间尤为必要。今年3月底，“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短视频直播App青少年保护测评报告》(下称《报告》)，对20款短视频直播类App进行测评。其中提到，所测评的App均有专门未成年人保护章节，但仅有5款App以独立文件形式详细告知如何收集、使用、存储、共享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有不到三成App承诺“未经监护人单独同意，不会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用于营销”，但没有一款App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生物识别信息，如人脸识别、声纹识别等单独作出保护性承诺。“时代迅速发展，成年人都应接不暇，更何况是未成年人？有些‘侵蚀’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专门利用未成年人赚取流量、以未成年人为消费群体设置营销内容等。不能让缺少自我防御能力的未成年人在互联网的大潮里危险地‘逐浪’。”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坦言，从整体看，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程度在逐步提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对涉及未成年人网络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但一些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还不够细致，保护机制还不到位。记者注意到，针对某知名短视频公司存在的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问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曾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由杭州互联网法院出具调解书后结案。检察机关就该案提出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诉求，短视频公司均无异议，并及时对存在问题全面进行整改。据悉，这是全国首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方燕也关注到了这起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该案既是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也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典型案例，二者的效应结合起来，对利用或者随意使用、消费未成年人信息的行为具有警示作用。”她建议推进专门立法，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信息处理者行为，强化行业自律。同时，注重提升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准确把握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信息处理者通过网络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副教授郑宁补充说，目前人脸识别技术不成熟，平台对于生物信息采集应该更加慎重，采取更好的替代措施，保护好未成年人信息。“有必要强化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学坤看来，关键是要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倒逼网络服务提供者遵守法律规定的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原则和规则，切实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义务。严把“少儿不宜”内容审核关及时甄别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并及时进行提示，建议完善立法，明确界定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的范围和甄别提示的时效性要求，从法律和技术两个方面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法定义务。在涉未成年人视频内容审核方面，《报告》提到，部分短视频平台用户在上传包含儿童裸露镜头的视频时，App无任何提示即可通过审核顺利发布。有七成App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举报机制，有些平台未成年人举证机制和成人共用一个机制，一般承诺15日内进行反馈。将于今年6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监管的难点在于网络信息的上传快、传播快、删除快，可以病毒式无限传播。”方燕告诉记者，在用户法律意识淡薄、平台又审核不严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侵犯是容易的。而信息一旦上传，可以无限次地公开传播、永久下载存储，有些会对被侵害人及其家人造成不可消除的损害。发布者事后可以随意删除，但网络取证需要及时、有效，这也给证据的固定以及诉讼中证据的认定增大了难度。基于此，压实平台责任显得格外必要。方燕建议平台首页滚动播放设置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宣传语、警示语，同时完善追责机制，成立专门负责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专项小组，对未成年人侵权事件的责任追究落实到个人。要扩大在未成年人隐私受到侵犯时可以提起诉讼的追责主体范围，畅通原告在法院诉讼时的立案通道，快捷、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王学坤也强调，及时甄别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并及时进行提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义务，建议完善立法，明确界定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的范围和甄别提示的时效性要求，从法律和技术两个方面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法定义务。青少年保护模式是通过技术手段织密“保护网”，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和网络，具体包括时间锁、禁止直播和充值打赏、限制内容等。不过，实践中有些平台的青少年保护模式流于形式。《报告》显示，所测评的App中85%的平台有青少年保护模式可供选择，其中除1款App外，其余均设有时间锁限制或禁用时段。但是，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的时间锁等功能很容易被“绕过”，只需输入密码即可解除限制的App数量高达15款。选择青少年模式后的内容池仅有少量视频，且更新慢，甚至有平台没有任何功能可以使用，这变相使得未成年人为了获取更多内容而“绕道走”。杨琴格外关注App中青少年模式的推行情况。“好的模式不能形同虚设。”结合身边一起未成年人因沉迷网络游戏酿成悲剧的事例，杨琴建议，进一步规范约束网络游戏运营，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入口设置门槛，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权益的不法行为。“平台有必要加强技术投入，控制青少年上网总时长，允许监护人远程控制，并且提高密码难度，防止轻易被破解，避免卸载后重装即可绕开青少年模式的缺陷。”郑宁同时建议，监管机构应通过行政指导、发布标准、执法检查等方式督促平台履责，行业协会应积极制定自治规范，对平台采取青少年模式的情况进行评估，并通过信用监管等方式对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惩治。筑牢直播“防火墙”解决未成年人打赏问题，需要形成共治的共识与体系，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督管理，探索设立单次打赏的最高限额和单个银行账户打赏的最高限额，既可防止网民利用打赏进行利益输送，又可避免未成年人因为高额打赏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主播后，相关钱款能否追回？”该话题曾在网上引发舆论热议。“在与短视频直播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中，比较集中的就是打赏、充值类的内容，我们受理的涉未成年人网络交易纠纷的案件集中于此。”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刘更超说，现实生活中，如果有未成年人去商店巨额消费，通常情况下，商店老板会思考“这是一个孩子”的问题，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在无监护人看管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线上进行高额打赏，反而“找”不到责任人。为此，在一片争议声中，有平台探索禁止未成年人直播充值打赏。《报告》提到，在20款参与测评的短视频直播类App中，17款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关闭了直播开通和打赏充值功能，未成年人往往选择正常模式来观看短视频、直播，其中半数被测App存在鼓励、引诱用户打赏的情况。有直播平台尽管在充值页面有未成年人禁止充值消费的提醒，但实际在观看直播过程中还弹窗提示“主播戳了下你”，附上诱导消费的充值框。“如果不下决心去做这个事，保护就难以到位。”刘更超认为，短视频直播类App的技术、服务、内容全部都是由企业提供，企业应该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承担更多的主体责任。针对因未成年人打赏引发的纠纷问题，最高法出台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明确指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方燕表示，未成年人因心智不成熟、无抗风险意识等原因，容易冲动消费、过度消费。赋予其监护人撤销权，一方面可以保护未成年人，一方面有助于督促商家针对未成年人的消费承担起必要的提醒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虽然法律有相关规定，但实践中仍可能面临举证难问题，建议法院出具要求商家进行配合的配合调查令，要求商家提供打赏资金入账账户的个人信息、账户信息，方便受害人挽回损失。”方燕补充说。王学坤也直言，在涉及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纠纷中，由于“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案件举证规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求网络直播平台退款时，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举证难，有时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在王学坤看来，解决未成年人打赏问题，需要形成共治的共识与体系，系统地解决问题。应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督管理，探索设立单次打赏的最高限额和单个银行账户打赏的最高限额，既可防止网民利用打赏进行利益输送，又可避免未成年人因为高额打赏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要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教育，学校和未成年人监护人都要对未成年人进行防骗、防冲动消费的教育。来源：检察日报

14岁女孩早恋生子、全网最小二胎妈妈等视频信息登上直播热门；11岁女孩花200万元打赏网络主播；平台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短视频风口来袭，此类涉未成年人事件屡见报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备受关注。短视频时代，如何加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如何为未成年人创造清朗的视听环境？如何实现多元共治？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逐渐完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设置了“网络保护”专章，但实践中一些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有待完善，建议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避免让缺少自我防御能力的未成年人在互联网的大潮里“危险地逐浪”。锁紧信息“安全锁”建议推进专门立法，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信息处理者行为，强化行业自律。注重提升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准确把握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2020年5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93.1%。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达到74.0%，其中有上网手机的为63.6%。在享受上网便利的同时，未成年人也面临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违规使用的困境。作为来自教育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学校副校长杨琴说，现在的青少年是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人，网络已渗透到他们学习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发达的网络、铺天盖地的资讯，让孩子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接受新鲜事物越来越便捷高效。不过，网络信息良莠混杂，有时也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净化网络环境，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清朗的网络空间尤为必要。今年3月底，“南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短视频直播App青少年保护测评报告》(下称《报告》)，对20款短视频直播类App进行测评。其中提到，所测评的App均有专门未成年人保护章节，但仅有5款App以独立文件形式详细告知如何收集、使用、存储、共享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有不到三成App承诺“未经监护人单独同意，不会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用于营销”，但没有一款App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生物识别信息，如人脸识别、声纹识别等单独作出保护性承诺。“时代迅速发展，成年人都应接不暇，更何况是未成年人？有些‘侵蚀’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专门利用未成年人赚取流量、以未成年人为消费群体设置营销内容等。不能让缺少自我防御能力的未成年人在互联网的大潮里危险地‘逐浪’。”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坦言，从整体看，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程度在逐步提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对涉及未成年人网络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但一些平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还不够细致，保护机制还不到位。记者注意到，针对某知名短视频公司存在的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问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曾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由杭州互联网法院出具调解书后结案。检察机关就该案提出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诉求，短视频公司均无异议，并及时对存在问题全面进行整改。据悉，这是全国首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方燕也关注到了这起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该案既是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也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典型案例，二者的效应结合起来，对利用或者随意使用、消费未成年人信息的行为具有警示作用。”她建议推进专门立法，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信息处理者行为，强化行业自律。同时，注重提升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准确把握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信息处理者通过网络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副教授郑宁补充说，目前人脸识别技术不成熟，平台对于生物信息采集应该更加慎重，采取更好的替代措施，保护好未成年人信息。“有必要强化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疏于保护或违法获取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学坤看来，关键是要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倒逼网络服务提供者遵守法律规定的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原则和规则，切实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义务。严把“少儿不宜”内容审核关及时甄别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并及时进行提示，建议完善立法，明确界定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的范围和甄别提示的时效性要求，从法律和技术两个方面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法定义务。在涉未成年人视频内容审核方面，《报告》提到，部分短视频平台用户在上传包含儿童裸露镜头的视频时，App无任何提示即可通过审核顺利发布。有七成App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举报机制，有些平台未成年人举证机制和成人共用一个机制，一般承诺15日内进行反馈。将于今年6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监管的难点在于网络信息的上传快、传播快、删除快，可以病毒式无限传播。”方燕告诉记者，在用户法律意识淡薄、平台又审核不严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侵犯是容易的。而信息一旦上传，可以无限次地公开传播、永久下载存储，有些会对被侵害人及其家人造成不可消除的损害。发布者事后可以随意删除，但网络取证需要及时、有效，这也给证据的固定以及诉讼中证据的认定增大了难度。基于此，压实平台责任显得格外必要。方燕建议平台首页滚动播放设置对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宣传语、警示语，同时完善追责机制，成立专门负责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专项小组，对未成年人侵权事件的责任追究落实到个人。要扩大在未成年人隐私受到侵犯时可以提起诉讼的追责主体范围，畅通原告在法院诉讼时的立案通道，快捷、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王学坤也强调，及时甄别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并及时进行提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义务，建议完善立法，明确界定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的范围和甄别提示的时效性要求，从法律和技术两个方面督促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法定义务。青少年保护模式是通过技术手段织密“保护网”，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和网络，具体包括时间锁、禁止直播和充值打赏、限制内容等。不过，实践中有些平台的青少年保护模式流于形式。《报告》显示，所测评的App中85%的平台有青少年保护模式可供选择，其中除1款App外，其余均设有时间锁限制或禁用时段。但是，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的时间锁等功能很容易被“绕过”，只需输入密码即可解除限制的App数量高达15款。选择青少年模式后的内容池仅有少量视频，且更新慢，甚至有平台没有任何功能可以使用，这变相使得未成年人为了获取更多内容而“绕道走”。杨琴格外关注App中青少年模式的推行情况。“好的模式不能形同虚设。”结合身边一起未成年人因沉迷网络游戏酿成悲剧的事例，杨琴建议，进一步规范约束网络游戏运营，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入口设置门槛，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权益的不法行为。“平台有必要加强技术投入，控制青少年上网总时长，允许监护人远程控制，并且提高密码难度，防止轻易被破解，避免卸载后重装即可绕开青少年模式的缺陷。”郑宁同时建议，监管机构应通过行政指导、发布标准、执法检查等方式督促平台履责，行业协会应积极制定自治规范，对平台采取青少年模式的情况进行评估，并通过信用监管等方式对违法违规的行为进行惩治。筑牢直播“防火墙”解决未成年人打赏问题，需要形成共治的共识与体系，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督管理，探索设立单次打赏的最高限额和单个银行账户打赏的最高限额，既可防止网民利用打赏进行利益输送，又可避免未成年人因为高额打赏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主播后，相关钱款能否追回？”该话题曾在网上引发舆论热议。“在与短视频直播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中，比较集中的就是打赏、充值类的内容，我们受理的涉未成年人网络交易纠纷的案件集中于此。”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刘更超说，现实生活中，如果有未成年人去商店巨额消费，通常情况下，商店老板会思考“这是一个孩子”的问题，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在无监护人看管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线上进行高额打赏，反而“找”不到责任人。为此，在一片争议声中，有平台探索禁止未成年人直播充值打赏。《报告》提到，在20款参与测评的短视频直播类App中，17款在青少年保护模式下关闭了直播开通和打赏充值功能，未成年人往往选择正常模式来观看短视频、直播，其中半数被测App存在鼓励、引诱用户打赏的情况。有直播平台尽管在充值页面有未成年人禁止充值消费的提醒，但实际在观看直播过程中还弹窗提示“主播戳了下你”，附上诱导消费的充值框。“如果不下决心去做这个事，保护就难以到位。”刘更超认为，短视频直播类App的技术、服务、内容全部都是由企业提供，企业应该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承担更多的主体责任。针对因未成年人打赏引发的纠纷问题，最高法出台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明确指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方燕表示，未成年人因心智不成熟、无抗风险意识等原因，容易冲动消费、过度消费。赋予其监护人撤销权，一方面可以保护未成年人，一方面有助于督促商家针对未成年人的消费承担起必要的提醒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虽然法律有相关规定，但实践中仍可能面临举证难问题，建议法院出具要求商家进行配合的配合调查令，要求商家提供打赏资金入账账户的个人信息、账户信息，方便受害人挽回损失。”方燕补充说。王学坤也直言，在涉及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纠纷中，由于“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案件举证规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求网络直播平台退款时，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举证难，有时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在王学坤看来，解决未成年人打赏问题，需要形成共治的共识与体系，系统地解决问题。应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督管理，探索设立单次打赏的最高限额和单个银行账户打赏的最高限额，既可防止网民利用打赏进行利益输送，又可避免未成年人因为高额打赏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要加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教育，学校和未成年人监护人都要对未成年人进行防骗、防冲动消费的教育。来源：检察日报

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突如其来。作为新职业从业主体，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职业观念和生活特征，不仅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更关系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共青团中央为此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促进新职业青年成长发展的团体提案，这个话题引起了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新职业青年如何破解“成长的烦恼”供应链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化管理师、物联网安装调试员，他们是科技潮流的新生力量；网约配送员、公共营养师、农业经理人、城市网格管理员、在线学习服务师，他们让生活便利多彩；职业UP主、社区主播、全媒体运营师，他们是奇思妙想的潮酷玩家。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为一大批形态多样、分工精细的新职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新职业从业人员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容忽视的群体：2018年，第三产业中数字经济就业岗位13426万个，同比增加16.6%。2019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达到7800万人。这个庞大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新职业群体，一方面，紧跟科技前沿，密集诞生于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向下扎根，在数字经济和大众消费融合发展的催生下，在生活服务业中大量涌现。3月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易货师、调饮师、密码技术应用员、碳排放管理员、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18个新职业信息。至此，仅2019年以来，就有4批56个新职业纳入“职业版图”。向上是梦想，向下是生活。这些青年的职业生态如何？会有怎样的“成长的烦恼”？1.代表一个趋势王永博是中建二局二公司郑州中建智城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维护管理部经理，就是这一批被“转正”的新职业从业者——管廊运维员，“中国管廊里程极速增长，管廊运维更具专业性。纳入新职业，说明社会管廊运营管理人才的需求较大，也更加受到重视，对管廊运营企业和个人都是利好”。和管廊运维员一样，新职业的出现并非短期现象，也不是职业内容的简单更新，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前沿方向，更是技术进步、组织与商业模式变革以及需求升级带来的长期趋势。“新职业青年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领域、新行业的晴雨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阳认为，从当前来看，无论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一端还是在需求侧管理一端，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对未来5年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长期关注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此次‘转正’的新职业，大多与互联网新技术以及相关的社区治理和服务联系密切，将进一步扩展以Z世代青年为主体的新阶层。”朱健刚介绍，所谓Z世代，是指在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深受互联网、即时通信、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他们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在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电子化等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享受着空前丰裕的物质文明、愈加开放的精神世界以及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朱健刚说。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新职业青年获得了全方位的科技赋能，他们密集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领域，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也成了这个时代成长与发展的需要。“新职业的发布，对于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促进就业创业、引领职业教育培训改革、推动产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参加了此次和团中央合作的调研，她认为，被列入新职业之后，相关部门就会开发职业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这对于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因为纳入职业大典的意义重大，朱迪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新职业跟传统职业的区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前瞻性。”2.助力一次成长阿银是成都AG超玩会电竞战队的运营主管，队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1岁。此前很多媒体都关注到电竞职业选手的教育问题。“这一点上需要俱乐部和赛事联盟乃至整个电竞行业环境等多方面的正向引导。”在阿银看来，近5年电竞产业在中国发展迅速，电竞选手在职业生涯期间的成长、教育和保障，以及在退役后的人生规划，都较以前有了比较系统的改善。在阿银和她的小伙伴们看来，收获财富之外，发现自我、持续进阶，是他们被新经济赋能的更大意义。“和其他许多职业一样，都会有一个不断学习、成长和进步的过程。”阿银认为，一名成功的电竞职业选手，应该有其过硬的电竞实力和端正的职业态度，再加上较高的综合素质，“如何不让年龄成为弊端，不让游戏成为‘原罪’，在目前这个阶段也仍将是我们的前进方向”。新经济的创新模式之下，许多青年的潜能被激发，能力边界被不断拓展，从业年龄也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这就对职业发展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一方面对接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又能在后续发展中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要把促进新职业青年的成长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推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坤表示。从共青团中央对新职业青年的调研来看，与传统职业相比，新职业在劳动关系、从业手段、就业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从合同雇工到劳务派遣、从实体服务到虚拟环境、从定时定点到随时随地，新职业的灵活性更强、自由度更高，一定程度上属于“浅就业”。“我们传统行业，做一个项目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人来做，但‘新职业’的生命周期很短。”上海市人大代表韩若冰也注意到新职业随机、碎片化的特点。新行业有着极强的造富、造星能力，吸引了很多青年，“但对从业人员的引导和培训尚未跟上，他们迫切需要职业规划，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这些行业带来的负面效果就会显现”。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式上，全国政协委员肖新光认为，要对应不同职业、岗位所需有所侧重，“有的岗位需要匹配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有的需要职业教育供给相应的专业技能，而有的不具有通用技能的职业属性，因此要因材施教”。3.建立一种归属如果你关注网络文学，管平潮的名字你一定不陌生，他的作品《仙剑奇侠传》《仙风剑雨录》红透了网文圈。现在，和网络文学牵手已经18年的管平潮，又多了一个身份：作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在杭州白马湖畔的中国网络作家村当起了政协委员会客厅的“厅长”。“在这个领域扎根久了，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一群体的声音值得倾听和关注，并且需要正确有力的引导。要让网络作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递者，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网络作家村政协委员会客厅成立后不久，就组织了“关爱新兴网络作家的成长”系列活动。在活动中，浙江省政协、作协代表，文学网站代表，网络文学作家代表共同探讨新时代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没想到一场简单的沙龙，能把网络文学生态链上的各端都凝聚起来。”管平潮希望通过政协委员会客厅这样的平台，能更多关注青年网络作家的成长，这些青年不像传统行业那样有所谓的“单位”，他们更需要一个组织来分享成长、交流困惑。新职业为新经济赋能，给了青年更多实现自我的可能。像网络作家一样，很多青年通过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以此取得生活收入。《走向更好的自己：2019小镇青年报告》显示，“摄影师”“演员”“歌手”“情感博主”等曾经作为城市青年寄托艺术情怀的职业，如今成为小镇青年的真实生活。正是新业态的出现和成长，为他们提供了依托“空闲经济”实现职业发展的可能。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分散的分布状态和频繁的互联网使用，容易模糊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影响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山东省政协委员张法水也关注到了新职业青年的归属感问题，“新职业青年相对于传统从业领域，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比较新，大多是体制外的，社会支持网络也相对弱。建议拓宽新职业青年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途径，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总体来说，他们对未来社会流动和职业前景持积极态度，但近半数对工作所在地缺乏归属感，也说明他们在职业认同和社会融合存在一定问题。”朱迪说。4.提供一份保障常凯3年前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每一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和身边的很多骑手一样，常凯希望能在北京多挣点钱，然后回老家做个买卖成家立业，或者找一份更稳定一点的工作。这几年在线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外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元素之一，再加上之前媒体的报道让大家关注到了骑手们的生存境遇，“多了很多理解和尊重”，这让常凯倍感温暖。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还作为行业代表，成为一名全国青联委员。常凯和很多同行聊过，如果不干骑手了，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最让他们担心的，还是每天在大街上“裸奔”，每天3元的意外险，都还是从自己工资里扣，父母和亲朋也都很担心他的安全，“心里不踏实”。有数据显示，2020年，饿了么平台注册的网约配送员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47%，八成来自农村。美团平台网约配送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达到24.7%，有25.7万人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朱迪也在调研中发现，新职业青年往往工作时间长、压力大、风险高，主观评估失业可能性高于一般在职青年，他们生活的压力则主要来自收入、住房和子女教育，“他们中有近七成表示未来可能返乡工作，返乡后大多数选择创业或做小买卖”。现实是，新职业青年不全是前沿科技的弄潮儿，不全是高薪小众的职业玩家，不全新颖、时尚、潮流、炫酷、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更多是扎根生活的寻常青年，需要面对一日三餐、生老病死。如何为这些青年筑好巢、引好路、兜好底，成为很多代表委员及专家关注的问题。团中央的调研报告显示，新职业青年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务排在前三位的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维护劳动权益、完善相应就业政策和服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认为，新职业要发展好，需要配套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监管体制，保障新职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才能引导建立良性循环的市场竞争和社会服务关系。（记者 俞海萍）来源：光明日报

85.5%受访者明确青少年需要培养“阳刚之气”如何培养青少年的“阳刚之气”，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教育部此前表示，将“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1519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5%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青少年需要培养“阳刚之气”，86.8%的受访者认为要注重增强责任意识、团队精神。中国医科大学大四学生祝翔(化名)认为，青少年应该是蓬勃向上、富有朝气的。“不管是军训还是攀岩等运动，都能提高青少年的体力和毅力”。调查中，85.5%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青少年需要培养“阳刚之气”，4.6%的受访者觉得不需要，9.9%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我们做过一个90后和00后的对比研究，00后更关注自我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自我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关注外在。但也有一些导向不够积极正确，比如说性格上不能吃苦、经常哭、很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青少年追星对他们影响很大，而且，从小学到初中，在最需要发展性格和气质的性格奠基阶段，女性陪伴比较多。男性带孩子和女性不一样，会有更多探索性、冒险性的行为。如果成年人对孩子过度保护，孩子从小没有吃苦、没有冒险，性格也会更软弱一些。祝翔觉得当下“阴柔化”的男性偶像受追捧，会对人们的审美产生影响。当下一些“阴柔化”的男性偶像受追捧，调查中，65.7%的受访者觉得是受日韩文娱影响，61.4%的受访者认为是互联网的眼球效应，38.2%的受访者觉得跟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有关，37.9%的受访者认为是受一些公众人物的影响，30.7%的受访者归因于当前女生越来越强势。浙江宁波某初中老师冯耀威(化名)说，现在的青少年很需要阳刚教育，所谓阳刚教育，主要是培养青少年坚强刚毅、勇敢担当的精神，健康乐观、合作学习的生活态度，志存高远、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浙江杭州某高中二年级学生徐晨晨(化名)认为，增加男老师的比例很有必要，同时要按时上体育课。祝翔认为，家长、学校要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倡大家做自立自强有“阳刚之气”的少年。加强阳刚教育，86.8%的受访者认为要注重增强责任意识、团队精神，76.0%的受访者认为要加强体能训练和理想教育，培养综合素质。受访者中，男性占44.3%，女性占55.7%。00后占25.5%，90后占38.6%，80后占29.0%，70后占6.0%。来源：中国青年报